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到西南，369路公交车几乎贯穿了半个深圳。巨大的车身在摩天大楼和高速立交之间穿行：它会经过工厂密集的龙岗，也会跟“世界之窗”擦身而过。但马师傅知道，儿子几乎不会完整看到这些景象——大多数时候，这个10多岁的小男孩，小小的身体跟着公交车摇摇晃晃，很快就进入梦乡。

通常，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369路公交车会抵达它的第32个站点：白石洲站——这也是马师傅儿子的终点站。男孩看起来很瘦小，肩上的黑色大背包，几乎有半人高。下车后，他还要再走几百米，才能到达目的地，星河小学。

谈起小儿子最后在深圳读书的日子，48岁的马师傅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这趟369路公交车。每天早上五点半，马师傅起床做早饭、准备儿子上学的午饭，然后喊他起床、洗漱吃饭。公交站在家门口马路对面，需要通过一个天桥——这里是工厂密集的龙岗区，早晨人流量大，马师傅不放心，干脆每天都拉着他走到公交站，直到369路公交车进站，孩子上车，他才一个人走回去。

上学的路本不该这么曲折。2013年春天，马师傅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深圳，白石洲是他们停靠的第一站。学了两个月手艺，马师傅卖掉了甘肃老家的宅基地，找朋友借钱凑齐26万，在白石洲盘下一个铺面，专门做拉面。那时，横跨深圳“主动脉”的深南大道，紧邻“世界之窗”，白石洲成为许多“深漂”的第一个落脚点。根据《深圳商报》2017年公开的数据，这块仅有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000多栋出租屋，14万外来人口。

读书也不算难题。2013年，学位紧张的深圳，开始试行积分入学政策，户籍、住房、租赁合同、社保都是影响学位的关键因素。白石洲地处深圳市区，周围的富裕家庭多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周边的公立学校学位并不紧张。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积分入学制推行以后，其它片区200多分可能都没办法入学，但在白石洲，30多分就足够了。

初来乍到的马师傅，因为缺少在这个城市的“积淀”，失去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但包容的白石洲也给这些随迁子女提供了更多选择，比如当时的民办学校星河小学。

起初，儿子的学费是每年2500块钱，在马师傅的印象里，此后学费年年涨，直到四年级，已经涨到了七千多。但马师傅还是很满意。学校离门店只有七八百米，只要经过两个路口，马师傅只在最初接送过两个星期，之后就让儿子一个人上下学。

在白石洲的旧改计划中，马师傅店铺所在的沙河工业区西，最早开始进行城市更新。他也成为最早一批被“清除”出去的白石洲租客，从此，他在白石洲的经营、居住、读书的便利和日常也被改变了。

城市更新的步伐中，租户是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直到2019年6月，旧改的步伐迈向了沙河工业区东，大规模的清租开始了。以白石洲北区四村为例，官方数据显示，原有居住人口8.3万，经过三个月的清租，到当年9月，这里共计减少2.8万人。拆迁初期，因为被中断的居住和营生，租户的情绪也有过剧烈的反弹。那一年，关于深圳的报道，白石洲的故事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街头巷尾全是清仓甩卖，抗议和搬家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表达最剧烈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独立城乡研究者邓世杰回忆说，表达包括拉微信群、联署倡议书，以及联系媒体报道等，他曾在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做媒体工作，2019年6月，他参与到白石洲“新流动”小组的调研当中。在他的回忆里，关于调研的设想，最初主要停留在居住问题和对城中村的研究，“小孩没法上学的问题，其实是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的。”

五年后，关于当年的调研数据和结果，呈现在一份名为《提升后工业城市竞争力的更新行动——从认识和重构有机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的报告里（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长达20万字，里面探讨了白石洲的旧改计划对这些外来流动人口的影响，以及当时各类公民实践和参与。

2019年，官方多次公开提到，拆迁不涉及学校拆除，学生上学不受影响。但在邓世杰等人的观察中，伴随着旧改和清租，入学的影响渗透到现实：报告中，一位菜市场商户说，“准备了两年，好不容易孩子进到香山里（小学），现在要拆迁，附近的租金上涨得离谱，贵也就算了，问题现在是没房租（住）。”

