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歪脑：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度身定制的新闻杂志”，成立于2017年，为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子品牌。该杂志推出后曾荣获威比奖、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荣誉奖、人权新闻奖和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等多项新闻奖项。2025年3月15日，受到美国政府停止资助自由亚洲电台的影响，目前歪脑已经停止运营，但其网站仍可正常浏览。

一、美国笔会：全球遭监禁作家人数上升，中国连续六年为全球最大作家监狱

美国笔会 (PEN America) 于4月24日连续第六年发布《写作自由指数》(Freedom to Write Index 2024)。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至少有375名作家因写作或表达自由而被监禁，其中中国有118名作家遭到监禁，连续六年位列榜首。

报告指出，全球被监禁作家人数连续第六年增长。2024年总人数相较2023年增加了36人，创下该指数自2019年设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监禁作家的国家从33个扩大到40个。其中，中国监禁人数从2023年的107人增至118人，增幅为所有国家中最大。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持续针对撰写有关民主、批评中国共产党或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作家进行打压。近一半被监禁的作家来自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常因模糊的“分裂主义”指控被逮捕和监禁。例如，维吾尔族作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撰写被认为涉及“分裂国家”的内容而遭监禁。

此外，中国的审查机制和技术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报告提到，中国政府利用先进的数字监控和审查工具，全面控制信息流动，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自治区。这种“闭关锁国”的环境使得作家和在线评论者几乎没有表达空间。此外，约三分之一的中国被监禁作家为在线评论者，他们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性意见而被捕。报告还指出，33名作家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凸显了中国司法系统在处理异见人士时的不透明性。

除中国外，其他跻身前十的国家还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越南、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白俄罗斯、埃及和缅甸。

最后，报告提醒读者，全球言论自由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中国对作家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系统性打压。美国笔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监禁作家的情况，并敦促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人权。尽管报告数据可能因信息获取受限而低估了实际数字，但其提供的证据足以令人警醒。

二、保护卫士：中国重启外国人强制电视认罪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4月22日发文，指出在中断一段时间后，中国再次播放外国人的强制电视认罪视频。2024年4月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播出了三名菲律宾公民承认犯有“间谍罪”的视频。保护卫士分析了其制作手法、法律违规性及背后用作宣传的政治动机。

据悉，对于视频中的内容，菲律宾政府表示强烈否认。然而，这些视频不仅在国内播出，还通过CCTV-4传播至包括加拿大和菲律宾在内的国际观众。保护卫士表示，此举违反了CCTV-4在加拿大的广播许可条款，并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

此前，保护卫士曾在2018年发布一份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揭露了中国警方通过威胁、恐吓和酷刑胁迫被拘留者录制认罪视频的做法。该报告推动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多个欧洲国家对CCTV国际频道（CGTN和CCTV-4）的禁播。保护卫士表示，自2021年起，国际频道的强制认罪视频播出显著减少，但此次事件表明中国当局重启了这一非法做法，且目标直指外国公民。

保护卫士分析了三名菲律宾公民认罪视频的制作过程，指出视频具有高度操控性。视频中的嫌疑人塞尔瓦内斯（David Servanez）身着蓝色T恤，明显恐惧，眼睛频繁瞥向一侧，疑似阅读提词器或纸质脚本。他用不流利的中文“承认”与菲律宾情报人员合作，收集中国军事情报，并表示“后悔”自己的行为。视频中，三人均被赋予中文姓名，签署的认罪文件也是中文，尽管他们并非母语为中文的人士。

保护卫士指出，这些视频遵循典型的强制认罪模式：警方预先撰写脚本，被拘留者被迫背诵或阅读；服装由警方提供，通常是干净的拘留服或便装，而非实际拘留中的脏旧衣物；认罪内容包括对国家的“背叛”和悔恨表达，旨在羞辱被拘留者并为政府宣传服务。报告表示，这些认罪视频在审判前录制，违反了公平审判权、无罪推定权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报告推测，这三名菲律宾公民可能被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系统中。RSDL是一种秘密拘留机制，被拘留者被单独关押在防自杀的牢房中，缺乏阳光，无法与律师或外界接触，最长可被拘留六个月。保护卫士引用其研究，指出RSDL常伴随精神或肉体酷刑，例如睡眠剥夺、强制压力姿势和对亲人的威胁。报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菲律宾当局是否获准对这三名公民进行领事探视。保护卫士表示，如果没有，这可能违反中菲双边领事条约。

保护卫士分析，此次认罪视频的播出具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可能与中菲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有关。视频对国内观众可以强化对外国“间谍”的警惕，对外通过国际频道向菲律宾等国家传递强硬的政治信号。其中，塞尔瓦内斯的认罪内容特别提到“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感恩”。保护卫士表示，这与此前针对台湾、香港或维吾尔族人士的认罪视频中常见的“认错”模式一致。

国际方面，新闻稿指出，CCTV-4在加拿大的广播许可正因保护卫士的长期投诉而面临审查。此次视频的播出可能进一步促使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CRTC）采取行动。菲律宾的电视运营商也面临类似问题，因其公民的认罪视频在本国播出，引发外交和人权争议。

据悉，保护卫士自2018年以来持续推动国际社会对强制电视认罪的抵制。该组织曾协助受害者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向监管机构投诉，导致CGTN在多国被禁播。

最后，保护卫士呼吁各国政府和媒体监管机构继续施压，阻止CCTV及其国际频道传播此类非法内容，并保护被拘留者的基本权利。

三、维吾尔人权项目：国际连锁酒店涉嫌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利

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UHRP）于4月17日发布了一份
《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很重要：东突厥斯坦的国际连锁酒店》的报告。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尽管新疆（东突厥斯坦）存在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和种族灭绝指控，五家国际酒店连锁品牌——雅高（Accor）、希尔顿（Hilton）、洲际酒店集团（IHG）、万豪（Marriott）和温德姆（Wyndham）在当地仍然持续运营和扩张。

报告统计发现，截至2025年4月，这些酒店集团在该地区运营了至少115家酒店，并计划或正在建设74家新酒店，总计至少189家。

“在中国政府持续进行系统性暴行镇压之际，这些连锁酒店继续在维吾尔地区运营和扩张，令人无法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与倡导部经理助理、报告合作者彼得·欧文（Peter Irwin）指出。“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在这种暴行政治环境下对其理念和价值观负责任地运营——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在使这些暴力镇压正常化和合法化。”

报告还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中国数字时代根据其官方新闻稿部分摘录如下：

三家国际连锁酒店——希尔顿、洲际酒店集团和温德姆——坐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管辖地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严重和系统性践踏人权受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的针对性制裁。

希尔顿通过一家特许经营商，在和田一座被拆毁的清真寺旧址上建造了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此前，中国政府大规模拆毁清真寺，导致该地区超过一万座清真寺被毁。尽管中国政府的这一暴行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包括2021年美国国会的听证调查，这家酒店仍于2024年开张营业。

雅高集团通过其参与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项目的加盟商以及其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H世界集团有限公司（H World Group Limited）参与了“援疆”项目，直接牵涉维吾尔人强制劳动，表明使用强制劳动的可能性极高。

在该地区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并参与了推广抹杀、同化维吾尔人文化和宗教特征的旅游景点。

维吾尔人权项目批评道：“在维吾尔家园运营的连锁酒店有可能使现行的暴力政治和经济体制得以容忍和合法化，而该暴力镇压体制正是针对维吾尔人实施强制劳动、文化抹杀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通过维持在该地区的业务，国际酒店业实际上支持了实施这些暴行的中国政府控制机构。”

因此，他们呼吁：“国际连锁酒店必须立即停止在维吾尔人家园的扩张，停止所有运营，并断绝与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任何商业联系。国际连锁酒店应公开披露退出的决定，加强人权尽职调查，并与维吾尔人权组织合作，寻求补救措施。”

此外，他们还表示：“第三方预订平台应下架其网页上维吾尔地区所有酒店信息，并对之前发布的信息进行尽职调查。”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被美国等国制裁的实体，各国政府也应调查这些连锁酒店和预订平台是否存在违反禁令的行为。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热烈祝贺人民网记者赴燕郊采访平安归来

近日，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招牌颜色“禁令”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持续关注。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文，以调侃“人民网记者赴燕郊采访平安归来”的方式，讽刺燕郊当地权力滥用现象。

在这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通常情况下，记者跨城市去采访报道叫作出差，像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在外地采访。

出发之前，不会有人给记者践行，回来之后，也不会有人给记者接风。除非，记者是去一些龙潭虎穴般的地方采访，比如缅北园区，比如俄乌前线，比如河北燕郊……

是的，记者到河北燕郊实地采访，还是做监督报道，能全身而退平安归来，是一件值得单独开一场庆功会的事情。作为前媒体同行，今天看到人民网记者深入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采访报道“医院红十字变绿十字”的新闻，居然毫发无伤平安归来，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发一封贺信。

燕郊这个地方有多厉害呢？我说几个事实大家感受一下。

2024年3月，河北燕郊发生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多家媒体前往现场采访。其中，央视新闻记者在现场架起机器连线直播，居然被当地派人在镜头前给架走了……

2025年4月，河北燕郊城管部门强令当地商户更换招牌颜色，禁止使用红色、蓝色与黑色，连医院的红十字都给改成了绿十字。

但这还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事件被曝光引发舆情关注后，当地不是把红十字换回来，而是直接给拆除了……

更厉害的是，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了接近一周时间，三河或燕郊的政府部门自始至终没有回应媒体或发布通报，在今天之前也没有一家官方媒体发回现场报道。

河北燕郊，距离记者云集的北京不到30公里，好几天时间里，竟没有一名记者敢于踏足。

正因此，人民网记者发回现场采访报道才显得尤为可贵。甚至说得夸张一点，显得尤为悲壮……

河北燕郊，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点建设性意见：

非央媒记者，请谨慎前往燕郊采访。

二、马孔多之路｜公民个人“擅自摄制电影”案代理律师法律意见

此前，艺术家郭珍明在新疆采风拍摄期间，遭当地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郭珍明委托的律师黎雄兵向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送了代理律师法律意见。微信公众号“马孔多之路”同步发表这一文章。

然而，该文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文中节选部分写道：

郭珍明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并不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范和调整的行政法主体，该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电影剧本梗概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查。而郭珍明并非从事电影摄制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郭珍明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其个人自助拍摄社会生活文旅采风素材的行为并不在电影法第13条所要求的备案或审查主体之列。

另外，案涉的视频作品《混乱与细雨》并非郭珍明送展，你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认为郭珍明私自参加境外电影节展，事实错误。事实上，郭珍明仅是《混乱与细雨》作品的创作者，而不是提供电影片给电影节的送展人，不是电影法第21条调整规范的“送展法人”。

