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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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柳芳已经是一个符号了

现在最大的萧条是情绪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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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西坡读者群成立两个多礼拜，聊天氛围超出我的预料。所以决定发起第二个群。群聊主题：以阅读为主；欢迎分享好电影、好音乐、好照片；不排斥闲聊，但呼吁有心人随时随地拉回阅读主题。不要重复添加。

现在看来，我有点像个讨厌的预言家。

12月24日，抖音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吴柳芳等多个抖音账号以及其背后的MCN机构遭到平台处置。处置措施包括“清除因违规行为增长的粉丝”。吴柳芳粉丝数从630万骤减至4.4万，而且处于被禁言、禁止关注状态。

本月初，吴柳芳账号刚解禁，粉丝猛涨，支持者喜大普奔宣布胜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是：

“在这场风波中，可以看到多重叙事，关于擦边，关于性别，关于精英与底层，舆论像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一样，汇聚、碰撞、争斗，有阻拦，有助力，有围观，有裹挟。故事还没结束。”

“现在对幕后团队的考验刚刚开始。汇聚过来的粉丝，其实有很多来路，有些是想看女性擦边的，有些是想看女性上进的，这些粉丝的诉求是有冲突的。如果迎合某一方，很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抵触。驾驭不好，下一次热搜是什么模样就不好说了。网友的爱心都很短暂，参考李行亮就是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事实证明，都轮不到幕后团队来重新规划内容方向，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在支持吴柳芳，但事实就是，这个账号已经失去商业价值了。

有人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发这些视频，吴柳芳不行。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吴柳芳本人无罪，但罪在影响力，问题出在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悲哀的是，之前的粉丝暴涨，让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加难以去除了，她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反对她和支持她的人，瞄准的也都是吴柳芳这个符号，而不是吴柳芳这个人。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转发了微博CEO@来去之间的一条微博。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和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很难用’大局观’去影响他们。年轻人更愿意听的是明确的规则。”@来去之间说：“他们再长大点是不是就知道没有啥明确的规则了”。答案就在这里了。

整场风波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角色，当然是吴柳芳本人。几百万粉丝来去之间，只是一场梦，实际的利益收获可能是负数。我是认为她应该确实是生活不如意，才会走这样一条赛道。事到如今，背后的MCN还可以去运营其他的主播，吴柳芳本人背负着这样一笔庞大的争议性虚拟资产，真不知何去何从。

想起奥运会期间，有记者因为评价一位广受喜爱的运动员“疯疯癫癫”而被网暴。那位记者本意其实是不坏的，他想说的是，很多运动员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缺乏与真实世界交流的经验。虽然这位记者自己的表达能力也让人着急，但他说的事是真的。假如粉丝真的爱这位运动员，其实应该穿过语言迷雾看看实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但所有的炮火全都冲着“爹味”去了。

我们是真的希望一个人好，还是希望一个人像件物品一样摆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好？这是两码事。

我越来越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做公众人物是一件很残酷的事。要承受各种意料不到的谩骂是一回事，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是把你当成一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符号的？但总还是有人飞蛾扑火的是吧。也总会有人轻飘飘地说，挣那么多钱挨点骂有什么好矫情的。

总有人过得比你更惨。但这不是比惨的事，也绝不仅仅是钱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相互对待。舆论撕裂、群体对立，毒害的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空气。

我昨天刷到Dave Chappelle的一段表演，他说得太好了，虽然讲的是美国社会的事，但我们也应该借鉴。他说很多人对社会都有不好的感受，但是“你我之间的差别在于，你们因此互相仇恨，而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这种感受。我也建议你们去思考一下，大家要想法设法把生活过下去，要想方设法原谅彼此，要想方设法从你自身的存在中寻找乐趣，然后可以抛开那种不好的感受。”

我们究竟要活在自己里头，还是活在对别人的看法里头，这很关键。如果你不能简单纯粹地体会到生之欢愉，你就会把自我投射到别人身上，就无法容忍别人发出自己不愿意听的声音。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各种各样的边界都是讨论出来的，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先把聚光灯下那个所有人都能看见所有人又都看不见的人摘出来？而不要把这个人的肉体凡胎当成战场，反复去打拉锯战。最后事情没讨论明白，一个又一个的人都被牺牲掉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除了恢复人与人之间古老的温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挺过去。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厌恶一个现象，你就声讨这个现象本身，放过这个现象中跟你一样脆弱平凡的人类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