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周时间，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见面。我就直说了吧：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已在高技术制造业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如果还没有人跟特朗普提过，那么我要告诉他：他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绰号是“川建国”——意思是“特朗普是（中国）的国家建设者”——因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不停地批评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已激发了中国政府的热情，让他们为争取电动汽车、机器人、稀有材料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加倍努力，同时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市场和工具。

“中国有了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他的名字是唐纳德·特朗普，”曾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告诉我。“特朗普唤醒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实：要将本土的科学、创新、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需要全国上下总动员。”

特朗普将要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出口引擎。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数量在过去八年里迅猛增长，尽管中国人民的消费体量仍微不足道。

如果要我把今天的中国经济画成一个人来描述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强大高端制造业上身——像仍坚持吃菠菜的大力水手那样，但作为消费的腿细得像柴火棍儿。

中国的出口机器现在如此强大，只有非常高的关税也许才真能放慢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对非常高关税的回应可能是，开始切断美国工业现在几乎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关键供应。这种供应链战争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想看到的。

我两周前访问中国时，与我交谈的中国专家们希望避免这场战争。中国人的出口仍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不会听从摆布。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在美国逐步提高关税上达成协议的话，双方都将受益，让双方得到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的时间。

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称之为“埃隆·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范式”。美国将用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赢得的时间来帮助更多的埃隆·马斯克脱颖而出，让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在美国制造大件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向世界出口更多的东西，减少进口。而中国将用这段时间让更多的泰勒·斯威夫特进入中国，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花钱购买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也生产更多中国人民想购买的商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

但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创新和工业水平，作为对中国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那样，那我们就会完蛋。

需要去中国走一趟才有所体会，但由于参议员查克·舒默2023年10月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美国立法者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官方访华，加上许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将美国员工撤出中国的美国公司从未让这些员工返回，很多美国人错过了看到中国制造业惊人增长的机会。

下面是关注制造业的撰稿人诺亚·史密斯前不久发布在网上的，他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0年，“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及其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来自中国的只占6%，尽管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快速发展”。史密斯写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将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的相当或超过后者。

“一个国家独占制造业鳌头以前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以及二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史密斯写道，“这意味着，在一场大范围的生产战争中，全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也无法保证能打败中国一个国家。”

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规模：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的2019年，中国的银行提供给国内工业的贷款全年增加了5912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这个数字去年飙升至4.82万亿元。是的，你没有看错。

我2019年访问中国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那时，小米和华为只是两家生产智能手机的中国公司。几周前我再次去中国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了电动汽车公司，它们都在利用自己电池技术的优势来制造非常酷的电动汽车。

小米的SU7是今年4月北京车展上的热门话题，这款车是在一个曾经生产汽油动力车的废弃工厂制造的。与此同时，在以制造电池闻名时就已涉足汽车制造的比亚迪现在更是加倍投入汽车领域。我在上海出行乘坐的都是滴滴运营的超舒适的比亚迪电动车。比亚迪现已推出了一款超小型电动汽车海鸥，起价折合美元不到1万。

为了将大量的汽车库存出口，中国已开始建造一支由170艘船组成的船队，这种船一次能运载数千辆汽车横跨大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各地的造船厂每年只交付四艘这种船。是的，你没有看错。

由于中国的电网基本上归国家所有，它能在全国各地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车销量的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苹果公司谈论制造电动汽车已经15年了。有人开过苹果汽车吗？

我从北京去上海坐的是高铁。这两个城市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但只需4个半小时就到了，因为列车时速超过每小时350公里，而且每天有近100趟列车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列车行驶得非常平稳，如果把一枚硬币放在列车窗台边上——硬币的一半在窗台上，一半在窗台外——硬币会在整个旅途中原地不动。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阿塞拉列车上试试这样做，你会发现，硬币会在列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后的两秒钟内掉到地上。

也许你错过了这个消息：我在北京时，通用汽车对其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尖端工厂的价值进行了逾50亿美元的减记。据路透社报道，通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汽车公司“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下跌了59%，降至370989辆，而本土新能源汽车冠军企业比亚迪的同期销量是该数字的10倍以上”。

但大家别担心，救助马上就来。特朗普已誓言要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他将开足马力采油，加倍努力生产高油耗车，并停止为购买电动汽车的美国人提供政府补贴。

所以，你认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世界其他地方将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而美国将成为新的古巴——你慕名去那里观赏那些需要人来驾驶的老式油车，”正如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擅长报道汽车行业的基思·布拉德舍对我说的那样。

如果这会发生的话，我们某天从梦中醒来时会发现，中国将拥有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而且，因为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只适用于电动汽车，那意味着中国也将拥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这是特朗普2025年将面对的中国与他上次当总统时面对的中国有很大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就算特朗普对中国说“嘿，如果你在美国建更多工厂，我会在关税问题上放你一马”，虽然这肯定会有助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对共和党人来说，也许不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因为中国会这样说：“没问题，你们想要多少工厂？40个？50个？但顺便说一下。这些装配线将全部使用机器人，我们甚至能远程操作它们。”

我这次去中国学了个新词：“黑灯工厂”。一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退休中国官员随口提到，她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去工厂看看有哪些产品。但当她来到工厂时发现，那是一家 “黑灯工厂”，灯是专门为她开的。她告诉我，工厂不开灯不是因为它停业了。而是因为工厂已经完全自动化，除了每天来清洁或调校机器的工程师外，公司没必要为任何人开灯浪费电。

正如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从钢板厂到手机厂，从家用电机到火箭点火装置零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引进了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进行生产的‘黑灯工厂’模式。‘黑灯工厂’，也叫智能工厂，因车间内的机器可以自动运作、不需要灯光照明而得名。”

还记得那个老笑话吗？“现代工厂将只雇一个人和一条狗。狗负责防止人触碰机器，而人是负责喂狗的。”这在中国不是笑话。

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许只是住酒店时使用客房服务，更多美国人就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我很喜欢看一名德国旅行视频博主在一家上海酒店的经历，《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对其作了报道：“‘对，电话铃响了。这意味着机器人到了，’他在视频开头时说。他把门打后看到一个机器人站在外面等他。他按下机器上的‘打开’按钮，机器上面的一个盖子开了，露出了里面他下单的食物。他取出食物，按下‘完成’键，把盖子关上，看着机器人返回电梯。”

还不需要给小费。

但中国急于实现机器人化还有另一个原因：人口结构变化的必要。美国有强大的工会和增长的人口，这让机器人成为劳动者的天敌，因为机器人会取代蓝领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已出现缩减，而且中国严格限制工会，这使得在工厂车间使用越来越多机器人既有经济必要，也在政治上更容易（但中国也很可能面临蓝领工人的强烈反对）。

仅在过去七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已从1800万下降到900万。最新的预测是，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到2050年时将减少1亿，到本世纪末时可能减少7亿。在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活水平，有能力照顾所有的老人，中国将出于自身需求、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所有方面的机器人化。

特朗普第一次担任总统（以及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征收关税是正确做法，因为中国没有给予我们对等的市场准入。中国一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对等的市场准入，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向美国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美国就从中国购买四美元的商品，而且中国的进口以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为主。

但可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再生产那么多中国想买的东西。中国几乎能以更低的成本、通常更好的质量生产几乎所有东西。

陈博屹是中国材料科学公司青昀的创始人，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杜邦。他向我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国年轻企业家从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那里学会了如何“快速创新和改进”。陈博屹说，他的外国竞争对手们在产品升级上速度慢得多，当它们升级产品时，新工厂也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建成。

