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李老师”发币事件成了海外简体中文圈的第一话题。知名网友“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简称“李老师”）透过发行加密货币迷因币，一夜之间吸入大量资金。他表示，将用募集到的这些钱来创建基金会，维持其团队并助力海外中文文化社群的发展，但也有大量网友怀疑这是骗局，意在“割波韭菜回家“。其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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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旅居意大利的知名网友“李老师”在其社媒平台X的小号@lilaoshizuikeai上宣布：“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LI 的发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即使受大盘下跌拖累，但此刻 $LI 依然保持近千万的市值，还是令我惊讶。”

从发行一天市值千万到被标注为“貔貅盘”

就在18日这一天，“李老师”和其团队在Solana平台上发行了自己的迷因币 $LI 。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是在币圈、海外华人青年反抗社群、还是更广泛的简体中文圈，这一行为都引起热议。

本名李颖的“李老师”告诉本台，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快就实现了他们的远期目标： “对, 没错，只是一天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基金会。一个属于我们海外的中文社群、我们自己治理的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去帮助更多的海外的人。” 他说，发行$LI是为了帮助其团队持续运营其X账号，最终目标则是透过良性机制，来帮助海外中文文化社群一同发展、壮大，以捍卫中国人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不过从19日到20日这两天，$LI币的价格一直在下跌，20日下午截至发稿时的市场总值约为$400万美元。李颖说，“迷因币本身就是一个存在风险的东西嘛，它的波动会比较大，加上这两天加密市场货币全部都在跌。”本周早些时候，比特币的价格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但之后持续遭到抛售，显示市场情绪的快速变化。

李颖说，这就和股票市场一样，大盘下跌时个股也受影响：“市场出现这种情况，它是大家没法控制的，但是我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好，可以让购买它的人更加有信心。”

与此同时，已有平台已把$LI币标注为诈骗或高风险而禁止交易，甚至直接屏蔽。对此，李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平台是中资背景，比如链上钱包OKX：“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为什么? 本身我们是在一个pump平台，一个公平发布的平台去发布这个东西。如果它存在问题，就说明在这个pump平台上发行的所有的币都有问题。但它只把我们标注成“貔貅盘”，意思是说我们在诈骗。这背后其实我认为是有一些政治因素的。”

据有金融投资背景的网友“金融汪”在X平台的贴文说，因为“李老师”的目标用户大部分都是中文用户，而中文币圈用户的首选链上钱包就是OKX。 “李老师”的Li币被标注为貔貅盘以后，“李老师”所期望的韭菜盘就没有办法参与他这个币的交易了，其交易流动池就会变成无源之水。

我们在Solana上发布了我们的迷因币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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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推文中，我们详细阐述了我们的愿景以及 $LI 的运作方式。我们也会陆续公布我们现阶段的工作以及我们的路线图。
很荣幸可以在加密世界留下我们的印迹。我们将在加密世界继续书写我们的故事。 https://t.co/TzcdG7qG5a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December 18, 2024

“李老师”的个人观念转变与发行$LI币的初衷

加密货币作为一个新兴金融领域一直广受关注，但也充满争议。李颖也向本台披露了他步入这一领域的想法：“在这几年的了解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也有过这种怀疑，我也有过这种不信任，然后到了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当主流的这个文化开始接受它，当这个比特币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不断的发行，然后当特朗普和马斯克对于这个加密货币的看好，我的观念也在转变。”

李颖说，自己决定选择发行迷因币有多种原因，尤其是当他因为在海外社媒平台上的活动导致个人银行卡被中国当局全部冻结之后，他意识到只有加密货币能够带给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今年9月，他为躲避中国海外警察骚扰而到欧洲各地旅行，发现海外华人社群的优秀创作者和年轻人反抗社群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没有资金。

“当时我也很羞愧，因为我作为他们当中可能说是影响力最大，或者是流量最高的人，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李颖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做些什么，能够让海外的这些中文社群可以继续维系下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靠的尝试。”不久前，他还发现有科学团体在加密货币领域发行迷因币来募集资金，支持其科学研究。这让他看到把加密世界和现实世界真正联系、构建起来的可能性。

网络热议：“反共是挣钱手段”与“划时代”新路

日前，$LI币发行的消息一出，立刻引起海内外网友的热议，其中负面看法占多数。有的讽刺说：“反共是挣钱的手段” ，“李老师要发财了。无偿奉献‘神话’落幕了” ，“眼看骗局揭穿，割波韭菜回家！不送”。有的人则担忧地表示： “银行暴雷了可以找李颖投稿，李颖发币一旦暴雷找谁投稿？”“现在跌了一半了，咋办？”。更有人警告说: “要吸取之前那个收费移民广告推文一地鸡毛的教训”，并强调“这个完全是圈钱的项目，性质完全不同。现在终止还来得及，亡羊补牢还不晚。”

但也有少数人对李老师表示支持，认为他“是在走出一条老帮菜们看不懂的路”，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用怀疑的心态去看这件事”。还有的认为$LI币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如果成功并且证明不是割韭菜，能建立起大家的信任，就将改变海外青年反抗社群资金困难的状况，这样“很多事情就能做成了“。

“李老师”被卷入诈骗犯罪漩涡？

来自中国、曾给李老师投稿的网民张先生以书面方式告诉本台：“我认为李老师这次发币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毕竟币圈现在的情况非常乱，基本上都玩的是击鼓传花割韭菜的游戏，作为一种投资产品来说风险极大，且非常容易卷入诈骗的犯罪漩涡，这将极大损害李老师这个平台的公信力。” 他表示，能理解“李老师”这个账号需要资金运营，但他完全可以选择募捐或者向人权机构申请经费这种风险较小的方式。他怀疑“李老师”可能是被别有用心的币圈人欺骗了。

有此担心的不只是张先生。目前流亡在德国的“白纸运动”青年黄意诚19日透过社媒X平台发表了“我与李颖割席的声明”，提出多项质疑。他告诉本台：“你需要有金融服务的执照才能去做这种发币的项目，那么他是根本没有。他会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还有税也是非常高。第二个就是道义的问题，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这样做人是不行的。”

黄意诚认为，李颖的所作所为是受到了背后技术团队的诱惑与操控，最后的结果就是幕后团队卷走钱财逃之夭夭，李颖拿到个零头甚至完全拿不到钱，而白纸运动及海外民主派华人则会面对一地鸡毛。

面对金融合规性的质疑，李颖的回应是，在加密货币平台Solana上，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发行或购买迷因币：“目前来说的话，发现迷因币是加密圈层里的一个行为，它还没有涉及到那一步。但现在，我们的团队也在做法律方面的准备。如果到了那一步的话，一切肯定是合规的。”

他强调，不存在自己被币圈人或团队“忽悠”了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操作都是我自己直接去操作的。” 他还告诉本台，巴黎网友“蒋不”帮他拍摄了发行$LI币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还有网友对于多个$LI币空投钱包地址（无买入记录）高点套现，盈利百万美金表示质疑。对此，李颖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地址是空的原因并不是转账，而是 pump 的机器人，来源是 pump.fun 的 curve。随便搜索一个账号，都是在高频自动交易。”

那么机器人的背后是谁呢？李颖表示：“这个是无从考证的，有很多加密货币玩家会使用这样的机器人进行操作。” 但他强调这不是来自他的团队：“目前，我看的结果是大家没有人去卖这一部分，或者是把它清仓等。就算清仓，这部分只有4%。”

基金会与项目方在哪里？

黄意诚在“割席声明”中还质疑，李颖的基金会连理、监事都没有，也未征询过公众和社群的意见，“什么都没有，一上来就把韭菜割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真诚，糊弄人。

据李颖日前在其小号发帖中说，将使用 $LI 成立一个基金会，在分配架构方面，项目方持有25.8%，其中，雪花基金会持币19.5%，用于团队运营建设，以及之后对海外中文文化社群的支持。团队成员合计分得4%，李颖个人持有2%。他们承诺，基金会只会基于团队的运营成本出售代币。

李颖在回应这一问题时说：“此刻跟你说话的人就是项目方，目前此刻是我一个人在代管。为什么呢？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知道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是没有和任何的人去沟通，或者说提前联系，但是我认为，加密货币新的时代它已经到来，它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更松散，监管更乱七八糟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说我一定要做。” 他说，事前保密也是为了避免有内部交易以及遇到更多内部阻力。他自己的团队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

虽然现在基金会尚未组建好，但李颖强调，得益于区块链的公正和透明，他们可以公开公正地展现他们的事业。因为所有的一切在逻辑上是公开了，包括每一个加密货币钱包的地址，曾经做过哪些操作，和哪些钱包的地址有关联等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隐藏这一切。所以这也是我们和过去、或者说大家所担心的那些诈骗的项目所不同的一点。”

展望未来，他说最终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海外中文社区生态。任何有理想和抱负的团队都可以在社区展示自己的项目，由所有 $LI 的持有者来投票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支持。在接下来的推文中，他们将不断公布其现阶段的工作以及路线图。

支持李颖这一尝试的加拿大自媒体人、时事评论人士、网友“多伦多方脸”（以下简称“方脸”）告诉本台：“我对这个的看法就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募集资金的渠道。” 他说，自己在加密货币领域已有4、5年的经验，也曾被割过韭菜，了解大家的担忧。但他认为这次大家的心态应该有所不同：“如果炒就算了，但如果买，你可以把它当作捐款来买，用这种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和（郭文贵的）喜币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方脸”还说，据他了解，李颖发行$LI币是很纯粹的，背后并没有一个资金团队在裹挟：“它能涨这么高全是靠广大散户，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的。这跟传统的迷因币或山寨币是很不类似的。” 他也希望大家不要先入为主，可以多些时间观察：“这个东西到底如何，等一等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嘛。”

另据“方脸”19日在X平台发帖称，经过和李老师讨论和对其项目愿景的了解，他决定成为$LI的雪花基金共同管理人，监督资金用途。未来也会邀请更多的人加入基金会，希望以此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他特别声明，自己买过一些$LI，但是目前没有卖出过一枚，也没有依靠这个套利盈利。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马聚则表示，李颖透过发币，打通了国内人士对他支持的一个路径，让这些人能够隐匿身份、安全地支援他。他也希望大家对此抱持积极心态：“我想今天这样一个机会，给年轻人一个寻找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给他一个信心，给他一点耐心，这不是一件坏的事情。这总比两手一摊坐在那里等死的要好。”

财经人士警告：风险无限大 需小心把握

针对发行虚拟货币的问题，旅美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告诉本台：“作为一个有30年财经新闻工作经验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做这件事情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人会通过这个获利。有人获利，非常非常地罕见，大部分人都是亏损离场。”他补充说，加密市场有很多类似产品，“但是这类产品我是不会买的，因为风险无限大。”

王剑认为，李颖能够发行$LI币是因为“李老师”在社媒平台上有足够粉丝，但他的产品和其它加密产品并没有区别，都是没有“锚”的产品：“就是从资产来说，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也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天讲的，美联储是不会用加密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因为他没有‘锚’。”

旅美经济学者夏业良则表示，李颖发币这件事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因为不知道这个$LI币是否能给投资者带来好处：“但是我有一个期望，就是第一，我希望这个事情是合理合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圈大家钱、骗大家钱。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和他们的愿景、和他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那就是郭文贵第二。”

他强调，即使是比特币这样的正规交易平台，投资者也总会有得有失：“一方面是祝福，另一方面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风险，把控好这个风险。”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 X截图/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现居美国加州湾区、来自广东东莞的郑永华今年34岁。在2020—2022年中国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于南京、东莞、广州等地从事过外卖员的工作。他在近日接受了本台专访，讲述了他在封控期间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与当局的封控政策“打游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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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华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郑永华告诉记者，在2020年1月时，他正在南京做外卖员的工作。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恐怖气氛：“到处都是散发出那种恐怖气息，街上都没有人，除了送外卖的。小区里面，因为南京那边部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们非常的严。”