因此，你局以私自参加境外影展为由，对作品的著作权利人进行处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处罚对象错误。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擅自从事电影制片或放映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电影片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罚款。因此，郭珍明作为独立公民个人，并非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资格的专业制片机构，即便其行为违反规定构成擅自从事电影制片活动，也当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和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并无《摄制电影许可证》的公民个人擅自摄制电影片的执法主体是工商行政部门而非广电行政部门。广电行政部门的执法对象是已经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资格的单位和组织的电影活动行为。
因此，本案你局对郭珍明的行政执法超越法定职权。

三、情况有点复杂｜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旗

2020年起，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磨山村附近的水库便开始出现黑色固体废料。当地群众反复投诉要求镇政府解决污染问题，但都遭到当地政府敷衍，甚至有村干部暴力阻拦村民上访。

近日，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发布文章，对当地情况进行说明。但很快，原文以及相关视频资料都遭到下架。随后，该号再次发布文章，但同样遭到审查删除。

在《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旗》一文中，作者写道：

2020年，磨山水库附近开始出现神秘的黑色固体废料，气味刺鼻，远在百米外都能让人皱眉。村民们起初天真地以为这是某种“高级肥料”，兴冲冲地运到田里，撒在花生地里，梦想着大丰收。然而，现实狠狠打了脸——花生没有发芽，导致颗粒无收，田地一片死寂。村民痛心地说：“我们以为是宝贝，结果种下去连根毛都没长出来！”

有的村民向村支书顾某雷反映这一情况，顾某雷带人到现场对填埋行为进行了制止，并向村民承诺将清理干净填埋的固废，还称青湖镇政府和当地环保部门也进行了调查处理，不会有什么问题。

后来，提出问题的人被反复解决。

2023年，连云港生态环境局官方在接受《新京报》和《极目新闻》采访时，信誓旦旦地宣称污染物是磷石膏——一种听起来无害的化肥副产物。可到了2024年底，中央环保督察一介入，剧本翻篇，在当地生态环境局报告里，污染物摇身一变成了“印染污泥”。这变脸速度堪比川剧大师，令人怀疑官方是不是在玩“污染猜谜游戏”。网友们可不买账，一位网友怒斥：“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到底在藏啥？”

更离谱的是，村民在2024年11月15日向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投诉中指出，政府只清理了9米深的废物，而实际埋藏深度达20米，水库九成废料依然未动。

这清理报告，怕是比水库的水还“干净”。

如果说污染是悲剧，那镇政府的应对就是一出荒诞喜剧。据村民向中央环境督察投诉里显示，镇政府为掩盖废料的刺鼻气味，竟往水库倾倒大量鸡粪，试图用粪便的臭味盖过毒气的味道。这招“以臭治臭”堪称环保界的“天才创意”，就像用垃圾掩盖垃圾堆，唯一的结果是让水库更臭、更毒。网友嘲讽道：“这是在保护环境，还是在保护他们的面子？”

磨山水库的污染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江苏作为工业大省，化工污染屡见不鲜。2018年，连云港一家化工厂因向河中倾倒废水被关闭。鑫昌达与绿润公司的勾结——将废物推来推去以逃避责任——是污染转嫁的典型案例。绿润公司本是废物管理企业，却将脏活外包给鑫昌达，把水库变成了毒害的牺牲品。

更令人寒心的是，村民投诉信揭露，村支书顾某雷多次威胁举报人，甚至阻止举报信寄出。2024年，村民连续五次向中央环保督察部门投诉，但中央督察最终把案件转给连云港生态环境局办理，其中公平公正令人生疑。一封上访信写道：“举报信在当地寄不出，只能跑到南京附近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让中央督察形同虚设，也让村民对正义的期待一次次落空。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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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民政部发布《2025年1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离婚登记63万对。

2022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是在7月份发布的，而2023年和2024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都是在6月份发布的。可见，2025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发布时间比往年提前了。

2024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96.9万对，离婚登记57.3万对。可见，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同比减少15.9万对，离婚登记同比增加5.7万对。

从我搜集到的数据来看，多数地方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减少（例如2025年一季度清远市结婚登记4284对，同比减少859对，降幅为16.7%），只有少数地方同比增加。因此，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也并不奇怪。

上表是近几年全国每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及占比，可以看出，从2017至2024年，除了2020年以外，其余几年均是第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最多，其中，2017、2018、2019和2022年的第一季度结婚登记数均占全年的30%左右。原因是，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很多人（尤其是农村人）选择在春节期间结婚。

那么，为何2020年第一季度的结婚登记数在四个季度中最少呢？这与2020年第一季度的疫情有关。2020年第二季度随着疫情的缓解，结婚登记对数出现补偿性增加。

上表是1980-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增减量和升降幅。表中的增减量和升降幅均是指与上一年相比。可以看出，2024年结婚登记比上一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是1980年以来结婚登记对数降幅最大的一年。

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其中一个修订内容是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当事人不需要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七普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已达4.9亿。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方便了那些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人群，对于提高结婚率有一定的作用，不过作用有限。由于结婚成本过高，经济压力过大，许多年轻人结不起婚。要提高结婚率，关键是要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

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多地出台了发钱奖励结婚的措施。

例如，山西省吕梁市发布的《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规定，2025年1月1日起，在我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婚姻登记窗口领取。又如，今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出台《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试行）》规定，双方或一方为南岭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妇，婚姻关系至少保持1年，凭合法结婚证即可申领2万元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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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袁凌｜《我的皮村兄妹》：“云上写诗，泥里生活”

《我的皮村兄妹》是中国知名记者、作家袁凌（Yuan Ling）最新一部作品（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皮村”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城中村，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2014年成立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本书全景式描摹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群像，忠实记录了时代小人物们如何“云上写诗，泥里生活”，关注了具有双重身份的打工者们“如何在劳动性生存与创造性生存之间摇摆”。

本文节选自《我的皮村兄妹》，英文版见电子杂志《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中国数字时代及《中国书评》获得授权发表。

《中国书评》由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联合创办，推荐订阅该杂志获取更多文章。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获权发布的该部作品节选内容：

寒雪本名王成秀，这么一个清冷的昵称，来自童年的体会，一直没有变过。

1970年，寒雪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组合家庭，前面已有一个同胞哥哥和姐姐，此外父亲还带过来四个子女，都比寒雪大很多。家里很穷，工分永远是这年借到那年，知道后来队上不借了。口粮不够吃，妈妈只好去地里扯一种用来沤肥的草，平时猪喜欢吃的，掺上搅面糊糊吃。身为幺妹，寒雪与其说享受福利，不如说承受了全家贫穷的终端：穿的永远是姐姐穿短了的衣服，没有冬夏换季之分，过年时能吃上一顿米饭就不错。更切身的是，寒雪刚出生，父亲让母亲把她扔进尿桶憋死。母亲没有照做，父亲为此三天没回家。

但寒雪说，妈妈也“重男轻女”，主要体现在孩子上学，重视寒雪的同胞大哥，一路供他到高中考大学。当然，大哥的学习也好，数学竞赛拿过信阳市第一。

供了哥哥，就顾不上两个妹妹。寒雪上学总是交不出学杂费，被老师放学后留下来，或者罚站墙根。开始还有几个同学，后来陆续都交上了，只剩寒雪自己，大家自然知道了寒雪家最穷。这对寒雪来说，是很屈辱的事情。
寒雪从小性格比较倔，“不许别人说我可怜”，自己也在心里论证自己不可怜。

过年时隔壁一个小孩穿上新衣服就钻草丛，挨了老爹的打，寒雪心想，“我虽然没有新衣服，但也不用挨老爹打，算起来还是挺幸运。”寒雪的老爹比母亲大十多岁，在文革中孵小鸡卖挨过整，身体落下咳血的宿疾，寒雪还没学会走路他就因为脑溢血去世了，这也是全家如此贫穷的原因。

八十年代村里有了一部黑白电视，寒雪看到电视上讲云南大山里一个母亲，给孩子洗衣服掉进河里淹死了，剩下两个孩子没房子住，罩块塑料布当屋顶。“我就觉得自己有房子住，有母亲，累了还能趴在母亲背上，真是幸福。”实际上寒雪家的房子因为瓦片盖得薄，又常年没钱添检，冬天雪花透过瓦隙钻入屋里，会直接飘到床被上。

但小学五年级那年，寒雪终究因为“被人可怜”退学了。导火索是和同学吵架，同学说寒雪的母亲上她家村里讨饭了，这个同学的爸爸是队长，借给了母亲两袋米背回家。“当时心里特别痛苦，烙一样。”即使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寒雪说到这里仍旧哽咽了。因为跟同学吵架，老师又批评了寒雪，“我就受不了，不上学了。”

过了一个多月，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来看寒雪，寒雪就后悔了，怀念学校的生活。这个同学以后还给寒雪写了一封信，信里描述寒雪“顶风冒雪卖葵花”，因为寒雪趁村里放露天电影，炒了葵花籽去砖瓦厂卖，被同学看见了。

卖葵花只是比较轻松的活计，更重的劳作是在地里。从十三岁辍学到十九岁出门打工，寒雪跟着姐姐干农活，姐姐赶牛犁田打坝，寒雪割稻挑禾担粪。身板并不壮实的她，脖子后面压出来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一直到现在，她经常在门框上自己按摩，终究把包磨得小些了，却不会完全消失。

中间大哥想让寒雪继续上学，当时寒雪已经退学一年多，不愿再去学校。十九岁那年，哥哥去北京上军校，让两个妹妹跟着一道上了北京，家里的地都转包给同父异母的二哥耕种。事后回忆，寒雪有些后悔没去广州，那时谣言说南边进工厂要求十九——二十四岁，未婚，“觉得不是好事”。其实当时正在迈入九十年代，去深圳那边的老乡是第一批，后来都定居当地，算是发达了。

当时没有家政公司，两姐妹都去了崇文门的露天劳务市场，站在马路边等雇主叫。姐姐做了几个月保姆，回老家说要找对象结婚，不出来了。寒雪在另一个家庭做保姆，一开始不大适应，孩子很娇气，饮食众口难调，家庭矛盾错综复杂，雇主老太的女儿和儿媳闹矛盾，老太太把气撒在寒雪身上，干了一年多寒雪离开了，去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离开之后才发现在家庭里更安全，小饭馆啥人都有，有些喝醉了的客人说不三不四的话，寒雪接受不了，又去在饭馆认识的一户人家，照顾一个老太太。没想这家关系仍旧复杂，老太太的女儿嫁到秘鲁，挖老妈的墙角，老是撺掇寒雪跟她到秘鲁去，照顾她自己的女孩，寒雪因为担心出国不安全没同意。

