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80后面临高死亡率的谣言已被证伪，但关于中国80后所承受的压力以及面临的生活，一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不少评论直接将80后称为“中国最苦的一代人”。从“小皇帝”，到“垮掉的一代”，到“最惨的一代”，哪个才是中国80后的标签 ？本台采访了五位在中国成长的80后，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人生切片。
中国两会前后，互联网上一组关于“80后”（1980年代出生）群体死亡率的虚假数据，意外触发了这个世代的焦虑情绪。
这组宣称取自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80后死亡率已突破5.2%，相当于每20名80后就有一人已去世，死亡率甚至高于比他们年长10年的70后群体。
事实上，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80后在30-34岁和35-39岁年龄段的死亡率分别为0.51‰和0.78‰；而同一数据源显示的70后在相同年龄段的死亡率分别为0.81‰和1.16‰；传闻数据并不正确。
但这一传闻引发的巨大共鸣，也让人们重新思考“80后”这一代在中国的命运。很多评论定义说：80后是中国最苦的一代人，是压力最大的一代人，是处处遭遇变化和转折的一代。
网上流传很广的一个段子这样写道：80后上小学的时候大学是不要钱的，80后上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了；80后不找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80后找工作的时候，工作不包分配了；80后不买房子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80后买房子的时候，房子已经买不起了。80后不生孩子的时候，只生一个好，80后生孩子的时候，国家开放二胎了。80后被裁员的时候，被嫌太老，80后要退休的时候，又被嫌太年轻……
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企业新秀，从电商首富黄峥，到第一社媒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到教培霸主好未来张邦鑫，都是80后，春节创纪录的电影哪吒导演饺子，也是一名80后。
从“小皇帝”，到“垮掉的一代”，到“最惨的一代”，80后无疑是非常复杂的一代人，复杂到我们很难直接给出一个定义。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五位在中国成长的80后，从他们的人生切片，或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不那么完整但却更真实的感受。
80后农村女生的“伏地魔 ”人生 “我姓任，就叫我Lucy吧。我觉得农村的80后和城市的80后是不一样的，80后的女生和80后的男生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1988年出生的，我老家在河南农村，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计划生育。幸亏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孩子，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的了，还把我养活了。但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一直是大肚子的，可是我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因为她们都是妹妹，我和我弟弟相差10岁，就是说，这10年中所有的孩子都没有最后留在我们家。因为她们都是妹妹。”
“她们都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有河沟的，河沟里面是有死掉的女婴的，我的朋友们都看见过，我胆子小，不敢去看。我还知道我的亲戚中有把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不管她，任由她们死掉，然后扔掉。”
“我的“妹妹们”都去哪儿了？我从不敢问。因为有一些有妈妈大肚子的时候，我大姨问我：妈妈肚子里面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我说是小妹妹。我妈脸色当场就变了，拉着我回家，辟里叭拉地就打呀，差点儿没打死我。就是她会把她生不出儿子归结到因为我说她怀的是妹妹。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所以我从来不敢问妹妹们都去哪儿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人。但当时没有能力去思考为什么，只觉得一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就是比女孩子尊贵的，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亲戚里面还有买了男孩子的，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的，生不出来就买一个，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畸形的事情。”
“如果家里有女孩子，那就是一辈子要为家里做贡献。我很亲近的一个朋友，学习非常好，当年我们一起考上高中，我们那里考上高中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三个人，其中有我和她。但是她第一年只上到一半，因为她哥哥生了一个小侄子，家里要求她辍学去打工，帮衬哥哥养小侄子。她当时跪在她爸妈面着，她嫂子指着她鼻子骂她，全家都强迫她出去打工赚钱，把钱拿给家里。如果她家里没有哥哥，或者没有男孩子，她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她现在也快40岁了，一直没有结婚。她后来不甘心，自学考了一个会计证，但仍然被要求所有赚的钱都交给家里，她只要存一点钱，她妈妈和嫂子就会以各种借口拿走。”