在那之后，郑永华很快回到了广东，首先乘坐飞机在深圳落地，而后被朋友接回了东莞。刚回到广东时，他还没有感受到南京那种程度的恐怖气氛。他说：“后来我就在东莞跑外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感觉去广州好一点，就去了，在广州应该有两年左右。”

在广州时，郑永华继续从事着外卖员的工作，先后在棠下、小洲、棠东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过。他感觉广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么严，但在广州时，他还是与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抗。他说：“很多人都不怎么会对对付共产党，我对付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共产党，你在面对它实力比你强一百倍的时候，不能跟它硬拼，你必须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拼。”

郑永华对封控政策的“游击战”

郑永华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过很多次封村，并说道：“反正它一封村，我连房子都不住了，我就连夜提桶跑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控制不了我。其实它每块铁板中间都打了钉，你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一个小洞。”

就他告诉本台，在每次封村开始前，都会有一种“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实很少人知道。因为我是夜不归宿的那种，我晚上去珠江新城这些地方玩。当我差不多进村的时候，人特别多，凌晨不可能有那么多，（一般）最多就一两个治安仔。突然之间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问题。”

郑永华所说的“治安仔”，是村中雇佣的治安维持人员。每当发现这样的情况时，就是郑永华“跑路”的时候。有时候，他在逃走时甚至连行李都不要，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存放在他位于东莞老家的村里。他表示：“我的电瓶车，有时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时候是骑到里面，有时候我连电瓶车都暂时不要，放在村里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进去骑走。”

郑永华说，在封村的情况下，普通的方法是没法出村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没办法让你走，说‘你看，现在我们这条村有一个红码，万一你连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关系很好的，他也不让你出，这是共产党文革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残骸。”

不过，郑永华也谈到，他曾见过一次治安仔“放水”的情况：“当时我最记得，有一个人在我前面，看到他红码，所有的治安仔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走’，没有抓他。治安仔不抓，警察会抓。因为如果他红了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些治安仔自己变红？所以他们这么怕他。”

至于如何逃出村子，郑永华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说：“基本上，如果你经常跑外卖，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连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实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连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你想出去随时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办法，不能用常规的办法。”

郑永华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这样逃出城中村。他说：“因为很没办法数得清楚。它一封村我就提桶跑路，我就回东莞，然后看新闻，（看到）广州没验到有红码的，我又回广州。”

封控期间的生计：外卖员生意由好变坏 城管处境好

郑永华说，在疫情封控的几年里，外卖员的生意有一个从好到坏的变化：“这两三年，前期还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载还可以，后面就不行，因为有很多人失业了，全部都出来。白领也好，什么人也好，全部出来跑外卖，因为（跑）外卖不需要成本。”

他谈到了在生意环境变差后，外卖员的收入：“只要去街上问任何一个外卖小哥，外卖小哥都会跟你说，现在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现在已经卷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块钱一单，现在3块多钱，都有人去跑。”

他也谈到了他和同行们交流后得知的情况，表示：“我问过其他同行，基本上从十点开始跑到下午一两点以前，没有疫情之前这几个小时是跑到200块钱。有疫情了之后，这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跑到100块钱出头。”

据郑永华的了解，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是有人受到封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其他人受的影响蛮大，唯一的是我的堂哥受的影响最少，反而（处境）最好。因为他是做共产党的一些工作，他是城管。所以说他反正也有工资发，封不封跟他没关系，他也可以去上班，他可以自由出入。”

郑永华谈到，在封控的时候，村内最痛苦的是外来人口：“其实本村人还好了，因为没有压力，房子是自己的，菜也买够了。外地人反而更惨，有些外地人跟我一样找各种漏洞走出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这种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规矩并不合法，并说道：“我认为它的制度有问题，它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他们所谓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谓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谁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东西、是谁选出来的。”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 孙诚拍摄，独家首发

昨天唐建光老师来书店喝茶，再次对我开书店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办活动、卖书，也许能让书店存活下去，但是对个人来说，花那么多时间，是否值得呢？

“你最近写了什么？”他发出这样的诘问。

我辩解道：写得少也许是好事，写多了可能就封啦。

但是我知道，这辩解很无力。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喜欢书店的事情。

昨天晚上一个小朋友来书店听讲座，向杨斌教授提了好几个问题。后来她告诉我：“张老师，我是xx的女儿。”她爸爸是书店的会员，前段时间一直在美国游玩。

小女生在美国上学，她还顺便转达了几位美国朋友给我的问候。她是在华盛顿季风书店认识的他们。“因为季风，我就想搬到华盛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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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就让我坚信，书店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仍然有一些人需要书店，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希望——剩下的，就是做一些事，让书店能够存活下去。

这很难。在2024年的冬天，很多行业都难，书店也许更难。

上海唐宁书店最近关门了。书店老板发了个视频，控诉业主方不遵守合约，不和书店续租了。最新的消息是，业主方发了一个声明，说书店已经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

记者去书店采访，书店给的解释是，如果续约，接下来会办一系列活动，也许能挣到交房租的钱。

坦白说，我认为这想法很天真，办活动，不亏钱就不错了。真相就是，仅仅是房租就能让一个书店关门。

南宁言雀书店，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开业才6个月，就宣布清仓，低价甩卖库存书。

这个书店的老板是一个网络作家，勤奋更新公众号。她说，开书店本来是“追寻自由”，结果发现却是给自己的一个牢笼。连房租都挣不到，只能宣布放弃。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不管是书店还是咖啡馆，都提供了自由的感觉，那是对顾客而言。对店主来说，踏踏实实经营，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到无穷多的琐事之中。书店合伙人有一次警告我，让我找一个助理，让我解放出来写作——我的反应却是，请不起。

言雀书店宣布倒闭清仓一个月，“三天卖掉159本书”。这很繁荣、热闹，但是却是在葬礼上。一个书店总是在死去的时候，才能吸引到读者。

成都晚读书店，在今年夏天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店铺。主理人“大橙子”，最近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帮父亲卖橙子。父亲很焦虑，橙子短期内销售不出去，只能低价处理给批发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大橙子”说，自己去年帮父亲“卖橙子”，有一部分其实是自己买下来送人了。我好像也吃过他送的橙子。他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年轻人，可能这就是他选择开书店的理由。他曾经在大书店做过采购经理，懂得书店的运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好的生存办法。

关于书店的消息，总是让人伤心。有的甚至让人气愤，昨天我就听说一个，不过暂时无法写出。\
《书店日历》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消失的书店”，书评人绿茶为它们画了插画。这有点像遗像，不过却没有人悲伤——死去的书店，总是最好的。

现在的书店就是一个悖论：很多人都认为它有价值，但是却无法存活；书店死去，曾经的读者会伤心，而书店老板则会获益，他将重获自由。

前天我让店员奔奔下单布置圣诞树，去年圣诞节时我在纽约，而今年我要在书店，祝大家圣诞快乐。

最后是一个广告：要买《独立书店日历》的可以联系我，最后一批，售价仍然是128元（包邮）。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法院周二（12月17日）对被判贪污、受贿罪的原呼和浩特地方官员李建平执行了死刑。作为习近平执政时期第二个被执行死刑的党政官员，李建平被处死本身反映了中国司法的何种现实？

• 专栏：王宜林贪九千亿权当笑话，李建平的三十亿才是货真价实
• 内蒙贪官李建平贪污三十亿元　一审被判死刑

李建平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出后，网友很快翻出了2021年初也被执行死刑的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的案例。

两人都是官员，罪名中都涉及贪腐。但在众多中国的贪腐案件中，这两人却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唯二被处死的人。舆论的焦点于是再次聚焦到对贪腐官员适用死刑是否公正的问题上。

十亿是个槛？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其中2.8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共计5.77亿余元；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其中4.04亿余元案发前尚未归还。另外，李建平还纵容以赵文远（已判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最终，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李建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上述法院公布的信息，李建平总共涉案金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舆论对他被执行死刑本身并无异议，但对以多少涉案金额为死刑标准却有很多讨论。

新浪网转发了一篇社媒文章，其中提到涉贪关于“十亿死刑”、“数亿死缓”的司法红线。李建平涉贪金额30亿，赖小民17亿，似乎都符合这个标准。

自称李建平“老朋友”的内蒙古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原副主任杜文对本台记者分析说，确实有10亿的红线，“到了习近平这儿，他最初提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少杀、慎杀原则，后来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要10亿元以上才会判处死刑。”

记者核查了2016年4月发布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四条提到：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这个“解释”通篇都没有提及“十亿”的这个数额；但在第三条中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这一条文也并没有解释何种数目是符合死刑的“数额特别巨大”。

杜文告诉记者，他很明确是有政府文件中对10亿的司法红线做了规定，但他已记不清是什么文件。

身在美国东岸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则对记者分析说，有关“十亿红线”的说法未必是空穴来风，这可能是一个潜规则，“贪腐10亿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肯定不敢明确写在文件上；”他说，否则就不方便统治者根据需要来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

(RFA Traveler/视频截图/CCTV)

政治疑云

据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界面新闻报道，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因涉案10.4亿元，也曾于2018年3月被判处死刑，但上诉后于2022年被改判死缓。

对于同是贪腐超过10亿却得到生死不同的判决，杜文认为，这是因为李建平案是一个政治案件，“内幕这个圈子里太多人都知道这个事了，李建平的后台就是刘云山，而习近平跟刘云山的关系一直都很糟糕。”他说，习近平就是要借李建平案打击刘云山。本台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消息。

杜文还说，实际上当局公布的涉案金额可能都不是真实的，“中共贪官对外公布的数字并不是有多少就公布多少，而是需要多少就公布多少。”他指出，这是对贪腐官员办案的通例，“一个人被抓后，（甚至在被抓之前），要不要杀他或要判什么刑，就取决于他要不要开口。”他补充说，就是看这个被抓的官员会不会开口去咬别的官员。

死刑下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中国执行死刑数量出现下降趋势。美国人权机构“对话基金会”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死刑已经减少了一半。但据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份报告仍将中国称为“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隐瞒死刑的真实数据，这份报告没有对中国实际死刑的数据作出估计。

但吴绍平指出，中国死刑数量下降带来的未必是公正结果，“中国官员的贪腐案件，也就是经济案件，哪怕贪腐再严重，有基本上不适用死刑了。通过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这样的案例，贪腐几亿、十几亿都没有被判死刑。”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 视频截图/CCTV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社会最难立足？”

答，“老实本分，守底线还讲良知，吃大苦还总能隐忍。”

法家锁喉，儒家捏肋，最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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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皮黑心，鸡叫干活。是形容著名黑心奴隶主周扒皮的。

因为以前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地主家的长工们是从鸡叫起床开工，日落则收工。

那鸡要是偷懒了起来晚了，打鸣慢了，咋办？

周扒皮亲自半夜学鸡叫，使得那些长工们提早起床为他披星戴月地劳作。

（卖身契上明文规定：鸡叫就得起床干活劳动）。

故事过于离奇，以至于现实里，人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比周扒皮玩得更狠。

潇湘晨报今天报道了一则心酸打工人的新闻。

老凌，湖南娄底人，今年49岁。

此前他在广东打工，因妹妹在长沙工作生活，他便想着也来长沙找一份工作，在招聘网站看到长沙有招聘超市配送员的工作，沟通后，他从广东来到长沙。

招聘的人跟老凌说，“超市配送工作，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还提管吃管住提供车辆，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一单算下来有六七元。”

全月午休，每天工作9到10小时，超市线上订单线下配送，许多订单都是些粮食米面矿泉水啤酒等大件重东西，这活，并不好干，相当于外卖跑腿了，就是五六千，工资其实也不算高。

到了长沙正式工作以后，老凌才发现被坑了。

每天8点半上班到21点半，要13个小时；平均一单六七元，但是“单量有限”，一天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单。

并且超市也不提供电瓶车，对方让他去租的电动车。

老凌跑了18天，一共223单，按照一单6元算，也只有一千多块钱。

18天，挣1300块钱，非洲兄弟看了都要掉眼泪。

你以为，到这里，1300块钱就是“工资结算”了？

站点负责人又告诉老凌，“保险费用每天6元，18天要扣108元；电动车租金599元，也要扣除；离职申请要提前一个月，且离职前正常在岗，否则所有订单一律按照3元/单计算。”