刚开始干保姆，寒雪觉得侍候人低三下四。通过这两次经历，看到外面看上去光鲜的家庭和人物，内里也不过如此，心态上倒是获得了平衡。

干了一年多，寒雪接到了身在辽宁的母亲电话，哥哥毕业分配到辽宁阜新，结婚成家，母亲去给哥哥看孩子，挂念寒雪，寒雪因此去了东北。待一块儿没多久，母亲回了河南，寒雪却就此留下来，在一个转业军人开的电容器厂做店员，活计是卷纸筒，然后搁进大盆里和电料一起泡，再加用锤子砸出电极，工资能拿到一百八九十元，比先前做保姆高一倍，代价是有污染，车间有股呛人的味儿，时间长了对人体不好。两年多之后，寒雪在当地找对象结了婚，就此不干了。

[…]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的寒雪，觉得自己忽然会写诗了。她由此给自己起了寒雪的笔名，开始喜欢上看书，手头没钱，就专在小区门口书摊上买打折盗版书。2013年3月23日这天，夜深之时雇主和孩子都已进入梦乡，寒雪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有月光的夜空与黑暗的地面相差悬隔，想到自己和雇主之间也是这样，深深感到有些不平却又无能为力，写下了一首《天地对白》，这成了寒雪自己满意的第一首诗。

我们认识之后，寒雪把这首诗发给我看，我不了解写作背景，觉得这首诗的题目太宏大，有些虚。以后寒雪又陆续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后来被诗人安琪选入了她主编的《北漂诗选》，相比起来，显然更贴近自己的北漂家政生活。其中一首起因于不准林宝看手机，遭到林宝抗议“你又不是我家里人”，让寒雪的心冷了半截，又想起自己远方的尘土堆积家，和抛下的孩子：

我带着的孩子

说我不是她家里人

时光 我没有辜负你

把我的孩子变得陌生

读者也可以参阅《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最近发表的该书评论文章。

二、超百名中国公民参与俄军，合同追溯至2023年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社交媒体X上宣布乌军已抓获两名参与俄军入侵的中国公民。4月9日，泽连斯基继续表示乌克兰目前握有 150 多名参与俄乌战争中国公民的资料，并称实际参战的中国人人数更高。

俄罗斯方面在10日驳斥泽连斯基指控，称北京拥有一个 “平衡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则没有直接回应。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正向乌克兰核实有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始终要求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区域，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武装冲突，尤其应避免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CDT编辑对于中文互联网敏感词的持续监控中，注意到近期出现相关的敏感词审查。

软审查敏感词：雇佣兵；作战；名单+连+旅

有关的微博话题也被严格限制，唯一一条帖文是由《今日俄罗斯》的子账号Ruptly发布。

乌克兰媒体《左岸报》（Лівий бере）9日发布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参与俄军入侵的中国籍公民的情况。

中国数字时代已将报道翻译成中文，包含乌克兰方面公布的中国籍公民情况。

据乌克兰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目前已有超过150名中国公民与俄罗斯军方签署合同并参与对乌作战，部分合同签订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23年。

据《左岸报》（Лівий бере）援引乌方情报机构消息，自2024年秋季起，大量中国公民陆续抵达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训练中心，其中一些人甚至早在2023年夏季便已与俄军签署服役合同，而正式签约高潮则出现在2024年春季。

乌克兰安全部门掌握的数据显示，相关合同签订时间涵盖2024年2月至11月，涵盖几乎整年度，合同签署者人数超过160人。例如，中国公民宾江于2024年4月21日签署合同，并于当年10月抵达编号为1093的训练中心，不到一个月完成训练后，于11月15日被派遣至作战单位，目前隶属于第255摩托化步兵团参战。

[…]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声称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持续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并未对其实施任何制裁措施，反而大量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物资”。

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避免直接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多将战争称为“冲突”，同时呼吁和平与对话。但在实际行动上，北京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中方人员赴俄参战。

2025年4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表示，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获两名中国公民，并指出共有六名中国人参与了该场战斗。与之相比，朝鲜公民则主要出现在库尔斯克方向，由俄方成建制使用。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正“研究”中国公民被俘的情况，并否认有更多中国人参战的说法，称相关信息“毫无根据”。

长期以来，俄罗斯惯于招募外国公民参战，主要对象为经济贫困国家的民众，许多是被以提供工作为名欺骗赴俄，最后被迫进入战场。此外，伊朗方面亦曾派遣教官协助俄军操控“见证者”（Shahed）系列无人机。与中国志愿兵不同，朝鲜派遣的是成建制军人，而非个人雇佣兵。

三、不明白播客｜歪脑主编与VOA记者：未完成的报道

4月12日，两位长期报道中国的记者Kris和Alex接受《不明白播客》的采访，回顾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裁撤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命令如何影响他们个人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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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为美国之音撰稿人，Alex是自由亚洲旗下新媒体平台“歪脑”的主编。他们探讨了两家媒体的立场，以及年轻记者如何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坚持记录中国和华语社群的故事，“节目也试图回应一些更大的问题：依靠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真的能保持独立性吗？对于一些仍愿意用中文写作、记录、报道的年轻记者来说，还有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空间？”《不明白播客》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主持。

2025年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美国之音（VOA）与自由亚洲电台（RFA）停摆、裁员，众多记者骤然失业。这是“不明白播客”系列节目《我与敌台的故事》的第三期。前两期中，许成钢教授和四位年轻人讲述了这些“敌台”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与人生。

这一期，请来《歪脑》主编Alex和为美国之音撰稿的香港记者Kris郑乐捷，回顾这场危机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个人与团队。他们谈到了未完成的纪录片、被中止的专题、被迫暂停的合作，也谈到了新闻作为一种“召唤”而非“选择”的职业感。

节目也试图回应一些更大的问题：依靠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真的能保持独立性吗？对于一些仍愿意用中文写作、记录、报道的年轻记者来说，还有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空间？

通常情况下，记者跨城市去采访报道叫作出差，像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在外地采访。

出发之前，不会有人给记者践行，回来之后，也不会有人给记者接风。除非，记者是去一些龙潭虎穴般的地方采访，比如缅北园区，比如俄乌前线，比如河北燕郊……

是的，记者到河北燕郊实地采访，还是做监督报道，能全身而退平安归来，是一件值得单独开一场庆功会的事情。作为前媒体同行，今天看到人民网记者深入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采访报道“医院红十字变绿十字”的新闻，居然毫发无伤平安归来，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发一封贺信。

燕郊这个地方有多厉害呢？我说几个事实大家感受一下。

2024年3月，河北燕郊发生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多家媒体前往现场采访。其中，央视新闻记者在现场架起机器连线直播，居然被当地派人在镜头前给架走了……

2025年4月，河北燕郊城管部门强令当地商户更换招牌颜色，禁止使用红色、蓝色与黑色，连医院的红十字都给改成了绿十字。

但这还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事件被曝光引发舆情关注后，当地不是把红十字换回来，而是直接给拆除了……

更厉害的是，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了接近一周时间，三河或燕郊的政府部门自始至终没有回应媒体或发布通报，在今天之前也没有一家官方媒体发回现场报道。

河北燕郊，距离记者云集的北京不到30公里，好几天时间里，竟没有一名记者敢于踏足。

正因此，人民网记者发回现场采访报道才显得尤为可贵。甚至说得夸张一点，显得尤为悲壮……

河北燕郊，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点建设性意见：

非央媒记者，请谨慎前往燕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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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低音x新新闻｜中国政府如何开始用DeepSeek来“治国理政”

2025年2月，杭州人工智能公司幻方量化发布的DeepSeek，在推出之后即受到了全球瞩目。在DeepSeek爆火之后，多方的质疑声随之而来。有人指出，DeepSeek会将收集的资讯储存在位于中国的伺服器中，这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料安全风险。

此外，DeepSeek还引入了非常严厉的内容审查，当对话中出现“六四”、“四通桥”、“习近平”等内置敏感词时，它会立即中断对话，并明确告知用户无法回答此问题。而在涉及内政、外交、法制、领导人等问题时，DeepSeek通常会与中国官方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俨如数字版的官方发言人。

因此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身为中国企业的DeepSeek（幻方量化），必然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统治工具。

3月18日，独立媒体“低音”在一篇报道中（联合“新新闻”发布）揭露了DeepSeek可能正主动或被迫走在加强政府专制能力的道路上，促进一种“极权人工智能”的诞生。

• 点此跳转至原文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北京昌平区政府称，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利用DeepSeek破除了“网格治理信息壁垒”，精准实现了“跨域协同”等复杂需求。此外，当地政府基于“雪亮工程”（乡村地区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联网监控摄像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的“优质视频资源”，结合DeepSeek深度思考技术，构建了“全天候城市感知网络”，“破除了人工巡查的时空限制”。

内蒙古乌审旗公安局称，DeepSeek提升了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的精准度，有效预防和控制潜在的安全风险。该公安局解释称，DeepSeek可以对人员信息、活动现场情况等实时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预警，“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重庆荣昌区公安局称，警情分析任务原来需要三人三天完成，DeepSeek上线后，缩短为一人15分钟，“实战成果显著”。

深圳宝安区某社区宣传工作人员表示，DeepSeek让他们应对“舆情”时更加“得心应手”，在快速抓取“关键舆情点”和“量化分析舆论走向”方面，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该区街道执法队负责人也表示，DeepSeek让他们更精准地定位“舆情源头”，预判风险，为“舆情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内蒙古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网信办称，DeepSeek在复杂语境识别、潜在风险预判等方面有显著优势，将持续推动AI在内容管理、“舆情研判”、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应用。

山东省互联网传播集团（省级党媒）为DeepSeek在“舆情监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细节。该集团称，接入DeepSeek后，全网“舆情信息”识别效率、噪音过滤能力均大幅提升，在热点话题的监测过程中，可更快发现潜在风险。

此外，DeepSeek分析海量数据后，可以自动生成“舆情应对策略”，提供更智能的“舆情处置建议”。

一家与官方深度合作的网络安全监控企业“天融信”称，公司已利用DeepSeek的深度内容识别技术，结合关键字检测、图像文字检测等方式，全面监测敏感信息并及时阻断违规行为。

