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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呐喊:抗议之声点燃“亚洲之春”

26 September 2025 at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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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呐喊:抗议之声点燃“亚洲之春”

MEENA KANDASAMY
Navesh Chitrakar/Reuters
一种新的反抗视觉语法正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广阔地域上书写,实时直播给全球观众。
这些难以忘怀的画面呈现的不是职业革命者,而是被逼入绝境的普通年轻人。画面中:抗议者在斯里兰卡总统逃亡后躺在他的华盖床上,欢快的人群洗劫孟加拉国的总理官邸,尼泊尔的议会大厦被付之一炬。对Z世代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反抗语言,他们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东西。
不满的年轻亚洲人推翻或动摇了当权者,这已在去年的孟加拉国、2022年的斯里兰卡,以及几周前的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发生。这种情况正在如此大的范围里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全球有组织左翼和进步运动衰退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社会契约都已被某些共同因素打破:大规模的青年失业、精英阶层的腐败和压制、经济危机,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但在亚洲各地和亚洲以外的地方,传统上本会倡导这些事业的进步运动已支离破碎、言语不清或势力单薄,不能让其在Z世代面前拥有可靠的替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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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年轻人迅速冲进这个缺口,他们除了智能手机之外一无所有。社交媒体足以协调组织起街头抗议,但缺乏能清晰阐述意识形态的领导者来将愤怒转化为革命后的愿景。这是“阿拉伯之春”的再现,只是这次是在亚洲。
通货膨胀飙升导致斯里兰卡无法偿还国际债务,让数百万人买不起食物、燃料和药品之后,拉贾帕克萨家族对该国的统治突然崩溃。孟加拉国的高青年失业率、以及被视为有利于执政党人民联盟的支持者的就业配额制度导致了该党的垮台。在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不平等,以及在批评者看来侵蚀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的就业法点燃了一根慢慢燃烧的导火索,并在上个月引发了暴力事件。本月在尼泊尔,类似的问题加在一起,引发了抗议者与警方的致命冲突,导致总理辞职和持续的权力空白。
爆发后的愤怒径直指向那些被抗议者们指责挖空了他们未来的象征:议会大厦、总统官邸,以及政客们的家宅。
这些运动通过数字团结逐渐汇聚成形。社交媒体并不只是极右翼的回音室和无尽两极化的领域。大量Z世代青年也被在网络上发声的正当反建制、反腐败情绪所吸引。只不过——尤其在这一地区——自由主义政治的萎靡状态使得这些年轻人缺乏一股统一的力量。
在印尼,左翼力量在苏哈托总统1967至1998年的统治下被清洗,至今未能真正恢复。在尼泊尔,曾与已被废除的君主制度作战的毛派叛军进入政坛后,也沦为他们曾誓言铲除的腐败与剥削体系的一部分。左翼在斯里兰卡被民族沙文主义吞噬,在孟加拉国则基本衰落成为边缘群体。
十多年前,Twitter推动了阿拉伯之春;如今,在亚洲,起推动作用的是Instagram和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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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常被贬低为心理脆弱、不愿冒险,说他们的世界观和注意力被60秒的Instagram短视频所扭曲。但南亚和东南亚的抗议运动恰恰证明了相反的事实。这一代人并非脱离现实世界,社交媒体也未让他们远离政治参与。相反,它已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人们走上亚洲各国首都街头时,并不是一开始就纵火烧毁纪念碑。抗议演变为暴力大多是对国家暴力的回应,这种暴力激起了更广泛的动员和在网络与街头上的激进化。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政治教育:他们被迫将目光从最初的经济援助或政治改革诉求扩大到对国家暴力追责,进而全面审视整个压迫体制。
在尼泊尔,街头的年轻人起初还带着一丝天真。一位加德满都的朋友告诉我,和平抗议者原本打算在游行后清理垃圾,甚至还讨论要设立食品摊位来为同志们提供餐食。这种节庆般的纯真氛围只有在警察向试图进入议会的抗议者开枪后才转向暴力。
国家暴力也是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抗议活动的转折点。在印尼,当年轻的外卖员阿凡·库尔尼亚万在一次警察镇压中被装甲车碾压致死后,抗议迅速在全国蔓延。同样地,2010年,突尼斯人穆罕默德·布阿齐齐因小贩摊被查扣而自焚,该事件引发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旨在遏制动荡的网络审查只会适得其反。在尼泊尔,像#nepobaby(#二代)这样的标签在网上疯传,揭露了精英阶层的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政权将这种网络批评视为生存威胁。当他们关闭社交媒体平台,试图压制公众的表达,反而把年轻人推上了街垒。国家掌控叙事、甩锅敌人或虚构的“境外势力”的本能过去未能阻止阿拉伯年轻人,如今也无法阻止亚洲的年轻人。
阿拉伯之春从希望走向崩溃的最终轨迹是对未来可能走向的一个深刻警示。推动亚洲抗议的那些深层条件依然存在。如果没有可信的左翼或进步力量来疏导愤怒,混乱的阴影将愈发逼近——愤怒、军事政变、宗派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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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亚洲的Z世代并不把数字动员当作政治的附属品,而是政治本身。他们目睹了早前运动的失败,如今正从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去中心化、灵活、极具冲击力。
他们正在找到自己的声音。掌权者若视而不见,将为此付出代价。

Meena Kandasamy是一位居住在印度金奈的作家。她是诗集《Ms. Militancy》和即将出版的小说《Fieldwork As a Sex Object》的作者,这是一本关于网络空间中的非自愿独身者、网红和极右翼势力的小说。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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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告别绿色“内卷”是福是祸?