总结，老凌18天应得工资：223*3—599—108=-38。

意思是老凌一分钱工资没有，还得倒贴38元…

老凌很委屈，求助了媒体，找来了记者。

媒体介入报道后，站点负责人表示，“薪资方案没有提前告知他，是我们的工作疏忽，会给他按照正常6元一单结算，但是租电动车的费用，我们不负责。”

所以，最终老凌的工资，应该是223*6—599—108=631元。

工作18天，每天13小时，到手631元，就问你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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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个热搜词条，目前在微博上已经全部被夹了。

一个外国学者访问交流会上。

中国的专家学者王宪举老师，向外国顾问抛出了一个“本国难题”：

“我们国家的女同志，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家长动员，领导做思想工作，她就是不愿意生，我想知道，贵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外国顾问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自己有6个孩子，但我们从不强迫妇女去生孩子，都是遵照她们的意愿，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议会一个【未来计划】，就是设立教育基金，每个孩子5岁的时候，由他们父母开设一个独立账户，然后由政府每年打入500美金，并且每年7%递增，到了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有一笔自己的储蓄金了，可以用来买房结婚、或是继续求学深造。”

对了，这个外国顾问，不是什么北欧五国发达国家，而是我们的邻居，哈萨克斯坦。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是逆天言论；这个逆天言论的词条现在被全网夹了，这是常规操作。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下的中国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原因”？

3

东方的教育，一直贯彻执行的都是儒家文化里的“顺天命、从君上”。

就是主流派所代表的王宪举这类人思想：

老百姓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本分听话。

上位者习惯于下面的人顺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下属、妻子、孩子，是最受封建思想所待见的。

让你打工13天，给631块钱，你卖命干活，这就是好员工；

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夫教子、上厅堂入厨房，三从四德，这就是好女人好妻子。

反之，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元凶”。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生孩子的一边，是哈萨克斯坦未来计划给孩子每年发钱，与此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也搞出了一条新闻：

东京都政府计划明年4月启动“上四休三”工作制，以扭转日本低出生率。

东京都政府称，此举旨在帮助员工可以更轻松兼顾工作和育儿，并希望将这一制度在日本企业中推广。

全世界的“顾问”，有钱的没钱的，发达的贫穷的，都知道生育率关乎国运，没孩子谈什么未来，所以，他们在放宽条件、开出价码、利民惠民，让女性有生育的“底气”。

只有我们这里的“王宪举们”，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让女性老实听话。

别人谈人文关怀的时候，强调“人的意志、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我们搞人文建设的时候，狗屁砖家、垃圾学者被奉为上宾，然后大放厥词代替官僚派当粗鄙喉舌。

“让大学生贷款买房”、“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让农民买车住城里，再开车去乡下种地”。

你就是喊一句小日本“做四休三”、非洲兄弟也发钱补贴生育了，中必赢们也能跳出来吼一嗓子：

警惕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我们要老实、我们要听话、我们要能吃苦、我们要学会隐忍，我们要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我们一定会赢的。

每次笑而不语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由衷地感叹一句，“和谐社会好啊，又救了这些烂人一命。”

——只是苦了那些真正老实善良的本分人。

安分守己者，吃不完的苦；偷奸耍滑者，占不尽的利；心有丘壑者，逃不掉的道德枷锁；无情无义人，尽坐贪官奸商堂前客。

3.5元的一桶泡面，他们都容不下，更何况是一个“服服帖帖”的老实女人。

你要小心，你要提防，那些满嘴仁义的道德圣母，他们总是鼓吹让劳苦大众去做一个听话的好人，然后他们包藏祸心，变着花样的去当一个卑劣坏人。

再宽松灵活的制度也有一条诚信的底线，而非可以借助这套制度来蒙混过关。以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为代表的这一套招生制度，正是信任申请者的道德水平，默认他们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遵循的是“先信任再证实”（trust and verify）的逻辑。而近年来规模化的“中介帮造假”现象损害了内地生群体的信用，最终导致港澳高校不信任内地留学中介，也拒绝内地生的国际成绩。

文｜王兢

责任编辑｜陈斌

近日，澳门大学宣布，因应政策调整，自2025/2026学年起，该校将暂停招收内地非高考学生的本科入学申请。这一决定意味着，从2025年5月6日至6月26日的申请期间，澳门大学将不再接受内地非高考生（即在读国际课程或持境外公开考试成绩的学生）的本科课程申请。

新闻传出之后，“震撼”内地教育界，坊间多以“引发内地国际高中生及家长震动”称之。而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对于内地考生而言，将无法以国际课程体系成绩申请澳门大学，哪怕是内地学校的OSSD体系也不再可行，这也意味着诸如DSE 、A-Level、AP、IB等国际课程成绩将“失去竞争力”。而与之相应的是，高考成绩的含金量将进一步上升。

查阅澳大最新的招生政策可知，该校也并非是对“国际课程成绩”斩尽杀绝，也不存在“只认高考成绩”，而是对“生源地+申请成绩”做了更为详细的区隔：包括香港、台湾与海外在内的非内地学生，仍然可以通过国际课程成绩申请澳大；而内地学生将只能依靠高考成绩来申请澳大本科，且“所有申请人必须在澳门大学官网办理网报手续”。

澳大的招生政策骤变，与近期的“DSE造假案”密不可分。2024年11月19日香港星岛新闻网报道，香港考评局早前发现，澳门科技大学逾20名报读学生所提交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成绩为伪造。澳门司法警察局也于11月18日表示，经排查发现24名内地生涉案，已拘捕其中4人，其余20名涉案内地生均已离开澳门。澳门司警提到，被捕人家长透过网上中介，以假学历成功入学。

以DSE造假丑闻为代表的“入学申请材料造假”现象并非自澳门始，而是在香港首先爆出。2024年7月4日，香港警务处发言人表示，一名24岁和一名34岁的内地女子因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向入境处人员作虚假陈述”，分别于6月和7月3日被捕，她们涉嫌的犯罪事实，正是以留学中介的身份制作虚假材料，包括不限于成绩单、外语成绩、课外实践经历等等。

通常而言，如果内地学生以高考成绩、内地学历申请港澳高校的话，那么港澳高校会函请内地教育机构或是到学信网上查核真假。而一旦内地考生开始以“国际成绩”来申请的话，那么港澳方查证的工作量与难度均会加大，也做不到面面俱到与万无一失，这就给了一些“留学中介”猫鼠游戏的操作空间。此次的“DSE造假案”，大概率就是这些“留学中介”在香港遇挫之后“转战澳门”的成果，涉事的24名学生有20名都不失时机地离开澳门，显示他们也不无“通权达变”的能力。

早在2023年及以前，国内社交平台就充斥类似“留学中介”机构的广告，诸如“保录”“花钱就上”“无外语成绩要求”等宣传语也吸引了不少家长与学生，仿佛只要花钱就能砸来港校的入学资格。但在2024年5月，香港大学爆出了学历造假事件：港大经管学院的涉事者东窗事发是因为硕士生涉嫌抄袭功课引起校方怀疑，最后被发现一批涉事学生入学材料里的国际学历、成绩单、外语成绩造假。

众所周知，欧美港澳的不少高校在招录政策上较为灵活，并非严丝合缝地依照选拔性考试的成绩，而是要综合考量学生在校成绩、英语水平、课外表现，等等，乃至坊间曾有笑谈这是另类的“察举制”。然而在现实中，即便是在美国也曾在2019年爆出震惊一时的“高校招生舞弊案”，涉案家长多为演艺明星、企业主管等名流，涉案案情也包括了考试作弊、伪造文体成绩、行贿受贿等盘外招。

因此，澳门大学的这次政策改变，可以视为是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内地生入学材料造假”的一种回应。其实澳大的这一决定早有预兆，澳门高校也早就有类似的举动。2024年6月，澳门城市大学招生事务处发表《严正声明》，表示该校招生将全部通过招生事务处独立进行，“从未委托其他机构代理”，并点名了22家所谓的“留学委托机构”，表示任何机构未经允许干涉招生均属违法行为。

平心而论，内地生并非都是造假行骗的幸进之徒，内地生的国际成绩当然也不可能都是造假得来，而以类似“察举制”标准来遴选学生的这套欧美式招生制度，本身也有不同于内地统一选拔考试的优越之处，它足以扩大遴选范围，发现更多的可塑之才，而不是机械地依据选拔性考试成绩。

但无论如何，再宽松灵活的制度也有一条诚信的底线，而非可以借助这套制度来蒙混过关。以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为代表的这一套招生制度，正是信任申请者的道德水平，默认他们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遵循的是“先信任再证实”（trust and verify）的逻辑。而近年来规模化的“中介帮造假”现象损害了内地生群体的信用，最终导致港澳高校不信任内地留学中介，也拒绝内地生的国际成绩。

2024年7月，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已在提请“改革港校申请者学历背景评审程序”。而澳门高校今年以来的举动，大概率也将促进澳门特区相关的立法。包括学历在内的申请材料造假在港澳均属于重罪，在香港最高可判十四年监禁，在澳门也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244条“伪造文件罪”而判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此次澳大的政策转变与“DSE造假案”也再次警示外界，诚信的价值，不应屈从于一纸看似值钱的文凭。

11月4日起，河北唐山迁安市民营企业家杨立国等20人涉黑案，在由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山宾馆南会议楼临时改建的审判庭一审公开审理。

庭审中，包括一号被告人杨立国等在内多名被告人当庭控诉“指居”期间有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其中包括：先让看色情视频，勃起后强迫脱裤子；被用脚踩在脸上强迫其唱《征服》；被强迫一边学鸭子走路一边唱“我是一只公鸭子，要找一只母鸭子”等。一旁听者称“震碎三观”。

河北企业家杨立国。受访者提供

此案中，杨立国名下企业仅被查封的现金就超过10亿元。其家人认为，此案“错就错在为了铁矿改造，公司账上现金太多。”

法律界人士指出，本案明显属于趋利性办案。相对于跨省“远洋捕捞”式执法，本案可称为“近海捕捞”。多名刑法学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杨立国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致函最高法院为其陈情，希望依法公平、公正处理。

01

从人大代表到“黑社会老大”

迁安北依燕山、南望渤海，是河北省辖县级市，由唐山市代管。其经济总量常年保持河北省县域首位，铁矿石储量居全国县级之首，是著名的铁矿石之乡‌，一直位列“全国百强县”，民营企业功不可没。

公开信息显示，杨立国1963年出生于迁安城关镇公平村，早年做过泥瓦工、裁缝，1988年开始兴办实业，1998年获得迁安市赵店子镇岐阁寺铁矿（后更名为腾龙铁矿）承包经营权，2004年收购秦皇岛市卢龙县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卢龙铁矿）。

目前，杨立国实控企业11家，涉及矿山、房地产、酒店、物业等行业。截止2022年底，企业和个人累计缴纳税款18.29亿元，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403万元。杨立国曾连续多次当选迁安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和迁安市工商联副主席，并连续多年被评为迁安市、唐山市劳模。

在2023年2月16日，杨立国突因涉黑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鹿泉分局刑拘，被查封、扣押、冻结资产包括资金10.9亿元、房产104套、车辆8台等。

杨立国涉黑案历经两次移送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于2024年11月4日一审开庭审理。

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指控，为攫取铁矿经营权，1998年下半年，杨立国通过张爱民（已死亡）、王江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采用各种暴力、软暴力手段，陆续威胁、逼迫代树军等将迁安市岐阁寺铁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自己，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为维护和扩大组织利益，杨立国先后招募了孙久利、李向东、朱传玉、陈文雄等人加入“护矿队”，在迁安实施了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起诉书》称，杨立国收购卢龙铁矿后，经营期间因采矿问题与刘金涛发生矛盾，授意陈文雄等人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充实到“护矿队”。2006年8月5日，双方纠集人员在卢龙铁矿发生持械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鹿泉区检察院认为，杨立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自成立以来，共实施犯罪活动12起，违法活动4起，涉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应当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共4个罪名追究杨立国的刑事责任。

