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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我还以为协和4+4真的调查整改了呢……

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

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

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项栋梁对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关于董袭莹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4+4”项目的调查通报进行质疑。

文中接着写道：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第一次通报协和董小姐事件时曾指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录取资格确定、临床实习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与审查等方面存在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正在深入整改。

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这一整改调查，应该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之前通过不正当手段混到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都挖出来吧？

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

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嘿！好一个未发现其他人违规！看来董小姐还真是那锅白粥里唯一的一颗幸运老鼠屎，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蟑螂。

董小姐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实习连闯81关，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而且这些贵人还都认准了只帮她一个人，这实力，这运气，就连十世修行的金蝉子都得自愧不如。

[…]通报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董小姐本科毕业院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但是，帮她出具大学物理、大学化学课程虚假成绩的却是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也就是说，董小姐拿着巴纳德学院的毕业证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成绩单去申请协和4+4博士学位，居然给她过了！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连造假这么明显这么离谱的资料都能放过去，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会只操作这一回。

[…]

以董小姐的基础，即便能在申请入学时蒙混过关，大概率在博士期间也是上课听不懂，考试不及格的存在。然而，她不仅通过了4年医学博士期间的考试，还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了……

很显然，四年就读协和医学院期间，肯定不止一位老师给董小姐放了水、改了成绩，用一路绿灯帮她顺利通关。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平时的考试都这么水，这么多老师给学生开绿灯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就只关照了董小姐一个人。

[…]

换一个角度想，董小姐的开挂经历以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协和医学院4+4项目，从入学申请到平时考试到毕业论文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可以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违规通关的。

然而7年来，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这么长的一个博士培养链条，这么多的漏洞和捷径，居然只为董袭莹一个人开了绿灯。

二、就叫熊太行也行｜赢了！协和董小姐她姑保住了党籍和退休金

微信公众号“就叫熊太行也行”也发布文章，对董袭莹事件的“大结局”表达不满。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别的都好说，董袭莹的姑姑班某娟，和帮董袭莹剽窃论文的马某渊的处理，太轻了。

班某娟这个人是祸头，董袭莹用来申请“4+4”项目的理工科考试成绩，就是班某娟做的假成绩。

马某渊买了班某娟的面子，把手底下穷学生的论文拿来给董袭莹抄袭，这个人也是坏透了。

这俩人怎么处理的呢？

班某娟留党察看一年，马某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

咱们上过大学的都知道，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没学位、退学，开除。

甚至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的学校，跟外国人交往都要开除。

对学生管得这么严，到了自己的教授、处长了，罚酒三杯。

你说一个人能给她侄女做假成绩单，能给同事的侄女儿剽窃学生的论文，这俩人还适合呆在党内、呆在高校吗？

这种人如何先锋，怎么带头呢？

伪造带公章的东西，这是刑责。

老玩这种罚酒三杯的套路，老觉得群众可以被敷衍过去。

每个月扣社保的时候想到有一笔钱用来养了董小姐她姑，心里更难过了。

三、水瓶纪元｜强体制小城执行“禁酒令”后，谁为“整风”买单？

今年五月，中共当局发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明确要求“公务接待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香烟、不上酒”。

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发现，这一反腐“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了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

“一刀切”更是直接切残了各地的餐饮业、服务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水瓶纪元”发布的这一篇遭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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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8月4日这天，涌到派出所、市政府和教育局的江油市民，许多有着和周诚类似的情绪：弱势者被霸凌，警察惩处不力——人们为之不忿，也有映射自身的恐惧。刘芳是个母亲，也住在农村，她搭着邻居的摩托车赶到市政府。她决定要发声，用农村的说法就是“闹”，“如果我不闹，以后我的小孩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办？”

市政府大厅里，林雨母亲跪着，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她与丈夫不停地把头磕在大理石地板上，举起双手跪拜，抓着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前来声援的市民围在他们身后，把市政府大院和附近的道路占满，人群举起密密麻麻的手机屏幕，传播现场视频，为无声者发声。

当晚，聚集群众被警方采用暴力手段驱散。第二天，随着线下清场和网络删帖机器的高效运行，这场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被迅速地抹平。

事发一周后，水瓶纪元在江油市内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平静。路边的餐馆有人吃夜宵，警车安静地闪着红蓝色的光经过。林雨居住的小镇，街头不再有人讨论这件事，闹市区超市的老板和顾客闲聊，被问及霸凌事件时，只摆摆手说：“我们在店里，那天没去。”过一会又指着一个方向示意，“她（林雨）就住那个山头”。

