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智联招聘网站统计了一下各种类型的企业，年底发双薪的情况。

总的来说，外资企业对员工最为仁慈：有75%的外资企业发年底发双薪。

而民营企业垫底，只有26%，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

但出乎预料的是，被很多人认为待遇优厚的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好多少，只有32%。

从这就能看出外企的难能可贵了。

要知道，现在的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

除了要面对国内企业的内卷式竞争，还在遭受很多差别对待。

比如，在很多采购项目里，外企连招标的入场券都难以拿到，原因仅仅是他们不是中国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企还愿意给员工不错的薪酬待遇，至少说明人家在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态度上，跟国内的很多企业是不一样的。

只要是企业，降本增效永远是一个核心问题。

国内的相当多的企业对于降本增效的理解，在于降“人本”从而提"事效”。

也就是提高对员工的利用率，挖掘员工的潜在价值，从而提高产能。

一个人能干五件事，就绝对不让他只干四件事，工作越饱和，那整体收益就会越大

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并不是这样。

他们追求的是降“事本”从而提“人效”，即低价值的事儿越少，那收益自然就会提高，影响企业赚钱的关键不是事儿干的太少，而是有用的事儿太少，没用的事儿太多。

其中包括:

让员工低效率的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什么不让他高效率的工作六个小时?

填个表格发个邮件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要开会，还要开个四五遍?

通过正规培训就能快速掌握的技能，为什么不培训而让员工自己摸索掌握?

为什么员工的休息和身体状态都没有保障，却花大量的时间去搞安全生产?

在这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企业中，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是考虑事儿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人出了问题。

而国内企业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事情本身出现问题。

这也造就了国内企业反应速度很快，但干的其实都是次级产品的尾端工作。

老外虽然看似反应慢，但别人却总是掌握需要深度投资的核心科技。

而如果外企正在变成弱势企业这种趋势不得到扭转，那将是咱们的悲哀。

它们带走的就业机会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是他们对国内商业环境的维护作用。

现在提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很多人都会觉得丫是来中国赚钱的，又不是来搞慈善的，干嘛要给你好脸色？

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看不到外资进来以后，带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行业知识。

就拿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GE医疗落地中国，中国的医疗行业虽然不能说发展不起来，但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水平。

GE医疗每年的在中国的采购额100亿元，实际上它传递的隐性知识价值超过千亿。

很多企业正是因为成了GE医疗的供应商，才能在产品的品质把控、技术水平等方面得到飞速发展。

可以说，GE医疗几乎是手把手地，把世界先进的医疗器械的知识，传递到中国的整个医疗器械行业里去。

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做到龙头地位的企业，只知道一味内卷、压榨上下游的供应商，比如那谁和那谁。

很难想象，如果这些具备精细化管理和良性生态意识的外企离开中国，咱们这里的商业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哪怕是为了咱们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也别动不动就民族情绪上头，对外资喊打喊杀了。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近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共的“喉舌港媒” 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卖给美国财团。

香港大公报对长江和记港口交易的口诛笔伐引发墙内外网民的热烈讨论。许多墙内网民将矛头对准李嘉诚，指责他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是“押宝中美对抗美国会赢”。而一些墙外网民则调侃李嘉诚嗅觉敏锐，总是在关键时刻政治避险、全身而退，并对大公报所谓的“黎明”持怀疑态度。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李嘉诚的讨论仍在持续，但其中部分文章遭到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李嘉诚犯了什么错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发布文章，详细说明李嘉诚“并未犯错”。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稍微复杂一点来说，李嘉诚卖港口的事情是这样的：

1.李嘉诚执掌的长和公司近日发布公告，拟出售旗下3家控股公司的股权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其中两家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的经营权，李嘉诚准备卖掉长和公司持有权益的80%。最受关注的是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2个港口，李嘉诚计划出售90%的股权给贝莱德财团。

长和公司在全球经营的港口业务分布

2.这笔交易计划中，不包括任何位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港口经营权。

3.上述港口的主权、所有权均归属所在国家，根据法律不同，有些港口是永久经营权，有些是限期经营权。同时，上述港口的经营行为全部都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与控股公司的国家无关。