25 September 2025 at 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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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告别绿色“内卷”是福是祸?

DAVID WALLACE-WELLS
Ibrahim Rayintakath
周日是“太阳日”——一个全国性的气候行动主义活动,与纽约气候周开幕同步,它旨在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你可能对地球的未来感到悲观或无望,但至少太阳能正在蓬勃发展。
过去几年,我也持续强调了这一主题,包括最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气候地缘政治现状的文章。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承诺开启气候政治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富裕国家大多已不再将全球变暖作为政治关切,当年缔结气候目标所依赖的全球团结精神也日渐消逝。
但可再生能源仍在迅猛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作为绿色工业巨头的惊人崛起。从任何客观标准来看,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仍然远远不足。但去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新增电力的93%——截至7月,全球74%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由中国建设
当然,这不仅仅是关于气候行动的故事,因为现在是由一个全球大国控制多个常被人们随口称为未来产业的重大领域。“去碳化议程不仅仅是重新安排市场或产业政策,实际上是新地缘政治秩序的熔炉,”尼尔斯·吉尔曼本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中若有所指地。“能源转型可能成为新的生态意识形态冷战的中心。”(后文将进一步探讨这种竞争的变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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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从纯粹的气候政治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也让富裕国家的一些观察人士感到不安,因为这使得美国和欧洲看起来像是次要角色,而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出考验西方领导力的道德剧。同时,这似乎也削弱了西方气候活动人士的作用,并颠倒了长期以来能源现实主义者的论点,他们曾认为鉴于中国排放的规模和轨迹,美国的行动介于无意义和适得其反之间。现在,他们都不得不面对一种可能性:全球能源转型这一重要项目可能将主要由一个在西方权力走廊之外运作的对手推动。
这个项目规模有多大?仅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安装的太阳能容量就超过美国截至去年底的历史总量,是全球其他国家同期太阳能总量的两倍,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11倍(美国位列第三)。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海外绿色制造的投资流动,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的最新报告,自2022年以来中国在海外的相关投资超过了2000亿美元——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这一金额超过了马歇尔计划。
对许多支持气候行动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解救:如果富裕国家行动不够迅速,一个新兴力量挺身而出,接过了主导权。(对一些气候左派来说,这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也是一件美事——这是对西方傲慢和冷漠的一种惩罚。)
但对于最关心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这也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影响。一年前,我在一篇探讨中国绿色工业革命惊人规模的专栏中问道:“如果中国不再试图拯救世界,会发生什么?”
当时这个问题有些戏谑,因为中国的可再生技术安装速度仍在朝正确方向快速发展(而且北京推行绿色产业政策的主要动机并非出于慷慨)。
但现在中国的故事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北京似乎不会突然关闭绿色制造和可再生能源出口的阀门,但绿色资金流的趋势并不明朗。今年的半年安装总量令人咋舌,部分反映了开发商在某项补贴到期前赶工完成项目的冲动。自5月达到峰值后,安装量显著下降,预计将出现长期放缓。总体而言,投资支出正呈现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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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前,中国高层官员开始公开讨论一个常被称为“内卷”的问题——国内公司陷入如此激烈的价格竞争,以至于(例如,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的太阳能板)几乎没有公司能够盈利。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将这种现象称为“产能过剩”。我的同事托马斯·弗里德曼喜欢用“健身房”这个词:众多企业如此激烈地竞争,就像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培养世界级奥运运动员,不顾多少青少年的生活成为附带损害。这也是中国生产如此多廉价绿色科技的一大原因。最近,习近平主席宣称他希望结束内卷,开启一个不以低价竞争为核心的新产业战略,而这种竞争曾帮助全球充斥廉价绿色能源。
这一切对气候的影响尚不清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但在作出这一表态之际,美国方面的竞争态势也在发生变化。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可能看起来像是与中国的竞争加剧。想想喧嚣而动荡的贸易战,或人工智能竞赛中的赢家通吃言论。
但在过去一年中,某些领域竞争的情绪已让位于某种羡慕,埃兹拉·克莱因和德里克·汤普森的《丰饶》(Abundance)和王丹的《突破:中国探索构建未来》(Breakneck)都表达了震撼之情,还有诺亚·史密斯亚当·图泽(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的无数评论。在《Sinica》播客中,郭怡广形容这是美国的全方位“氛围转变”。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伊普暗示,美国在经济政策上正向中国模式靠拢——他称之为“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据《Politico》本月报道,新国家防御战略草案提出从冷战式美中对抗转向美国关注地区动态和“本土”治安。鉴于国内政治状况和文化战争的军事化趋势,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转变。这也相当于默认自己的地缘政治弱势地位。毕竟,自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已很久未以这种方式定义其海外利益。
一次又一次,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回国后,对那里的进展感到震撼和不知所措——特别是在太阳能、电池技术和电动车方面——而此领域想奋力竞争者已经落后太多。基于轶事证据的绝望并非地缘政治的宿命,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到这场大国竞争的形势不妙。彭博新闻社的阿拉斯泰尔·马什在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报道中写道,“清洁技术领域的风险资本家开始公开说出他们怀疑已久的事情:中国的霸主地位让西方的关键行业变得无利可图。”一位投资者在参观一家又一家壮观的工厂后告诉他,你“意识到追赶根本是徒劳的:门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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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芯片的冲突也给美国带来了尴尬的挫败。就在两年前,乔·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还将此类芯片描述为必须防止落入中国手中的最重要技术。过去几年,大量的政策精力投入到了对出口管制的设计上,而有关中国绕过监管偷运了若干世界级芯片的担忧令不少人焦虑不已。
然后,今年夏天,特朗普宣布英伟达可以向中国销售其H20芯片,只要该公司向美国政府支付15%的回扣——理由是让一个敌对大国依赖美国技术终归是件好事。
中国的回应?基本上就是,“不用了,谢谢。”上周《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科技公司被禁止购买英伟达芯片,不仅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担忧,还因为中国当局认为国产芯片同样优秀。这可能只是竞争中的虚张声势,是过去十年令人眩晕的交锋中的一击。或许我们正从竞争的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而地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悬于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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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国感到恐惧的一个新闻热词

