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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纪元|黑砖厂从未消失

16 October 2025 at 01:42

CDT编辑注:水瓶纪元介绍:“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点击这里访问并订阅水瓶纪元的Substack。 点击这里查看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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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9日,谢静静接到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对方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在寇聚合回家后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他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谢静静和哥哥劝说父亲一起去追查黑砖厂,起初寇聚合不愿意,等到次日,他终于像下了决心一般:“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CDT 档案卡
标题:黑砖厂从未消失
作者:樟子松
发表日期:2025.10.14
来源: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
主题归类:劳工权益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5年6月以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连举报,湖南、河南、广西多地乡镇砖厂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动辄打骂、扣发工资、封闭管理,仅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黑砖厂”由此重回公众视野。或许是受此余波影响,河南女孩谢静静失踪九年的父亲被工头“放生”,重回家人身边。听闻父亲遭遇的折磨,她决定找出背后的“黑砖厂”,为他讨一个公道。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和声讨,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调查督办,截至当年8月解救被控制的农民工上千人,其中近三成是残障人士;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扮作智力障碍者卧底砖窑搜集线索,联合警方捣毁四个黑砖窑。此后残障人士被控制劳动现象也从未断绝,据裁判文书网显示,以“强迫劳动”“智障人士”为关键词,于2013年至2025年共检索到近100起同类案件,90%以上发生在砖窑厂。

为什么“黑砖厂”屡禁不绝?上官正义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高强度劳动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二是砖厂多将搬砖等劳务承包给他人,对用工合法性视而不见,承包者可从中攫取巨额利润;三是落后的社会认知将“黑砖厂”视为正常现象;四是法律对拐卖成年男性罪名界定不清。

父亲,和他失去的九年

9月中旬,回到家人身边的第四个月,57岁的寇聚合逐渐回归闲暇和平静。他会在村口街头游荡一整个下午,一路捡拾烟头揣进兜里,回到家卷烟抽。他也会躺在床上发呆,在视频放映机中找爱看的战争电影。他居住的这栋二层自建房,之前还是砖墙毛坯,空置了七年,待他回来才修缮一新,添置上生活用品。家人还特意安装了三个监控摄像头,以防他再次走失。

起初,寇聚合总是闲不下来。院前的野草锄了又锄,青色瓦片整整齐齐地摞起,地上的砂土扫了又扫,堆在围墙的最角落。即使到了夜里,他也不休息。黑白的监控影像里,他总是不停地踱步,哪怕已经凌晨三四点钟。而白天,他又会继续“找活干”,仿佛一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现在,眼见草又长了起来,寇聚合应和女儿道,等到冬天冷了,草就不长了。

谢静静暂时放下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河南老家照顾父亲,每天都来给他送吃的,陪他聊聊天,或者只是共处一室。父亲的眼神中时常闪过惊惶和畏惧,她明白,这与父亲失踪后的经历有关。重逢的日子,谢静静已期待太久,但如今她整夜睡不着觉,心疼、悲伤、愤怒与不满交织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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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聚合坐在地上抽烟,展示胳膊上的伤痕。(图_樟子松/摄)

2016年,谢静静22岁。那年6月,她送哥哥寇常安前往浙江打工的第三天,父亲寇聚合在老家莫名失踪了。他患有精神障碍,没有工作,会做简单的饭菜,平日兄妹俩每隔两三天会给他送去米面、蔬菜和换洗衣物。但接连几天,谢静静发现父亲家里的菜都没有动过,邻里也没见过父亲的身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此后八年,报警、贴印寻人启事、在网络平台求助、奔波各地寻人,兄妹俩没有一刻停止寻找,足迹遍布南阳、郑州、巩义多地。但凡听闻一点音讯,都会前往线索地走访,再把寻人启事贴在路灯、电线杆和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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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二人张贴的寻人启事。(图_受访者提供)

九年后,寇常安依旧远在浙江工作,妻儿托付在河南老家,谢静静也已成了家,在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不曾设想过,父亲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到他身边,直到2025年6月29日,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打破了平静。他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

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

照片来自两百公里外的开封市杞县阳堌派出所。当地民警称,有一天下了大雨,一位好心的路人发现了流浪的寇聚合,便将其送往派出所。

当务之急是接回父亲,她请村大队会计、嫂子和嫂子的弟弟三人先去,自己和哥哥则买最近的车票、机票回家。刚到派出所时,几人通视频电话,寇聚合看到女儿,激动地询问女儿的近况,“嗓门特别高”,谢静静噙着泪,注意到父亲上半身是一件旧得泛灰的蓝色短袖,下半身却是一条冬天才见得到的黑色厚棉裤。

九年的记忆,似乎都与砖厂有关。第二天晚上九点,谢静静终于赶回汝州见到父亲。在他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寇聚合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他管每个工头都叫“老板”,说他们“比老日(侵华日军)还坏”;“没日没夜地干活……不干活、干得慢都会被砖夹子打”。

每天无数次弯腰、抓握、放砖,这让寇聚合走路时总是微微弓着背,步速很慢。他向水瓶纪元展示手掌的老茧、被砖窑的高温烟尘熏黑的手臂,和上半身难以数清的深深浅浅的疤痕,都是被砖夹的尖端割伤的,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和他一样被“老板”控制搬砖的,还有许多精神障碍者和聋哑人。他们多数时候在户外工作,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下雨还是下雪。雪压在身上,“像雪人一样”,搬砖依旧不停。问起每天吃什么,寇聚合无法描述具体的食物,只形容为“喂猪,猪都不吃”。哪怕已经离开砖厂,他依旧保留了食物上的习惯。