02

警方发现账上现金超10亿后被立案

杨立国的家人称，杨立国涉黑案来源于“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2018年，杨立国的前员工朱传玉到柬埔寨谋生。2022年因涉嫌违法被福建警方拘留，转交给河北警方侦查。侦查过程中，朱传玉供述了2006年前后在杨立国所属铁矿打架斗殴的事情，进而牵出2004年之前的保安队的负责人孙久利。

2022年6月20日，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石家庄市公安局管辖“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同年10月30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以“620专案”的名义，将该案再次指定给鹿泉公安分局管辖。

“鹿泉公安分局在办理孙久利系列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杨立国及其企业拥有大量财产，见财起意，遂开始将此案强行与杨立国拉上关系.”杨的家人称，警方发现孙久利20年前曾在杨立国公司干过活，而杨立国旗下有十来个亿的资金和两个铁矿，于是将“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变更为“杨立国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抓捕了杨立国和企业多名员工，查封了杨立国及其企业的财产，拼凑成一个有20名被告人的杨立国涉黑案，而孙久利则被列为本案第二被告人。

杨立国公司旗下物业

辩护人认为，鹿泉公安分局未对杨立国正式立案，就对其采取刑事措施，违反了“先立案，后侦查”的要求。“本案连杨立国的立案手续都没有，只有孙久利系列案件即620专案的立案手续。极为荒唐！”

以《起诉书》中谈及的王江为例，知情者介绍，王江的案子（无论与杨立国是否有关）已经过了追诉期，所谓的受害者当时的鉴定结论是轻伤，不追究，重伤是2022年立案后重新鉴定的，并非案发时的2006年鉴定，而最新的鉴定只用了3天时间就出了结果。

多名刑法学专家论证认为，石家庄市鹿泉区既非犯罪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也非杨立国居住地，无论法定管辖还是指定管辖都于法无据，该区司法机关对本案都不具备管辖权。

“管辖权问题的根子在于逐利式执法。”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也是某种“远洋捕捞”，因为发生在省内，所以可以命名为“近海捕捞”。

旁听者介绍，杨立国在庭审中辩称自己与孙久利系列案件无关，鹿泉区对其涉黑案没有管辖权。“我要不是有这么多钱，就没有这么多事。”

20年前就已经因在外喝酒打架被杨立国开除的二号被告人孙久利，亦当庭表示不认可其与杨立国涉黑案有关。“我跟杨立国一毛钱关系没有，因为我20年前就不干了。他就在我旁边坐着，他要是给过我一分钱，你们判我100年我都认。”

旁听者介绍，律师在质证庭指出42份检察机关问询笔录中，有37份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多名被告家属认为，这明显是人为拔高凑数，“为了搞钱而搞案子的痕迹很明显。”

03

当年持枪凶徒，现在竟成了受害人

辩护团队认为，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主要围绕着“两条龙”，即杨立国旗下的腾龙铁矿和卢龙铁矿。其他大多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的一般治安纠纷，都已调解结案或处理完毕。

“检方指控的其他员工违法犯罪很多纯属个人事务，和杨立国毫无关系，也被算在他头上，作为黑社会犯罪构成。有的指控甚至连被害人是谁都没搞清楚，比如违法事实第2起陈文雄、赵金利殴打大车司机案，该大车司机连名字都没有。”旁听家属称。

杨立国获得腾龙铁矿的承包经营权，被检方认定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罪主要犯罪事实之一。

杨立国名下两座铁矿现已全部停产，损失巨大

鹿泉区检察院指控，杨立国等人威胁、逼迫代树军等转让岐阁寺铁矿承包经营权，最终取得经营权，后更名为腾龙铁矿。杨的家人称，该案实际情况是腾龙铁矿原承包人因经营困难严重亏损，加上股东之间的矛盾，主动将该矿转包给杨立国，其并未实施过暴力、胁迫行为。

多名专家论证认为，相关证据难以排除杨立国取得腾龙铁矿的经营权系合法商业行为的可能性。相关笔录显示，代树军承包该矿时利润并不高，当时国家出台了资源税，导致采矿场和选矿厂赚不到钱。代树军主动找到政府，自愿放弃承包该矿。杨立国以缴纳资源税为代价，接替代树军承包了该矿。该承包行为也获得了迁安市政府的批准。

杨立国被指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犯罪事实，则与2006年的卢龙铁矿斗殴案有关。

检方指控，杨立国与刘金涛在2006年8月5日，双方纠集人员发生持械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这是本案最冤的部分。”被告家属和辩护人均表示。庭审证据也显示，2006年，案发地卢龙县公安局就曾以涉黑对刘金涛立案侦查。“现在倒过来了，涉黑的持枪团伙成了被害人，当年的被害人成了黑社会分子。”

检方指控亦显示，刘金涛等7人到卢龙铁矿，刘一方人员首先开枪将杨立国一方员工邵劲生击伤，后保安队员朱传玉驾车将刘金涛撞倒致其昏迷，并用自制哑铃将其腿部和手部砸伤。

相关法庭证据表明，杨立国对刘金涛持枪上门一事，事先并不知情。

“检方指控的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系事出有因。本案起因是刘金涛盗采卢龙铁矿矿石，杨立国愿意向刘金涛支付费用换取其不要盗采，双方经过协商，刘金涛仍然使用武力抢夺矿产资源，带人到矿区闹事。”专家论证认为，杨立国一方为了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害而进行自卫，主观恶性不强，具有防卫性质；在案发过程中，刘金涛一方率先开枪将人打伤，由此激化矛盾，存在一定过错。

04

不能护矿，否则就是黑社会？

在检方对杨立国涉黑案的指控中，护矿队是一个重要角色，甚至成为黑社会组织特征之一。

多名被告人承认，2000年前后，采矿业盗采甚至直接偷盗成品矿石非常普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矿业，以保护矿山为目的的保安队基本上是中国矿业标配。“如果成立护矿队（保安队）就是黑社会，那全国绝大部分矿山都可以打成黑社会了！”

专家认为，本案中指控的“护矿队（保安队）”并非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不应作为评价本案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据。

首先，所谓护矿队（即矿山企业的保安队）是因外部环境和矿区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而设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经营。案发期间，不能排除盗采偷矿、阻拦工程等侵害矿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成立专业的安保队伍有一定的必要性，且并不违法。

杨立国等被抓后，其亲人多次前往有关机关上访。受访者提供

其次，即使根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这只安保队伍多为“被动保护”矿山安全，鲜有“主动出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仅为履行正常的护矿职责，而不是为了以暴树威、逞强耍横，更不是通过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

此外，杨立国经营的铁矿与安保队员是正常的劳动关系，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与成员的关系。安保队员可以自由辞职，对企业和杨立国均没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护矿队员工资待遇水平与一般员工相差不大，并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特殊性。

值得强调的是，公司还规定，保安队不许喝酒嫖娼惹事打架等——这些要求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并非为了增强犯罪能力、掩盖犯罪事实的组织规约，而是正常的公司管理规定。孙久利等人就是因为在外喝酒打架被开除的。

多名被告人当庭称其实他们就是铁矿负责保安的职工，根本不存在什么护矿队的名字。

专家论证认为，本案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即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性特征均不具备。

从组织特征看，腾龙铁矿和卢龙铁矿均以合法方式取得，并非为了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其内部组织架构、责任分工是为了满足公司治理的需要，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从行为特征看，检方指控的大部分寻衅滋事事实，杨立国事先既未知晓、计划、指示，又未直接参与，部分寻衅滋事事实更是偶发性事件。指控的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事实事出有因，系维护企业自身的正当权益，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从经济特征看，涉案资产并不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资产，不能将两铁矿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杨立国并没有以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为目的，且大多数指控的事实与获取经济利益无关；杨立国赔偿被害人的目的是达成和解，平复和化解矛盾，其赔偿行为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而不应评价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

从危害性特征看，杨立国及相关人员虽有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均是出于特定原因，一是为维护自身企业的财产安全和正当权益而护矿，二是协助政府拆迁。其行为既没有形成控制区域或行业的恶劣影响，也没有造成当地法治生态、经济秩序的破坏，明显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对于危害性特征的要求。

此外，在长达20多年里，这个所谓的“黑社会集团”仅有12起违法行为，并且大部分都属于已结案或个案，律师认为完全不能体现出真正的黑社会特征。

05

被告人对灯明誓，血溅法庭

据现场律师和旁听者介绍，11月28日，即庭审第二十四天，杨立国不满庭审走过场，不能保障基本诉权，悲愤下在法庭上拿麦克风狠砸自己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引发了旁听者的广泛同情。

当天的庭审中，就涉黑部分第一起寻衅滋事案进行举证、质证。也就是《起诉书》中所称的杨立国、王某与张某民迫使代树军等转让岐阁寺铁矿及其附属第一、第二、第三选矿厂的承包经营权。

庭审中，杨立国对指控当庭予以否认，并多次请求法庭播放证人、被害人的同步录音录像，但得到的却是公诉人的反对与合议庭的沉默。

见状，杨立国以手指灯发誓：“如果我实施了这些行为，我全家不得好死！”

下午，杨立国辩护人指出公诉人《起诉书》制作不规范，导致对杨立国涉嫌寻衅滋事罪指控不明。杨立国也要求合议庭给个说法。

旁听者回忆，当时杨立国拿起了话筒，强烈要求合议庭明确《起诉书》指控的问题。合议庭置之不理，让公诉人继续举证。

见状，杨立国情绪完全失控，举起沉重的话筒底座狠砸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四五个法警冲过来试图控制杨立国。杨强烈挣扎哀嚎，十几名法警一起将杨立国强行摁在椅子上面。

审判长宣布休庭，医护人员随后进入法庭。此时，杨立国额头正中已经凸起一个大包。他声泪俱下，对审判长痛陈自己的心路历程。

杨立国表示，在侦查阶段受到不公，以为到了检察院能好一点。结果检察院制造假证据，包庇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又觉得到了法院能好一点，以为审判长会为被告人做主。结果多次要求法庭到石鑫宾馆去取证，去看看被告人遭受长达六个月变相肉刑的地方，合议庭不去；多次要求法庭播放同录，合议庭不播。开庭以来，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问题，一概不给解决，一直违法推进庭审。

“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审判长了，审判长直接把我判了吧！”

次日的庭审中，杨立国面前的话筒被牢牢地固定在约束椅上，麦克风与底座的连接处被黑色泡沫包裹着，话筒底座被黑色胶带反复缠绕在约束椅的右侧。杨立国周围的法警也增加了一个。

一位辩护人称，他深深的体会到了杨立国的无助无奈以及公检法的无法无天。“我也不知道用啥渠道能让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派人来石家庄市鹿泉区法院，看看这个法庭是怎么审判这个扣押了十个亿的企业家杨立国案件的？”

06

不能让杨立国等人为政府“背锅”

在庭审第29天，审理第七起寻衅滋事案。

《起诉书》指控：2012年9月至12月，迁安市赵店子镇申刘庄村与赵店子村，杨立国任命第八被告人章某华为拆迁组组长，由章某华成立“攻坚组”，“攻坚组成员”到拒不配合拆迁的村民家里寻衅滋事，以迫使他们签订《拆迁协议》。

一位辩护人称，综合在卷书证、相关笔录和被告人当庭陈述，该案堪称全案最为荒谬的一起指控。

首先是指控内容的荒谬：据在案书证，本起指控中，拆迁的目的是政府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其责任主体是迁安市政府，实施主体是赵店子镇政府，其中杨立国的腾龙铁矿为政府进行大量垫资并协助政府进行扫尾工作，具体负责派人到村民家里协商，指引村民到镇政府签署拆迁协议并领取拆迁款，同时负责拆迁协议签订后的地面物拆清。

两个村子一共800多户村民，最后仅剩几十户由于对拆迁款不满意等因素成为了“钉子户”，部分“钉子户”正是本案的被害人。而在双方交涉中的偶发纠纷，成为了本案公诉人指控的内容。

辩护人指出，如果认定杨立国与章某华是黑社会，那么迁安市市政府、赵店镇镇政府也是黑社会。“不能让杨立国等人为政府‘背锅’。”

其次是《起诉书》制作的荒谬：《起诉书》称，章某华安排“攻坚组”成员到村民家里实施威胁恐吓等行为，迫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但庭审中坐在约束椅中的，仅有杨立国与章某华两个人，没有任何所谓的“攻坚组”成员。杨立国、章某华对“攻坚组”这一说法均表示困惑。

章某华连续对公诉人提出三个问题，其一，这个“攻坚组”是谁成立的？其二，这个“攻坚组”成员都有谁？其三，这个“攻坚组”是谁调查来的？章某华说“如果不弄明白这些问题，我就成了个糊涂人。”

然后是笔录制作的荒谬：有辩护人阅卷时发现，在卷笔录中存在大量违法以及违背常理的内容。

第一，“时空错位”。对于涉嫌到村民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攻坚组”成员，被害人对其体貌特征，竟存在“夏天穿着长袖，冬天光着膀子”的描述。辩护人讽刺道“这哪是黑社会，简直是神经病!”