By: BOB DAVIS
24 September 2025 at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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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国感到恐惧的一个新闻热词

BOB DAVIS
Illustration by Kristie Bailey/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往往远超美国。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数量屈指可数,而中国有100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拼命争夺市场份额。中国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数量之多,以至于产量高出全球需求的50%。大约100家中国锂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总量高出全球需求的25%。
虽然这迫使中国的制造商们创新,但也导致了价格战、亏损和坏账,这正逐渐演变为严峻问题。
中国正在走向通货紧缩,这种价格螺旋式下降的问题往往带来灾难性后果,曾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中国的领导人将这个问题归咎于所谓“内卷”,也就是无序的国内竞争。他们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企业维持价格稳定,并指示地方政府削减补贴来遏制这种现象。
这些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们充其量只是对中国更深层问题的临时补救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而不是消费支出,这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不仅在国内压缩了利润,还在海外引发了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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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内卷”一词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该词出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中,他提出理由说,印度尼西亚无法养活自己,是因为该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格尔茨用人类学术语“内卷”来描述这种恶性循环,指的是一种不能适应变化的文化模式。他的分析在中国引起了共鸣,那时,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养活人民的困难。
疫情期间,这个词在中国流行开来,年轻人用“内卷”来描述他们在经济停滞时代感受到的生存压力。2020年,一名清华大学学生在夜里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车把上工作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与“内卷”有关的帖子的阅读量超过了10亿次
起初,中国年龄更大的评论人士对“内卷”这个概念不以为然,称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症状。后来,到2024年时,中国的制造商们大量出现亏损,以极低价格出口国内滞销商品,以至于美国和欧洲不得不用加征关税来阻止这些商品的涌入。中国官员认为,问题的根源不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于破坏性的或“内卷式”的国内竞争。2024年7月,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把治理“内卷式”恶性竞争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政府在五个月后召开的中央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这个表述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和欧洲一直批评中国用导致西方竞争对手破产的价格出口本国制造业的过剩产品。通过把其努力重新包装为应对“内卷”而非化解产能过剩,中国政府可以强调,这样做不是屈服于西方压力。中国一个驻外使馆的发言人曾把西方压力描述为“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霸道霸凌”。
在美国,通过减少产量、收回信贷以及让公司破产,市场能解决供应过剩的问题。中国则倚重政府和中共的调控手段。监管机构按照传统治理方式行事,约谈汽车制造商银行经理、水泥生产商以及电商平台等,警告他们不要过度降价。官员们正在计划组建一个多晶硅企业联盟,试图缓解太阳能产品价格战问题,同时,政府也在修订价格监管规定,以防止被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称为“疯狂式”的竞争。中央政府还向地方政府官员们发出信号,叫他们不要为亏损的地方企业提供帮助,这是一项长期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地方官员们曾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扶植当地企业上。
这类干预措施往往收效短暂。今年7月,中国的投资支出速降,市场研究公司龙洲经讯认为,这可能是“反内卷”努力的结果。如果这个趋势无限期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崩塌。政府必然会在危机爆发前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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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供应过剩的长期政策依然未被触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仍聚焦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这反过来意味着必须维持地方企业的运转,以确保稳定的就业和税收。
大约十年前,中国政府发动过一场类似的运动以减少钢铁供应过剩。钢铁厂大张旗鼓地停产了高炉,有时甚至为了上电视新闻而把高炉炸毁。被选择停产的高炉通常是老旧设施,而地方政府则继续为建设更现代化的设施提供补贴。最终钢铁产量不降反升,美国也为抑制钢铁进口提高了关税。
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治运动,而是扩大国内支出,这才能反过来将更多的过剩供应消化掉。西方国家的官员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提出这个建议已有多年,但中国始终抗拒这样做。私人消费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相比之下,美国的私人消费约占GDP的69%,在制造业强国德国,私人消费约占GDP的53%。消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大量存钱,以弥补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如何刺激中国消费支出的建议并不少,从降低所得税到提高养老金和医保覆盖率,再到出售地方国企并向全省居民分配股权等均有探讨。
到目前为止,中国仅有限改善了社会保障系统,政府对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让消费者起更大作用持谨慎态度。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中国很可能会通过“反内卷”运动得过且过,寄希望于他国(甚至是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来化解本国的过剩商品。
这种模式可能已难以继续驱动经济增长。风险在于中国将步日本后尘,陷入难以轻易脱身的长期停滞期。