客厅角落,一个蓝色的塑料洗脸盆盛满了黏糊糊的面,散发出酸味。这是他多天攒下的剩饭。谢静静说,他们今天中午没吃完的面条,也被父亲和进了盆。她多次提出要扔掉,反而被父亲呵斥,说这些面都还能吃。另一个表现是不知饥饱,给什么食物都一股脑地吃下去,速度很快,几乎不咀嚼,吃完一根香蕉的过程不到五秒。

这是父亲失去的九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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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静和寇聚合的合影。(图_受访者提供)

“黑砖厂”举报余波未了

失踪多年的父亲与家人重逢,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今年曝光的十余起乡镇砖厂非法用工案件有关。

2025年4月,上官正义收到一条来自网友的线索,称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存在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情况。经过多方核实确认,他于6月3日赶赴临湘,打算现场举报。

第二天上午,他伪装成买砖的人进入砖厂,在搬砖区域参观时,他明显观察到几名工人存在神情呆滞的状态。他拿出手机准备拍照,却被一旁看管的女性工头大声呵斥。不久后,上官正义找到机会靠近其中几位工人,帮他们点烟,尝试进行简短的对话,但工人们几乎没有回应。他随即离开砖厂报警,在山下的路口等待警察时,比警察更早出现的是从砖厂方向驶离的面包车。但幸运的是,警车很快赶到将面包车截获。车上有五名疑似残障人员和两名工头,其辩称“就是出来走一走”。

当天,上官正义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社媒账号,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当晚17:32,临湘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5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已被解救,该公司负责人等5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抓紧侦办中。

此后,“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线索不断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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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4日以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的部分建材厂 整理自地方警方通报、上官正义社媒账号。(图_樟子松/制)

9月25日,上官正义抵达云南香格里拉辖区内永鑫页岩砖厂时,砖厂已处于停窑关闭状态,未见残障工人。但他走访周边村民后证实,一些残障人员还在村里干杂活,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于是他联系了当地警方,对方出示了9月19日的出警记录,称当天处理砖厂内其他纠纷时,在该砖厂发现6名残障人员,当时未能在公安系统内查到其身份,便让工头自行将其送走,送去哪里不得而知。此外,他提及“报警再三强调匿名举报,但后来负责的同志依旧当着被举报工头的面,大声让我提供身份信息。”在上官正义公开曝光后,事件才出现转机:警方在砖厂周边找到了8位残障人员,确认身份后,联系家属接回,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调查。

10月8日,上官正义发文举报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九然砖厂内,有云南曲靖籍工头长期控制8名残障人员搬砖,其抵达现场举报后得知,几天前该工头已将残障人员分三辆车带离砖厂,去向不明。11日,当地警方反馈已解救残障人员9人,抓获涉案人员6人。

据上官正义透露,截至10月11日,经其举报、曝光获得解救的残障人员超过229人,涉及至少31家公司及个体户,绝大部分是砖厂,被举报工头均已涉嫌强迫劳动罪被立案批捕,被解救的残障人员失踪时间从六年至三十年不等,在全国各地掀起“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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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曝光河南汝州德源伟业工人住所及食物。(图_微博@上官正义)

和谢静静一样,36岁的纪恒接到了来自村干部的电话,确认照片中人是否他失踪多年的父亲纪建国。纪建国出生于1964年,2003-2004年间在湖南洞口县老家失踪,此后杳无音讯,直到今年7月22日,被广西百色救助站救助。

“我爸基本没怎么变,就是老了一些,瘦了一些”。纪恒回忆,刚见面时,纪建国认得出纪恒和其他家人,但他的声音如蚊,很怕生的样子。纪恒问他这么多年去哪了,纪建国只能含糊不清地讲述,搬砖、扛树、下肥料;搬砖装车时,“老板”不时用鞭子抽打,“每天不停地干”,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纪恒原本对此不以为意。8月下旬,他从新闻中偶然得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曾在7月4日至7月22日多次举报“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市辖区内砖厂强迫残障工人搬砖”未果,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不是在说胡话。

纪恒偶尔会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纪建国总会说出一个陌生的人名“张名发”,反复跟他确认后,他才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本名。8月25日,纪恒带父亲去办户口,工作人员问起名字,“张名发”还是脱口而出。“我看报道里说,黑砖厂的工头会逼迫工人改名字,我爸估计也是,他说自己有很多个名字。”

9月11日,纪恒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帖,感谢百色市救助站将父亲送回家,第二天接到了百色警方的电话,称纪建国很可能也曾被“黑砖厂”控制劳动,如果有线索可以及时反馈。

之后,纪恒多次致电百色警方,警方称已经查到涉事砖厂,控制了涉案工头并解救相关人员。社媒上疑似受害者家属给纪恒留言,称百色警方通知他们识认被解救的残障工人并做DNA鉴定,发现其中一人确为其失散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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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建国被救助时的登记信息。(图_受访者提供)

“有的地方处理这类案件相对让人容易接受,但有的地方,人家家属问受害者是怎么找到的,他们都不愿意提及,怎么索要劳动赔偿也不说,**无形之中让别人很痛苦。**”上官正义期待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残障人士强迫劳动现象,如由各地监管部门发起专项行动,在调查黑砖厂的同时,也做好后续的安置和赔偿工作,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政策指引。

追责的决心

无独有偶,上官正义连续曝光位于河南的两家砖厂后不到一周,寇聚合出现在杞县街头。据寇聚合描述,他和工友先是被要求停工了几天,之后便被开车带离砖厂,工头称他们“老了,干不动了”,要送他们回家。车上载了三名工人,寇聚合是最先被放下车的,工头告诉他,“前面的路开不了了,再往前走就到家了”,之后驾车离开。

6月30日晚,一回到老家见到父亲,听他谈及在砖厂的遭遇后,谢静静果断决定报警。7月1日,她和哥哥先后前往陵头镇派出所和杞县阳堌派出所报案,均得到“非案发地,无法立案”的答复。谢静静没有丝毫动摇,决心自己追查。

