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原定于月底公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被上海电影局勒令停止上映，原因是在申请备案立项及报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距离其官宣定档，仅过去11天。那一天是5月10日，母亲节。

程序性问题之外，这部电影引发的巨大争议更源于其宣发叙事。影片讲述了一名因杀夫入狱十年的女性，在出狱后重新面对生活与亲子关系的故事。片方称，电影改编自主演赵箫泓_（本名赵晓红）_的真实经历——她既是案件原型，也亲自出演自己。

此前，《监狱来的妈妈》成为唯一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赵箫泓亦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在国内，它一度被视作讲述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积极案例。新华社曾评价，影片展现了服刑人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转化过程。

但随着影片宣传不断强调“反家暴”“女性困境”“真实经历改编”等关键词，一份十余年前的裁判文书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终审裁定书显示，赵晓红因持刀致丈夫死亡，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判决记载案发时存在肢体冲突，却并未认定其处于长期家庭暴力环境。

于是，一个问题迅速成为争议中心：当司法并未确认杀夫女性长期受暴，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否能以“反抗家暴”为叙事基础重新描绘其“重生之旅”？

诸多博主和自媒体质疑，影片可能以“受害者叙事”“洗白”严重暴力案件，弱化罪犯刑事责任；偶有网友指出，在十余年前《反家暴法》尚未出台的司法语境下，“未认定”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长期受暴关系本就难以完整进入法律视野，得到充分细致的查证。

但随着赵箫泓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片方停止回应，公众最终只能基于判决书、宣发文案、电影节采访、导演采访等有限材料展开争论，舆论呈现近乎“一边倒”的抵制之声。

围绕《监狱来的妈妈》的争议，很难被一句“该不该上映”概括。当真实杀人案被影视改编、又由刑满释放的本人及其家人参演，主创对虚实边界和创作伦理的把握，注定要面对大众苛刻目光的审视，被纳入电影审查和监管之下。人们讨论的，也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司法“事实认定”与当事人可能的真实处境间的距离。如何评价一个未必符合“完美受害者”想象的杀夫女性，成为检验公众法治观念与同理心边界的一块试金石。

家暴心理学：微控制和蜜月期

影片将主角失手杀夫的背景设定为长期受家暴，而原型案件在法律意义上被确认的，则是案发当晚一次看似偶发的暴力冲突。

据终审裁定书，2009年4月15日晚，赵晓红与丈夫张勃因支床发生争吵并厮打。赵晓红退至客厅后顺手将桌子上的水果刀拿在手里，在张勃再次扑向自己时挥刀，最终刺中其胸部，张勃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赵晓红的供述显示，当晚她躺下休息3小时后，被张勃两次叫下支床。她在第二次被要求时拒绝下床，张勃遂用拳头打她头部，强行把她拉下床，用脚踢她后腰。她被打急了，跑向卫生间，经过客厅餐桌时看到水果刀，拿起水果刀指向张勃，但对方并未停手。

制片人沈芬在微博回应质疑时称，张勃的暴力行为并非偶发。赵箫泓曾告诉她，“对方脾气一上来就直接动手”。但赵晓红和沈芬的说法，与判决书采信的部分证人证言存在差异。合租租户及双方亲属均未提及家暴行为，而是认为两人婚后关系较好，有时因琐事吵架，但吵后就好了。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目前公开可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公众能够接触到的，仅有法院判决书、主创采访、电影宣发文案以及少量媒体报道。而在这些材料中，判决书既是唯一具有正式司法效力的文本，也是目前信息最完整的公开材料。这使得许多争议仅围绕判决书展开。

部分网友开始反复比对案件细节，包括伤口形成、赵晓红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法院最终认定的罪名，并据此质疑影片“反抗家暴”“失手杀夫”等宣传表述。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家庭暴力本就具有高度隐蔽性。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家暴往往缺乏报警记录、验伤材料与持续取证机制。

沈芬也在微博中提到，被亲属询问脸部伤情时，赵箫泓并不敢承认自己遭遇殴打。她认为赵箫泓的反应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直到2015年底才正式出台，而在2009年，无论公众还是基层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都缺乏系统认知，家暴报案率、立案率都相对较低。

一位证人所说的“赵晓红平时不做家务”，也被一些网友认为是不支持家暴可能的证据。而在女权主义者陈亚亚看来，做不做家务与家暴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如果真有这种联系，那预防家暴太容易了，只要不做家务就行。”

引发公众关注的家暴恶性案件叙事似乎长时间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家暴致死”，要么“家暴反杀”，但大量案件处于两者之间。“打不还手”并非家暴认定的必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容易将受害者反抗定性为双方互殴。

终审裁定书提到赵晓红和丈夫“厮打”，而不是“被殴打”——陈亚亚认为这样的灰色地带正是应该被讨论的。“双方都动手的情况，怎么认定？这需要做更多工作，如起因是什么、谁先动手、冲突如何升级、双方体力差异、过往肢体冲突情况等。 ”

站在受暴女性的视角来看，张勃两次强令已经躺下休息的赵晓红起来重新“支床”，不是简单的家务摩擦，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带有挑衅意味的“服从性测试”。在家庭暴力的心理机制中，施暴者往往通过这类无理要求来彰显绝对的控制欲。这种将生活琐事演变为权力操控的模式，正是后续身体暴力升级的危险前兆。

1979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勒诺尔·沃克首次系统性提出“受暴女性综合征”，它指的是女性因长期遭受周期性家暴而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创伤状态，导致其在面临侵害时常表现出极端恐惧、超常的危险警觉以及极端的防卫应激行为。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受暴妇女综合征”理论彻底改变了司法系统对“家暴”和“正当防卫”的传统认知。

沃克发现，家暴并非零散发生，而是呈现出一种“循环周期”，分为紧张局势集聚期、严重暴虐期和平静蜜月期，起始阶段便是发生口角、微小的心理控制，在发生家暴后，施暴者的道歉求和讨好会令受暴者重燃希望。这种周期性循环会越来越快。由此看待赵晓红杀夫案，如果对照“平静蜜月期”，外人眼中夫妻俩“关系较好”和“吵后就好了”与长期家暴可能性本身也并不冲突。

