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由中国独立影像观察者梳理的“雪藏清单”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这份清单列出约三十部因“过于真实”而难以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清单，其中包括记录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如此打工30年》以及跨越十余年追踪访民处境的《上访》等作品。

这份名单跨越近三十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历程，涵盖底层生存、体制矛盾及历史禁忌等多个领域。有受访者指出，这些影片长期难以公开传播，不在于艺术形式，而在于其呈现的内容涉及官方叙事较少触及的现实议题。

现流亡德国的纪录片制作人郭珍明本周日（4月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从“播后即焚”到“溯源清理”的审查方式变化，反映出当局对民间真实叙事的持续警惕。他说：“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揭露性、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的独立纪录片。现在已经没有这类创作。”

部分作品由播出转为受限

清单中不仅包括从未获准公映的地下纪录片，如揭露文革记忆的《我虽死去》，也包括曾在主流平台播出、如今被技术手段限制传播的作品，如医疗纪实片《人间世》和展现基层选举的《请为我投票》。

郭珍明继续说，当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同样属于地下状态，虽不能公开上映，但仍可在美术馆、画廊、书店及影展等空间放映。他说：“在胡锦涛时代，纪录片在美术馆等小范围空间放映，一般没有太大问题。我2009年到北京的时候，记得在798艺术区和一些画廊看到很多纪录片。”

2024年1月8日，网易新闻推出纪实短片《如此打工30年》，上线不足24小时即被全网下架。该片呈现高龄农民工在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随后以“负能量过重”为由停止传播。

限制延伸至出版领域

类似的内容限制亦出现在出版领域。中国艺术家、作家何三坡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作品在国内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基本没有机会进入公共平台：“二十多年前，我在很偶然的时刻，在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看过一部《垃圾围城》，深受震撼，并开始为城市的环境忧虑。我想说的是，一部电影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命运。遗憾的是，在一个非正常的地方，一个政治高压的地方，真实带来的是被打压和抑制，最终会是彻底湮没的命运。”

2026年初，中国基督徒作家何三坡的英文小说《上帝在旧金山》在欧美出版市场迅速传播。该书一周内进入亚马逊、沃尔玛及欧洲多国渠道。作者从未到访美国，却以旧金山为背景完成创作，并称灵感来自信仰体验。其作品未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反映中国民间生存状态的影像与书籍在大陆互联网中被持续清除，但它们在海外流媒体与民间存储中的传播并未中断。这些影音与文字，持续构成对现实的记录。

旅居泰国清迈的独立作家王继对记者说：“中国有一大批记录底层生活的地下纪录片。我自己写小说，很清楚封锁一部作品有多容易，尤其是纪录片，因为你呈现的是现实，而现实，恰恰是专制体制最警惕的部分。”

王继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仍可在国内出版，但近年重新写作后，已完成的四本书均无法在中国出版，只能转向海外发行。

清单涉及多部代表性作品

被列入雪藏名单的纪录片包括《最后的棒棒》《垃圾围城》《差馆》《请为我投票》《我虽死去》《生门》《人间世》《乡村里的中国》等。其中，《上访》为赵亮历时12年拍摄，持续记录北京南站附近访民群体。这部时长逾五小时的作品，因触及信访机制与执法冲突，在中国大陆几乎难以公开呈现。

责编：李诺

2026年清明档期临近，中国国家电影局4月2日发布超过20部新片名单，涵盖革命历史、现实题材及悬疑类型。在发布活动的推介环节中，《浴血困牛山》《八子参军》《半条被子》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被优先呈现。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片单整体呈现类型多样化，但在发布顺序与话语安排上，相关题材仍被置于优先位置，显示节假日档期的叙事安排具有明显导向。

