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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海边的西塞罗｜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对

10月13日，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发布帖子，称他认为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越来越小心了，“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却含糊其辞，避重就轻。

同时，胡锡进的言论引起网民热议，不少网民批评他“贼喊捉贼”，认为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曾经活跃的结果。还有不少网民感叹，到底要达到怎么样的言论管制程度，才能让胡锡进也认为“不够自由”的。

在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发布的一篇遭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对胡锡进的言论明褒暗贬，质疑老胡顾左右而言他，不够“中肯”。

文中写道：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好，点的大胆。当然我也并不以自己不再写这些事情为耻。人家胡锡进老师是什么人，好歹算是免死金牌的人，地位咱这等人比不了，也不好比。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谅解的。

当然指出现象本身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比你观察到自然界里水会从下流、苹果会落地，这个现象东西方都发现了，可是咱们得出的只是阴阳和合、到了宋明还是“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类似是而非的浑话，人家牛顿牛爵爷就能总结出万有引力等一整套理论，还给出了可证伪的数学化公式，这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点出万马齐喑不算本事，多问一句为什么，方见其勇敢。

[…]胡老师说的有道理，当然，如果他能再有道理一点，追问一句，为什么现如今会有这么多大脑短路的严苛网民横行，就更好了。 […]胡老师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我们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文章作者小西说，胡锡进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小西举了个现实一点的例子，我们让AI老胡来读一下：

大家好，我是AI老胡。我每天看中国数字时代，所以比老胡说得更对。我认为小西举的这个例子很好：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最后，模仿一下胡老师的口吻——小西……啊不，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很对，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为什么？

二、建设性意见｜一场烟花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窝端”了

2025年9月19日，中国烟花大师蔡国强与中国安踏旗下品牌始祖鸟联动，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查琼岗日举办了一场烟花秀。

这场名为“升龙”的烟花秀由蔡国强团队设计实施，他们通过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点燃烟火，使烟火火焰沿山脊引爆，从而形成“升龙”景观。\

然而，这场烟火秀后续引起网民强烈不满，认为该秀破坏了高原雪山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网络持续发酵近一个月后，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发布对“升龙”烟火秀的调查通报，认定该行为违反《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对蔡国强以及始祖鸟追究赔偿责任，同时对事发地江孜县的领导班子进行问责。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针对该事件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类似这样破坏高原生态、引发舆情危机的事情，有可能在事前避免吗？

理论上来说，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专业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那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由于县域环境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决策机制，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避免。

我们逐一分析江孜县被问责处理的这些干部就能明白悲剧不可能避免的原因。

县委这边，除一把手县委书记外，还问责了三个人，分别是宣传部长仓木决、宣传部副部长李静，还有政法委书记桑布。

处理宣传口的领导，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舆情危机的风险，对烟花秀这件盛事可能引发的破坏环境恶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但凡他们能力强一点，工作仔细一点，找几个熟悉互联网舆论的自媒体博主问问这事做出来大概会有怎样的网络反响，也不至于后面这么被动。

处理政法委的领导，是因为他分管公安系统，而江孜县这场烟花秀活动被当成普通的群众活动来举办，审批单位正是公安局。但凡公安系统在审批时多想一想，这事儿除了人员安全风险，还有自然生态风险，给县领导认真提醒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县政府这边，除县长之外，问责了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县长崔国禄、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县长李积平，以及生态环境局局长次成江措，林草局书记达次。

生态环境条线上的副县长和局长被问责，是因为直属于他们管辖的环保工作他们没有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在事前及时制止，还代表环保部门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对媒体错误表态说活动合法合规。但凡他们发挥一些专业作用，或者找几位熟悉高原环境的专家咨询一下，也能知道办这个活动很不合适。

[…]最后再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其实在一个县里面，有蔡国强这种量级的艺术家来办活动，必定是由书记或县长出面牵头推进的。

这种县里一二把手亲身挂帅的项目，办或不办，办到多大，投入多少资源，都是由书记或县长直接决策的。现实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只有配合的义务，几乎没有提出意见的空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项目。

公安系统、环保系统、文旅系统，宣传系统，都只会去积极论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英明决策，不可能提出质疑或反对。