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困境

家暴多发生于封闭私密空间，受暴关系即便真实存在，在中国也未必能够进入司法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前研究员陈敏是全国首个在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庭审中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并推动了这一做法的制度化。在2023年她主编出版的《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规则》_（以下简称《裁判规则》）_一书中，她指出，囿于该领域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现有裁判文书网上能体现反家暴理念的典型案例并不多，且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防卫认定上以“人死为大和稀泥”；侦查机关未进行家庭暴力史的取证工作而导致案件证据先天不足；法官对家庭暴力事实的法庭调查或引导控辩双方辩论不够充分；以及对家暴事实认定只言片语导致说理不充分等。

在中国反家暴法律进程中，2010年发生的“李彦杀夫案”是标志性事件。在该案中，司法机关对家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几乎不予采纳”到“部分确认”的过程。即使李彦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伤情照片、投诉记录等材料，一、二审法院仍认为其长期遭受家暴的证据不足，而李彦杀人后分尸、烹尸、抛尸被认为“手段残忍，后果恶劣”，因此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在妇女组织、专家、学者、律师的紧急呼吁和媒体报道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死刑、案件发回重审。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庭审举证质证环节，李彦辩护律师徐维华请她举起左手，她中指断掉的一个指节正是丈夫谭某拿菜刀砍掉的。事实上，谭某在之前的三段婚姻中都有家暴行为。徐维华同样尝试引入“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解释框架，未被法院采纳，但重审判决明确指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被害人多次打骂李彦，对案件引发存在一定过错。”家暴背景首次被正式纳入量刑考量。2015年2月，李彦最终由死刑改判死缓。

紧随其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真正将“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观念在中国落地。

根据《意见》规定，为了使本人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需结合防卫人所处的环境、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回到2010年，二审法院仍将赵晓红杀夫当成普通故意伤害案判决，从持刀捅刺的部位和力度认为其犯罪故意明显，仅以自首和救助被害人情节作为从轻处罚依据，未呈现对可能的“长期恐惧下的应激反应”的讨论。

律师金宏伟撰文解释，捅刺角度为自上而下，法医一般会将其翻译为目的性较强的主动伤害行为，因为被动性挥刀形成的伤口形态多表现为横向皮肤割裂伤，而因厮打导致的意外刺伤，其伤痕表现形态则多为平行刺入。

但在另一些律师看来，法院对伤口形成原因的说理不够充分，未能排除偶然因素。北京法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鹏律师对“法度Law”分析，“尸检结果仅有一处伤情，且一刀致命，符合意外情形导致的巧合现象，除非赵晓红系专业医生，否则不可能如此精准。”

就故意伤害罪成立本身的说理也并不令人完全信服。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胡磊律师向自媒体“法度Law”分析称，“从刑事法律角度看，故意伤害罪的认定需要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赵晓红的供述反复强调‘下意识挥了一下’，结合其退让、逃避的行为轨迹，以及事后立即委托他人报警、现场抢救并等候处理的情节，不能完全排除其主观上可能处于惊慌失措、自我防卫的状态，而非积极追求伤害结果。”

《裁判规则》中收录了一则判定“对家暴正当防卫”的例案。2019年7月，王某丽在约定办理离婚手续当日凌晨被丈夫张某某殴打，刚做完耳部手术出院不足一月的9岁儿子进屋制止，也被张某某殴打。王某丽担心儿子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拿出藏在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某背部连刺3刀，致重伤二级。法院认定王某丽的正当防卫行为未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清醒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亦不能陷入‘唯结果论’的误区……特别是不能以致人重伤的防卫后果来逆推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设身处地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不可理解”的女性重刑犯

由于案件细节已经难以回溯还原，主创团队后续也陷入沉默，未进一步公开卷宗材料，公众并不能对赵箫泓所称“那个绝望的夜晚”有设身处地的认识。她并未被公众放进一个稳定的“家暴反杀”叙事中理解，更显眼的标签是，一个走向银幕的女性重刑犯。

一些网友不能接受的是，赵箫泓在服刑期间即拍摄以自身故事为原型的商业电影。据导演秦晓宇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说法，他最初是想拍关于监狱的纪录片，澄清外界对监狱的种种误解。项目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获司法部相关部门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他在女监采风期间遇到监狱文艺队队员赵箫泓，她也是少数愿意出镜纪录片的服刑人员。

赵箫泓的坦率给秦晓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过去在领养家庭的成长经历、半包办式的不幸婚姻以及因杀夫入狱和一岁的儿子分离十年的故事也吸引了秦晓宇。过去的不可复现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秦晓宇决定转而创作一部以赵箫泓故事为原型的剧本，并在原有的纪录片拍摄外，让赵箫泓在镜头下表演，出演自己。

2025年9月，导演秦晓宇（中）携主创团队出席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新闻发布会环节。其在发布会上的相关发言，在影片上映风波后继续发酵，被舆论批评为“政治立场不正”“消费死者”。（图_网络）

但他的决定却触及了政治权利这个模糊概念，并将赵箫泓推至风口浪尖。赵箫泓除被终审法院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还附加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即便后经两次减刑，余刑执行至2020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三年，在电影开机的2019年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状态。许多网友认为，赵箫泓主演电影违反了《刑法》和《公安部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涉及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行使了出版权。

律师柯锦雄则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写道，政治权利应当由宪法规定，但《宪法》并未对“政治权利”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做任何规定，被网友引用的《刑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则被学者认为有合宪性问题。他认为，政治权利系依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特有的，能够使其参加国家政治性活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并表述个人看法、意见的权利。担任无涉政治表达的电影主演是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和职业选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文化权利或劳动权，而非政治权利。

在押人员出演影视角色并非没有先例。有网友提到，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启用部分在押少年犯本色出演，并在少管所实景拍摄。但他们并未参与剧本创作。《监狱来的妈妈》主创则强调影片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有虚构权却高度写实”，请案件当事人参与创作。

