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队”运动的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在派出工宣队镇压清华造反派后，向工宣队赠送了芒果，并由此引发了狂热的芒果崇拜的风潮。这一匪夷所思的一幕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毛泽东对新政治秩序的确认。在这种新政治秩序下，所谓“伟大领袖”和造反派们的“亲密无间”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压制了造反派的工宣队们则成为了毛泽东新的“宠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大规模的镇压开始了。

事实上，如果以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为文革的标准运作模式，那么文革的长度并非十年，甚至也不是三年，而是从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这两年多一点。在这之后，从1968年夏天到1974年初，文革进入了一段“间歇期”。在这一时期，中共高层各派一边互相狂争乱斗，一边对民众大规模地举起了血腥的屠刀，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三场运动，展开了自上而下、层层命令之下的大清洗式镇压。美国学者魏昂德在他的文章《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中，通过大量地方志中的文革死亡人数资料，统计到了176226个死亡案例。这些案例虽然只是文革死者当中的一部分，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十分值得重视，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有37046个是由造反派活动造成的，有多达130378个是由当局活动造成的。魏昂德在他的文章中指出：

“造反派造成的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集中在1966年秋天造反派攻击当局和其他人时，以及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时。从那时起，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占据了上风，造成了人员伤亡，但这些损害与早期造反运动并不相同。与1968年大部分时间里当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高峰相比，与1970年短暂但剧烈的死亡人数高涨相比，造反派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形见绌。”根据这些数字之间巨大的差别以及它们随时间的分布，我们可以导出两个有广泛意义的结论。首先，如果在1968年是当局最终采取行动制止了破坏性的造反运动，那么显然这种解药远比疾病更可怕。与造反派所造成的苦难相比，当局所造成的苦难大得不成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昂德统计到的130378个当局造成的死亡案例中，有多达96109个是由“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造成的，这显示了这场运动的异常血腥。根据不同的估计，这场运动的死亡人数，多达50万到150万之间。

1968年2月21日，在“黑手行动”之前的五个多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警卫团组织了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针织总厂，对两个工厂进行军管，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试点。到了5月，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总结出了一套搞这场运动的经验，将它写成文件，经由姚文元交给了毛泽东。5月19日，毛泽东在文件上写下了批语，表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名叫《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文件，将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样板由上而下地传递了下去。

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新华印刷厂在展开“清队”的过程中，基本的做法是所谓的“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以下引用这份文件当中的一些原话，以展示其中体现出的镇压的暴虐、血腥：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个厂军管人员说，“坦白从宽”并不是“宽大无边”，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捉的不捉交给群众专政，都可以算做从宽处理。坦白后处理到底如何掌握，要服从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利益的需要，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他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二、以“六厂二校”为模版的大屠杀

这之后，在1968年7月，毛泽东以由中共中央警卫团指挥的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镇压了清华造反派，大批工宣队、军宣队也进驻了各个企事业单位和高校。其中，由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的单位除了清华大学和以上提到的两个工厂之外，还有北京大学以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这四座工厂。这样，由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的地方，就被称为“六厂二校”，军宣队、工宣队在其中的镇压经验，则被作为了一种“样板”。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谈话时，曾经这样说道：“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期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接下来，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发布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其中表示：“ 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大规模的镇压就在各地展开，造成了一片惨烈的腥风血雨。以下就举一些省的情况，来看一看这场运动的残酷。

三、遍及各地的“清队”大屠杀

在安徽，“清队”运动自从展开以后，到了1968年年底就已经“清理”出了各种所谓“坏人”43万多人。据学者尹曙生的研究，当时安徽的情况是：“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参加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在云南，“清队”运动与一场名为“赵健民特务案”的政治清洗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案件中，康生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康民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和“叛徒”，其后展开了大规模清洗。在1968年夏天到第二年，中共云南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康生一同在云南展开大规模清洗，以大批中共党、军酷吏审查了138.7万人，其中打死1.7万余人，打伤6.1万余人。