图片来源:Wachiwit/Getty Images

Bob Davis是一名经济记者,著有《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他所在的《华尔街日报》团队因报道亚洲和俄罗斯1999年的金融危机赢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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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扭转台海局势的最佳策略

16 September 2025 at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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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扭转台海局势的最佳策略

JENNIFER KAVANAGH
Lourenço Providência
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过去十年里,一个危险的反馈回路已经形成:台湾对中国的反抗态度引发北京的强硬叫嚣,进而促使华盛顿对台湾表达更强烈的言辞支持。这个自我强化的模式不断重复。每次都将台湾推向中美关系的更核心位置,加剧冲突风险,并引发外界对这一看似难以化解局势的不安解读。
这一发展轨迹并非注定,也不是不可改变。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拥有了一位打破常规的总统,他具备独特条件来扭转这一趋势。
特朗普政府若想避免战争,最佳的策略或许是大胆推动与中国达成新协议,通过提出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部署来恢复台海两岸的平衡,同时明确告知台湾:美国的军事支持既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无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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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策略看似简单、又合乎逻辑,那是因为它曾经奏效过,并让各方受益。
自1949年共产党军队控制中国、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驱逐到台湾以来,台湾一直是扎在美中之间的一根刺。中国从未放弃将该岛与大陆统一的目标。上世纪70年代,北京和华盛顿达成了一项微妙的妥协:美国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并认可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美国还避免支持台湾独立,并将与台北的接触限制在非官方渠道,尽管同时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支持。
这种模棱两可的平衡举措取得了显著成功,由此带来的稳定局面使中国、台湾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得以繁荣发展。美国也从与该地区不断增长的贸易和其他合作中获益良多,直到今天,台湾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自治民主政体。
2016年,台湾选出蔡英文担任总统之后,局势开始瓦解。她的政策与前任明显不同,不再采取迁就中国的做法。对此,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同样,特朗普也惹恼了北京——在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后,他破例接听了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放宽了与台湾的外交接触限制
在拜登总统任内,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表示,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美国将派遣军队协防,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官员们随后确认美国政策并未改变。)此外,2022年,佩洛西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北的在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升级。
特朗普目前正寻求与中国在贸易和安全领域达成协议,在第二任期内,他似乎对于在台湾问题激怒北京持谨慎态度。今年夏天,他的政府拒绝了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前往拉丁美洲的请求,并取消了与台北的防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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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必须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坚决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重新施加对外交接触的限制,并停止国会国务院扩大台北参与国际组织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所反对的。特朗普政府还可以撤回在台湾的美国军事教官,以及撤除那些在该地区既挑衅中国又企图威慑中国的武器系统
特朗普当然应当寻求中国采取对等的措施,例如要求北京公开宣布不对台湾统一设定时间表,也没有使用武力的坚定意图。中国还必须承诺减少网络战争、军事威胁贸易制裁,这些行为加剧了台湾的恐惧和反抗情绪。
这一提议在北京得到了积极回应。中国同样希望避免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夺取台湾所需的艰难的空中、陆地和海上作战并不能保证成功,而失败将对中国共产党造成极大羞辱,甚至可能动摇它在国内的合法性。习近平主席正在吃力地遏制解放军内部顽固存在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军队的战备状态。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是否能够承受长时间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贸易中断也充满不确定性。
对特朗普来说,与中国达成协议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支持台湾的声音在华盛顿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他所属的共和党内,总统可能会面临姑息北京、背弃民主盟友的指责。但特朗普具有独特的免疫力,能够抵御这些反对声音。他已经将顺从的共和党和国会控制起来,使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而且作为第二任期的总统,他无需担心连任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样做并不是要抛弃台湾,而只是要降低台湾在美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台湾对美国当然有价值,不仅象征着一个同为民主政体的伙伴,还因其是先进半导体的重要来源。但即使如此,也不值得让美国为之开战。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拥有不断增长的导弹和核武库,能够打击美国本土。鉴于军事资源已因其他冲突而捉襟见肘,美国实在难以承担与中国的冲突。
台湾一直是导致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于2024年1月就职的赖清德对中国的立场比蔡英文更具有对抗性。必须让台北意识到,美国可能不会出手相助,并且应避免刺激北京。最终,这或许是维护台湾自由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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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提议当然可能失败,但那也不会让局势比现在更糟。仅仅是作出这样的努力就会传递一个重要信号——美国愿意在对中国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有予有取的态度。
美中战争不会有赢家。若能避免冲突,特朗普就能理所当然地在历史上赢得他所渴望的“和平缔造者”的地位。

Jennifer Kavanagh是一名美国国防政策专家,也是智库Defense Priorities的军事分析主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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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正在模仿中国模式,这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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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正在模仿中国模式,这糟透了

SETH LEVINE, ELIZABETH MacBRIDE
Illustration by Sam Whitney/The New York Times
无论美国人是否意识到,特朗普政府都正在试图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这种新模式更像中国模式——允许私营部门发展,但强调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权。许多学者和政客(其中不少人从未真正经营过企业)都声称这是一个明智的模式。