第二，“勇敢的被害人”。一份被害人笔录中，前面被害人称到其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是腾龙铁矿的人，也是杨立国的人；被问到“为什么这么说”，其表示后来到腾龙铁矿工作时得知的。

第三，“我怎么会打我侄子?”被害人赵某明笔录记载，章某华安排人对其实施殴打。但章某华困惑道:“我和赵某明父亲关系非常好，赵某明是我侄子，我怎么会安排人打我侄子？《起诉书》怎么这么编故事？”

第四，辨认笔录的见证人都是被害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4条第2款“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的规定，本案所有辨认都应该是无效的。

对于公诉人如此荒谬的指控，七十多岁的章某华使出浑身力气怒吼:“所有被害人都不出庭，《起诉书》纯属编造，气死我了!”

迁安市工商联出具的证明。受访者提供

07

石鑫宾馆的秘密

本案庭审中，杨立国等多名被告人当庭控告其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辩护律师团队指出，为将杨立国及其企业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人员将多名嫌疑人“指居”在一个叫“石鑫宾馆”的地方，严重违反了不得在宾馆、酒店、招待所等其他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

“刑讯逼供违法取证，主要集中在石鑫宾馆这个地方。”多名家属声称，鹿泉公安违反法律规定，将大部分嫌疑人集中在石鑫宾馆关押半年之久。石家庄此前曾经爆出过在“指居”期间死亡的暴瑞钦案，涉案警察均已因涉嫌刑讯逼供被立案调查。“我们获知，暴瑞钦案至少三名警察也参与了杨立国案的侦查和讯问活动。”

杨立国的家人称，为逼迫杨立国就范，办案人员连续给其佩戴手铐四十多天，不给吃饱饭，不让好好睡觉，并威胁抓他的家人。杨立国等人被“指居”后，辩护律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但是鹿泉公安怕律师了解到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不让律师会见。

有被告人在质证时自述，有的办案人员让嫌疑人看色情视频，看你生殖器硬不硬，然后强迫脱裤子。

被告人郑爱军当庭证实，他已经51岁，一个办案人员把他的裤子给扒了，又给他看黄色录像。见不起作用，一把精油给他抹上了。

李志强、王春利、张朋等被告人的家属称，三人在被“指居”期间均遭到殴打、变相肉刑、精神控制、威胁等刑讯逼供行为。李志强的家属称，办案人员还强迫李志强听同案嫌疑人被刑讯逼供的惨叫声，李志强曾听到“嘟嘟”的电流声和同案嫌疑人被电击的惨叫声。

据被告人家属介绍，2024年4月，部分嫌疑人家属和律师向鹿泉区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请求该院对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并提交了调取“指居”及讯问期间同步录音录像、排除非法证据申请。7月，鹿泉区检察院答复家属和律师称，他们经过调查，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当被问及是否查看了“指居”点的监控录像后，工作人员称“指居”点虽然有监控，但监控视频只能保存一个月，现在视频已经被覆盖，所以无法查看。

“我们反复提出，要求法庭指挥控辩双方和被告人一起到石鑫宾馆进行现场勘验检查，但法庭始终不同意。”一位辩护律师称，鹿泉检察机关放弃了对“指居”进行监管和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甚至在审查起诉的讯问中大量复制粘贴侦查机关的讯问内容，已涉嫌编造证据。另外，涉黑案件所有讯问都依法应当制作同步录音录像，但本案仅移交了少部分同录，既未移送全案同录供辩护律师查阅观看，也不允许辩护律师交叉观看所有同录。

2024年12月14日，法庭宣布休庭，因本案复杂重大，将择期宣判。

来源：法治边角料微信公众号，作者：刘虎  张梦云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酒店楼下。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每天固定坐这辆车，被送到到一个装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针，做阴超，持续数日，直至医生判断她们的卵泡已经成熟，可以手术取卵。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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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 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负担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记者 朱丽叶 (应本人要求，GIGI为化名）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 路透社

贵阳封控亲历者：差一点就登上那辆出事的转运车

新冠疫情封控期间，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震惊全国。当时身在贵阳的刘默迪就在这场“生死劫”中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也成为迫使他决心“润”出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封控期间，他有怎样的经历？又有哪些体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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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想起来还很后怕。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动动手指头，可能我要么就上车，要么就不知道了。” 2022年9月18日，就在贵州转运涉疫人员的大巴发生侧翻的那个夜晚，刘默迪差一点就登上了那辆“死亡巴士”。

“如果碰到被转运，我也没有能力去反抗”

来自东北的刘默迪曾常年和家人生活在江苏，但疫情期间，他恰好独自在贵阳工作了两年。就在当地因疫情而严厉封控期间，贵阳市为执行高层下达的三天“社会面清零”指令，在9月17日连夜对多个区的疑似感染与密接人员执行转运。

刘默迪回忆说：“当天下午就说，15楼发现了一个密接，需要转运隔离。我们就很担心，因为我就住26楼。当时已经挺晚了，然后群里有人说，15楼开始到20楼还是多少，要下楼。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听说那个事情发生了。”

刘默迪谈到，当时被强制转运的人们来自不同区域，被拼凑在同一辆大巴上。但是当他们举家登上那辆大巴后，面临的却是“万劫不覆”。事发后，除了当时在微信群里转发的信息，刘默迪发现，网上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包括这27个人，他们代表的这个家庭后期得到哪些处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以当时的状态，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问。”

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这一惨剧激起了全国民众对于“清零重于人命”的极端防疫政策的不满和愤怒。很多人说：“我们都在那辆大巴上”。刘默迪的贵州朋友们第二天就给他打电话说：“如果大白敲门要让你上大巴或者转运，你就打死都别去。”

(微博截图)

但刘默迪说这不可能:“如果真是我碰到这个要求被转运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去保护自己。因为当时不光是中国的政府以及他们雇佣的这些大白，包括我的左邻右舍，他们都会极力的把我赶出他们的这个环境。”

刘默迪表示，当时的情况是人人自危：“在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只要出现任何一个疑似病例，就像一颗炸弹在人群当中爆炸一样，会让当局者，也会让身边的所有人都草木皆兵，都会视你为洪水猛兽。” 他说，在当时苦难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很少有真正的人文关怀，都害怕别人影响到自己，因为没有任何公权力能保护他们，只能靠自己。

在解封之后，刘默迪第一时间就辞职，回到了江苏。

疫情期间的疯狂：无所不用其极

回首三年疫情及封控，很多事情都让刘默迪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在江苏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必须打疫苗。但是当时我们都听说这个疫苗并没有经过一定周期的临床试验，然后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信息，每个孩子必须打，这个是‘政治任务’。”面对这个“政治任务”，刘默迪和妻子反复和幼儿园沟通，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不给孩子打疫苗，最后甚至直接表示，如果非打不可就让孩子退学。最终，他的儿子成为该幼儿园唯一未打新冠疫苗的儿童。

在疫情期间，刘默迪也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当时，他是一家服装企业的高管，必须经常乘坐飞机、高铁去参加每一季的订货会。在贵阳尚未实行居家隔离时，由于拒绝打疫苗，他的健康码长期是黄码，几乎无法出行。他说：“迫于无奈，因为一边要工作，又不想耽误公司的事情，我打了一针（疫苗）。因为如果不打这一针，不光我自己自身的出行受影响，整个公司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必须要关停。”

就在贵阳启动疫情封控的那天，刘默迪亲眼目睹了大白锁住了他们那层楼的安全逃生门。他和大白据理力争，指出如果楼层内有心脏病人或者糖尿病人，需要去医院透析，或者有孕妇等怎么办？大白的答复却是：“那个不是我负责，跟我没有关系。”

刘默迪认为，各地当时对于疫情的管控就是像在抓GDP，或者是在计划生育期间的“百日无孩运动”一样，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手段则无所不用其极。其间，更发生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甚至我在被隔离的时候，还听说我隔壁楼里面的女孩子为了拿物资，大白逼迫这些单身居住的女孩子与其发生性关系，作为一种勒索。”

“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针对当局采取的“清零封控”做法，刘默迪认为，这并非简单的为了防疫，而是与习近平连任和为二十大保驾护航，以及对全民的服从性测试都有很大关系：“如果真是为老百姓的话，也不会突然宣布封城，也不会突然宣布解封。因为突然封城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灾难，突然解封则造成了更大的人道灾难。我听说解封的时候，很多大城市的火葬场人都烧不过来，尸体是堆积的。”

刘默迪说，虽然现在已是科技昌隆的文明社会，但是中共的治理手段还是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没有任何进步：“现在跟大饥荒的时候，村口站着拿枪的卫兵、要就地饿死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可以在疫情封控期间死在房间里，但是你不能给中共添麻烦，不能给境外递刀子。”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中共的真面目，包括中国人权情况到底如何，才能明白无误的让每个人切身体验到：“但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身边认可中共政策的人大有人在，尽管他们自己是受害者。”

刘默迪发现，很多人至今仍被当局洗脑，认为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当局保护了老百姓3年，欧美国家则很快就被疫情打败，任由其发展；对于贵州大巴事件，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意外偶发事件：“他们会说十四亿人，发生这个事情难道不很正常吗？”

刘默迪指出，中共的信息封闭，加上爱国、爱党的宣传及民粹主义, 已经把很多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而且盲目自信：“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可能连护照都没有，也没坐过飞机，更不用说来没来过美国和国外。但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说辞，能够让自己自洽。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举家“润”美：“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70年代末出生的刘默迪说，很早以前他就看清了中共，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的政权之下。疫情是他有生以来唯一切身体验过的重大社会事件，也促使他加快了离开中国的行动：“它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默迪举家“润”美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深圳日本学校男童遇害之后不久。在大陆的亲身体验，让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在洗脑教育的环境下长大，成为牺牲品：“我举家来到美国，其实我并不是认为美国任何方面都好于现在的中国，我也不认为美国是天堂，但是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他强调：“我只是希望能够自由，而不像在疫情期间处处都被人制约，处处寸步难行。因为在我看来，疫情一定不是中共的最后一场运动，未来还会有很多场。我也不认为中共会很快倒台，因为在国内有太多人一方面是他们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是他们的拥护者。”

刘默迪表示，他宁可在美国捡垃圾，也不会愿在中国过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因为对于我来讲，自由就是所有。”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 刘默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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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居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兄弟两人，向本台讲述了他们当时的艰难经历。除了面对生意失败、饥饿以及家中生病老人断药的问题外，他们也谈到了封控之下人心的变化，以及应该向谁问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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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也毁了我儿子的人生。”

现年49岁的张博在疫情封控期间居住在西安市区，经历了生意失败和饥饿。他告诉记者：“这三年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也毁了我儿子的人生。很糟很糟。”