“听我爸说砖厂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障工人,不能让这些‘老板’再祸害人了。再加上我爸被折磨这么多年,我必须得让他们受到惩罚,把其他人救回来。”谢静静说。

在交谈中,寇聚合提到了“兰考”“民权”“焦裕禄纪念园”等地点,还说砖厂里有红砖、青砖和用水泥抹面的灰砖。谢静静打算从这几个线索开始,带着父亲实地探访。

寇聚合不敢。“干这么多年一分钱没有,还欠别人钱呢”,工头曾威胁他们,一根中华烟七千万,一件衣服七十万,一个馒头一百块。兄妹两人从7月1日下午一直劝到第二天凌晨,寇聚合还是不愿意。

到了7月2日早上,他们去父亲家里吃早饭,寇聚合却只说了一句话。“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早在前一天晚上,谢静静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已经找到了一家最接近父亲描述的砖厂,位于兰考县。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抵达后,寇聚合很快否认了这里。他们只好问工人哪里生产水泥砖,对方透露了一家名为“兴兰建材”的砖厂,并表示就在政府边上。谢静静将“兴兰”误听为“新兰”,以至于后来开车经过都浑然不觉。“那么大那么繁华,走到门口都没想着往里进”。

下午,走访的几家砖厂都被父亲否决后,谢静静一度求助警方。但焦裕禄纪念园辖区派出所接警民警坚称,需在涉事砖厂所在辖区派出所报警。在她反复劝说下,兰考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民警,也只是走个过场,“我们领导说了带你们转一圈就放回原位。”

他们继续一路打听,找到了一家砖市,拉砖师傅们提及附近有四家砖厂,“兴兰”的名字再次浮现。他们还提到,以前兰考县、商丘民权县、山东、安徽交界处的一片砖厂全都用残障人员拉砖,“每过段时间就换一批,不知道从哪拉的”。令人振奋的是,有师傅看到父亲后笃定地说,确实给他搬过砖,还不止一次。

得到明确线索后,陵头镇派出所和三义寨乡派出所民警才先后赶来。虽然寇家人此时已经预感兴兰建材的可能性最高,但警方还是把它排在了最后。来到兴兰,已是晚上八点左右。一进大门,便能看到若干栋紧挨着的灰色的四层高楼,顶部用明亮的红字贴着“讲宗旨,讲正气”。寇聚合抬起手指指点点,锁定了中间的那栋楼,“就是这栋,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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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兰建材大楼上明亮的红字标有“讲宗旨”“讲正气”。(图_樟子松/摄)

“看着我爸激动的感觉,特别真实”,谢静静回忆。寇聚合带路,径直走上三楼。楼道里,一间屋挨着一间屋,几乎看不到尽头。他打开入口处第一间屋子的门,自然地坐在了最靠近门口的床上。屋里臭味扑鼻,被褥表面很干净,但掀开里层是“灰扑扑黏糊糊”的一层。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寇聚合曾经待过的砖厂。

谢静静拿出手机准备录像,三义寨乡民警便做出抢手机的架势。她又提出查监控,民警拒绝了,“我们会保存,不用你管”。民警也拒绝了他们去更多屋子的请求,很快便将他们带离了兴兰建材,回派出所等消息。寇常安勉强留了下来“保护现场”,和民警一起等待后续技术人员对宿舍的搜查。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也没能等来。民警表示,技术人员有别的案子在忙。

谢静静本以为非法用工的砖厂只有这一家,但在派出所录口供时,父亲表示自己是从民权县的一家砖厂被转移到兰考的,她意识到可能存在一个非法转卖的链条,但具体结果只能等待警方的调查。

与此同时,三义寨乡民警陆续带回了六个人,其中五位男性均为疑似残障工人,和寇聚合并不相识。

7月3日中午,他们动身离开,特意来到距离兰考县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杞县,想感谢那个把父亲带到派出所的好心人,但民警称并未留存对方的联系方式。不久后,民警主动打来电话说:你们也得感谢警察,把你父亲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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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于兴兰建材解救的部分疑似残障工人。(图_受访者提供)

更多失语的人

回家后,谢静静将私下拍摄的照片、视频以及与警方通话的录音陆续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7月到9月,兰考县公安局民警、兰考县人民政府、民权县公安局等单位共五次造访其住所,主要诉求就是删除视频,并多次提出可以赔偿寇聚合多年的劳动所得,让谢静静“说一个数”。谢静静全都拒绝了,她更希望能尽快查清父亲九年来的遭遇,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在第二次登门造访时,她从民权县公安局处得知,一名叫做李子茂(音)的人已被兰考县公安局拘留,其称2024年在郑州“捡”到寇聚合后,带至商丘市民权县某砖厂,做工不到半年。兰考县公安局告诉他们,兴兰建材法定代表人徐腾松已被拘留,手续正在办理。

8月14日,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已经查到了2020-2025年间父亲被转卖的四家砖厂。录音资料显示,2020-2025年,寇聚合先后被转卖至郑州市管城区、平顶山市叶县、商丘市民权县与开封市兰考县的各个砖厂,2024年下半年开始在兴兰建材做工。具体时间还要继续调查。

兴兰建材全称为“河南兴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经营范围包含透水砖、灰砂砖、水泥制品制造与销售,沙子、石子、钢材销售等。公司坐落在兰考县绿色建筑产业园内,距离三义寨乡人民政府、三义寨乡派出所不到一公里。该产业园被列为2023年开封市第一批212个重点项目之一,占地面积约37000㎡,投资金额约6亿。政府相关文件提到,重点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管,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及时查处工程质量、合同履行、建设环境等方面发现的问题。