4.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历来都是国际资本合作的前沿。不仅巴拿马的港口有外国公司的股权，中国的一些港口也有外资股权。

5.李嘉诚出售巴拿马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可能有规避“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风险的考虑。一旦巴拿马运河主权发生变化，那么港口对应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港口背后的政商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拿下巴拿马运河”，那么李嘉诚原先在这里经营的政商关系就将付诸东流。

相应的，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买下这两个港口的股权，也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李嘉诚计划出售的对象是美国财团，而不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不是买不起，而是没人去买。

至于其他港口的业务出售，可以理解为李嘉诚不再看好港口码头这门生意，所以把资产卖掉回笼资金，投入别的领域，或者用来享受生活，都有可能，都很常规。

所以，总的来说，李嘉诚出售港口业务大概率是一个政治避险操作，其中可能也涵盖了业务结构调整的考虑。

由于没有中国公司洽谈购买上述股权，实际上李嘉诚只有“卖给外国公司”和“自己继续持有”两种选择。

按照《大公报》的道理，李嘉诚错就错在没有拿长和公司的资产去赌一把：

赌赢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不变，李嘉诚的生意照做。

赌输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变了，李嘉诚的生意承担损失。

反正《大公报》作为“爱国媒体”横竖是不会亏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最爱国的华为公司或者鸿星尔克公司去找李嘉诚竞价，用同样的价格把那些港口的经营权都买下来，别让美国佬抢走了。

二、兽爷｜夹缝中的李嘉诚

微信公众号“兽爷”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也写道：

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很大程度上来自华尔街巨鳄拉里·芬克的怂恿。拉里·芬克，正是贝莱德的CEO。

特朗普刚一上台，拉里·芬克就主动上门推销收购巴拿马的生意：

只要贝莱德买下一头一尾的港口，甚至都不需要动刀动枪，就能直接拿下巴拿马运河。

多年来，拉里·芬克一直觊觎和记，在此之前，他认为和记的股价不到账面价值的三分之一：

太适合抄底了。

这场世纪交易谈判进度极快，李嘉诚亲自出山，长子李泽钜共同参与谈判，各方仅通过视频会议和电话，就在几个星期内达成了228亿美元的交易。

长和手里原本有52个港口，除了巴拿马2个港口，还有墨西哥、西班牙、英国、荷兰、印尼、马来、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的港口，连上海和宁波的泊位也一起卖了。

最后只保留了规模最大的香港和深圳盐田几个码头。

贝莱德开出的价格，让李家无法拒绝。

228亿美元，几乎和现在整个长和的市值差不多了，是长和2024财年港口业务预计收益的13倍。

李家不仅能直接拿到将近200亿美元的现金，更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冲击风险中脱身了。

大洋彼岸，李嘉诚自然而然成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他又一次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公司的业绩会都不敢公开了。

3月13日到17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论，从“商业版图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到“企业家应有家国担当”，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直言：若再不回头，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评论里为李嘉诚指明了出路：

那些在民族史册上熠熠发光的伟大的企业家，无一不像伟大的将军，坚定勇敢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唯一的问题是，李嘉诚并不愿意被写在民族史册上。

在李嘉诚眼中，港口只关乎商业。在中国做地产，在英国做自来水生意，都是同样的逻辑；他的每次腾挪，也只是卖高买低。

但现在，世界早已分岔。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社会，早已没有，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三、捉刀漫谈max｜李嘉诚若把港口卖给俄罗斯怎么办？

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则是以假设李嘉诚把港口卖给了俄罗斯的方式对中文互联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讽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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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酱油到味精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消费者报道的酱油测评，翻车了。

13款酱油，12款零添加酱油检出镉，7款检出总砷。

唯一一款没有标志镉和总砷含量的，是一家叫“味事达”的外企。

国产的都有问题，就外国的没问题，很多博主都在质疑，这是境外势力花钱在围剿我们的国产酱油吗？

由此，很多人又想起另一个惨遭外资陷害的民族企业——

莲花味精。

在这个故事里，外资鸡精为了抢夺味精市场，他们笼络国内的专家、媒体、经销商，大肆造谣，说味精是化学提取物，吃多了会脱发，还会致癌。一夜之间，中国人谈“精”色变，于是莲花危机连年亏损，外资鸡精鸠占鹊巢。