“我们每30天就对一些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能在六个月里建成一条新生产线。我们向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学习。美国人非常擅长将产品‘从0变1’，我们则擅长‘从2变100’。”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制造能力的稳步提升意味着如今几乎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微小的零件到稀土产品——都可以在国内采购。陈博屹解释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完整的本土制造业生态系统，所以你想出来的任何想法，“都能在这里完成所有的采购。我们有一个目标，在三年内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组合，实现生产和库存的零劳动力。”然后，“我们就能坐在中国遥控中国以外的生产。这将让我们能把工厂建在离客户更近的地方。”

但他也有一个警告：“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向我们双方逼近。”

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会告诉你，过去你必须身在中国才能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他们表示，如今你仍然需要在那里，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进入中国不断扩大的创新者市场。准备迎接更多的“中国设计”，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吧。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实力的增长只是源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包括中国仍有大量满怀干劲工作的人，如他们的“996”工作制所描述的那样：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追求更好地生活。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投资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它故意抑制消费支出，它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读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而没有多少读体育管理、社会学、性别研究专业的大学生。

“中国人对待教育与我们对待体育的方式类似，”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的林汉升说。

那么，中国将埋葬我们吗？这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离开中国时对其弱点的印象与对其优势的印象一样深刻。我不想看到中国出现不稳定。中国能继续让其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世界来说很重要，但这不能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我能从这次访问中清楚地看出，由于外国游客人数相对减少，许多中国人已不再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我所说，中国启动《中国制造2025》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惊慌失措”。该议程是一项由国家主导和资助的产业政策，旨在让中国成为从航空航天到材料科学，再到机床等先进制造业等所有方面的主要生产国。这不仅吓坏了美国和德国等更发达的制造业国家，也吓坏了巴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限制国内消费。

中国有多达上百万亿的储蓄，这些钱可以用来刺激经济，但只是在对政府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把储蓄花掉。但中国政府结束新冠疫情的糟糕做法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透明度让手中有钱的人对花钱持谨慎态度。

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17%以上、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派税务人员到其他省份去追查逃税者——这些都加剧了中国人不愿花钱的心态。此外，过度建设导致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有房无钱”。中国连续三位前任或现任国防部长因涉嫌解放军中的腐败而被调查的消息也进一步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中共意识形态和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这已促使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私营部门创新者悄悄地将资金、家庭或他们本人转移到日本、迪拜和新加坡。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趋势。

我给我的中国朋友提供的免费忠告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不可持续。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贸易联盟。世界不会让中国制造一切，只进口大豆和土豆。中国需要更多的护士为国内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更多的工程师为国外设计更多的汽车。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更多表达他们创意的渠道，而不必担心他们写的歌词会让他们身陷囹圄。我和太多说话小心翼翼或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交谈过。他们看到了香港的镇压。15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渴望出国是有原因的。

对我的美国同胞们，我要坦白一件事。我在中国感染了一种从未想过会感染的病毒：“欣赏埃隆·马斯克”。

我对马斯克用他的X扩音器欺负不能自卫的人、向特朗普献殷勤的做法如此之厌恶，以至于我只想那个马斯克闭嘴走开。但还有另一个马斯克。那是一个能制造东西的天才工程师兼企业家，能用和任何中国人一样好、而且往往更好的方式制造电动汽车、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以及卫星互联网系统等大东西。

处于最佳状态的马斯克是中国人害怕和尊重的美国制造商。但特朗普却想把马斯克的时间浪费在缩减美国官僚机构上，在我看来真是不理智。他不该领导缩写为DOGE的非正式的“政府效率部”，而是应该领导另一个DOGE项目，一个让更多美国人“做好工程”(Do Good Engineering)的政府办公室。

总而言之，美国需要加紧工作，但中国需要宽松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致敬的原因：他为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6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后，在前往机场途中绕道前往位于中国首都艺术区的“莱蒎”唱片店。

布林肯买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中国经典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另一张是泰勒·斯威夫特2022年推出的专辑《午夜》。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斯威夫特2019年推出的专辑《情人》(Lover)发行后一周内在中国流媒体播放、下载和销售的总量超过100万次，这对一名国际艺人来说是创纪录的数字。

中国消费者有这个需求。我想对中国领导人说，是时候为你们的人民提供更多这种供应了。这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10月底，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逐渐升温的美国选举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抵制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他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伊朗、埃及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动荡和变革为特征”的关键新时代。

“是任由世界继续动荡，还是推动世界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习近平问道。他引用了1863年的一部俄罗斯小说作为未来任务的精神指南，这部小说歌颂了革命斗争，并启发了弗拉基米尔·列宁。

习近平经常引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传统来表达他破坏——并最终取代——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意图。但是，通过在金砖国家——一个正不断扩大以纳入新成员的集团——内部倡导革命牺牲精神，习近平正在表明他有意团结发展中世界，以加强与美国力量的斗争。

随着习近平正准备考验特朗普对支撑美国主导秩序的体制和联盟的承诺，从这本中国领导人作为灵感来源引用的晦涩难懂的激进小说中，可以一窥习近平的心理状态。

这本名为《怎么办？关于新人类的故事》的小说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和1863年在牢房中写成的，当时他被指控与颠覆组织有联系，沙皇当局以“推翻现有秩序的邪恶意图”为由将他监禁。这部小说在西方鲜为人知，也许是因为它蜿蜒曲折、扑朔迷离地讲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缝纫合作社中的三角恋，读起来十分艰难。俄罗斯诗人阿法纳西·费特表示，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的罪行是“形式上最糟糕的有预谋的矫揉造作”，读这本书是一件“几乎无法忍受”的事情。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北京担任记者时曾多次尝试读完这本书，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本书对习近平的吸引力在于其中一个叫拉赫梅托夫的主要人物。他是贵族后裔，16岁时反抗专制的父亲，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强健体魄，并移居圣彼得堡，在那里他被招募到一个地下组织，重生为一个“非凡的人”——终极的革命者。

拉赫梅托夫舍弃了美食、美酒和美色。他阅读哲学、文学和科学经典。他不用床垫，甚至为了考验自己，在钉床上过了一夜，弄得浑身是血。他“完全漠视个人情感，没有私心”，只专注于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本书激进的功用主义思想激起了列宁的共鸣，他借用《怎么办？》作为自己在1920年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的标题，在文中，他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决裂，支持组建一支由积极进取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队。

它还激励了毛泽东的许多激进红卫兵，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农村与中国农民一起生活的城市青年。习近平本人就是这些所谓的下放知青之一。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他住在陕西农村的一个窑洞里。他对拉赫梅托夫的苦行方式感到“震惊”，但认为这是磨练意志的理想方式。习近平曾说过，他以拉赫梅托夫为榜样，舍弃了床垫，洗冷水澡，在雨雪天气进行户外锻炼。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呼吁的正是这种牺牲和坚韧的精神，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拉赫梅托夫“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时代的风暴越大，我们就越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勇气站在最前列”。

也许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在面向西方的介绍中淡化了习近平的计划的激进性质，在习近平讲话的官方英文记录稿中删去了他对拉赫梅托夫的提及。

在削弱美国力量的努力中，习近平一直在不断加大压力。2022年，他宣布与俄罗斯建立“没有止境”的伙伴关系，并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与普京总统保持一致。他还一直在鼓吹他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他的计划的修辞和哲学框架。该倡议拥护“共同安全”和保护各国“正当安全关切”等理想。但它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为那些挑战美国战略利益的人提供掩护（中国曾援引该倡议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辩护），并最终保护中国及其伙伴国的利益和政治制度不受美国的制约。