这引发了公众对不对等叙事权的担忧。当死者已经无法发声，而生者拥有影像与公共表达能力时，公众最终看到的，是否会只剩下有利于生者的过去？而请素人出演，邀请赵箫泓的婆婆、儿子皓宇在影片中本色出演，也让公众担忧公映会影响他们的真实生活，或造成二次伤害。

秦晓宇则认为拍摄电影对弥合家庭裂隙有帮助，“相互感受和理解对方，齐心协力做好一件事，对于解开那个原本解不开的死结，是有挺大帮助的。”值得一提的是，皓宇参与拍摄时还未成年。导演秦晓宇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有考虑到这一点，等到今年皓宇成年才选择公映影片。

作为商业片，影片也引发了公众对赵箫泓是否在拍摄和上映中获利的猜想。类似争议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围绕重刑犯是否能够通过出版、影视改编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也长期存在伦理争议。上世纪出现的“山姆之子法案”（Son of Sam laws），便试图限制严重犯罪者通过案件获利，其背后反映的，同样是公众对于“犯罪是否会被重新包装为公共形象”的警惕。

赵箫泓的影后形象，与公众对出狱重刑人员的惯常想象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也进一步放大了围绕她的舆论争议。公众面对女性重刑犯时，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相比男性暴力犯罪者，女性实施严重暴力时，往往更容易遭受道德化审视，因为社会对女性角色通常存在稳定期待——她们应当是母亲、照料者、关系的维系者，而非暴力的实施者。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受害者”身份往往成为女性暴力行为获得社会理解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公众之所以能够接受一个女性实施极端反击，通常是因为她首先被确认为长期受暴者、自我保护者。一旦“长期受暴”的前提无法成立，或者证据链出现争议，舆论对于案件的理解便会简化为“她故意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引发恐惧和指责，而非怜悯。

这种心理也投射到了影片争议之中。电影宣传海报上，赵箫泓手持奖杯、神情自信，在部分网友看来，这样的形象与他们想象中的“受害者”并不一致，甚至被进一步解读为某种“攻击性”或“暴力倾向”。但这种联想本身，也折射出公众对于女性暴力者的想象，往往仍建立在“脆弱、悔恨、受伤”的既定模板之上。

几乎已没人还记得，《监狱来的妈妈》在海外获得赞誉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媒体一片欢腾，满是对国际A类电影节再现中国影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自豪。影片的侧重点从来不是家暴，而是服刑人员出狱后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

秦晓宇曾向媒体透露，赵箫泓出狱后在长安古乐团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团里的台柱子。但那里的工资并不高，为了养孩子，业余她也利用自己唱歌的特长，做过直播。而现在，受到电影争议风波影响，赵箫泓的微博和抖音都被封禁。她和儿子的生活会不会更拮据，无人知晓。

2026年5月4日，柏林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就邵之霆_（Zhiting S.）_迷奸案进行第二次庭审。

旁听席上几乎坐满了人。来的大多数是中国年轻女性——有从科隆赶来的，有从汉堡赶来的，也有专程飞来柏林的。记者席上坐着一名来自《taz》_（在德国柏林发行的一份左派独立报刊）_的女士，这家报纸对当天开庭的案件相关的，基于Telegram华人群组的大规模迷奸案，持续跟踪报道已逾一年。旁听席上，几位中国女性到场。有一位带了几张纸和一盒水彩笔，在开庭过程中，她用红色水彩笔不断写下“中国男性有辱国格”；另几位女性也画了邵的速写。此外，一位持有中国律师执照的女律师也来到了庭审现场。

庭审现场也有华人面孔的男性旁听者。其中两名男性的对话提及了那名已经畏罪自杀的嫌疑人，有人问：“如果你被抓了，你会自杀吗？”

被告邵之霆走进法庭时戴着口罩，一直没有摘下。他缩在被告席与墙壁的夹角，情绪始终平静，没有太大波动。为他辩护的两名律师都是中年至中老年男性，非亚裔。他向法官表示自己不会德语，庭上有检方配备的中德翻译，为他进行实时互译。

作者在旁听席上画下了邵之霆的速写，其佩戴框架眼镜，并用口罩遮掩了面部。（图_吴娜/绘）

邵之霆，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北京大学医学硕士，2021年秋抵达柏林，在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侵袭性癌细胞。案发时32岁。

检察方指控他利用这一医学背景，在犯罪群组内为其他成员提供药物指导——如何对受害女性下药，用什么药，用多少量。此外，他还被指控在2019至2021年间，在中国境内对一名女性实施多次性侵。德国检察方认为，两项指控均在德国法律的追诉范围之内。

据网络公开资料，邵之霆于2018年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硕士项目录取。（图_网络）

法官在描述案情时明确使用了“das Mädchen”_（这个女孩）_一词，这意味着，在他的案件中，受害者有未成年女性。

检察方陈述的手法包括：在饮料或水中加入大量冰块以稀释药物的异味，以及将药物掺入烟草，使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

法官还强调了“兜底条款”_（Auffangklausel / Catch-All-Klausel）_的使用。德国《刑法典》经过2016年的重大改革，引入了“‘不’即是‘不’”原则，包括一个兜底条款：不需要证明暴力、威胁或受害者无力反抗，只需证明行为违背了对方“可识别的意愿”。

庭审进行到第二个部分之前，法官询问在场有没有社会组织的代表；现场的旁听者都表示是个人自发前来。随后进入视频物证和证人环节，转为了不公开审理，旁听者被请出了法庭。也有旁听者猜测，邵之霆觉得来了太多旁听的中国人，他希望此案转为不公开审理。

这是邵之霆案自2026年3月中旬开庭以来的又一个庭审日。随后5月18日和20日还有两次庭审，预计5月中旬作出判决。

参与旁听的另一位中国女性画下的邵之霆案第二次庭审现场。（图_小红书@ManyKartoffeln）

这批案件的调查始于2024年下半年。法兰克福警方陆续接获多名受害者报案，并于当年11月逮捕了主犯之一张大鹏（Dapeng Zh.）。此后，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工作揭开了整张网络的连接关系，案件版图从法兰克福延伸到慕尼黑、柏林，跨越大西洋后，落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校园。已知受害者大多是中国女性，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施害者都为中国男性。