这个逻辑顺畅得匪夷所思，让我不禁好奇，真的是这样吗？

我决定研究一下莲花味精的发展和没落史，当年的味精谣言，以及外资鸡精的上位史，看看真相到底如何。

特别说明，以下内容我使用了考接入了DEEPSEEK的秘塔AI搜索的“研究”模式，帮我梳理。

02

莲花发工资，物价就上涨

莲花味精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周口地区味精厂，位于河南项城，是一家国企，这一点对理解莲花味精的发展和没落都很重要。

成立初期，莲花味精的年产量仅为400吨，产值为945万元。但凭借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莲花味精实现了飞速增长。

到1997年，莲花年产量达12万吨，产值飙升至22.3亿元，单厂味精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43.4%。

当时莲花的机器昼夜不停运转，工人是三班倒，甚至四班倒，1996年莲花味精面向社会招工，要交一万五才能去上班。

而工人的待遇更是好，在万元户都稀少的1991年，莲花味精给工人发半年度奖金，一发就是4000块。更夸张的是，每次莲花味精一发工资，项城的物价就会涨。

不仅如此，项城唯一的公园就以莲花命名，莲花味精的广告横幅更是摆满了大街小巷。

1996年，莲花味精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于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味精行业的第一股。

虽然1998年面临着东南亚金融危机，但莲花味精还是凭借实力站稳了脚跟，财报显示，1996年-1998年，莲花味精分别实现净利润5500万元、1亿元、1.2亿元。

其广告语“莲花味精，颗颗香浓”、“莲花味精、领鲜中国”深入人心，一度成为全国厨房必备品，并远销海外70多个国家。

03

莲花味精到底怎么了？

但2000年后，莲花味精逐渐陷入困境。

2000年，“味精致癌”的谣言四起，引起消费者恐慌，这成为莲花味精走下坡路的开始。

2002年，莲花年度净利润暴跌86.71%，仅剩0.19亿元；2003年，出现上市后的首次亏损，直接亏损1.45亿，市场占有率从巅峰时的43.4%，骤降至4.9%。

从此，莲花味精就再也没有回复到巅峰时的状态。

我查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和分析报告，总结出了莲花味精由盛转衰的几个原因。

先说谣言。

“味精杀精”，“吃味精会脱发”，“味精致癌”，2000年后，国内媒体上关于味精的谣言，确实制造了大范围的恐慌，也确实对莲花味精造成了冲击。

但我看到的所有报道和分析报告，都没有任何一个把莲花味精的没落单一归因于谣言的，甚至连说是主要原因都没有。

一个被刻意忽略的现象是，在莲花味精没落的同时，同样是中国企业，同样是味精制造商，同样面临谣言的冲击，阜丰、梅花、伊品却蒸蒸日上，其中阜丰集团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味精生产商，2023年味精销售量达到129.13万吨，味精收入约为103.38亿元。

所以说，不管这个谣言是不是境外势力的阴谋，莲花味精的问题，都得到自身经营上去找。

第一个，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

2000年，莲花味精启动了“小麦替代玉米”的技术转型，但太过于激进，小麦原料产线尚未稳定，却又把玉米原料产线关停。

这导致味精产量迅速下跌，而生产成本激增，也直接造成2002年至2004年连续亏损。

此外，莲花味精上市后，不差钱了，于2000年前后，就像当年的很多国企一样，开始拓展各种和主业不相干的产业，并买地建厂——矿泉水、服装、医疗器械、方便面、面粉、生物工程等等，导致主业投入不足

钱花出去了，但这些投资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有的还背上了官司。

2003年，又赶上非典，小麦和玉米大幅度减产，原料成本上涨内外交困下，莲花味精净利润才首次出现亏损。

第二个，公司管理混乱

2003年，莲花味精首次亏损时，项城国资委调查就发现企业内部存在严重的“跑冒滴漏”问题：

项城市一些人私接乱拉，或者通过各种关系，无偿使用莲花集团的水、电、气，莲花集团为此每年新增成本3000万元左右，外接水、电、气的单位和个人有2300多个。

很多管理人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进入企业，以至于管理层无法应对后来的市场竞争。