9月初,兰考县公安局曾向媒体表示涉事砖厂已关停,然而9月13日水瓶纪元实地走访后发现,兴兰建材仍处于营业状态,一小时内共有三辆车进出兴兰建材,扬起扑面的粉尘。此前大门口柱子上标着的“中共兰考县三义寨乡兴兰党支部”,则已被清空。次日,谢静静致电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行业部门已经下发关停手续文件,“开不了”;县政府工作人员则回应称,会再去落实,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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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兰建材仍在运营中。(图_樟子松/摄)

寇聚合家的客厅很空旷。谢静静说,现在没办法添置更多物件,因为父亲可能会弄坏。经济上的拮据也可想而知。父亲回来之后,他们的各类开销总计九万元。原本谢静静在北京做库房管理员,现在在家没有收入,母亲也没有工作,全家都靠在浙江做技术员的哥哥支撑,而哥哥家里有三个小孩。

七月初,谢静静给镇政府打电话,为父亲申请领残疾人补助。早在2016年5月,父亲失踪的半个月前,他的残疾证刚刚办好,还从未享受过补助。工作人员告诉她在网上进行申请,之后却杳无回音。直到八月中旬,她发布的维权视频几乎传遍了村里,政府主动和她联系,说要来确认父亲已经回来的情况,但至今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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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聚合的卧室,床边放映机正在充电。(图_樟子松/摄)

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前摔伤,那时精神障碍还未见端倪,随着时间推移有了加重的趋势。那之后,他做过一年多的装卸工,后来又赋闲在家,全家的经济来源只剩下母亲,她卖过水果、摆过小摊,什么都卖。谢静静十二岁就出门打工了,一开始是在河南的电子厂,后来去了江苏,早年一个月工资不过八百,挣来的钱都寄回家里。哥哥年龄大一些时,也辍学离家打工了。

谢静静身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或许来源于此。她无法忍受目睹父亲的苦难却什么都不做。她质疑一切,认为警方都是砖厂的保护伞。面对警方让她不要再联系记者的请求,谢静静的回应很笃定,“我大小记者都欢迎。”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给兰考县公安局、三义寨乡派出所等单位打了数十通电话,询问调查进展。而随着谢静静将部分通话录音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或发给记者,电话那边的回应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怕我发视频(公开通话内容)呗。”

9月13日深夜,谢静静创建了一个“全国失踪人员家属群”,截至10月9日,群内已有40人,有好几位家属在近日黑砖厂案件中寻回失踪多年的亲人。6月,小阳在上官正义曝光河南某砖厂的视频中发现了疑似失踪父亲的身影,从安徽赶赴河南,跑了四五个派出所才找到父亲。9月,小袁在湖南某砖厂被解救的工人中找到失踪七年的弟弟,政府称只能垫付在当地做工的八个月工资2.4万元。

还有许多没有寻回失踪家属的群友,有人给曝光的黑砖厂所在地警方打电话,咨询是否有可供识认的照片,“接警的人很不情愿的语气,说哪里救助的找哪里”,“做了个登记就没下文了”。小于的弟弟多年前失踪,家人在当时报警并采集了DNA,近日她们再次前往派出所确认,民警查询过后却发现DNA并未入库。

谈起建群的初衷,谢静静希望群友越多越好,一起分享线索、自发调查,抱团取暖,找到自己的家人。

(文中谢静静、寇常安、纪恒、纪建国、小阳、小袁、小于均为化名)

水瓶纪元|一个外卖骑手耗时661天的工伤维权

9 October 2025 at 00:56

CDT编辑注:水瓶纪元介绍:“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点击这里访问并订阅水瓶纪元的Substack。 点击这里查看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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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
标题:一个外卖骑手耗时661天的工伤维权
作者:林屿
发表日期:2025.10.8
来源: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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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送外卖的第39天,30岁的杜北在斑马线侧滑、摔倒,左手大拇指发生粉碎性骨折。事发第二天,他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工伤维权,却经历多方“踢皮球”和疑似诈骗。

事故发生661天后,唐山市路南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裁定了118221元的工伤赔偿——尽管企业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将案件继续拖入法庭。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杜北告诉水瓶纪元。

“腾飞的共享经济”在制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将越来越多人甩出劳动保障体系。外卖骑手成为熔炉里的耗材,等待用完即弃的命运。

“灼烧的疼痛感”

2023年10月7日,下午1点50分,刚过外卖午高峰,杜北送完唐山站西广场外卖订单后,准备返回片区。电动车压过喷了水的斑马线,意外发生侧滑,人和车齐齐摔倒在地。“左手大拇指有灼烧的疼痛感,膝盖也是。”这是他开始送外卖的第3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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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杜北送外卖时电动车压过喷水的斑马线发生侧滑,导致左手大拇指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杜北上一份工作是挖掘机驾驶员。2022年,他拿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开始接些绿化、修路、挖房屋基础坑的工作。唯独拆迁的工作,他不敢接。“太危险了,哪一个着力点找不好,塌了的话,车毁人亡。”

按照杜北的说法,如果驾龄长、业务熟练,一个月工资能达到一万多,这远高于他所居住的河北省唐山市的居民人均月收入3539元。但挖掘机的工作很不稳定,只能跟承包工程的老板联系,等他们派活,项目结款也时常拖延。于是他萌生了做美团骑手的想法。

2023年8月30号,杜北循着58同城上的招聘信息,来到唐山市鹭港驿站。外卖骑手不用面试,只需要下载美团APP,找到骑手招聘板块,填写意向工作地点、工作类型和手机号等信息就可以。当天下午,站长就让杜北去跑单了。