在内蒙古，“清队”运动则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结合起来，中共在那里通过“清队”制造了一场名为“挖肃”的大屠杀。当时，中共在内蒙古通过种种令人发指的极端酷刑，将上百万人定性成了所谓的“内人党”成员，加以残酷的屠杀和虐待——所谓“内人党”问题，涉及到中共及苏联、蒙古共产党之间的种种恩怨，在今天我们先不加详细叙述。总之在，在这场针对所谓“内人党”的大屠杀中，大批无辜的蒙古族民众成为了受害者。在这场从1967年开始，在1968年随着“清队”运动到来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1969年5月的大屠杀中，据各方估计有2万至10万人死亡。而根据中共在1980年承认的数字，也有34.6万人被关押，16222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人致残，可谓惨绝人寰。

在广西，一场极为惨烈的屠杀也与“清队”运动结合了起来。在文革爆发以后，广西的文革“群众组织”分成了联指、四二二两派，其中前者保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后者则是反对韦国清。从1967年末开始，在韦国清的推动下，联指在当地中共军队及民兵的配合下，对四二二及其同情者，以及广西的所谓“黑五类”展开了灭绝性的大规模杀戮。这场大屠杀在1968年达到了顶峰。根据中共在1984年公布的材料，广西在文革中所谓“非正常死亡”者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者有3700人，有多达7.9万多人是被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杀害的——这样的数据，也和魏昂德的研究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在同一时期，广西还有2万多人失踪，以及3万多名无名无姓的死者。这样，仅根据中共承认的数字，广西在文革中的所谓“非正常死亡”者就达到约15万人的规模，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当局的政治运动有组织地杀害的。

总而言之，“清队”运动可以说是文革当中极为血腥的一幕。而除了这场运动之外，当时还有“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两场大屠杀式的镇压。

感谢大家，这周就先讲到这里。

一、“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结局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毛泽东在1968年7月27—28日发动了文革中著名的“黑手行动”，派出工宣队，对蒯大富率领的清华造反派进行了背后算计式的镇压，北京所谓五大红卫兵领袖也在这时纷纷“落网”，成了毛泽东终结造反派运动的牺牲品。在这里，我们先要讲一讲所谓五大红卫兵领袖的结局。

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开始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实际上就是被关起来了，1983年邓小平上台后被正式判刑17年，1984年获得保外就医机会，1986年被假释。

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于1968年底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劳动，1970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83年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满释放——这是因为他的刑期是从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开始算的，也就是说，他也是被毛泽东抓起来的，后来被邓小平正式判刑。

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1969年被分配到湖南株洲的工厂工作，1971年3月被隔离审查，此后在经过四年多的隔离审查后又被监督劳动，1977年被正式逮捕，1983年被正式判刑，1986年被刑满释放——他的刑期，当然也是从被隔离审查开始算起的。

北师大造反派头头、曾率领红卫兵砸毁曲阜孔庙的谭厚兰，1968年当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区的一座农场劳动，1970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正式逮捕，但因为“积极交待”和患有癌症，最后于1982年被免于起诉，同年死去——她人生的最后12年，都几乎在关押中度过。

地院造反派王大宾，于1968年当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遭隔离审查，1978年正式被捕，后被判刑9年，于1983年获释。

总的来说，这所谓“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都是被毛泽东抓起来，有四人在邓小平时代或被正式逮捕判刑，谭厚兰则在被免于起诉后不久病死。也就是说，镇压他们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后来的邓小平是在镇压他们这一点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二、“芒果邪教”的产生