中国领导人希望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一阵营。在喀山，当金砖国家迎来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新成员，以及古巴、委内瑞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申请国和观察员国时，习近平和普京反复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其中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革命或列宁主义根源，不需要什么鼓励就能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正如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在动身前往峰会时所说：“金砖可以成为摆脱美国极权主义的出路。”

习近平认识到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性，并正在编织一个威权者联盟。他巩固了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在伊朗与以色列的代理战争中加强了对伊朗的支持，并避免批评中国唯一的官方盟友朝鲜出兵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中国努力修复与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国之前破裂的关系，并在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习近平似乎相信目前的势头有利于他。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台正值美国的能力因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而捉襟见肘之际。他的周围既有孤立主义者，也有对华鹰派，同时他的言论也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会坚守对乌克兰和台湾等盟友和伙伴的承诺。

上个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了明显针对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言论，预示了他的强硬姿态。他列出了一系列“不容挑战”的“红线”，包括不介入北京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坚持要求华盛顿“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这些措辞远远超出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承诺。

普京仍然是习近平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国家媒体今年报道称，普京计划在今年6月习近平生日时送给他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旧本，他还把金砖国家峰会放在了拉赫梅托夫的祖居地鞑靼斯坦地区举行。今年10月，两人在喀山克里姆林宫会面，那里位于曾被命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路的道路的尽头。

但是，实际谁说了算是无可置疑的。习近平正在继承拉赫梅托夫的衣钵——“非凡的人”、历史的推动者——并相信他的钢铁意志和高瞻远瞩的领导力将把世界从美国的动荡中解救出来。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商业会繁荣吗？据我所知，许多商界领袖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特朗普不会真去兑现他在竞选时做出的关税和大规模驱逐出境的承诺，就像他承诺的边境墙一样——基本上就是，他从未修建边境墙，却言之凿凿他修了。

但我认为这种乐观是错误的。特朗普对关税和移民的痴迷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如果人们嘲笑他没有兑现标志性的政策主张，他可能会很不高兴。

如果他不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调整，损害将是巨大的，甚至比持悲观态度的人所意识到的还要大。对移民的敌意不仅会造成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愿从事的艰苦体力工作的劳动力短缺，还将破坏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正如大家可能知道的，特朗普已做出表态，打算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帮助抓捕大量无证移民，他们将首先被安置在他的高级移民顾问之一斯蒂芬·米勒所称的“庞大的拘留设施”中。

这样的行动将是人道主义和公民自由的噩梦。但这些考量可能不会阻止特朗普。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骚动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会让他看起来强大又果断。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发展，我怀疑没有人知道。这会很糟糕吗？还是会极其糟糕？

然而，除了这些短期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特朗普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尚未得到太多关注：它对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威胁。

我们的科技行业是世界的奇迹。1995年前后，世界主要富裕经济体似乎都处于大致相同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也相差无几；如果说欧洲的实际人均GDP水平较低，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更短，因为与我们不同，他们有真的在度假。

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不是问题所在。“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运动的不满所针对的是从事蓝领工作的无证移民，而不是来自印度的科技奇才，对吧？

错。

除了无证蓝领工人，上一任特朗普政府显然也敌视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它大大增加了高技能外国人获得或续签签证的难度，而这正是他们在这里工作的主要路径。其中许多人担心这些政策会卷土重来，只是情况会更糟。

如果你想了解特朗普核心圈子的真实想法，不妨看看米勒和史蒂夫·班农在2016年的一段对话，班农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出狱后刚好来得及为特朗普助选。班农宣称，合法移民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谴责“寡头”引进外国人从事他认为应该由美国人从事的IT工作。“嗯，这说得真好，”米勒回答。

因此，如果反对移民的浪潮没有波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会感到非常惊讶。撇开具体的政策不谈，美国之所以成功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的开放性；也许，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我们一直是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到受欢迎的地方。那个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拟议中的突击搜查和拘留设施可能会占据新闻头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十年后，我们可能也会深切意识到，通过对移民的攻击，我们破坏了科技行业，而它是使美国伟大的原因之一。

我不羡慕美国选民。你们选谁当总统，会对大半个地球产生影响。你们的士兵在他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我知道你们厌倦了那种世界的问题得要你们来解决的感觉。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公民，这种独特的特权和责任是随之而来的。

所以，想想那些受你们投票影响的遥远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台湾。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崇拜美国。我曾经喜欢这个国家带给人的感觉——它是机会之地和民主的保护者。这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他于1950年出生在台湾，那是中国内战迫使他的家人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一年后。在他成长的年代，台湾在美国这座灯塔的指引下，从独裁走向民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印第安纳州读完研究生后，带着对美国文化的热爱回到了台湾。我们会看《空军一号》和《独立日》这样的美国电影，片中美国总统用拳头击败敌人，拯救世界。我们在台北的星期五美式餐厅就餐，满足他对正宗美式汉堡的念想。他梦想有一天我会在美国生活，他觉得这个固执己见的独生女会在那里如鱼得水。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考验我们对美国的信心。不同于前任总统，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台湾和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他说我们需要支付保护费，尽管我们每年在美国的武器系统上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他错误地宣称，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将我们斥为地缘政治的鸡毛蒜皮，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表示怀疑。

也许这只是竞选时的故作姿态之辞，但这样的言论对台湾2400万民众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在世界上的盟友越来越少，只能依赖与美国非正式但牢固的关系来生存。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特朗普让我怀念我和老爸都支持的那些动作英雄片里的三军总司令。

当然，我们只是数千英里外太平洋对岸的小岛。但在一个人权和民主匮乏的地区，我们从最初的满目疮痍发展成为了光辉典范。在“中国制造”的标签席卷世界之前，曾经有过“台湾制造”。它曾是廉价塑料商品的代名词，但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将它转变为一种荣誉的象征。现在，台湾生产全球90%的最先进半导体，这是数字时代的必需品。我们为世界贡献了珍珠奶茶、猫咪咖啡馆和“鲁保罗变装皇后秀”首位亚洲获胜者妮妃雅。不用谢。

边境不安全是台湾的生活常态：过去75年里，我们偏安一隅，看着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变得更强大、更凶恶。在学校举行空袭演习时，我们排着队进入地下掩体，蹲在那里用手指遮住眼睛和耳朵。我总是在想，如果炸弹落在我们身上，这样做有什么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10岁那年，中国进行了一轮威胁性的导弹发射，我问爸妈，“我还能长大吗？”我一辈子都活在这种轻度的焦虑状态下，现在我不看战争电影，因为它们感觉像是台湾命运的预告片。

事实上，台湾已经受到攻击，但目前主要是一场言语的战争。除了持续的军事威胁，中国还对台湾悄然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旨在削弱我们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而且它奏效了。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说我们是“弃子”，不再被美国重视。中国放大了这些恐惧，希望让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在战斗中没有胜算，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战斗。我们的信心和威慑力是成功的一半。没有这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边缘化的状态下生存。我们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我们忍受网站上的下拉菜单将我们称为“中国台湾”，这几个字剥夺了我们的主权。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盟友，因为北京拿出了更大、更好的外交援助方案。对于难以预测的特朗普，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交易撮合者，所以也许他会和我们达成某种交易。但无论台湾开出什么条件，北京都可以轻松开出更好的。