跑单前,还需要租电动车。杜北在距离站点约3公里的指定租车行,租到了一辆改装过的电动车,一个月租金大约550元。目前,新国标电动车的限速是25km/h,远远满足不了外卖配送需求,而改装后的电动车最快能开到75km/h。对于改装,站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班后,杜北每天都要参与早会、点名。“早上他点名,一边拿手机拍你,你就喊到!”上午十点上线,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不能拒绝系统派单。杜北每天大约配送二三十单,距离在3.5公里以内的订单,要在半小时内完成配送。

如果同时接了多个订单,配送时间重叠,就很容易超时。“比如说是四点,你接的这一单,从四点到四点半,必须要送达。四点十分接的下一单,就是四点十分开始计时到四点四十,就是重叠往后边计算。”杜北解释道。这意味着,前一单配送过程中接新单,单子的配送时间并不会因此延长,接单数量越多,均摊到每个订单的时间就越短。

送单期间,骑手还要完成随机出现的“微笑行动”。这是一项刷脸检测,骑手需要把自己的脸移动到指定的人像框内,对着摄像头眨眼、左右转头。这主要是为了抽查骑手有没有穿戴头盔和工作服,以及是不是本人送单。“微笑行动”会不定时出现,可能在送餐过程、坐电梯期间或者其它任意时刻。骑手在收到提醒后,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检测。如果检测未通过,账号会被暂停接单,或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你可以跟微笑行动开玩笑,但它不会跟你开玩笑”,这是流传在外卖骑手间的一句话。一个山东的外卖骑手在抖音吐苦水,“送了一个月,‘微笑行动’没通过被罚了一千,我暑假旅游计划都泡汤了,我要崩溃了,难受!”

从八月末开始送外卖起,直到九月,杜北跑了大约705单。加上新人奖,平均一单能拿七块钱。外卖平台为了激励骑手加入,常常会给予补贴和奖励,比如晚班补贴、车辆补贴等,甚至可以预支工资,具体情况视平台、地区而异。

薪资可观、就业门槛低,使得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300万人。由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显示,95.56%的骑手为男性,平均年龄33岁,近八成骑手集中分布在21岁\~40岁年龄段。

外卖行业给底层劳动者提供了生存的机会。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 2013-2019年期间,累计有43.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美团实现就业增收,而外卖骑手的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70%。

看起来行业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知的危险随时在路上。

摔伤是家常便饭。在送外卖过程中,杜北曾因躲避逆行的电动车、闯红灯的老人,紧急制动,摔伤了膝盖、胳膊和手掌,当场破皮、淤青。一怒之下,杜北辱骂了老人,老人作势要打他,两人差点当街打起来,所幸路人上前劝架,拦住了他们。

摔伤后,杜北请了两天假回家休息,给伤口涂了止疼药和消炎药。虽然受伤不算严重,但他也因此损失了两天工资。骑手没有基本工资,没有送单就没有收入,即便站点对专送骑手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规定。

杜北没太把小伤放在心上,直到10月7日那天,电动车侧滑,他因此摔伤、大拇指骨折。“平时就是摔一跤、擦破皮,或者把车撞坏,修一修就没事了。这是我第一次摔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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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杜北拍下自己摔伤的现场照片,一辆电动车横卧在自行车道上。(图_受访者提供)

骑手,消失在路上

其实刚送外卖不久,杜北就听说有骑手在事故中丧生了。同事告诉他,早高峰的时候,那个骑手要送一个煎饼,快要超时了。站点打电话来催促,说“顾客要去上班了,他的餐为什么还没到?他要投诉了。快点!”骑手接完电话后,一着急,抢黄灯,就跟出租车撞上了。

听说这件事后,杜北坦言,他感觉死亡离自己非常近,或许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你要想多了,就会影响(自己)每天的工作;你要不想吧,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骑手交通事故频发并非个例。2020年,上海公安局查处快递外卖骑手交通违法4.3万起。另据《新华网》报道,2023年全国发生外卖骑手交通事故1.2万宗。

早会时,站长也会反复提醒他们不要闯红灯或逆行,但杜北认为这跟配送时间本质上是矛盾的。“人家说的是安全第一,但是你不想被罚钱的话,就只有在能保命的情况下,尽快完成配送。”

杜北的准时率大约是97.3%,但平台的要求是100%。三百单之内,算新手保护期,超时不到7分钟,不会罚款。三百单以后,超时会扣站长5块钱,扣骑手15块钱。

商家出餐慢、等红绿灯、交通高峰、小区门禁、爬楼梯、恶劣天气……都可能成为超时的原因。“单量太多的话,第一单出现问题,后面全部会超时。”最多的时候,杜北手里有八单需要配送。

与此同时,外卖平台打出“配餐就是快”的口号,不断压缩配送时间。2020年,人物杂志发布《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接受采访的多位美团、饿了么骑手都感受到了时间的消失。3公里的订单,最长配送时间从1小时缩减到30分钟。

除了交通事故外,疲劳驾驶也往往给骑手带来人身风险。据杜北讲述,骑手就算一天在线12个小时,扣除保险、租车等费用后,往往也跑不出两百块钱配送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骑手只能不断延长上线时间。他所在的站点,有个“单王”从早高峰开始送到晚上12点,每天除了睡觉,就是送单,一个月才能挣到一万多块钱。“这种人猝死的多,疲劳驾驶被撞死的也多,公司也不给申报‘工亡’。太多驿站都发生过这种事,负责人压着不说,最后骑手家属去驿站里闹。”

据《红星新闻》报道,2020年12月,饿了么众包骑手韩某伟在送餐过程猝死。家属希望获得工伤赔偿,但饿了么称,韩某伟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只能给2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补偿。后在舆论压力下,饿了么发表声明致歉,并承诺将在一周内向家属交付60万元抚恤金。

但骑手群体并没有自此得到更多保障。据《封面新闻》报道,今年5月,半个月内,同样供职于饿了么长安路店的两个骑手袁文和梁军先后猝死。家属在采访中透露,事发后一周,站点都没有出面解决善后事宜,也拒绝提供劳动合同或保险单。

2023年10月7日下午摔倒后,杜北打电话告诉站长,站长到了事发地后,问“你怎么骑这么快啊!”

