那是一间位于山东临沂的，未完工的公寓。

34岁的林夕，和她7岁、9岁的女儿住在这里。她们需要攀爬22楼，绕过被锁住的围栏，不断向外面寻找水、电。

秋天，孩子们泡在塑料桶里，用热水和凉水混着洗澡；冬天，她们一周一次前往大众浴堂，一个人十五块。刚搬来时，这里没有门、没有窗户，穿堂风呼啸而过，她们在帐篷里度过了寒冷一夜。是邻居们的呼吁，施工队给她们装上门窗，她才有了家里的钥匙。

林夕每天都在视频平台分享入住烂尾楼的生活。直到第66天，一切迎来转变。烂尾近一年的小区复工，她们家也开始动工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对她表示感谢，认为她的态度影响了复工进程，也有人冷嘲热讽，为什么非要住在一个没有建好的屋里？林夕说，“没有人有权力指责我，这本来就是我的房子。”

事实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她奋斗了23年。这是一个关于坚韧和希望，一个如何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建造起自己避风港的故事。

以下是林夕的讲述：

第一夜，1个帐篷，母女三人

8月31日那一天，我带着女儿们，搬进了我们位于22楼的家。

两个女儿，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我2021年买房，就是希望我们仨能有个安定的容身之所。毕竟我14岁就步入社会打工，一直都在外面漂着。当时看好这个房子，也因为它离学校近。孩子们入学后，我们租的房子一直都在学校周围。

原定的交房日期是今年1月30日，有4栋交付了，剩下十几栋都没完工。我的那一栋，室内精装修大概完成了80%，就再没动过了。差不多每隔4、5天，我就骑着电动车，过去看工地上有没有人干活。明明知道没有动静，我还幻想屋里面会不会猫着一个人正在施工。来一次绝望一次，但如果不来的话，心里更难过。

林夕带着女儿住进了尚未完工的家。图 / 讲述者提供

有一次我进去楼里看，发现一屋子的建筑垃圾都没有人动，就打扫了一下。当时心里还嘀咕，要不是没有安装上下水，我挺想住进来的。谁知道没过几天，我就收到房东的信息，说那个房子我住了两年多了，他决定不再租了。

房东知道我买了房子，也知道我的房子烂尾了。他不忍心直接打电话，而是选择半夜11点多给我发消息。我看完后哭了一晚上。临沂市的房租价格是1200块往上走，租的这个房子是回迁房，月租只有740元。我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租房了，再便宜的房子也不好找，怎么去找？

最近这两年，我一直靠做各种零工挣钱。我曾经做过搬运工、装卸工，比如搬半天书，可以拿150块钱。工作的时候，母亲会帮我带孩子，作为回报，我会给她一笔钱。但后来，她突然撒手不管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我从今年6月停止了工作，自然也断掉了收入来源。

我看中了一个月租500块的房子。它在阁楼上，只有一张床，没有热水器、也没有空调，什么都不方便。毕竟还带着两个女儿，我觉得环境太差了。

我想，如果去租这样的房子，都爬上7楼了，我为什么不带着孩子爬到22楼。至少每个月不用再交房租。更何况，我烂尾的家里还大、还明亮，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贴了瓷砖的。无非就是没有门而已，去工地捡几个大木板挡起来，不是也一样吗？租阁楼还不如住烂尾楼，我就这样下定了决心。

我忙着赶紧把东西搬完，好跟房东交接。连着3天，我每天都在骑电动车搬家。那些锅碗瓢勺，我一小袋一小袋包起来，每天来回十几趟，晚上趁女儿睡觉了，我也还在搬。零碎的东西我陆续拿到了楼上，还有像洗衣机、种的花花草草等重物，没时间往上运，就直接放到了地面。从进单元门到电梯口、楼梯间，全都摆满了我杂七杂八的东西。

8月31日晚上7点，我终于把东西全部搬过来了。但那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电梯突然停了。北方的秋天，天黑得早。我和孩子们摸黑打着手电筒，爬到了22楼。我们都没有吃饭，家里什么都没有，考虑到吃得方便，我点了华莱士的外卖，10块钱2个汉堡的那种套餐。

我永远都忘不了搬进新家的那一天。白天就下着大雨，等晚上我们爬上楼的时候，已经是狂风暴雨了。我淋着雨下去给孩子拿了外卖。两个孩子坐在没有门窗，没有灯光的环境当中，吃着汉堡。她们平时很少吃汉堡，我问好吃吗，她们“嗯”的声音很小，点了点头。我翻看那时候的视频，都很想掉眼泪。

搬进新家的那天，外面狂风暴雨。图 / 《结婚礼服》

家里没有床，帐篷是我提前在网上买的。我寻思可以买一个大点的，就看中了一个2米4乘以2米4的帐篷，构想着里面不仅能容纳我们三个人睡觉，还可以放一个小桌子，白天她们能在里面吃饭。

林夕在网上买来睡觉的帐篷。图 / 讲述者提供

那天晚上，环境还是比我想象中更严峻。我们钻进帐篷里面，听到客厅和入户门吹着穿堂风。捡来的木板卡不住风，我又用梯子和塑料置物架一起挡在门口。风很大，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风。我们没有家具，狂风把装东西的袋子吹得咣咣响。我一点也睡不着，这就是住进来的地方吗，没有门和窗，屋里还那么冷。

我问孩子们怕不怕，她们说不怕，如果坏人上来，爬到22楼都得累死。

第二天，我去买了煤气罐、煤气灶。电梯还是没有开，我分别把它们扛了上去。煤气罐得放在肩上扛。后面几天，楼下的东西，我都慢慢搬了上去。

22层，120斤水

开发商最近一次的承诺是12月30日交房。我愿意再相信他们一次，因为我和女儿们，真的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来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刚住进来时，这里既没有入户门，阳台还是半封闭的，确实很危险。由于我是唯一回来住的人，邻居们知道了以后，要求施工方必须给我家装上门和窗。入住的第八天，门和窗安上了。又过了四五天，门上装了锁，我终于有了自家的钥匙。

好不容易住进来的家，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在这里生活。

每天早上6点起床，我会准备一些简单的早餐，比如煎面饼、下面条，或是煮个粥。去买菜的时候，我就买当天能吃完的菜，一天只买五块钱的肉。收拾得差不多，就又准备做晚饭，以及接女儿们放学回家了。