一旦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都没能意识到风险，或者意识到了风险但盲目相信问题不大可以解决，那最终就难免捅出篓子来。只是绝大部分时候，一个偏远的县里出了什么事也走不出这个县，办砸了也就办砸了，书记和县长当作事情没有发生就可以了。

极偶然的机会，像这次蔡国强的烟花秀，因为名声太大，过于离谱，就酿成了全民讨伐的舆论危机，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就兜不住了。

一言堂决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三、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布的另一篇质疑广东对基孔肯雅热疫情过度防控的文章也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写道：

因为下周要举办顺德美食之旅活动，有外省伙伴担忧基孔肯雅热疫情，所以我仔细查证了一番，得到一个惊掉下巴的数据：

自2025年7月20日至10月11日，广东省已累计确诊基孔肯雅热病例20006例，无重症或死亡病例。

划重点： 一个重症都没有。

在一种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初期，当我们对流行规模和健康危害还没那么有把握的时候，把警惕值拉满，从严从重防控，是非常合理的。

当它已经在密切监控下流行了一段时间（近3个月），累积了超过2万病例数据的时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流行病，看看它对人体健康会有多大的威胁，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

基孔肯雅热并不是一种新的传染病，1952年就在非洲被发现了，但在中国较大范围传播还是今年的事情。此前，疾控部门一直根据既往的国际数据来评估基孔肯雅热的威胁，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较大规模统计数据，是时候该更新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了。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科普知识是这样描述基孔肯雅热危害的：

多数患者症状较轻，病程约1\~2周后可自行恢复，致死率极低（通常低于0.1%）。但少数人群（如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咱也不知道国外这个致死率低于0.1%的统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和医疗条件薄弱有关，是不是和确诊能力有关，单就今年7月以来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基孔肯雅热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是低于万分之一的。

[…]几乎所有我们已经有较为充分了解和成熟防控方案的传染病，需要的都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常态化防控，而不是集中力量、压倒一切，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式防控。

说得直白一点：

在今年7月佛山地区刚出现基孔肯雅热扩散的时候，由于对感染规模还不清楚，对疾病危害还没有足够多本地数据，在本地民众对基孔肯雅热这种疾病还比较陌生，有可能引发恐慌流言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严阵以待，集中清积水防蚊虫，争取尽快控制感染规模，是合理的做法，应有的态度。

但到了10月份，在我们已经有超过2万病例数据，对基孔肯雅热的“零重症零死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在公众经历了数月时间信息轰炸已经基本破除陌生恐慌情绪的基础上，在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再高压的防控也不可能完全扑灭基孔肯雅热，它注定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常驻蚊媒传染病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必要把防控基孔肯雅热作为一个流行地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还有没有必要以牺牲公众正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为代价来运动式“清积水防蚊虫”？

还有没有必要花费巨额人力物力财政资金在一个县级市设置33个核酸检测点？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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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通报了蔡国强“升龙”烟花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认定该行为影响了高原生态环境，违反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相关条款，将对蔡国强工作室和赞助商始祖鸟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对烟花秀举办地江孜县领导班子的问责处理堪称“一窝端”，问责之重，处理范围之广，在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中较为罕见。

本文不再重复已知信息，只给读者们分享一些干货，回答几个通报没有明说的核心问题：

第一，为什么“升龙”烟花秀此前被江孜县审批通过，手续齐全，现在又被认定违法？

简单来说，是因为江孜县只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他们清楚地知道，烟花秀选定的山头不属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或缓冲区，通俗来说就是一座“野山头”，所以就按照一般区域举办烟花燃放活动的标准作出审批。

但是他们忽视了这座“野山头”的特殊性，没有考虑到这座山头身处更广泛的青藏高原生态区，归《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管辖，也没有考虑到这座山头上覆盖着生态脆弱区的高山草甸，归《草原法》管辖。

日喀则市通报认定烟花秀违法，正是依据这两部法律的相应条款：

青藏高原范围内，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自行带走产生的垃圾或者在指定地点投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四十六条

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和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