邵之霆是这批案件中第四名走进法庭的被告。在他之前，三人已在德国不同城市相继被判决。在他之后，洛杉矶还有一个人在等待宣判。

连接他们的是一个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群组，以及一套精心设计的犯罪语言。

暗语：犯罪系统的内部词典

群组名称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具有掩护性。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某个兴趣社群，内部则是一套完整犯罪信息交换体系的入口。

“开车”是这套语言的核心词，意思是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为“司机”。与之配套的词汇还有：“加油”，指对目标女性下药；“死猪”，指因药物而失去意识的受害女性；“汽车”，指被选中的目标；“豪车”，指相貌出众的目标；“私家车”，指侵犯者的伴侣。

群组核心成员是8名男性，其中6人在德国生活，1人在荷兰，1人在美国加州。核心层之外还辐射多个关联群组，规模最大的一个约有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并分享内容的超过2000人。群组是私密的，只能通过邀请加入。

据《黑森新闻》[1]_（hessenschau）_对全案的深度报道，群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对女性下药、实施侵害的经验，交流获取麻醉药物的渠道，并在群内传播犯罪影像。

法语中有一个词，描述这种通过化学手段实施的性暴力：soumission chimique，直译为“化学驯服”。

张大鹏：

在这个犯罪系统里，张大鹏是最早被逮捕的核心成员，也是这张网络的组织者之一。

张大鹏在德国生活已逾二十年，案发时43至44岁。其本科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5年赴德，在图宾根大学取得计算机学硕士学位，辅修工商管理。毕业后留在德国从事IT行业，最终任职于著名跑车制造商路特斯（Lotus），负责信息技术，住在黑森州大盖劳地区，在德国置有房产。

据LinkedIn资料，“德国老司机驾校”Telegram群组的管理员张大鹏就职于路特斯汽车公司，为该企业的IT经理。（图_网络）

《新京报》梳理了张大鹏在网上留下的很多痕迹：当年德国华人圈流行在“萍聚社区”论坛上交流，张大鹏在那里的账号数据至今可查：注册于2007年2月，发帖110条，回复1896条，在线时间累计2390小时——相当于将近100天。他活跃在技术版、摄影版、汽车版，回复问题，分享经验。他还管理着一个摄影爱好者群组。2024年11月，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有群友在群里惊问“真的是你吗”，随后这个群解散，有人另建了新群。

线上的活跃与线下的疏离之间，有一道始终存在的缝隙。《新京报》在案发后采访到认识他的人，描述他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沉默、冷淡，给人一种距离感。

根据庭审陈述，2020年，他在某色情网站上偶然点进了一条Telegram群组链接，由此进入这个犯罪世界。他开始活跃于相关群组，逐步成为核心管理者之一，在群组内部销售药物，提供剂量建议，散布犯罪影像。

《taz》[2]在全案深度报道中写道，当2024年法国女子吉泽尔·佩利科特_（Gisèle Pelicot）_遭多人迷奸案被欧洲媒体广泛报道时，他在群组里留下了一条消息：“哈哈，这样的事我也想参与一次。”

2011年至2020年间，吉赛尔·佩利科特遭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多次下药，导致昏迷，并被前夫招募来的70余名男子实施了强奸，期间拍下数千份影像证据。此案被称为法国史上最大规模强奸案，2024年12月，多米尼克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其余罪犯则被判3至15年有期徒刑。（图_Getty Images / AFP / CLEMENT MAHOUDEAU）

根据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判决书，张大鹏从2021年就开始性侵身边的女性，包括朋友、邻居和同事。

《黑森新闻》的报道记录了他早期作案的一个案例——那时他的目标尚不限于中国女性。他以沙发客身份借住于一名独自带着11个月大婴儿的女性家中，那名女性正在对外出租自己的公寓。他送给她一颗掺有安眠药的巧克力。据法院认定，他对她实施侵害长达数小时，期间不断追加麻醉药物以防她醒来，令她处于具体的生命危险之中。婴儿中途醒来，他给婴儿喂了奶，然后继续实施侵害。事后，他在群组里用暗语写道，他“驾驶了一辆大型外国车”。这名女性是从警察那里，才得知自己遭到了强奸。

2024年起，他将作案范围转向陌生人，选择的入口是华人之间的租售房市场。在那里，同语言、同文化背景带来一种默认的信任感。

他在中文社交平台小红书和微信上，寻找在大法兰克福地区发布房源的中国女性，伪装成女性账号与对方取得联系，约好看房时间后独自上门作案。黑森州警方于2024年9月的联合通报显示，他接触的房源类型包括出租房、出售房，以及沙发客式的临时住宿。

2024年1月至11月被捕前，他在法兰克福、曼海姆、哥廷根共留下四起报案记录，受害者均为中国女性，年龄在19至33岁之间。这四名受害者在意识恢复后向警方报案，成为整个侦查链条的直接起点。

被捕时，警方在他的电子设备上发现了大量性侵视频。据《taz》报道，设备上的图片文件数量逾千万张，其中包括最严重程度的性暴力内容。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这在德国警方的日常工作中极为罕见。通告发出后，消息在德国华人社群中迅速扩散。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图_网络）

2025年10月，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方提起22项罪名，包括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危险伤害、传播暴力色情内容，以及非法经营麻醉品和药品。庭审期间，张大鹏对绝大多数指控作出承认，检察官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2026年2月7日，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对张大鹏作出14年有期徒刑的宣判，外加对其刑满后“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每名受害者须获得五位数欧元赔偿。预防性羁押是德国法律中独立于刑期的一项制度：刑满后，若法院评估认定当事人仍对社会构成危险，可继续将其关押，并定期重新评估，理论上可无限期延续。辩护方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判决尚未生效。

