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8日，居住在苏联滨海州首府海参崴的中国人，集体陷入了巨大恐慌。

他们被苏联政府组织的抓捕队自大街上、自公交车中，甚至自住宅里直接带走。抓捕过程没有公文，没有审问，也不区分妇女、儿童与老人。

这是一场针对远东地区所有中国人的大型清洗运动。抓捕行动始于1937年底，抓抓停停，松松紧紧，已持续了四个月之久。1938年3月28日这次抓捕规模最大，也是清洗运动的尾声。3月29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如此描述此次抓捕：

「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苏方之所以要切断华人进入领事馆的道路，是因为之前的抓捕行动中，国民政府驻海参崴、伯力等地的领事馆庇护难民，妨碍了苏方的清洗计划。如驻伯力领事馆抗议苏方滥捕并刑讯逼供，强调经领事馆调查，许多被捕之人拥有合法入境身份，且有正式工作，根本不是苏方宣称的所谓“间谍”。驻海参崴领事馆则在1938年2月份收容了上千名躲避抓捕、寻求庇护的中国人。

再无一名中国人能够进入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寻求庇护，意味着清洗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其中便包括海参崴。不过，国土沦丧后，仍有相当数量中国人在远东地区谋生。1897年约有4万余人，其中海参崴所在滨海州最多，约3万人。1910年，远东地区的旅居中国人超过了11万，一战前夕增至20-25万。苏俄政权建立后，许多中国人选择离开。1926年，整个远东地区约有6.5万名中国人。此后，因为苏联政府的各种不友好政策，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持续减少。至1937年，也就是「大清洗运动」前夕，远东地区尚有约2.5万名中国人。（参见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1937—1938)》）

1938年3月31日，大清洗运动「圆满完成」。中国人自此从海参崴、从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彻底消失。

这些消失的中国人去了哪里？

目前可知的是：一部分被抓捕后，获得国民政府营救，被集中遣返转移到了新疆（自海参崴沿海路南下的通道已被日军切断）。据代理海参崴总领事耿匡1939年1月26日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海参崴有8025名中国人被集中遣返，伯利有3004名，布拉哥有1815名，合计12844人。此外还有约1500名中国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恐怖抓捕运动期间自行回国。

也就是说，如果按1937年远东地区有2.5万名中国人来统计，还有约1万名中国人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行踪不明。这些人中，一部分死于监狱刑讯逼供，一部分被苏联政府当成所谓“间谍”枪毙，如1900年出生的高攀英（音译）在海参崴做俱乐部服务员，被指控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判处死刑；1892年出生的高云清（音译）在海参崴做饭店服务员，被指控参加恐怖活动，判处死刑。大部分则被苏联政府送入了集中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且最终死在了那里。

俄国作家、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有回忆录《并非虚构》。其中便提到了一群1938年大清洗运动里的中国受害者。他写道：

「1938年11月，又从远东赶来270个中国人到我们的集中营。这些人是满洲居民。他们戴着大大的狼皮帽子，穿着长长的皮袄，脚上是那种很特别的棉靴。……他们以「非法越境」罪被判８年徒刑，遣送集中营。这里的头儿安排他们去扛大木。他们要在深深的雪中从林场把原木运到路上。根据原木的体积六、八或十人一组扛运。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只有一个心思，快点卸下这压死人的东西。这样的重量，任何人都挺不过一个星期以上。中国人就这样日复一日默默地干着……到1939年2月，中国人死亡269人，只剩下1名在厨房做饭的伙夫。」（转引自张宗海《谬种流传的“黄祸” 论———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也无法知晓他们在集中营里具体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抗击日军侵略而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暇向苏联问责。苏联政府亦料准了国民政府无法放弃苏联援助，故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持蛮横态度。于是，这约一万名原本安安静静生活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中国人，便成了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段历史，也长期处于失踪状态。

一年级的小学生身着红军服，以参加卫国战争纪念活动为由踏上异国土地。孩子无辜，他们只会觉得新奇甚至光荣，而没有能力辨析，为什么这座城市叫海参崴，又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什么那个盛产海参的水湾，要改名俄语的征服东方？

他们更不会知道：中国，就曾经是那个东方。

他们以为自己穿着红军服，共享和传承长征与抗战的荣耀，却不知道就在长征结束两年后，这片土地上就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屠杀，那时，沙俄作古都已经超过20年，换了人间，中国人的苦难和屈辱却没有终结。

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同胞被驱离、屠杀，数不清的惨案就发生在这里。它的官方名字是俄语，然而我们在地图、交通上仍然执拗地保留着海参崴的旧称，这份倔强透着悲凉。

