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条新闻让我难以释怀，甚至有些许迷茫。

最开始是在微信群流传的“小道消息”——几张图片，简单的两三句话，宣告一位外卖骑手躺在电动车上永远“睡去”。

直到官方通报说，经查，死者袁某某（男，55岁），系外卖配送员，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警方围绕这“一人一车”拉起了一圈警戒线，把他围了起来，这是法律意义上死亡现场，又像是一种宿命：他死亡的姿势，正是他日常休息，或者说等待接单的状态。

一名目击者说，9月5日21时许，这名外卖员送完单躺在电动车上休息。直到6日1时许，同行发现这人睡了很久，感觉不对劲，就去摇了一下他，发现他醒不来，就告诉了小区物业人员。

他没单子时，就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手机一响就起来接单，“他睡过桥洞，唯一的工作就是送外卖。”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休息时间，是单子决定的，单子就是他的闹铃，或是命令。

想起一个成语：枕戈待旦。

古代行军打仗的骑兵，他们在马背上战斗，有时还会在马背上休息。如今的骑手，也是一种和交通工具深度绑定的职业。

卖家具的销售员总是说，人这一辈子躺在床上的时间最多，因此买什么都可以将就，买床不可以将就。但是对于有些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来说，可能坐垫才是陪伴自己最久的“家具”，一种移动的、赖以为生的家具。

2024年的第一天，在安徽合肥，也有一位59岁的外卖员倒在送餐的路上，当时他正经过某小区的儿童游乐场，手里还紧紧攥着要送的外卖。

这些骑手是移动的生命，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生活就像是鱼缸里一条巨大的黑鱼，追着他们一圈圈打转，无法停歇。但他们又是被锁定的生命，在一个稳固的程序里按部就班，不得动弹。

哪怕看起来一切都是自愿的，他们却停不下来，直到戛然而止。 

但跑外卖也可能已经是最优选项，他们似乎干不了别的，干别的也未必比跑外卖挣钱。

那位目击者说，自己几乎天天能遇到他，见面只能是短暂聊聊天，他可能是记者能采访到的最熟悉逝者的人，但他依然叫不出逝者的名字。

猝死的外卖员每天都要跑500元以上，一个月就是15000元（相信他不会奢侈到全天休息的）。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坦白说，月入一万五，已经很多了。

我就在想，他的目标为什么不是每天400、300，或者600？也许，500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常人的精力和能力上限决定的。面对生活，他选择对自己极限施压。如果跑800是可能的，我相信他也会去努力达到。 

这就是勤劳中国人的一个典型样板。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就没有“休息”这个概念，也遑论享受。所以我们会看到顽固的大小周、996、007。不仅很多打工人没有休息的概念，一些创业者也没有，猝死的创业者也不乏案例。

我有时就在想，这到底是文化的原因，又或是某种机制的原因，或者是某种机制导致的文化？

大概年初的时候，同样是在杭州，有位德国游客曾经火了一把，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来旅游时，他说自己一年有25到30天年假，然后还不忘补一刀：听说你们年假比较少，劝大家好好享受时间享受生活。

这位德国游客不理解我们，或许也正如我们难以建立他们那样的劳动权利、生活观念，乃至仅仅是一种自主的生存方式。

发条装在我们的身体里，以及思想里。

就像这位55岁的外卖员死了，结果是：经街道、有关部门协调，相关外卖平台、保险公司与家属协商，目前事件相关方已达成一致，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他死了，没有太多的然后。就这样，等待下一起。

零比七，这是中国男足最新交出的战绩，赢的一方是日本队。

这是一场我头一天还知道，但当天已经忘记的比赛。

比赛的时候，我正在健身房跑步，还是有位做体育行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截图，我瞅了一眼，四比零，面无表情。不到十分钟，这位朋友又发了一张截图，六比零，我哑然一笑。但我还没笑完，第三张截图已经显示七比零。

我知道，朋友圈肯定刷屏了。

很庆幸，我的朋友圈里没有那么多直接指责、嘲笑、怒骂男足的。人们已经在更深入地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说明什么？又在验证什么？仅仅是场上那十来个人差劲吗？

有人提醒，在嘲笑国足前，不如先审视下自己所在的行业。至少，国足还会走出国门；至少，这些比赛是真实的；至少，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我们还能对着国足发牢骚。

每个人都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业或自己的事业，以及自己的梦想，如果还有的话。

比如说，我就会感到羞愧，不是对男足，而是对自己。每逢工作日，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如此重复、加深三十年，一眼望到自己人生的边。

当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当一个行业只是为了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满足肤浅、廉价的精神按摩，当一系列的行业只不过是为了彼此满足挣钱的需求，以此来维持各自经济上的体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意义。

我有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做实业的，哪怕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毕竟在生产有价值的物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吃饭，不违心，也不用想太多。虽然获得的不多，但他们失去的也不多。

也深刻地理解了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傻劲。傻人有傻福。

即使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日渐明晰一些潜规则，并生成生理性的反应。比如回答某个问题之时，脑神经下意识地指令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进而再思考“我该如何说，才能保证问的人、答的人、听的人都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哪怕有机会可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也要首先做一些自我阉割，砍掉层层的顾虑和风险：这个是可以写的吗？我该如何写？才能保证审的人、看的人、转的人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巴黎奥运会上，那么多记者的提问都遭遇尴尬的场面，不知道到底是那些记者受到了过多训练的缘故，还是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太多了，以至于接受采访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

我当时还想，如果是我，就会比运动员说得更好。只是这“好”，又未尝不是一种坏。我们不该从这种回答问题的能力中生出优越感来，那该是一种羞愧。

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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