员工偷盗原料、虚报库存、违规报销等行为普遍。2002年改制后的国有独资体制导致权责不清，管理层决策迟缓，甚至出现"负责人不负责"的乱象。

而且，2024年5月，莲花味精还被证监会查出大股东贪腐问题，数目高达8.58亿元

更严重的是，莲花味精虽然建立了内部控制体系，但存在制度不完整、流程不清晰、执行不规范等问题。

2004-2014年间，企业因资金去向未履行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失实等违规行为，被监管通报处罚多达11次，涉及金额累计4.3亿元

第三个，环保困局

味精行业是高污染行业，1994年\~2004年，莲花味精因污染严重多次被媒体曝光。1997年，在上市前夕，莲花味精终于摘掉重点污染企业“黑名单”的帽子，但随后几年中，当地群众对莲花味精偷排污水的举报从未中断。

2003年，莲花味精就因偷排污水被罚款1200多万元。

治理污染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尤其是环保法颁布后，更是加重了味精企业的成本，束缚了味精中小企业的发展。上市之初，莲花味精就投资数亿元进行环保改造和技术升级，结果不如人意。

环保给资金造成的压力，污染使得负面缠身，对莲花味精都是沉重的负担。

04

莲花味精是面镜子

因为以上这些，2000年之后的莲花味精，债务负担沉重，有数十亿元的贷款和数千万元的对外担保，所剩资金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产。

加上产品太多单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结构性转变，莲花味精没能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出升级，错失了鸡精、酱油、蚝油等调味品的市场机遇。

而面对谣言，因为缺乏公关经验，莲花味精也没能及时地予以回应，并实施消费者教育。

既错失转型升级的机遇，自己的主打产品又陷入谣言而无力应对，莲花味精的外部危机，反而成为了竞品的机遇。

以太太乐和家乐为代表品牌，通过“天然提取”“复合鲜味”“保留营养”等话术，成功将鸡精塑造为味精的升级品。

尽管鸡精中味精含量达35%到40%，但一旦消费者的认知被重构了，产生的结果将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

所以在我看来，其实不用管这些谣言是不是境外势力的集体围剿，尽管“味精致癌”的谣言加速了市场的萎缩，但对比同样处境的阜丰、梅花不断增长的事实，可见企业内生能力才是存亡的关键。

莲花味精的衰落是内生脆弱性与外源冲击共振的结果，但我们的舆论场，却把主要精力放在阴谋论上，宣扬悲情叙事和民族主义情绪，却忽略了这场对决中，对手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开放市场环境中，技术迭代能力与消费者心智占领，已成为决定企业存亡的重要竞争力。

莲花味精的没落，本质是传统国企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系统性失败，期间暴露出来的管理失控，战略失误，错失升级机遇，固守单一主产品，忽视舆论战等问题，都为中国食品企业，乃至整个中国企业提供了一面镜子。

《红楼梦》里，就有这样一面镜子。正面是美女，反面是骷颅。骷颅虽丑陋，但却可以救人。而一味沉溺于正面美好的幻象，无法自拔，最后只能走向毁灭。

泼皮牛二横行东京开封府多年，一朝毙命于街市之上，街坊邻居拍手称快，没听施耐庵说有人抱以怜惜之情的。

不能不说，司马南之形象、气质与作为，与没毛大虫牛二有惊人相似之处。司马氏此番轰然扑倒，却有不少人呼天抢地，为之叫屈哭冤。

尽管痛打落水狗很有必要，但实在不想就司马之烂人烂事再写一个字，嫌脏了自己的键盘。

只是因为这几日，写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字，后台留言区招来一群苍蝇，嘤嘤嗡嗡地叫，拉一泡屎就四散逃遁。

照旧一律随手拉黑，总共有六七十个吧。也不免要去想，人神共愤的司马氏栽得其所，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替其诉不公、鸣不平？