杜北感到被指责,怼回去:“你也甭说我骑太快,你骑电动车,你也没少摔!”有时站点忙不过来,或者订单有超时风险时,站长需要救单,也曾摔骨折过。

拍好受伤照片,上传到平台后,他们一起去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站长没有载着杜北,而是让他用单手开电动车跟在后面。杜北坦言,“非常吃力,双脚站地的时候,膝盖也很疼”。

X光片显示,杜北的左手大拇指发生了粉碎性骨折,有明显移位,双膝大面积软组织挫伤。医生建议做手术住院治疗,用钢钉把大拇指穿起来、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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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左手X光片,显示其左手大拇指存在粉碎性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住院前,需要先交五千块钱押金,再加上治疗费用,至少需要一万块钱,杜北负担不起。他坦言,当时刚交完房租、物业费,没有钱。“要有钱的话,我就不去送外卖了……”受伤发生在10月初,他当时连九月份的工资也还没拿到,甚至急诊挂号、拍X光片的300多块钱都是站长垫付的,“站长说之后在我的工资里扣”。

站长打电话请示美团城市经理,得到的答复是,让杜北借钱先去做手术,之后找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销。如果杜北借不到钱做手术,他们也没办法。杜北放弃住院手术后,就回家睡觉去了,“手上伤口太疼,就连走路都觉得吃力了”。后来,因为拖延治疗,杜北的大拇指骨头移位,指甲也掉了,不过他却庆幸伤的是左手大拇指,“要是把腿摔骨折的话,我会饿死在家里!”

杜北尝试过“轻松筹”,跟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后,他在小程序写下事件经过,上传病历和诊断证明。他把链接转发到朋友圈,但之后的十多天里,只筹到一块钱。

刚摔倒的时候,站长告诉杜北,这是他自己摔倒的,不用报警。杜北后来才发现,站长的建议也是“套路”。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多数地区要求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或最迟24小时内报警备案。逾期未报,若引发纠纷,警方可能不予受理,影响后续赔偿。因为当时没有报案,杜北未能调取到事发时的道路监控。

作为骑手,杜北仿佛成了随意被丢弃的耗材。他告诉水瓶纪元,受伤第二天,他拖着亟需手术的手到处借钱时,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接单记录、保险记录随之消失。劳动合同更是从来没签订过。

劳动律师郝正新从2018年开始关注外卖骑手,曾参与撰写《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2019年度调研报告》,她告诉水瓶纪元,“能否认定劳动关系”一直是外卖行业最关键的话题。根据现有法律,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直接决定着外卖骑手的劳动权利,而外卖企业在有意制造认定困难,将骑手的劳动关系转包给多个人力资源公司,推卸自己的雇主责任。

“算是外卖平台和人力资源公司之间的合谋吧”,郝正新举例,“比如a公司是直接用工的,但是它委托人力资源公司b发工资,b下面又有一个企业族群,包括b1、b2和b3。可能前三个月是b1发工资,后三个月是b2发,到第三个季度又变成b3。通过这种方式,突破了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中“用人单位稳定给劳动者发工资”的标准,让劳动关系变得混乱。有些企业还会跟灵活用工平台合作,把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签订合作协议。这样一来,双方不再是雇佣关系,企业也就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

“外卖套路太多了”

虽然骑手账号被删除,但杜北曾预想自己有天可能会发生意外,提前截图了上下班打卡记录。再加上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银行卡的工资流水、事发后跟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协商录音、工作服、健康证等,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仲裁委认定杜北和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速达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天眼查显示,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业务范围广泛,为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聘外卖员。截至2025年9月,有495个司法案件记录,其中约68.89%的案件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多为被告。

交通事故如此频发,而一旦认定工伤,即便是最低的伤残等级,如杜北的十级伤残,也要赔偿十一万多元。比如据《工人日报》报道,2023年10月,沈阳骑手刘洋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鉴定伤残等级为九级,经工会调解后,外包公司赔付了41万元。巨大的经济支出,使得外包公司有足够的动力,去想方设法逃脱监管。

2022年8月,新速达公司还遭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_(下称“人社局”)_行政处罚1.2万元,事由是在《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送达后,逾期拒不改正。而一个月前,公司才入围“天津市2022年雏鹰企业”。2025年以来,公司曾经三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低至1345元,高达206463元。

事发后,杜北在人社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奔走,经过502天,他被认定为遭遇工伤、十级伤残,停工留薪期4个月。紧接着杜北申请了劳动仲裁,2025年6月26日,案件正式开庭。8月15日,杜北终于收到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书》,裁决企业支付他工伤待遇118221.21元,其中包含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扣除被申请人已支付32637元,还需支付85584.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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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6日,杜北的劳动仲裁案开庭。(图_受访者提供)

然而劳动仲裁胜诉后,杜北迟迟没有收到赔偿金。于是8月21日,他前往执行立案庭,打算申请强制执行。这才得知,一周前,新速达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目前仍在进展中。

维权初期,杜北曾走过一段弯路。当时骑手账号被删除,站长不作为,理赔陷入僵局,一家名叫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找上杜北,声称可以帮他代理保险理赔。2024年1月16日,杜北和这家公司签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为理赔款的25%。在这家法律公司的协调下,2024年3月8日,杜北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

