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估值超OpenAI,成全球最“贵”AI初创公司
Anthropic估值超OpenAI,成全球最“贵”AI初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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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enia Kuleshov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此次针对Temu的处罚出台之际,欧洲正对中国企业在当地销售商品的行为展开更广泛的审查。欧盟委员会目前还在调查Shein和AliExpress——Temu的两家中国竞争对手。

(香港彭博电)随着中国大陆资本大量流入,再加上当地股市复苏、IPO活动强劲,香港去年以微弱优势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2025年在香港记账的离岸资产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3.77万亿新元),超越瑞士的2.946万亿美元。瑞士同时期的离岸资产规模增幅为7.6%。
该公司预计,随着亚洲财富的快速积累,香港与瑞士之间的这一差距到2030年将扩大至近6000亿美元。
全球私人财富当前在以2021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即便面对关税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因素,跨境财富流动在2025年仍因为投资者寻求分散资产而增长了8.4%,达到15.7万亿美元。报告指出,香港与新加坡正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生态体系,主要服务于亚洲资本;而瑞士、美国和英国仍是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财富的主要通道。
“财富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和投资生态正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高度互联的全球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该报告联合作者卡利奇表示。“香港的崛起反映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日益增强的吸引力。”
财富的激增直接推动了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系统的发展。截至去年年底,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较2023年增长25%,达到3384家。香港政府委托德勤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家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资产规模至少为1000万美元,其中逾1000家管理的资产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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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教授郑强的发言又上热议榜了。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惹争议了。
2026年5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郑强又抛出了他的老生常谈: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
他还装模作业劝同学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
媒体把这称为“金句”。我听到到这番话时,仿佛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腐味。
因为这些P话他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遍。
2015年3月,他在贵州大学当校长时,面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根本不同意。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
2024年9月,他老调重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不愿做”。
到了2026年,还是这套话,一个字都不带改的。
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从2015年到2026年,十多年观点不迭代,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年轻人吃不了苦,总想找享福的工作。
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爹味,听一次还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我们再来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是战线不会。
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万毕业生,青年失业率逼近20%,新毕业大学生中,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
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战线状况。
面对这种逆风局,郑教授云淡风轻地甩出一句“我根本不同意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那么硬气。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他,一个大学校长,知名高校教授,领着国家津贴,整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出席各种论坛侃侃而谈,却舔着脸要求年轻吃苦,找艰苦的工资低一点的工作。
一个吃尽时代红利,衣食无忧站在岸上的人,对着水里扑腾的年轻人喊“你们别怕落水”,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我希望他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工作的价值,真的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吗?
无视现实,无视每一个青年的困境,喊两句口号,灌一碗鸡汤,这种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有点用。
在当下,这碗鸡汤早已变味有毒了。所以他这次翻车,真是一点也不冤。
他那套吃苦叙事,从头到尾就“灌鸡汤”这一个药方。什么少点抱怨,不要太挑剔云云,说好听一点是思想上的懒惰,说难听点是使坏,给年轻人洗脑。
“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这句话真是太妙了,妙在它永远成立。
什么是享受的工作?什么是艰苦的工作?
如果高薪、体面、工作强度低,不加班算是享受的工作,那是不好找;
无止尽的加班,内卷严重,没有五险一金,亦或是送外卖,跑滴滴、去工厂打螺丝等算艰苦的工作的话,那是容易找一些。
嗯,教授说得非常正确。
教授有没有想过年轻人想要的既不是你说的享受的工作,也不是上面那些艰苦的工作,而是一份正常的、有尊严,有保障,有基本劳动权益的工作呢。
不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接受随时被辞退,没有社保,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耗材命运。
我觉得他压根不关心年轻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共青年轻人。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过。
一个社会要让人愿意吃苦,要让吃苦变得有合理回报。这不是靠几句"少点抱怨"就能解决的。
对于不是“前1%精英”的多数普通人,鸡汤没用,认清现实才最重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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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2025年4月份,我不幸被诊断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详见:人到中年,突患重疾,跌入谷底!
眼下我的当务之急是尽量筹措足够的看病钱,这是我唯一的自救之道。白血病是一种恶性的血液癌症,人们闻之色变不仅是因为它凶险难治,更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疾病。想要一直治疗下去,动辄百万的治疗费不在话下,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我既没有单位,也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靠,有的只有读者诸君。家里有条件的朋友,可扫下面的赞赏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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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国内有一群键盘侠如此论调:
“别看比亚迪、宁德、小米等科技企业加班苦,加班累,等他们干到全球第一,干死欧美企业,拿下市场份额,中国打工人的好日子就有了!”
所以再苦一苦,大局还在后面呢!
现在,榜样来了。
近期,AI芯片需求推动韩国存储芯片厂商SK海力士利润暴涨,他们的员工奖金已经让全球职场人感到羡慕。
2025年,SK海力士营业利润达47.2万亿韩元,创历史新高。
去年9月,他们的管理层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决定修改分红规则,想让打工人不分、少分钱。
和韩国的工会就是不让,通过四个月高强度集体谈判+渐进式升级的抗争行动+明确的制度性诉求,最后在2025年9月1日达成历史性协议:
取消此前1000%的奖金上限,改为10年内固定按营业利润10%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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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算法。年薪1亿韩元的员工,实际可以拿到1.482亿韩元奖金。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SK海力士的净利润已达40.3万亿韩元,Cybernews据此预估全年人均奖金约6亿韩元(约43万美元)。
目前首尔平均月薪才约430万韩元(约3000美元),也就是说,海力士的员工无论是食堂打饭的,还是门口保安,工资都远远高于首尔其他打工人。
今年四月底,韩媒预测SK海力士的员工今年(2026年)人均奖金有望达到约7亿韩元,折合人民币320万元、美元47.7万。
明年(2027年)这个数字可能接近90万美元,投行麦格理给出的预测甚至是人均10亿韩元(465万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海力士普通工程师,一年的奖金能在上海买套不错的房,而且这是人均,不是高管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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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韩国民间心态大变。
韩国婚介机构称SK海力士员工的地位已与医生、律师并列。
婚介公司Gayeon高级团队负责人姜恩善指出:
“自半导体超级周期开启以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的人气持续上升,相比一些收入已不如从前的律师,市场明显更偏好那些实际收入远远更高的工程师。”
匿名职场社区Blind上,员工分享“相亲邀约最近暴增”。有人开玩笑说,公司内部双职工夫妻明年合计奖金可能超过10亿韩元。
公司工装夹克被挂上二手平台Karrot以4万韩元(约190元人民币)出售,广告词写“最强相亲战袍”,迅速引发数千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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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L Korea拍了一段讽刺小品:
奢侈品店员对穿着朴素的顾客爱答不理,看到SK海力士logo后立刻态度反转,称对方为“海力士大人”。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段子称:“现在海力士员工出去相亲时,都会谦称自己在三星电子上班。只有遇到品行好的对象,才会坦诚自己其实是在海力士上班。”
目前,这个连锁效应已扩散至三星电子:
三星工会要求将奖金提高到营业利润的15%,并取消年薪50%的奖金封顶上限,三星公司社长称这一要求“过分”。
但如果三星老板不满足这个诉求,三星全国工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7日发起为期18天罢工,摩根大通测算此次罢工或致4万亿韩元营收损失。
其实,韩国老板也不是真的想分钱,这也是韩国打工人逼得。
不逼,就没有钱。
比如在 SK 海力士 2025 年度绩效奖金发放中,韩国本土员工最高领取相当于 30 个月基本工资的利润分享金,中国子公司员工平均仅到账 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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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三星和海力士这两家企业的中国工厂供应链非常重要。
三星西安工厂是三星唯一海外 NAND 闪存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其总产能的 40%。
SK 海力士无锡工厂作为核心生产基地,也承担约一半的 DRAM 产量。
目前,海力士中国分部已经有了一些意见,准备闹一闹,有业内人士提出,如果中国区员工奖金水平提高,那么接下来还会引发北美、欧洲等其他地区员工的连锁反应。
有人说,你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有何居心?是不是又要反思了?