《草原法》第四十九条

江孜县相关领导吃亏就吃亏在懂一点法律，但懂得不够多，不够全面。

第二，为什么一场烟花秀问责处理了这么多干部，几乎“一窝端”？

根据日喀则市的通报，明面上江孜县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是“未经集体研究同意的违规决策”，是“请示报告制度不落实”和“执法监管不到位”。但实际上，处理这么多人，处理这么重，主要是水面以下的原因。

首先，江孜县书记和县长两个人把事情给敲定了本身并不算什么重大政治错误，县里的事，绝大部分只要书记或县长其中一个人点头就给办了，这是常态。

重点在于，江孜县原本是把“升龙”烟花秀当作一个“在国际上出风头长脸”的事情来办的，合作的是国际知名的烟花艺术家，赞助的是国际知名户外品牌，对于名声不显的江孜县来说绝对是年度盛事，只怕县领导在批准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在年终报告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这么好的长脸的事情，江孜县并没有邀请日喀则市领导来参加，预期动静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向日喀则市领导请示汇报。他们想吃独食……

有好事，能长脸的时候不想着把功劳进献给市领导，现在把事办砸了，露了屁股了，那市委市政府作为上级处理起来自然也不会留情面。

然后更关键的是，这场舆情危机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也就是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刚刚过去的当口。大领导讲话时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才刚过去一个月，就发生这种给青藏高原生态打脸的事情，破坏了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良好氛围，给西藏抹了黑。自治区领导肯定非常不开心，日喀则市领导自然要从重处理江孜县以表明与自己无关。

所以，江孜县凡是跟这件事情沾上边的县领导，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问责了。

第三，类似这样破坏高原生态、引发舆情危机的事情，有可能在事前避免吗？

理论上来说，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专业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那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由于县域环境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决策机制，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避免。

我们逐一分析江孜县被问责处理的这些干部就能明白悲剧不可能避免的原因。

县委这边，除一把手县委书记外，还问责了三个人，分别是宣传部长仓木决、宣传部副部长李静，还有政法委书记桑布。

处理宣传口的领导，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舆情危机的风险，对烟花秀这件盛事可能引发的破坏环境恶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但凡他们能力强一点，工作仔细一点，找几个熟悉互联网舆论的自媒体博主问问这事做出来大概会有怎样的网络反响，也不至于后面这么被动。

处理政法委的领导，是因为他分管公安系统，而江孜县这场烟花秀活动被当成普通的群众活动来举办，审批单位正是公安局。但凡公安系统在审批时多想一想，这事儿除了人员安全风险，还有自然生态风险，给县领导认真提醒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县政府这边，除县长之外，问责了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县长崔国禄、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县长李积平，以及生态环境局局长次成江措，林草局书记达次。

生态环境条线上的副县长和局长被问责，是因为直属于他们管辖的环保工作他们没有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在事前及时制止，还代表环保部门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对媒体错误表态说活动合法合规。但凡他们发挥一些专业作用，或者找几位熟悉高原环境的专家咨询一下，也能知道办这个活动很不合适。

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被问责，我猜大概率她是引进这一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在文旅部门看来，这样一件有话题性、能出片的活动在江孜县举办，会是江孜文旅极好的政绩。然而，她却没有搞清楚青藏高原全域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其实是生态环境，但凡她明白这一点，就不能引进这种自毁根基的项目。

最后再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其实在一个县里面，有蔡国强这种量级的艺术家来办活动，必定是由书记或县长出面牵头推进的。

这种县里一二把手亲身挂帅的项目，办或不办，办到多大，投入多少资源，都是由书记或县长直接决策的。现实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只有配合的义务，几乎没有提出意见的空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项目。

公安系统、环保系统、文旅系统，宣传系统，都只会去积极论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英明决策，不可能提出质疑或反对。

一旦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都没能意识到风险，或者意识到了风险但盲目相信问题不大可以解决，那最终就难免捅出篓子来。只是绝大部分时候，一个偏远的县里出了什么事也走不出这个县，办砸了也就办砸了，书记和县长当作事情没有发生就可以了。

极偶然的机会，像这次蔡国强的烟花秀，因为名声太大，过于离谱，就酿成了全民讨伐的舆论危机，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就兜不住了。

一言堂决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