有当地人称，高速路口仍在排查外地牌照的车辆，林雨事件的一些重点区域，也仍有专人在上报“可疑人员”。江油市政府门前的道路早已畅通，街上的小店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在往返巡逻，无人侧目，一切如常。

恢复平静的江油市政府前（图_水瓶纪元）

弱势者

7月22日，14岁的江油中学生林雨在市区一处废弃楼房内，被三名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现场视频显示，打人者逼迫其下跪，并反复脚踢其头部、脸部、用PVC管击打其身体。施暴期间还有人用手机拍摄。

事发10天后，8月2日，林雨被霸凌的视频片段在社交平台发酵，有人披露林雨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为不识字的农民，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霸凌者“家庭背景深厚”的消息。弱势群体被“上位者”霸凌的情节令许多普通人共情，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8月3日，周诚看到了同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霸凌视频。周诚年近40岁，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和林雨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刚打开视频时，他就觉得画面中被打的女孩面熟，或许在村里上山下山的路上和她有过照面。“这娃好像是我们这儿的”，他告诉同事。“就是你们村的”，同事回复。

周诚认识林雨的父母。他回忆起，林雨的父亲常年不在村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母亲为聋哑人，交流不便。

林雨家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某村，距离江油市区十余公里。村落依山而建，林雨家所在村组位于更深的山腰，距村口五六公里。村组不大，不足十户，几栋自建房沿着蜿蜒山路零散分布。这里常发生滑坡、泥石流，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防震避险的通知。

林雨家所在村（图_水瓶纪元）

林雨家是一幢两层的自建房，屋顶覆铁皮棚以防漏雨，自8月初事件发酵以来，家中没再住人。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林雨的祖父数年前到河南的矿井采矿时遇难，平日她与父母、奶奶同住。为便于就学，一家人在林雨上学的镇上租房，假期再回村。全家靠种地维生，林雨的父亲偶尔随施工队接零活。

周诚说，林雨家经济条件一般，几年前，本地的矿山占用了他们原本的住处，给他们迁址建了新房。若非因为矿山占地获得了一些赔偿，他们难以搬入现在这幢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子。

看完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后，周诚感到愤怒。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校园霸凌距离自己这么近，而被霸凌者就在自己身边。最让他愤怒的是，事件中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还将霸凌过程拍了视频。“如果单独找（林雨）谈清楚，甚至扇两耳光，我也不至于这么在意。但拍下视频，再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肢体冲突不罕见，几个人因为口头纠纷打起来，也算正常。他担心的是，一旦录制视频并公开，这样的公开记录会伴随被霸凌者很长时间，影响她未来的人生。

除了周诚，8月3日这天，为林雨的遭遇感到愤怒的还有许多网民。尽管事发一周后，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此事的视频和评论几乎已被删除干净，但从视频被披露到发酵的过程中，林雨被霸凌的视频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力度至少足以覆盖江油这个常住人口70多万人的西南小城。林雨的遭遇让每一个观看短视频的普通人关联到自己的命运——作为弱势群体，被“权贵”欺压。

“霸凌者背景深厚”的说法因此深受欢迎。有人“爆料”，施暴者之一刘某甲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也有传言说，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级警督。尽管在两天后，也就是8月5日，江油官方发布公告辟谣称，霸凌者父母均为普通务工人员，但是，可靠信息渠道的减少和蓝底白字通报的不容置疑，并没有说服事件的关注者们，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官方不同的解释。

恐惧

事发一周后，谈及此事，林雨同村的村民孙飞仍旧愤慨不已，“别人（霸凌者家长）是当官的，（林雨父亲）报了案10天（警方）没有作为，如果不牵涉当官的，派出所早就处理了。”他觉得，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一家，更需要大家一起声援。

随着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8月4日上午，江油警方通报处理结果：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中，两名满14周岁的女生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人未满14周岁则受到批评教育。受害者伤情被警方鉴定为轻微伤。

但这份迟来的处理通报，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受到的惩罚过轻，觉得背后“有猫腻”；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曾看到本该接受“矫治教育”的打人者之一出现在台球厅，暗示霸凌者已经逃脱了法律制裁。

8月4日上午，因不满事件处理进展，一些市民开始自发聚集在江油市城郊派出所门口，想为被霸凌女孩林雨一家“讨个说法”。周诚在朋友圈传播的视频里看到，人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林雨父亲一度躺在派出所门口，而派出所方面始终无人出面回应。

看到这段视频后，周诚决定去现场看看。

周诚对霸凌者在视频里的“嚣张”态度尤其印象深刻。在那段霸凌视频里，林雨哀求不要打脸，称父亲看到了会报警时，霸凌者之一表示：“（我们）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有）20分钟就出来了”。