在庭审现场，张大鹏使用红色T恤遮挡面部。（图_Jürgen Mahnke/BILD Fotoservice)

张大鹏的案件是这张网络里最先进入司法程序的。在对他数字设备的取证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通向另外几个人的线索。

蒋中懿：恋人关系内的侵害

张大鹏被捕约三周后，调查人员循着数字取证的线索，找到了下一个人。

蒋中懿（Zhongyi J.），留学生，案发时28岁，在慕尼黑修读硕士。他与受害者同住一栋楼，后来发展为恋人关系，两人之间也有过正常的性关系。从外部看，这是一段普通的海外留学生恋情——同语言，同文化，生活半径高度重叠。

2026年4月，蒋中懿接受庭审现场。（图_Theo Klein / BILD)

2024年，蒋中懿多次将强效镇静药物混入受害者的饮品，在其失去意识后实施侵害，全程拍摄记录。受害者一无所知。2024年11月下旬，警方循着数字取证的线索找到他的住所，破门而入时，受害者正睡在他身边。据《taz》报道，在那几小时前，他刚刚对她实施了侵害。

受害者此后在法庭上得知了事件经过。当犯罪视频在法庭上播放时，她“完全难以置信”。此前她与蒋中懿有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她完全不知道还有另一段被侵犯的历史与那段关系并行存在。

庭审自2026年2月初在慕尼黑地区法院举行，历时17个庭审日。

检察方的指控核心，是药物对受害者生命构成的威胁。蒋中懿使用的是通常只在手术室使用的麻醉药物。在医院环境下，患者使用这类药物时，须连接监测血压、血氧、心率的仪器，并由麻醉师全程监护。蒋中懿在自己的学生公寓里使用这些药物，有时甚至在受害者失去意识后独自离开。庭审中出具证词的麻醉师指出，他的用药存在过量情况。

检察方因此提起七项谋杀未遂指控，最终法庭认定其中两项成立。录像证据显示，在这两次侵害中，一次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半小时，另一次超过三个半小时。

蒋中懿与张大鹏交流甚密。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9月，两人在Telegram上往来消息超过2000条，内容包括药物使用的效果讨论，以及他对自己犯罪经过的详细描述。

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同群组持续发消息寻找新的目标。法官当庭宣读了其中的内容，他以群组暗语写成：“欧洲全能老司机寻找汽车”，将消息发到至少四个群组。

庭审第10日，法官科彭莱特纳_（Markus Koppenleitner）_在开庭五个小时后，直接向蒋中懿发问：他对第一名受害者是否感到厌倦了？翻译传达了他用中文给出的回答：不，从未厌倦。法官随即让人取来案卷，当庭宣读了蒋中懿在不同群组里发送的消息——这些证据显示，蒋中懿在与受害者保持恋人关系的同时，还在持续寻找新的目标。蒋中懿对此沉默，没有回答。

2026年4月，慕尼黑地区法院宣判蒋中懿获刑11年3个月，罪名包括两项谋杀未遂、六项特别严重强奸。

检察方要求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羁押。科彭莱特纳法官解释了为何未予采纳：被告年轻，没有前科，庭审中部分认罪，并已向受害者支付2万欧元赔偿。法官也承认，11年3个月的量刑“偏低”，不过他同时表示，预防性羁押的法律条件也已经具备，将在刑满后另行评估是否启动。

蒋中懿在庭审现场，试图用纸质文件遮掩面部。（图_Malin Wunderlich/dpa）

宣判结束前，科彭莱特纳还提及法国佩利科特案，他称：“这不是法国现象，也不是中国现象，而是德国和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他还说了一句被德国媒体反复引用的话：“我们在这里进入了法律的无人区。”他解释称，这类案件此前既无联邦最高法院先例，也从未有重罪法庭处理过同类案情，法官们不得不一遍遍看那些录像，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作出判断。

负责调取证据的一名女性调查人员曾出庭作证，她说那些视频是“她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东西”。

蒋中懿是张大鹏被捕后第一个被牵出的人。但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还在继续，更多名字随之浮现。

周同：受害者文件夹

周同_（Tong Z.）_1999年生于中国，15岁只身赴德就读寄宿中学，后在柏林修读机械工程，案发时25岁，在德已生活约十年。

从外部看，他是一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在柏林读机械工程，在约会软件上认识新朋友，与邻居有日常来往，没有什么让人警觉的迹象。

但在Telegram上，他有另一个身份。他的显示名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这句话后来出现在柏林地区法院的判决书里。

据《黑森新闻》引述柏林地区法院判决书，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9月，他与张大鹏在Telegram上往来消息超过2000条。他在那些消息里描述自己的犯罪经过，并写下心理反应：当受药物影响的受害者出现抵抗时，他的兴奋感随之增加。他还在消息里写道：“不能让她醒过来。”

他在约会中对女性下药并全程录像；他在邻居的浴室里安装隐藏摄像头，拍摄她如厕和洗澡。据柏林地区法院认定，他在个人电脑里为每一名受害者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其中一个文件夹名叫“床垫上的女人”。

据《taz》报道，他在约会平台上认识的一名受害者有轻度身体和智力障碍，柏林地区法院在判决书中描述她“像孩子一样天真轻信”。

周同在Telegram消息里对张大鹏讲，他一共侵害了18名女性。法院最终认定的受害者只有9人。据法院陈述，这些受害者都是在警察询问时，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2024年12月，柏林刑事调查局收到黑森州刑警局的线索，随即多次搜查他的住所。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避孕套、女性内衣、注射器和药物，床下抽屉里藏有两板安眠药，数字设备上提取的数据量超过2TB。

2025年夏，周同在柏林地区法院受审。庭审中，他对所有指控全部认罪。他在庭上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后悔，我真诚地道歉。在法庭上看那些视频非常痛苦，我感到无比羞耻。”

周同在庭审现场，使用深色外套遮盖面部。（图_Olaf Wagner/BILD Fotoserver)