因此，我们要为可能不得不自卫的那一刻做好准备。像千千万万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参加了民防训练，学习大多数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想象需要知道的事情——如何绑止血带、准备应急包、撤离到安全地点，以及对中国的网络虚假信息保持警惕。我们乐意这样做：这是作为民主国家公民的责任，并尽你所能地捍卫它。

我知道美国选民面临许多挑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选择了一位承诺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我理解；在某些方面，特朗普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总统：大胆、张扬和朝气蓬勃的美国精神。但我希望美国人能像我们台湾人一样，致力于捍卫他们国家真正代表的东西——民主。

十年前，我父亲去世了，未能看到我实现他的美国梦。但我终于在今年实现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我因译员的工作获得了O-1签证，这是美国授予“具有非凡能力的外籍人士”的签证。要获得这个签证，我必须证明自己对美国是有价值的。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家乡也要做一番证明才行。

美国的大选结果在莫斯科引发了热烈反响。普京总统在表示祝贺时似乎由衷地感到高兴。但这并非因为特朗普被视为亲俄政客，甚至是“自己人”——这些幻想早就消失了。也不是因为乌克兰问题有望——在特朗普的无情斡旋下——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和平协议。据报道，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通话（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表明，即将上任的政府也不会任他们摆布。

相反，兴奋感来自其他东西。对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来说，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会带来美国的崩溃。

美国正在进入其历史最后阶段的观点已经在俄罗斯流传了一段时间。多年来，它一直局限于边缘声音。但自2020年左右以来，克里姆林宫人士也开始提出这样的观点。带头的是前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的核心顾问之一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他被广泛视为是俄罗斯的强硬派领袖，是最早宣称美国正走在崩溃不归路上的人之一。

2023年接受官方媒体《俄罗斯报》采访时，帕特鲁舍夫对此做出了详细描述。他表示，美国将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南方将“转向墨西哥，它的大片土地于1848年被美国人夺走”。他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美国的南方邻国将收回被夺走的领土。”

在那个时间前后，普京本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美国领土分裂的观点。“作为前苏联的公民，我来告诉你，帝国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太强大了，犯点小错也不碍事，”他在2021年曾经说道。“但随着问题的累积，总有一天会不再可控。美国正自信地、坚定地沿着苏联的老路前进。”这似乎仍然代表着普京今天对美国的基本评估。他坚信美国正在接近终日。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顾问和俄罗斯的官员把目光投向了好莱坞。今年，俄罗斯的政府高层热情地观看了克尔斯滕·邓斯特主演的电影《美国内战》(Civil War)。（有趣的是，该片在俄罗斯上映时的片名叫《帝国的崩溃》，尽管这部电影并没有这样的帝国主题。）从俄罗斯精英的角度来看，这部描绘加州和得州脱离联邦、全国各地爆发流血事件的电影反映了美国人对不久的将来的看法。

这部电影在俄罗斯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联邦中央与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等州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深之际，这个国家的解体看上去很可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平台Telegram上写道。“但这不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言。”俄罗斯前总统、现任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将其视为美国内战不可避免的证据。他在自己的Telegram频道上说，“好莱坞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它拍成电影。”

这样的冲突将如何发生？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答案很简单：文化战争。帕特鲁舍夫再次对这一理论给予了最清晰的说明。“像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项目和对跨性别理论的大肆鼓吹，都是为了让已经处于冷漠状态的民众在精神上更加堕落，”他在2023年的那一次采访中说。“普通民众不会为维护美国的团结付出任何努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对政府毫无意义。不理解这样做的后果的美国当局正在一步步地毁灭自己。”

俄罗斯一直在推波助澜。该国试图打击所谓的“觉醒文化”，认为它对传统家庭和宗教价值观构成了威胁——在国内，他们禁止变性手术，将LGBTQ群体标记为极端组织，禁止提及同性爱的书籍——而作为这种广泛攻击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机器人程序和宣传大军在社交媒体上宣扬阴谋论、疫苗怀疑论、反女权主义、反LGBT情绪和反移民言论。这么做的目的，是加深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使其分裂。

在这种世界观下，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包括进步的价值观，还包括在国外推广民主和人权——已变得像苏联晚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认为它荒谬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挖苦嘲讽的观点。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民主党已经变得过于教条，类似于苏联共产党的最后十年：一个已经破产的傲慢信仰体系的管理者，跌跌撞撞地走向崩溃。

接着，特朗普进入了这个一触即发的场景，他的胜利似乎证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的评估是正确的。对莫斯科来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在国内外瓦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物，并在此过程中瓦解这个国家。在这方面，他很像戈尔巴乔夫——或许这有违直觉。正如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一样，特朗普也可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最近几天，“美国戈尔巴乔夫”这个词在莫斯科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来说（他们主要是一些前克格勃成员，认为苏联的解体是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自恋者，喜欢夸夸其谈，是一个没有计划、没有策略，对其目标缺乏明确了解的人，他削弱了支撑国家的核心机构，留下的只有混乱。他们自然更喜欢特朗普。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他在扮演类似的角色。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即将崩溃的预测没有现实依据。苏联垮台是因为它在过度的军费开支和帝国野心的重压下破产了。事实证明，它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出现了民族矛盾问题，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寻求独立。就戈尔巴乔夫而言，他是执政党内部的改革者，目标是完善而非推翻这个制度。这与美国和特朗普的差异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并不能阻止克里姆林宫看到它想看到的景象：在特朗普的掌舵下，美国正冲向灾难。

好消息：我认为特朗普不会引发全球贸易战。

坏消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即使特朗普输掉了大选，贸易战也会爆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像一个负责任的经济超级大国那样行事。不幸的是，要引导美国政策度过可能即将到来的动荡，特朗普可能是最糟糕的人选。

他不会是我们打贸易战的原因，但很可能是我们输掉贸易战的原因。

中国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它曾经非常贫困，至今仍有很多人记得1959～1961年的大饥荒。但在1978年开始改革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即使现在，它依旧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远低于我们或西欧的水平。但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因此以某些标准来衡量，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适龄劳动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引进技术推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但适龄劳动人口在大约十年前达到顶峰，目前正在下降。尽管取得了一些相当厉害的成就，但中国的整体技术进步速度（经济学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似乎已经放缓到了爬行的速度。

但增长放缓未必就是一场灾难。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和科技的衰退，总体上处理得相当得当，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

然而，中国建立了一个为高增长时代设计的经济体系——一个抑制消费者支出、鼓励高投资率的体系。

只要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对更多工厂、办公楼等的需求，那么这个系统就是可行的，这样高投资就可以找到生产性的用途。但是，虽然一个年增长率为9%的经济体可以将GDP的40%用于有效投资，但一个增长率3%的经济体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答案似乎很明显：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家庭，并将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一次又一次，刺激政策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扩大产能，而不是让消费者能够利用这些产能。

那么，如果你拥有大量产能，但消费者无法或不愿购买你所生产的商品，你该怎么办？你试图将问题向外输出，通过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维持经济运转。

我的意思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似乎对贸易数据做了手脚，试图使它的顺差看起来比实际规模要小。然而，中国的出口额似乎比进口额多出近1万亿美元，而且还处于上升趋势。

因此，贸易战即将到来。世界其他国家不会被动地接受中国如此规模的贸易顺差。本世纪前十年的“中国冲击”告诉我们，无论自由贸易有什么（真实的）好处，进口激增都会对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此外，中国是一个不认同民主价值观的专制国家。任由它支配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产业会带来无法承受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直悄然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保留了特朗普的关税，并试图限制其在先进技术方面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这可能只是贸易冲突扩大的开始。