“我也是这样。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我们家很远，有10里地，很多人家去住校，住校是免费的，但吃饭每顿饭要5毛钱。我们家不愿意，所以我就得每天骑自行车，上完早自习骑10里地回家，很快地喝两口粥，为了省5毛钱，再很快地骑回学校，中午也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
“我弟就不一样了。他吃火腿肠，各种各样的零食，他喜欢喝一种早餐奶，一星期就要喝一箱，我只有看的份，尝都不能尝，想都不要想。我那时候长个子，我那个裤子短的，朋友说骑车的时候像裤子在荡秋千。但不会有新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我买一双鞋是几十块钱，我弟的鞋子是非名牌不穿的，我爸当时一个月工资4000多块钱，要给我弟花3000块，还不够，他还回家稀里哗啦地说别人家都有什么什么，我怎么过得这么惨？”
“我妈妈后来年生病过去世了，治病的钱都是我掏的。我弟没毕业之前，我爸就跟我说，你弟以后找工作要花钱，买房子要花钱，他只有你这一个姐姐，你至少得拿10万块给他。我当时就崩溃了，我往哪去凑这个钱？我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我要有钱肯定先给自己存一点啊，但他们会联合别的亲戚一起道德绑架我。”
“我现在就跟我爸说，你现在每个月需要多少钱，你算个数给我，我跟我弟平摊，或者你想去敬老院，费用是多少，我和我弟去平摊这个钱。我弟也有工作了，也是个快30岁的人了，凭什么所有钱都需要我来付？”
“我和他们断绝联系了。我弟不要想从我这里拿到钱。我现在觉得他虽然是既得利益者，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受害者。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起来，所有的人都捧着他，让他觉得：全世界都要围着我转。他还需要经受社会的毒打。他到现也没有结婚。现在你看我们那边，整条街几十个80后男人都是单身，找不到对象，我觉得这就是当时的恶果。”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80后一代，我觉得就是：生在了各种政策时代的转折点上，被当成了悲惨小白鼠的一个实验品，最后成了时代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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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学历，卷房价，卷工作，高离婚率：最不稳定的一代人 “我叫郭思瑜，1986年在武汉市出生，是家里的独生女。”
“我非常痛恨“独生子女”这个词。这个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才实行的变态的，毫无人性的政策，伤害了80后，90后，也伤害了我们的父母。这也是他们一辈子的痛，尤其是一些失独母亲。因此，在我的生活中，我的母亲一直很紧张我的状态，她也获得不了松弛的精神生活，无论我在新疆，还是在英国，还是在她身边，我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她就非常紧张。因为她只有我一个，她害怕失去我。我能理解，但是我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80后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稳定性。这是我亲身经历的，60后，70后，包工作，包分配，连房子都有单位分配，可是到了80后，突然实行了计划生育，又赶上改革开放，互联网时代，加入WTO，又恢复到闭关锁国，一切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学扩张导致学历贬值。很多80后毕业即失业，读到了硕士博士也没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下，女性又格外受到不公平对待。”
“我做过文物摄影师，媒体记者，留学机构老师。在艺术留学机构作摄影老师时，为了让学生的作品看起来更加高大上，不得不引入很多与摄影不相关的表现形式，比如装置艺术，绘画艺术，甚至服装设计。虽然艺术是相通的，但我的留学经历告诉我，这其实没有必要。摄影是要用光影说话，要让照片讲故事。但如果我不帮助学生的作品集横跨好几个领域，看起来花里胡哨，就无法得到机构管理层的认可。职场内卷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但实际上不知道大家到底卷的是什么，就为了那3000多的工资，自己把自己累死，实在是不值当。真有个意外，老板马上会找到人顶替，同事只会把这个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即便这样，几次我要求从兼职转成全职时，都遭到了拒绝。机构领导层从外面调了一个老师过来，直接就变成全职。我俩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是个男的。其中有什么暗箱操作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我留学回国时是27岁，好几份工作都是一听说我是未婚未育，又到了婚龄，他们就不要我。”
“再赶上高房价，如果自己的父母下岗，背后没有经济支撑，那简直是举步维艰。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父母出钱买的房子。有人可能觉得这是幸福的，但这其实也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以我一个朋友的花销举例，她一个月赚3600，自己交医疗保险600，房租1500，吃饭用800-1000，还要买化妆品和衣服，还有应酬， 每个月存不下来钱。武汉是一个很奇葩的地方，物价高，房价高，但是工资收入却很低，和高物价高房价不能比例。”
