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九大投票的玄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所产生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以毛泽东否定了林彪、陈伯达推出的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告终。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场上，不满的林彪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张、姚二人的那份报告，相当得意的毛泽东则是阴阳怪气地询问全场“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并引发了整个会场手举红宝书的表忠。不过，林彪也不会咽下这个哑巴亏。1969年4月24日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这天，林彪展开了反击。

这天的会议上，中共进行了历来都是走过场的投票环节，推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会场上的代表共有1510人。如往常一样，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获得全票通过，这表示毛泽东也给自己投了一票。周恩来获得了1509票，这是因为他没有投给自己。林彪得了1508票，这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票数不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而令人意外的是，江青只拿到了1502票，少了8票。至于另三个当红毛派大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则更是只有1490多票。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江青非常之不满。根据林系干将吴法宪的回忆，在投票结束后，曾有过这样一段事情：

“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事实上，这样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背后确实是因为林彪系人马的大力活动。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康生和江青试图弄清楚是谁没有给他们投票后，事情传到了吴法宪和周恩来耳中，两人都表示这样做违反了中共党章，其后周恩来把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话，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过，吴法宪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江青在这类问题上一直在和毛泽东通气，是毛泽东站在江青身后。可以说，尽管事情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实际上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敌意。

（以上内容见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在一片视投票为儿戏的闹剧中，中共九大推出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计279人。其中，只有53人是上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有多达136人是军队干部，有90人是所谓“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一格局，反映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的膨胀。此外，随着林彪在中共九大通过的新中共党章里正式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以及林彪在投票问题上狠狠敲打了一番毛派，林彪的势头比以前要更盛。在这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更大的动作。

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1969年3月和8月，苏中两军在珍宝岛、铁列克提相继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进入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9月11日，周恩来与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

不过，中共高层继续着备战，在这年10月1日之后向各地疏散，其中毛泽东跑到了武汉，林彪跑到了苏州。10月17日，林彪向中共军队下达了一份文件，名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根据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回忆，这一文件的要点为“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10月18日，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将这一命令下达到了中共全军。根据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在10月19日才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以急件传阅将这个文件报给了毛泽东。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以上内容原载于汪东兴回忆，亦见于1998年9月21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56期）

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绕开了毛泽东自作主张地下了这个命令。不过，对于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争议。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说法，这个命令在10月18日下达的当天，叶群就已表示将它的内容告诉毛泽东。在这之后，这个文件才由黄永胜向中共全军下达。吴法宪的回忆录也表示，毛泽东曾通过汪东兴给叶群打电话，表示他对林彪的命令没什么意见。可以说，对这件事各执一词的双方，必然有一方说的是完全的假话。但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前，我们也很难知道真相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显示了林彪在军队中的强劲实力，也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进一步猜疑。根据文革史学者萧象的总结，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闭社会，当一、二把手关系已有间隙，一把手对二把手多有戒备和猜疑的敏感时期，任何来自二把手与属下的动静尤其是不慎，都会引起一把手的（强烈）反应与（深度）怀疑。毫无疑问，林彪的‘一号号令’进一步加深了毛对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间的裂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势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制与削弱的时候了。”

（萧象：《再探林彪的“一号号令”》，爱思想网，2021年10月30日）

三、中国国家主席的存废，点燃毛林直接冲突

于是，随着毛林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的直接冲突很快就点燃了。双方直接爆发冲突的节点，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原本议程，是中共中央聚集在度假胜地庐山，讨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在这之前的第三届人大，是在1964年12月召开的，按照中共的规定，理论上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应该是五年一开。不过，由于文革爆发，新一届人大的召开一拖再拖。毛泽东也需要召开人大修改宪法，从而在宪法层面巩固他通过文革造成的政治路线。不过，这次会议实际上却是离题万里，变成了毛派和林系人马的正面冲突。至于冲突的引爆点，看上去也是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设置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的人是刘少奇。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礼仪性质大于实质。在刘少奇倒台后，代理这一职务的人是80多岁的中共元老董必武。由于这一职务需要处理种种繁琐的礼仪事务，不耐繁剧的毛泽东对它没什么兴趣，但这时候董必武年纪也很大了，很难继续胜任下去。于是，要不要继续设立这个职务，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文革前，刘少奇既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又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对“接班人”地位的又一层保障。按照之前的逻辑，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应该是已经有了“接班人”头衔的林彪。不过，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强猜忌心理的毛泽东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了新宪法草案，毛泽东则明确表示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这个月的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就修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则再次表示不设立国家主席。另一方面，身处苏州的林彪在通过周恩来得知了毛泽东的看法后，于3月9日通过叶群告诉林系干将黄永胜、吴法宪，表示他赞成设立国家主席。于是，在3月17—2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就高调地坚持应该设立国家主席，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又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在这之后，林彪又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表示他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没有理睬这一提议。4月11日，林彪又一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他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12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随后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前哨战。随着庐山会议的临近，更大规模的冲突猛烈爆发了。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