村民刘芳也对霸凌者称不怕报警的言语感到震惊。“出了（霸凌）这个事，那个女孩（霸凌者）说进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了，都不怕别人报警，（好像）法院都是她们家开的，想咋样就咋样，她说这种话，每个人都觉得愤怒。”

刘芳和丈夫都是农民，比林雨父母年龄稍大。刘芳的丈夫曾常年在外务工，多是干装修、建筑等零工。她和丈夫住在一幢二层自建房里，室内简陋得像毛坯房，墙壁和地板都是水泥，屋内陈设着旧沙发、矮桌和置物柜，没有空调，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家中拮据，令刘芳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现在小孩上学，你骑自行车或三轮车去接送，而别人开小轿车，小孩们心中就会对比。即使五六岁的小孩，也认识各种牌子的车。“她告诉水瓶纪元，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也曾受过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轻视，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霸凌不曾张扬于更大的范围。

尽管刘芳的孩子已经长大，不会再面对校园霸凌的情况，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想法这段时间一直萦绕着她，“如果我不敢闹，万一以后自己小孩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8月4日下午，刘芳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因与派出所交流无果，人群转而前往教育局和市政府，她决定搭村民的车一同去声援。城郊派出所距市政府3公里左右，在市政府门口，人群和保安发生冲突，从门口涌入市政府院内。

下跪

水瓶纪元走访了解到，与林雨一家同一个山头生活，甚至打过照面的村民们，都没有从林雨的父母口中了解过事情的近况。“他们不会自己到处说”，一位邻居说，霸凌事件及其之后的事情进展，本地人也都是从短视频里看到的。

短视频中，8月4日下午，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名自称是林雨舅舅的男子，和市民讲述自己对警方处理的不满。这位“舅舅”提到，早在7月22日家属就已经报警，直到8月3日，才有警察向家属保证“能处理好事件”。”他称，他们在派出所等了一天，4号早上，警方才发布通报，且通报中，霸凌者抢劫手机、故意殴打等行为都没有立案。室外烈日当头，围观者都用衣帽遮挡太阳，该男子顾不上这些，他情绪激动，嗓音嘶哑，一边说一边在头顶比划，“已经过去10多天了，（女孩）脑壳上面还有包。”

另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也发生在8月4日这天。在市政府，林雨的父母以近乎匍匐的姿态跪在市政府大厅。这对夫妇年龄不大，穿着黑色无袖上衣的林雨母亲身材瘦小，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林雨父母在政府大厅不停地磕头，举起双手跪拜，爬行几步后跪倒在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脚边，抓着他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

在视频中，林雨父母下跪的对象自称江油市政法委员会_（下称“政法委”）_副书记。这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被跪着的林雨父母双手抓住时，他仍站得笔直，手持扩音器对围观群众讲话，似在劝导，目光并未落在脚边跪地哀求者的身上。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位领导回应，林雨父亲一度仰头嚎啕，身边的妻子也因情绪激动瘫倒在地，周围人将她扶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中，许多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现场状况。视频画面捕捉到，有围观市民将拍摄的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的聊天框内。

周诚当时就在现场，他后来也看到了这段视频，与对霸凌者的反感类似，周诚对该名官员在调解现场的做法也非常不解。他认为，无论事件责任如何、诉求是否充分，面对这种情形，身为领导，最基本的做法应当先将对方扶起来，“人家平民百姓两个人跪在地上把你腿抱住了，就是祈求你，让你’可怜可怜我‘，结果你就一直在那站着。（他们）跪在你面前那一刻，你应该给人家扶起来。”周诚皱着眉说，“这是最基本的，不管官大官小，人人都是平等的。”

周诚记得，起初，在8月4日上午，市民还可以自由出入市政府会议大厅，随着下午到现场的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维持秩序，政府大门被关闭，围观者不能再进入。当天天气很热，周诚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市政府门口等，“希望政府给个说法，要求严查”。

后来，自称是江油市政法委副书记的男人告诉市民，可以到指定的会议室坐下来表达诉求。

周诚回忆，他随人群进入了会议室，市民代表们在台前讲话。这些代表来自市区或周边乡镇，多数为自愿报名，与受害女孩家属并无直接关系。周诚表示，市民代表们的主要意见是，“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人），而不是（只要是）未成年（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内的会议室（图_网络投稿）

多段会议室视频显示，有市民代表手持带底座的话筒，轮流以四川方言质问一名黑衣男子：“受害者父母不识字、母亲是聋哑人，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让他们签字？”“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应当如何处罚？”“家属与官方说法相互矛盾，你们称受害者父亲已同意处理方案，他说你们可能对他进行了诱导。”每段发言落下，室内人群便起立鼓掌、欢呼。

