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都将案件审判员的姓名隐去，引发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记者经查阅发现，2024年至2025年这一时间段内，在裁判文书网中上传的近2万份裁判文书中，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都被隐名处理成“XXX”的形式。这些审判人员隐名处理的裁判文书，又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同样出现了相关情形。除了审判人员的名字被隐去外，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XXX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模糊为“XXX京XX民终XX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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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员的理解偏差导致的不当操作？

为何在裁判文书中对审判人员隐名？很多法官在解释此次事件时都猜测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的要求理解有误。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多次要求在裁判文书中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却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故而，这种“能隐则隐”，可能引发了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

在记者就此次隐名事件进行采访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回应称：按照有关要求，在案件中依法履职的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名，在上网文书中不做隐名处理。此外，案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识，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案号都隐去，显属不当，最高法已关注到上述问题，也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

裁判文书中涉及的人员的姓名是否要进行隐名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早有规定。该规定第8条明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对下列人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三）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此来看，需要隐名处理的人员，并不包含案件的审判人员。

对于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删除的信息，该规定第10条的列举是，“（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信息；（三）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四）家事、人格权益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五）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六）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由此来看，除审判人员的姓名外，案号信息同样不属于裁判文书中应被删除的信息。

 2 

隐去法官姓名导致的监督目标落空

而很多法官猜测的，在裁判文书中隐去法官姓名属于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也非毫无理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就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的影响。

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同样强调，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的隐名规则。也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持续推进，至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隐名处理，其目的当然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及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最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时，因为强调一律公开，已引发不少争议。例如，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时屡次被拒；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甚至难以参加招投标；等等。所以，从一律公开到隐名处理，无疑更有利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但这种隐名处理，在实践中已渐渐突破规定的范围。例如，在行政案件中，作为原告的自然人或企业应被隐名处理，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却不应做匿名处理。实践中已然出现不少文书同样对行政机关进行匿名处理的；再例如，因为裁判文书上网后，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友挑出又经网络不断放大，给案涉法院和法官带来不小压力，以至于很多法官若认为自己的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也会倾向于隐去自己的名字。

若隐名处理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扩张到对审判人员的个人信息都要匿名处理，无疑彻底悖离了裁判文书公开所追求的目的——当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公开确保社会监督，提高司法透明，进而倒逼法院公正裁判，并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

如果裁判文书审判人员的信息都要彻底抹去，通过社会监督来督促司法公正的目的当然就会落空。

所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6条也规定，即使某些裁判文书因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保护和个人隐私而不能上网公开，这些裁判文书也应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以及不公开的理由。就如2016年8月30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公布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裁判文书不上网公开的理由也需要上网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

如果说隐去审判人员和法院的信息已使通过公开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标落空，那么将案号也彻底隐去就意味着，学者、律师和公众再无法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类案的溯源检索。

此外，因为案号就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所以隐去案号也就无法保证上传案件的真实性，其结果就是不仅社会监督司法的功能会被持续弱化，司法透明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裁判文书网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裁判文书网受到广泛关注，并非首次。早在2024年初，因最高人民法院要在内部启用“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就曾出现过裁判文书网可能会被关停的舆论风波。而引发该风波的原因，除了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启用仅供法院内部人士查询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红头文件外，还有裁判文书网自2021年以来上网文书的数量骤减。典型的如，2022年公布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仅有不到100份。

针对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的隐忧，诸多学者和律师都曾发表过反对意见。理由也都集中于：

其一，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若不能实现普遍公开，仅选择法院内网公开或是有选择地公开，都不是真正的司法公开，也无法实现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和司法公信力的确立。

其二，裁判文书的普遍公开，不仅可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促使其谨慎对待每个案件，也有助于全国法院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其三，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的法学教育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因为裁判文书网不仅重塑了法科生的教学方式，同样也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内的法律人士提供了意见交流的重要平台。仅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公开的裁判文书就使法律学者突破了象牙塔的束缚，进而直面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问题。

而彼时，也的确出现了裁判文书公开带来的社会问题。典型的例如，文书上网后对当事人隐私信息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文书上网量大给法官造成的工作负担，以及公众对裁判的质疑给司法工作造成的压力。