如果有电，全靠运气。安装大门的那几天，我们用上了临时电，之后家里即使偶尔来电，也经常发生断电的情况。住了一个多月，电梯也仅仅开过几次。

平时，我都用煤气灶炒菜，去楼下的充电桩插电饭煲。有时为了找到一个可用的插口，还得跑到别的小区“借”电。我们依靠太阳能照明设备度过每一天。太阳能板能储存电力，但遇到连续几天下雨的情况，不得不再去充电桩充电。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充电宝，能给一些小台灯供电，这样至少能在夜晚照亮我们的家。

林夕用楼下的充电桩插电饭煲。图 / 讲述者提供

白天的很多功夫，我都要去外面找水。已经交付的那4栋楼下有绿化用水，刚开始，我会去那里洗菜、洗碗、洗头、洗衣服，再提几桶水上来。附近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园，我就去公园的公厕里上厕所。我给孩子们买了一个塑料的马桶，她们上学后，我也提着小马桶去公园刷一刷。

楼下的绿化水很快就不能用了，我换到了公园。但第二次去公园的时候，我提着水桶刚走到门口，碰到了工作人员。他让我赶紧走，说这里是公共用水，不是洗衣服的地方。就这样，我得不断去更远的地方找水。

有住在附近的好心网友给我发信息，让我去他们家取水。因为我用水的时间不确定，每次得跑很多趟，我觉得会给别人添麻烦。小区4公里外一家汽修店的老板联系到我，说他们门店的水龙头位于店外，我可以随时去用。我特别感激他。我骑着电动车去那里，每次都带回两桶水。

最麻烦的其实是提水。楼下的工地被围栏挡住了，电动车没法进来，我在里面准备了一个手推车。从外面取完水，我需要先提水进工地，然后用手推车将水运回家。一个桶能装40斤水，所以每次我都是双手提着80斤的水，爬楼梯到22楼。每天需要这样往返两趟。

有一次接孩子回来后，楼下的两个桶不见了。我弄来了能装30斤的桶，对我来说，如果一只手提一个桶，60斤的水又太轻了。跑一趟已经够累了，这样我还需要来回跑好几趟。所以，我一只手提两个桶，也就是总共提120斤的水带回家。在平地上，120斤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是爬楼梯的时候又不行了，我只能提两个桶放上去，再休息一会儿。

林夕用一只手提两个桶，把120斤的水带回家。图 / 讲述者提供

孩子们洗澡，我就用蒸馒头的那种钢筋锅烧水，一般要烧6次。凉水跟热水兑在一起，孩子们就在塑料桶里泡澡。到了冬天以后，天气变冷了，我们就每周六去公共浴池洗澡，以前是9块9，后来涨价到15块钱一个人。

出行也是困难的。小区的围挡门经常被锁住，连那个可以钻进钻出的小豁口，也被用铁丝缠了几道。只有那4栋建好的楼，是可以走正常的绿化路，但它是被单独隔开的，如果绕道的话，得多花一公里的时间，走一条坑坑洼洼、泥泞坎坷的小路。

十一假期，我原本计划带孩子们出去玩，但工地上全是泥，我们决定留在家中。下午，她们还是想去楼下打篮球。下楼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围栏锁住的门不知被谁打开了，连旁边的豁口也被解开了，上面“禁止破坏围挡，违者后果自负”的告示也被撕掉了。两个闺女开心地出去逛，我还买了两个板凳带回家，但当我再次下楼提水时，发现门又被锁死了。

我有点生气，但心里想，就算有围栏，我也可以带着女儿穿过工地。只要小心点慢慢走，我们一样可以自由出行。

看到我在网上分享的视频，有网友评论，感觉我做了一个男人都做不了的事情。其实，在我的世界里，我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是女人。我就是一个人，在我生活的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以欺负我。我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刺猬，别人不敢来惹我，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十块钱过一周

我拼命赚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我奋斗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了这套房子。

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生病去世了。2001年，母亲改嫁，我们家三个姐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爷爷奶奶决定照顾我的大姐，二姐被托付给了大姨。至于我，由于无处可去，便随母亲一起搬到了另一个村庄，那年我11岁。

第二年，母亲就跟她的新家庭去了苏州生活。我一个人留在了她再婚的村庄。那个屋子有三间草房，一个破旧的院子。她每个星期给我10块钱的生活费。我在集市上买蔬菜、煎饼，一个饼能吃好几天。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孤儿，因为孤儿院里一天都有三顿饭，而我从12岁开始，就没有吃过早饭了。

村里的小孩嘲笑我是从外地来的，同学们也骂我没有爸爸妈妈。现在回头看，大家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可以理解他们还不懂事。但在当时，我对嘲笑我的同学都进行了反击。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打架，因为我从早到晚都被别人嘲笑，所以我从早到晚都在与他们争斗。

确实是那时候练就了我的性格，我从来不知道害怕，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就这样到14岁，母亲不愿意给我交学费了，我也受够了那种整天被嘲笑，连饭都吃不饱的环境。于是我去到苏州，开始打工。

从小的经历练就了林夕现在的性格。图 / 《明天，妈妈不在》

母亲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超市，东西放在宿舍后，她就走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我留。我准备上班，老板看到我穿的是农村的布鞋，告诉我得穿运动鞋。我从小就有一种心理，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难处。所以老板说完以后，我打算先去买双鞋。

我凭着记忆一路往回走，已经走到离母亲不远的地方。但那里有一个转盘，许多条路在我面前展开，我沿着其中一条路越走越远，直到下午，我完全迷路了。

我向一位阿姨问路，她说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车就可以了。阿姨正要离开时，我又叫住她，问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坐车。她可能猜到我没有钱，就给了我两个硬币。她真的给了我太大的帮助。我一天都没喝水了，坐车只要一个硬币，我用另一个硬币买了瓶水。我坐公交车回到母亲那里，她只是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失望透顶，决定自己找工作。

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初入社会很不适应，也换了很多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批发市场帮人家批发毛巾。工作太繁杂了，要记有英文字母的型号，我有点适应不了那个速度和数量。我又去一家玉石店里编绳，一个月有400块。干了几个月后，我觉得工资太少，就去一家机械工厂干了快半年。

攒到一点钱，我很想离开母亲的城市，就一个人去了北京。我现在还记忆深刻，下火车以后，我倒了两次公交车到了梆子井。我租到了个很破的房子，冬天零下十几度，床上除了木板，什么都没有。我舍不得买贵的，只买了一个很薄的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哪怕穿着衣服睡觉，都还是冻得头发懵。在北京工作需要身份证，我花了半个月都没找到。因为有个朋友在上海，我就坐火车过去了。