不是,还记得曾有我们有位著名企业家曾经曰过:
薪水太高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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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海力士的高管们好好研读这句话的思想高度,我们有个叫宁德的企业,做到世界第一了,可依然不骄不躁:
坚持只给给基层工厂员工涨薪100多元,效果非常好。
员工不仅感恩戴德,还积极踊跃报名“896”奋斗100天的项目。
相比而言,海力士那种被工会“绑架”、简单粗暴分钱的做法,管理上极度幼稚,缺乏大局意识,整体意识。
他们只是局限于把公司利润拿出来分给员工,和员工一起共赢,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
不如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宁愿把钱拿出去捐了(事后偷偷要回来,或者避税,邀名混代表资格用),也不愿意分给员工。
甚至,足额的五险一金也交不齐。
这叫什么?这叫本事!能力!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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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力士呢?丢尽了韩国财阀的脸,被工会拿捏玩弄,最后丧权辱资地签下分红协议。
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对股东的背叛,不利于奋斗啊!
看到这,我也是有话要讲,这几年自媒体喜欢讲宏大叙事的故事,这个第一,那个遥遥领先。
没错,成绩是有的。
但所谓“宏大”,应该指的是一种集体利益,大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只讲奉献,只讲奋斗,不谈分配,不谈获得,那不叫宏大叙事。
那叫瘦天下而肥一小撮人!
而且,我可以给到以很明确的一个结论,这些一小撮人,不是想着把资产转移出去,就是已经把资产转移了出去。
留给普罗大众的的,只有三座大山。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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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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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年报季,家电企业是在诸多行业中为数不多敢于细致描绘出中国企业当下面对的经营状况的:
“2025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家电产品施以大额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端家电需要重新配置供应链,区域保护主义和非贸易壁垒叠加,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经营环境相比过往更加复杂;俄乌战争还在继续,红海再叠加危机。”
——海尔智家年报
“2025 年的暴风雨比想象中更猛烈,关税的不断变化、产能的全球调整、AI 技术浪潮前所未有的冲击、地缘冲突的不断演变和加剧……”
——美的集团年报
当然,或许家电行业敢于把这些困难公然写在年报里,是因为作为中国第一批冲出海外并扎根全球的排头兵,它们既有底气也有实力度过难关。
事实上,美的紧接着就写道:“……尽管如此,风雨中归来,美的依然实现了业绩历史新高。”
甚至它今年的年报标题就是:“我们总有道路。”
其他一些行业就没这么“好运”了。
比如纺织行业的王者申洲国际,在年报中用很长的篇幅描述问题,但最后却没有迎来一个转折:
“当前,全球纺织服装行业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主要表现为终端需求增长乏力、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原料价格波动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等。
行业整体呈现「供强需弱」的运行格局,国内产能受到内需复苏乏力、海外需求转移及综合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挤压,部分企业采取以价换量的经营方式,产能呈现持续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趋势。
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逐年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了出口企业的汇兑风险,进一步压缩行业盈利空间。
中东地区地缘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不仅推高化纤类原材料成本,亦造成物流周期延长、运输费用上涨。
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对转口贸易的溯源核查力度加大,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形成持续压力。”
——申洲国际年报
供需失衡、劳动力成本上涨、汇率波动、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五座大山压在了这个行业龙头身上,自然也会压在更多没有话语权的企业身上。
只不过它们或许在忙着低头赶路,也可能是觉得在年报中说出来只会徒增投资者担心,因此大多选择了沉默。
当然,产业的另一头,上游资源企业和AI产业链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景象。
“全球金属矿业需求正经历结构性革命,能源转型与算力时代的刚性拉动成为本轮矿业周期中新需求的’超级增量’。”
——紫金矿业年报
“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带来海量高速光模块需求。”
——新易盛年报
连做轮胎模具和燃机零部件起家,看上去和AI八竿子打不着的豪迈科技都说:
“近期,全球燃机三巨头公布数据:GE Vernova 燃气轮机产能已售罄至2028年,2029年仅剩 10%;西门子能源2025年卖出194台燃机,几乎是2024年的两倍;三菱重工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燃机产能提高一倍……AI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仍然是这场燃机需求革命的核心驱动力。”
所以,中国的产业界究竟在发生什么?
去年年报中,企业家们大多讨论的是“如何安度接下来的数个年头”,因此我在文章中用的关键词是进化。进化是动作,讲的是企业怎么动。
今年我想用的关键词是重构。重构是认知,讲的是企业怎么想。
因为读完今年的三百分多份年报后我意识到,企业家们已经不在“安度”的语境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过去几年熬出来的那些朦胧的判断,开始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试图描述这个新世界。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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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客为文章的作者导读版)
重构的第一步是宏观。能比较精准的形容目前宏观和产业状态的定义词来自美的集团的年报,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K型分化”。
“……时代洪流滚滚,我们都在其中。K型分化正加速重塑国家、行业、企业和个体的命运。”
——美的集团年报
K型复苏(K-shaped recovery)最近几年特别受到关注,一开始是因为学者用它来描述疫情后美国不同行业大相径庭的复苏路径,后来则更多被用在分配领域,形容过去几年不同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趋势出现了大幅分化。
在中国的产业层面,今年的K型分化也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K的下面一笔最明显的仍然落在房地产行业。已经彻底沦为坠落天使的万科在2025年创下了接近1000亿人民币的亏损纪录,并且在年报里“破罐子破摔”地描述到:
“受多种因素影响,风险并未彻底化解,经营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因面临公开债务的集中兑付,本集团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加大。”
同时它也很诚实的把亏损原因摊开了给我们看:
“(1)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规模显著下降,毛利率仍处低位。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业务结算利润主要对应 2023 年、2024 年销售的项目及 2025 年消化的现房和准现房库存。这些项目的地价获取成本较高,销售情况和毛利率均低于投资预期,导致报告期结算毛利总额大幅减少。
(2)因业务风险敞口升高,新增计提了信用减值和资产减值。
(3)部分经营性业务扣除折旧摊销后整体亏损,以及部分非主业财务投资亏损。
(4)部分大宗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价格低于账面值。”
——万科A年报
可谓墙倒众人推。卖房子赚不到钱还可以甩锅给前几年拿地价格拿高了,但经营性业务也亏,财务投资也亏,甚至资产也被低于账面值大甩卖,那又该怪谁呢?