赔偿协议上面写道:“乙方收到款项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今后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甲方及相关方主张任何权利。”但杜北认为这是霸王条款,除了保险理赔,他还应该获得工伤赔偿,这让他决心走司法途径,工伤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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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8日,杜北曾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协议还注明杜北此后不得向新速达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图_受访者提供)

不论意外险,还是雇主责任险,本质上都是商业保险。而工伤保险,是政府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保障水平都优于前者。除了医疗费和伤残赔偿金外,工伤待遇还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企查查显示,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万元,成立于2024年1月22日。也就是说,跟杜北在1月16日签约前,这家公司甚至还不存在。杜北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此前他已经通过微信转账8125元代理费。

“基本都是骗子!” 郝正新提醒,有些类似的法律公司还会提出可以帮忙垫付医疗费。甚至代理费要收取理赔款的40%-50%,而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费不能超过胜诉金额的18%。

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1907份有效法律判决进行分析后,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同样发现,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至15%以内。与此同时,大量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堪忧。

维权的决心

早早辍学、父母离异,杜北在十几岁就进入社会,作为底层劳动者,他只能拿起唯一的武器——法律,来保护自己。

这不是杜北第一次为工伤维权,但还是忍不住感叹“外卖套路太多了”。上次工伤维权是五年前,杜北在动物园当饲养员。一次他帮忙关配电室电闸时,从椅子上摔下来,左手受伤。这之后,杜北独自去唐山市第二医院检查,发现是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整个治疗下来,一共花了一万八千多元。此前公司给他缴纳了意外险,所以医疗费由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这之后,公司和他签了一份保密协议,支付给他两万元赔偿。因为赔偿金额远低于工伤待遇,杜北起诉了公司。最终法院判决,刨去已经支付的两万元,公司还需赔付余下的九万多元。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回顾两次维权经历,杜北说道。

郝正新也提到,工伤认定的难度很大,当事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证据,诉讼流程也过于漫长。“没个三两年很难结束。除非受了特别严重的伤害,而且自己还有决心去走这个程序,不然一般大家都不去维这个工伤的权。”

在跟外卖骑手接触过程中,郝正新听到最多的想法是,“我也痛恨这些,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人很难跟这些(平台)对抗啊”。

2023年10月,发生事故后,杜北曾经想向河北的新闻栏目组爆料,但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对方一听是外卖工伤,就把电话挂掉。杜北提醒水瓶纪元,“你这样做的话,美团这么大的企业会恨上你的,他们背后的法务团队是非常厉害的。”

2025年3月,京东曾宣布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但骑手们的反应并不如预期热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还交啥未来的社保?”郝正新说出了骑手的心声。

在杜北的工作经验里,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往往是常态。他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坦言“去哪里都行”。至于为什么留在河北? “这里有我的房子呀,(我)申请的公租房。”公租房一般开放给没有父母或孩子,也没有房子的贫困户申请。杜北申请到一个单间,谈及房子的布局,他形容“像医院的病房一样,一开门就看到阳台了”。每个月房租加上物业费只要四百多元,比自己出去租房便宜了一百元。

杜北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三千块钱工资都够我生活,只要这个工作循环起来,不发生什么意外。但如果受伤了,工作也耽误了,手里还没有存款,就待在家里受罪吧。”

即便在生活中屡屡受挫,但杜北说,他还是相信社会上的光明比黑暗多一些。或者说,他必须要去相信些什么,才能面对生活。

杜北又回去开挖掘机了。那同样是一份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工资三千块,只要不发生意外,刚刚够他生存下来。当被问到左手大拇指留下的永久创伤是否会影响工作时,杜北说,“好在开挖掘机不需要用到大拇指,用手掌心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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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杜北结束了一天的挖掘机工作。(图_受访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提及人物均使用化名)

【404文库】“你不能自己又当警察,还当法官,这是不合理的”(外二篇)

By: elijah
4 October 2025 at 05:05

CDT 档案卡
标题:【404文库】“你不能自己又当警察,还当法官,这是不合理的”(外二篇)
来源:水瓶纪元又是一起远洋捕捞读宋史的赵大胖

主题归类:劳工权益远洋捕捞贵州隔离大巴侧翻事件
CDS收藏:时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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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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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水瓶纪元|街采外卖员:社保新策遇冷,他们的烦恼和困境

2025年4月,京东、美团等外卖平台的商战大戏演得火热。其中,是否给外卖员缴纳五险一金的问题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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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社保新规实施也惹争议,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发布调查报道,展示外卖员们普遍不愿缴纳社保的本质问题。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转载版本遭到删除。

CDT编辑注:“水瓶纪元”公众号原文目前仍可查看,“食通社Foodthink”转载版本被删除。


文章写道:

当骑手权益维护力度成为商战的筹码,骑手实际能受惠多少?3月中下旬,水瓶纪元在广州街头随机与十余位外卖骑手进行交流。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几乎无人因社保新策感到欣喜,大多数人的社保处于停缴状态,也无人主动询问平台的承诺是否已落地。他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单派、账号是否“养废了”、这个月够不够钱寄回家。

[…]外卖员没有底薪,计单结算工资。“去年七块五的单价今年降到了六块多”以后,江新现在一个月收入五千多。他三十多了,没结婚,而收入只够自己花,“真要到结婚养孩子那一刻,你拿不出钱,一想起这个,你就睡不着觉”。李彬父母在老家种地,他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在外打工,妹妹则在上高中。刨去租房吃喝,每月剩一千,要么攒着要么寄回家。

唐泽权说出了很多外卖员的心声。他发布视频称,对专送、“乐跑”等“以平台为生的”全职骑手而言,一个月匀出几百元交社保的个人缴纳部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他更希望的是,平台能承担更大的社保缴纳比例,降低骑手缴纳负担,让认真跑单的骑手能愿意交社保。这则视频迅速登上了抖音的热度榜单。