别的同龄人步入社会，也许是他们的父母想让他们有点生存技能，人家还有退路。但我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出来，就得拼命赚钱。

“我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图 / 《请寻找我》

记得上海那家工厂是计件工资制，比如一个小时做了200件，那就按两小时算。我凌晨4:30就到了工厂，中午5分钟吃完就接着干。厂里工作了两三年的老员工，一个月拿1800块，刚进去的工人最多也有1400快，但是我能拿3400块左右。发工资的时候，老板看上面的名单，就说，这个人是怎么做到一天24小时，却有33个小时的工时记录。

我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就一头在上海扎下去了。后来，我花了几万块钱学了化妆、美甲和整体造型。我在上海开的化妆店和饰品店，生意有赔有赚。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遇到了孩子的爸爸，后来我们有了女儿。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和他分开了。无论如何，孩子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两个女儿，四只脚，四只鞋

2020年，我带着女儿又去到了苏州，在一家技校门口开早餐店。

本来是只做早餐，但我觉得一天赚三四百块太少了。我在网上看配方，于是在中午卖凉皮。那条街上有很多卖凉皮的，但客人们都说我做的好吃。早晨赚三四百，中午卖凉皮又能赚三四百，我觉得还不够。下午，我开始卖炸串，紧接着六七点了，到晚上我又做夜宵，炒饭、炒面，还有馄饨什么都做。

每天晚上12:30收摊，但凌晨2:00，我还得起来进货。我骑着现在的电动车，慢速行驶在宽大的马路上。40分钟的车程，我都可以在车上睡着，有的时候车一晃就醒了。我在马路牙子上蹭过好几次。有一次我甚至骑到马路中间了，摔得特别严重，我就很难过。我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带着孩子，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以前一个人打拼的时候，就算生病，也是自己扛过去。记得19岁那年，有一次我发烧了，到夜里11点多，烧得快晕倒，必须得去医院了。我走到外面，蹲在路边，有出租车路过时，我连叫喊出来，以及伸手的力气都没有。我勉强挪到路中央，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发现了我，司机把我送到了医院。一直到从车上下来，进了医院的门，我失去了意识。

朦朦胧胧中感觉有护士在拍我的手，说我的手太凉了，找不到血管。我听见护士跟旁边的阿姨说，这个姑娘真可怜。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好惨。

我吃饭只是为了活着，但我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我一定要很努力，才能过上别人可能一出生就有的生活。那次躺在马路上，我想，如果我继续这样摔倒，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花3600块钱，买了一个意外死亡的保险。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给我的孩子快乐的生活，我要拼命给她们赚钱。

那时候我的小女儿2岁半，大女儿刚过4岁。我早晨、中午、下午到晚上都在忙，我发现两个孩子4只脚上穿的鞋子都是不一样的，她们身上也脏兮兮的。我租的房子大概不到10平方米，隔出了1米3的位置做高低床，上面一层放着平时开店的物料，我们娘仨挤在下层。床上连坐都坐不起来，衣服堆在另一头，睡觉时连脚都伸不开。姐姐领着妹妹玩，我们就那样生活着。

林夕的两个孩子。图 / 讲述者提供

有天突然有个邻居跑过来，说“快去看看，你的小女孩被车撞了”。我赶紧跑过去，看到妹妹坐在地上，抱着两个腿，车把她撞到好几米远以外。她的头上鼓了一个大包，眼皮里面有血。我抱着孩子仰天痛哭。女儿是被电动车撞的，一个小孩从胡同里面突然窜出来，我庆幸那不是汽车。我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完以后，马上就带着她们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不能再赚这个钱，不能因为赚钱让孩子有什么危险。回到临沂以后，从器械销售、快递员，到各种零工，我什么都做，只要能好好陪着孩子。

以前我没有想过买房子，我一直想的是回老家盖。16岁的时候，老家五六万就可以盖一个房子。我攒了七八万，回家却发现盖不了了。原来父亲去世后，属于我的耕地被村里收回了，宅基地也落入了奶奶名下。这几年，我一直都在争取。后来，村里同意将一部分宅基地归还给我，也同意归还耕地，但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谈好。

村里的事让我觉得寒心。2021年，我咬咬牙，把奋斗这么多年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我攒够了30万元，又借了10万元，一共首付40万元才买了现在这个房子。

房子买在22层，因为我很喜欢阳光。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心里很凄苦，但不管住在哪里，我都会买些花草草。我心里想，以后，那个能被阳光的照到的高层，就是我和女儿们的家了。

第66天，“先装你们家”

我每天都在发视频，记录住在烂尾楼的生活。正是这些视频，让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我，某种程度上为我提供了保护。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住在这里的重要经历，见证了我如何一步步整理屋子，迎来家里的转变。

每天晚上送女儿上散打课的时候，我就在楼下剪视频、写文案。送他们去学散打，算是我的私心，我希望她们也学会保护自己。两人一年的学费是7000块。一开始她们不是很喜欢，但练了几次后，都是自己要求去。

其实我一开始发视频，是看到抖音上的创作者计划，说只要作品有多少人浏览，一天能赚10块钱。我想如果每天能有10块、8块，还能给孩子买菜吃。

林夕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图 / 小红书截图

因为不专业，我几乎一整天都在弄。刚用手机剪视频的时候，我要剪六七个小时，到夜里12点才能弄完。我的手机内存又小，可能拍300分钟，再从里面扒拉3分钟。后来，我买了手机支架，提前把手机放在需要走过的路边，确定能够拍到。

慢慢熟练以后，那些镜头确实记录了我很多重要的时刻。

入住的第22天，那天电梯停了4次，家里的电停了5次。入住的第30天，围挡的门又被上了锁。入住的第59天，很多热心网友问我怎么取暖，原本不着急的我，被问得口腔溃疡了。入住的第63天，大女儿9岁生日，我觉得很亏欠……

拍视频记录下了家里停电的时刻。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入住的66天，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家，终于动工了。那一天，施工队来敲门，给我们家装了灶台和橱柜。孩子们回家后特别开心。负责人说，以后会先安装我们家。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再也不是烂尾房了。