失去白石洲的“庇护”，同等的租金，这些家庭只能住到偏远的区域，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给小孩办转学，摆在这些家庭面前的，是生活成本、时间成本，与教育资源的抉择。“近处没房也涨价，远处孩子上下学的时间要花费很多，睡眠、安全问题如何解决？”报告中一位家长说。

在“新流动”小组成员东启的印象里，那段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如何跟孩子沟通，变成父母们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在家庭内部，他们被自责和愧疚的情绪撕扯，“工作不够努力，所以没办法给小孩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面对外部的动荡，他们很难去解释这个社会的运作和法则。于是，伴随着变动的伤痛，沉默成为这些家庭的常态。

很多人将此称为城市旧改过程中的“阵痛”。那年9月1日，白石洲甚至专门开通了三趟旧改专线巴士，接送那些离学校住得远的孩子。但具体到个体上,一个家庭的生活甚至是命运轨迹或许就此被改变。

对于开拉面馆的马师傅来说，这场“阵痛”至少持续了三年。回忆那段时间，他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拉面馆押进了他全部身家，他只能当“钉子户”，在邓世杰等人的帮助下，马师傅在30公里外的布吉重新开起拉面馆；紧接着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他跑了周边十几家学校，都因“没有学位”被拒绝了。

马师傅只能继续让孩子在白石洲上学。他从没想过把孩子送回甘肃老家，他既希望孩子能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接受教育，也不希望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许多次，马师傅在店里怎么都等不到儿子放学，打开手表定位，却发现儿子跟着369路公交车，坐到了终点站——他睡过头了。

后来，一到下午，马师傅就会变得焦虑，他习惯性地抬头看时间，时不时打开定位，看看孩子到哪了，“边忙边看”。约莫还有三四站的距离，他赶紧给儿子打手表电话，“不要睡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每天来回将近60公里路程，13岁的儿子没有任何怨言。他成绩一般，但很懂事。那些要掏钱的夏令营，他总是踌躇着告诉马师傅，“需要200块钱，我要不要去？”马师傅总是安抚他，“去吧，最起码能长见识，也能到外面玩一下。”

369路公交车上，马师傅的儿子曾带回一封信，那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托他转给马师傅的。马师傅记得信中的大致内容：这位家长你好，孩子每天坐这么长时间的车，在车上睡，对孩子的颈椎也不好，太远了容易出事，你要想办法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

说起这封信，马师傅哭笑不得。学校开家长会时，369路公交车一路坐过去，他自己也睡着了。“那辆车走一下停一下，很辛苦，做父母的也很心疼孩子。”但他没有选择，“人家也是好心，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现实是，被白石洲“清”出来的人，还有一部分远没有马师傅的“幸运”，许多孩子不得不被送回老家。时年40岁的榔头，曾经是深圳一家手机公司的工程师。依托白石洲的便利，他的儿子获得了在深圳香山里学校的学位。白石洲拆改以后，榔头一家被迫搬离，在后来居住区域的积分竞争中，因为妻子全职照顾家庭，少了一个社保名额的积分，女儿没能获得公立学校的学位。

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支付不起，榔头的妻子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广西百色。榔头也开始考虑回老家的工作机会，“白石洲还在，我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了。哪怕工作会被改变，工资更低一点，只要孩子能在这里上学，能在这里生活，我都坚持。”

2020年5月，邓世杰所在的调研小组，对曾经的白石洲学童家庭做过一次电话回访，多数人都已经搬离了白石洲，他们认为访谈“没有用”，“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其实也是挺无力的，我看你们也发表了很多我们找房子困难的，但还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榔头听起来挫败感会更强。在深圳的学校里，儿子很受欢迎，也喜欢这个城市，老家的学校位置偏僻，有很多留守儿童，他属于“被逼着回去”。他拒绝了邓世杰关于访谈的要求，“孩子回去后很不理想，不想再去想这些了。”

拉面馆马师傅的儿子没能坚持到中考。初二那年，为了准备中考，他跟着舅舅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之后，马师傅每年能见到儿子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年为数不多的见面中，他发现，以前外向开朗的儿子好像不太爱跟别人接触了。