房地产难做,产业链上的公司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装修建材商场的王者美凯龙2025年同样巨亏,它在年报里写道:
“……受地产行业不景气以及家居建材行业需求下滑的持续影响,家居零售市场需求减弱,公司持续通过减免租金及管理收入的方式稳商留商,同时积极调整战略与品类布局,以优惠的商业条件吸引优质业态及品牌入驻,并在拓展初期给予租金及管理费优惠,使得租赁及管理收入受到较为明显的影响,租金水平较以往年度显著下降。”
但事实上,它的亏损并不仅仅是因为租金收入下降,200多亿的亏损额更多是因为下面这个原因:
“由于市场对未来租金预期发生了转变,租金价格短期内得到修复的估计已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公司对未来租金预期的收益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致使投资性房地产价值显著下降,2025年度公司公允价值变动合计损失234.4亿元。”
——美凯龙年报
经济的运行就是这么残酷。行业上行期的时候,企业手上的任何资产都能得到较高的估值,不管是房子、股权甚至是应收账款。于是看起来不仅仅是歌舞升平,更会是突飞猛进。
而到了下行期,不但主业会亏损,手上的资产也会一并缩水,随时而来的经营收缩和塌方式亏损也就在所难免了。
房地产行业未能回暖还体现在和住宅配套的那些商场身上。比如港铁公司在年报里看似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
“2026年2月,總樓面面積約10,000平方米的深圳「頌薈」商場項目未能成功招標出售。”
我查了一下,颂荟商场是港铁在内地的首个商业旗舰作品,上盖的住宅在七八年前就卖的差不多了。现在公司希望把底商一次性出手,却惨遭流标。
与此同时,为卖不掉资产而焦虑的还有地方政府。虽然2024年底开始的化债扭转了部分市场情绪,但这次我从浙商沪杭甬 REITS的年报里仍然看到了化债的延迟效应,甚至看起来不太相关的高速公路行业也可能被波及。
简单来说,杭徽高速公路在杭州临安区的那一段过去多年针对使用记账卡ETC的浙A牌照和浙M牌照一类客车都是免收通行费的,而这笔钱其实是由临安区人民政府买单,目的是“提升路网运行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出行成本,促进经济发展”。
每年的金额还不小,2025年有1.35亿元,占了REITs资产包全部收入的19.05%。
根据沪杭甬REITS的年报披露,“临安区2025年一般预算公共收入85.42亿元,同比下降10.5%,财政收入面临一定压力。”
而2024年的年报同样的位置是这么写的:“杭州市临安区2024年GDP732.9亿,经济发展状况良好。”
当然,K型的下面一笔除了房地产产业链,还有那些对上游资源品涨价相对敏感,而下游竞争又激烈到无法传导涨价的行业。
在这其中,我意外看到了过去几年一直拿来作为模范标兵的汇川技术的身影。它在年报中写道:
“公司主要产品的上游原材料包括铜、铝、硅钢、功率半导体等。大宗商品及功率半导体价格上涨,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行业竞争加剧,主机厂向上游传导成本压力;主机厂自制比例提升会导致第三方供应商动力系统行业竞争加剧。若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则公司产品面临降价风险,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汇川技术年报
仔细对比了一下,以上的风险提示文字确实没有在2024年年报里出现过。而在刚刚发布的2026一季报中,它交出了一份收入增长但利润下滑,增收不增利的业绩。
防务领域的龙头企业中航光电在年报里也写道,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行业周期性波动凸显,防务领域需求出现阶段性放缓,与此同时黄金、铜、白银等贵金属及大宗物料价格持续走高,给公司盈利带来了不小压力。”
——中航光电年报
如果连工控和军工领域的龙头公司都有这样的遭遇,小一点的制造型企业有多难恐怕也不难想象了。
而在制造业之外,其他中小企业的境遇或许可以从产业园REITs的财报中略见一二。事实上,产业园REITs作为一个整体,不但2025全年和2026年一季度收入同比下滑的园区比例接近90%,而且一季度环比降幅扩大的比例更达到了75%。
“受宏观经济环境与市场供需变动双重因素影响,项目周边市场竞争加剧,光明加速器二期项目、万融大厦的平均有效租金单价同比有所下降;万融大厦、万海大厦出租率同比有所下降。”
——博时蛇口产业园REIT2026年一季报
“区域产业园市场整体承压,竞争加剧,存量及新增研发办公物业对项目形成明显竞争压力;某互联网企业集团内各业务板块合署办公后不再续租,另有线上教育企业业务转型,合同到期不再续租。”
——中金湖北科投光谷REIT2026年一季报
既然是K型分化,那有下就有上。而且在存量经济中,“上”往往是以“下”为代价的。
最典型的对比来自于上游资源型企业。就在汇川等公司为原材料涨价而烦恼的时候,手握大量矿产资源的紫金矿业正在用负收益率的方式发行零息可转债。
“公司于2026年1月以负收益率形式,成功发行15亿美元零息H股可转债,40%的最终转股溢价率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矿业类可转债最高转股溢价率,充分体现国际资本市场对公司市场价值的高度认可。”
——紫金矿业年报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融资方式到底有多牛。
首先,紫金借了15亿美元,因为是零息债券,所以还钱的时候一分钱利息不用给,还本就行。
其次,还是负收益率,也就是说假设面值 100 元,公司是以 102 元的价格发售,不但不付利息,而且到期只需要还 100 元。
当然,投资者也不是傻的,之所以愿意接受“贴钱”借款,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拿回本金,而是看中了那份转股权。
不过第三,转股溢价率还高达40%。也就是说,假设发行的时候股价是40元,那转股价就是56元。所以只有未来当股价涨过56元,投资者行使转股权才能赚到钱。
暂且不论投资者最终能不能赚钱,至少这意味着现阶段紫金矿业融资成本是负的——不仅没利息,还白赚了一笔溢价金。
这都已经不是资本市场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了,简直是投资者追着把钱往嘴里喂。
再比如说消费零售领域。一边是连在深圳地铁站上盖的商场都卖不出去,一边则是新业态的渠道层出不穷。云南白药在它的牙膏板块业务描述中写道:
“线下渠道销售结构变迁,传统渠道——大卖场、便利店占比收缩,新兴渠道——仓储会员店、零食集合店、折扣店等逆势增长,成为线下增长新引擎。”
——云南白药年报
可以与之佐证的是零食量贩集团的集体崛起。万辰集团的年报里说,“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门店网络扩张计划……以可计入运营周期的门店统计来看,公司共新增门店 4,720 家,减少门店 602 家,期末门店数量为 18,314 家。”
一年开四千家店,是现在主流零售业态很难想象的速度。
而另一家零食巨头鸣鸣很忙则以县级覆盖率为傲,“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集团已建立由21,948家门店组成的门店网络,覆盖中国30个省份和所有城市等级。本集团门店网络中约60.0%的门店位于县城及乡镇……已覆盖1,401个县,在中国所有县城中覆盖率达到约75.0%。”
所以,资金或许不愿意再斥资去买一个线下商场,但成千上万的加盟商却愿意掏出真金白银让零食巨头们轻松获得几万家门店。
除此之外,政府支出的方向也在悄然变化。
国内创新药领域的CAR-T龙头科济药业正在为新形式的政府支持而欢欣鼓舞。根据年报显示:
“本公司透过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上海恺兴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金山区湾区高新区的重要平台企业——上海金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370百万元,将在上海市金山区建设先进的CAR-T细胞产品商业化生产基地。”
我去查了一下具体的操作模式。简单来说,建设这个新的CAR-T药物生产基地的3.7亿元投资并不是由企业现在就拿出来,而是先由政府代为装修厂房且购买设施,企业在交付后按季度支付服务费(前10年年均不超过1000万元,第11至20年年均不超过1800万元),并在20年内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回购。回购价格按最终投资额确定,上限为3.7亿元。
如此一来,就像公司在年报里接着写到的,
“本公司早期无需进行大额资本开支,有效保留了宝贵现金流用于核心研发与市场拓展。同时,回购机制确保本公司在长期运营后可完整取得资产控制权,既维持了生产稳定性,又强化了资产布局的灵活性。”
——科济药业年报
这种地方政府先建、企业20年内回购的安排,本质上是把过去的基建逻辑搬到了生物医药行业。只不过现如今,可不是每个产业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K型分化的关键不是上下两边运行状态的不同,而是在这背后彻底脱钩的命运。在市场、资金乃至政策的支持下,好的会变得更好,差的会变得更差。
谁来决定这些支持?归根结底是“符不符合新时代的新逻辑”。
那么,什么是新逻辑?