入住第70天，我们家终于有水有电了。入住第73天，小区几乎全面复工了。

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家里等着，施工队随时可能来敲门。我一边等待，一边打扫卫生。家里总是特别脏，因为刚刚整理好一个地方，第二天工人就会来安装新的设施，需要再腾出空间给他们施工。我不停地收拾和打扫，心里却非常开心。家里已经发生了不小变化，所有房间的门都安好了，热水器也有了，我们娘儿仨可以在家洗热水澡了。

住在这里的这些日子，我还收到了很多来自社会的善意。有爱心企业说要给我们家做全屋定制，他们还帮我贴了房间里的瓷砖。床是邻居送的，小孩的书桌也是网络上的朋友给的。包括家里的沙发、取暖器、电饭锅，还有烧水壶，都是网友们寄来的。

这个房子已经跌了四五十万元了。之前我也想过退房，但开发商也没有钱了。如果退的话，只是鸡飞蛋打，我并不能拿到钱。我的房贷需要还20年。我现在的能力仅够支撑两个月，但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相信，凭着我20年在社会上的生存经验，我可以很快挣到钱。如果房子交付了，我就去夜市上去摆个小吃摊，每天赚个两三百块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静下来想，我最心疼的还是女儿们。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没有一点感觉到辛苦和悲惨。每天练散打，两个小时的体能课是很累的，还要爬22楼的楼梯，但她们五分钟就上楼了，比我爬得还快。

22楼的楼梯，孩子们还是跑得很快。图 / 讲述者提供

我最在意的是她们在学校里面，别人知不知道她们住在烂尾楼。我很在意她们的精神世界，好奇大家会怎么讨论这件事。大女儿开玩笑说，她的同学还说我有好多粉丝。我问她，有没有同学没说我们住的环境差，她说，我们住的环境也不差，“除了爬楼梯，我们家不是什么都有吗？”

在我直播的时候，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因为我，我们小区变得可出名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其实我住在这里，有人支持和感谢我，也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有业主很反感我们娘仨。我觉得，我住自己的家，没有给大家带去困扰就好了，我倒也不需要有谁感谢我。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指责我。如果知道是哪家哪户不满意，我得去找他们理论。

在烂尾家里住了两个多月，我有过崩溃无力的时候，但我从不害怕。我告诉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有地方吃、有地方喝，就要养成很乐观的态度。我只希望，孩子们在经历这一切后，都能成为坚强勇敢的人。

（文中林夕为网名）

村庄里的女性，常常因大龄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原因被夺权。2023年8月，一位浙江女性的微博被转发过2.6万次——她因与外地男性结婚，成了“出嫁女”，一张薄薄的结婚证，她失去了120100元的土地征用款。

这部法律，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它的出台，或许会改变某些现实，让失权者得到救济。

林丽霞是北京千千律所妇女土地权益项目的负责人，过去20多年，在北京北四环一间居民楼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里，她和同事们接到过超过3000位农村女性的求助，尽己所能为她们奔走，但最后能胜诉的女性，不足一成。

这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每日人物曾去往浙江和广东，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她们有的相当年轻，刚因为结婚而失去了土地补偿款，眼里还有不甘和铮铮；有的被家人和村庄“驱逐”，磨得没了心气，蜗居在昏暗的出租房里；还有的住在村庄边缘，当我们走在村里，她会缩起脖子耸着肩，小心翼翼地溜着边儿。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坚信，自己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失权。

如何将这些不甘，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些年，林丽霞和她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建立一条沟通途径。她们为基层女性维权，也通过大量的信息、数据、资料和研讨会，尽力影响决策层。她们在村庄推广具有平等视角的村规民约，也试图通过地方法院和妇联，改变局部的小气候。

2023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林丽霞与千千律所的同事们，第一时间提交了修改建议，有上万人转发。

之后我们一共见过林丽霞三次，访谈超过10小时，我们聊起这20年她见过的那些女性，她们的柔软与倔强，为了争取权益，她们做过哪些努力，以及围绕农村妇女土地权的法治细节。

每次见面，林丽霞给人的印象都是恒定的：她瘦瘦的，绑着马尾，在温度不高的办公室里裹着羽绒服，手握一杯茶。无论我们谈到的内容如何惊心动魄，让人愤怒或叹息，她总是显得平静、坚定，少有激烈的情绪表达。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恒定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持一个人、一个组织，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坚持20年之久。

以下是林丽霞的讲述：

不婚也失权，结婚也失权，离婚也失权

我是四川人，最早是在老家的一所中学做生物老师。总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希望能走出来，能见得更多。1995年我来到北京学英语，也是很偶然，1997年，一位老师推荐我到千千律所（当时叫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思的，一是可以帮助女性，二是可以了解社会，就留下来了。

最初我是从行政工作做起，并在职读了法律的研究生，之后开始协助律师参与案件办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时代议题不断变化：从妇女追薪讨酬等劳动权的问题，到离婚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婚姻家庭问题，再到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最后，我开始负责农村妇女土地权项目。

大概是2005年左右，就在这个办公室，从南宁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出嫁女。当时她们状况很不好，没地方住，南方芭蕉叶不是很大吗？她们就砍点毛竹、树干，在上面盖上芭蕉叶，遮风挡雨，一家人就这么生存。当时给人的震撼是挺大的。

2005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得早的广东、广西这些地区，出嫁女的纠纷已经有了，内陆地区城镇化建设开始，也有了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我们就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她们有的是看到了媒体报道，有的是口口相传，就这么找过来了。

“出嫁女”群体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而丧失了权利的女性，都可以被称为出嫁女——现实就是这么定义的——你没结婚，但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终究都是要出嫁的；结了婚，你就属于夫家了；你丧偶了，他们也觉得，你肯定会再婚；离婚了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女性会因为婚姻而流动，她们的权利，也因为这种流动，而得不到保障。

各种失权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

没结婚就失权的——在湖南湘潭，有个村的村规民约就规定，“年满28周岁的未婚女性，不得参与任何分配”。村里有个家庭，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当时大女儿已结婚，户口未迁出，结婚后就失去了分配权；另两个女儿，满28岁之后，也被取消了待遇。两个小女儿不服气，去起诉，法院还判她们胜诉了，让村里把征地补偿款给她们，其实每人也就一两千块钱，但村里就是不给。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去了当地，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不执行？村里的账户，归乡镇财政所管理，我们就去查，村里到底有没有钱，发现户头上确实没钱，但有个出嫁女发现，诶，怎么我们村这个人户头上有300万？实际上，村里故意把钱挪到了这人的账上。我们就跟乡镇谈，为什么不能强制执行呢，乡镇就说，之前村集体的干部带着很多男性村民来过了，他们说，乡镇要是敢给钱，他们到时候就来围攻乡镇政府。政府也害怕，出嫁女毕竟是少数，而这个村，是几千人的利益共同体。