因此，贸易战即将来临；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开始。那么，特朗普会带来些什么？

无知、缺乏重点，以及任人唯亲的可能性。哦，还有容易上当受骗。

无知：特朗普坚称关税不会损害消费者——尽管美国各地的企业都计划在他提议的关税生效时提高价格——这强烈表明，无论是他还是给予他建议的人，都不了解全球贸易是如何运作的。在发生贸易冲突的时候，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缺乏重点：特朗普提议全面征收关税，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将提高许多美国企业的成本，并疏远本应参与合作应对的盟友。

任人唯亲：总统在授予特定公司关税豁免方面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这种豁免不成比例地流向了与共和党存在政治联系的公司。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再次发生，规模不再可能那么大，就太天真了。

最后一点，容易上当受骗：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在最后签署了其所谓的“历史性贸易协议”后停止了提高关税，根据该协议，中国同意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中国实际购买了多少？一分没有。

正如我所说的，随着中国试图向外输出其政策失败，严重的贸易冲突即将到来。但美国刚刚选出了可能是最糟糕的领导人来处理这场冲突。

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他用经济压力、不可预测性、制裁和关税的战略组合让中国政府失去平衡。那是个转折点：华盛顿从被动地接受中国的修正主义野心转向坚定自信的对抗。拜登政府明智地保持了这个框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其扩大。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能帮助美国赢得这场战略性竞赛。

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尤其是经济发展停滞，这使中国在当选总统坚定自性的策略面前显得脆弱。如果特朗普能把他第一个任期的强硬作风与更有针对性的战略和更严格的纪律结合起来的话，未来四年将是一个绝佳机会，让中国处于守势，并将竞争局面永久地变到对美国有利的方向。

对中国来说，美国大选的理想结果是谨慎行事的拜登-贺锦丽政府再执政四年。尽管拜登总统对北京保持了有针对性的压力，但他对缓和局势、避免升级的强调，已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供了解决国内问题，推动中国在技术、贸易和台湾未来等关键领域的野心所需要的可预测性。

但特朗普不只是满足于仅仅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他的目标是赢得这场竞争。他的零和博弈和非常规策略——以及一个由对华鹰派人士组成的未来内阁——很可能会让习近平失去他迫切需要的喘息空间，并将这名中国领导人推入一场他无法轻易控制或预测的高风险意志力考验。

尽管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向外展示实力，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中国的崛起被习近平的管理不善、严厉镇压和战略失误搞得一蹶不振。中国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人口萎缩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习近平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将中共置于经济决策的核心，这种做法已经削弱了商业信心，引发了资本外逃，导致了外国投资的空前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让位于停滞，让人想起日本的那个通货紧缩、经济停滞的时期，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就连习近平也在去年告诫民众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个中国俗语示意的是未来的日子不好过。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在不断壮大，而特朗普似乎已准备像他在第一个任期里做的那样积极利用美国的优势，他认为中国自上而下的、以制造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是掠夺性的，危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已提出要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据某些估计，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两个百分点。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咄咄逼人和边缘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也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习近平的目标是将这个民主自治岛屿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如有必要，将使用武力。但特朗普正在威胁说，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00%的关税。这名候任总统对台湾问题的最好总结是他上个月说的一番话，他说，习近平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他，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他“疯狂”。

中国对特朗普再次掌权的担忧已经浮现出来。在拜登执政期间，中国政府经常使用挑衅性的语调，指责美国对中国进行包围、遏制。但在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中国领导人马上采取了更为缓和的语调，呼吁和平共处，开启合作的新时代。

但美国必须加大今天的势头，尤其是在与中国争夺半导体、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高风险竞争上，这些技术是未来工业革命的引擎。让中国夺得这些领域的制高点将使全球的权力动态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意识到了这种风险，并已发出信号表示，他可能会加强对中国科技和制造业部门的关税、出口管制和制裁，目前已有的限制措施已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潜在的创新。他还可能主张对美国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这是得到两党支持的战略，并可能阻碍中国发展和部署先进的军事能力。

习近平把中国经济的希望寄托在过时的、靠国家补贴的制造业出口模式上。但这个战略极易受美国关税的影响。习近平可能会迎合特朗普的交易本能，通过提供选择性的让步，来减轻关税的影响，但这些做法不太可能对特朗普有长期的影响。

习近平有他自己能使用的工具，但几乎所有的工具都有风险。他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延长退税期限，或进一步补贴出口商来支撑经济。但这些都是短期的补救措施，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巨额债务膨胀，从而加剧中国经济在长远上的不稳定性。目前对中国债务的估计是，它几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用中国自己的关税进行反击，可能会引发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贸易战，但特朗普已表现出愿意为换取战略利益承担短期政治代价的意愿，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的关税威胁。

习近平可以通过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来进行反击，但这可能会进一步让外国投资者不安，他们已经对中国的经济走向持谨慎态度。中国限制出口高科技制造业所需的矿产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美国会加速其主导的寻找替代来源的努力。让人民币贬值将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变得更便宜，抵消关税的影响。但这可能会加速资本外逃，并使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紧张。

作为最后的手段，习近平可能会升级台湾或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但这可能会让美国的联盟振奋起来，并导致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的脆弱性，确保美国的持久优势，下一届特朗普政府必须认识到它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当今的国际形势与冷战后期如出一辙，当时里根总统面对的是日益衰弱的苏联，他迫使莫斯科做出了代价高昂的资源分配决定，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破产，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对华目标应该是政权更迭；相反，美国的目标应该超越单纯的共存。美国应该自信地运用本国民主模式的道德和经济力量，直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认识到他们的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从此走上一条更自由、更少敌意的道路。

但要取得持久的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了施压而施压。它需要的是一种更广泛的、以实力求和平的多方面做法，将美国国内的复兴、增进军费开支、创业活力，以及最关键的是拜登恢复了生机的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盟结合起来。新一届政府需要明白，这是解决对抗中国问题的关键一环，也是确保重新开始的“美国优先”方针把重点放在盟友之间公平分担责任上，而不是对盟友征收过高关税或质疑美国对共同防御的承诺。那些做法只会削弱威慑力，制造外交分裂，而中国会马上利用这些分裂。

特朗普的大胆作风不适合胆怯之人。在全球竞争激烈的时代，他认为寻求平衡是软弱，共存是投降。然而，如果他能吸取过去的教训，与我们的盟友保持密切关系，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他也许会是一个疯狂到足以对抗中国的人，并取得胜利。

2019年12月，我去了趟香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不安。几个月来，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对这个本应实行自治的民主体制的侵犯。他们在墙上涂写着：“救救香港！要烧死我们，我们同归于尽！”与我交谈过的抗议者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注定会失败；这是民主身份的最后一次宣示，接下来它将被一个视民主为内部敌人的新秩序所消灭。

我遇到了一位当时正准备辞职的政府官员，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威权民族主义崛起的书。“美国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有些不同，”他告诉我。“你们的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从此开始失去吸引力，人们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叙事崩溃了。这也蔓延到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开始思考的问题——我们真的应该效仿西方模式吗？”我们坐在一家酒店的休息室里，他描述的无形力量围绕着我们：资本主义，但没有民主；文化精英与工人阶级老死不相往来。“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对西方模式崩溃的回应，”他补充道。