新逻辑的第一个词来自紫金矿业。作为2025年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的新成员,它在年报里是这么写的:
“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关键矿产已从单纯的经济要素上升为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焦点……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全链条的控制能力正成为衡量大国发展权与产业主导权的全新标尺。
这种地缘政治驱动的资源争夺,正加速全球矿业从全球化分工向阵营化、碎片化方向裂变,引发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局。
全球资源治理格局的深层变革是一场由“安全逻辑”取代“效率逻辑”所驱动的系统性重构。传统基于全球化分工的“开采—出口—海外加工—终端制造”的线性价值链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区域闭环、本地化与绿色合规驱动的新生态。”
——紫金矿业年报
事实上,“安全逻辑”不仅仅是企业年报里的一个词,也是十五五规划里的关键词。
三月份回国的时候,一个做一级市场投资的朋友和我说,现在所有与安全逻辑沾边的项目,从商业航天到半导体芯片都在被哄抢。前两天听“高能量”播客,也听到丰叔说新的国家大基金已经要投早投小到估值5亿元的水平了。
当然事实上,安全逻辑不仅仅是针对面向未来的产业,在上游资源领域也有所体现。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后,可以想象这个逻辑会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对资源乃至供应链的争抢都会日益白热化。
比如顺丰控股在年报中就表示,
"在地缘冲突加剧、贸易壁垒抬高、多边关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全球供应链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系统性重塑,安全、韧性、效率成为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核心考量。”
——顺丰控股年报
安全第一,韧性第二,效率第三。
新逻辑的第二个词来自海尔智家,它在文章最开始引用过的那段讲经营环境的话之后写道:
“展望2026,我们看到原来的贸易范式已经离去,关税博弈导致供应链布局不能集约化,地缘政治冲突驱动供应链安全性考虑、供应链正常流动被扰乱,以上种种都会驱动投资回报率下降,竞争力差的企业被淘汰,市场供应减少,从而带来一个新的平衡。”
——海尔智家年报
如果说“安全逻辑”是站在国家和产业链视角的新逻辑,那么“贸易范式”就是对于那些想在出海浪潮中存活下去的企业必须理解的新逻辑。
新的贸易范式是如何重构的?
其中至少有一个标志性词汇是由处在竞争更加激烈的电子制造业的环旭电子点出来的,那就是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
“电子制造服务商面临转型。地缘政治和全球经贸区域化趋势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客户为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要,部分离岸外包转向近岸或友岸外包,需求和订单调整变化较快。”
——环旭电子年报
显然,全球化或许还没有死透,但大家都开始挑朋友了。
新逻辑的第三个词则来自工业富联,一家上市时以代工厂闻名,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全球AI服务器的龙头企业。在致股东信中,董事长写道:
“生成式 AI 的广泛应用,使算力需求从“通用计算”快速迈向“高性能计算”,AI 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全球科技产业也由此进入新一轮成长周期。”
——工业富联年报
与美国更重视OpenAI、Anthropic这些“软AI”巨头以及二级市场的AI资本支出的叙事不同,中国投资者当下更认可的显然是“AI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硬AI”。
无论是“站在光里”的光模块企业,还是去年由“寒王”领衔飙涨,今年略显低调但其实股价已经重回高点的AI芯片产业链,甚至是年内行业平均涨幅第一的电力设备板块,都属于这一范畴。
有趣的是,在技术革命的绝对竞争面前,安全逻辑和贸易范式还是可以被抛在一边,效率、质量、能力才是这个领域最看重的。
也正因为此,依然可以有一大批中国企业能吃到这波美国AI基建的红利,甚至是像工业富联一样直接从智能手机产业链跨越到AI硬件产业链。
那么,不在“AI算力基础设施”产业链里的企业该怎么办?为了适应前两条新逻辑,我认为用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最近谈比亚迪成长史的一个词来概括比较合适,那就是“中国籍的全球公司”。
他在访谈中是这么说的:
“全球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工业化的欧洲的国家,后来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实现了真正的虽然基于一个国家,但是商业在全球同时发展。
现在这个节点上,中国公司开始具备了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能量,这样的能力。
中国提供给这些公司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一个巨大、单一的、大的市场。它从监管上又单一又统一,同时是是面向全球开放性的市场。
这四个条件合在一起,就使得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冠军,有机会在全球都成为冠军,而且它一定是当地化的,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出口。
所以,这个时代是会出现以中国为基础的全球公司,中国籍的全球公司。比亚迪是这个浪潮里面重要的一朵浪花,但不是唯一的。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可走。”
从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成为“中国籍的全球公司”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能在中国这个统一大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成为胜者,另一个是能在出海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则愈发成为出海企业在安全逻辑和贸易范式两条新逻辑下的必选项。
以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遇到的最大考验,也就是关税战为例。虽然事后来看因为TACO,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反击,关税战似乎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给经济运行造成多大的干扰。但从很多企业的年报中,我们还是可以一窥当时的惊心动魄。
比如美洲销售占比超过60%的工具龙头企业巨星科技在年报里表示:
“2025 年,受国际贸易环境剧烈波动影响,公司整体的生产和交付节奏在二季度受到明显影响,后续海外产能恢复正常,但国内产能仍然受到了关税的负面影响;同时,额外的关税成本推高了行业的平均售价,使得行业销量出现了显著下滑。”
再比如海外收入占比超过70%的安克创新:
“2025年以来,全球关税政策持续调整,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相互加征关税,对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准入造成一定压力。”
这些都是我在去年文章里曾经为之捏了一把汗的企业,但最后看起来它们的业绩都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在这背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功不可没。
那么,如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或者说,做到真正的本地化?我在这里想把它分成三个层级。
第一层,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制造本地化。今年年报里,太多的出海公司在谈海外制造基地的启用和发展,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反倒是上个时代就开始在海外落地产能的申洲国际给后来者提了个醒:
“年内毛利率下降之主要原因为:1)年内员工平均薪资上涨,同时,柬埔寨新成衣工厂投产后运行效率尚处于提升期,使得生产成本中的人工支出占销售收入之比例上升;以及2)销往美国市场之产品因受进口关税政策变化,与客户分担部分关税成本带来之影响。”
——申洲国际年报
海外的员工成本会不会上涨?可能会。效率会不会比国内低?大概率会。关税会不会影响到海外?同样会。
因此,产能出海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海外人工更贵、效率更低、关税也躲不过,那本地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就要说到第二层,供应链和产业集群本地化。
去年我介绍过顺丰控股是如何在年报中描述帮助企业出海的,今年它对部分行业的出海需求有了更加细致的展开,比如茶饮行业:
“在餐饮品牌出海方面,公司已成功赋能多家中国头部茶饮品牌,支持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海外区域累计数百家门店的顺利开业与运营。
公司为客户的国内供应商提供海外目的国的产品标签、清关合规要求培训,确保出口物料符合当地法规;整合多个客户出口需求,提高货柜满载率并缩短发货时效;提供国内到海外目的地的头程、干线、尾程全链路供应链服务;同时在目的地国家提供仓储、配送等落地运营服务。”
——顺丰控股年报
事实上,支持中国企业从‘产能出海’向’供应链全球化’升级的不仅是顺丰这样的物流和供应链公司,还有更多产业集群的上下游企业。
去年我们聊了产业集群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进化的,今年可以再看看它们是如何帮助“中国籍的全球公司”诞生的。
比如宇通客车的海外收入已经在短短几年内达到60%。它就在年报中提到:
“中国客车凭借整车技术、工艺水平的提升,新能源技术的先发优势,以及完整的新能源供应链等综合实力,在海外客车市场的占比快速提升。”
但中国新能源车要在海外攻城略地,仅有整车厂落地海外产能是不够的。从最上游的锂矿:
“公司的Goulamina锂辉石项目一期已在2025年内正式投产,并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是非洲锂资源加速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体现。”
——赣锋锂业年报
到动力电池龙头:
“随着公司海外基地建设、运营的逐渐成熟,及与海外客户战略合作的逐渐深入,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场份额及交付能力稳步提升……公司售后服务网络覆盖75个国家或地区、约1,200家售后服务站。”
——宁德时代年报
再到零部件厂商,以及它自身的供应链:
“长期策略上,公司将坚持’最优落地成本’原则,加速供应链本地化,重点培育全球化布局的中国供应商及替代供应链,推进关键物料多源供应,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均胜电子
只有当产业集群都实现本土化的时候,“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才不再是空谈。而只有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才能尽可能少的受到安全逻辑和贸易范式的制约。
可能会有人质疑,当年欧美的跨国企业也并没有实现产业集群本土化,但它们依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什么到中国这里就会有这个级别的要求呢?