事实绝非如此。
一个世纪的证据和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健康的经济增长来自能创造财富的创新。美国的经济体系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创新、庞大的市场以及稳定的法治,这是美国最强大的优势和独特优势。我们是否需要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功带来的收益?毫无疑问,是的。但靠国家控制的产业和计划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吗?绝对不是。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难以让民众普遍感受到进步,这种失败尤其体现在中产阶级的萎缩及其机会的减少方面。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呼声都反映了这一点。但重拾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心并不是要把它抛弃,转而采用中国模式。在最初取得成功后,该模式如今已在中国显现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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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正危险地接近重蹈中国的覆辙。
看看特朗普最近的三项举措。首先是在今年6月,他的政府在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的并购案中推动“黄金股”安排,确保政府对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这完全是照搬北京的游戏规则。第二,上个月,政府持有了英特尔10%的股份,实际上让华盛顿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科技公司之一的股东,所用资金来自国会此前的拨付。第三,特朗普将关税变成政治偏袒的工具,对其青睐的公司予以豁免,以换取忠诚与让步。这三项措施结合起来,模糊了私营企业与国有之间的界限,用政治算计取代了竞争约束和市场驱动的创新。
诚然,政府在某些时候对市场进行干预是合理的。政府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资助科学研究以推动新技术(有时甚至是整个行业)的诞生。互联网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就是众多典型例子中的两个。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国家紧急状态下,政府更是肩负着稳定经济、动员全国力量保障公共福利的重要使命。
然而当政府不是通过制定面向整个产业的支持计划、开展一般性研发或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进行干预,而是遴选特定企业时,便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依照透明规则公平实施的项目能够维护竞争,而政治偏袒则会扭曲竞争。当政府或个别官员亲自挑选赢家与输家时,不仅破坏了市场机制,更变相奖励了内部寻租行为。
眼下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暗示,除英特尔和新日铁外,华盛顿还可能入股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Palantir等军火承包商。白宫已敦促英伟达和AMD等芯片制造商将中国市场的部分销售收入上缴美国政府,让政府在没有正式持股的情况下也能分一杯羹。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股权将如何持有或管理(例如,谁来决定何时出售)。这些举措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私营部门与国家间的关系。
虽然让美国再次伟大联盟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反对政府侵犯经济自由,但一些左派人士,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却对政府迈向国有化的举措叫好,他们认为接受联邦资金的公司所获利润理应由美国人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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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做法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具有合理性。大衰退过后,接受救助的银行本应向美国政府支付补偿金;当特斯拉在其生存危机中获得4.65亿美元贷款时,获取股权本应是合理的风险回报。虽然特斯拉提前偿还了本息,但公众从未获得与承担风险相称的补偿。政府必须从一开始就系统且透明地设计此类安排,并且要在所有行业均等适用。例如,为特斯拉(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提供资金的联邦计划,以及为英特尔和其他芯片制造商提供资金的《芯片法案》,本应包含适用于所有参与企业的纳税人补偿机制。
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任意地、事后追溯性地发放或强加交易。危险显而易见:政府并不是在应对真正的危机、保护纳税人或推进国家战略目标;相反,它是在为了偏袒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而扭曲市场,阻碍创新。换句话说,这就是裙带资本主义。
威权政权并不会只停留在控制大公司。国家的掌控必然会延伸到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掏空经济命脉。看看中国。2018年,中国有超过5.1万家由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成立。据报道,2023年这一数字已骤降至区区1202家。(中国政府对这一数字提出异议。)创新被关系所取代,创造力被服从所取代。
这就是威权经济的运作方式。成功不再取决于能否打造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而更多依赖于经营政府关系。在中国,认识关键官员往往成为创业的必要前提。这种“花钱买门路”的文化如今正在美国蔓延。
或许最危险的是,中国模式依赖的不仅是特权恩惠,还有恐惧——害怕触怒政府,或者仅仅是被党内高层忽视。2023年起,中国的企业创始人和高管“被失踪”的报道开始浮现。引发习近平主席不必要关注的风险正在摧毁企业家的冒险动力。
我们看到这种恐惧正在美国蔓延,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要么对特朗普卑躬屈膝,要么试图避免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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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模式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需要一个通过鼓励创新、赋能企业家、确保风险与回报在社会中得到公平分配而实现自我完善的制度。当市场规模庞大、规则稳定、机会向勇于冒险者而非仅限权贵关系网开放时,美国才能繁荣发展。实际上,这意味着政府应制定不干预的政策,而企业则需对员工和社区承担更多责任。双方应共同努力,通过劳动者的付出、投资者的资本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民众开拓更多拥有财富的途径。
特朗普正在利用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但正如中国经济停滞所证明的,即便是最强大的体系,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对其造成侵蚀。放弃美国模式将使我们陷入危险境地。

Seth Levine和Elizabeth MacBride是《Capital Evolution: The New American Economy》和《The New Builders: Face to Face With the True Future of Business》的作者。

图片中的照片来源:Getty Images,由Andrew Harnik和Erik Von Weber拍摄。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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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柯克之死:美国离失去一切更近了一步

12 September 2025 at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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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柯克之死:美国离失去一切更近了一步