下乡调研时，林丽霞访谈村书记。图 / 讲述者提供

结了婚就失权的——在湖北天门，有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哥哥是村会计，妹妹是高度残疾，妹妹这种情况，在当地找对象很难，但这地方比较富裕，就找了一个偏远农村的小伙子入赘，户口也迁过来了，还生了两个孩子，妹妹自己也能干，是个裁缝。后来遇到征地拆迁，村里就不认她这一家。

我们当时也去了，乡镇干部就说，“你看，连她哥哥都不同意给。”我们就问她哥哥，为什么不同意？她哥哥说，如果给了，那以后大家结婚后都不愿意走了，不能因为她有特殊情况，就额外照顾。他们就觉得，所有的女性，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结婚之后都应该走，权利去婆家享有。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还有再婚女性的随迁子女失权的——广西南宁的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求助，说她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嫁给了继父，但是后来母亲和继父都去世了。继父一走，村里就很排斥他们，不给他们村民待遇，说他们不是这个村的血脉。尽管在法律上，继子女、合法收养的子女，和亲生子女的权利是一样的。但村里不管，他们还是认可血脉关系。

之前在《一席》的演讲中我说过，“当这些失去土地的妇女站出来维权时，她们往往会变成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敌人”，这是真的。我们真正去到村里，去办这些案子，你就会感觉到，阻力确实很大，甚至会遇到村民来围攻。

我记得2014年，我和中央党校的李慧英老师，去青海一个村子，想协调解决出嫁女的拆迁安置问题。去之前就知道，可能很难，矛盾太深了，当地法院也不受理出嫁女的诉求。这个村的男性村民，每人安置一套房，父母也有一套，一家两个儿子，就有三套房，那房子我们看了，确实很好。但是出嫁女就什么都没有，她们只能跑到很边缘的城郊，租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破平房。

我们到村里，想找村干部聊一聊。发现通往村两委办公室的楼道，有一道大铁门，根本上不去，人家先问你有什么事，再就说，人不在。走在村里，人家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你的衣着，你背的包，他们就知道你是外来的人，不愿意跟你说话。

在青海省的村子里调研。图 / 讲述者提供

“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别人来表决？”

为什么出嫁女维权这么难，2004年我们开始接手大量这类案件，很快就发现，这类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关于成员身份问题，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通常会认为，出嫁女的权利，首先需要确认她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成员，才能享受成员待遇。但我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当然原则性规定是有的，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有关于男女平等且平等享有土地权利的规定，《民法》里还有平等公平的原则，这些都可以用。

只不过很多时候，法院觉得，既然标准没有完全明确，那这一类案件，他们要么不受理，要么受理了再驳回。最终的走向，都是推给村民自治。

我看很多专家学者写文章都说，中国很大，农村很复杂，关于成员资格问题，不适合做详细规定，应该交给村民自治去决定。但这20年，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具体案例，我觉得，尽管全国很大，农村很复杂，但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婚嫁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单纯依靠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形式，就是现实中并不能有效解决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

在一些村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规定，很多时候就是村干部自己定的，或者找一些村民代表，开个会讨论一下：这笔钱怎么分？出嫁女分不分？往往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出嫁女当然不分，你分了，我就少了。大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这些女性往往都不知情，只是最后公示出来，才知道自己没有。

当年在湖北洪湖有个案子，我们的律师去帮出嫁女，村里就请了一位法学教授来代理，那位教授在法庭上公然说，中国的婚嫁制度就是从夫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还说，尽管自己是教授，在农村还有他的承包地，如果自己的姐妹跟他争，他也不同意给。“出嫁女就应该去婆家，不应该留下来跟兄弟争财产。”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请动了湖北省妇联的权益部长，希望妇联能关注、推进。但当地的意志太强大了，我们的所有工作，最后的成效只不过是——让主审法官对我们客气了一点，并没有影响判决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司，是民间的、老百姓的利益纠纷，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之争，背后潜伏着父权制的传统观念。

另外一个典型的案子，是在内蒙巴彦淖尔市的万丰村。有一个外嫁女叫杨志军，1982年村里分地，当时她没结婚，分到了2.2亩地，之后她结了婚、生了女儿，一家三口就生活在村里，但是到了1985年，村里突然就把她和女儿的土地收回去了，说是根据县里的文件，外嫁女和子女的土地一律要收回。和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68位出嫁女。

她当然觉得很不公平，1985年就开始维权，从村委会、妇联、乡镇、区里到市里，解决不了，她就起诉，一审、二审、再审，法律程序全部走完了，法院让她找政府，政府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会开了好几次，一直通不过——几年前，她弟弟还当了村长，他们一家关系很好，也很团结，弟弟也想解决她的问题，但村民表决就是通不过，不愿意给她们。这个民主程序是无法破除的。

杨志军的性格很少见，她没读过什么书，但道理特别清楚，她说，“我们作为女人，并不是天生理短，也应该被公平对待”。她还说，“为什么叫她们出嫁女，却不叫男人出嫁汉？”这条路走下来，我们有时候都没信心了，但是她特别执着，绝不服输，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到她的鼓舞和推动才继续下去的。

“这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别人来表决？”这句话杨志军说过，很多出嫁女也说过。湖北洪湖那个村的出嫁女，就直接问过村书记。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但在现实中，你会看到村民自治中，甚至是专家学者的建议中，有很多看似合理的条件，实则是在限制出嫁女，让她们失权。

比如“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很多女性败诉，判决书里都说，她不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在外面做生意、打工……但问题在于，怎么定义“保障”，现代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女性在外面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一旦没能力了，还能回到土地上，有口饭吃，我认为这就叫基本生活保障。退一步说，男性村民也在外面打工，但为什么分配时，他们都能分到？我后来问过一位思想比较先进的法官，他说，除了获得国家待遇（进入体制）的人，其他村民本质上都是以土地为生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国家把土地免费给农民，就是对所有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再比如“长期居住生活在村里”。我认识一对山东菏泽的母女，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她们都不敢离开农村去打工，她们觉得，我不离开，都得不到这个权利，那我离开了，更得不到了。她们就在当地做家政、做零工。当时我们去菏泽，帮她们开了交水费和电费的证明，5年用了9000多块钱的电费，这肯定能证明她家在这儿生活，但在法庭上，村书记还是说，据村民反映，她们没有住在村里。你再有什么证据，村里不认，还好，最后法院认可了。