除了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显然是过去的跨国企业是在自由贸易+地缘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日本商社以及汽车行业,还是美国的跨国消费企业皆是如此。而中国公司目前面对的环境可以说截然相反。
因此,同样是向国际化进发,”中国籍”的道路会不可避免的更难一些。
但这还不是全部。第三层的本土化是研发,这是一件更加新的事情。
最典型的行业当然是生物医药:
“我们在全球六大洲建立起了一支约3,800人的规模性全球临床团队,让我们能够在基本无需依赖CRO的情况下开展临床试验。”
——百济神州年报
“我们将充分利用独特的「东西方双引擎」研发优势——即结合中国高效的临床资源和执行力与全球开发网络。”
——信达生物年报
当然,医药行业有它的特殊之处,因为想要把药卖到海外去,临床数据就要求必须有相当程度的国际化,因此医药行业先天就有研发本土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被新逻辑激发的研发本土化也包括之前提过的重视“友岸外包”的电子制造业:
“当下,在美国对全球多个区域加征关税的举措将导致电子制造服务产业的成本增加,所处的经营环境及竞争环境也将更加复杂,电子制造服务商也在积极转型升级,争取在供应链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下游客户与上游电子制造服务商的合作融合加深,终端消费电子品牌商、云服务商及其他品牌厂商不再仅仅是订单的下达者,而是更深入地参与到电子制造服务商的生产过程中,包括技术研发、生产计划制定、质量控制等环节。
同样的,电子制造服务商也不再只是被动地按照订单生产,而是积极参与到品牌商的产品规划和设计中,提供专业的技术和工艺建议,从而双方形成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环旭电子年报
其实我在摘录这些内容的时候是很感慨的。
因为在刚开始做这个系列的2019年,我能看到的出海更多是销售出海和产能出海,当时供应链出海还正在孕育中,研发出海更是无处可循。
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籍的全球公司”已经多了很多,他们的三段式本土化可以更好的适应新的贸易范式,顺应从效率逻辑到安全逻辑的转变,从而重构了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
“……逆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封闭,而是更深度的本地化。”
——迈瑞医疗年报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在当下环境里,中国企业只有出海这一条路。事实上,最后一个关于重构的启发来自于“宁王”。它在年报一开始就写到:
“宁德时代始终在以行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确定性的长期价值?”
那么,对于这家万亿市值的新能源巨头来说,长期价值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企业真正的竞争力,除了阶段性业绩,更在于是否建立起一个能够长期、稳定、可持续创造价值的体系,推动企业、行业乃至社会的共同进步。”
作为一个造电池起家的企业,宁德时代认为这个体系既包括技术创新的纵深,也包括产品的质量。它接着说:
“造电池容易,但造好电池很难。在高度规模化的产业中,任何细微缺陷都会被时间和空间无限放大。宁德时代始终将品质视为生命线,关键质量标准较行业平均实现数量级的领先。”
一家被市场视为新能源行业顶梁柱的龙头公司,在年报里写的不是"AI 赋能",不是"全栈生态",而是"细微缺陷会被时间和空间无限放大",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的胜出逻辑之一就是要把物理细节做到极致,而这又是很多陷入内卷之争的中国制造业行业不得不牺牲的。
但仅仅是注重质量并不足以重构长期价值,宁德时代在年报中接着说道,
“面向未来,相较于复制既有成功经验,宁德时代更致力于拓展新能源的边界,推动产业从’局部突破’走向’全域增量’。”
什么是增量?那就是将电池不再视为“交通工具或储能设备的组成部分”,而是“成为支撑能源系统缓冲、稳定与调度的基础单元”。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科技革命始终伴随着能源革命,而能源利用效率,是文明跃迁的关键变量……新能源也不再是周期性的投资品,而是长期、系统性的基础设施。”
——宁德时代年报
基础设施这个词之所以频繁的出现在今年的文章里,是因为我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越往AI,往线上,往虚拟经济发展,就越会意识到物理世界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的重要。
潍柴动力在年报里讲数据中心备用电源是新基础设施,豪迈科技在讲燃气轮机是新基础设施,而宁德在讲电池是新基础设施。
这些传统制造业都在把自己重新命名为AI时代的基础单元。看上去似乎是跟风,但仔细琢磨会发现确实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虽然是同一场AI浪潮,但中美资本市场都在挑自己能消化的那一段。
因为中国在能源、矿产、制造的全产业链优势是真实的,而美国在应用、软件、模型生态的优势也是真实的,所以资本市场的偏好是各自比较优势在新浪潮下的延伸。
也正因为此,AI 在中国正被“物理化”。对于很多制造业来说,长期价值的增量是能在能源革命和AI实体化构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将技术革命物理化的代价是想象力会被压缩。
如果中国 AI 的故事永远停留在"我们能给数据中心供多少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重蹈智能手机时代的覆辙——产业链上最肥美的利润归属了苹果和其他能开展全球化业务的软件平台和应用公司,而我们的应用除了在本土市场称王称霸之外,就只能拼死拼活吃到制造环节的那一点”汤水”。
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K型分化、安全逻辑、贸易范式还是“中国籍的全球公司”和“AI时代的基础设施”,其实由这些新名词带来的重构都还不够。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Deepseek,是更多的百济神州,是更多能从研发阶段就能引领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公司和产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确定性的长期价值”,
那么,是什么阻止了研发和应用层的突围呢?是制度问题、资本问题、人才问题,还是路径依赖?
我最近看的一篇外文评论中有一段话或许最接近真实答案:
“……除了缺乏最先进的芯片,中国还面临着许多结构性制约——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较弱,资本市场规模远小于美国,且资本管制限制了其对主流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中国科学家虽跻身世界顶尖行列,但其中许多人仍在美国大学接受培训。 中国吸引的外国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相对较少,而硅谷则能从全球人才库中汲取力量,包括中国的顶尖人才。
中国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这使其容易受到美国限制措施的影响;同时,因安全问题而被西方公开市场日益排斥,进一步限制了其获取最有利可图的资本渠道,尽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这里说到的每一个点都不是用三五年能够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除了时间之外,我们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比如破坏式创新,比如对整个技术研发机制的重构。
再举个关于研发人才的回流和引进的例子。这些年来,我会发现国内各级政府和大学在变得更加的“沉默”。大家更愿意闷头干事,而不愿意上媒体、向公众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闷声做大事”,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家害怕把握不好现在舆论的导向,“多说多错”,所以不如不说。
但如果中国从大学到政府都像年报季中的很多上市公司一样“沉默”,不去对外积极谈论自己是如何支持产学研一体化,以及研发人才是如何能在中国获得更好的机遇的,或许顶级人才可以定点招募,但更广泛的中高层人才要如何知道中国的优势呢?