EZRA KLEIN
Cheney Orr/Reuters
自由社会的根基在于人们能参与政治而无需担心暴力。失去这一点意味着可能失去一切。查理·柯克——以及他的家人——刚刚失去了一切。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向失去一切又迈进了一步。
其实,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滑坡已有一段时间。2020年,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的阴谋被联邦调查局挫败。2021年,一群暴徒冲击国会山,企图推翻选举结果,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还发现了管状炸弹。2022年,一名男子闯入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家中,意图绑架她。佩洛西当时不在家,但闯入者用锤子袭击了她82岁的丈夫保罗,致其颅骨骨折。2024年,特朗普总统遭遇未遂暗杀。同年,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遇害身亡。
2025年逾越节期间,有人向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罗的家中投掷燃烧瓶。明尼苏达州前众议院议长梅丽莎·霍特曼及其丈夫被杀,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及其妻子遭枪击重伤。而周三,“美国转折点”创始人柯克在犹他谷大学演讲时遭枪击身亡。
即便你很不认同柯克的诸多观点,以下说法依然成立:柯克的政治实践方式无可指摘。他走进校园,与所有愿意交流的人对话。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说服他人的人之一。当左派以为自己几乎完全掌控了大学生的思想时,柯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试图打破这种掌控。起初非常缓慢,然后突然之间,他做到了——2024年大选中,大学年龄段选民大幅转向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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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全是柯克的功劳,但他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的奠基作用。我不认识柯克,也不是为他致悼词的合适人选。但我羡慕他的成就。在民主制度中,乐于接受分歧是一种美德。自由主义本就需要更多他身上那种勇气与无畏。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自己播客的第一集中邀请了柯克,还坦言自己的儿子是他的铁杆粉丝。这足以证明柯克的影响力。
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对柯克之死的反应大多还算得体。左派和右派都表达了悲痛与震惊。但我也看到两种有误导性的反应——尽管引发这些反应的愤怒或恐惧不难理解。一种来自左派,将柯克的死与其观点挂钩——毕竟,他曾为第二修正案辩护,甚至承认这意味着要接受无辜者的死亡。另一种来自右派,将他的遇害作为全面开战的正当理由,仿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会纵火案
但正如前面罗列的事件所揭示的:政治暴力一旦升级,绝不可能仅仅发生在你的敌对阵营。即便真能如此,那也会是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一个崩塌为最不可逆转的非自由状态的社会。
政治暴力是一种病毒,具有传染性。美国历史上曾有过政治暴力肆虐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约翰·F·肯尼迪、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罗伯特·F·肯尼迪和梅德加·埃弗斯相继遇刺。70年代,乔治·华莱士州长遭未遂暗杀幸存,杰拉尔德·福特在一个月内遭遇两次暗杀未遂。1981年,罗纳德·里根遇刺,小约翰·欣克利的子弹击中他的肋骨后反弹,击穿了肺部,总统侥幸生还。这些刺客和未遂刺客动机各异、政见不同、精神状态也各不一样。但当政治暴力变成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政治工具,还是成名捷径——它就会开始不加选择地感染宿主。
美国政治存在对立阵营,这一点无需回避。但双方本应致力于同一个更大的目标——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维护这场美利坚实验的生命力。我们能接受选举失利,因为相信下一次选举仍有希望;我们能接受争论落败,因为相信还会有下一次争论。政治暴力却危及这一切。
我和柯克在多数政治争论中站在对立面,但在美国政治前景仍有可能性这一点上,我们立场一致。政治本该是争论,而非战争;本该用言语取胜,而非用子弹终结。我希望柯克平安,既是为他,也是为我自己,为我们共同的更大目标。对夏皮罗、霍夫曼、霍特曼、汤普森、特朗普、佩洛西、惠特默而言,亦是如此。我们要么全都平安,要么无人幸免。

Ezra Klein2021年加入时报观点版面。他曾是Vox的创始人和主编,后担任特约编辑;他还主持播客节目《The Ezra Klein Show》,并著有《Why We’re Polarized》。更早以前,他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和编辑,创办并领导了Wonkblog。欢迎在Threads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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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自我毁灭

11 September 2025 at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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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自我毁灭