“这种不稳定性背后，我们在精神上是孤单的，在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没有兄弟姐妹同辈人可以商讨支持，而我们60后的父母，很难和自己的孩子感同身受，因为他们那个时代不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全部都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而带来的不稳定性，以及额外的精神压力。”
“当然80后也产生了很多商业领袖，抖音张一鸣、拼多多黄铮、哪吒导演饺子。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让这个时代发光的人物出现。80后成长的空间里，网络和科技技术发达，这些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让很多人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激发了很多人的潜力。但是在强大的生活压力下，能够脱颖而出实现自己抱负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长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个优秀的人物。”
”当一个社会失去了真相，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不管他们支持谁、站在哪一边。” (David Mercado/路透社) 80后是意识形态最为纠结的一代 “我叫RZ，82年出生在上海。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是不是典型的80后，只能说还蛮唏嘘的。”
“我读书蛮好，也在985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我们上海的学校对本地学生招生还有倾斜，没有什么压力。计划生育我没觉得有什么影响。当时我们周围都是这样子的。”
“2003年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事情。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经济大发展，到处都是新鲜事物。我一毕业就进了外企，薪水也高，待遇也好，我们当时的老板是香港人、新加坡人，更大的老板是欧美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无论是英文的提高也好，还是见世面开眼界等等。那个时代我觉得非常美好。”
“我在外企一直工作到2015年。这时候民营企业像万达系、复兴系这种系上来了，他们给的薪水看起来比外企要高，所以我就跳槽了，但后来发现拿的薪水高是有代价的。比如在外企讲工资的时候，薪资是固定的，加班是要付加班费的，你不休假他还要催你去休的。到了民营企业，这些都不存在，请假休假好像是耻辱，每天加班，但最后的年薪还不一定拿得到，因为后面还有绩效，后面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帮老板省钱。”
“就这样到了疫情，2022年上海解封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到2023年我就回家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我不做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公司觉得你薪水也高，但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那就请你回家吧。回家之后觉得，我的背景和工作经历都不错啊，再看看外面的工作，一找工作才发现真的哦，35岁这条线确确实实存的。现在在家一年多了，家里小朋友的补习班，钢琴啊，武术啊，我都慢慢缩减了，因为经济上确实要承担这种压力。”
“我回想自己20年的职场经历，我走错了吗？我觉得也没有走错。但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所幸现在老人们身体还好，生活上压力不是太大。我周围的朋友们，蛮多人都像我这样的状态。但大家见面都避免讨论这些，现在也避免见面。我有个同学，原来是HR，一直去跟别人谈lay off的，他跟我讲他现在也被lay off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因为好几年没有工作，老婆要跟他离婚。”
“但我们80后的童年应该是特别丰富的。我们小时候看的卡通片是迪士尼的猫和老鼠，日本的圣斗士什么的，电视剧是看港台剧，歌曲也是多不胜数，很多到现也不觉得是过时的。和90后00的小朋友比，我们思想上的包容性和眼界其实更好，我们是用过Google、MSN的，享受过全世界的精神产品，但他们没有接受过这些。我们在三观形成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最开放、最向外的阶段，加上中国在经济上腾飞，所以我们从意识形态上是非常先进的，我们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的人。”
“但是到现在，你会发现，风气变了，逐渐收缩了，封闭了，而且全世界都这样。我们曾经以为是自由民主的美国，现在也变了，而且变得这么快。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我现在的心态是不甘心，还在努力奔跑，调整自己去适应，我自己有个小公司，想着做几个项目，可现在经济不景气，一直努力，一直没什么起色，但你不能停下来呀，因为你还不能退休。”
80后是缺少自我意识的一代人 “我叫张伟，1985年出生在陕西渭南，是独生子。计划生育，我自己没有受到影响。但我妈妈是妇产科医生，她那时候要帮很多人去做计划生育手术，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很多妇女披头散发、撒心裂肺被推进手术室的情景。”
“还有一个影响是，我记得小时候和小朋友是无忧无虑成群结队在外面玩儿的，农村也不管小孩子的，非常快乐。但到了后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大概我八九岁的时候，大人开始不让小孩子自己跑出来玩儿了，因为开始有人贩子了。另一个原因是9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类似分税制改革，国企失业潮，那时候犯罪率是非常高的，小孩子就不能轻易出去玩儿了。”