多地宣传部门和地方党媒称，DeepSeek可基于实时信息自动生成新闻稿，辅助官媒记者快速撰写稿件。

河南新乡市政府发布“DeepSeek党政机关公文写作智能化应用指南”，称其内置《党政机关公文格式》语料库，并自动关联中宣部最新版《宣传禁用词和慎用词清单》，还可自动筛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核心政治术语，并与中央文件对比。

新疆阿勒泰党委称，DeepSeek让党建工作“智”感十足。若想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只需上传政策文件，DeepSeek即可生成核心摘要，并针对专业术语或执行难点（如“基层党组织选举流程”）重点解答，避免基层干部理解偏差。

二、WOMEN我们｜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

近日，独立媒体“WOMEN我们”发布文章，讲述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的故事，展现繁简中文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

• 阅读全文请访问“WOMEN我们”的substack。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图片来源：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三、RFA｜藏人作家唯色：勿让藏人的声音消失，RFA与VOA藏语部不应被关闭

藏人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3月25日为自由亚洲（RFA）撰写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关闭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VOA）藏语部。

她写道，RFA和VOA既是藏人突破信息封锁、获取新闻的渠道，也是国际社会了解藏人处境的重要信息来源；如今这两家媒体面临关停的命运，西藏议题在国际社会上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

唯色写道：

在中国，藏区的信息环境始终异常严峻。2000年启动的“西新工程”旨在将官方声音覆盖至藏地每一个角落。为此，当局在全藏区建设了大量大功率干扰站，专门屏蔽国际涉藏媒体的广播信号，这些设施至今仍在运作。进入2020年代，“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通过遍布全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和AI技术，强化对社会的严密管控，藏区是重中之重。

截止2023年，中国在全国部署的监控摄像头超过5亿个。同年，康区理塘一所学校因教师与境外亲属用微信联系，并使用RFA藏语节目作为教学材料而被关闭。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之下，许多藏人仍冒险接收外部讯息——有人爬上高山寻找信号，有人深夜在寺院角落静听，还有人因此被传讯、拘押甚至判刑，只为听见TIBET的真实声音，得知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珍贵讯息。更有无数勇士会将严密封锁的重要消息传送出去，如2024年2月因中国当局修筑水电站将淹没康区德格六座寺院及乡村，当地藏人抗议却遭抓捕和殴打，正是RFA藏语部最先获悉并报道，受到国际关注，这一开发项目才未能继续。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拓展其全球信息影响力。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北美、欧洲、非洲等地设立分部，制作多语种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日报》则与美国媒体合作刊登整版内容，等等。CGTN与新华社在YouTube上发布针对西藏与新疆人权议题的反驳视频。尤其在2024年9月，中国更专门成立“西藏国际传播中心”，目标是“作为西藏对外传播的窗口，……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全局和对外宣传工作大局，……构建更有效力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并宣称要“有效开展涉藏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这种迅猛的全球化信息攻势，展现了中国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强势布局，与其在藏地的严苛封锁形成鲜明呼应。

[…] 我自2006年起为RFA藏语部撰稿，十九年来撰写了900多篇文章。通过资深媒体人卓嘎的精准翻译和纯正藏语朗读，我的文字传递到藏人听众的耳中与心中。每周一次的播出，不仅让我坚持写作，更让我不断思考和记录西藏的命运。这份坚持最终汇聚成四本书：《听说西藏》《图伯特这几年》（与王力雄合作）、《乐土背后》《疫年记西藏》，它们围绕TIBET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是对沉默中的人民、寺院、农牧区、城市与历史的深情回应。如今，RFA藏语部面临关闭令我深感痛惜，但我坚信，它的声音不会就此消失，它的影响也不会终结。它曾是连接境内外藏人的桥梁，也将在藏人的记忆中延续。 […] 我们必须追问：当TIBET的孩子只能听到一种叙事，当城镇与乡村的藏人无法接收远方真实的讯息，当寺院僧侣被困于数据网络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之中；谁，还能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一个被中共当局编写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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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现象工作室｜“擅自摄制电影案”当事人郭珍明采访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微信公众号“现象工作室”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发布报道文章，但该文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郭珍明自述道：

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

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

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二、闻道不分朝夕｜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以上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闻道不分朝夕”，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转载了一篇短文，文章节选内容如下：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三、历史押韵｜缅甸7.9级地震，曼谷一在建高楼轰然倒塌，中铁十局的项目

2025年3月28日，位于泰国曼谷正在兴建的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受2025年缅甸实皆地震影响发生倒塌事故 ，造成至少8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

这座大楼于2020年开始兴建，并于2024年3月31日由中国中铁十局集团宣布封顶。

之后，不少泰国和中国的民众发文，对工程质量进行质疑。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一座在建的摩天大楼，在地震中摇摇晃晃轰然倒塌。

这种大楼轰然倒塌的场面不是侧翻，而像911时的双子塔，也像爆破拆除大楼这种原地崩塌。

要知道即使512地震时，成都离震中那么近，也没有一座高楼倒塌。

为什么曼谷的楼会倒塌呢？要知道曼谷不在地震带上，地质构造也很稳定。

曼谷所在的中部平原地区主要为较有弹性的粘土层，下面是平均厚度约550米的沉积层，550米之下才是坚硬的岩石。这种地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地震波。

那为什么这样的万佛保佑之地，还会把高楼震塌呢？

倒的这栋楼是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承建商还是中铁十局，去年已经成功封顶。

没想到，一场发生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会把这座大楼震塌。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筒+无梁楼板”。核心筒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

2021年美国佛罗里达有个公寓楼塌了就是用无梁楼板。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空间利用率高，没有横梁，增加室内高度。空间开阔通透，施工简便，美观实用。

缺点就是，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没有梁导致延展性比较差。抗震性能较弱。

这一次这栋楼塌，更加大了对无梁楼板设计的担忧。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中铁十局的项目。基建狂魔的实力有目共睹，修这样一座大楼应该不至于扛不住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

很多泰国人会质疑工程质量问题，这就要泰国政府去调查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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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作者张赞波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家。2014年，张赞波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公路建设中的施工人员和周边民众的生活。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贺（又名富察）2023年3月赴中国大陆期间失联，中国官方随后证实其已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今年2月，富察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富察生于中国辽宁，于华东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后与台湾伴侣结婚，2009年搬到台湾定居，并成立八旗文化。八旗文化近年出版的书籍还包括美国作家张彦（Ian Johnson）记录中国地下史学运动的《星火》中译本，学者裴敏欣研究中国贪腐现象的《出卖中国》等。点击这里阅读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富察兄，

见信如晤。

不知道你现在在里面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饭？睡觉还好吗？每天能睡几个小时？能偶尔晒晒太阳吗？有书看吗？可不可以锻炼身体？肉体上有没有遭受他们的虐待？是不是已经瘦了很多？去过那里面的人，一般都会瘦很多，对于需要减肥的人，这也许是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但你本来就瘦，也无需减肥。希望你不要瘦得太多，否则当你出来的那一天，我要是看到了你形销骨立的样子，一定也会像现在一样，止不住地掉泪。

很抱歉，我到现在才站出来和你说话，虽然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但完全下不了笔，开不了口。对于一个以往表达欲还算旺盛的创作者来说，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语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最近几个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过得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尽量把头埋在阴暗之处，任由自己被悲愤、恐惧和耻辱吞没。

虽然作为一位持续批判体制的独立纪录片作者，我完全深谙并亲身领略过极权的暴力，但还是没想到，它会以这么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

4月20日上午，习惯于熬夜晚睡的我，刚刚醒来，就看到了网上传出你被秘密拘捕的消息，我当即有如电击，从床上一骨碌爬坐起来，连声惊呼，内心瞬间被惊愕笼罩。

我之前不祥的预感不幸落实了。

就在4月12日，我把修改的新书稿简介给你发去邮件，见你没有及时回复，我又通过社群媒体发去简讯提醒你查收，但无论邮件还是社群媒体，你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对于你这样一个敬业勤恳、对人热情有礼的出版人来说，这是未曾有过的反应，以前，你顶多就是周末两天不回复，周一上班了一定就会回复我。但这一次，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你仍然没有动静。刚开始我以为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在不久前的通话中，你提到自己最近体力有点不支，说人一过了五十岁，精力便大不如前。眼力也下降了，光看我的书稿，你就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是把全文打印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不再像以往那样对着电脑就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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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只好默默地祝愿你身体没有大碍，即使身体有恙，也能早日康复。4月19日，一个星期过去了，你依然杳无音讯，让我越发感到不安，正犹豫要不要询问一下你的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一夜之后就得到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我完全没想到，你落入他们的魔掌已经整整一个月。

原来你是在3月19日回上海时遭此厄运，那天距离我们语音通话也只过去不到一周，3月13日晚上，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通了约一个小时的长电话，详细地讨论了我的新书稿的出版计划。就在当天上午，你给我写来长信，谬赞我：「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加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还说了：「我也非常敬佩你孤独一人记录、分析近乎魔幻的中国底层世界的勇气和精神，并为之感动。能够认识、拥有你这样的朋友和作者，真的是我的幸运。」

对于一位坚守在极权之地的孤独的创作者来说，你的这些话语于我是一剂莫大的精神动力。这些年，因为持续批判的缘故，我在中国被封杀，书和片子都被禁，再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新书，连一本原本计画出版、正在组稿中的个人诗集也不得不夭折。警察也不断上门骚扰我，导致我离开了生活快二十年的北京，回到南方的山里离群索居。

「金马风波」（2019年8月，国家电影局禁止电影人参加金马影展，我忍不住骂了它几句）之后，我更是经历了全方位「社死」，在网上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侮辱，被扣上各种罪孽深重的帽子，以及持续遭受揭发、检举，甚至死亡威胁。影响不光止于网络。现实中，不少昔日同学亲友因为目睹了我的政治错误和声名扫地，都不敢再联系我，有家族长辈甚至斥责我令「家门蒙羞」。有关部门还到我父母所在村庄调查我，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困扰。

从那之后，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年没有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再没人邀请我，哪怕是线上的活动也没有。很多人还唯恐避我不及。因为个人的社群媒介持续被封禁，我在国内的网路平台也消声匿迹。因为价值观念的缘故，很多昔日的故交也渐行渐远，直至完全割袍断义。除了为了拍摄，我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也几乎减为零，平时深居简出，过上了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生活。

此时，你的鼓励，除了让我觉得自己在潜伏中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更让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是正确的。就是在这番通话中，你我还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安全问题，但是是你在替我这个「朋友和作者」的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我的敏感的新书给自己带来麻烦，还询问了我有无考虑出去。而我，在这通电话里，根本就没有问起你的安全与否。