城市的更新浪潮中，失去家园的流动家庭和孩童仍在承受“余波”。某种程度上，租住在白石洲所代表的城中村里的人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甚至代表城市里某个灰色地带。邓世杰说，拆改和清租过程中，因为缺乏一定的社会关怀，没有设置缓冲期，那么，矛盾和冲突的呈现也可能会更加剧烈。

现实层面上，白石洲学童的问题，也呈现了更广阔的困境：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之中，如何面对流动人口、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户籍制度之下随迁子女的入学难题。

调研过程中，邓世杰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拆改过程中，租住者到底是否有权利反对，以及他们的权利应该如何被认知？很多人用法律的概念去阐述“清租”的正当性，但在邓世杰看来，这属于一种“浅薄”的社会观念，因为在所接受的教育系统里，他们“没有把具体的‘人’纳进来”。

旧改之前，作为深圳的“地标”，白石洲不仅吸纳了众多流动和迁移人口，成为许多城市新移民的目的地，同时还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业态，比如个性化的精酿酒吧，咖啡店等等。

小组公开的研究报告提到，2021年撰写之际，罗湖、福田和南山等区域，还能看得到小规模城中村“飞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曾经的白石洲那样，“规模那么大”，“经济结构那样多元化”。报告解释道，驱逐了大量的租客和个体户之后，“后白石洲”的深圳城市形态，正式宣告深圳从城市与“城中村”互补的特殊时代结束。

至今，白石洲还没有被完全拆除。深南大道以南的白石洲区域，依旧保留城中村的形态。拆改以后，“城中村”变成稀缺资源，有租户说，这里的房租比拆迁前涨了一倍多。深南大道以北，随着推土机的前进，高档住宅区、酒店写字楼、移民博物馆的制造计划开始出现雏形，旧日白石洲的身影已难再寻。

（部分内容摘引自《提升后工业城市竞争力的更新行动——从认识和重构有机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

吃过晚饭，13岁的柳棋和同学小马翻过学校食堂二楼的窗户，先后从五米高的窗台跳下。

两辆救护车的警报声划破夜空，此时是2023年11月4日，距离柳棋进入山东聊城市少林武校仅过去五天。

柳棋说，自己有恐高症，跳下去前很害怕。他见到小马跳下去后躺地上抱着腿大叫，但仍跟着纵身一跃。因为这是他想到唯一能出去的办法——“摔残了也比在这里强。”

成为常态的体罚

　　把柳棋送进武术学校是奶奶秦晓庆的决定。

　　柳棋住在聊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村子里，爸爸患有精神疾病，6岁时母亲出走，从小由奶奶抚养长大。

　　60多岁的秦晓庆平日里除了照顾儿子，顾着五亩农田，还要在村里村外打零工，一天赚几十块维持生计。秦晓庆不识字，柳棋说跟奶奶无法沟通。2020年，住在北京的远方亲戚齐章一家在多方走动下，才帮秦晓庆申请到低保户身份。

　　齐章说，柳棋从小性格就比较敏感，为了让孩子少跟爸爸接触，齐章资助柳棋去县城的寄宿小学上学。然而，从小学升入初中的那年，课业难度陡增，一次被学校老师冤枉后，柳棋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上学，变成奶奶眼中的问题儿童。

　　秦晓庆听说在聊城市里的武校管理严格，专治叛逆期的小孩，能练武又能学文化。不顾齐章的劝阻，她执意把孙子送入武校。

　　柳棋回忆，入学当天，他和奶奶坐亲戚的车一进学校，奶奶被工作人员带去签合同，他则被“拽下车”，立即去换了武校的校服，不允许再和奶奶见面。秦晓庆为孙子交了一个月3900多元的管理费，餐费另算，这比聊城大部分私立学校的学费高上两到三倍。

　　学校官网显示，聊城武校是一所全封闭制的民办中小学，现有学生6000余人。学校奉行军事化管理，校训为“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据2020年离开聊城武校的余田回忆，武校的围墙二三米高，顶部挂有铁丝网，而且监控密集。在校内不能使用手机，每个月月底需要经过家长、学校双方同意后才能放假回家，第二个月5日开学回校。