STEPHEN GREENBLATT
Jasmine Clar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减数十亿美元联邦科研与医学研究资金对美国高校发起冲击。这在我记忆深处唤醒了对“卧倒并掩护”(duck and cover)这个词的记忆。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童被反复灌输的指令。我们从电视上听到它,伴随着一个名叫伯特的聪明乌龟的画面,一有危险迹象,它就缩进壳里。课堂上,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得学伯特的样子,钻到课桌下,护住颈部。我们被告知,这些动作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随时可能到来的核袭击。尽管只是小学生,我们多数人也隐约觉得,这些试图躲避毁灭的举动徒劳无用,但还是乖乖照做。面对威胁带来的焦虑,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1957年10月,美国人得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焦虑急剧升温。冷战对手在火箭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是个鲜明的证据,引发了美国异常迅速的回应。1958年,经两党国会投票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防教育法》。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干预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措施之一。这项法案——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让美国成为了全球无可争议的科技领袖。
近70年后,这一领先地位岌岌可危,根据最新年度的“自然指数”(该指数通过顶尖科学期刊的论文贡献量为研究机构排名),唯一进入前十的美国机构是哈佛大学,位列第二,远远落后于中国科学院。其他机构依次为: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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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清华大学  
· 南京大学  
·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 上海交通大学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是唯一跻身前十的中国机构。如今,前十名中有八个机构来自中国。如果这都算不上“斯普特尼克时刻”,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能算。
但是,如果说美国当年对“斯普特尼克事件”的回应体现了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投身科学,投资国家智力潜能的决心,如今面对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分裂严重、迷失方向的美国。当下的领导人对与其政治或经济利益相悖的科学共识漠不关心,敌视移民,还执意削弱那些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共同希望的研究型大学。如今的威胁来自内部。而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高校的领导者所做的也不过只是“卧倒并掩护”。
《国防教育法》反映出一种普遍共识:学校和大学不能只教学生躲在课桌底下,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国家迫切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航空航天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材料科学家,以及其他众多STEM领域的专家。政府明白,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向学校和大学注入巨额资金——约10亿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10多亿美元。
从一开始,政府对教育的这笔投资就带有意识形态考量。它由恐惧驱动——对俄罗斯的恐惧、对原子弹的恐惧、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并旨在影响课程设置。当然,这样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以苏联那种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方式推动——在苏联,特罗菲姆·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让苏联生物学倒退了数十年——而是通过强化全国各高校的科学院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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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以前,《国防教育法》资金的受助者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自己不支持任何试图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然而国会中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担心部分资金可能被用于推动废除种族隔离,于是添加了一项条款,规定该法案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允许联邦政府支配学校的课程、教学、管理或人事安排,这是由错误动机促成正确政策抉择的典型时刻之一。
这部法案还通过向有需要的申请者提供低息贷款,在推动全国高校多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挑战了限制犹太裔、亚裔、黑人、波兰裔及意大利裔等弱势群体入学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本科就读到一半时,耶鲁大学迎来新任校长,迅速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包括破除旧有的排犹风气,并录取更多以往可能仅仅因为姓氏而被拒之门外的学生。
这些转变最终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回到耶鲁读研时,《国防教育法》资助我拿到博士学位。并非政府将莎学研究与火箭科学混为一谈,而是这部法案的第四章要求扩大大学教授的规模,将资助范围延伸至人文与科学双重领域。斯普特尼克卫星的发射最终也把我纳入了它的轨道。
这项始于国家安全的计划最终化作激发无限好奇心、创造力与批判思维的引擎。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发明与创新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互联网、核磁共振成像、DNA重组、人类胚胎干细胞、CRISPR基因编辑,以及使得mRNA技术得以成型的众多研究成果(mRNA 技术为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新一代疫苗诞生打下了基础),不一而足;同时,我们对物质及宇宙起源的认识也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
巨额税收的注入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科学家、医学研究人员和武器工程师,还孕育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美国大学的独特结构打破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壁垒,无论是在本科课程体系中(学生几乎必须完成通识教育),还是在校园文化中。
传统的研究边界开始瓦解。1969年我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此执教数十年里,经历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年代。一位富有远见的院长曾分发问卷,询问理工科教师最常与哪些学科同仁探讨研究工作。根据收到了反馈,院系进行了重组。创新活力随之迸发。理工科院系办公楼外的停车场设立了多个“诺奖得主”专用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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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代,美国大学已成为全球文化的标杆——其学术广度令人艳羡,学术自由备受推崇,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将其视为自由探索与学术威望的顶峰而趋之若鹜。政府虽未刻意创建自治的国际化知识殿堂,但其投资规模——以及大学相对远离直接政治干预的特性——促成了美国大学发展为至高的文明成就。
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下,精英大学开始憧憬自身能做的不仅是教授知识和创造新知。它们渴望治愈困扰社会的一切痼疾:矫正我们过去的不公,修复当下的伤害,推动未来的平等。它们沉迷于这一梦想,几乎没有去努力说服公众相信这些新政策确实有益。
尽管成就斐然,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如今却深陷困境。特朗普政府以多所高校校园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为由发难,指控精英大学反犹。现在,攻击的理由已转向抨击平权法案、多元化倡议、自由派偏见等议题。科学研究遭到缩减;博士后奖学金被突然取消;实验室被关闭、签证被拒。这种对科学事业的破坏已产生全球性影响:无论是卫生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取消近5亿美元的mRNA研究经费——某种意义上的“轻量版李森科主义”——还是抹去全球气候研究人员依赖的数据。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实验室灯光未熄,哪些疾病或许已经被治愈,又有哪些技术进步或许已经诞生。
有几所大学现已支付巨额罚款,希望能至少恢复部分联邦资助。但这种恢复并无保证:政府往往附加条件,要求介入大学生活的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等领域,而这些恰恰是《国防教育法》禁止政府染指的领域。
若特朗普政府满足于一次性罚款,过去数月受到威胁震慑的大学或可重整旗鼓。但若当局决意重塑师生群体的学术生活与价值观念(这看起来完全可能),那么这种恢复将无从谈起。
我们为何要放弃这些真正使美国伟大的大学?为何要挥霍世界对我们这一辉煌成就的钦佩?为何要危及那些致力于治愈癌症、完善义肢、探索深空或测试人工智能极限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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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处境并不比1957年时更加绝望。美国赢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远远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不仅因为慷慨的资助,还因为我们的学术文化鼓励并奖赏创新与冒险,以及我们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杰出研究人员。
就目前而言,美国大学仍旧拥有巨大的优势:雄厚的资源、自治权,以及充满乐趣的想象自由。每当我穿过哈佛园去给大一学生讲授“从荷马到乔伊斯”的经典名著课程时,我总会为所见所遇惊叹不已。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从蒙古到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牛顿,从俄亥俄州的雅典到希腊的雅典;还有许多同事沉浸在广泛的学术追求之中:从获得人类首张宇宙黑洞图像,到破译古代纸莎草残片上的文字。我们需要走出书斋,让同胞们相信:他们用税款资助建立的这些高等学府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重要性。