但大部分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意见是，上述问题只能说是裁判文书网上线十年在取得显著成果后，所暴露出的需要改进之处，并不能成为关停网站、改为法院内部可查的正当理由。

为平息上述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2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裁判文书网并不会关停，人民法院案例库所收录的是体例规范、要素齐全、便于检索的参考案例，二者功能不同却会并行适用：前者重在司法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后者则是为法官办案提供权威精准的参考和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也许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建设使用不会导致裁判文书网的作用减弱，未来仍旧要加大裁判文书的上网力度，使其覆盖至各个审判领域。自此，有关裁判文书网可能会关停的风波暂时平息。

虽在并行适用，可裁判文书网在近年出现了一些颓势。有的基层法院在2023年后再未上传刑事裁判文书，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规定的“公布为原则，不公布为例外”，也因为不少法院扩张适用不公布的兜底条款——“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而演变为“不公布为原则，公布为例外”。

所以，此次的法官隐名事件爆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回应称，“显属不当，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但学界和公众仍旧对司法公开是否会倒退存有疑虑。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规定》明确声明，“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这成为裁判文书上网的政策基础，也开启了司法公开逐步向好的来时路。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宣称，“目前，司法公开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全面建成运行，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从2022年起，这条道路却颇多坎坷。此前关于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以及此次大量裁判文书中法官姓名被隐去，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表征。

法治既然已经向前迈进，就不应允许其轻易后退，人类社会也不应再回到“刑不可知，则威并不可测”的司法神秘主义时代。所以，那些隐去了法官姓名的地方法院是否会如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一样进行积极整改，裁判文书网是否还能如其设立之初一样，不断实现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功能，都需要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风声“法治理想国”专栏，主编萧轶。

最近，部分地区法院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文书将审判员姓名隐去，以XX代替，案号作模糊处理，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登录网站进行检索，相比于前几日的报道数据，隐去文书数量已大幅减少，可见系统内自查整改效果明显。

在网站上以“审判员：XXX”为关键词，可检索到文书113篇，以“审判员：XX”检索，有文书13篇。

以“审判员XXX”和“审判员XX”在裁判文书网上分别进行检索

虽然检索存在一定偏差，并非全部文书都进行了法官隐名，但情况基本准确。在时间上，隐名文书大多集中于2025年，尤以12月、下半年为多；在地域上，河南、浙江、四川等地法院的隐名文书数量较多。

前述检索中“法官隐名”判决的主要地域和年份

事实上，有关裁判文书的公开问题呈现出间隔性的关注热潮，以媒体报道为引，公众的讨论反映出对司法公开问题的一种永恒忧虑。2023年8月前后，网传人民法院案例库似将取代裁判文书网、文书上传数量大幅减少，同样引发热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非“以库代网、此开彼关”，回应了公众质疑。

人民法院案例库检索界面，目前共收录案例5000余篇

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7月1日上线开始运行，至今已十余年的时间。其累计文书超过1.6亿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库，也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它的作用不止是法学学者、学生与实务工作者进行案例检索的工具，也是大众监督司法的有效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司法运转的日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推论的反面也隐含着这样一重表达——怕见阳光的必定已经腐烂。在此意义上，任何司法公开形式的改变与削减都可能引发海量关注，让大众萌生一种“正义打折”的幻灭感。

如果对裁判文书网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010-2014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动议草创期。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其中指出“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可以算作裁判文书网的雏议先声。2013年7月，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同时集中公布第一批案例。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发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前述规则，实践开始运转。

2015-2017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快速发展期。2016年，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机制，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覆盖。同年8月，最高院对此前的司法解释进行修订并予以公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解释也是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主要依据。此外，民族语言裁判文书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公开范围并设置查询专栏，网站的APP手机客户端同步上线，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理阶段相互关联跳转，这些举措都进一步便利了大众查询，也让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件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2018年后至今是裁判文书网的持续调适期。由于案件数量激增，法院面临现实压力，且出于保护当事人权利、防范网站安全等的考量，最高院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的调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的态度从此前一片叫好更多转向忧虑质疑，尤其是2023年案例库的出台、近年来网站上传案件数量的波动，都反复牵动大众关于司法公开程度的敏感神经。

裁判文书网检索界面

仔细思量，裁判文书网之所以会被大众持续关注并热切讨论，恰恰反映出其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公开问题。网站只是因其集合、前端的外观属性而被置于台前，幕后则需要更多的机制完善。须知，裁判文书公开远非司法公开的全部，还有许多环节有待完善。