2025年8月，柏林地区法院判处周同5年9个月监禁，涉及针对9名受害者的13项罪行，罪名包括强奸及侵犯个人私密领域。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13项罪行、受害者包括一名有智力障碍的女性、作案记录横跨近两年——最终换来的是不足六年的判决。判决宣布后，多家德国媒体和法律观察人士公开提出质疑。不过目前没有报道显示检察方就此提出上诉。

就在德国的判决陆续作出的同时，这张网络的另一条线索已经越过了大西洋，触及美国加州的大学校园。

翁偲喆：大洋彼岸的同一张网

2025年1月，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向洛杉矶市警察局发出情报通报，指认了一名曾在德国活动的群组成员。

被指认的人叫翁偲喆（Sizhe Weng），英文名Steven，1995年生，中国公民，2021年起在南加州大学_（USC）攻读博士，同时担任助教。南加州大学的校园记录显示，他是一名正常的在读学生，有固定的教学职责，没有任何公开的异常记录。洛杉矶警察局（LAPD）副局长艾伦·汉密尔顿（Alan Hamilton）_在记者会上专门提到这一点：正因为他担任助教，警方相信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

翁偲喆在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USC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网站页面，显示其为电子工程博士生。（图_网络）

洛杉矶警察局在接获通报后展开调查。2025年8月28日，翁偲喆在洛杉矶被捕，警方同步搜查了他的住所。据ABC7洛杉矶[3]_（ABC7 Los Angeles，为南加州主流电视台）_报道，警方在其住所发现的证据可追溯至2021年，涉及多名受害者，其侵害行为持续至2025年。

根据洛杉矶郡检察官办公室的指控，他在2021至2024年就读南加州大学博士期间，对至少三名女性在食物或饮料中掺入麻醉药物，趁其失去意识后实施性侵。他面临八项重罪指控，涉及以药物或麻醉手段实施的多种形式性暴力，包括强奸及其他性侵罪行。

2025年9月2日，他在法庭上对所有指控不认罪，被无保释金羁押。案件目前仍在审理，尚未宣判。若所有罪名成立，他将面临25年至无期徒刑，外加56年刑期，并须终身登记为性罪犯。

洛杉矶郡检察长内森·霍克曼_（Nathan Hochman）_宣布起诉时，呼吁潜在受害者出面，并提供了洛杉矶警察局劫盗及谋杀组的联系方式。警察局副局长汉密尔顿在记者会上展示了翁偲喆的照片。

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汉密尔顿在记者会上展示了翁偲喆的照片。（图_Los Angeles Times）

南加州大学也发表声明，称学校已采取措施禁止翁偲喆进入校园，并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在这批案件中，受害者因药物遗忘机制而无法举报的情形，已反复出现。她们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自然也无从报案。翁偲喆案是这个困境在大西洋彼岸的重演。

顺行性遗忘：药物如何制造不知情

苯二氮䓬类药物_（Benzodiazepines）_具有一种被称为“顺行性遗忘”的神经效应：药物干预大脑将短期经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机制，使服药者在意识恢复后对药效期间的经历毫无记忆。受害者能感知到的，只是随后出现的身体症状，如疲倦、头痛、身体异常，而这些症状通常会被误认为是生病或过度劳累。

这个机制，在这张犯罪网络里被精确利用。

慕尼黑庭审记录显示，蒋中懿使用的药物剂量超过安全标准五至十倍。他通过在饮料中掺药、以浸有麻醉剂的棉布捂住受害者口鼻等方式施药，期间受害者多次出现呼吸暂停。录像证据显示，在两次侵害中，受害者的舌头向后滑落阻塞气道，而他没有停下来，并两次在受害者失去意识时独自离开公寓。科彭莱特纳法官在宣判时说：“她能活下来，在所有案件中都是极大的幸运。”

苯二氮䓬类药物常用作抗癫痫药和抗焦虑药。临床常用药物包括地西泮、艾司唑仑、阿普唑仑等。（图_网络资料)

这个机制还造成了统计层面难以弥合的证据缺口。周同在Telegram消息里自称侵害了18名女性，但正式起诉的被害人为9人。可能有更多受害者从未举报，至今仍将当时的身体异常理解为一次普通的不舒服。

柏林受害者支持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希尔茨_（Charlotte Hirz）_在蒋中懿案判决后说：“现在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她指出，这类犯罪大量发生在亲密关系或熟人环境中，受害者因为毫不知情，无从举报。

群组成员对这个机制的后果并非不知情。蒋中懿在庭上陈述，群组内曾有成员提到，深圳有一名女性因此死亡。他说他以为那只是个例外。

那名在深圳死亡的女性，没有出现在任何判决书里。

破案：一次跨国执法合作

德国警方在这批案件上独立侦查了约十个月。最初的报案分散在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三地，均为张大鹏的作案地点。各地起初独立立案，后移交法兰克福警察局主办，再升格由黑森州刑侦局牵头。

但侦查遭遇了一道结构性障碍：嫌疑人通过微信和小红书与受害者建立联系、约定见面，而德国警方既无法直接获取这两个中文平台的账号和通讯数据，也缺乏独立解读的语言能力。

据《新京报》报道，2024年9月底，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在例行警务交流中得知了这批案件，随即主动约见案件主办方，提出合作框架，并联系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协调国内警方介入。

2024年11月14日上午，中国警方将经技术核查的关键线索通过双边渠道递交德方。当天下午，黑森州刑侦局在劳恩海姆_（Raunheim）一家汽车公司内，当场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张大鹏。德国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Dominik Mies）_事后表示，警方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了DNA比对。从中方递交情报到嫌疑人落网，中间只隔了半天。

2024年11月15日，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通报此前法兰克福领区接连发生的针对中国女性强奸案告破，43岁中国籍嫌犯（即张大鹏）落网。（图_网络）

黑森州刑侦局次日致函中国总领馆，感谢其“迅速传递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良好的合作”。