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我，他是对的。金融危机后，我在奥巴马政府的八年感觉就像是逆流而上，逆的是全球政治的洪流。一个激进的共和党在国内拒绝自由民主，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等极右翼领导人的做法遥相呼应，后者曾表示，要在整个欧洲建立“非自由主义民主”（这是对“血与土”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礼貌叫法）。在俄罗斯，普京即便不是在瓦解，至少也在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在中国，习近平开始转变北京的战略，从在这个秩序中崛起转向建立一个独立的、泯灭民主价值的秩序。奥巴马的政治技巧和文化魅力使他能够驾驭这些潮流，但其他的民主党人未必总是能做到。

特朗普的第一次胜利挑战了我对某种进步必然性的自由主义假设：“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倾向于正义。”离开政府后的八年里，我与世界各地的反对派人士交谈过，听到的都是同样故事的不同版本。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削弱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放松管制和顺从于金融市场的混合体）掏空了社区，同时使全球寡头从中大捞特捞。与此同时，一种同质化且往往粗暴愚蠢的流行文化侵蚀了传统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得到了普京等独裁者的支持，他们把反恐战争作为攫取权力的借口，而无休止的战争则助长了大规模移民。金融危机如同飓风般袭来，摧毁了那些本已艰难度日者的生活，而富人却从中渔利。随后，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传播不满和阴谋论的渠道，使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利用算法的精准，使他们的追随者变得更加激进。

将民主转变为软性独裁的手法非常明确：以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姿态赢得权力。重新划分议会选区。修改投票法。攻击公民社会。在法院里塞满愿意支持权力攫取的法官。通过腐败使亲信致富。收购报纸和电视台，将其转变为右翼的宣传工具。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支持者。用“我们”与“他们”来作信息的概括：我们——真正的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或美国人，对抗不断变化的“他们”——移民、穆斯林、自由派、同性恋、乔治·索罗斯等等。

持续的反现政府情绪如此强烈，甚至在2020年能勉强将他赶下台，当然他对疫情的拙劣应对也帮了大忙。但即使在1月6日发生的震撼性事件之后，美国政治仍笼罩着严重的不安，没有恢复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的正常状态。

作为总统，拜登拥护保护主义、有组织的劳工和产业政策，他的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立法对空心化的社区进行了投资。民主党不断传达特朗普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以堕胎权的剥夺作为证据。当他们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与一群平庸的共和党候选人打成平手时，党内许多人——包括拜登——认为，这一方法是有效的。

然而，现在特朗普决定性地赢回了总统职位。我永远不会声称自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我确实担心民主党人走进了捍卫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信任的机构——“建制派”——的陷阱。作为一个有意进行称职的专家治理的政党，我们没能领会到人们对政府的愤怒。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政党，我们抓住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指标，作为经济蓬勃发展的证据，尽管人们感到生活成本上升令人不堪重负。作为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动力的政党，我们让对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厌恶诱使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身份政治——无论是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辩论，还是将移民送往城市的巴士的辩论，或者羞辱那些不会知耻的种族主义MAGA人士。作为一个致力于美国领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党，我们捍卫了一个在21世纪屡次失败的国家安全体制，并通过无条件地为以色列轰炸加沙平民提供军事支持，让自己成为伪君子。

民主党人讲述了特朗普不称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拜登-贺锦丽政府在立法上的成就，以及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但在谈论中产阶级经济时，他们往往使用的是咨询师的那种经过了民调检验的熟悉语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演讲撰稿人，我深知将这些线索编织在一起的难度之大。尽管拜登有许多优点，但在过去四年中，部分由于他的年龄，部分由于社交媒体，他没能胜任那种无形的总统角色，也就是讲述我们国家和世界发生的事情。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往往是那些在华盛顿待了几十年的老人，对于要求变革的选民来说，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信息传递者。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局外人主宰政治20年，这绝非巧合。

贺锦丽为竞选活动的最后几个月带来了新的活力和非凡的纪律，重振了民主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乐趣。但她与一位不受欢迎的现任总统的关系——以及大流行后全球对任何现任总统的强烈反对——阻碍了她的发展。民主党人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会把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的民主正是激怒他们的原因之一。许多选民已经开始将民主与全球化、腐败、金融资本主义、移民、无休止的战争和精英（我也是其中一员）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些精英把民主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解决不平等、对暗箱操作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以约束、应对全球冲突和培养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的手段。

是的，这不公平：从罗纳德·里根到乔治·W·布什，共和党的政策比民主党造成了更多的混乱。但特朗普对本党过去的精英们——从布什家族到米奇·麦康奈尔——的讨伐，让他显得对问责有种毫不掩饰的渴望，而贺锦丽竞选团队将迪克·切尼引为同类的姿态则传达了相反的信息。

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我不相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像其他利己的独裁者一样，他的补救措施旨在利用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他周围的寡头们想要掠夺而不是改革这个体制。大规模驱逐出境和关税是导致通货膨胀的药方。减税和放松管制将加剧不平等。“美国优先”的冲动将加剧全球冲突、技术颠覆和气候危机。特朗普是这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新当权派，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而不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局外人或闯入者。

在这次选举的废墟之上，民主党人必须抑制冲动，不能简单地去谴责特朗普所说出的各种无耻言论。在必须与特朗普对抗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自己——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正如我在香港的对话者所说，这意味着承认“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叙事已经崩溃”。与其捍卫一个已被摒弃的制度，我们应该阐明另一种愿景，说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民主。

我们应该承诺一个包容的美国在道德、社会和人口构成方面的必要性，同时批判特朗普现在所运行体系中的民粹主义；我们应该更注重改革而不仅仅是再分配。我们必须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腐败、企业渎职、政治暴利、那些不受监管却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被华盛顿破坏的移民制度、以及将世界推向战争和气候灾难边缘的威权集团。

2002年大选失利后，欧尔班花了数年时间在匈牙利各地举办“市民圈”活动——那是一种草根会议，通常在教堂举行，这些会议建立了一个议程和归属感，推动他重新掌权。下一代民主党领导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竞选。向在地方层面创新的市长们学习。倾听那些感到被疏远的群体的声音。找出多种族民主制度比其他地方运行得更好的地方。在提出政策建议时讲述这些故事。培养一种对更大的事物的归属感，这样民主就不会让人觉得是统治精英的玩物，而是修复华盛顿和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良药。

我们不是生活在民主运动可能会被消灭的香港。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是有任期限制的。接下来的四年将是艰难而危险的——尤其是对我们当中的弱势群体而言。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趋势，我们就能把政治钟摆摆回我们的方向，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新愿景来抓住这个机遇。

国际象棋界有个传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场锦标赛上，伟大的丹麦犹太棋手阿伦·尼姆佐维奇在对阵德国大师弗里德里希·萨米施时发现自己很被动。一想到要输给一个在他看来水平不如自己的对手，尼姆佐维奇就怒不可遏，他跳到桌子上大喊：“我竟然要输给这个白痴？”

周二深夜，随着贺锦丽赢得总统大选的希望突然开始变得渺茫，这个想法一定在不少自由派专家和民主党知名人士的脑海中闪过。

是啊，考虑到民主党人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一个两次遭弹劾的前总统、一个重罪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偏执狂、一个小丑、一个精神错乱的老家伙、一个不断被深夜脱口秀嘲讽和道德谴责的对象，他们怎么会输这么惨？许多民主党人倾向于采用的理论是，一个容易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和极度愚蠢影响的国家会被那种曾经诱惑德国选出希特勒的煽动行为所蛊惑。

这个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只是歪打正着。自由派人士普遍无法理解特朗普的政治吸引力——他们想当然的原因除外——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做到历史性的、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卷土重来。

