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在冬宫博物馆的苏联展厅，有许多褪色的劳动奖状，以及生锈的镰刀锤子徽章。从不屈的斗士保尔柯察金，到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从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巴甫列克，到生了12个孩子的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苏联短暂的一生，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榜样。

保尔·柯察金，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拥抱计划经济。

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

原版的保尔·柯察金，有理想、有爱恨，敢于针砭时弊，勇于表达个性，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泯灭了个性意识，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苏联的榜样文学，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

苏俄的造神工程，始于1917年10月。苏布建政的当月，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服装、领巾、语录、头像等等一应俱全，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

1934年9月1日，苏联作协成立。从此之后，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比如著名的《青年近卫军》，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

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便是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

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在《真理报》的妙笔生花之下，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4万斤的“壮举”，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

1935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真理报》的摄影师，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很快便通过《真理报》传遍了苏联，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

可是，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

1935年，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金黄的麦浪中，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

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1954年，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但同年上映的电影《库班哥萨克》，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的尖锐批评：苏联的乌托邦叙事，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

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真理报》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1986年，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

上世纪80年代，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但这种价值的割裂，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便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这些认知的裂缝，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

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这个荒诞的场景，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

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