只能结合司马氏特有的言行特征去分析。也不乏有司马氏的同道大V，尽管鼓吹的某些观点一样的臭气熏天，但起码有点当年姚棍子的遗风，多少讲究那么点“理论味”。

司马南揪斗民企、咒骂资本、撕咬精英，一副市井泼皮牛二瞪眼咧嘴、挥拳动脚、横不讲理的姿态，竟然招徕数千万拥趸，跟着起哄叫好。

这些趋奉谄附者，大抵跟开封府破落户牛二同类，属于流氓无产者了——不说全都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说到流氓无产者，不能不提到鲁迅笔下的阿Q、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张炜《古船》中的赵多多。

阿Q欲“投降革命党“，是想变“阔”，“过赵太爷、钱太爷的生活”，其“理想”底牌不过是，要好好处置“未庄的一群鸟男女”，“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王秋赦在吊脚楼上做着春梦，幻想着“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要公家的”，永远不劳而获却有口腹之享。

赵多多当上民兵自卫团团长后，开会抄老隋家，将他们赶出正屋。当看到有人被游斗，他总是喜不自胜：“嘿呀！革命群众的好日子又来了！”其革命、改革理想，不外“食色”二字加上飞扬跋扈、横行乡里。

这些流氓无产者有着相同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生成背景，即处于弱势、失意和边缘化境地；有着相同的负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蒙昧、投机、鄙俗、暴戾。

更有着相同的行为动机和理想，即通过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由边缘地位的“人下人”，跃升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上人”。

他们大多没有什么财产，或者是曾经没有，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沾染上流氓习气和流氓意识。他们反对并破坏现存的一切秩序，带有浓重的仇恨社会倾向。

与阿Q、王秋赦、赵多多相比，他们加披着一块“爱国”的遮羞布。但在骨子里仍像鲁迅所说的，他们最为热衷的事情，是“剪发女人他来嘲笑，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

处于“脱序”状态的他们，却又是旧有秩序盲目而顽固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极为吊诡的思想情态。

“著名爱国家”司马南宣扬的仇富、仇外和仇精英，对于当今的流氓无产者而言，不啻为“精神鸦片”。

司马南输出的一系列偏激思想观念，迎合了流氓无产者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价值尺度。 

司马南认准并吃定了他们：这些人不只是普通平民，而是平民中道德败坏缺乏原则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

但凡相信通过自食其力，依靠辛勤劳动可以逐渐改变个人生存状态者，决计不会因为司马南的一通无脑蛊惑，便激起适逢其时般的兴奋。

后革命时代叙事话语中，流氓无产者们多以欲望支配行动，没有稳定的信仰和操守，没有固定且可以示人的价值观念。

司马南正是洞悉了他们“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品性，即便他们表现出人性中最为低劣的部分，却可以躲在无产阶级的外衣下被忽略，何不为我所用？

当代学界对于流氓无产者的批评极为激烈：“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

他们“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杀之而后快的简单粗暴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但充溢其间的鄙夷与愤懑可见一斑。

对于这个破坏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边际性群体，司马南作为公共言说者，不是去提醒社会加以防范和改造，而是变本加厉、毫无节制地进行流量收割，牢牢操控并将他们吃干榨尽。

司马南深知，流氓无产者根本不相信公义和秩序，没有什么正经的、神圣的价值信仰。

故对于司马南的种种劣迹，他们视若无物，甚至要以自己脚后跟都不相信的理由，偏执地替司马南辩解、开脱。他们本来就认同和主张，或以堂皇的名义欺诈，或以卑鄙下流手段豪夺，只管目的而不择手段。

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宣传，包括所谓的“爱国”，都不过是谋利的外衣。他们深信作为破坏者的司马南，其主张是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因此将之视为偶像、奉为圭臬。

从这个视角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南“爱国”人设已经彻底坍塌，他们仍要成群结队为其叫屈哭冤。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之风虽然远去，但是流氓无产者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从几个渠道得知，关于长江和记集团出售巴拿马港口交易，近日的《大公报》口气开始变得和缓。鼠记为此找来该报关于此案的最新报道，仔细研读，确认了这一事实，内心不禁生出谨慎的快慰之情。