还有“是否履行义务”。其实，任何一种身份权，都是先享有权利，再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不是相反。一些出嫁女就告诉我们，村里为了避免给她们权利，会不让她们尽义务，比如开会不通知她；即便她听说要开会，一去，人家就说散会；不给她选举权，她也无法参与选举。最后村里就说，你没有尽义务，所以也不能享受权利。总之，现实中会有各种理由来限制她们。

可是这个事情说到底，非常简单——女性出生在这里，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结婚后，男女双方对居住地都有选择权，女性可以留在娘家，也可以去婆家，成为哪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她的选择。很多村民，甚至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都会有一种成见，觉得她们留在家里是贪财，就因为家乡经济发展水平好。要让她们都留下来，富裕村人口不就爆炸了？

但我们知道，很多出嫁女并不是这样，她们很多都是城郊的女性，认识了外地来的小伙子，结婚以后，就在本地生活，生了孩子也留在本地，工作生活、孩子上学都很方便。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是为了利益，也无可厚非，谁不追求利益？把所有机会和利益都给男性的传统观念，应该改变了。你可以放开怀抱，接纳娶入的媳妇和其他外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的女儿在这里安家落户？

杨志军（左四）为女儿结婚在村里租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选正义，还是选漏洞

这么多年，要说有没有判得很好的案子，当然是有的。

200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院判了一个案子——28个出嫁女，户口都在村里，丈夫都是上门女婿，遇上拆迁安置，每家应该分1.5亩土地、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宅楼、一套临街商铺。你想这是多大的利益。

当时法院判她们赢了，那个判决书写得很好，很重视妇女权益，适用的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引用了《民法》的原则和精神，是把平等落在了纸上。

（这份判决书原文这样写道：我国尚未制定确定该资格的标准，为解决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类推判断的民法理论，即28名出嫁女与已经取得集体收益分配的村民相比较，如果身份及其他条件相等，则也应当取得相同待遇。本案的28名出嫁女除性别外，其他条件与男性相等，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法院应该有的一种姿态：当有具体法律作为依据时，就依据具体的法律；当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你就应该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判案）。

但之后，我们拿着这份判决书，去为杨志军的案件争取时，一位法官就说，呼市这个案子绝无仅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案件，其实一审也败诉了，败诉后，28名出嫁女用生命抗争，所以二审才胜诉。所以我说，女性的权利真是抗争得来的，因为长期受压迫，你想站起来，阻力很大，真的是在用生命抗争。

所以说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不支持，就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完善，有漏洞。你想支持出嫁女，能找到依据，你不想支持出嫁女，也能找到依据。就看你怎么选，要不要专捡有漏洞的地方走。

这些年，全国有一些地方做得也不错，政治环境好，民风也不错，法院也比较公平，这样的地方，出嫁女的纠纷相对就少。

比如四川，2015年，四川省农业厅就出台了一个标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以户籍为主要标准，你出生在这个地方，户口也在，就可以享有成员权益，因出生、嫁娶、收养、申请加入等情况，符合标准的都可以享有权利。这个规定比较合理，也符合农村实际，相对公平。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我们就很少接到四川的求助。即便有纠纷，因为政策明确，你至少可以去起诉，而且法院通常会支持。像我们之前去四川广安，当地有征地拆迁，我就问村民，“女性结婚后户口还留在娘家，拆迁分了一套房，大家会不会有意见？”村民就会说，“那有什么，只要人家户口在这里，别人没得说。”

再比如陕西西安，2003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很多征地拆迁纠纷，出嫁女的诉求解决不了，当时1000多位出嫁女去围攻法院，很头疼。2004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内部规定，制定了一个认定成员资格的标准，这样出嫁女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从未接到过西安的投诉。

另外还有安徽省高院、海南省高院……都是在2004年、2008年左右，专门针对涌现出的出嫁女的纠纷，出台了政策。所以有政策依据还是不一样，因为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有了依据，法院就可以判案。

甚至有时候，仰仗的就是开明的官员。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有一任主任，就对出嫁女特别同情，上台之后，解决了出嫁女的问题。我看过一个视频，他发表讲话，真的是很感人，你会觉得有这样的干部，未来是有希望的。但他只在任上三年，后来就调到县里去了，这个政策也就中断了。

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后来也意识到，既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出嫁女的问题，光靠诉讼，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找一些地区，通过做项目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立法的完善。

一般来说，我们是和省市级妇联或政府合作，在基层的妇联、政府、法院以及有的村庄来做试点，推动地方政府、法院出台相关文件，推动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

河北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我们做过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试点。2004年之前，邢台中院内部有文件规定，出嫁女的案件概不受理，2007年我们也接到过邢台出嫁女的求助。当时起草那个文件的法官叫马维东，是民事法庭的庭长。我们刚去邢台做培训，他很抵触，觉得就是不该受理，但他也很善于学习、善于提问，各种观念就开始打架——后来，他的观念就慢慢改变了，觉得还是应该受理，又由他起草了一份新文件，规定这类案件怎么受理，什么情况下应该保留权利，写得很明确。2010年1月1号，这个规定出台了。他担心这个规定不好执行，甚至还主动申请调到执行局做了局长，很让人感动。

邢台中院马维东法官在培训中解析新规定。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全国，修订村规民约，做得最早、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河南登封市周山村，是河南的梁军老师、中央党校的李慧英等几位老师深耕多年的结果。

我们做村规民约，其实不一定直接切入土地权，因为你直接提土地权，很多人会觉得敏感，会拒绝。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养老问题来切入。养老是农村很关注的问题，所谓“养儿防老”，但是养儿真能防老吗？女儿尽了养老义务吗？应不应该分家产？

梁军老师的团队就做了一个养老话题模拟法庭的视频，讲的就是关于农村赡养老人和分配家产的纠纷故事——有一对老人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人的所有积蓄都给两个儿子买房娶妻，等到老了病了，儿子们是各种推脱，女儿却想方设法抽时间伺候父母，分财产的时候，女儿却一点都得不到，她特别伤心。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普遍。问题层层分析下来，大家就发现，女儿尽的赡养义务不比儿子少，却不分财产，确实不公平。我们每次做培训，都会播放这个视频，很多乡镇干部、村干部看了都很受震撼，会流泪。