“我学习很好，但是高中时我辍学了。因为我的青春时代，中国出现了韩寒，可以说韩寒是80后的一个偶像吧，大家推崇这样一个有叛逆性的、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生。这也是80后特有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在16岁的时候辍学，去西安打工，餐馆服务员，打杂生，还做过装修，还思考“我为什么要读书”。但在外面混了一年也没想明白，毕竟我那时候还不成熟，就又回去上学了。”
“这是我个人生活的小插曲。但那时候中国，2000年前后是非常独特的、很开放的一段时间，从今天看来，思想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包容性都是很独特的，所以也才会出现韩寒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今天是一定不会出现的。”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大专。当时计算机比较热门，我就报了计算机。以为这会是一个好找工作的职业，但事实上并不是。2007年我毕业了，去上海找工作。现在看当时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对未来有信心，可时代的红利并没有落在我身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1500块钱，但房租就要500块钱，但我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就这样还要加班，压榨是非常厉害的。”
“有个经历我印象很深。一次我去面试，那个公司离我非常远，我坐了很久的车去，到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有点类似传销公司，走完流程我要回家，突然下起了大雨，非常非常大的雨，我身上都没有钱去买一把伞，那个雨打在我的脸上，我突然哭了，我哭得非常伤心，但我又告诉自己我是一个男人不能哭，我要为我的家人去努力，我要去找到一份工作，但我真的忍不住。”
“当时坐公交车要花两块钱，为了省这两块钱，我就花一小时走路回家。上海的夏天非常热，走路出汗，在裤子后面就有白色的汗渍，我一边高兴我今天省了两块钱，又不得不去洗裤子，因为我只有这一条裤子，但洗完了裤子第二天还不一定能干。”
“我当时有一个很爱的女朋友，可她爸爸要求我要在她的湖北老家买一套房子。当时给我下的任务是10万到15万。这个数字吓到了我，我当时的存款连5000块都没有。后面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我看到太多人在上海奋斗了到四五十岁的人，也不可能获得上海户口，我就回陕西了。陕西虽然经济没有那么发达，但生活成本会低很多。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我去读了很多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由主义和艺术方面的，我就有机会去思考，我就想做一件喜欢的事情，就是不管我挣到钱或者挣不到钱，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快乐的，那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有意义的。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就开始从事我喜欢的艺术品行业。经过一两年的调整之后，居然我成功了，挣到钱了。”
“可以说这段比较空闲的时间，让我获得了重生。如果没有读那些书，做那些思考，我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个月挣2000块钱。”
“我觉得，中国的80后是普遍缺少自我意识的一代人。我们的父母是60年代人，是经历过文革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我妈妈就是这样。她会用非常文革的方式来教育我、训斥我、控制我。一直到现在，她还是这样和我交流，打骂我。”
“80后的成长阶段，看起来精神产品是非常宽松的，但80后很少去寻找自己，就像网上说的那样，中国的80后基本把中国发展过程中每个坑都踩了一遍，他看起来是独生子女、天之骄子，但一旦被抛入社会，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滚桶洗衣机一样，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一直被卷，甚至没有机会去思考自己是谁，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要留下什么，所以80后就一直去追逐一种别人的生活。”
“我觉得90后、00后都比80后有自我意识，所以他们可以去“躺平”，80后不能躺平，其实也是缘于没有自我意识，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是要什么。”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80后，这个评价可能有很强烈的我个人判断的部分，我想说：中国的80后用自己很简短快乐的时光，去支撑自己度过很长时间的痛苦的一生。”
依靠互联网觉醒的一代 “我叫刘飞龙，1988年出生在广东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年多以后1990年我的妹妹出生。”
“中共在经历全国性大饥荒后，放松了经济和农村生产的管控，当时爷爷奶奶起早贪黑的务农、养猪，母亲去姨妈家的石材厂做饭，所以有些积蓄，再加上向亲戚借钱，我家成了村里仅有的几家先住上红砖房的家庭。”
