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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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