前天，也即22日，《大公报》刊出题为《大企业应有大担当，切勿因小失大》的报道，这是该报关于长江和记集团出售巴拿马港口案的最新动作。尽管仍坚持其前一天刊发的《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一文中的立场，要求李家停止这笔交易，并再申“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大国博弈下企业应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等话，但通读全文，不难体会到，其立场已发生微妙但并不难觉察的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是对李氏集团的批评调门显著降调，变得温和多了。

风波初起时，《大公报》连发三篇雄文，对李氏集团指控之严厉、措辞之尖刻，举世为之错愕，其中最具杀伤力之语，是指李氏集团不爱国，“出卖全体中国人民”。而在最新的这篇报道中，这些峻急的指控不见了，相反，在坚持原先一些立场的同时，流露出对李氏家族的“同情的了解”的态度，这突出体现在，报道的行文将李氏家族的选择放在美国霸凌的背景下，并对美国的霸权进行了严厉谴责，全文三个小标题，第一、第二个小标题分别是“赢者通吃是一条死胡同”“看清美国‘既要钱、更要命’本质”，矛头均指向美国。而所谓看清美国本质之语，显然将对李氏集团此次交易决策的定性，由立场问题降为认识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文中三次、通过不同人之口，对李氏家族提出相同的忠告与规劝，即今后再遇到此类问题时，要事先与“持份者”，也就是有关方面做沟通。这一信息非常重要，它坐实了李氏家族此次在做出交易决策前没有向港府，更没有向中央政府报告、商量这一事实，同时含有“下不为例”的意思。

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人们理解此次针对李嘉诚的舆论降维打击，火力为何如此猛烈、无情。

毫无疑问，《大公报》上述关于长江和记集团出售巴拿马港口交易的最新报道，立场上无限靠近新华社19日发布的通稿中外交部针对此交易案的表态。在那篇仅156个字的短消息稿中，对于记者关于长江和记集团出售巴拿马港口交易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着重谴责了美国的霸凌行为。鼠记当天即对这一消息的含义做了解读，并预言对李嘉诚的大批判将划上句号。

拐点已现，令人欣慰。然而，反思不能缺席。

对于李氏家族此次商业决策的得失，固然未尝不可以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去评判，但对于一个心系桑梓、多年来大手笔对内地做出捐赠的企业家，一事未谐，即做无限上纲的指责，甚至不惜展开大批判，让人分明看到了极左的遗风，而这正是许多港人惨痛的集体记忆。

至于此种做法引发的网络民粹主义对李嘉诚的攻击，让内地一些民营企业家产生物伤其类的寒意，尤应引以为戒。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大树可以经得起反复的摇落，而人心，却是断断经不起的。

宁左勿右的遗风，可以休矣。

有道是：

依依垂柳伤摇落，人心更恐恶语斫。

为问飓风何处来，宁左勿右是金科。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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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财新｜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

新冠防控政策调整逾两年，防疫设施闲置已久，部分方舱医院进入拍卖和拆除阶段。据全国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24年以来，不少地方都在推进方舱、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的拆除工作。

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医疗场所，方舱医院并不是急救和治疗的“主战场”，其首要目的是隔离感染者、阻断传播。防疫政策在2022年12月调整后，由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改建而来的方舱率先恢复原本使用功能，部分方舱医院改造成亚定点医院。需要考虑拆除的是其余长期闲置的方舱项目，这些方舱多是由集装箱、板房在郊外空旷地带搭建的临时性建筑。

以上文字来自财新于近日发布的遭到封禁的文章《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该文讲述方舱医院的现状，但疑因涉及新冠疫情这一敏感话题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接着写道：

不同地区的方舱医院均出现多次挂牌情况。合肥蜀山区方舱拆除处置拍卖进行了两次。又例如，从2024年4月至8月，江西赣州市方舱医院资产拆除项目先后三次挂牌拍卖；广东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在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间，三次挂牌拍卖。财新未能通过公开渠道确认这两家方舱的拍卖结果。