这是我这一年来在美国访学中能够切实体会到的,很多人才真的是因为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信息不透明而对回国这件事望而却步的。
最后,或许引用一段美的集团年报里的话来结束这篇万字长文比较合适:
“全球近两百年间企业的变迁历史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企业失败或走向衰落具有普遍性,成功的惯性会累积成为坠落的重量,绝大多数企业最终都会走向平庸。
基业长青企业的终极能力不是增长,而是不断原地重启或再生。
今天的美的一定要敢于质疑我们过去曾经熟悉的路径和方法,要敢于打破我们固有的习惯和思维模式,要敢于改变我们今天已经运行、过去被证明为成功的机制和体制。
2026 年,世界依然在动荡与变革中前行,相信常识是我们的应对之道。常识就像空气,越往上走越稀薄。
繁荣的代价是永恒的不安,破坏才能增长,稳定只是一种幻觉。”
从这段话中我看到了中国企业永恒的焦虑和不安,它和国人的焦虑情绪或许是一脉相承的。
一方面它造成了个体的疲惫和希望逃离,另一方面却也成为中国产业不断成长的源动力。
希望明年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产业的重构能有更多的答案,源头性的创新能带来利润率,而不仅仅是营收端的增长。
“我们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是啊,但是你看,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美的集团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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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去浙江海宁盐官潮乐之城古镇玩。
果然,套路来了。我60元买了古镇门票,进去后,发现古镇内最南边钱塘江观潮还要单独收费30元。
看个潮还要买两重票,海宁真会做生意。
路边工作人员不断催促:抓紧,大潮13.28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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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站在盐官那段被栏杆精心圈起来的江堤上,手机中除了一张古镇的60元入场券,又多了一张看潮的通行证,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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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后,就发现不太对。江风带着咸湿的气味扑面而来,眼前是攒动的人头。上下两层,站后面根本看不清,有人索性站在最后那排座椅上看。
“大潮”正在逼近,但我透过前面游客的后颈,和更前面无数个高举着的、闪着亮光的手机屏幕,看到远处一条细细的浪花白线,最近时距离江堤也差不多是在百米外了。
这是“大潮”最近时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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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花的值吗?这真是一场昂贵而荒谬的体验。我买到的只是一个在此处站立的资格,以及一个看到“大潮”的承诺。而潮水,远在百米外懒洋洋地推进,像一道模糊的远景。
人山人海,一天目测有上万人花30元观潮,加起来是多少钱?你告诉我这不是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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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人多齐呼上当。
出来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买票进入的这个“观潮胜地公园”西侧几百米,一段开放的、免费的公共江堤上,视野开阔,虽地段略差,但因无人遮挡,潮水的形状反而看得更加完整清晰。
我们像一群被精心引导的羊,心甘情愿地走入一个被命名为“最佳”的围栏,并为这走入的权利付费。这套路太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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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为免费的风景买单。
这是更深层的问题:
潮水,这由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合力创造的自然奇观,什么时候成了某个公园的私有财产?
那道公共水利江堤,又是在哪一份文件里,被悄悄赋予了门票边界的职能?
这不只是盐官一地的问题。它让我们想起十五年前,蒋孝严先生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那句耿直的质问——他说,自然的山水、祖先的遗产,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财富,不该被圈起来标上高价。
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如所有的寺庙都收费,普陀山每个景点门票都在40元以上,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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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相关部门的回应犹在耳边,承诺要整治门票经济。
十五年过去了,整治的结果,是门票经济进化成了更精致的园区经济:
把资源圈起来,把故事讲起来,把价格提起来。
你质疑,他便说这是管理费、服务费、安全保障费。
仿佛那片江山离开了他们的管理,就不再是江山;那线潮水离开了他们的服务,就会失去形状。
这是一种基于地理垄断的税。
它征税的对象,不是景区修建的亭台楼阁,而是你对美的向往,对奇观的期待,对“来都来了”这句魔咒的屈服。
盐官只是生动地演绎了这个模式:找到那个无可替代的最佳点位,筑起围栏,然后便可向每一份慕名而来的好奇心征收景观使用费。
至于你是否真的看到了最好的风景,那并不在收费的考量范围之内。
所以,当我们谈论盐官,谈论那30元的观潮票时,我们真正在讨论的是什么?
是公共自然资源与商业开发之间那道日益模糊的、令人不安的界线。
是保护与占有、服务与敛财在定义上的巧妙偷换。
我们愿意为优质的服务、安全的保障、良好的体验付费,但我们无法接受,有人将本该属于全民的天空、山河与潮汐装入盒中,贴上价签,并告诉我们:看,这就是商品。
真正的天下第一潮,永远属于钱塘江,属于天地,属于每一个站在它面前心生敬畏的人。
它不该,也不能,被锁在某个公园的收银台后面。







王润生跑网约货运车11年了,他很怕听到一个来自机器的声音:“到达装货地,主动搭把手,不仅能节约装货时间多接单,更能赢得客户好评哦。”2015年,他成为某平台的注册司机,开一辆中型面包车,直到1个月前,几乎在每一单运输过程中,他都会听到这个提示音。
这个声音有时让他“应激”,他伸手把音量关到最小,“想把喇叭给封住”。提示音播放时间不固定,可能在出发十几分钟后,也可能在抵达目的地时,货主常常在旁边。
王润生记不清平台是何时开始播放这个提示音的。11年前没有,他入驻平台时,感到很自由,空闲时跑车,“打开手机你随时都能抢到单”。虽然平台上的运价低于当时的线下订单运价,但每单会给司机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补贴,这种补贴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他发现,自己已很难摆脱该平台在此行业立足——其他同类平台上订单较少,线下接单也变得困难。与此同时,平台的大额司机补贴也消失了,运价越来越低,对司机的管理、要求,也越来越细化。
“系统”越来越多介入到人与人之间,也参与到一个本该属于道德的场景中。
货运司机在执行运输任务之外,搭把手装卸货,应是一个道德行为,至少在法律上是如此定义的。这不是分内工作。装卸货是一项被市场定价的服务。2025年发布的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中,人工装卸费用为一天300元。王润生的中型面包车最多能装下6个立方的货物,现实中,可装下200件12瓶的矿泉水,或者100多个电脑主机、30多万张A4纸。
据多名相关从业者的讲述,多年来,某头部网络货运平台用一系列方式,执行一种装卸货的义务劳动“倡议”。
王润生回忆,“搭把手”的规则在平台曾经是有形的。他记得一道出车培训中的判断题:装卸货过程中,司机有义务协助客户搭把手,尽快完成装卸货,对吗?正确答案是肯定的。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2021年2月5日,山东的货运司机王新国在该平台接了一个单子,用户需求是仅运输,无搬运。他开着一辆高栏货车出车。
后来他在协助卸货过程中被大件货物砸伤,全身4处粉碎性骨折,另有一处骨折、一处关节脱位、右侧侧切牙部分缺失。他被送往医院住院21天,做手术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后被鉴定为十级伤残。
他把平台告上法庭。二审时,王新国方在法庭上称:某平台《司机用户行为规范和服务承诺》中“积极搭把手”条款规定:“用户未明确表示需要搬运,在用户搬运货物的过程中,应主动上前帮助装卸货物。”这被法院列入“查明”的事实。