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印发《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将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细化为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中对文书公开的要求如下：

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制宣传、法学研究、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的需要，集中编印、刊登各类裁判文书。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和调解结案的案件外，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当事人对于在互联网上公开裁判文书提出异议并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在互联网上发布。为保护裁判文书所涉及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利，可以对拟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人民法院应注意收集社会各界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自此之后，司法公开工作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公开的有力抓手。与此同时，其他环节的司法公开也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进一步落地，比如一些地方法院选择社会关注度高、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或微博直播，收获上亿次观看，极大地推进了庭审监督的公众参与。此外，最高院还陆续开通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四大公开平台”，修改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公开渠道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对于“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作出明确要求：

（四）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公开是公正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取得显著成效，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普遍提高。同时要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关系日益复杂，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亟待进一步规范，既要发挥司法公开的监督制约作用，又要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正当权益。

在此之下，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更要连贯和慎重，并对每一份判决保持应有的严肃。如果说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自药家鑫案开始被国内大众关注，并在此后衍生出“舆论裹挟司法”亦或“不平则鸣”的争辩，那么裁判文书公开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则是这一争辩的“前提”。

对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问题被看见，最高院的回应迅速而果决，态度值得赞扬，但出现“隐名”问题背后的机制也需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边倒地肯定所有文书必须公开，而是对整个公开机制进行考量，诸如法院的现实案件数量、法官的工作压力、法律的基本要求、公众的合理期待等等，否则只是单纯要求整改，无法避免之后公开中可能发生的更多问题。公众的忧虑需要回应，但也需要理性判断，否则完全回应型的司法公开机制未必奏效。只有机制本身具有操作可能性和制约性，才能有效、稳定地长期运转。

学界有部分声音表示研究制定《司法公开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司法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或许也是一种值得讨论的思路。不过这种呼吁更多是在“隐名”当事人与代理人的维度进行权衡，至于审判员、书记员等则不在此列。归根结底，对审判工作人员更大程度地公开是监督司法工作的需要，此时的“隐名”处理，不止是对制度的一种整体性破坏，更容易让大众在直接观感上作出否定性评价，显然不足效法。

最近两篇文章讨论法官隐名一事，昨天，后台接到一位读者的回复。

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文章，作者甚至想起了我5年前写法官的一篇文章，可见是老读者了。言为心声，来自审判一线的真情实感，在三缄其口的环境里，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特此推送，愿局中诸君能有所触动。

呦呦鹿鸣20260109

员额法官办案的司法责任制实施已进入第10个年头。2016年开年之际，读“呦呦鹿鸣”鹿鸣君新作——一篇关于裁判文书上网隐去法官姓名的文章，思绪不自觉链接到他曾写就的《》。文章里，鹿鸣君郑重嘱咐一线法官们，把握好工作的度。

周国霞，这位勤奋、有才华、善良又隐忍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于2020年3月9日晚坠楼离去。如今五年已过，算来已是近6年光阴，可一切如故，法官的生存环境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日益恶化。这是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存在。

法官们每天执笔写判决，在案件里认定事实，却偏偏无法将自己所处的生存事实，完整呈现于世人面前。为什么？！

十几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为国霞换来荣誉的光环，却也让她陷入“鞭打快牛、能者多劳”的困境。荣誉加身的背后，是个别体制内有话语权的人无尽的压榨与“吃干抹净”式的捧杀。

正是在这种所谓适者生存的重压之下，国霞被逼得无路可走。她生前曾打算退出员额法官序列，转而进入法官助理岗位。可外人如何体味她独自熬过多少漫漫长夜，多少次辗转反侧，回念起自己数十年寒窗苦读的艰辛，一旦退出员额，于考核体系、于组织、于体制而言，便失去了利用价值。在体制之内，如何做到彻底放下、重新开始？恐怕99%的人都难有理想答案。这份进退两难的挣扎与绝望，若非有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法院工作经历的人，旁人根本无法体味。

如果不信，请看各法院一线法官们倾尽全力办案，为的就是进入庭长序列少办案，进入领导序列不办案或挑简易案办，这是法院人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问一下，这种扭曲的规则，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存在？何时能破除？