而非常荒谬的一幕，则紧接着“黑手行动”发生，那就是迅速在当时中共治下各个角落相当魔怔地刮起的一股芒果崇拜之风。芒果，只是一种普通的水果，看上去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毛泽东、跟文革扯上什么关系。然而，在那个充满了匪夷所思现象的时代，这种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一篮来自巴基斯坦的芒果说起。在1968年8月初，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访问北京的时候，给毛泽东赠送了一篮约40个芒果。这本来只是一篮普通的外交礼物，看上去平平无奇。然而，事情很快就开始向奇怪的画风狂飙而去。在8月5号这一天，毛泽东把这篮芒果送给了刚刚镇压了蒯大富的清华大学工宣队，芒果一下子就成了一种象征所谓领袖“恩情”的“神圣”物品。不敢怠慢的清华大学工宣队也随之遇到了一个难题——工宣队有好几万人，而芒果只有大概40个。究竟要怎么分配这些芒果，才能使所有人都雨露均沾地享受到这份所谓“伟大领袖”的“恩情”呢？

根据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当时这些芒果经历了一番很曲折、坎坷的遭遇：

“汪东兴把芒果分给了北京各厂的工人代表，其中也包括北京针织总厂。工厂工人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唱颂著毛语录里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坛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个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这样，人多芒果少的问题就被解决了，每个工人都通过喝芒果水享受到了毛泽东的这份所谓“恩情”。不过，一个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毛泽东送的芒果被煮成芒果水喝掉了，承载着这份所谓“恩情”的实物芒果消失了，要怎样才能把这份所谓的“恩情”保存下来呢？这也没有难倒当时的人们。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坛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

对于人们如此狂热地喝芒果水、膜拜芒果模型的事，毛泽东怎么看待呢？根据李志绥的说法：“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三篇第66节）

根据学者翟华的文章，毛泽东赠送出去的实物芒果，被各单位打蜡保存。然而，这些实物芒果有限，就算是北京的大部分人都无法获得。控制着清华工宣队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自有办法。翟华的文章说，当时工宣队的领导，也就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人的做法是：“立刻请北京轻工系统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气味研制塑料仿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眼福。”

在这之后，这种仿真芒果就成了一种商品。翟华的文章说道：“后来仿真芒果上市，我家也请到了一尊这样放在玻璃罩内的金黄色芒果。玻璃罩上写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复制品）。”

（见翟华：《文革往事考：谁吃了毛主席的芒果》）

三、走向魔幻的狂热芒果崇拜

上述的这些事情，只是当时芒果崇拜的一小部分。在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了芒果之后，一篇名叫《金色的芒果》的肉麻诗歌，赫然出现在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1968年8月10日的第六版上。这首诗歌里这样说道：

金色的芒果啊， 放在红色的彩台上， 金色的芒果啊， 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 千万支队伍在迎着芒果走来， 千万支歌曲在对着芒果高唱。 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芒果， 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荡。 见到那金色的芒果啊， 就好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站在那金色的芒果面前啊， 就好象站在毛主席身旁。 一次又一次地摸着那金色的芒果啊， 金色的芒果多么暖！ 一次又一次地闻着那金色的芒果啊， 金色的芒果多么香！ 多少人手捧芒果眼望中南海， 幸福的热泪簌簌淌； 多少人面对芒果表决心， 誓言滚滚震天响： “毛主席啊！ 我们永远跟着您干革命， 海枯石烂心不变， 任何困难无阻挡。”

这首诗在后面还有不少内容，在这里就不全文引用了，只需要再讲一讲它的最后一句，是“金色的芒果啊！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可见，芒果在当时，已经迅速成为了一种邪教式的崇拜对象。

《人民日报》同一天的同一版上，还出现了一篇名叫《同志，幸福请你分享！》的文章。这篇文章里讲到，工宣队成员、北京第二机床厂一个名叫小高的厂革委会委员，拿着毛泽东送的一个大芒果向厂里的工人展示。而在他带着这个大芒果走到医院里的时候，发生了非常玄幻的一幕：