在封控刚刚开始时，张博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张博说，封控导致他儿子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无法正常前往学校上学，总是接受线上教育：“他在上初中期间，几乎没有上过几次课，再加上因为经常在家里头，跟他母亲经常发生矛盾。毕竟他在家里头，没有朋友。他的性格确实（有）非常大的改变。”

张博讲述了他儿子性格变化的情况，说道：“他以前爱说爱笑，我们给他报了舞蹈班。反正这三年，由于他经常在家里一个人，跟他母亲吵架，最终他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

他总结说，2020—2022年这三年，整个改变了他的家庭和人生：“我感觉这三年封控，对我、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家庭、包括对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以前病得没有那么重，但是买不成药，我又无法去看他——反正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简直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

(孙诚拍摄，独家首发)

族人之间因封控造成的仇恨持续至今

在封控期间，47岁的张科与他患病的父亲居住在他们位于西安郊外的家乡西屯村。张科说，经历了封控之后，村里族人之间的关系变坏了。

张科回忆说，在西屯村，疫情封控政策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过程。在2021年底时，西屯村曾因出现了一个红码，展开了一场为期约一个月的封控。执行这次封控的人，是村委会临时雇佣的人员。他表示：“因为封控的太突然，没有提前告知就直接封控，然后派村里雇的临时人员，但是这些人又跟村里人带有宗族关系，互相之间成了仇人，打架的或者骂的。后来就是解封了，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简直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破坏。”

张科说，由于在封控的情况下，外村人无法靠近西屯村，因此村委会雇封控人员的都是本村人，这些人在封控中可以通过倒卖食物获利。在封控开始后，村子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都被这些人堵住了：“但是有的人必须要出去，至于为什么出去，那我也听别人说，比如说是到亲戚家或者到父母家。有的人是从外村来的要回去，他也不让人家出去，所以就吵架。而外村的人到这来，肯定是跟本村的张姓人认识，叫张姓的亲戚朋友来，（和封控人员）又吵架又啥的，反正就是发生矛盾。”

张科表示，族人之间在疫情封控期间产生的仇恨，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们堂兄弟之间还可以，但是有张姓的旁系那些，有的互相都跟仇人一样。哎呀，我感觉就是很愚蠢的事。”

张科还告诉记者，在疫情封控期间，他曾因为找不到工作，在村子附近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区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安。他说，由于当时他放行了学生：“因此我还受过处分，但是我一直还没改，后来我就辞职不干了。”

恐惧与宣传：封控下人们的心态

张博和张科也讲述了在封控之下，人们的心态发生的变化。张博表示，在封控下挨饿的时候，他不但胃病变得严重了，而且常做噩梦和饿醒。他讲述了他在当时的心态，表示上述情况和生意的失败，造成了他这样的状态：“反正是我感觉整个人病怏怏的，然后再加上恐怖，因为共产党一直在宣传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疾病，我们当时心里也非常的恐惧。那段时间真的很糟，我感觉到我都活不下去了。”

张博表示，他感到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封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号称他们被政府赋予权力的人，就可以完全剥夺你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生命权，包括你的所有的言论，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人身自由，全部可以全部剥夺掉。”

张博谈到，这些号称被政府赋予权力的人包括：“我见过大白，也见过我们的当地的街道办事处，也见过管理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行使这种权利，那个时候他们要把你打死，都不用追究他们的责任。”

张科则谈到，在封控期间，他感觉身边的人们对当局的宣传非常相信。他说：“疫情，你也知道那段时间，新闻真真假假，来回的起伏。但是我们发现普通人，不管是村委会的人，还是包括普通人深信不疑。开始的时候说一个月结束，我们都信；最后说半年结束，他们也信；后来说绝对清零，他们还信；动态清零，他们也信。我感觉反正是有点傻。”

向谁追责？

在记者询问张博，他认为这些疫情封控期间的事应该向谁追责时，他有些激动地说道：“追责的话，肯定是共产党。”

张博表示，他的家乡属于泄洪区，村里的地在秋收时会被洪水浸泡，这导致他小时候就有挨饿的经历，甚至有两年是靠红薯度过漫长的冬天，而麦子只能交给国家。因此，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遭了水灾，不会有‘解放军叔叔’来救你的，你连公粮都不能少，你必须把它交齐。而且也不会有解放军出来给你送粮的，必须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找吃的。”

张科在谈到应该向谁追责的问题时，则是这样说：“在其位谋其政，你共产党既然是政府，你就是最大的责任者。这就跟一国一样，你是总统，你就负最大的责任，要不然你就别当。我认为就是，说你共产党‘是中国政府的合法代理人’，那就是你责任最大，不管百姓怎么配合，还是你领导无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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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诚拍摄，独家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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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顶级豪宅近期发生的爆炸事故再次暴露出高层建筑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的不足，仅今年，中国类似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治理、经济下行和基层执行中的深层问题值得关注。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事件发生，已成为中国当局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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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爆 顶级豪宅成为灾难中心

据台湾中央社引述当地新闻报道，深圳市顶级豪宅华润悦府二期住宅本周三（12月11日）下午发生爆炸，燃爆波及附近建筑，引发大规模紧急撤离。据目击者称，爆炸造成多名住户受伤，且一名女住户疑因未能及时逃生从高楼坠落，引发围观群众惊叫。

据网传的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在华润悦府二期一高层住宅内，火势迅速蔓延，导致整栋大楼损毁严重，窗户玻璃被震碎。不少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事发前一天曾闻到天然气异味，并有住户报告，但疑似未获妥善处理。

华润悦府二期位于深圳湾，于2018年竣工，总楼高44层，为深圳知名高端住宅区。二手房中介平台数据显示，该楼盘挂牌均价在1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隐患排查短板暴露

深圳居民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事故成因疑似天然气泄露引起同样住在高层住宅的他的担忧。他表示，高层建筑需更加注重燃气巡检和日常预防措施。“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反正听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买楼不能买那么高了，可能要会影响以后买楼的这个决定了。”

近年来国内公共安全事件增多，但蒋先生认为，部分原因可能与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和经济环境变化有关。

“像这种消息听到的，一是比较多了，第二是比较快了，并不代表着以前没有。我觉得这个成因，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这种极端的事件的发生，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当然这几年的经济可能不太好。还有一老话就说‘坏人变老了’。我个人觉得一定有大环境和小环境综合起来才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但基于个人体验，蒋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治安和安全感总体相对较高。

此次深圳住宅燃爆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物业管理及隐患排查上存在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许多网友对政府和相关责任方提出质疑。在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有网友称，“都是人祸，有关部门没有做好房产维护巡查工作”；“有人报告燃气泄露却没人修理，燃气公司必须担责”。还有网友说：“安全意识令人失望。”

据《红星新闻》查证，公开信息显示，自今年5月起，发生燃爆的住宅已被法拍三次，均以流拍告终，此次事故疑似因该房无人居住，错过多次安全排查。

南山区应急管理局通报称，已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区应急、消防、公安、交警、住建、卫健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深圳消防周三晚间通报，截至18时，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

与此同时，舆论也关注到中国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趋势，并将其归因于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多重因素。据本台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中国就发生了多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仅极端恶性伤人事件就有20余起。5月，云南镇雄县一医院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21人受伤。6月，两名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一名试图阻止行凶者的中国公民也被刺伤。9月，一名10岁日籍男童在深圳遭到袭击。10月，北京街头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5名路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未成年人。11月，一名男子在珠海体育中心驾车冲向人群，导致至少35人死亡，警方称行凶者动机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不到一周内，无锡一所职校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致8人死亡、17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该校毕业生因未能拿到毕业证、对实习报酬不满而回校发泄行凶。同月，湖南常德一小学门前发生驾车冲撞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压力与隐患的叠加效应

旅居荷兰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近期发生的极端公共安全事件已经呈现出普遍化、集中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跟中共长期实施的压制、专制的极权统治有关系。以往也有非常多类似的案子，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么集中化，现在的现象是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机制的失效和无能导致的集中爆发。”

在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指，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加强社会治理、防范极端案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随后的社区行动中，本台无法证实的网传消息显示，以微信群为载体，社区力量全面排查“高风险”人员，重点关注“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人群。

公民记者赵兰健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极端公共安全事件的方法不仅止步于“堵大于疏”。“中国对这些问题不仅是堵，更是打压。这些问题绝非是把北京或者广州、深圳的地铁变成机场一样的严格安检可以解决的，显然不是个案，也不可能在个案的基础上解决，是整个社会坍塌现实的必然结果。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只会更可怕。”

9月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涵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措施，旨在提振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希望以此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中国官方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出台措施提振支出，但内需依然疲软。持续多年的楼市低迷继续拖累经济，中国政府提振经济所依赖的出口增速放缓，并未达到经济学家的预期。

尽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重申了中国今年将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赵兰健说：“一个人在吃喝生活完全无助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他指出，与美国政府、宗教组织及非盈利机构组成的救助机制不同，中国人一旦个人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很难得到完善的救济和保障。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青年失业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去年，这一数据创下21.3%历史新高，迫使中国当局一度暂停发布该项数据。

重塑治理模式才能破局

“白纸运动”亲历者黄意诚将极端恶性事件称为“献忠”，而此类事件频频发生在中国历代王朝末期。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架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难以走出极端事件频发的困境。然而，唯一能够打破困局的苗头——“白纸运动”，也惨遭当局镇压。

“白纸运动被镇压以后，社会更多的怨气没有办法发泄。加上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还有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矛盾的增加，这种‘献忠’事件肯定会越来越多。”黄意诚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方式是“预防”所谓的“有风险人员”，而这一手段早已在中国涉疆政策上广泛应用。将维吾尔人送入再教育营以“预防犯罪”的情况恐会向内陆蔓延。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 RFA Trav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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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持续低迷，加速人口老化，并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衰退，这就是抚顺市所呈现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本台专访人口专家易富贤，探讨中国各大城市是否终将走向抚顺模式，从辉煌变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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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抚顺作为“经典案例”放在中国全国人口结构的光谱之下，为什么具备代表性？

易富贤：东北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所以今后十多年，全国的年龄结构将会类似东北。尤其是抚顺，代表当年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标志，经济曾经超过很多省会城市，非常辉煌；在中国前几年也非常辉煌，但是由于人口老化，经济活力下降，所以不可避免地衰退。

记者：有其他哪些城市在人口结构发展上，比抚顺更具指标意义吗？

易富贤：抚顺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北，事实上在黑龙江很多地方，也比抚顺的人口结构更加严峻 ，老龄化更加严重，生育率更低。

抚顺是中国的铁锈带，美国密西根州韦恩县则是美国的铁锈带。两者比较会发现，美国的铁锈带比中国情况好多了。比如说韦恩县，人口规模跟抚顺差不多是170万，但是抚顺去年只出生5000多人，韦恩县包括底特律在内则是出生2万人，所以说中国的生育人口危机，比美国的铁锈带更加严峻。

记者：那我们要怎么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接受大量的人口外移？

易富贤：深圳的人口结构，目前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全国则是40多岁，比全国年轻很多， 但是它的人口结构也面临问题，因为生育率也很低，也低于1.0，所以深圳代表中国的未来，但是也会沿着抚顺的老路。

深圳是靠人口流入，包括北京、上海的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有一半的人口是外来人口，都是年轻人，所以北京、上海的经济还没有衰退，但是之后也会衰退。

记者：所以像深圳这样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大概多少年会变成抚顺那样呢？

易富贤：深圳会好些，因为还有几十年。大城市中，最先走上抚顺这样道路的是天津，因为天津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在下降，人口老化比较严峻。

深圳可能还要20或30年，像天津的话，应该是几年之后就开始走上抚顺的老路了。

记者：目前中国政府推动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对于人口结构会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中国政府想让农村人口进城，然后提高内需，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想让农民进城消化房子。

但是这种政策后患无穷，因为农民工进城后，生活压力很大。比如说住房，房价这么高，更加养不起小孩，生育率会下降。如果你继续在农村或者小县城，相对来说生育成本比较低，还能够生一两个孩子；如果进了大城市，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了，会导致全国生育率下降，导致今后的经济衰退。