　　柳棋入学时，一般学生还在放假。和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进武校之后，他既没有上一堂文化课，甚至连武术也没有学过一招。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被叫起床，除了吃饭时间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服从教练命令做各种杂事。

　　比如，教练会无理由地要求他们罚站、做俯卧撑、持续做蛙跳、蹲起超过半小时，有一天将一个班7个同学一起带到校园后门无人使用的小操场，清扫树叶、收拾垃圾，另有一天命令他们将全校的厕所马桶全部刷洗一次。

　　柳棋不敢违抗命令。他曾亲眼看到教练用拖把粗细的棍子打其他同学。因为不允许使用手机，任何事情都无法告知家长。

　　除了做杂事外，柳棋大部分时间都被反锁在宿舍里，和同学聊天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一同“跳楼”的小马是他的室友。小马因为抽烟被家里认定为不良少年，便被送来改造，已经来了十几天。小马告诉柳棋，他曾试图从五楼跳下，但被同学发现没有成功。聊天中，两个少年一拍集合，第二天一同从楼上跳下。

“问题少年”的问题

　　柳棋的遭遇在聊城武校并非个例。

　　曾就读于聊城武校的余田告诉财新，家长为了治疗他的“网瘾”将他送入武校。他曾在2019年、2020年两次进入聊城武校读初三、高一，最终退学，重新报考聊城其他私立高中。

　　2018年9月，余田因沉迷手机游戏与父亲激烈争吵，最终被父亲送入聊城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网瘾”，随后在此住院两个月。期间，医院除了刚入院时，把他绑在床上打镇定剂外，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检查或药物治疗，最终因临近期末考试而允许出院。次年5月，余田与父亲再次因手机使用发生争执，第二天，武校的三位教练开车到家门口把他“押”去了武校。

　　在学校要干很多体力活。余田记得，在学校盖新的教学楼时，他和同学曾在教练命令下将几卡车课桌椅一张一张搬到四五楼的教室。

　　他称，在聊城武校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被教练打。偷藏手机、在集体活动时偷跑去上厕所，都可能换来惩罚，小至扇巴掌，大至被拧在一起的电线抽。他也曾遇到过不打人的主管教练，但在他看来，每位教练都掌握极大权力，只要遇到严格管教的教练，学校的监管效用甚微。

　　学生在该校遭受体罚的现象或相当普遍。根据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的判决书，聊城武校的散打教练员念国明曾因为殴打学生致下颌骨骨折被判故意伤害罪，判刑有期徒刑一年。

　　高一武校放假时，余田终于跟父亲坦白在武校的遭遇，得到父亲的道歉，父亲承诺为他办理退学。如今他马上要开始大一生活，但仍然会因为有人大声说话而感到恐惧、浑身颤抖。

　　据了解，武校中农村学生比例偏高，家长们选择送孩子就读武校时，希望武校的军事化管理可以改造自己管不住的孩子，远离电子产品，通过吃苦磨平孩子的脾气。

　　例如，河南登封某武校在微信公众号中宣传称，青春叛逆期无论如何管教都没有什么用，这时只有封闭式军事化管理能够约束住孩子。

　　这样的包办式管理击中了家长们的需求痛点。余田回忆，同学的家长大多也是认为孩子有网瘾，或有抽烟、说脏话、厌学等行为，相当于送孩子到“少管所”。

　　武术学校半天文化课、半天习武的设置，还回应了家长对孩子“文武双全”的渴望。一份山东省菏泽市武术学校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存在资金不足、师资力量缺乏、质量不高等问题，相比之下，武术学校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家长许默的两个儿子都曾就读于前述河南武校。咨询时学校告诉他，相比于一般高中，从武校毕业后出路更多——能成为武术运动员、演员、当兵或依靠体育单招进入高校。

　　而实际上，多数孩子们的未来可能与这样的愿景相去甚远。例如，2014年一份研究中的《山东省民办武术学校学生就业情况表》显示，武校毕业生中仅有7%考入大学，1%成为武打演员，2%成为警察，25%成为教练或保安，其余52%都从与武术无关职业或无业。