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项目历经四次流拍。2024年10月，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首次发布拆除招标公告，拟将板房及内部的空调、热水器、卫浴、床、床头柜等，以及变电、消防、下水道管网设施和钢筋混凝土等整体打包拍卖，起始价格为2520.3万元。首次流拍后，资产挂牌价持续走低，至2025年1月第四次拍卖时，挂牌价降至2013.2万元。

资料图：东莞松山湖生态园健康中心方舱。图：广东省科技创媒中心

第五次挂牌时，卖方将资产分为电缆、板房和机器设备三个项目，分别挂牌招标。其中，电缆处置项目包括电力电缆、箱式变电站和绿化植物等，起始价为432.7万元；板房和机器设备处置项目起始价分别为1105.5万元和475万元。除了电缆项目成功确认买受人、实现溢价成交外，其他两个项目均告流拍。

在拍卖市场，需求不足、拍品定价过高、拍品吸引力不够或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均可能造成流拍。东莞方面并未说明多次流拍原因。在首次拍卖不成后，赣州市方舱医院、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也在后续挂牌时调降了底价。

作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产物，方舱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发过广泛社会讨论。例如2022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下达2022年卫生健康领域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这份通知显示，第三批卫健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为265.21亿元。其中，有20个省市区的预算中包含70个方舱医院、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单个项目资金从3000万至5000万元不等，资金累计27.16亿元。

中央资金下达到地方需一定时日，当新冠防控政策已经转向，有的方舱医院刚刚走完申报程序尚未动工，建或不建令地方政府进退失据。

方舱数量庞大，改造和再利用条件不一。真正棘手的或是在城郊搭建的临时性建筑。这些建筑占地规模大、位置偏远、设施简易，重新利用存在诸多客观困难，考验政府决策能力。

二、老爸讲科学｜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中文互联网上近期有网民发布言论，分析应该如何“拿下”澳大利亚。

在知乎上甚至出现“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的问答。对此，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作者发布文章批评这一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但该文遭到删除。

作者写道：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叫做“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浏览量近千万。

接连翻了三十几个回答，除了一个反战的，其他大多数已经精神解放了澳大利亚。

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个曾经饱受侵略的国家深入人心，并由此衍生出两个“国民共识”：

1、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新大陆和殖民地的资源。

2、“落后就要挨打”，其潜台词是——“强大就要打人”。

由这两个命题推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强大了，所以应该轮到我们去掠夺、去殖民了。

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的价值观。

战争只是一种重新分配资源的零和博弈，而科技和经济，才能真正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发达文明。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让中美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的根本因素，正是发展科技和经济建设。

反过来，那些或全民皆兵，或整天嚷嚷阶级斗争、或热衷于发动灭国战争的国家，哪个是真正强大的？

领土面积全球首屈一指的罗刹国，坐拥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动辄以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为何其国力却每况愈下，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不如我们一个广东省？

是战争造就繁荣，还是和平带来发展？

答案不言而喻。

战争是零和博弈，甚至是可能造成人类文明倒退的大大的负数。

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国策，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造就了今天强大的中国，然而有一些人却被这一阶段的成绩冲昏了头脑，鼓吹战争，鼓吹开倒车，若真如他们所愿，只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些整天喊着要打仗，甚至宣称要武装侵略他国的人，要么蠢，要么坏。

三、鸡蛋bot｜河南一律师称庭前拍摄取证遭法警背铐，派出所因无管辖权不予受案

3月13日，河南律师邵玉娟发帖称，她在法院开庭时遭到法警违法使用警械殴打。事后，微信公众号“鸡蛋bot”联系到邵玉娟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说明，但该文很快便遭下架。

图：邵玉娟微博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13日上午，邵玉娟在开封市杞县法院付集法庭参加庭审。庭前，邵玉娟向书记员要求复制相关证据材料遭拒，试图拍摄取证时，手机遭到法警抢夺。随后，法警使用手铐，将邵玉娟背铐后带离法庭。

据邵玉娟介绍，付集法庭开庭审理的是一起民事诉讼。邵玉娟代理被告方，其当事人梁某超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四个月。梁某超刑满释放后，被害人赵某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而邵玉娟庭前试图复制的证据即是原告赵某某的“三期鉴定”报告等材料。“三期”系指误工、护理、营养期，其鉴定结果关系着民事赔偿标准。但邵玉娟称，原告的三期鉴定报告此前并未送达其当事人。