外人眼中，法官手握定分止争之权，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裁量权，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职业的内部，每天都在上演着同工不同酬、同酬不同工的机制性不公。

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承受着不公平KPI考核体系的群体，却承担着海量天量案件的定分止争重任。现实比戏剧更荒诞。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份职业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入额办案是原罪，出判决是原罪，判后答疑是原罪，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更是原罪。有话语权的人及群体，自然最善于趋利避害，不办案，少办案，疑难复杂案不办，矛盾尖锐的不办，有信访风险的不办，最终，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每一位具体的“人”、也就是真正的“法官”身上。你如果做不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不配当员额法官，只能自己知难而退，把岗位留给其他人来干。

法院之内，也有阶级。

就这样，被“统治”的法官带着浑身“罪”证，踽踽独行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这是一道无解的题，确实无解。

刚过去的2025年，有两件事，不得不说。一位干了三十多年审判工作的法官，积劳成疾，无奈退出员额序列，两年后因病去世。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在单位竟然连一份生平简介都没有准备。他的妻儿单纯、善良又包容，只能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再一件事。2025年最后一天的晚上8点，某院领导看着终于攀升达标的办案数据，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发到微信群，字里行间称赞法官们的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又勉励大家新一年再接再厉、勇挑重担。可群里的回应者寥寥无几，且大多是班子成员和综合部门中层，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了沉默。这沉默的背后，是无声的抗拒、深深的失望与彻骨的心寒。因为过了这天，新一年的办案数据又要重新清零计数——每日通报、每日亮灯、每日鞭挞、每日督办，压得员额法官们连牛马都不如！

拥有话语权的高层们，最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也最清楚资源该如何分配。一线的法官们，不求绝对的公平，只求适度的公正。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早已为院长、副院长们划定了明确的办案指标——仅需办理普通法官30%的案件量，文件更明确要求他们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可这些要求，他们又是如何落实的呢？省高院每月通报院庭长办案数量，纯属掩耳盗铃。

去问问一线法官，如果可以选择办理案件的类型，大家都宁可一年办理1000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也绝不选择办理100件建设工程类、人身损害赔偿类、劳动争议类、离婚继承等婚姻家庭类案件，其中的原因，圈内人心知肚明。毕竟，院领导们都不惜违反最高法院“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规定，率先垂范，坚决不碰后者这类案件。如此一来，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行10年，究竟有何成果，有何倒退，有何弊端，又有何希望？

掌握着资源倾斜话语权的人，身居正位者，若不能躬身入局，又如何要求一线法官负重前行？

感恩有“呦呦鹿鸣”的鹿鸣君，为国霞们发声！

今天是2026年1月8日，承载着十几万法官命运的齿轮，能否从这一天开始转动？我们满怀期待……

南方日报今天发文，说的是多地法院上传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文书，除了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还隐去了经办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案号等信息。

以下是我作为律师和普通民众的想法。

出于对公民信息的保护，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我的客户也不希望别人查到他有案子，即使是作为原告也不想出这个风头。

但是隐去审判人员信息，甚至隐去案号，就无法保证文书的真实性。说句大白话，案号也没有，审判人员也没有，那这个文书想怎么编辑都行，反正不负责任。

我们律师办理案件时，经常需要搜索案例，除了按照惯常的从高到低原则，我们还会搜索案件经办法官对这类案件的裁判方向，作为诉讼方向的考量。 

如果法官名字以后也搜不到，那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办理复杂的有争议的案件，我们还会向法院提交案例甚至是案例汇总报告。如果提交的案例里，案号也没有，谁写的也不知道，除了案例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个问题外，也会给办了案的法官增加一些工作量。

虽然提交案例报告有的经办人确实不看，但以防有负责任的经办人想尊重律师的劳动成果呢？那经办人只能通过法院系统去审查案例的案号以及真实性。

纯属添乱

以下是南方日报的原创全文：

全国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将案件审判员姓名隐去，近期引发关注。

记者查阅发现，在裁判文书网上约2万篇文书中，审判员姓名被隐名处理为“XXX”的形式，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并隐去。

这些隐去审判员姓名的文书，在时间上集中于2024年和2025年；地域分布方面，则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亦出现了相关情形。