　　该武校只允许孩子每年过年时回家。2023年过年时，许默发现二儿子回家后精神恍惚，一说到回武校上学就显出极度害怕的神情，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忧郁症”。

　　从医院回家，许默发现孩子身上有多处淤青，多次询问下，孩子才坦白曾被武校教练用熨斗在身上烫、耳朵也曾被打到流脓。孩子告诉他，因为害怕家长质问学校后他被学校为难，从2022年开始受到体罚一年以来，一直没有告诉父亲。

　　他已为两个儿子办理退学，并与该武校私下协商赔偿。调解协议上显示，孩子在校期间“多次被教练体罚殴打、熨斗烫伤、辱骂等”。

　　目前在公立体系，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送专门学校进行专门教育。目前各地都在扩建此类专门学校，但数量仍嫌不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可区别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分级干预，这依法有明确的定性和归类。（参见财新周刊《专门学校怎么办》）事实上，更多被认定为“问题少年”的孩子并不一定能从法律层面对号入座。不少家长对其“叛逆行为”束手无策后，便诉诸各类“戒网瘾”学校、管教学校、行为矫正学校、武术学校等机构寻求管教服务。

　　一位监管机构相关人士透露，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之所以长期存在、屡禁不绝，是满足了一部分家长的教育需求，所以在实际治理的过程中也阻力较大。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为家长提供科学的教育理念引导。

　　在暴力、压抑的管理下，“问题少年”们真正的问题常被掩盖。

　　柳棋告诉财新，自己从小学起就读民办寄宿制学校，成绩在班级中属中上游。在学校每天时间都很紧张，上课到晚上八点才放学。老师占课、拖堂很正常，体育课、美术课很少上，基本被数学、英语、语文老师占了。他因而有了厌学情绪：“觉得没意思。”升入初中更是上了一星期就不想上了。

　　他跟奶奶说希望能休学一学期喘口气，但随即被送到了武校。从武校出来后的他表示：“更不想上（学）了。”

　　“为了抑制所谓的叛逆，将孩子送到封闭式管理学校，我很怀疑这样做能达到目的。”长期研究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咨询师彭小华认为，封闭、强制作息的学校生活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心理后果。

　　一开始，命令和相对应的体罚会在孩子心中注入恐惧，接下来，孩子可能从恐惧暴力发展到迷信暴力。除此之外，彭小华从咨询案例中看到，在校期间孩子的自我受到压制，在离开学校后，反抗行为会报复性反弹。

　　彭小华自2005年起，持续关注中国青少年厌学问题。她认为，“叛逆”是一个家长本位、教师本位的概念。“权威受到了挑战，孩子都不按照我的指挥要求去做了，这就是最基本的叛逆。”随着年龄增长、进入青春期，孩子慢慢发展出独立的思考能力、感受能力、判断能力，需要家长为孩子让渡出民主协商的空间，“一个适当的自然生长的空间”。

　　做咨询二十年来，她发现青少年厌学现象呈增加趋势。彭小华表示，沉迷手机和电子游戏有时候是“生活出现问题”的消极应对。作为家长，应该做的是了解孩子的心理压力来源，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非从外界强制隔离。

“跳楼”之后

　　柳棋奶奶秦晓庆接到消息时，聊城武校的朱副校长已经将柳棋送至聊城市东昌府中医院。

　　从二楼跃下，导致柳棋双脚骨折，医院告诉秦晓庆，柳棋需要住院治疗，但朱副校长称回家保守治疗即可，医院并未坚持。回家后，柳棋卧床静养。亲戚来探访时发现他双脚已经发黑，便又被送至县城医院。医生诊疗后认为必须进行手术，并推荐其转诊至德州市人民医院。手术中，柳棋的双脚被打入七根钢钉。

　　柳棋住院手术期间，秦晓庆与该校徐学忠校长联系，打了十几次电话未能接通。后经齐章联系，校方才答应支付医疗费、医院押金及1000元营养费。齐章称，柳棋从东昌村的家前往位于德州市的医院6、7次，皆为秦晓庆及亲戚陪同，学校并未出面，对于替家属做决定、导致延误治疗等情况，校方也没有做出解释。