“（市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随后大家又去了教育局。”周诚说，他到场的初衷很简单：施暴一方的监护人应在现场向受害者一家公开致歉。“未成年人可以不出面，但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给大家郑重道歉？”

同样赶到市政府门口声援的还有24岁的陆强，他住在绵阳市区，女儿今年三岁。8月4日，他本来和朋友约好来江油钓鱼，可刷到霸凌视频后，“心情都没有了”。看到有市民聚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和朋友也打算过去看看。

到了人群聚集处，陆强听到了受害者一家的更多情况，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无力感，“这么久了，为什么（霸凌者）监护人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听到围观群众的讨论，希望政府对霸凌者予以严惩，可陆强觉得“政府也没办法，刑法在那儿放着，不可能让小孩进监狱。”他说，8月4日下午，当他刚站在市政府门口时，他仍然乐观地相信政府会对事件有一个交代，而在此之前，大家给政府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是必须的。

清场那一夜

江油市民将8月4日在市政府门口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网上，大量视频显示，警察和群众产生冲突，市民们被警察拖走。

多名警察围殴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刘芳说，当天她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她不敢拍视频，也不敢和身边人讨论。她很怕，那天之后，再聊起这件事，她在自己家都下意识地压低声音。但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非如此不可”，除了走上街头让政府“给个公道”，她没有其他办法。

当回忆起市政府门口的聚集人数之多，刘芳似乎也获得了克服恐惧的勇气。面对水瓶纪元，她的语速逐渐变得飞快，声音也大了许多，”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官当得再大，但是我们老百姓人多嘛。我不相信他把几万人一次性给全部搞‘死’嘛。”

实际上，在8月4日下午，当市民代表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惩治未成年霸凌者时，在市政府门口外，由于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警方的布防开始升级。数辆黑色有“特警”标识的面包车和大巴车来到现场，人群被拦在道路两边，分散在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东段的整个路段，警察站成一排面向市民，阻止更多人向市政府聚集。根据现场视频，一个市民被多名警察拖行带走，路边被警察拦住的人们喊着“暴力执法”，却未能出力阻止。后又有多人被抬走，包括一名穿着裙子的女士，也被三四个警察抓住，四肢离地地被拖走，有人高喊“抓老百姓干嘛？”

这天傍晚，周诚因工作提前离开市政府的会议室。他指出，随后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里，在市政府外指挥警察拖走一位中老年妇女的黑衣男子，就是此前在会议室里被市民代表质问警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多名警察在市政府门口拖行一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那段视频让他印象深刻：画面拍摄于市政府对面的江油市第一中学门口，人群被挤到路边，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与一名黑衣寸头的中年男子围住一位瘦小的中老年妇女，两名警察似在说服，而前述据信为政府官员的黑衣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手指着该女士反复吼问：“你走不走？”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挡在这位妇女面前，质问黑衣男子：“你要爪子（干什么）？你要把人家老婆婆拖走是不是？”也许是被质问的语气激怒，黑衣男子情绪激动，用手指着青年示意身旁警察，喊道“拖起走”。几名警察冲出，抓住青年的胳膊将其拖走。

在江油市民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欺压弱势者的画面。周诚气愤地说：“（黑衣男子）当的啥子官？我们都是围观者，你不能随便想拖哪个就拖哪个。”

警方的暴力让直面冲突的人群又多了一重愤怒，许多视频中人们喊道：“凭啥子抓人？”“警察打人了！”“就这么对人民群众？”

现场视频显示，到了深夜人群仍未散去，有人带头唱起国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警民对峙加剧：有人摔倒在地，被四五名警员围住并有踢打动作；有人对镜头控诉称，自己被喷射了辣椒水。

凌晨一点后，人群被驱离至诗仙路尽头的中坝广场。警方在广场抓捕尚未离开的市民，有人骑电瓶车逃跑，坐在后座的拍摄者哭叫着喊“他们来抓我们了”，画面中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紧追黄色上衣男子，飞奔穿过广场。网传画面显示，警方至凌晨三点仍在清场，现场传出惊呼声，随后直播中断。另有网友发布抖音直播间截图，页面提示“服务器升级调整中，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8月4日傍晚时分，刘芳在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前离开了现场。其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到多段冲突视频，看到有警察殴打现场抗议的群众，有人被拉牲口的货车拉走。她被强烈的惊吓淹没，“太恐怖了，一个国家政府都这样干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

