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新闻掀起舆论波澜。

安徽淮南男子张坡，因工伤被评定为五级伤残，在与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就提高伤残津贴标准一事进行沟通时产生分歧，此后他多次反映该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2024年6月2日，张坡在维权过程中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后选择报警，可谁能想到，迎接他的竟是被民警强行送往精神病院，一关就是22天。

在这漫长的22天里，他不仅被强制服药，一旦不配合就会被捆绑，家属还被禁止探视，出院手续也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命运全由派出所拿捏了。

从现场监控画面来看，当时张坡情绪平稳，全程积极配合警方工作，没有任何过激举动，可即便如此，仍被不由分说地送进了精神病院。

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若有违法行为，依法拘留并无不妥，但直接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还禁止家属探视和办理出院，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人们怕的是执法者在法律之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

如此操作，仿佛形成了某种“默契”：警察送得毫无顾忌，医院接得理所当然。

事件经媒体披露后，迅速引发公众关注。

因为以病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这让人人都没有安全感，法条在那里，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没事。而精神病却是个虚无缥缈的主观性很大的东西，说明有病你就有病，人们都怕哪天自己也会被精神病。

淮南相关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将展开全面调查。

但我们不禁担忧，千万别调查几天后，得出张坡患有罕见精神病这样的说辞。

大家都期待能严肃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给公众一个交代。

查看张坡的抖音账号便能发现，如今的账号已是他的第十一个。

这意味着在媒体曝光此事前，他已在漫长的黑暗中独自抗争许久，不断发声，却一次次被沉默。

这些年，类似将人送进精神病院从而引发公愤的事件并不鲜见。

此前的李某雪，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从她发布的视频来看，逻辑清晰、思维正常，可即便闹得沸沸扬扬，最终仍被判定为有病。

还有李田田老师，同样遭遇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困境，好在自媒体掀起舆论浪潮后才重获自由。

此类事件在不少地方时有发生，精神病院似乎沦为了另类的“看守所”。

在法治社会，应当遵循依法治国原则，而非用所谓“精神病”来解决问题。

精神病的检查往往主观性较强，一旦被认定有病，当事人便百口莫辩，越解释似乎越难摆脱困境。

真心希望借此次媒体的大规模报道，能够彻底制止这种违法操作，绝不能让精神病院成为伤害正常人的可怕工具 。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