13日9时许，法官尚未到庭，邵玉娟与法庭书记员沟通复制材料问题。“我说先让我拍下（鉴定报告），当时没有通知到我当事人。”邵玉娟称，书记员对其要求感到不满，以早已公告送达为由拒绝其复制，“书记员说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今天就不让你拍。”

从法官转型律师的邵玉娟警觉地拿出手机，试图拍摄取证。“我说申请你（书记员）回避，掏出手机想录她不让我复制的事，她就去找法官和法警了。”邵玉娟称，三名法警随后进入法庭，称法庭内不准录音录像，要求其删除所拍视频，“我说（庭前）录视频是我的权利，你们没有权力让我删。”

见状，法警上前抢下邵玉娟的手机，并使用手铐将其背铐。“法警过来要抢手机，三个人摁着我，给我扣了个铐子，打背铐。”邵玉娟告诉法警，他们在违法使用警械，“他们就飞快把我从法庭拖到旁边的办公室。”

图：邵玉娟病历

邵玉娟称，其在办公室内遭到法警粗暴对待。“一个法警骂我是泼妇，还有一个法警撩起裤腿，说我把他的腿咬了。”邵玉娟表示，彼时现场混乱，事发过程亦十分迅速，“我记不太清（是否咬到人），我用头顶他（法警）的腿了。”随后，法警想给邵玉娟解开手铐，但邵玉娟拒绝，称要报警处理，“有两个人摁着我腿，先把我左手手铐解开。我用手拽着手铐，他就使劲掰我手指头，拉我右边胳膊，要把右铐打开。”

图：案涉《接处警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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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某保健品传销组织，甚至把《山海经》改编成了洗脑术，大爷大妈们听得老泪纵横，却不知自己的养老金正化为人家的迈巴赫。这样的群体癔症，完美复刻了古代农民给土地庙上贡时的虔诚——只不过，贡品从五谷杂粮换成了花呗账单。

古代的商人必须捐个监生才有资格穿长衫，一旦发现产品质量问题，那必是重刑伺候。而现代的老板喊两句赢麻了，就可以自诩爱国企业家，从而给商品质量镀上了一层免死金牌。商业的江湖里，爱国表演艺术家们发明了独特的生存法则，那就是案头摆的不是《民法典》，而是包浆的“道德经”，他们不再研读《公司法》，而是摇头晃脑的背诵《忠君赋》。

这种表演艺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甚至进化出了赛博形态。某网红高喊：家人们为国产芯片助力，购物车里的商品却是国产壳、外国芯。某电车老板在发布会上高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消费者提车时才发现，这个口号和续航五百里的承诺一样，只是个口号。

在这个魔幻剧场里，《劳动法》成了艺术家们最不欢迎的畅销书。毕竟高举“道德经”可以立人设，能做忠君赋更是可以提升品牌溢价，但熟读《劳动法》却容易引火烧身。

这场道德的通胀危机，其实比美联储大放水还要凶猛。当爱国情怀变成产品溢价，当传统文化沦为营销话术，道德和爱国这两个词的含金量，就被他们埋汰得比隔夜的柠檬水还不如。

或许，千年后的考古学家会这样记载：在21世纪的商业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文物是鎏金的道德经竹简，以及碳化的忠君爱国PPT硬盘，还有无数印着民族品牌的泡沫包装盒。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墓志铭，某位企业家陪葬的是鎏金牌匾，正面刻着爱国表演艺术家，背面的铭文则是《劳动合同法》第37条。只不过，关键条款早已被铜锈腐蚀得模糊不清。

或许，当企业家们放下“忠君赋”，转而研究《公司法》，当爱国营销培训教材让位于劳动法的实操课程，当质量的显微镜代替了道德的放大镜，当法治的标尺替代了情怀的卷尺。这场从秦帝国演到数字时代的荒诞剧，才会得到真正的破局。毕竟，真正的爱国是让消费者放心购买，让员工安心工作，让企业活过下一个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