那时候，你我应该都完全没有预想到，真正的危险会于降临我前来到你的头上。我也完全没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到中国，虽然电话里你提了一嘴自己和家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去探亲了。但你并没有告诉我你一周后就要回去，如果你说了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告诫你「危邦不入」，劝你「三思而后行」。

因为此时的中国，尤其在历经三年疫情管控之后，彻底成了光芒照不进的土地，真正的礼崩乐坏，铁幕降下。作为持续扎根在生活现场的低调的观察者和亲历者，我都时常感到举步维艰，顿生江湖险恶之感。自己曾经在乎的「最后的缝隙」，也俨然已经慢慢合上。

你在此时回来，分明风险莫测。可是遗憾，你当时没有告诉我，要不我一定会力劝你。尽管我知道，我的劝说也许并不会在你那里生效。

你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也劝过你。那次，我们也说到过「安全」。几年前，当你第一次向我说起你还持中国护照的时候，我比较吃惊，我以为你早拿到台湾户籍了，觉得无论从安全还是从方便的角度来说，你都应该这样做。但你当初好像对此不是太上心，似乎觉得相比于你正孜孜不倦的出版事业，它是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当我问到你回来时不担心他们找你麻烦吗，你也还是那副一贯的口吻，你说自己只是个编辑，只是个出版人。

我对你的这种固执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其实我也是个固执的人。我之前备受艰难和打压，都不愿离开，也让不少人不可理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在危险没有真正来临前，我们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更不会被它轻易吓倒。

但这次，你所面对的局面显然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不确定你真的只是粗心大意，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不知道你对自己这次回去自投罗网感到后悔没有。还有，你之前是否设想过自己「进去」的场景？说实话，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自己「进去」。尤其这些年，当我看着文字狱在这片土地频频发生，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不少人都「进去」了，他们中有些人说的、做的还不如我那么「敏感」和「胆大」。有些人的影响力也还不如我，有人只是在网络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判了几月甚至几年。

每当这些事发生，我都顿感阵阵寒意。就此我还跟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原来，这几年他们让我「社死」，是保护了我，要不我早就进去了。这显然是一种悖论般的无奈现实，散发出苏联笑话般的荒谬气息。

在4月12日给你的信息里，我就提到了「进去」，因为就在两天前，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判12年和8年，让我再次觉得痛心、愤慨而绝望，上一次为「进去」而有如此感受，是因为「编程随想」阮晓寰，他被判了7年。让我忍不住感慨：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总有如此优秀、正直、善良的人沦为国家的囚徒？

所以推人及己，我忍不住和你聊到他们并吐槽：「凭我这种立场和写法，我觉得我至少能够10年了吧。」尽管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此刻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在当时，我仍然想到的是自己，没有联想起你，更不知道当我只是担忧自己「进去」的时候， 你却已经「进去」了。

更早以前，你也曾经和我说起过「进去」，那一次，你在疫情初期回上海时被隔离，你提到这段「够憋」的禁足经历时，忍不住感慨「所以像王丹那样的坐完牢，还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现在，没想到轮到我来敬佩你了。

虽然，我根本就不想从这方面敬佩你。我宁可敬佩你在编书上的专业能力，你的选题、策划，以及编辑和推广能力，尽管你这些年出版的有些书我也并不喜欢，我们之间的观念也有分歧，但你的专业能力无庸置疑，和中国这边大多数的编辑比起来更是出类拔萃。

或者，我可以敬佩你在面对逆境时的坚毅——就在3月13日那通长电话中，你向我聊起如今台湾出版业的状况，说现在一般出的新书舖完所有通道，六百本印量就够了。联想起中国市场出的那些烂书都动辄几万几十万本的销售量，我不由地在电话这头感叹了一句「你真不容易」，结果你很快就反驳了我，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容易不容易，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再不容易也能承受，并且不觉得苦。

「你不也一样吗赞波？你也选择了一条在常人眼里看起来很不容易的路途，但那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定再难也乐在其中，不需要别人说不容易吧。」

是的，老兄你说得很对，我不应该这么高高在上、轻描淡写地评价他人的境遇（尽管那非我的本意）。我们面临的所有艰辛，确实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属于同一类人。

即使不论你在专业上的能力和精神，其他事情也同样值得我敬佩，比如说，你那次开车带我去基隆港海边吃海鲜-——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那至今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海鲜，我对你怎么能找到那么一家毫不起眼却如此美味的摊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你带我上阳明山惬意地泡露天裸汤，上猫空看台北夜色，去十分放天灯许愿（我记得当时我在天灯上写的第一个词就是「自由」，尽管你现在身陷囹圄，我仍然要把这个最美好的词献给你）。以及，你还带我去认识了不少台湾的纪实文学作者和出版人，彼此间相谈甚欢，这些安排都如此贴心细致，深得我心。这些，统统都值得我敬佩。

我宁可敬佩你这些。我为什么偏偏要去敬佩你「进去」啊，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很巧的是（错了，应该是很不巧的是），我在我的新书稿里多次写到囚禁，尽管在叙事层面只是针对草原动物，但那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喻。我想说的是，在那块土地上，不论动物还是人，包括我自己，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都置身于欲望的铁链之下。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你当然懂我这层意思。

对了，那天给你发信息时我本来还想和你说件事，我打算把我的新书名加上「囚笼」这个关键词，成为「风景与囚笼」。我觉得它比之前的「风景」更为准确和意义深远。但因为你没有回复我，我就打住了这个话题，心想等你回复后再说。

没想到，你没有回复我是因为你已经「进去」了，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囚笼」里。我却还在外面——尽管那本质上也是一个更大的囚笼。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地苟活着。这不是一个比喻，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状况。

因为担心他们顺藤摸瓜来找我—毕竟我的敏感的书稿在你手上，以及我俩之间还有那些不无犯忌的通信和通讯纪录（比如谈到许志永、丁家喜和「编程随想」），而他们控制了你就有可能统统获得它们。

4月20日那天，我的震惊和悲愤还没有来得及稍微平息，心中的惶恐就迅速弥漫开了。我虽然也曾历经危险，但从来没有哪一次比得上这次，被进去的危险离我如此之近。

尽管，从观念和心理上来说，我其实一直并不太惧怕坐牢甚至死亡。但我最担心我要是这样进去了，我的书稿和其他未完成的作品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而从此不见天日。而它们既是这个时代珍贵的纪录，也是我的精神生命的一大部分，失去它们，会比让我进去、抹煞我的肉体生命还让我难过。

我从床上爬起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后事」。我赶紧清理拍摄素材，删除了手机和电脑里的一些纪录，紧急委托了一位可靠的友人保存我的书稿，并授权他在我遭遇不测后发布它。另外，我也向我的家人委婉交代了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该如何应对。我还咨询了律师在这种案子里能否有效介入。。。。

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几乎混身颤抖，既悲愤又恐惧。我想到了读过的苏联时代或者文革时期的那些政治犯的故事，没想到在今天它变成了我的现实。

富察兄，你说多么荒谬，我只是一个创作者，仅仅因为呈现真相和表达观点，就得去面对、去背负这些无妄之灾。而你和我一样，都只是一介书生，都只是言论自由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却不得不如此狼狈地面对这座迎面扑来的「囚笼」。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诘问还犹在耳边，历史却一再重演。当然，把现在的乾坤颠覆得如此黑白颠倒的，绝不只有佞幸。

震惊和仓皇慢慢减弱之后，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搜索关于你的新闻，希望有奇蹟发生，你能虎口脱险，从囚笼里安然返身而归。然而带给我的仍然只有幻灭，至今你仍然音讯全无。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台湾人和你的作者们在为你呼吁的时候，我什么也能不说。在你被捕五十天时，我看到了文化届有三百多人为你发起声援连署，那里面有不少我认识并尊重的电影人、作家和学者。发起人之一王家轩先生之前也和我邮件往来过（他还在你的八旗文化任职时，邀请过我为他责编的一本书担纲推荐人）。我为他们为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感到欣慰和感动，但很快，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羞辱感中。

因为这份连署名单里本该有我。我的名字还出现在连署工作小组于网上发布的连署主文中，它列举了八旗文化创立以来所获的各种奖项，我的《大路》就忝列首位，占有两项：2014年开卷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报导你被捕事件时也提及了我和我的《大路》。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更有责任为你发声，因为我和你身处同一片土地，在同一个囚笼中，对你正遭受到的铁拳，我比自由世界的人更有体验，更能感同身受。然而，那时，我为了不引火烧身，只能装死，不能为你说上一句。

富察兄，你知道吗？这对于我，不光是一种深深的无力，而且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以往，我非常看重公共言说的价值（这也是我成为一名独立创作者的初衷之一），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时常告诫自己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勇于公共言说。在熟人眼里，我也一度留下敢说真话、无畏强权的形象，这些年来，除了通过我的作品，我也为社会上的很多不公不义直接发声，包括在西藏、新疆、香港以及「白纸革命」等高度敏感的议题上，我也冒着风险，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受极权迫害的群体公开发声过。此外，我也多次为和你一样有类似囚笼经历的人大声呼吁过，比如说南都案件、刘晓波、谭作人，还有艾未未、许志永、伊力哈木等等。

那些人和我还没有什么交集，纯粹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我就能大声疾呼。然而现在，你既是我的出版人，我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我的朋友，某种层面也是我的伯乐和知音。尽管我这个人不擅交际，也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俩之间应该就符合这个标准），但我和你的关系远超当初和那些人的关系——至少，他们中没有谁请我吃过那么美味的海鲜。更没有谁像你一样，和我一起赤条条地在阳明山的公共裸汤里一边坦诚相见，一边聊起文学和人生。而且，就在你进去之前的一个星期，你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鼓舞和信任，且正为我新书的出版殚精竭虑。

可是当你进去了，我却不能为你言语一声。这简直既是对我崇尚的道义和血性的打脸，也是对我的人格和品行的羞辱。看到人们为你连署时，我只能躲在深夜的沙发上独自默默垂泪，心如刀绞。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所以我说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富察兄，你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理吗？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境遇和心态，你进去之后，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压力，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瘦了十多斤—我比你胖，减点肥倒不是件坏事，两鬓的白发骤然增多。认识我的朋友很好奇我怎么一下子就老去了很多。这几个月，我宛如走过了几年的人生。

但相比于你在里面的煎熬，我的这些遭遇就不算什么了。尽管我们能设想一番其中的光景，但那个黑洞般的囚笼，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我没法想像你怎么打发在里面的时光，怎么面对他们施加的那些羞辱和折磨，而且不是零星半点，一天两天，再过几天，你就要进去半年了。

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天。一想起这点，我就更加寝食难安。甚至觉得我此刻能暂时脱离危险，享受到写这封信的自由，也是一种罪孽。