“小高捧着芒果，走过一张张病床，不断地说着：“‘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请你分享。‘回答的都是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在一个还在昏睡的病人床边，小高轻声而又充满激情地说：‘毛主席把芒果送给了我们，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请你分享。‘病人一听到‘毛主席‘三个字就立刻睁开了眼睛，看看芒果。小高把芒果送到他的脸前，病人深深呼吸，好象要把芒果的芳香吸入肺腑。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看了芒果，我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我的病好了一大半，我一定安心养病，与它作斗争，早日回厂和你们一起战斗。‘话音刚落，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声声美好的祝愿。整个楼道、病房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可见，毛泽东赠送给工宣队的这些芒果，不但能散发出“红太阳的光芒”，而且代表着毛泽东本人，甚至还能让人闻着治病，可谓是神奇至极。而很快地，这股芒果崇拜之风就从北京传播开去。翟华的文章谈到，在中共国庆日“十一”前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几十万人的盛大群众集会，人们争相膜拜着送到当地的仿真芒果。“北京也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革命行动‘；北京与外地无数支群众队伍抬着芒果的模型庆祝游行。”

如此狂热的芒果邪教看似疯狂，实际上除了令人感到荒诞可笑外，还是有着一种背后的逻辑。在工宣队镇压造反派之前，造反派自认为是毛泽东的真正“贴心人”，也一直响应着毛泽东的种种号召，扮演着为毛泽东向文革前旧体制“造反夺权”的角色。然而，随着毛泽东把芒果送给镇压造反派的工宣队，随后这种象征着毛泽东与工宣队间纽带的芒果被展开邪教式的崇拜，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诞生了——毛泽东和造反派不再是所谓“最亲密”的人了，毛泽东和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文革前旧体制回归的工宣队，才是“最亲密”的人。

这种以芒果为象征符号的新权力结构是怎样的呢？下一讲我们就要来仔细谈谈。

感谢大家，这周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一、“七二五接见”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经过，以及1968年7月中旬各地造反派代表齐聚北京、相继在清华和北航召开的会议。在这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得知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造反派试图建立跨省全国性组织的举动引起了中共高层各派的极大猜忌和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手镇压曾被他一手发动起来的造反派。在1968年7月24日这天，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表示，要临时组织两三万人的工人和一部分农民进入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原话，是要“捅这个马蜂窝”。当时，毛泽东的神态像指挥打仗一样地亢奋。这样，北京造反派的政治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接下来的重要一幕，是所谓的“七二五接见”。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7月25日凌晨，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指的是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见当时广西两派代表的事。参与这次接见的中共高层人物，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人，可以说包含了老干部、毛派、军方人物在内的中共各派势力，他们在这次接见中发出的声音，代表的是当时中共高层的一种共识。

当时，广西如各地一样，正陷入保造两派的大规模冲突中。当时主政广西的韦国清，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力保的人物，因此名为“联指”、立场为保韦国清的广西保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在军队的支持下，正在对反韦国清的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乃至大批民众展开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甚至包括食人行为的大规模屠杀。两派当中哪一派正在超大规模施暴，本来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然而，在这次接见中，中共高层各派大员们却声色俱厉，一致严厉指责广西造反派“四二二”的代表，表示“四二二”才是杀人放火的一方。按照学者秦晖研究文革史的论文所说，在这次“七二五接见”中，“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

除了在广西的问题上颠倒黑白外，这些中共大员们很感兴趣的另一件事，就是广西造反派代表参加清华、北航会议的情况。而且在他们口中，这次会议被叫做“黑会”、“黑串联会”，算是给它定了性。按照秦晖的文章归纳，当时的情形是：

“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见秦晖：《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思想》季刊第32期，2016年12月））

陈伯达所说的蒯大富和韩爱晶，就是清华、北航造反派的头头。可见，在当时的中共高层看来，北京造反派已经不需要继续存在了。毛派干将姚文元也在这次接见中和其他中共大员一样，对广西造反派代表咄咄逼人，说道：“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这次接见代表的是中共高层各派的集体意志。

（见历史文献《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份同志和军队部份干部时的指示（七二五讲话）》，载于《华夏文摘》增刊第二八七期，2002年4月15日出版）

二、“黑手行动”：工宣队进占清华大学

于是，历史就走向了下一个重要的事件。如果认为文革有十年长，那么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文革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认同“三年文革论”，那么这一事件实际上就是文革走向终结的标志，这就是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攻清华大学之战。对于这一天，我把它叫做“黑手日”。