2024年开始，最高法在多个场合强调过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据此前报道，到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进一步提到，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

对于目前部分法院隐去法官姓名的做法，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表达了诧异。他们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

受访法官告诉记者，最高法要求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关于裁判文书对外发布流程，一位法院系统人士介绍，文书往往交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隐名处理后，再提交至发布系统。该人士称，其在发布裁判文书前，并不会隐去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

记者注意到，不仅审判员的身份被隐去，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ＸＸＸ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终ＸＸ号”。

前述法院系统人士认为，据其了解，案号也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且并无模糊处理的必要。“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有必要隐去审判员姓名甚至案号吗？

据南方都市报查阅发现，在裁判文书网上约2万篇文书中，审判员姓名被隐名处理为“XXX”的形式，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并隐去。

某地法院上传的一份判决书截图/图源：南方都市报

这些隐去审判员姓名的文书集中于2024年和2025年；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亦出现相关情形。

报道显示，不仅审判员的身份被隐去，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

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ＸＸＸ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终ＸＸ号”。

图源：南方都市报

报道称，最高法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

据南都此前报道，到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进一步提到，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

对于目前部分法院隐去法官姓名的做法，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他们说，最高法要求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亦有法院系统人士提到，据其了解，案号也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且并无模糊处理的必要。“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博士赵琮律师向“法度law”表示，首先，将案号隐去的做法不符合裁判文书公布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应当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但公布上述信息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除外。”

根据规定，即使是不适宜在互联网公布案情内容的文书，也需要公布其案号等关键信息，更何况公布了案件具体信息的案件。案号作为案件唯一对应的关键信息，必须予以明示。且对不在互联网公布案情的文书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一些法院虽不公布案情，仍坚持发布了这些案件的审理法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姓名等基本信息。

其次，在公开裁判文书中明确法官姓名，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应有之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并没有专门提及法官姓名的公开问题，但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姓名公开问题进行了规定，如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应当保留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辩护人的下列信息：（一）除隐名处理的以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二）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保留姓名、执业证号…”

由此可见，法官、检察官作为代表国家公权力参与诉讼活动的公职人员，其姓名更应当保留，这既是工作职责的延伸，也是对办案质量的最有效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6年在《人民法院报》刊载《关于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问题及建议》一文提到，“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使民众对审判的监督更为便捷，也加大了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压力。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民挑出，经网络‘发酵’被无限放大…给法院和法官带来工作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这可能也是裁判文书隐去案号、法官姓名的原因之一。

赵琮律师表示，一份论证清晰、说理明确的裁判文书，可以对法律解释、具体适用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法官姓名将成为法治进步的脚印记录在册；相应的，一些裁判文书存在说理瑕疵，也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每一位法官的署名与每一份不涉密文书的公开，都是案件能够经受住历史和群众检验的重要一环。

“归根到底，在隐去法官姓名背后，实际反映的是法律从业者对司法公开程度逐渐降低的担忧。裁判文书网的建立完善，本是我国司法改革一项重要进步，但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开数量逐渐减少，多地长期不再公开案件，庭审直播等也频频受阻，使得人民对庭审的了解渠道逐步缩紧。而案号、法官名字的隐去，或是司法公开退步路上的又一个坐标。”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曹宗文律师向“法度law”分析认为，隐去法官名称，一个原因可能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精神理解有偏差，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官对于自己审理的案件没有信心，生怕人民群众对部分极具争议的判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围攻，隐去法官姓名可能是为了保护一线法官免受网暴或不必要的干扰。

曹宗文律师表示，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隐去法官姓名弱化了公众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司法个体的责任边界。“好的法官对于自己的裁判文书都会视为自己特别珍视的作品，也有信心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隐去姓名的行为会给社会公众不够坦荡的观感，甚至会产生是否存在不公正判决的可能性，以至于不敢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期待有差距。”

曹宗文律师还表示，案号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隐去案号意味着社会公众、律师和学者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精准溯源。

“这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那裁判文书公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去买本故事会或看小说不好吗。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推行‘类案检索’机制，在执行层面将无法落实，因为以前只需要知道案号就能精准检索，但现在隐去案号后，案例没有了唯一的识别码，靠什么检索呢？如果这样，我们不如彻底把裁判文书网关闭算了，还能省去大量的运营成本，节约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