　　齐章曾致电聊城市政府热线，要求市政府通知校方的行政主管部门聊城教体局出面了解此事，但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反馈。2024年4月，齐章联系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协助柳棋起诉聊城少林武校，寻求赔偿。

　　7月初，柳棋一案一审开庭，聊城武校的责任过错成为原告、被告双方的控辩重点。

　　原告代理律师刘明珂认为，学校此前就曾发生教练殴打学生致骨折的事件，证明学校一贯有体罚的教学风格。另外，聊城武校在柳棋情绪不稳定时，并未让柳棋接受心理干预或上课，而是持续让他“打扫卫生”，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柳棋陈述中学校体罚成立，且违反义务教育法，损害其受教育权。

　　被告聊城武校方则辩称，柳棋家长因孩子调皮“孩子有厌学、经常逃学历史，逆反心理强，有网瘾、玩手机及不回家等现象”送至武校上学，最终因为想逃学外出从窗户爬出，应自行负担全部责任。校方提交了一些柳棋父亲签字的“入学申请书”等材料。但齐章认为，柳棋父亲柳明因精神疾病在住院，不可能签字。

　　8月上旬，聊城武校提出以支付两万元和解，柳棋家属方认为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柳棋的所有医疗支出及精神损失，拒绝和解。最终，一审判决，认为学校体罚虐待证据不足，武校与柳棋分别在此案中承担六成、四成责任。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凯指出，在校内出现纠纷时，最难的是搜集证据。一方面，学校属于封闭场所，如家长之类的外人难以进入，并且存在多处监控死角。另一方面，学校喜欢“捂嘴巴”，其他学生可能不敢站出来说话，没办法提出学校环境的佐证。

　　柳棋一案中，由于柳棋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己决定跳楼逃跑，法官认为，当事人应该部分承担自己造成的后果。刘明珂则认为，在学生诉学校的这种案件当中，学生在权力、取证能力上都处于弱势。对于年仅13岁的柳棋来说，在校时间只有不到五天，还无法使用手机，搜集证据难上加难。

　　如同聊城武校，全国大多少林武校都奉行军事化封闭管理。财新查阅裁判文书网及媒体报道，发现教练对学生、学生之间的暴力事件层不出穷，也有不少学员在训练中受伤、甚至死亡的案件。

　　2024年6月21日，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一学生父亲发现孩子身上淤青，经过医院诊断，认为武校教练殴打虐待学生致精神障碍。

　　2024年6月13日，山东青岛一名8岁男童，因动作不规范被3名武术教练殴打致死。

　　2019年8月30日上午，棋盘山武校的一名13岁男孩因试图逃跑被抓回后，遭到同宿舍学生的围殴，导致颅脑损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12月，登封某著名武校两名学生打架导致1人死亡，嫌犯被刑拘。

　　2013年5月24日，登封市塔沟武术学校教练邝成森因怀疑有学员说自己坏话，于晚上23时左右将四位学员叫至宿舍询问。李姓同学因被指认曾说过教练拉关系，惹怒邝成森。他击打李同学的左肩部、左胸部等处数拳，导致李同学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多名律师指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的规定，在武术学校等教育机构发生纠纷、最终导致学生伤亡的案件中，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武校学生安全事件，2021年及2024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及中国武术协会先后发布《武术学校及习武场所安全管理指南（试行）》及《全国武术学校管理办法》。

　　两份文件指出，武术学校按照“谁办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的原则，施行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各省各地对于武术学校管理的投入程度不同。例如，作为少林派功夫的发源地，河南登封在2019年就有武术学校101所，在校学生12余万人。各武校规模也不尽相同，多的800余人，少的3-4个人。

　　当地武校于2018年、2019年连续爆出学员死亡案件后，曾迎来大规模整改。依据河南日报报道，登封于2019年开展武校专项治理，查处黑中介，成立11个专项工作组，建立武校“黑白名单”制度。登封市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发起“百日攻坚”。根据登封市教体局的统计，除经过当地教育部门审批的九年一贯制武术学校20所外，取缔60所习武场所，以及未经批准的13所武校。

　　聊城武校目前正常营运，对采访不予回应。

　　（文中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