一、文革前夕和爆发后的毛林关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刘少奇的毁灭。然而，这件事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逗号。在刘少奇终结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的矛盾，就快速浮现了出来。

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在文革爆发前，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铁杆盟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毛泽东在面临大饥荒造成的地位危机时，有了一个强力的帮手。在这之后，毛泽东也对林彪投桃报李，毛林两个人大型“商业互吹”，发动了所谓“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学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文革中随处可见的毛语录，也就是俗称的“红宝书”，就产生于军队学毛著。在文革爆发后，林彪所代表的军人势力对毛泽东进行了强力的支持，毛泽东也对林彪进行了很多支持，与林彪一同清洗了军队中的不少非林彪系的势力。1966年5月的罗瑞卿倒台、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及其导致的中共军内造反派被清洗，以及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到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宣布对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贺龙也“不保了”，而贺龙也是和林彪素有恩怨的人物。在这之后，身患糖尿病的贺龙于1969年6月被注射了葡萄糖液，随后死去。

不过，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于林彪也绝非完全信任。在1967年7月，林彪曾与当时的毛派红人王力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对中共军内的非林系山头进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然而，随着1967年8月毛泽东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次“揪军内一小撮”也不了了之。

事实上，在文革爆发后的两三年里，林彪以及整个中共军队的势力膨胀得相当厉害。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当时中共治下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在这29个革委会中，由军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之多。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新党章草案上，更是加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其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共九大上，中共新党章正式通过，林彪也就正式地戴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头衔。然而，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已经产生了虽然表面上没有说破，但实际上已经很激烈的冲突。

自古以来，强势的君主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以一地鸡毛收场，汉武帝、康熙帝与他们的太子间的恩怨都是典型例子。“接班人”的头衔绝不能说是稳固了林彪的地位，反而把他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更何况，林彪这个“太子”这个时候的权势很盛，这就更会引起毛泽东的猜忌。此外，毛林两人这时在政见上也产生了裂痕——这一裂痕的直观反映，就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

二、围绕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毛林斗法

196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了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九大报告，张春桥、姚文元也被要求参与其中。接到这个任务的当天，陈伯达就让他的秘书搜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并且对他的秘书表示“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在2月7日的又一场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

在这之后，林彪曾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叫道自己家里开会，表示报告的内容他自己不多过问，由陈伯达来考虑。在这之后，陈伯达写了一个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提纲——这个提纲光是听一听名字，就能感到一种明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味道——接着又和林彪进行了一次商议，再对提纲加以修改，然后写了一个报告，将它附上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然而，对于陈伯达写出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并不满意。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亲口表示：“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位。”“两家各搞各。”并在会上点出了他心目中的报告主题，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发生的只是对一份政治报告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却充满了隐隐的火药味。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康生推掉了写报告的任务，于是起草中共九大报告的任务就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这件事情令林彪相当不满，因为陈伯达的报告可以说是林、陈两个人商量着做出来的，背后反映的则是他们在此时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希望执行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接下来，这些中共大员们讨论了张春桥起草的报告。在讨论中，陈伯达言辞激烈地表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毛泽东则是反唇相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样，陈伯达的报告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了。随着张春桥、姚文元开始起草报告，林彪曾经表示：“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不满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最终，在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这份政治报告里表示，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文革作为一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斗、批、改”，就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1966年8月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出的《十六条》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按照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的召开并不意味着文革式政治的终结。正如这份报告所说，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

一段广泛流传的现存影像资料，展示了中共九大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镜头中，在林彪面无表情地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后，毛泽东有些戏谑地对与会者们说：“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会场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而毛泽东则在掌声中说：“赞成的举手！”并举起了自己的手。会场上的人们，包括坐在毛泽东两边的林彪、周恩来，也都拿着俗称“红宝书”的毛语录举起了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环视会场，而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通过！”会场之上，则是响起了疯狂至极的喊声“毛主席万岁”。在了解了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这一背景后，我们如果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场景，就能通过毛泽东、林彪在当时的表现，想象出毛泽东那时候内心的一种病态“快乐”和林彪心中的郁闷。

三、林彪一系仍然实力强劲

中共九大也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常委只有5人，排在头两位的是毛泽东、林彪，另外三位则是按照姓氏的笔划排列，依次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总的来说，尽管林彪、陈伯达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但他们依然在五常委中占据着两个位置。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也产生了2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除了毛泽东之外的铁杆毛派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4人，除了林彪之外的铁杆则有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5人，此外还要加上在当时正靠向林彪的陈伯达。

随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宣告取消。但是，1968年3月以来接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依然在活动，实际上管理着军队。在1969年5月刚刚开完中共九大时，这一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几个林派大将也都身在其中。尽管铁杆毛派谢富治当时也是这一办事组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个办事组实际上是林彪一系的天下。

总的来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林彪一系的势头仍然非常强劲。尽管林系人马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输了一阵，但他们很快就展开了首次反击。这次反击的发生时间，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69年4月24日产生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