当地被用货车拉走的被捕市民（图_网络投稿）

陆强也没有在市政府门口待到晚上。傍晚，他也刷到警民对峙冲突升级，警察暴力清场的视频。尽管曾对政府维持秩序、不公开案件抱有理解态度，但他觉得，用这样暴力的手段对待江油市民是不公平的。“一个老百姓，你说他暴乱了，人家手上又没拿东西，在没有威胁到（警方）人身安全情况下，政府有点太过激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沉重和无奈，“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公平，太可怜了。”

新的一天

8月5日早上，市民再次聚集在诗仙路东段，通往市政府大楼的路口已经设有黑色围栏，道路也以交通管制的名义进行了封锁。市民拍摄的视频中，一个黑色上衣青年隔着栏杆对警方喊话：“你们也有娃，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政府高高在上，我们在维护江油的形象……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我相信他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的是政府给说法，不是要冲击政府。”

江油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被管制（图_网络视频截图）

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妇女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娃都是在念书，马上开学了，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但随后，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扯开围栏冲向这位青年，把他推到在地上后抬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紧跟其后，喊着“往后退”，并从自己的装备中拿出一瓶雾状液体向市民喷洒，从视频中市民的反应看，这种液体有刺激效果，阻止了其他市民靠近。

许多参与声援的市民将现场的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江油”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条。网友郑月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在8月5日9时许，转发了多条含“江油市民被警方殴打拖行图片”的微博，不久后均被删除。

微博相关话题词被封禁（图_微博）

8月5日，四川绵阳网警回应施暴者父母身份问题，称网上出现“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的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等信息均为谣言。3名违法人员（霸凌者）的父母分别有2人无业、2人在省外务工、1人为本地售货员、1人为本地外卖员，编造谣言者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辟谣信息被网友总结称：施暴者家长“没有背景”，处置迟缓是因为派出所积案过多。但清场事件发生后，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加重，比如刘芳就对官方的说法半信半疑——“你怎么晓得是咋个事情？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删帖和官方通报双管齐下，8月4日晚，江油警方暴力镇压事件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禁忌”。但网民对霸凌事件的“私力追查”仍在继续。施暴者刘某甲的个人信息被违法“开盒”，家庭住址曝光，甚至有人找上门，在其家门前撒尿、扔纸钱、倒垃圾。施暴者刘某甲家的邻居告诉水瓶纪元，几天过去，施暴者家门口的走廊里仍有异味。

“人不在家，一家人都没在。”这位邻居称，目前小区已经几乎恢复了平静，“（家长）同意赔偿并道歉”。此前，有陌生人到其门口焚烧纸张、撕毁门框对联，但邻居“不清楚是谁”。

刘某甲住址门口有人烧纸（图_网络投稿）

上述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施暴者刘某甲住的小区是2019年交付的安置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四千余元，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农村回迁来的，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钱，我们也都是种地的农民。”这位邻居也确认，刘某甲父母并非权贵，“一个送快递，一个帮人卖货，都是普通人。”

为了回应人们对官方通报的质疑，8月6日，江油当地官媒“涪江观察”继续发布文章称，刘某甲曾有过一次因纠纷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记录，而网传视频中彭某某、刘某甲自称“进去派出所十多次，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的言论系担心受害人报警，故意夸张吓唬受害人。这篇有官方独家信源的文章还披露，打人者及家长已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林雨家人也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再转发视频。”

事件仿佛戛然而止，但在江油市民眼里，霸凌者的监护人没有公开道歉，政府的解释也没能回答大家的质疑。

周诚对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感到憋气，“感觉事情就被压下来了，很糙很潦草。”他说，他从前相信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觉得有问题可以找警察，但现在他“切身地觉得世道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周诚的女儿也在上学，身为家长，自己不能24小时贴身跟着女儿，如果女儿也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他开玩笑地说，“或许应该让孩子学一下散打拳击等搏斗类项目？”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反复告诫孩子，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欺负别人，但如果受到欺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多位和被霸凌女孩同村的村民表示，当地政府官员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走访“，要求村民不要讨论，也不要传播相关视频。微博搜索栏中，江油仍关联着“警察打群众”的词条，但已搜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微博AI总结的搜索结果中，事件定性一栏显示“无证据表明警察参与殴打群众。”

这些愤怒、担忧和害怕被迅速抹平了。到了8月5日下午，通往市政府的诗仙路口的街面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两天后，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在距江油车程2个多小时的成都开幕，多家媒体宣传，开幕式向世界递交了一张“和合共生”的文化名片。

（林雨、周诚、孙飞、刘芳、陆强、郑月均为化名)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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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