记者：沈抚新城介于沈阳和抚顺之间，本来不是大城市，但是因为政府倾注资源，希望发展成像深圳那样，吸引新兴高科技产业带动县城的发展，这会对人口结构造成什么影响吗？

易富贤：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 。

因为深圳能够发展起来，当时中国年龄只有20多岁，大量年轻人口流入深圳。现在流到沈抚新城的都是老人，因为东北人口结构已经很老了，已经接近五十岁了，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来，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中国很多的新城，可能最后都变成鬼城一样，没有人来住。

记者：中国当前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未来几年可能让人口增长负转正吗？

易富贤：不可能的，因为鼓励生育，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口号就行。生育不是自来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中国计划生育是有效的，非常有效。

生育率，本来没有计划生育就会下降，就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在山顶上，你不推它，也会下来，比如台湾、韩国、日本等生育也下来了。

但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脚把巨大的石头推下悬崖、推下山脚。现在鼓励生育，是要把巨大的石头往山上抬，很难成功的呀！

中国居民口子的收入，只占GDP的百分之44，养一个小孩都养不起，不可能养两三个小孩；政府再怎么鼓励，再怎么给年轻人发点钱也无济于事。

中国房价这么高，房价收入比29倍，日本只有11倍，美国只有3倍，这么高的房价，怎么要小孩呀？所以，中国政府喊喊口号，发个小补贴，根本不可能起到作用 。

我对中国的人口是比较悲观的。 即便中国能够稳定生育率在0.8，已经很不错了，像台湾目前是0.8，韩国只有0.7，香港0.7，澳门只有0.6；那么在205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0亿，2100年减少到3亿。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1820年是37%，1950年22%，1980年也是22%，但是现在只占16%，到了2050年只占11%，2100年3%。

中国目前总人口占世界16%， 但中国的出生人口只占世界的6%，到了210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占世界的0.6%。

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人口跟文明的快速衰落，根本不是中国官方公布、宣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口都没有了，还复兴什么呀？中国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的人口和文明崩溃的问题。

记者：许多人和你一样认为，中国年轻人不想生育，跟抚养成本有关，你怎么看待经济结构和前景，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易富贤：因为人口是经济的主体，没有人哪来经济，所以人口结构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

各个国家横向来比，随着平均年龄提高，随着老人占比提高，经济增长率都是直线下降的；而儿童占比提高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儿童比例下降，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

中国的年龄结构，事实上已经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到2035、2040年就会到日本目前的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还会继续下降。

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减少，也同时结束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1979年到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增长10%，但是2012年劳动力开始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的9.6%下降到2015年的7%、2019年的6%，今年可能只有4.8%，再过几年可能只有3%、2%、1%，薪资负增长都有可能 。

如果经济好的话，养育能力提高，那大家可能愿意生育。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不可能好，大家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都会下降，这是个问题。中国经济搞不起来、不可能起来的话，生育就不可能起来，所以我对中国的人口是很悲观的。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

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去年发表文章，引用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约9.64亿”的研究数据，文章发布一天后被下架。时隔一年，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接受媒体专访时再次提及，中国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人群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5%，也就是中国低收入人群约有9亿人。

• 中等收入人群逾四亿？　中国百姓“被有钱”
• 中国低保家庭成员六千六百万　“扶贫”变“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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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近日接受中媒《经济观察报》专访，以问答形式刊登。当被问到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判断年所得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显示，收入差距与他国相比一直较高，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李实指出，短期内，中国政府在“调高”(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方面，能做得比较有限，“提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应成为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的主攻方向。

他进一步表示，“提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低收入人群规模庞大。根据他们的估算，“目前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人群占总人口的65%，即低收入人群约有9亿人。并且，这9亿人群的收入差距较大，一部分群体的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而另一部分则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中国贫富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陷阱值得关注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与中国所谓的“脱贫”并不相违背。因为中国政府采用的贫困标准远低于此。

虽然中国政府强调已“脱贫”，但是贫富差距仍然是很大，只是高于北京当局所谓的“贫困线”上标准而已。他分析，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平均数跟中位数来算差距持续扩大，亦即贫富差距是在扩大。

“更关注的是‘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大家都还是居于低收入，而中国目前经济成长率持续衰退，那表示中国没有跨出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来自于两大受薪阶级，比较前端的来自于金融业及房地产业，这两块在过去几年都受到大幅打压。此外，公务员这几年因为财政困难也在减薪；另一则是电商平台，现在习近平强调’脱虚(虚拟)向实’， 所谓的’再工业化’过程，服务业受薪阶级受到大幅压制，”王国臣说。

他补充说，在2014年左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执政，服务业原本已经超过工业比例。但是，过去三年左右，工业的增速又反超服务业，也加剧服务业受薪阶级的收入压缩。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了吗？

习近平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成立一百周年时曾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据中国统计局2022年引用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约人民币13.75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6年末的0.5%，累计下降了87.8个百分点。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对本台表示，中国官方宣称已经“脱贫”成功，应只是说辞，或是习近平要维稳，所以给了一个标准，喊出“脱贫”成功，但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她举例，中国之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度不再公布数据，最后则是采新的标准，被认为是美化后的数字。

方琮嬿：“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也没有好转迹象。即便中国官方推了多项刺激经济措施，明年也要陆续推出提振经济政策，但都已经为时已晚。低收入户为9亿人不确定是否为真，但从逻辑上来看，这名学者的观点是越来越多人处于贫困状态，我是认同的。”

低收入约有9亿人 去年提出被删文

“低收入人群约有9亿人”的数据并非首次提出，去年12月本台曾报道，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在第一财经发表千字文，他引用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发表的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月收入2千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人”。中国居民人均GDP水平只有1994年日本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日本基尼系数维持在0.4以下的安全区间。但作为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压力，以此解释中国未来购房可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该篇文章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但发布一天随即被下架。而目前李实接受专访的文章仍能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被搜索到。

责编：许书婷、安克　网编：瑞哲

© Andy Wong

CDT编者按：11月23日晚，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宁夏固原市张易派出所两名执法人员殴打（固原原州区张易镇）红庄小学12岁学生，被打者是她的孩子。视频显示，两名穿制服的男子遇到一名学生。其中一名男子两次掌掴、三次脚踢这名学生，又疑似揪这名学生的头发。其间，另一名男子未制止。11月24日，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对此事进行了通报。通报称：11月23日，网传“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派出所工作人员殴打学生”，固原市、原州区两级公安机关成立联合工作组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经查，11月22日15时许，张易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报警称其孩子在学校被同校学生殴打，副所长王某立即带领值班人员出警。到达现场后，该校两名三年级学生反映其被同校六年级学生马某某多次殴打。民警便对现场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核实相关情况，并安抚伤者和其家属情绪。其间，马某某自行离开现场，王某遂带领辅警戴某找回马某某，同时对其踢打，后将其带回班主任办公室等待家长。网传相关视频中事件即为王某、戴某找到马某某时发生。11月23日，宁夏固原市公安局党委对王某停职配合调查，并向当事人家属赔礼道歉。针对民警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固原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某撤销行政职务处分。此事件发生后，中文互联网上却出现了“为民警殴打小学生叫好”的声音，因事件中被打学生疑为校园霸凌者，一些网民便对警方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霸凌者应该“被教育”。中国数字时代注意到，一篇评论"警察暴力应该受到约束"否则会导致“私刑泛滥”的文章疑为规避审查被迫将警察写作“Police”。

【404维修站】栏目旨在收录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或者在政治压力之下的自我审查而从文章或者书籍中删除或修改的词语、句子或章节。欢迎读者提供这类审查信息。

只因一则通报，前一秒还因暴力殴打小学生被全民声讨的恶人警察Police（副所长），下一秒就被奉为了英雄。

最近，一条视频在网上流传，只见视频中有两位Police拦住了一个身穿校服、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其中一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是一记蹬踹将其放倒在地，经过近一分钟的拳打脚踢之后，这位警察Police揪着学生的头发离开了现场，整个过程中，另一位警察Police始终在旁观望，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

一开始人们非常愤怒，毕竟身为最应该恪守法律底线的执法者，身为一个成年人，竟然随意殴打一个12岁的未成年学生，这不仅是知法犯法、滥用暴力，更是毫无人性的表现。

但随着通报的发出，反转来了。原来这个小学生涉嫌校园霸凌，还在警察Police核实情况时私自离开现场，坐实了“小恶魔”的身份。

得知此事，警察Police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从嚣张跋扈的知法犯法、滥用暴力变成了敢为他人先的惩治邪恶、伸张正义。不少人为他送去了锦旗，甚至呼吁应该从轻发落、罚酒三杯。

仅仅一个身份的转换——小学生变成了“小恶魔”，原本是践踏法律底线、在法治社会应该零容忍的私刑竟摇身一变成了匡扶正义。可见，法治状况的逐步恶化不仅与整个社会外在的法律意识淡薄、法治精神匮乏脱不了干系，亦受到中国人内在的崇尚私刑重典的传统观念所影响。

但光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解释在这件事上一边倒的舆论。毕竟就算是一般的抢劫、盗窃，警察Police的过度暴力也不会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更何况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暴力。

对此，有一条令我印象深刻的高赞评论或许能给出答案：“终于有人来治治这些有恃无恐的小比崽子了。”

这句话开门见山地点出了一个我们社会苦之久矣的矛盾，即越来越频发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范、约束、惩罚未成年人犯罪机制缺失的矛盾。

在这样的困境下，大量的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存在而草草了事，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难以对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反应，以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被很多人戏谑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既然涉嫌校园霸凌的学生因为法律保护而难以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在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担忧逐渐加重、难以看到法律之内的解决希望之后，人们急需一种来自法律之外的力量与之抗衡，哪怕是用违法打击违法，用犯罪惩治犯罪。

此时，这位警察Police刚好出现，给了“小恶魔”一顿久违的教训，为人们出了一口恶气。因此，他的违法行为在很多人眼中就成了不惜打破法律底线也要伸张正义的英雄之举了。

这是不是像极了小说中那些劫富济贫、救危扶困，与朝廷对抗的侠客？是的，中国人自古就有着极其深厚的侠客情结，这是历史现实所塑造的。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发生“某村民因饱受恶霸欺压，怒而杀之”的事情时，人们总是对杀人者充满同情，为他叫好，甚至希望他不要被抓。这既是对他人境遇的共情，也是对自身无力感的一种投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很容易被理解的情感。

不过，在当下发生的这件事上，这样的情感却需要谨慎使用。因为打人者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警察Police，一个被赋予了合法使用暴力的人。这样的人因为有权力使用暴力，在使用暴力时也有一定的豁免权，所以更容易滋生滥用暴力的倾向。

这一点跟被打的小学生很像，他是未成年人，因心智未成熟而拥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所以违起法来往往更容易肆无忌惮。

法治的期待是，越是拥有暴力权力的人，越应该克制暴力，并在社会监督下合理合法的使用暴力。但这位警察Police显然没有做到，面对一个未成年人，通过说服或者一定程度的强制措施就可以带走询问，但他却选择了拳脚相向。

我们既然明白，未成年人犯罪得不到相应惩罚是因为约束机制失效导致的，那我们也应该明白，对于警察Police使用暴力的约束机制一旦失效会带来什么后果。

意识到了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却还对违法使用暴力的警察Police拍手叫好，本质是从民意基础上给原本就不够牢固的枷锁松绑。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导致私刑泛滥，一朝回到1983年，一只野兽还未入笼，另一只野兽又被放了出来。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神奇。普罗大众一边热切期盼着法治社会的到来，一边又在非理性的作用下无意识地践踏法治。所谓任重道远大抵就是指这个了吧。

Ai 的普及将会诞生更多不求甚解的普信男。
古典的百科全书式人类不会被赛博囚禁。

推论：
新阶级的划分依据是，是否具备物理世界生活常识。

小店给人的温暖从来不是因为装修风格，而是源自它的人情味。尤其是以原子化生存为主要形态的大城市，街头和社区的小店是我们重新构建生活的「附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能给人带来温暖感觉的小店，往往也是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是人们可以集散、交流的场所。