贺锦丽为什么会输？从策略层面说，存在很多失误：她选择了一位进步派的竞选搭档，这无助于她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或密歇根州等必须拿下的州；她无法将自己与拜登总统做切割；她愚蠢地将特朗普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等于是在暗示他的支持者差不多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她在吃力地为自己的参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时过度依赖名人代言；她没有坦率否定自己在2019年作为候选人时采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立场，而是依赖于“我的价值观没有变”这种陈词滥调。

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是，在没有政治竞争的情况下直接任命贺锦丽为候选人——这是对民主程序的侮辱，而且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任命了一个非常弱的候选人。反过来，这又是因为民主党人没有认真对待拜登明显的神智衰退，直到6月的辩论灾难（之后又让他多坚持几周），使得哪怕一个时间缩短的迷你初选都不太可能。

但这些算计上的失误存在于三个更大的世界观错误之中。首先，许多自由派人士坚信，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情况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好，任何与此观点相左的人要么是散布右翼不实信息，要么是傻瓜。其次，不愿正视现代自由主义对如此多的美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厌恶。第三，坚信在面对特朗普时，唯一合适的政治形式是抵抗(Resistance)的政治——大写的R。

然而，当美国人看到的和经历的并非如此时（正如大量调查数据显示的那样），典型的自由派反应是——不仅认为这些抱怨毫无根据，而且是不道德的。其结果是在侮辱选民的同时让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视而不见。每当贺锦丽在回答有关边境问题时，她都会提到自己起诉了跨国犯罪团伙，由此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她没有对人们的核心抱怨作出回应，即移民危机给数百个社区带来了压力，无论移民是否犯罪。

自由派对这些忧虑的漠视是另一种现象的一部分：轻视许多美国人对各种进步事业在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担心儿童的性别转换或是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那你就是个跨性别恐惧者。对那些几乎视白皮肤为原罪的、乏味、强制且往往适得其反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研讨会感到不满？那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对那些本应更具包容性、但却感觉像是取自《1984》的新术语感到恼火？那你就是“双加不好”（doubleplusungood，《1984》中使用的“新话”词语，意为“非常坏”。——译注）。

最好的民主党代表着公平和自由。但是，当今左派政治却强调根据群体认同进行社会工程。它还越来越多地支持将奇怪的文化规范强加于数亿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喜欢在如何说话、如何思考上遭人指手画脚。太多的自由派人士忘记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特朗普这样对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念极为蔑视的人可以再次当选总统。

最后，自由派认为，阻止特朗普的最好方法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政策理念糟糕的正常政客——尽管令人讨厌，而是把他当作对民主本身的致命威胁。无论他是否构成这样的威胁，这种反对做派都使民主党人误入歧途。这促使他们采取自己的反民主政治形式——利用法院试图将特朗普的名字从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删除，或试图以难以理解的罪名将他送入监狱。这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为特朗普正在解决的公众合理关切制定和阐明卓越的政策回应。而且，这也让自由派显得夸张甚至是歇斯底里，尤其考虑到，这个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挺过了一次特朗普总统任期。

今天，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爱说教和自命不凡的政党。这可能让他们感到自己正义凛然，但这样的形象怎么可能赢得选举呢？

由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可能带来的担忧显而易见——在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的贸易政策、公民生活，以及保守派运动的道德健康，我勉强把票投给了贺锦丽。眼下，我更担心的是，自由派人士缺乏自省能力，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缺乏在下次做得更好的自制力，也没有做出改变的谦逊。

这次总统选举看起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的民主以及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希拉里·克林顿说，特朗普当选的话“国家就要完蛋了”，我认为这种说法太夸张。我并不认为特朗普能将美国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话虽如此，在我40年的世界新闻报道中，我一再看到魅力型领导人赢得民主选举，然后破坏这些民主。左翼民粹主义者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做到了这一点，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在匈牙利、印度和波兰做到了这一点（在波兰是卷土重来）。特朗普垂涎权力，愿意无视民主规范，渴望美化自己、压制反对派，这都让我想起了那些领导人。

“他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对鲍勃·伍德沃德说。

特朗普并不会自封为终身独裁者，但他已经采取了强人政治的标准做法，试图利用法律系统来惩罚和恐吓批评者。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曾提议起诉希拉里，并确实强行对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进行了一项刑事调查。

“有时候，报复是合理的，”特朗普在6月这样说。

值得注意的是，他起诉希拉里和克里的努力没有成功，美国民主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基本上毫发无损。我们的民主制度比匈牙利或委内瑞拉的更强大，体制也不是那么脆弱。

同样，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的专制倾向因自己的无能和助手的疯狂阻挠而受挫。第二个任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准备更充分了，似乎准备好引入志同道合的助手，这为他的反民主努力提供支持。

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看到过威胁和报复是如何恐吓商界和公民社会、迫使他们勉强顺从的。据报道，特朗普任内，他的政府采取措施损害杰夫·贝佐斯和他的企业利益，可能导致后者失去了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军事合同。这或许可以解释贝佐斯为何决定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在总统选举中不作背书。

多年前，在我担任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时写过一些关于中国总理的尖锐文章，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我的纳税情况进行了严格审计。所以，当我得知特朗普指示助手利用国税局对他的批评者或那些不愿意听从其指挥的人（如联邦调查局的詹姆斯·科米和安德鲁·麦凯布）进行审计时，感觉十分熟悉。

他的手下起初拒绝这么做，但科米和麦凯布后来还是被选中——号称是随机选择——接受审计。特朗普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的否认也让我想起中国政府的做法。中国的官员会告诉记者一些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事情，这么做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而是混淆问题或确立党的路线，让追随者附和。

我第一次见到从政后的特朗普时，他提出了一些荒谬的主张，然后又否认说过这些话——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与中国官员的碰面中，他们与真相和现实的关系不仅是随意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

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建立已久，它将继续存在。但特朗普可以通过欺凌企业所有者来破坏新闻自由。毕竟，大约一年前，他曾说NBC的所有者应该因这家电视台的报道而接受叛国罪调查。最近他还建议，ABC应该为其对总统辩论的处理方式而受到惩罚。

“他们是新闻机构，”他这样评价ABC新闻。“他们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这样做。他们应该被吊销执照。”后来，他还呼吁吊销CBS的执照，并表示《60分钟》节目“坦率地讲，应该停播”。国家新闻机构实际上并不需要执照，但它们下属的地方电视台是需要的。

特朗普多次呼吁修改诽谤法，以减少对新闻机构的保护。两年前，他呼吁监禁在国家安全案件中不透露消息来源的记者，并兴高采烈地补充说，在监狱里遭到强奸的可能性会让记者愿意交代消息来源。（我相信记者的意志更为坚定，我在那些在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的记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暗示他会动用武装部队对付美国公民。10月，他建议在美国部署国民警卫队或军队，打击“来自内部的敌人”，包括“激进的左翼疯子”。

这种语言可能会鼓励更多我们在1月6日已经看到的那种政治暴力。特朗普在4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被问及选举后可能出现的暴力，他似乎承认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如果我们赢不了，你知道，这要看情况，”他险恶地说。“这总是取决于选举的公正性。”

不妨花点时间思考一下，特朗普当选可能对国际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当选，俄罗斯军队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了基辅，因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召集国际联盟，并获得援助来阻止俄罗斯（即使他想这样做）。乌克兰可能已经崩溃，俄罗斯可能会转向摩尔多瓦或拉脱维亚，而北约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观察到西方的软弱为力，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亚洲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更大了。