从村集体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村集体对村里的女儿和儿子，是不是平等？如果不平等，那大家都想生儿子。但这样一来，儿子越来越多，最后都娶不上媳妇，彩礼也越来越高。我们就从根源上来分析它，也是希望跟村民讨论，让大家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些观念，把平等的规则写进村规民约里去。后来他们都同意了。

（2009年周山村修订的村规民约，被称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具有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从许多方面清除了村庄歧视女性的“潜规则”，具体条款如下：

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婚出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者享受村民待遇；

支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在换届选举中，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入选村两委、村民组长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提倡文明节俭的婚礼，凡男到女家的婚礼，村两委大力支持并协助操办；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提倡子女姓氏自由，随父姓、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均可。）

西宁出嫁女失地后租住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代价

新法没出来之前，2018年左右，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当时来求助的女性，有的已经走完了诉讼程序，全部败诉；有的没走完诉讼程序，因为法院不受理。有些案件，我们会去找当地政府协调解决，有些政府可能客气客气，接待我们，也会说考虑怎么解决。但我们一回来就没下文了。

尤其是老一代女性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难。她们大多文化水平比较低，方法不得当，比如去维权时不带材料，也没有证据：村里征了多少地，其中有你多少地，分配方案怎样？她们通常都不清楚。多数时候只是口头去找，人家几句话就把她们打发了，没留下任何文字回复，因此不能证明她们一直在维权，起诉时，很可能已过诉讼时效。维权过程太困难，大多数人慢慢就放弃了，只有少数人还能坚持，有方法和智慧，也愿意付出代价。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在漫长的时间中，她们的人生是怎么磨损的。她们失去了青春、健康，有很多人最后也离了婚。

我前面提到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杨志军，当时她和她妹妹一起维权。据杨志军说，政府当时分给她们7分的口粮田，但是村里人为了表达不满，她们种什么，村民都去扒掉。最后她们天天晚上就睡在地里守着，身体受潮加上劳累，后来她妹妹得了肾病，40多岁就去世了。

杨志军当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次和村民的纠纷，她被打了，对方不知道她怀孕了。后来她就去保胎，用了药，孩子没流产，还是生下来了，但发育得不好，两岁多就去世了。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浙江台州有个出嫁女，她有弟弟，但还是想争取自己的宅基地。过去20年，她在外嫁女群体里很活跃，是一个组织者，人也很能干，其实在浙江随便做点生意，都能生存下去，但是她选择了维权。

前段时间我们联系她，她跟我说，她后悔了，失去了一切——离婚了，又没有孩子，还得了癌症，身体很虚弱。她全家都不支持她，处处受打压和排斥。现在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独自在外面租房生活。我们当时想让一位台州籍实习生去看看她，她也是非常顾虑，说我们实习生是男生，她怕左邻右舍看到有异性来，会说闲话。她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在浙江东阳，有一位更年轻的出嫁女，她也是有一个弟弟，最开始，她弟弟在外面打工，说自己不会回老家了，家里就达成共识，让她招婿，留在家里生活。但是过了几年，弟弟又决定回来了，很快就结了婚，家里就不让她住了，让她和丈夫女儿搬出去。她想要一个宅基地，在村里建房子，村里也不愿意。

当时我们去到她家，她的家人非常强硬。我们想跟他们谈谈，她妈妈和弟弟拒绝见面，她爸爸好歹出现了，但完全听不进话，油盐不进，一直说，他家的所有财产都是儿子和孙子的。在父母面前，她完全是受打压的，什么话都不敢说。

当时她的状态也非常执拗，是那种长期维权失败之后的应激状态。我们但凡有点反对她的意见，她就不高兴。当时她女儿才3岁，很明显也被妈妈影响了，看人的时候，也是那种敌视的眼神，我们想给她一点糖，她也是非常自我保护。

我们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希望渺茫，所以就劝她说，你去找个工作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我们了解了一下，在当地开出租车，一个月都能挣9000多块钱，挺好，时间也自由，但是她说她不敢开车。

（2023年，每日人物作者曾去到浙江，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当时观察到她们家庭内部的某些共性：这些出嫁女的丈夫，往往在维权这件事情上都是沉默的，他们不阻止妻子做这件事，但也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我们与妻子们聊天时，他们是家里一个灰色的背影。失权如此显形，但他们希望忽略它，继续生活下去。

东阳这位出嫁女甚至提到，有段时间，她的丈夫不想要这个家庭了，她是“自己贴上去”，尽力维持和他的关系。她一胎生的是女儿，为了留住丈夫，她又生了二胎，是个儿子。她说，儿子出生之后，“老公的心定下来了”。）

我们是觉得，对所有的出嫁女来说都一样——土地权益问题，不是针对某个人，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个人的努力，确实会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法治进步，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但确确实实，它的成本特别大，付出特别多，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谁都不知道。

所以应该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不要一意孤行，只做这一件事。因为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的一生搭进去，牺牲掉健康和幸福，都未必能争得回来。当然了，她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她们这么选，我们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女村官交谈。图 / 讲述者提供

“最好、最适合的法律”

所以到了2020年，我们听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被列入立法计划，当然感到很高兴，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前没有太重视它，也没想到推进会这么快。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很明白，关于出嫁女的土地问题，最好就是由全国人大统一立法，制定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只有法律规定了，有明确的依据，这样就很顺，无论是地方政府和法院，处理纠纷的时候就有依据可循了。

过去其他法律立法时，我们都有过期待。之前《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我们期待它能对“谁有权利承包土地”做规定。一些关注性别问题的法律专家当时就提过，要考虑到婚嫁的女性。她们嫁到婆家之后，分在娘家的土地带不走，土地合同期限动辄就20、30年，这怎么办？村集体应该要预留一部分土地，不要分完，保障婚嫁的妇女也能分到地。但当时的立法者觉得，应该保持中立的姿态，“反正男女都在一个家里，你在娘家时，享有这个家的土地，到了婆家，就享受婆家的”，这就是想当然了。

后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我们也有过期待，但它又是大而全的、倡导性的法律，不可能就一个问题规定得很细。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部法律很多时候不被适用。法官会觉得，只有家庭暴力、性骚扰，才是妇女问题，但农村土地问题，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不是妇女问题。