我们总说铭记历史，总说不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总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让小学生去这个屈辱之地当背景板，会让他们的童真心智沾染什么，共荣吗？

孩子们记得祖先的一部分屈辱，却忘记另一部分屈辱，对历史记忆的裁剪是一种罪。一会儿放下仇恨、一会儿不忘国耻，这种仰卧起坐式的历史观让人很迷茫。

我们可以选择宽容，但宽容是建立在对历史全面了解，以及双方认同与尊重之上。让一群懵懂的孩童，去被割让、被驱逐、被屠杀的故土接受检阅，是要在孩子们心中植入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交好或对抗，我们当然可以喜爱或厌恶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我既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也喜欢三岛由纪夫、小泽征尔，我能分得清文化、国族、政府、国民之间的区别，也能在不同维度中厘清自己的情感，不让喜爱与仇恨蔓延。

可孩子没有这样的能力。仪式恰恰会通过氛围、符号和集体场域，悄悄塑造人的情感和记忆，统一着装、整齐列队，沉浸在某种“伟大”的活动中，潜意识会被环境影响，不需要大脑听懂道理，孩子们也听不懂，身体先进入敬畏、沉静、郑重的状态，把特定物象变成精神烙印。在这些孩子的记忆中，海参崴就与胜利和友好相关联。在心理机制上，与曾经的屈辱建立屏障。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父辈有如此强烈的俄国情节，尽管他们遭遇过苏联专家撤走后的剑拔弩张，但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长于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潜意识里的亲近挥之不去，历史上的屈辱和对抗便显得遥远起来。一些老年人把去俄罗斯当成朝圣，大爷大妈们挥舞着纱巾，高唱《喀秋莎》，向人家的纪念碑献花。他们未必了解俄罗斯，更不顾什么国际关系和全球道义，只因在童年植入了一段记忆，便有了“无缘无故”的爱。

让孩子们少做历史的“仰卧起坐”，让孩子们能接触充分的信息、保持独立思考，这是教育者的责任。结果，他们被送到海参崴去，接受别人的检阅，成为别人的陪衬、让别人在潜意识中植入认知……以这种方式延续他们祖辈的俄罗斯情结？救救这些孩子吧。

这是一条悲伤的新闻，也是一条荒诞的新闻。

5月3日下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微博称，来自海滨边疆区，中国和老挝的1500名学生，参加了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纪念二战胜利日的游行。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年龄最小、哭闹概率最高、但政治意味被硬生生拔得最高的一次“阅兵”。

从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脸庞上我能看出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这趟“荣耀之旅”，究竟意味着什么？

要读懂这则新闻背后的悲伤和荒诞，我们得先了解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城市的历史。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城市，现为‌滨海边疆区首府‌和‌远东联邦管区行政中心‌。

这个听起来洋味儿很浓的城市，其实在166年前曾有一个中国名字：海参崴。

海参崴，意为“海边的渔村”或“海边的晒网场”，是我国满洲原住民语言。

那时的海参崴，是中国历朝历代固有的领土。只不过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被清政府割让给了俄国。

俄国占领海参崴后，更名为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翻阅成中文就是“征服东方”的意思。

这个名字也暴露出了俄国的野心，那就是要“征服中国”。

领土被割让，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

更让人痛心的是，海参崴被占领后，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并不受待见。被抓捕、屠杀，成为一种常态。

最最痛心的一次惨剧发生于1938年。

据说在那一年，斯大林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大屠杀，先后30多万中国人死于斯大林屠刀之下。

这个数据，相当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

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回忆这段历史，史书上也不愿意提及这段历史。‘

因为这段历史，太过去伤痛，太过于屈辱。

除直接屠杀外，还有许多中国人被强加各种罪名发配到西伯利亚极寒地区的集中营进行劳动，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高强度工作，幸存者十之一二。绝大多数被虐待或饥寒劳累致死。

当我们读懂“海参崴”的伤痛和“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城市的血腥背景后，我们再来品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的这条微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民众最痛的伤口上撒盐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蓄意挑衅的行为。

更更让我痛心的是，俄罗斯这么做了，而我们国内的某些地方和某些学校，居然也倍感荣耀的配合了。

有一句话，叫“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还有一句话叫“勿忘国耻”。

我不相信组织大量学生（至少几百人）到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庆祝胜利的这些地方政府领导、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会对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征服东方）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果明明知道这段历史还要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和行为？

我的答案是：背叛历史的辱国行为。

如果这样性质被默认，这样的行为被纵容——

祖宗会怎么看待我们？

先烈会怎么看待我们？

世界会怎么看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