“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就去广东中山市“搞副业”——打工。他先在工地打杂，后来自学电工，带着一支电工队施工，月薪已有1500元，当时已经是蛮高的薪水。但后来他在外面沾花惹草，我母亲便让他回家创业，我父亲很懒，开始酗酒，做了几个生意都不成功，我母亲一个人扛起一个家，这也导致她后来积劳成疾，患上肝硬化、肝腹水。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债台高筑。199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母亲不治身亡。当时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下葬的棺材都是选的最薄的。”
“第二年，我的三堂哥中考放榜，我伯父问他结果，他回嘴说考上了你也没能力供。我大堂哥和二堂姐都在上学读书，伯父家比我家还穷，这也是事实。伯父气不过就喝农药，本来是想吓唬吓唬堂哥（之前有过一次被救回来），但因为没凑齐医药费卫生院直接停药，伯父就这么走了。伯父是非常疼爱我和妹妹的长辈，我非常难过。”
“我的童年成长经历，就是见证一个家庭从中共对经济放松后勤劳致富，能够满足温饱，再到因病致贫的过程。我不觉得放松经济管控是共产党的恩赐，经商买卖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中共建政前我们家族本来是在当地做水上贸易的，因为中共建政才被共产的。”
“我童年的记忆还包括计生办抓超生和国土局查地税。这两个机构在农村都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超生要罚款，间隔期不够也要罚款，有地契要交地税，没有地契要交罚款，不交的办法都是扛着大锤到楼顶，砰砰砰给你家房顶开天窗——砸几个洗脸盆大的洞。那段时间，好多人家的天花板都是有补丁的。”
“我的家庭没有安全感，这导致我从小就焦虑症，并且有生理反应，半夜就腹痛，睡不好觉。我学习成绩也不好，所以我14岁就辍学了。先在堂哥的锁店学习配钥匙和开锁换锁，后来去过石粉厂打工，在石材厂开过纵切机，去佛山工地搬过水泵，每天工作12到18小时。我领着1500元的月薪水，每天建着开盘卖一万多的楼盘，我不吃不喝都住不上……想想就觉得很可悲。”
“后来我接触到了互联网。我第一次翻墙是2007年，当时最先看到的是法轮功的“九评共产党”，这与我在上学时、电视上被灌输的伟光正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十分震撼，而且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假如我的祖国有民主制度，我家也不至于因病返贫，我的三堂哥也不会考上了学校没钱读，我的伯父也不会因为没凑齐医药费医院就停止用药，我的奶奶也不至于六七十岁了还像头老驴一样种田种地养孙子孙女，我那酗酒的父亲也有社会工作者协助他去戒酒治疗，我也不会在工地一天搬12到18小时砖，一个月才拿1500块人民币…………”
“我最开始是好奇，后来是愤怒，最后是责任感。我发现我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我读了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发现中共一直用带领中国人奋战八年赶走侵华日军的谎言，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灌输给我们；我看到了八九事件的视频，过去这种争取民主自由的集会示威我以为只在外国有，没想到中国也曾发生过。”
“这是那时的互联网带给我的觉醒。互联网让我们看世界，也看真实的中国。习近平上台前的中国互联网，还可以戴着镣铐跳舞，通过替换屏蔽词我们还能发帖讨论。00后一代年轻人，这种觉醒的机会已经没有了。让我们接受启蒙的那一代公知，也已经被封杀殆尽了。”
“现在想想，我内心深处还有对父权的反抗。父权也是一种极权，而且浓缩在一个家里时，是避无可避、更邪恶、更为压抑的极权。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两个妹妹都闹过自杀，我有焦虑症，我的家庭就是这么压抑。所以我内心深处有对极权的逆反、愤怒和对自由的渴望。我离开了家，反抗我的父亲；我反对中共，也是反对这个针对全中国的极权。后来，我就开始传播翻墙软件，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信息。”
“当时中国各地管控还不是很严，广东靠近香港，更加开放，常有游行集会活动。看到有这样的消息，我就去参加。我参加过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参加过2014年的肇庆反雾霾集会和反PX项目游行，还在董瑶琼喷习近平画像后也去找了个共产党的宣传画喷了油漆。”
“但因为这些事件，我也频繁地被国保找上门。直到2018年，我被刑拘，二十多天后取保候审，半年后开庭被判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半，当地的司法所不愿意接受政治犯，我被遣返回户籍地老家执行缓刑。缓刑结束，我找到机会出逃，辗转来到荷兰，并顺利通过政治庇护。”
“现在我在学习荷兰语，有一份清洁工作，每周工作24小时挣1400欧元。房租政府补贴一半，医保政府全部负担，没有生活压力。”
“我最对不起的是我奶奶。我知道我走了就没有人照顾她了，但当时疫情期间中国闭关锁国，我感觉再不走，我一辈子都走不了了。离开中国半年后，奶奶与世长辞。”
“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不是勇敢的人，其实每次国保找我，我都非常害怕。但他们走了，我又觉得应该去做。”
“我不是圣人。我没有想着要拯救世界或者改变历史。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哪怕只是传播一点真实的信息，哪怕只是让一两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一点改变，这都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关乎我自己，还关乎整个社会。因为，当一个社会失去了真相，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不管他们支持谁、站在哪一边。”
责编：李亚千；网编：伍檫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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