旅美学者陆军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逢重要节假日，当局都会准备一批宣传官方叙事的电影，而且不管观众是否喜欢：“对于共产党来说，所有的节日都是他们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给民众洗脑的关键节点，因为在这个时机，媒体比较关注所谓英雄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影片围绕一个主旋律，就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陆军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家靠着两件东西，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因此官方格外重视对民众进行各类宣传。而中国电影中的个人奋斗叙事，正逐渐演变为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集体临摹。

有分析指出，这种以节日为节点的集中排片与统一推介，已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常态运作方式。

据经济观察网4月2日报道，在发布活动中，官方首先安排《浴血困牛山》《八子参军》《半条被子》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亮相，相关主创围绕“回望历史”“铭记先烈”“致敬英雄”等主题进行介绍。这类内容与清明节的纪念属性形成对应。

年轻观众疏离主旋律影片

异议人士季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现在是以洗脑为主，但是现在看电影的人非常少，以前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缩减了，尤其是横店拍摄的这种抗日神剧，几乎没有市场。”

与此同时，《我，许可》《我的妈耶》等现实题材影片，以及《天才游戏》《蝴蝶楼·惊魂》等悬疑类型片也在活动中进行推介，但整体呈现顺序靠后。

河北电影制作业内人士周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官方资助影片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但已经没有市场：“官方要求播放这些影片是一项政治任务，制作人有政府补贴，而且在制作其它电影时可获得政府提供的便利，所以必须拍摄。也有的制片人通过投资这类影片，进行洗钱。”

在进口影片方面，《超级马力欧银河大电影》《挽救计划》《河狸变身计划》等作品被提及，但未成为发布重点。

周先生表示，官方对进口电影的审查极其严格，很多影片无法进入市场，因此今年清明档进口片数量有限，但其票房表现可能优于部分国产片。他说：“进口片仍然存在，但在官方叙事体系中，它们更多被安排在补充位置，而不是主导位置，但在观众看来，进口片才是他们喜欢的电影。”

春节后电影市场明显降温

刚过去的今年春季档整体票房增长有限。公开数据显示，春节档之后电影市场热度回落明显，多数影片票房未达预期，部分中小成本作品上映周期缩短。业内普遍将清明档视为上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希望借助三天假期带动观影需求回升。

截至4月初，清明档新片预售票房已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有票务平台分析人士表示，在缺乏好莱坞大型影片竞争的情况下，档期总票房有望突破10亿元人民币，但最终表现仍取决于头部影片的口碑与排片情况。

此次清明档表面上题材更加多样，但在内容排序与宣传重点上，仍体现出革命历史题材优先呈现的特点。学者陆军与业内人士周先生均指出，节假日档期不仅承担票房功能，也成为官方进行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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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中国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同步公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列出20项“严禁”规定，涉及意识形态、教学安排、考试管理、教师行为及校园收费等多个方面。

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

责编：李诺

2026年春节档电影数据公布后，《中国青年报》2月21日报道援引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春节档总场次超过394.7万场，创下历史新高；同期累计票房为39.32亿元，同比下降约58%，规模回到2017年前后水平。

截至2月22日（正月初六）18时，官方更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总票房升至50亿元。对比往年数据，2025年为95.10亿元，2024年为80.16亿元，2023年为67.65亿元，2022年为60.39亿元，2018年为57.71亿元，2017年为34.19亿元。过去数年春节档票房整体呈上升态势，今年则明显回落，不仅低于近两年高点，也低于疫情期间水平，整体接近2017年前后水平。

对此，中国电影制作人南平（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节档不能仅看排片场次，更应关注观影人次，这才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他说：“春节档的核心不只是场次，而是单场效率。旺季排片增加，本应伴随观众数量和票房同步增长。如果两者出现脱节，说明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不足，或者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变化。”

场均20人 被摊薄的档期红利

南平说，今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为8072.3万人。以截至2月21日的394.7万场计算，8072.3万人次除以394.7万场，约为20.4人，即每场平均观众约20人；同期39.32亿元票房除以394.7万场，单场收入约996元。按照这一数据测算，人次、票价与票房之间基本对应。