[…]陈国江是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组建者,也被称为“盟主”。联盟把零散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外卖员们集结起来,吸引了一万四千多名骑手加入,曾经拥有十几个微信群,组织过骑手大规模聚餐,也为骑手们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帮助,几乎扮演着“独立工会”_(注:“独立工会”指由工人或员工自愿组成的组织,旨在维护和促进成员的权益。)_的角色。

他表示,从他的亲身体验和与其他外卖员的交流来看,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钱买社保,乃至不愿意让平台缴纳社保——钱从哪里来呢?大家担忧成本最终仍然分摊到骑手身上。在他看来,由于入职门槛低、缺乏职业发展前景,外卖员们不会把送外卖当成一个终身职业,且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换去别的工作企业,企业主也未必会依法缴纳社保,这样在送外卖时交的社保也会打水漂。

陈国江认为,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被处罚的骑手申诉被驳回、随意封号、专送骑手被克扣工资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情况应该引入第三方或者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审核。毕竟这么大的群体,不能你自己发骑手的钱,骑手申诉了,还是你自己审核。你不能自己又当警察,还当法官,这是不合理的。”

二、又是一起远洋捕捞|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琳、副检察长王晓林、检察官朱佳琳拒不履行检查监督职责

9月22日,北京恒万教培案家属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是一起远洋捕捞”发布对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的控告信,信中控诉检察院拒不履行检察监督职能,同时控诉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远洋捕捞、虚假立案等行为。

但该控告信很快便被删除。

信中写道:

2022年7月起,吴少伟等人在北京市顺义区经营恒万建工(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万公司),从事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在百度平台投放广告,有证书报考需求的客户留下个人信息后,由北京螳螂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数据,供公司员工给有意向报考客户拨打电话进行课程内容介绍,并为报名客户提供合同、书籍及课程服务。

上海市公安局于2023年开展聚焦打击“‘证书挂靠’类招工诈骗案”的“砺剑2023”专项行动,上海公安在上述专项行动指导下,将多家教培企业相关人员认定为诈骗并进行刑事追诉。2023年6月29日,在没有北京公安配合的情况下,宝山公安异地对位于北京的吴少伟等人进行抓捕。2024年1月,侦查机关将上述71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朱佳琳检察官担任公诉人。但是,朱佳琳检察官根据审计报告,认定涉案诈骗金额1790万余元,但至今未列明被害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不通知被害人参与诉讼,显然不打算把钱款发还给所谓“被害人”。

在案接报回执、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均显示,宝山公安于2023 年 6 月 20 日接到匿名举报,但上述接报回执未附任何该报案人提供的报案材料和证据。该接报回执称,“我局在工作中发现……现已查明涉案金额约 40 万元,嫌疑人在北京作案”。按平均学费5000 元/人计算,2023 年 6 月 20 日立案之前,宝山公安应当至少收集到80 人的报案材料。但是,在案现有报案材料中,最早的报案时间却为 6 月 27 日。诉讼中,辩护人指出报案材料系虚假时,公诉人改口称是在“工作中发现”。案发前,恒万公司3000多名学员没有一人向北京市政府部门投诉被骗,也无一人提起民事诉讼,更无一人向北京市公安报案被骗的情况下,远在千里之外的宝山公安以所谓的工作中发现,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一个案件连程序都不能保证公正,如何让我们老百姓去相信这个案件结果的公正。请立案调查徇私枉法的相关人员。

此外,前述专项行动结束后,对于位于山东明确在合同中约定挂靠事项的教培机构,宝山公安以不具备管辖权不予立案。而恒万公司在学员缴纳课程费用前,均向学员出示课程培训服务合同,该合同系北京市人社局公示的示范文本,不包括任何兼职挂靠事项。

综上,公诉人朱佳琳明知本案系宝山公安为完成相关业绩指标开展的远洋捕捞行为,仍拒不纠正,更在讯问过程中直接复制粘贴侦查机关的笔录,公诉人朱佳琳滥用职权,涉嫌伪造证据,侦查人员编造有罪证据,隐匿无罪证据涉嫌渎职犯罪,望依法依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读宋史的赵大胖|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9月18日刚刚过去,因“九一八事变”,该日被中共长期宣传为“国耻日”。2022年9月18日,新冠疫情期间,贵州转运大巴侧翻事件发生后,“9·18”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中国国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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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转运大巴侧翻事件三周年之际,中国数字时代回顾并整理了当年的相关被删文章,并发布汇总,以纪念这一事件。

其中,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以评论宋史,借古讽今道:

道君皇帝要修艮岳
开封府在拆民房腾地方
有些人都被赶出城了
还好我在江南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艮岳要养梅花鹿
两淮的官府在让百姓捕鹿
捕不到的就要受罚
还好我在两浙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道君皇帝还喜欢奇石
听说官府在苏杭到处收集
看上谁家的就直接拉走
还好我在明州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朝廷成立了花石纲
要征用大船送奇石去开封
家里有大船的都被拖走了
还好我家没大船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杭州的奇石被搜集得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越过钱塘江来越州了
越州老友家的太湖石被搬走了
还好我在明州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明州的官府已经发布告了
说不交奇石就要上门搜查
我邻居家已经被搜了
还好我家没有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邻居家的大奇石运不出门
官府把他家和我家都拆了
我邻居反抗被抓去当纤夫了
还好我没有反抗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花石纲越来越多纤夫不够了
官府也把我抓过去了
我看见路上有不听话挨打的
还好我听话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北上
天越来越冷都下雪了
已经有好几个同伴冻死了
还好我活着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终于我也扛不住了
我又冷又饿还挨打了
我马上就要死了
如果下辈子也要人拉花石纲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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