但富察兄，请放心，这次我不会再傻傻地说「你真不容易」。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这正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在。我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即使身处囚笼之中，我们应该都是始终追求并坚守自由意志的那种人，而且，我们应该没有他们所想像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吓倒和击垮。

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在里面好好地保重自己，一定要「活过斯大林」，亲眼看着那具冰冷的囚笼和制造出它的那架暴力机器早日崩塌，这是我此刻的信念，希望也是你的。

在《大路》被禁后，我曾给读者题签过一句话：「有禁书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禁书的荣耀。」同样，囚禁你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你的荣耀。

盼望你早日重获自由，而且，归来的时候不会形销骨立，依然是那个聪慧、执著、坚毅、热情而真诚的人。

期待我们后会有期。再次就我迟来的信件和发声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前的苟且偷生和无奈缄默。

谨祝平安健康！

你的朋友和作者：张赞波

2023年9月10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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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期刊：DeepSeek增强中共监控能力，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威胁世界民主自由

2025年初，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震惊全球科技界。该模型性能媲美ChatGPT，却能以极低的成本和计算需求运行。这不仅引发了硅谷的担忧，也促使多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其使用。

3月底，民主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DeepSeek为何如此危险》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字极权专家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文章指出，这项技术的真正威胁远超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监控国家、输出威权统治的工具。

韦伯表示：“尽管DeepSeek的成就对金融、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已被广泛报道，但其对威权统治的意义却鲜有人讨论。DeepSeek拥有巨大潜力，不仅能增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还将使中国共产党（CC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自动化、自主性和科学化的镇压工具这一目标。”

他将中共的监控体系比喻为一场棋局，技术是其保持优势的关键。韦伯梳理了中国监控国家的三次演变：

1. 态势感知（2000年前后至2010年代初）：通过闭路电视和数据处理，中共得以掌握公民的行踪和行为。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帮助当局监控维吾尔族等群体。韦伯将这一阶段比作设置“棋盘”，了解“棋子”（即中国公民）的动态。
2. 决策支持（2010年代中期至今）：“2010年代中期，中国的监控产业实现了巨大飞跃。如今，人工智能监控网络不仅能追踪公民（棋子）的下落，还能为中共提供建议，指导其采取何种行动、使用哪些数据以及制定何种策略。”2016年，阿里巴巴在杭州部署的“城市大脑”系统成为一个转折点。该系统可实时处理数据，在抗议发生时为警方提供应对方案，甚至决定是否出警。韦伯将这一步称为“追踪棋子”，为当局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支持。
3. 自主智能（正在发生）：DeepSeek标志着第三次转型的开端。韦伯指出：“随着中国监控国家进入第三次演变，这项技术开始从单纯提供决策支持，转向真正代表中共行事（即下棋）。”此外，他表示，第三次转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AI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助力中共监控全球。

韦伯设想，未来AI可能直接执行警务任务，例如取消异见人士的旅行计划，或通过电话分析情绪、警告潜在抗议者。他写道：“中共拥有大量中国公司的数据，可以利用DeepSeek以多种方式执行法律并恐吓对手。”

尽管DeepSeek增强了中共的镇压能力，韦伯也指出其潜在风险：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警方忽视对系统决策的审查，最终使治理失控。他问道：“在紧急情况下，警察会再次核查，还是简单点击‘确认’？”这种依赖性可能在系统层面引发中共内部危机。

最后，韦伯再次警告全球，DeepSeek的诞生“可能会让中共维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向世界各地输出”，最终损害全世界的自由。

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批评其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报告强调，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坚持推行“宗教中国化”政策，强制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宗教团体和信徒实施系统性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大规模监控、逮捕和拘留，限制宗教自由，尤其针对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西藏的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等群体。

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面部、声音和步态识别技术，对基督徒、法轮功成员和少数民族宗教群体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还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超过100个国家，威胁全球人权和宗教自由。此外，中国通过跨国压迫手段限制海外宗教异见人士，例如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功促成被中国监禁近20年的美国牧师大卫·林（David Lin）的释放。

另外，报告记录了中国对多个宗教群体的持续压迫。2024年，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施加更多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Uzra Zeya）在会见达赖喇嘛时重申了对藏人人权的支持。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继续面临严格监控和拘留。报告还提到，截至2024年，USCIRF记录了810名因宗教自由或信仰问题在中国被拘留或监禁的受害者，其中532人仍未获释。

最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USCIRF建议特朗普政府迅速任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并对中国实施更有力的政策，包括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以及限制对中国的相关技术出口等。

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国多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腐败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但腐败仍是中共政治体系的顽疾，高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其中，甚至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

其中，即便到了2024年，反腐运动的发起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与金融投资。

公开研究显示，中共高层的家庭财富令人震惊。报告引用《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称：“2012年，温家宝的家族——包括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的，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这些投资与领导人本人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无疑为家族提供了便利。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近500万名政府及中共官员，其中470万人被判定有罪。然而，报告强调：“腐败是中国的固有特征和挑战，因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缺乏独立的官员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而得以滋生。”学术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曾参与腐败，尤其在地方层面。”贿赂和贪污平均可使官员收入增加四至六倍，高层官员因更大权限获利更多。

报告指出，这场运动不仅旨在清除腐败，更深层反映了“党主导的安全化”，即“针对不守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不纯者的打击，特别是政府最高层”。此外，在反腐运动初期，打击明显针对与习近平政治对手有关的官员。

然而，报告提到：“政治关系如今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例如，2023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及2024年被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两人均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显示反腐已超越派系斗争，旨在确保忠诚与效率。

最后，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腐败在中国的结构性特征——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监督，阻碍了系统性改革。”习近平的反腐虽取得成果，但“中共不愿允许外部监督，反而优先考虑自我纠正”，使彻底改革遥遥无期。这一矛盾可能长期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及其长远目标。

前日， 有在地方上工作的朋友想请我去当地讲如何做宣传的课，自觉不擅长，婉谢了。回顾自己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写过一些批评报道，赋闲之后也写过一些让某些特定人群看完很不痛快的浅薄小文，这些文章虽然终究没有跳脱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但实战十多年所掌握的实战技巧与在地方上工作的朋友所需要的宣传技巧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所以，不得不婉谢这类邀请。近些年，隔三岔五就会收到一些讲课的邀请，稍加判断，就能明白邀请者需要的信息与我能提供的信息不匹配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有些地方想请我去讲舆情引导和处置，但稍微诚实一点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们实际所需要掌握的所谓舆情处置技巧多半是正经媒体人不能讲的，而我虽然离开媒体多年，内心却还把自己当作一个正经媒体人自我要求。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曾经很不客气地说过：舆情分析引导本来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当下被一些人弄得肮脏不堪，所以一个人如今若还敢公开宣称自己是舆情引导处置专家，多半表明他已经与官场上的某些不良分子同流合污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所以，谢谢大家的邀请，有些课我真的是讲不了。

自从2011年第一次受邀去复旦大学开讲，这十多年讲过的大学、媒体、政府机关等加起来有数十处，如今电脑里讲过的课件也有十几个版本，大半已经过时，如今还能勉强讲的只剩下那么三五个版本。

不是不能讲，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讲，是能讲的很有限。新闻采写的基本技巧还能讲，比如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完成一个调查报道，比如时政报道的价值思考与实操技巧；地方官员应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也勉强能讲。这两类题目是我辞职离开媒体后这五六年经常讲的，目前尚处于将被时代淘汰但还能勉强讲一讲的状态。再过几年，估计也要被彻底淘汰了。这十几年，我对于去大学给新闻学院的学生讲新闻业务课、去媒体给还在坚守的媒体从业者讲新闻实战技巧一直尚有热情。不管世人如何唱衰新闻业，我总觉媒体是会死的但新闻总有且常存，新闻的种子需要播撒。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总是会需要一批能采会写的真记者的。虽然当下没几个媒体还在认真研究写新闻，但谁心里不期待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呢？而且，我还一直认为写新闻是一门手艺，这门手艺学会了学好了不可能饿死。此外，写新闻不该是有某个证的特定群体才能做的事情，所有尊重事实、有基本信息采集技巧与能力的人都可以去写。任何行业，一旦成为少数人垄断的行业，就会变味变质。给地方官员们讲媒介素养，也基本是朋友偶有所托才去勉强讲一讲。正如以前反复强调的，虽然离开媒体多年，但仍恪守底线，不出卖自己昔日的职业，不教如何对付媒体、不教如何对付记者、不讲有损媒体行业基本职业伦理的东西。能讲的，其实都是常识。2024年夏天，应朋友之邀给长沙一小群科级年轻干部讲课，想来想去，把题目定在了《党政官员应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

我说的媒介素养与他们想象也略有不同。比如，去年安徽全椒县水污染事件中三名基层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的“我马上要退休了”、“喝茅台也会喝死人”等金句，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人从官员的媒介素养分析这些人的言论。但在我看来，全椒县这些基层官员欠缺的不是媒介素养，而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对自己管的事一问三不知，在自己业务范围内说外行话，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话没说好，而是本职工作没做好，是渎职和不作为。给官员讲媒介素养课，是要让好好做事、做好了事的人不说错话引起舆论风波，而不是让不好好做事、做不好事、不做事的人说漂亮话忽悠媒体和民众。

真正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媒介素养课，必然是反复强调希望听课的官员们要先做好事情的，必然是希望听众们先要尽职尽责、奉公守法，而不是教两面人、伪君子们如何在公共平台发言时不露或少露马脚。

这样的课，如今还有几个人想听？所以，即便是朋友们好心想给我创造一些赚讲课费的机会，我也得掂量一下会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会不会让某些无药可救的官场老人听完骂我“人到中年还幼稚得像个傻B”……

闲时喝点茶，高兴时喝点酒，偶尔翻翻书，多好。

CDT编辑注：本文首发于独立媒体“WOMEN我们”，阅读全文请访问“WOMEN我们”的substack。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从2010年开始，独立导演、作家张赞波去湖南溆怀高速公路卧底拍摄了三年，他和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基层官员等人深入接触，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后，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影响。2013年，他把拍摄手记写成了书稿。在香港某个电影活动上，他见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湾编辑，他把书稿给了对方，对方又将书稿带回了台湾，之后，他认识了这位出版社的主编，富察。

八旗决定出版他的书，他和富察由此开始了邮件往来。几十封邮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见，叫他增添细节，强化场景，帮他梳理结构，事无巨细地跟他说出版作业的时间线，关于什时候定稿，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台湾编辑从台湾读者的角度来读一遍。