南平认为，若按多数影厅100至150个座位测算，以120座为例，20名观众对应的上座率约为16.7%，整体处在15%至20%之间。他说：“春节档一直是影院利用率最高的时段。今年排片达到峰值，但单场观众数量仍处于相对低位。”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李春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2月21日数据计算，今年票房规模约为去年的四成：“去年票房收入95亿元，今年降到39亿元。上映影片几乎全部为国产片，未见进口大片进入主档期。科幻、军事动作、喜剧和动画等类型均由本土制作公司主导，内容多带有主旋律元素，票房表现低于往年水平。”

从IP驱动到审美疲劳显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春节档上映影片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等，多部为成熟IP续作或系列电影。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该档期票房达到95.10亿元，观影人次1.87亿，创下春节档历史纪录。头部影片集中上映，对票房形成带动。

相比之下，2026年春节档排片场次虽创下新高，但影片结构出现变化。主打作品包括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3》，张艺谋监制的《惊蛰无声》，以及《镖人：风起大漠》《熊出没·年年有熊》等。整体片单未形成类似2025年的头部集中效应。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22日18时，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突破50亿元。场次增加，但观影人次与单场产出未同步提升，排片增加未能转化为相应的观影规模。

主旋律续作难撑旗帜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春节档场次创下纪录，但单场观众不足20人，本身已反映出市场结构变化。他说：“电影市场不是靠排片数量支撑的，而是由观众意愿决定。场次接近400万场，票房却回到2017年区间，这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

顾先生认为，如果观众愿意购票，上座率不会停留在一两成水平。“现在的数据反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观众在主动选择。”他说，今年以来文化消费结构正在调整，“从新华书店的销售变化就能看出，宣传类书籍销售放缓，通俗读物相对走俏。”

他表示，春节档向来被视为观察电影市场走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数据说明，当影片难以与观众形成共鸣时，排片规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观影，市场反馈会直接体现在票房和上座率上。

责编：李诺

这幅标示为明代仇英《江南春》的图卷，2025年中出现在北京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而它却是中国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在1950年代捐赠给南京博物院137件的文物之一。由于庞莱臣家族举报，拍卖公司才撤拍。新闻引发中国社会热烈讨论。

在庞家人的追究下发现，南京博物院早在1960年代就将这幅图卷连同其他五幅庞家的捐赠品鉴定为“伪作”，随后拨交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处理，2001年，《江南春》以6800元人民币，被单据上所谓的“顾客“买走。

不管这幅画的真伪如何，捐赠者控诉，他们无偿捐给博物馆的藏品，为何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流入市场？整个过程都充满疑问。

收藏家马未都在他的视频中评论，2001年已经是拍卖风起云涌的时刻，就算这幅号称仇英的作品是假画，也不是这个价钱。而90年代文物商店最早期的时候，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如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单据上却写上“顾客“，那从一开始这个事就有嫌疑。

南京博物院的退休员工郭礼典更公开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多年来贪赃枉法。他指控徐湖平有组织有预谋地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

台湾的中华文创学会理事长黄河指出，徐湖平不只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他还是江苏文物中心的总经理，太容易让他有所操作。“这个等于是一种系统性的失职，绝对不是说某一个人误判，而且是长期性的。”

抗战时期北京的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有2211箱文物留在了南京。奇怪的是文物从此封藏至今，没有公开清点也没有维护。外界无从知道文物情况。

在南京博物院事件后，中国许多博物馆纷纷遭到民众检举有伪作可能。许多博物馆闭门清点。这个现象被网民讥讽为中国的“博物馆事变元年”。甚至有很多网民在网上感谢大英博物馆和台北的故宫，完好保存了中国文物。

而率先爆料整个事件的亚洲周刊微博，竟然被封号禁言十多天。到底这个事件踩到了哪些官方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