张大鹏的落网，成为揭开更大犯罪网络的起点。警方对他的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取证，使得“德国老司机驾校”核心群组的通讯记录进入调查视野，包括成员身份、药物流通渠道、影像交换记录，以及成员之间往来的地理分布信息。

德国警方随后扩大抓捕行动：张大鹏被捕约三周后，蒋中懿在慕尼黑被捕，警方破门而入时受害者正睡在他身边。同年12月，柏林刑事调查局收到线索，周同随后被捕。此后，邵之霆也被锁定。另有一名核心成员据称在抓捕行动启动后自杀身亡，未及受审。2025年1月，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将线索传递至洛杉矶，同年8月28日，翁偲喆被捕。

同一次数字取证，触发了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的多条并行司法程序。它也揭示了跨国数字犯罪侦查的一个现实：犯罪网络可以在加密通讯的掩护下跨国扩展，但一旦其中一个节点的数字设备被打开，整张网的连接关系便可能一并呈现。

司法争议：同一张网，多套逻辑

这批案件横跨德国和美国，同一个犯罪网络的不同成员，因为受审法院不同，或案发地点不同，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逻辑。

争议最大的，是德国三个法院给出的三个结果。

张大鹏获刑14年、蒋中懿获刑11年3个月、周同则获刑5年9个月。三个案件，同一个法律体系，却获得三个差距悬殊的结果。

慕尼黑法官承认给予蒋中懿11年3个月的量刑“偏低”，却仍做出了这个判决。他的理由是：被告年轻，初犯，部分认罪，已赔偿受害者。这是德国刑法的一贯逻辑：刑罚的目标之一是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初犯和认罪态度会带来实质性的减刑。

批评者的问题是：当犯罪涉及系统性预谋、精确的药物知识、且为长期反复实施，而受害者因药物遗忘效应完全无法保护自己，“年轻”和“初犯”是否仍然应该带来同样分量的减刑？这个问题，目前在德国法律界没有统一答案。

周同获刑5年9个月的争议更大。共13项已认定罪行、受害者涵盖身心障碍人士，不足六年的判决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判决宣布后，目前没有报道显示检方提出上诉。

法官科彭莱特纳在宣判时说：“我们进入了法律的无人区。”这句话的另一面是：这批判决本身，正在为德国处理此类案件建立参照体系。它们的结果不同，也在于法院此前从未面对过这类犯罪，每一个判决都在摸索。

德国与美国的判决放在一起看，差距更为直观。同一张网络，因为在哪里被捕，刑期可以相差五十年。

如果检方提出的全部罪名最终成立，翁偲喆在洛杉矶面临的刑期上限[4]是25年至终身监禁（25 years to life），外加 56年有期徒刑，并且将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register as a sex offender for life）。这个数字已超出任何人的寿命。加州的逻辑是：每项罪名独立计算，结果叠加，确保惯犯无法在有生之年出狱。德国刑法的逻辑是另一套：刑期与罪责相称，保留罪犯回归社会的可能。两种逻辑各有立场，但结果是：同一张网络的成员，仅因在哪个国家被捕，可能面临从5年9个月到理论上终身监禁的量刑差距。

邵之霆案还带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德国有没有权力追诉他在中国的犯罪？

检察方同时起诉了他在德国参与群组的行为，以及他在中国境内的性侵行为。但德国法律对境外犯罪的管辖权有严格限制，他在中国的行为在中国既未被举报也未被起诉，德国法院是否有权追诉，是真实的法律争议。如果最终认定德国无权管辖他在中国的行为，这意味着类似情形的人，可以以“境外无法追诉”为由减轻在德国的指控。邵之霆案的判决结果，将成为此后类似案件的参照。

所有判决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触碰：群组里那2000个人。

目前所有判决针对的都是亲手实施犯罪的人。群组里长期活跃、比较剂量、分享影像、互相讨论的超过2000名成员，尚未受到系统性追查。他们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共谋，如何界定，目前没有答案。

这大概是这批案件在法律层面留下的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

2026年5月，邵之霆的案件仍在审理，判决预计于5月中旬作出。翁偲喆在洛杉矶等待宣判。张大鹏的上诉仍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等待审查。

那个群组里的其他2000人，还没有受到任何追问。

参考资料

[1] https\://www.hessenschau.de/panorama/frauen-betaeubt-und-gefilmt-serienvergewaltiger-in-frankfurt-angeklagt-v1,anklage-vergewaltigung-100.html [2] https\://taz.de/Sexualisierte-Gewalt/!6164544/ [3] https\://abc7.com/post/sizhe-weng-arrest-usc-grad-student-accused-drugging-raping-3-women-several-years/18013679/ [4] https\://da.lacounty.gov/media/news/usc-phd-graduate-charged-multiple-drug-facilitated-sexual-assaults-2021

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车间发生连环爆炸，腾起数百米高的蘑菇云，十多个车间被夷为平地。截至5月8日，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被业内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针对此事件的报道《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深入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等爆炸波及区域，通过对数十位遇难者家属、幸存工人、行业从业者和当地村民的走访，呈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生计困境、行业生态与监管难题。

报道不仅还原了事故现场，也揭示了当地烟花产业的状况。在被誉为“花炮之乡”的浏阳，烟花全产业链2025年总产值超500亿元，约占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逾30万，九成来自乡村。“水瓶纪元”通过裱皮车间主任、资深厂长冯先阳、66岁返聘老工等多位遇难者的故事，呈现这个行业如何长期吸纳无法外出的中老年女性和留守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和灵活的上工时间，让她们得以兼顾照料老人孩子；而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离开烟花厂之后几乎没有替代选择。

报道还揭示当地了“周期性停产——赶工”的结构性矛盾。浏阳烟花行业几乎每逢重大事故便全面停工整顿，去年6月临澧爆炸后的整改持续到当年10月才陆续复产。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赶订单只能集中生产，反而冲击了“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发生事故的华盛烟花厂此次“五一”未放假，与赶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的外销订单直接相关。多位从业者向“水瓶纪元”反映，华盛在当地被认为“安全要求最低”；央视探访现场也发现防静电设备积灰、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存等严重隐患。