但最终平台方胜诉。法庭上,平台方提出的上诉理由包括:
平台与运输服务提供方不存在任何挂靠、雇佣、合伙、合资或其他关系,平台只是撮合交易的中介。“积极搭把手”条款仅为建议性质,并非强制性要求。平台因与司机不存在雇用关系,无法、更从未监管注册司机“搭把手”的情况。
目前,上述行为规范和服务承诺在平台上已不可见。有司机发现,相关的规则修改得更合理。一位司机告诉记者,“现在平台不强制了”。例如,“积极搭把手”的说法被改为“力所能及搭把手”。如今页面上对“搭把手”的定义加入了解释:装卸货现场无人搬运,要求司机自行装卸货,或者搬运货物需要平移或上下楼时,不属于“搭把手”。有人看到,平台还限制搭把手的合理工作量。
但一些司机还在被“搭把手”困扰。王润生觉得,“搭把手”无处不在。留下来的是一些不可见的规则。
王润生说,在“出车培训”中,搭把手是时而出现的考题,有选择题如下:到了目的地,客户有一堆货物,应该怎么做?A主动上前搭把手B站在那里不理会 A是正确答案。2026年4月,王润生的手机上,每天都要完成一次出车培训,一个月中搭把手相关题出现大约3次。
2025年,在该平台河北的一家门店,张鸣注册入驻,接受现场培训,他记得着重讲的就是“要主动搭把手”。2026年4月,记者走访该平台一家在北京的门店,看到背景墙写着这样的标语:主动,热情,搭把手;礼貌,准时,不拒单。
另一个被王润生认为很有效的“暗示”是,消费者在该平台完成一个订单后,在自动弹出的调研页面有“搭把手”选项。4月27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北京以货主身份在该平台下单,未勾选付费搬运服务,在订单结束后的评价页面,有匿名打分,还有6个标签可勾选,包括车况好、搭把手等。而如果选择四颗星以下的评价,页面会自动弹出差评原因选项,包括“未搭把手”。记者在平台收藏某司机后,能看到司机主页的评分,一名司机获得用户评分4.8,显示得到过41个“搭把手”评价。
但王润生未知这一调研是否直接影响司机的行为分或抢单权。他认为,作用链条是,不搭把手可能被用户投诉,投诉会被扣行为分。
外放的系统提示音则被王润生认为是更直接的暗示。货主常常跟车,“你是下单人,听到系统这样提示。系统叫你去帮忙办事,为什么你站在那不动?我是不是有想法?”王润生说。
王润生认为平台的介入让帮忙行为变味了,“我自己去帮他做的,跟你平台要求我去做的是两回事”。遇到水桶、被子等货物,不用提醒,他也会帮忙,“也不会说吝啬那一点”,但有时候,车上是十几箱的货物、几百斤的冰箱、一袋袋水泥。这需要专业的搬运训练。他曾经被冰箱砸到过脚,也在搭把手过程中不慎损坏过货主的玻璃。最近,还有一位货运司机给他打电话,说在搭把手过程中扭伤了脚踝。
在王新国的案子中,经过两次诉讼,法院判决结果是,由货主和王新国共担责任,负担总计30多万元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而平台无需赔偿。
这次“搭把手”被认定为“义务帮工”行为,尽管货主并未要求搭把手,但也没有拒绝,是帮工的受益者,因此要承担部分赔偿。而王新国本人在帮工过程中,也有对自身安全负责的义务,评估安全风险,也自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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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一名货运司机在搭把手过程中受伤,扭伤脚踝。受访者供图
汤喆从事货车司机的法律服务工作3年多。他发现,搭把手正在成为一种行业惯例。而因此受伤、致残的司机却面对着维权难境地。他把王新国的案子讲给货车司机们听,引发反响,许多人认为就是“平台让我们”搭把手的。但汤喆也没有拿到有效证据。
司机们很难形容那种“要搭把手”的无形压力来自何处,也很难举证。
在上述2022年因搭把手产生的诉讼中,平台方律师曾在法庭上辩称,主动协助搬运,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司机评分,今后取得更多的订单,是个人价值观的选择,而并非职务上的职责需要。
王润生无从得知自己抢到的订单数量、质量与行为分、司机评分有何关系。但他经常面对的质疑是:为什么昨天的师傅都帮忙搬,你站在那看着?目前他的行为分91,但已发觉很难抢到订单。他说,抢单过程比跑车更累,要一直看手机,等订单出现,参与抢单,等待结果。
“你不搭把手,好像你亏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一样。”王润生记得,有司机在搭把手过程中受伤,也不要求送医不去维权,只希望“给我好评”。但也有同行曾给王润生评论,“听到搭把手就伤心”。
目前,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判例,与此类搭把手有关的案件中,司机协助搬运行为常被定义为“义务帮工”。
律师时福茂近些年关注新就业群体劳动者权益。他说,“义务帮工”相关法条早就出现。原本主要针对的是邻里互助中的帮工,核心是由“情谊”出发的无偿帮助,而货运司机在工作中,被平台规则要求搭把手,或为了得到平台上的分数、抢单权搭把手,显然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本质。
时福茂对记者表示,劳动管理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和复杂,过去传统企业中是“人管人”,有可见的规章制度管理,在法庭上好摆出证据。但在一些新就业行业里,是“系统管人”,而系统规则不可见,劳动者举证难,难证明平台在某个细节对自己构成“管理”。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首次提出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支配性劳动管理”是一个新词,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自主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任务、报酬、纪律等实施实质性控制;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时福茂认为,一些大型零工平台用行为分、培训、算法控制劳动者的行为,已经是支配性的劳动管理,构成劳动关系。
就上述平台与司机的关系而言,目前,法院还未作出过这样的判决。
近2年,该平台在监管部门要求下,进行过6次面向社会的算法公开,曾在算法公开中表态,订单分配90%以上基于距离因素,距离近优先。
但一些司机仍感觉到,平台上的司机行为分对抢单成功率影响挺大。该平台的司机行为分从100分开始计算,完成数个无差评订单,可以加1分,如判定司机责任取消订单,会被扣分。有人说,行为分低于100分就很难抢到订单,一个行为分80分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自己的状态和封号接近。4月18日,他上线9小时,只抢到1个订单。但这些他都无法举证,因为他无从得知实际上的算法逻辑。
王润生说,很多同行陷入“保护分数”的困局中,不敢维权。有时货主拖欠运费,也吃哑巴亏,“不如抓紧时间多跑几单”。
风险事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上。“搭把手”曾让交易双方都陷入悲剧。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信息,崔风光是上述平台注册车主,在济南区域内工作。2019年9月,有人要用车,要把货物送往山东科技大学济南校区,崔风光接单。到达后,为了将货物更方便地送至房间内,目的地的接货人将二楼楼梯的一段栏杆拆除,崔风光也帮忙搬运货物上楼,因此处没有了保护措施,司机崔风光从此处掉落,随后送医不治身亡。
死者家属将两位货主和平台同时告上法院。
货主在法庭上辩称,“叫车时不需要装卸、只需要运输”“卸货的时候不知道崔风光为什么会参与卸货”。接货地货主称,订单中没有购买搬运服务,卸货时有其他人卸货,“不清楚为什么崔风光也参与了卸货”。
平台公司辩称,公司仅为中介信息服务平台,与崔风光不具有雇用等关系。而且表示:本案系发生在卸货过程中,我公司对于崔风光与马磊、崔新文之间如何商定相关卸货事宜,既未参与,也不知情,另对于崔风光在卸货时发生坠楼而意外身故,亦完全不清楚,也不存在任何过错。
最后,因为接货地货主没有明确拒绝崔风光的帮工行为,形成无偿帮工关系。某货主对崔风光的人身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70%责任由死者本人承担。货主按30%的比例赔偿近30万元。而平台免责。
南方一基层法院在2025年也审理了一起某平台上“搭把手”致伤产生的纠纷,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助理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得知该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货主和司机双方都非常惊讶。法院因此特意将此案写为普法案例,在微信公众号上传播。
在与“搭把手”有关的诉讼中,绕不开的问题是,平台和司机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
在上述王新国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新国与平台形成雇佣关系,二审法院又推翻了这一结论。
产生作用的往往是格式条款。在司机、用户使用平台时,已勾选同意的条款中,平台方已声明自身只是只是中介角色,与司机、货主双方,不存在劳动、劳务、挂靠等关系。
但时福茂认为这显然不是典型的中介关系。他举例,去某中介处买房子,成交时中介往往收取一次性服务费,但后续,中介不存在对买卖双方的长期影响力,相比雇用、挂靠等关系,中介角色的权责范围都较小。
