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oppo的文案，就感觉要出事。只要舆情起来，绝不是企业道歉便能了事的。

不知道oppo的文宣在发稿之前，有没有让法务审一下。我以前写过好几篇企业舆情或企业涉案的小文。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尴尬就是，业务人员总觉得法务都是事逼儿，总是这风险那风险的，都按照法务的意思来，就别干活了。

所以，除了刚入行时，还简单接触过一点点常法业务，最近这些年，我跟常法基本绝缘了。我这人，原本就情商不高。很多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吧，别人觉得你是搅屎棍。不说吧，真出了事，别人又说你法务吃干饭的，为什么没看出问题？为什么不阻拦？搞不好，一旦企业涉案，办案人员也会认为，你法务为什么不制止？你不制止，就是共犯。我经手的很多律师被抓，都是这么个入罪逻辑。

当然，oppo有没有让法务看文案，我不知道，这里只是“睹物思情”，一下想起来当年做常法的憋屈。

oppo这事，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武大的《声明》。

对于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武大先说该生在校期间表现优异。

我没想明白武大为什么要专门介绍该生的校园表现。难道，潜台词是社会太坏，把原本好好的学生给染脏了？

那武大毕业的，还有王某，原黑龙江常务副省长，2023年12月被查，2024年6月被双开。郝某，原监委一级巡视员，202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阳某，原株洲市长，2023年因受贿等罪名被判刑。陈某，武大原常务副校长，武大窝案的主角之一，也是武大毕业的。

为什么武大在这些毕业生出事的时候，没出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在校表现呢？是他们在校期间就显露出来某种迹象，所以后来出了事，并不意外吗？

《声明》说余某的行为不符合武大的教育理念，望余某以自诚勇气，善对社会批评。

我不反对武大对学生的这份期待。哪怕毕业了，结束的只是课程学业，存续的是育人劝善的期待。

但这里还是有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武大为啥没对落马官员也发出倡议，愿尔自诚有悔、积极退赃，尽最大努力降低对人民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害。

而且，武大这次为余某发了《声明》，那么，今后，武大的其他毕业生也出点事，武大发不发《声明》？

更进一步说，武大此例一开，国内的其他院校跟不跟？

武大扇一扇“立德树人”的翅膀，其他院校都被栓了根绳。不排除，今后哪个大学的毕业生出了事，大学又没及时发《声明》，就有人拿着小绳来轻轻柔柔地打在高校的身上——网友喊你发《声明》。

作为一个律师，我服务的客户包括高校和高校师生（正好这里也说一句，好几次，我谈点民商或行政案件，就有人留言，你又不专业，还是谈你的刑事吧。我不是只做刑事。而且，我的民商或行政客户，级别还挺高的）。就我而言，最关心的，是这个《声明》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属性？

因为，武大这么一搞，不排除将来有一天，我的客户来找我：“金律，多年前毕业的一个学生落马了，我们要不要发《声明》？”

我怎么回答。

假设，将这个事情认定为高校自治行为。或者，此次《声明》只是武大文学院的某个领导，基于个人好恶，非常不喜欢oppo的文案，所以随手写个东西就发在单位官网上？即，这是私人行为。

那么我作为律师，可以向客户说：“想发就发，不发也没事。”即便有网友拿着绳子来责难，高校也可以回复——针对已毕业人员的行为，高校没有发《声明》的法定义务。

而与之相对，假设，该声明是武大文学院经过集体讨论，表达校方的官方意思。

那么法律方面，需要明确这种官方意思，是属于学籍管理？还是属于奖惩制度？或者其他什么法律授权的行为？

只有明确了行为性质，才能进一步去想，高校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武大这个《声明》，算是给我们律师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我只是律师，无意站在立法论的角度去讨论应然的事情。律师是适用法律的，我只关心，武大这个行为，有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或制度依据？以便于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大家有迹可循有了清晰的法律和规则，既有利于高校的解脱，也有利于引导公众，别什么事都往高校身上扯。

当然，站在吃瓜的角度，如果这个行为真的形成制度化，每一个官员一落马，官员母校就必须履行法律义务，站出来介绍一下该官员的在校表现，再痛心疾首地呼唤官员认罪退赃，那也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