特朗普以强人自居，但在我与外国官员、商界领袖的对话中，我感觉到他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虚弱。他会损害大西洋联盟，并威胁到拜登为遏制中国而建成的国家网络，他似乎低估了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战。

就在上个月，特朗普将一些批评他的美国人称为“人渣”，是“比中国和俄罗斯更大的敌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帮助特朗普。

同样，一些中国人开玩笑说，特朗普的中文名字是“川建国”，意思是尽管特朗普口口声声反对中国，但他的混乱做法和对盟友的无视使中国变得更强大。

特朗普对外战兴趣不大，但他可能会鲁莽行事，并倾向于升级；其结果就是，在他总统任期的早期，正如特朗普自己对伍德沃德所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距离与朝鲜开战“有多近”。他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如此担忧，以至于一度穿着运动服睡觉，并在浴室安装了一个闪灯，以便在他碰巧洗澡时通知他危机爆发。

我们谁都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而且特朗普也不会实现他的所有目标。两年前，他呼吁“终止”宪法，但那不会发生。当他在任时，联邦巡回法院阻止了他的一个计划，他要一名助手去“取消”这家法院——当时没有奏效，明年也不会。

但特朗普是否会让美国变得不是那么民主，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吗？绝对会。我们是在拿未来赌博。

像我这样的反特朗普者将总统选举视为美国民主的一次清算。对于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金钱问题。

今年夏末，我离开在纽约的家，与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数十名工薪阶层交谈。我没有任何议程，只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我采访了美发师、退休的锯木厂工人、面包师、卡车司机、自助洗衣店经理、露天烧烤厨师、赌场荷官，甚至还有一位前职业牛仔竞技骑手。

对于经济，人们说得最多的词是“可怕”。紧随其后的是“太糟糕了”。

与我交谈的有男有女，有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和原住民。他们的外表不同，但说的话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得这些条件。有些人不想谈论政治。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被政客忽视了，以至于彻底不再参与这个过程。每个发表意见的人都支持特朗普。

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体，那么工薪阶层就是对经济痉挛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虽然他们的一些反应是长达数十年的慢性疾病的结果，但最明显的疼痛出现在过去几年里。最糟糕的通胀和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利率上升——对富人来说，这些是新闻标题。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根本挑战。工人们更关心发薪日，而不是1月6日。

这很公平，但为什么要求助于一个谎话连篇、滥用职权的亿万富翁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呢？他们的解释很简单。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大家的日子过得不错。现在，鸡蛋的价格几乎是四年前的三倍，汽车贷款的利率高出50%以上，一些公司正在削减工时。他们认为，特朗普是可以扭转局势的候选人。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情绪并不奇怪。从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到詹姆斯·卡维尔，评论人士都注意到了金钱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在所有的言论和焦虑之后，也许这次选举将再次证明卡维尔的格言：别傻了，选举拼的是经济。

乔治·莱姆利的右臂上有一道烫伤，是他在工厂工作时从传送带上抓起灼热的黄铜部件造成的。他的左臂上有许多小小的针孔，那是他去当地的血库献血留下的，他每周去两次来换取外快。

莱姆利两次持续90分钟的献血过程可以换来140美元的收入；医院和制药公司则获得了重要的原材料。乔治今年45岁，单身，母亲为了省钱和他住在一起。他说，他开始献血是因为“所有东西都贵得离谱”。

在这份工厂工作之前，乔治曾在当地的克罗格超市工作，因此他对食品价格颇有研究。“我今天去那里买了一磅汉堡包，”他说。“以前最高是两块五，现在打完折也要四块。普通面包以前只要99分，现在要卖两块。你可能会说，两块而已嘛，但一周两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八块。

十几岁的时候，乔治是克林顿的“铁杆粉丝”。但2020年他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今年秋天，他铁了心要再投给他。

“不是特朗普说什么我都同意，但我并不在乎他怎么说，”乔治解释说。“我在乎的是他的政策及其结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经济非常好。”

西部大道位于南本德的南边，远离圣母大学的黄砖建筑和翠绿草坪，聚集了快餐店、酒类专卖店、速汇金网点和一元店。一元店是了解美国工薪阶层生活的一扇奇妙窗口，因为几乎所有经济拮据的人都会光顾一元店。

在其中一家商店，丹妮尔·威廉姆斯和一位同事忙着收银，帮助顾客寻找商品，其中一人休息的时候要彼此照应。

“你想让我从哪里开始说起？”当我问及经济状况时，威廉姆斯说道。“食物、汽油——我觉得太糟糕了"。

威廉姆斯尚未决定投票给谁。对于大多数问题，她都显得矜持，说话轻声细语，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她更加犹豫不绝。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对自己竟然在考虑特朗普感到惊讶。但2016年至2020年期间，她在经济上更有安全感。“当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她说，“那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了。”

利兹·古兹曼的父母是墨西哥移民，他们来到加州采摘葡萄和橙子。去年，她从自家厨房起步，开了一家烘焙店。她看到通货膨胀如何给她身处的微观经济环境带来压力。“当我的成本上升时，我必须在定价上更狠，以确保我能盈利，”她说。

利率上调也对她产生了影响。为了获得更大的厨房，她和丈夫决定买一栋新房子。这就要求他们把利率在2%左右的抵押贷款换成利率在6.5%左右的抵押贷款，她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她每个月必须多支付800美元的利息。

古兹曼曾考虑租一个店面，在那里出售芝士蛋糕和布奴耶罗，但现在她和丈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这么说吧，我们还能维持下去，”古兹曼说。“情况还算不错，但经济肯定不好。”

她记得父母对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都不错，但她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直到去年，在丈夫的敦促下，她才登记投票，这样他们就可以各为特朗普贡献一票了。

“我们要采取行动，”她回忆丈夫说，她也同意。“经济、账单、食品成本、我们的税、买车的成本，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她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本身，但从职业的角度我喜欢他，”她在谈到特朗普时说。“他绝对有金融头脑。”

在北罗伯茨大道，一名女子走进兰伯顿众多典当行中的一家，为她的吊坠手镯支付月供。

典当行交易的经济原理和血浆银行一样简单明了。她把珠宝典当，换了200美元现金。作为回报，她每个月必须支付44美元的利息、处理费和仓储费。这相当于22%的月利率和264%的年利率。如果她错过了前三次付款中的任何一次，她就会失去这条手镯。

因为人们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典当物品，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当铺生意很好。办事员奥斯汀·雷维尔斯表示，事实恰恰相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多的人典当自己的财产，但很少有人有钱买下别人绝当的物品。

“一切都彻底完蛋了，”快30岁的雷维尔斯说。“人们过去有钱去典当行或跳蚤市场买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个钱了。人们买完汽油和杂货后剩下的那点钱，现在也剩不下了。以前他们看到吹叶机或除草机，通常就会买下来。但现在他们不买了。”

我不用问雷维尔斯支持谁。他戴着特朗普的帽子和特朗普的腕带。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支格洛克手枪。

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可以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经济变化来解释。美国派越来越大，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以极不相称的方式被分配。抛开最近的经济动荡不谈：过去45年里，随着国家从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经济，劳动人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最重要的是，许多选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物价上涨。

考虑到这一点，当国人看到，一位阴暗、时常蛮不讲理的候选人承诺不仅要恢复他们的收入，还要恢复他们自豪感，他们觉得被说动了，你能责怪他们吗？我不能，真的不能。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我的白领工作，也没有取代我大多数同事的白领工作。但如果它真的来了，我不知道40年后我们的政治会变得多么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