在王润生感知中,平台不仅仅是撮合交易的中介,核心是,作为提供服务的司机,他没有定价权。例如在收取等待费时,按照平台规则最高不能超过200元,但他经常遇到要等待一天的情况,按小时计算超出了200元。“你只是中介,就算我提出要1000元,是不是也是我的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23日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提出,面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法律保障问题,应当“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平台经济兴起后,用工方式灵活化,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新难题。在全球范围内也如此。
学者廉思研究过域外的网约工相关法律判例。他介绍,国外对新型网约工和平台关系,有两种认定思路。在美国,只有两种界定——是劳动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缺少对中间状态劳动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明确要求。而在英国,情况有些不同,英国劳动法对劳动者身份作了3种分类,为雇员、自雇、工人。“工人”提法的出现,就是应对逐渐增多的灵活用工情况,介于中间状态。
两种思路各有优劣。不过我国已经开始出现“中间状态”的界定。4年前,“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提法首次出现。
为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制度,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八部委于2021年7月16日颁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3种类型: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符合确立民事关系情形。其中第二种,就是指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又存在劳动管理的情况。
文件指出,这种情况下,要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时福茂是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工伤保险专业委员会专家,他介绍,这种思路出现时,他持反对意见,认为实质上构成劳动管理的,就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第三种情形出现,给劳动者维权带来更大模糊性难题。但他也注意到,对第三种情形的规范正在出现,比如要求,在这种情形下,给予劳动者工伤保障等基本福利。
当前,新职业伤害保险,正在全国范围内试点。上述平台是首批参与试点的平台企业。据此前光明网消息,自2022年开启“新职伤”试点以来,平台协助申请理赔司机超过2200名,覆盖了平台85%以上的订单量。
时福茂的观点是,对平台和劳动者关系的定义,不能过分依赖书面证据。因为平台的格式条款,劳动者很难有讨论权,一旦签合同进入平台,就应该按照实质关系来认定,当劳动者退出平台,双方劳动关系不再存在。
但在现实中,一些司机又自觉很难退出。一名另一家网约货运平台的司机告诉记者,该平台最大的问题是订单太少,他经常盯着手机很久,没有订单出来。
清华大学反垄断研究者刘旭曾撰文分析过货运行业“垄断”风险。他对记者分析,上述头部货运平台生态的核心矛盾之一是,司机供过于求,但这些司机不离开平台的原因是,这里订单多。
他同时分析,该平台的车贴、会员费,都在事实上形成对司机的锁定效应,使司机转换平台的成本被提高,离开平台难度被提高。他说,关于该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讨论存在了很久,近几年,监管部门6次约谈。
2025年9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公开约谈该平台,要求其严格遵守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落实反垄断合规主体责任,及时规范经营行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货车司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平台规则和算法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刘旭说,平台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但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涉嫌违法。而根据他多年对平台企业的观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往往有利于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
随着货运司机持续多年的网络呼吁,今年,有人注意到,自己所在城市里,运货过程中“搭把手”的系统提示音取消了,但一些地方的司机还能听到。王润生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去找茬”。他希望,“(平台)能够不偏袒司机,也不偏袒货主,能够让司机有点尊严,能够公平。”
(文中王润生、何鸣为化名)

上次去 OPPO 参加活动回来之后,朋友私下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点什么,最后约了昨天上午过去聊一聊。大体上是两个事,一个是供应链新技术的产品化应用,一个是第三方配件的深度合作。实话说,事情本身还是有意思的,但仔细思考了一天后,我早上还是很坦诚地跟朋友说,我对这两件事的兴趣和热情并不足以 all in 来干,婉拒了邀请。但来日方长,大家都还是觉得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的。
前两天另一个老朋友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工厂资源,询的过程里跟十年前的供应商聊了起来。他们当年还是东莞清溪中等规模的模具厂,后来分厂开到了越南,现在无论是模具的生意还是生产的排班都忙得不可开交。本以为 Anker 已经吃掉了他们大部份产能,结果才占三成,大头是哈曼卡顿。说起过去的合作,也是惺惺相惜,想说再有机会一起做点什么好东西出来。有趣的是,他给我发了一张他最近的画,是权游里的雪诺。

我想我们聊得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位「工厂老板」其实是国画系出身的,这在珠三角多如牛毛的土老板环伺之下,确实太独特了。
年前经朋友介绍的给江苏国产品牌做宣传片的项目,目前已经做完三分之二了。三条影片,一条企业宣传片,两条按照我过往影片风格来做的工艺纪录和设计分解,完成之后还会拆解成十来条切片给他们自用。之前我就一直想找机会拍拍工厂,这一次也算是如愿了。不过做下来我也发现了,这事我并不想长久做,它只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但不能成为一件作品。当时在现场还顺便录了一期播客,免费赠送的,但其实也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录的一期,回头再剪出来。
昨晚半夜,也是相识了起码十年的做机器人的朋友,问我有个室内设计的事情感不感兴趣。公司和家里的装修、公司的展厅和工作空间、展会的搭建,这些我都做过,对建筑的关注和兴趣更是多年来没消退过的,我觉得,可以做。早上初步沟通下来,发现这事还挺有意思的。她的朋友在做性爱机器人的项目,想在公司里做一个 20 平方米的展厅,后续拓展到机器人酒店和赛博青楼的场景上。我窗外就是车水马龙,在工作室里聊着这么科幻的事,我意识到:
这种撕裂感和对前沿的追求,是我感兴趣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知乎找我给他们的 MOOK《Q2》写 3D 打印相关的内容,即便稿费很少,我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很积极地配合运营出一些短平快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情上的兴奋点,是在这个时代下做纸质杂志,是在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去写一篇安利大家来加入 3D 打印的内容,是在继设计博主、数码博主这些标签之后,有了一个新的 3D 打印博主的标签。
我的热情就在于搭建新的东西,以及重构旧的世界。
这两种事情,都是慢的,漫长的,但有力的。
选择嘛,其实一直都有。这大半年来,老同事、老朋友、新朋友都来工作室坐过,或者久未联系的人来询问合作机会,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聊到最后,好像都是迷茫。这种低谷我们似乎在历史上见过许多次,但这次好像又很不一样。因为过去的低谷是经济周期形成的波动,而这一次,是周期性的震荡叠加了技术革命。大家普遍都感受到一种缺氧的无力感。
早上朋友拉群介绍我时,说我是知名 up 主,是全场景 ID 设计师。以往我总是习惯自谦一下,这次我选择了接受,也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自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于里于外都是好的。过去十年有过许多公司、朋友来挖我,现在回想起来,基于当时的情况,那些拒绝倒也不值得后悔。我已经有很丰富的失败经验了,现在的我逐渐学会了和这种无力感相处。
这一次我会再安静地多等一会,等那个选项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