期间，他们也聊到很多旅游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给张赞波的邮件里写：“那时我读了太久的书，毕业后想换口味体验下，就去做了图书发行，试着和客户喝酒，一杯酒一万码洋……我在图书批发的行业做了两年，就转行做杂志，开始也是管销售”。富察还讲到，自己当时负责“云贵川两湖”五个省份，自称“西南王”。

富察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台湾前，职位是该出版社管经营的副社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研究生进入上海出版行业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编辑，像富察这样主动选择去做发行与销售的，是“独一份”。

2014年，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以下简称《大路》）由八旗出版，一举拿下了2014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张赞波去台湾领奖，第一次见到了富察，对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真诚，身上有一种赤子之心”，富察带着张赞波去参加活动，见台湾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带他去台湾基隆海边吃海鲜。

2015年，《大路》的简体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赞波说，许多人以为，是因为《大路》在台湾拿了奖，才出的简体版。但事实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张赞波就将书稿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由于漫长的审查，简体版的面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来临，张赞波无处可去，“被迫”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主题是内蒙草原上的旅游经济和网红，和第一本书一样，他在内蒙生活拍摄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张赞波和富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聊起新书的出版计划。富察此前看了他的书稿，给他发来长信，赞他：“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时的张赞波，在大陆已经是“禁书作家”，他离开北京，离群索居，将近四年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富察的称赞（或许也有对新书即将出版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潜伏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也是正确的”。

4月，张赞波给富察发去了修改好的新书稿和简介，富察好几天也没有回，他当时预感到不祥，“富察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的，对朋友也非常真诚，不存在你给他写个邮件，他过一周还不回你”。

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发邮件询问富察的同事，他看见富察失联的消息。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每次给地方官员们讲课，开头就普及两个常识：第一，这些年引爆舆论的多数是自媒体，主流媒体的范畴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媒体，因此要重视各种自媒体；第二，记者证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来访的媒体人是不是真记者，若错误地觉得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很可能陷入被动的境地。      关于没有记者证是否可以采访的争议长期存在，陆续写了几篇小文章谈这个问题，今把几篇小文章汇总整合在一起，方便大家传播和阅读。

记者证不能辨记者真假

当记者的16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记者证。2002年到2005年，最早在一线采访的这三年，一直没有记者证，但我的名字那三年印在报纸上就是“本报记者褚朝新”。       为什么干了三年多都没有记者证呢？      首先是政策限制。2002年大学毕业，刚毕业要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必须拿到从业资格证了才能申报记者证。而按照政策，必须工作一年左右之后才能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所有刚刚跨出校门的新人，不管你是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不可能一进入单位就能拿到记者证，都有个过渡期。      我是2003年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并拿到从业资格证的，到了2005年左右才拿到记者证。拖这么久，一是与核发证件的部门的办事效率有关，二是与报社的办事效率有关，还与报社持证人员数量的限制有关。      到了新京报之后，也大约过了大半年才拿到新的记者证。      按照政策，我从武汉晨报辞职，记者证必须交还给武汉晨报，由武汉晨报申报注销，然后由新京报重新给我申报记者证。这个中间，自然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手里没有记者证。      2011年，我从新京报辞职入职南方周末，再次根据这样的政策，新京报注销我在新京报申领的记者证，由南方周末重新给我申领新的记者证。每次注销重新申报，都会间隔数月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手里没有证。2013年，再次拿到了记者证。      讲这些个人的经历，是为了向大家介绍记者证申报的一些流程与程序，有些时候确实是因为政策问题导致一些记者没有记者证，不能把一个来访者有没有手持记者证当作判断他是否真记者的唯一标准。      此外，大量的现实案例显示，很多拿着正经记者证的记者，一辈子没有写过一个正经的新闻，还有一些拿着正经记者证的人，干着敲诈勒索的事情。这些敲诈勒索，有些是个人行为，有些是单位行为。      十多年前，采访某深陷举报的官员。我在当地采访期间，另有一个媒体从业者为此事去当地敲诈勒索了一笔钱。我问该官员，你如果问心无愧，这样敲诈勒索的记者为什么不抓？他说：当时做了抓的准备，但后来一查，该人提供的账户是其单位的账户，这意味着钱不是他个人收了。而此人的单位，是一个大报的子刊，不敢得罪。如果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就准备抓。      持证敲诈勒索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伙人，他们有记者证，或者拿着伪造的记者证，调子比真正做新闻的记者都高，动辄威胁地方官员，个别人还会叫嚣“不配合马上就让你下课”。地方政府和官员若愿意支付一笔钱，他马上可以保证负面报道不写了，还和你签订一个看起来很正式的合同，承诺发一个版半个版的正面宣传稿。      利用记者证敲诈勒索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记者证不该是检验来访者是否是真记者的唯一标准。反复聊这个问题，是希望厘清一些类似于“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错误认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与摩擦。      茅台的前董事长袁仁国，2009年的时候已经是茅台的老总，但居然长期拿着正经的记者证，大家觉得他这种拿着记者证的人是真记者吗？某省省委组织部的科员也拿着记者证，她是真记者吗？       《财新》2017年报道，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被抓。此人，在当地号称“地下组织部长”，敛财近亿元。这样的人，是省级党报的中层干部，自然也是有记者证的，他算真记者？      2019年7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部记者站站长苗迎春涉黑案宣判，苗因多项罪被判无期徒刑。大家说说，苗迎春有没有记者证。他当然有，但是他是真记者吗？

没有记者证不会阻碍记者采访

如果以一个来访的媒体记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就能避免引发所谓的舆情吗？      个人的亲身经验表明，无论是在武汉晨报、新京报、南方周末还是最后在VISTA看天下微杂志工作期间，我都有无证采访的情况，但都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2012年这篇《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曝光的是安徽萧县，当地有些官员及亲属代理白酒业务并划分势力范围，其分管的部门公款接待都要喝其代理的白酒，官员从中获利；此外，萧县贫困，大吃大喝严重。我当时没有记者证，暗访了五天、明访了三天，哪些官员代理哪种酒、如何牟利，公款吃喝的场所搞得清清楚楚，拿到了大量公款吃喝的白条等物证，现场目睹了多名官员公款吃喝的现场。      2011年4月11日，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在怡源酒楼招待了几名萧县官场同僚。席间，上了一道名为“老公鸡甲鱼”的菜，该菜价格高达760元。——文内大量这样的细节，就来自于我暗访时掌握的白条物证。      没有记者证， 调查照样完成，只不过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多跑一点路。      很多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说，官方在乎有没有记者证，但当地的其它群体多数时候是不在乎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信息渠道并不会因为采访者没有记者证而能完全被封锁住。一个有专业技能、有一定人脉资源、有足够耐心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照样能完成一个调查报道。      一些地方官员因为来访者没有记者证将记者拒之门外，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记者无法从官方获得官方应该披露的信息，而只能大量获得对立的信息，这不能怪记者，这不是记者的能力问题，也不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官方单方关闭了沟通的渠道，主动放弃了自己发声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监督报道，地方拒绝接受采访，主动放弃发声，那媒体最终刊发出来的报道极可能会对地方非常不利。      以一个来访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并不能阻碍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记者继续他的工作，但因为官方主动放弃了发声、单方面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报道刊发出来后地方政府会比主动发声、积极沟通被动数倍。      以一个来访的媒体人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往往并不是真的因为对方没有记者证，而是地方政府或者当事机构、当事官员本身不愿意接受采访，拒绝舆论监督，害怕媒体报道真相。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持证的采访也被拒绝。

有记者证也未必畅通无阻

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企业，喜欢拿记者证说事，说没有记者证的媒体人是假记者，尤其是遇到批评报道之后喜欢以此作为反击手段。      这样的反击，看似是在追究写批评报道的人是否具备新闻报道的资格，实际上是被批评者对批评报道本身的不满与抵触。      以我个人的经历看，那些愿意接触媒体、接受媒体采访的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并不是太在意来访者是不是有记者证，他们在乎的是来访的媒体记者究竟是真来了解情况正规采访的还是借机敲诈勒索的。      所以，我的有些话这类官员和资本肯定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拿记者证说事并不是因为可能面临敲诈勒索的危险。他们不怕敲诈勒索，怕的是真记者的揭露与监督。对他们来说，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如果能避免违法违纪行为被公之于众，花点钱消灾是代价最小的。      揪着是否有记者证这个问题不放的受访者，多半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这种人，因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寻找一切可以拒绝采访的理由，来访者是否有记者证就是他们觉得最佳的拒绝借口。      正规的《新闻记者证》的底页第三条明确写着：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但是，我16年的记者生涯里，无证采访的经历很多，几乎没有因此放弃过一个采访任务，反倒是经常有拿着记者证依然被拒绝采访的遭遇，常常享受不到什么便利和保障。      过去，还有一些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故意把“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曲解成给媒体记者供吃供喝安排住宿安排车辆，而不是安排与媒体采访相关的部门和官员接受采访。      没有记者证的时候，他们说你没证是假记者不能接受采访，你有证的时候，他们又用别的说辞敷衍媒体记者，总之就是不想接受采访。      在这种大环境下，就十分考验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了，不能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官员的帮助，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专业技巧在当事政府部门、当事官员、当事企业拒绝采访的情况下弄清楚一件事。      2014年12月我写的《一个超编法院的生存现实》就是在当事法院完全拒绝接受采访的情况下完成的。为了尽可能让法院出来介绍一下情况，我想了很多办法与法院沟通。第一次，我守在会议室外近两个小时，最终堵到了院长。

 我掏出记者证递给他，他看都没看，直接起身走人，拒绝接受采访。随后，我又找到了当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出面协调，部长一番电话沟通，最后说安排了法院的政治处主任接受采访。可是等我赶到法院见到该主任，他赤裸裸地告诉我：我只听院长的。      在这种情况，我依然顺利完成了此次报道。报道刊发后，宣传部长、院长等官员主动找到我通报报道刊发后当地的整改措施。      这个时候，有一种成就感叫：即便你拒绝采访，我一样能拿到有力的证据和真实丰富的素材完成新闻报道。

王文志据说获得过8次中国新闻奖，那他一定是有记者证的，否则怎么能拿如此多官方高层级的新闻奖呢？可是，有记者证的王文志在采访一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新闻时，一样被打了。

王文志被打，足以证明很多地方抵触记者采访并不是真的在乎记者有没有记者证，而是在乎你是不是监督到点子上了。只要记者的采访报道打到了这些人的七寸，对于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他们会以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对于有记者证的，他们一定会找到别的借口把记者忽悠走、架走、抬走甚至打将出去。