报道还呈现了浏阳人对产业存废的复杂情绪。受访村民普遍既依赖又恐惧——花炮厂建起后村里才从泥砖房变成红砖房，而完整的供应链配套、适合的丘陵地形也让外地难以替代。遇难者冯先阳曾在2019年另一场爆炸后于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而他自己，最后倒在了另一场爆炸里。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4月29日，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发表文章《深圳“裸检”风波：男权与警权夹击下的女性劝烟者》，记录了微博博主小姬在深圳一处公交站台劝阻男子吸烟、继而在派出所遭受强制“裸检”的经过。事件曝光后，舆论对警方执法边界与女性劝烟者处境的讨论随之而来。

事发当日，小姬劝阻男子陈某在公交站台吸烟未果，用饮料浇灭其烟头，陈某随即掷杯还击。小姬主动报警，却在深圳玉塘派出所遭遇逆转：办案民警以其“涉嫌侮辱”为由收缴手机，未出具任何文书、未告知涉嫌违法事项，便对其实施强制脱衣检查。此后近五小时内，警方无视她因高度近视导致的视力障碍，以及如厕、换衣等基本需求，最终迫使她签署谅解书。

事件发酵后，官方通报仅证实陈某违规吸烟并已被罚款，对裸检程序的必要性与合规性未作说明。多位法律人士及民警受访时指出，小姬灭烟的行为远未达到治安管理处罚中适用拘留的"情节较重"标准。裸检通常适用于收押看守所等程序，将其用于普通治安纠纷当事人，涉嫌违反比例原则。事件曝光后，多名女性网友表示曾有类似遭遇，此类情况在当地并非个案。

文章指出，多地控烟条例的执行长期流于形式，基层甚至出现执法者带头漠视规定的情况。在女性二手烟暴露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站出来维权的女性往往处于多重压力之下：吸烟者的言语或肢体冲突、公权力的消极回应乃至违规施压，以及网络上的污名化与政治构陷。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小姬告诉水瓶纪元，在被带入执法办案中心前，没有人告知她违反了什么法律，没有进行登记签字等手续，也没有任何文书。她多次询问，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来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犯法”，要么是“配合调查是公民的义务”。

小姬说，在安检室，看到陈某首先经过了普通的安检，“墙上有两个（示意的）巴掌印，所有人看着，他就趴在那检查了一下。”随即轮到她被搜身时，女警察要求她撅着屁股双手撑在墙上，催促她脱光衣服，“还让我把内裤脱了，脱到膝盖以下”。她和陈某及男警，此时只有一帘之隔，令她倍感羞辱。她不确定在她拉上帘子“裸检”时，陈某是否有同等待遇。小姬说，她还被要求摘掉隐形眼镜。作为1200度近视加散光患者，她多次表达摘下眼镜后自己无法视物，对方仍要求她摘除，并允许她给朋友打电话送来护理液和眼镜盒。

在候问室等待期间，小姬和同房间的其他女性多次提出要如厕，都被警察以“大吼”和“敲击声”回应，让她们觉得神经紧张。终于被带去厕所时，小姬需要脱掉连体毛衣上厕所，坑旁仅有约一米高遮挡，“站着脱衣服一定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外面就是登记处，有男有女。而且蹲下脱空间太小，脱不掉。那个监督我上厕所的女性全程没有理会我的诉求，只是催促。”最终，她说自己“很狼狈地尿在了连体毛衣的袖子上”，申请换衣被拒绝，得到的回应是“你能不能快点”，情绪因此陷入崩溃。

该律师认为，王女士的行为主观目的为灭烟，瞬时单次发生、未继续，周围人少，损害范围小，显然够不上适用5日拘留的较严行政处罚。

关于裸检程序的合规性，该律师解释，裸检是被收押进看守所的必经程序，目的是固定伤情、防范刑讯逼供，须由女性民警对女性被收押人执行。但裸检并非进入执法办案区的必经程序，目前也没有公开的对脱衣检查适用情形的明确规定。

“核心问题在于，将小姬认定为违法嫌疑人并带入办案区是否必要、是否合法。”该律师指出，应当经过一定的初查，才能认定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否则凡是被报案的人都将被带入办案区，被当作违法犯罪嫌疑人，这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此外，无论何种检查，“环境和行为应当尊重被检查人的人格尊严，不得以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

水瓶纪元咨询当事人的维权路径时，该律师表示，可就程序部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监察机关提起检举、控告，但“预期结果不敢乐观——对程序违法的监督本就不受重视，对于行政案件来说，更加缺乏系统的监督体系。”

2021年3月，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成都一家火锅店劝阻邻桌男性吸烟，遭对方泼洒不明液体。报警后，警方称“双方都有错”，要求肖美丽也向对方道歉。事件在网络曝光后，肖美丽被指控“境外势力”“港独”，遭遇大规模网暴，事发两天后，微博账号被封禁，多个持续声援她的女权账号也相继被封。

2024年12月，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劝阻男士抽烟，遭对方抢走手机，并将烟头直接扔进她的饭碗里。 警察到场后告知她，“长沙室内抽烟不违法，无法进行罚款”，警察还对男方提出的“删帖换道歉”的提议表示肯定。 徐娇拒绝删帖，被部分网友指责网暴素人，其相关帖子随后无法查看。

小姬告诉水瓶纪元，她在深圳生活的四年里，曾多次劝阻公共场所的吸烟者，“每次劝他们都灭掉了。”这次是她第一次遭遇吸烟者的暴力，来自公权力的暴力，还有来自网络的暴力——已有网民因她的性少数身份而指控她是“境外势力”“女拳”。

所有公开的社交平台被禁言后，小姬无法对此做出回应。4月25日晚上，她在自己朋友圈写，“下次遇见这种事情我还会坚持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一次不后悔，下次再修复一些勇气再勇敢吧，谢谢替我发声的每一个人，这些我也会永远记得。”

第二天，她在高铁站时，看到有人抽烟，又喊了一声，“高铁是禁烟区啊，别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