我和太太都很喜欢喝咖啡，也喜欢走街串巷地寻找一些小门脸、小角落。借此题分享四家深圳的小街铺，有的是我们俩以前常去的，有的是朋友的店，有的是我公司附近的落脚点。

CRACKING COFFEE ROASTERS

这家是儿子以前的舞蹈室附近的一家工厂店，位于南山医疗器械产业园区内。我和太太每次都会趁儿子上课的时间，来这里过一过短暂的二人世界。虽然是一家工厂店，但是咖啡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女生，所以我们俩每次在这边都还蛮放松的。店里还有一个针织手作工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这边的顾客主要都是附近的居民，或出门前来这里坐坐，或定期过来采买一些豆子回家。

店门口有专门给狗狗安排的「泊车位」，店里也常能见到一家三四口进出，或者三五朋友在这里聚会。虽然我们当时并不住这边，但每次过来坐的一个小时，都蛮放松。后来还带岳母一起来过一次，老人家也是需要体会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的。

地址见下图：

五味洋行

第二家是儿子另一家舞蹈室附近的社区咖啡馆。最初是因为它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的冰博客 dirty 很好喝，但第二次去就结业了，因此在附近游荡，遇到了它。意外的是，五味洋行的桂花 dirty 非常好喝。于是我们俩就每次都趁儿子上课时间跑过来这里，聊聊天，拍拍照。

这家店面非常小，店里的空间大概也就坐 4、5 个人吧。

但我们更喜欢它的户外座位。

一方面是空间相对舒展，另一方面，是坐在外面的时候，可以看到阳光从枝叶间穿过，或滴滴答答地掉在地面上，或一束束地扎在路面的缝隙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各怀心事，或姿游淡定，或神色匆匆。当经过的车辆不多时，还能听到小鸟在枝头跳跃、嬉闹，听到风团住枝桠哗哗摇荡。

老板虽不是个善于言辞的人，但每次找他说话，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与热切。

地址见下图：

美好问候

这是我们朋友自己的陈皮和茶叶店。

之所以觉得温暖，是因为这位朋友是我们在深圳为数不多的很多年的朋友。当年我为了寻一个香气，作为与太太相识三周年的礼物，在气味图书馆里碰到了这个还在深大读三年级的艺术系小姑娘。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听完了我和太太的故事，在几百种气味中找到了一支「聆听花之语」给我。在那之后，她也和我太太成了朋友。虽然各有各忙，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每次见面，总是可以很自在地聊聊际遇、情绪、工作和烦恼。

深圳是一个常常要和朋友说再见的城市，因此十年交情的朋友，彼此还都能聊得到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她的陈皮店既做大宗批发，也是蛇口老街坊们的一处歇脚地。附近不远处就是 G&G 创意社区，如果是平时会去那边喝咖啡的朋友，想换换口味，喝喝茶，去她店里坐一坐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之前住那边还能去坐坐，现在换了区，也是难得跑一趟了。

地址见下图：

Coffee Vendor

压轴的这一家社区街角咖啡店，是我的珍藏。

前几年公司搬家，搬过来之后我在附近游荡，想找个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偶遇了这里。最初是因为老板的咖啡好喝，后来是因为这里的人有趣、有情、有生气，慢慢就成了我的一处落脚点。

这附近有好几栋写字楼和几个大的小区，虽然店面不大，但总是坐满人。尽管在店里常能听到上下几千万的大生意、网红的运营内幕和地皮买卖，但站在这些奇人对面的，永远是他们几个松弛地操作着机器，熟练地制作一杯杯饮品。很多熟客和他们像几十年的老街坊一样聊天，很放松地一坐就是一下午，撸着猫，聊着各式各样的话题。

有做自媒体的年轻人常来这里拍产品宣传照，也有年轻的摄影师在这里完成她的私人项目，或者附近舞蹈室的老板在店里读书学习，每个人都很不同，而这里，仿佛就是大家的客厅。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朋友见面，互相述说各自的苦恼。

如果你注意看会发现，墙上贴的故事越来越多，每年都会换新的主题贴纸，架子上会忽然多出一两件客人送给店里的摆件，或者是，即将离开深圳的朋友特意留在这里的一株盆栽。

小店迷人，既来自偏安一隅的松弛感，更因为你我互相挂记的人情味儿。

我喜欢 venodr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它很像《夜鹰》。

形式上，店面的结构是内外两条长廊，中间以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分隔，形成了两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空间；精神上，对于常栖息于此的人们而言，既是画中人，也是观景客，在品玩的意味上也很像《夜鹰》所描绘的场景。

户外的走廊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一头它连着吧台，在高脚椅上可以和几位咖啡师聊聊最近的想法，谈谈自己读过的书；一头它面向马路和大树，一个人待着想想事，冥想一下，或午睡片刻，都挺好。它的侧面有几把马扎和茶几，带本书过来，安静地翻阅，抬起头时可能是蓝天白云，也可能是淅沥小雨。总之，我非常喜欢它户外的这一段空间，它让这个场地有了生命。

如果你路过西乡，很推荐去尝尝他们的手冲和红糖饼。

地址见下图：

最后我想说，什么样的小店能让人感受到所在城市的温暖，一方面虽然取决于店铺本身的人情味儿，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得往前走一步，走出交流的那一步。与店铺交流，与人交谈，与附近交往，与空间交换，只有我们走出去这一步，接住附近的空间递过来的善意，才有可能感受到市井之间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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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回答知乎话题：城市的哪些小店，让你感受到了这座城的温暖？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7250535/answer/2771870046

小时候看电视剧，里面各行各业的角色，都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特别当回事。比如说片儿警吧，总见他们一边说话一边整理警服，一刻也不愿多耽搁似的，东街转一圈西家回个访；还有老师，不光是电视剧里，现实中成绩不错但有些顽劣的我，也真的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从头至尾被监督着写过作业。可如今，少见把工作当志业的人了。

可能有人会因此得出错误结论，认为过去人们都穷的时候，生活得才能那样淳朴。我不想用什么地方的人既富裕又生活得恬静来反驳——因为这样就难免要陷入爱不爱国、是不是外国走狗的无聊争辩当中去了。过去之所以有那种生活状态，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心中有希望吗？每个人都不单相信，而且眼见着自己和身边的人，通过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工作，越来越好了起来。而如今，人们心中的希望减弱了，如果不是已经绝望的话。

所以，当我在网上看到几乎全体中国人每天都要吃的食用油出了问题，却还有人悠哉悠哉地评论说「中储粮的油本身又没问题」，仿佛是在讨论远在天边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我在出离愤怒的边缘突然又释然了。这些人，如果有权利去为自己的健康讨要说法，如果有权利要求涉事企业，即便是央企，站出来低头认错、道歉并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有权利要求获得经济赔偿，他们是不会对自己的受伤害如此淡定的，他们也不会故作理性实则冷漠地说责任在运输司机。然而，现实是，他们已经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消磨掉了这些原本正常的、支撑着人之为人的、被叫做希望的东西。虽然是自己的生活，但却又好像全都是束手无策的事情，那就冷眼看吧——这些人大抵如此。

虽然都是可怜人，但我还要说，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平庸之恶。洞庭湖堤坝的溃烂又何尝没有平庸之恶的影响？上游强降雨不是没有天气预报，堤坝防护在这个季节理应有应急预案，可现实情况是，身在其职的人似乎并没着急，堤坝孔眼冒水还是放牛的人发现的，而所谓的应急措施，即便我这种非专业人士也一眼就能看出缺乏常识之处……这是有多少人在冷眼看啊！

多想象一下自己心里的简单的理想生活吧，或许只是踏实工作换得衣食无忧、体面有尊严，或许只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束手无策呢？是什么挡在我们和理想生活之间呢？

fin.

上次说完星巴克「消费落座」的事儿，转过头第二天就又有了咖啡师拿咖啡粉撒客人一脸以及后来的咖啡师打人那一系列事情。如果跟得太紧像是做时事评论了，我没有那个能力；但只是就这单独一件事来分个对错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一直搁着。

事实上这事也真不复杂，客人是时间紧着急走，店员是工作多人手少。互相一抱怨，小摩擦就升级了。网上讨论的声音分成多种，有说不能惯着这种客人的，有说服务人员就要有服务人员的样子的，也有说资本家不肯花钱多雇员工是在剥削的……大家说得都有些道理。现在突然又说这些，是因为我最近也看到在芯片、航天、基建、公共服务等等话题的讨论中一种强势声音：「承认自己国家强大了这么难吗？」两相对比，有些说不出来的感受梗在心里。

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更应该这样问吗：承认对方值得尊重这么难吗？至于国家，为什么，须要，承认它强大呢？政府不事生产、不创造财富；是妳和我，我们生产、消费，供养着政府，使得它有资源可用。做出成绩是理所应当的，没做好是对妳我的辜负。为什么不可以抱怨呢？归根到底，为什么那个客人——事实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会急匆匆奔波？为什么打工者会忙碌到无法调整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企业会走压榨人工这种饮鸩止渴的路？为什么人们不能慢下来享受生活，为什么企业不能造福一方？这些，都可以并且应该抱怨：国家出问题了，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您可能会讲，那岂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抱怨政府了吗？恭喜您，关于如何抱怨，您总算找对了方向。

fin.

这阵子打开知乎首页，经常看到美国人到底有没有登过月的话题。我打开看了一圈，猛然发现，那些认为美国人登月造假的人，和我前段时间看到的那些坚决不相信自己收藏了赝品的人，想法一脉相承。

当然，可以怀疑一切，没准世界就是一团虚幻的烟云呢。但是如果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那这些真，必然要求妳认可另一些事物——真之为真的必要条件。比如妳认可中国宣布的拍到了阿波罗计划在月球上留下遗迹的照片，这个照片为真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有遗迹，妳不能既相信拍到遗迹的照片为真，又坚持不存在遗迹。收藏爱好者们也是同样的问题，既相信自己的藏品是官窑出品，又完全无视官窑出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必然符合官窑记录在案的形制，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抱着奇形怪状的臆造形制的器物硬说是官窑品的情况。

中国的学校教育里什么时候才会加入逻辑相关的知识内容呢？

fin.

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太太一起进电影院看了《九龙城寨》。我们对这部电影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因为平时看电影都会一起聊很多，所以这次就索性录一期对谈的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这种对话，期待听到你的反馈。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女性视角下，看男性动作电影的观感；

—- 九龙城寨的生存法则，江湖故事的熟悉感；

—- 风云雄霸天下之古惑仔大战九龙城寨；

—- 不同角色的动作与分镜设计，所带来的视觉差异；

—- 八零后熟悉的武侠、英雄、江湖是什么样的？

—- 服化道的设计，在不同的人物、帮派关系中的呈现有什么区别？

—- 黑道电影中的道与义，在漫画式表达中的特殊感受；

—- 唯一记住的女性角色：鱼蛋妹！

—- 成为父母之后，看电影的视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陈洛军：一个重要的名字；

—- 林峯的演技太好了！居然可以把古天乐的儿子辈演得那么好！

—- 兄弟情谊 VS 帮派立场，新老两代人处理的差异；

—- 传统武侠片的「留白」和意境之美；

—- 八零后小时候的集体记忆：电视机和街坊关系；

—- 张国荣的《Monica》和王九的「我的地位」；

—- 角色造型的设计，在人物与剧情塑造上的细节；

—- 四人打渣男 VS 四兄弟对决王九；

—- 兄弟情，是老套和无聊吗？

—- 兄弟之间无言的细节，电影镜头设计的美妙；

—- 古天乐的眼神戏 VS 任贤齐的眼神戏；

—- 如何通过住所的场景设计，呈现不同人物的个性与命运？

—- 牢笼 VS 命运 VS 心结；

—- 武侠电影的留白美学 VS 短视频的审美破坏；

—- 新旧交替：只要持续出作品，总会有希望的。

｜登场人物｜

苏志斌：广东人，工业设计师，《设以观复》作者

筱烨：服装设计师，占星师，动物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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