所以，有时候媒体在地方上去做舆论监督是否受阻，根本不在于记者是不是建设性批评，也不在于是不是有记者证，而在于地方官是闻过则喜、闻过则改还是想掩耳盗铃、瞒天过海、逃避责罚。

地方上经常以没有记者证拒绝采访，纯属搪塞敷衍甚至是想逃避监督。心里坦荡没有鬼的人，是不会怕真记者的，更不会打记者。但凡动粗的，十有八九是“有病在身”。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新闻业务讲座的课件叫《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完成一个调查》，讲的就是如何在一个没有采访资源且地方政府和官员不配合采访的情况下完成一个调查报道。办法很多，路径很多，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相应的技巧。

 很多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的采访对象，不怕敲诈勒索的记者，反倒怕不收钱只想搞清楚事情真相的记者。这类人拒绝采访，不是真在乎你有没有记者证，而是因为你不愿意被收买。

舆论监督无善恶之分

山东的《青岛日报》2019年7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细数了该报自2月份来158天刊登的100篇舆论监督报道。

 文章里说，有人将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形容为啄木鸟与树的关系：“树”（政府部门）只有接受“啄木鸟”（新闻媒体）善意的“敲打”，才能“虫去病除”“枝繁叶茂”。      “善意敲打”这样的调子，估计大家并不陌生。身边经常有人说，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似乎，批评与监督还有恶意的，而只要批评与监督被认为是恶意的，就可以置事实于不顾而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      说这种话的人，大抵有两类，一类是嘴巴上欢迎所谓的善意批评与监督而心里其实是不欢迎批评和监督的人。但是为了掩饰手里有权有钱的蛮横，不得不用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迷惑大家。这类人，是因为私心说这样的话，担心自己的帽子与位置被尖锐的批评弄丢了，所以要给监督与批评分别带上善意和恶意的帽子。      第二类，大概就是帮闲的文人，总担心批评监督太尖锐，伤害了他们帮闲的主家，总希望批评者温柔一些、下手轻一些。这类人，也是有私心，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掩盖自己的私心，能写出好些文章来论证舆论监督的所谓善意与恶意。      2018年，有人撰文谈舆论监督。文章结尾说，“媒体做舆论监督要做“啄木鸟”，不是要把树木放倒，而是要把树上的虫子啄出来，让树木健康、葱茏地生长。”       看了这句话我就笑，如果一只啄木鸟停到一棵树上啄了几口能把树啄倒，那绝对不是啄木鸟的问题，肯定是树已经烂透了。这样烂透的树，一是该倒，而是即便啄木鸟不去啄，来一阵风也会吹到。      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句胡话是这么说的，“那种只求快意恩仇的杀伤性舆论监督，也是要慎用的。”

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果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造成了杀伤性的效果，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胡编乱造栽赃陷害。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干了16年的媒体人，一向是力主严惩的。好官不易，好官难得，舆论若随随便便栽赃陷害当然该严惩。这几年，被抓的传统媒体人、自媒体人已不少了，这一点真的不需要专家教授们操心。但是，这不叫恶意的监督，这叫假监督，没有事实基础的一切监督都是假监督。      第二个可能，是监督属实。如果监督属实，又具有杀伤性的效果，那只能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媒体如果不真实客观地呈现，故意弱化隐瞒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假新闻，是违背职业伦理的。所以，如果一个舆论监督实现了杀伤性的效果而没有失实，那该鼓励，不存在该不该慎用的问题。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准不准之别。     对于批评与监督，不论何种心意，批评的事实、证据如果错了，或者是为了达成某种善意的目的胡编乱造一通，都是不能被允许的，都是不专业的，当事媒体和写作者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事实没有错，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不管批评者的态度、言词是不是激烈，都应该被重视，错了要改、要纠正，不能因为批评者看起来好像来者不善就置若罔闻，继续错下去。

以动机论来抹黑监督与批评，是对抗监督、钳制舆论的一种伎俩。批评者最大的动机就是指出错误并希望被批评者纠正，与这个目的相关的一切动机都是合理的。如果批评者以批评进行交换或者敲诈勒索，那是犯罪，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问题了。我还是那句话，这种人该抓该判。      眼下，有些地方官员肆意使用这样的伎俩，只要批评者的姿态过于果敢坚决，就要怀疑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也要给人家杜撰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试图以抹黑批评者来消解受到的批评。      还有一种对批评者的构陷，来自于被批评者长期深陷泥潭的本能反应。      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对我说过这样一席话：这些年的反腐证明，很多县委书记都在收钱，如果突然有个县委书记不收钱，他们死也不信。他们总觉得，天下的县委书记都应该是跟他们一样的，只不过是“不信任的不收、有风险的不收”罢了。

同理，长期只为了自己利益发声的人，也总觉得其他人应该都跟自己一样，哪有什么纯粹的打抱不平、哪有什么人会为了别人的权益义务站出来帮腔说话的。      当下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过，也不是监督太狠，而是监督太少、监督力度太弱。还没吃饱，就担心吃撑，还郑重其事地警告大家别涨死，我觉得这属于有些人饿晕了的胡话。

2019年8月5日初稿，2025年3月29日修订

當今，很多男生，95後和00後女生，生活擺爛，工作中的卷王，節衣縮食，很能存錢.有的男生給自己定目標，攢夠多少錢就躺平一陣，攢的錢更多就提前退休.有不少男生為了賺錢出國打苦工，有的男生偷渡美國去打工.這是他們的活法，觀念.不適合我和大多數90後女生.另外，95後和00後，相比90後女生，觀念也變了.

我的錢不多，我賺錢能力很差.
我不追求，不奢望財務自由.我不亂花錢，我也不愛存錢，錢是給人花的，不是存錢用的.我不習慣省吃儉用，節衣縮食來存錢.我纔不會給未來的我去賺錢，存錢.活在當下，為青春而活，不是為了養老而活.即使我喜歡的東西，如果價格昂貴，性價比低，或不值得買的，我不會買，我不會為了得到它而去拚命掙錢，存錢.我不會去攢錢買昂貴的，奢侈的東西，不會攢錢去遠方旅遊，不買房.我不會精緻窮.我更不會拚命掙錢，攢錢，去投資我不喜歡的東西，比如後半生的生存，養老，買房所需的錢

我有一些存款但是不多.我不亂花錢，也不會刻意省錢存錢.不節衣縮食.不精緻窮.該省省，該花花.這也是大多數91年末至93年女生的觀念.我活在當下.有多少錢過什麼樣的生活.會生活，懂得如何降低生活成本，知道什麼是剛需，什麼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錢不多，少花錢，也能活得精緻.習慣相對低慾望的生活，又會尋找生活的樂趣.纔是真正的熱愛生活

警惕毒雞湯.不被消費主義洗腦.不追隨所謂的潮流.當代影視劇中的年輕人，有錢，能在大城市買房，都是嚴重脫離現實的，別當真.小紅書上有錢人的精緻生活，都是極少數人的事情，都是精神鴉片.物慾橫流，紙醉金迷，遲早會讓人頹廢.

愛財沒問題，要把握好尺度.我賺一點小錢，有點存款，錢陞值一點，就心滿意足了.極度愛財，很容易走向貪財，也是扼殺別的興趣愛好，扼殺信仰最容易的手段.成人世界的話題，最終都圍繞錢

我對財富和物慾無感.即使能賺再多錢對我毫無意義.我不發財，不追求歲月靜好的生活，因為需要為此付出的太多，來的太遲.
賺再多錢，再有錢，都是耗盡大半生的時間精力用痛苦換來的,付出的太多，為此犧牲的太多，犧牲了青春.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錢，來去匆匆.付出的太多，積纍的緩慢，來的太遲.即使苦盡甘來，財務自由了，有錢有閑了，人也老了.尤其對於女生，犧牲了青春，犧牲了年輕時本應有的快樂，犧牲了珍貴的友情.
青春，純真，人間真情，人性，良知，是真金白銀買不來的
追求世俗的成就，追求成功，追求財富，賺錢，不能讓我獲得充實感.賺在多的錢，即使實現了財務自由，不能給我帶來快樂.有錢不能給我帶來滿足感，安全感.有錢帶來的安全感，是中老年人的事情，很多男生也是這樣的想法.

剩餘的錢存起來，可以存銀行或買無風險，穩妥的基金，盡管收益率沒那麼高.不投資高風險項目，不要相信所謂高回報率的有欺詐性的理財產品.亂投資，投資錯誤，比亂花錢的危害大的多.在中國千萬不要買房，不炒股，不買彩票，不要實體創業，不隨便捐款.在中國，多開幾個銀行賬戶，錢分散放置在不同的銀行卡中，不要把錢存在中小銀行.

刚在地上捡到小柒的一位舞蹈老师的证明材料，上面显示，这位老师是 2001 年生人，也就是说 00 后已经在给 80 后的我的小孩上课了。同时，他年收入 12 万，换算成月收入就是 1 万，我在他这个年纪时，月收入是 3000 元。

多么具象的「时间」啊！

不仅仅是年龄代际上的时间感，这个早就有体会了，更主要的感受是收入数字的增长和货币的膨胀。我毕业那会住 ¥350 的房间，一个月的吃和交通下来还能剩 1000 左右。那时候，我存了三个月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是松下的 LX3，当时的售价就是 3000 元。

前些年，深圳设计公司的应届生行情大概是 6～8K 这个水平，中单率高的设计师一个月最多能拿到 2 万。但今天的 2 万的购买力跟十几年前比，显然远不如那会儿般松弛。在现在的深圳，1 万的收入至少要拿出 5～6 成交给房东，自己能支配的部份吃吃喝喝谈个恋爱就不剩什么了。

单看数字，挺大，但也是因为显得大，才觉得时间可怕。

晚上我一边溜着狗，一边把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看着这个画面，我脑海里浮现出了这八个字：

横看成岛，纵观为舟。

因为满眼的绿色虽然被分成了三等分，但它平均的质感以及层次，让我觉得很像一片海面，而这个路人就像海面上的一座小岛。小岛的这个意向，其实来自于我朋友圈那个封面。有一次中午我在公司附近散步，看到了海上的一艘货船，它正好行驶到这个位置上，我拍了这张照片。

它是一艘船，但它跟海上的这些电塔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画面，看起来像一座小岛。

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采用一种与别人横向比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所谓的位置。这个位置它码住了我们，规定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其实如果把这个视角转过来，转换到在这个行走的路人身上，他面前其实除了这条路以外，这片所谓的海洋其实是身边的一面墙，他可以走这条路，他也可以不走。在他那个维度里头，路有很多条，他是一艘自由的航船，而这个视角从旁人看来，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