毛泽东派往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全称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而，这支工宣队中除了从北京六十多个工厂中抽调的三万多名工人外，还有一些毛泽东的“羽林军”8341部队的人员，它的实际负责人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以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这个时候的蒯大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还在清华园中指挥着他的团派围攻坚守科学馆的四派。7月26日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8341部队人员开会，对他们下达了进占清华的部署。决定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968年7月27日上午10 点，声势浩大的工宣队兵临清华大学外，要求一小时后进驻，与蒯大富的团派在清华西门发生了冲突。中午时分，在人数上有绝对优势的工宣队突破了清华大学的南门和西门，冲入了清华园，进入了四派坚守的科学馆，收缴了四派的武器。然而，团派却不愿意妥协，在当天下午和晚上以各种冷热兵器攻击工宣队，使工宣队蒙受了5死731伤的损失。团派之所以会这样激烈地抵抗工宣队，是因为他们并不清楚工宣队背后就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蒯大富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打手之一，他们无法料到毛泽东竟然会对蒯大富动手，还以为这背后一定有所谓的“黑手”。

面对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情况，蒯大富在当天下午去了北京市革委会，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等人见了面，表示团派会“以死一拼”。在这之后，谢富治强硬地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当天晚上，回到清华的蒯大富已经认清了现实，召集了团派人员开会，表示剩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和工人们继续打、二是撤出清华，如果继续打的话要么工人死伤惨重、要么团派全军覆没，而最合理的做法则是走为上计。直到这时候，蒯大富还对他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异常信任，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 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 就有清华井冈山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算计他的就是他的“伟大领袖”！

7月28日凌晨，团派全体离开清华，一部分撤到了他们天派盟友的据点之一北航，还有一部分远走北京郊外的昌平。当天凌晨到早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一群中共要员的陪同下，召见了北京五大红卫兵头头，也就是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王大宾。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在当天早上才到了人民大会堂——凌晨时分，他在率团派撤出清华后，曾经去北京市电报大楼，向中共中央发出过一份求救电报，表示“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在此情况下团派“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三、毛泽东的“名言”：“黑手就是我”

在发完这通电报后，蒯大富来到北航，收到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表示中共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7月28日早上7点多，经历了灰暗、疲倦的一日一夜的蒯大富在绵绵阴雨中，浑身泥泞地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所谓“伟大领袖”。在这之前，蒯大富曾经一直为毛泽东冲杀在前，为毛泽东斗垮刘少奇出了极大的力气。在他看来，不管怎样，毛泽东都是会站在他这边的、都会是他的保护者。

一见到毛泽东后，蒯大富就大哭起来，并一边哭一边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还说有“‘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

直到这时候，蒯大富还在说，攻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黑后台”是四个月前已经倒台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然而，等待着蒯大富的，并不是他的“伟大领袖”的安慰，而是毛泽东如惊天霹雳的一句话：

“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参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八五期，2006年3月6日出版；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一四期，2007年12月3日出版）

这样，蒯大富乃至大量造反派的政治生命，就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为节点，走向了终结。在发动文革两年多之后，毛泽东通过这样一幕厚黑学表演，亲自终结了为他冲杀在前的清华造反派。而他这句“黑手就是我”，足以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毛泽东进行的这次进攻清华大学行动，实在是可以被称为“黑手行动”。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则可以被叫做“黑手日”。

总而言之，经过这次“黑手日”，“三年文革”可以说走向了终结，“十年文革”走向了以中共上层斗争为主的后七年。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回顾了这个“三年文革”的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地方，绝不只有我们多次谈到过的北京和上海。在1967到1968年间，文革武斗在中共治下各地随处可见。要清楚当时的全局情况，我们也要了解到当时各地的情况——在很多地方，文革武斗中不仅出现了枪支和炸药，甚至还开出了坦克、动用了火炮和军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