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计划，我们真的很高兴——它是最好、最适合就“成员资格”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而且是首次规定。如果规定得具体、详细、可操作，可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失。

而且房子和土地，就是农村最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男女平等，那大家不会在乎生儿还是生女，对于纠正男孩偏好，会非常有帮助，彩礼问题、养老问题逐步都会得到解决。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但前提是，这条法律要规定好。

所以在2022年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出台，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完了草案全文，也问了很多出嫁女的想法，最后提出了我们的修改意见，呼吁大家一起提交。

这份草案有很让人惊喜的部分，尤其是第二章“成员”部分，用近十个条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确认、权利、义务、退出、保留等等热点问题，是真正为法律注入了灵魂。

但我们觉得，它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比如第十二条，关于成员确定问题，是这么规定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生产生活情况、基本生活保障来源、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

我们当时一看，所谓“尊重历史”“群众认可”等等，加了这么多限定条件，是不是说，以前村民们认定某个出嫁女不享受权利，那以后也应该尊重这个决策？现实中，完全可以用这些条款来钻空子。我们当时就这个条款提了修改意见。

再比如草案第十九条“不丧失成员身份的情形”，它规定“妇女成员不因丧偶、离婚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实际上，很多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结婚、再婚的女性，也会被排除在集体之外。所以我们就建议，把这条改成“妇女成员不因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等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提这些建议，其实也不确定能不能被采纳。但我们依然要提，要写出来，把理由写得很充分，因为这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

真正到2024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公布，我们发现立法者还是采纳了很多建议，对成员资格的规定，一共有九条，比较明确，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

其中明确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务工、经商、离婚、丧偶等原因丧失身份”——我们见过很多案例，女性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被剥夺了权益；还有一条规定，说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如果结婚了，但没有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员身份，那么原村集体，也不能取消TA的身份，这条也是对婚嫁女性有利的。

而且定稿还专门提到了妇女权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相当于是把《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内容移过来了，这很让人欣慰，是很有必要、也很好的一点。

新法公布那天，很多出嫁女都很兴奋，尤其是广西、广东、山东的女性，她们自己的待遇可能解决了，但子女一直都是被排斥的。而新法明确规定了，“对因成员生育而增加的人员……应当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很多人跟我说，那天她们很晚都没睡着。

在江苏省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讨论会的现场。图 / 讲述者提供

隐忧与期待

新法2025年5月1号生效，但从今年夏天它公布开始，有些地方，已经有了松动。

在内蒙古通辽，就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村里的土地补偿款，每年村里都发，最近这次，每位村民都能发一万元，但他们只分给出嫁女500元。全村有75位出嫁女，她们当然不同意，后来检察机关介入，去跟村集体协调沟通，调解之后的结果是——这次的一万元，出嫁女都能享有，男性村民拿多少，她们就拿多少。

但因为法律明年才生效，属于她们的这75万元，村集体已经放在了一个专门的账户上，等明年5月1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一生效，这钱就给她们。

现在我们对新法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据前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意思还是说，成员资格还是由村民自治，即开村民大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我们对现实比较了解，担心这条法律，会成为出嫁女争取权利时最大的阻碍。

举个例子，今年我们去了一趟山东，当地有个案例，是个双女户家庭，父亲因为重男轻女，很早就和妻子离婚了，去了外地，组成了新家庭，这位母亲就带着两个女儿在村里继续生活，大女儿还在村里招了婿。后来这位父亲带着二婚的妻子、儿子回来了，村里就跟大女儿说，你有弟弟了，那你就是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待遇了，剥夺了她的权益。之前她每年能分到征地和租地款，后来就没有了。

这个女儿不服，去起诉，法院判她胜诉了，但是属于她的钱，一直无法落实。我们就去当地，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到了之后发现，因为她起诉了，村民对她家意见很大。开村民大会，大家都不同意把钱给她；她打工攒钱买的一辆车，被人砸了；隔壁一位男性村民喝了点酒，就骂她妈妈，说她赖在村里不走，分大家的财产，还把她妈妈打了；她妈妈也被村干部踢出了村里的微信群，她想问点什么事，村里人都不理她。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她们一家是很受孤立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村里溜达，和一些村民聊天。不管是男性村民还是女性村民，他们都是说，“在我们农村，法律判赢了，也没用，我们都是按照土办法来。（所有权益）出嫁女都是不能有的。要是都给分，那所有女孩结婚后都不走了。”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还是由成员大会来确认成员身份，会有潜在的风险——遇到不讲理的村集体，仅仅“村民自治”这一条，就可以推翻所有进步。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村民都愿意改变，但法律不能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尤其是当利益很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呼吁的是，明年5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行后，能出台更细致的实施办法，或者能针对有些条款，做更细致的司法解释。我们当然尊重村民自治，但如果，村民自治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做合法性审查，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依法纠错，而不是再推回给村民自治。

让那些想遵守法律的人，有法可依。让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得到惩罚。也让那些失权的人，得到救济。

当然，法律永远是底线，更根本的还是在加强农村地区的宣传，让大家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只有观念转变了，法律才会有它的土壤。

其实这件事可以很简单。我想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当时教育部有个规定，大学生本科阶段不能结婚，研究生和博士阶段不能生孩子。2004年7月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女博士。

当时她30岁，和丈夫都在北京一所学校读博，也是意外怀孕了，她的身体不大好，医生建议她把孩子生下来。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又是第一胎，完全符合《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但当时就是因为教育部的规定，学校就把她开除了。但是她丈夫没事，还在继续读博。

当时我们有个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大文教授，是中国婚姻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婚姻家庭法教材，也是1980年《婚姻法》和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组成员，他当时特别支持这个女生去起诉。但她考虑到丈夫还在读书，不敢，放弃了。

我们就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媒体、专家学者、高校管理者来开会，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也来了。他在现场说，十年前，他们就想取消这个规定，但又害怕取消之后，学校成了育婴堂。女孩子上大学就结婚，研究生就生孩子，教育计划都要被打乱，好像一旦政策放开，就会出很大乱子似的。

会后，媒体对这个会议作了报道，一个月后，教育部就把这个规定取消了（2005年3月国家教育部公布新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大学生结婚需经学校同意的旧规定）。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大学并没有成为育婴堂。人都是理性的，女孩子不会因为这个规定不存在了，就随随便便急着生孩子。

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女孩子，并不会因为有了权益，就全都留在村里不走。她们要进城、读书、找工作，人是理性的、流动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她们选择的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