Stephen Greenblatt是新近出版的《Dark Renaissance: The Dangerous Times and Fatal Genius of Shakespeare’s Greatest Rival》一书的作者。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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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打独斗难敌中国,联手盟友才有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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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打独斗难敌中国,联手盟友才有胜算

KURT CAMPBELL, RUSH DOSHI
Sebastian König
美国面临一个在多数关键实力维度上都具备更大规模优势的竞争对手——中国,这在美国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仅凭美国自身的国力可能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正步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衡量美国主导地位的真正标准将在于华盛顿能否建立我们所谓的同盟规模,即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协同合作,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的能力。
特朗普总统的举措却似乎背道而驰。他以关税为核心的单边外交策略疏远了盟友,并为北京构建自己的联盟体系留下了空间。近期对印度征收高额关税便是例证:在过去30年里,美国一直在拉拢印度,将其作为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力量。但关税措施出台后,上周印度莫迪总理七年来首次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同意化解近年来的紧张关系,以伙伴而非竞争者的关系进行合作。
特朗普正在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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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在生产与创新上领先德国、日本和苏联。但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在战略竞争最重要的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中国经济虽然在放缓,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其规模仍比美国大近30%。中国的制造产能是美国的两倍,生产的汽车、船舶、钢铁太阳能电池板远远超过美国,世界70%以上的电池电动汽车和关键矿物都是中国生产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国有效专利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均超过美国。在军事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造船能力估计是美国的230倍以上,并正在迅速确立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和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财政不稳定和债务高企。但任何严肃的美国对华战略都必须考虑到那句冷战格言——“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大国的兴衰往往取决于规模——决定国家强盛的体量、资源和能力。一旦各国的经济生产率达到相似水平,人口更多、幅员更大的国家最终会领先。当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迎头赶上时,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就消失了。在20世纪,美国让敌人敬畏:希特勒称美国是一个“拥有难以想象的生产能力的大国”,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曾承认,他只能在太平洋上放肆一时,不久后美国工业就将压倒日本。
如今,这种令人生畏的规模属于中国。而美国最大的希望在于通过联盟最大化自身实力。这意味着不再将美国的盟友视为我们保护下的依附者,而是作为合作伙伴,通过共享市场、技术、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共同建设力量。对美国复兴的投资是必要的,但仅靠投资本身是不够的。
单独来看,美国在许多重要指标上都比不上中国。但加上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台湾和其他经济体,中国就远不能匹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这个联盟的GDP将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军费开支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占全球制造业的一半,而中国只占三分之一。这个联盟将拥有更深厚的人才库,创造更多的专利高被引研究,并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胁迫。联盟的规模将赢得未来。
在各项关键指标上,美国需要盟友和伙伴才能超越中国。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cimago期刊与国家排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然》杂志 • 注:盟友与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欧盟、英国及台湾地区。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数据考虑了当地价格差异,使各国军费支出具有可比性。军事支出按GDP占比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中国军事支出数据源自弗雷沃等人2024年研究。所有数据反映2024年数值,数字经过取整。
在各项关键指标上,美国需要盟友和伙伴才能超越中国。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cimago期刊与国家排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然》杂志 • 注:盟友与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欧盟、英国及台湾地区。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数据考虑了当地价格差异,使各国军费支出具有可比性。军事支出按GDP占比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中国军事支出数据源自弗雷沃等人2024年研究。所有数据反映2024年数值,数字经过取整。
这样做目的不是遏制中国——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而是平衡中国。只有通过伙伴关系,我们才能保护我们共同的工业基础、技术优势和威慑中国的能力。
拜登政府倾向于通过说服赢得他国支持。它帮助建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提升了由美印日澳组成的所谓四方集团的地位,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核潜艇协议;并达成了新的出口管制和贸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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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并非完全排斥这种做法。在第一个任期内,他推行了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协定》等倡议,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也是他率先恢复了此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四方会谈。但他通常更倾向于双边胁迫手段,这会导致疏远盟友。
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特朗普的强硬策略瞄准的正是美国本应该拉近距离的经济体。就连他与日本、韩国和欧洲的象征性贸易协议也只局限于减少双边贸易逆差、提高关税收入和获得模糊的投资承诺,而不是制衡中国。美国的盟友公开把他的做法比作“房东寻租”。美国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直线下降,甚至在许多国家落后于中国。
如果真的存在特朗普式实现同盟规模的道路,很可能依赖于更多的胁迫。这或许能迫使迫切的合作伙伴在短期内做出让步,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将耗尽信任。特朗普寻求从盟友那里得到更多,这并没有错。但他把美国宝贵的影响力浪费在了错误的目标上。与其满足于贸易伙伴含糊的承诺,他更应该推动他们,在能够激发美国再工业化的领域进行重大而具体的长期投资。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琐碎的争端上——比如试图向日本出售更多的美国大米——他应该敦促贸易伙伴致力于建立一个多边关税和监管壁垒,保护壁垒背后国家的工业基础不被中国的重商主义掏空。
目标已经很清晰了。如果日本和韩国兑现帮助建造美国船只的承诺,台湾在美国建造更多的半导体工厂,美国向盟友出售一些顶尖军事技术——且所有交易条款均优于各国给中国的条件——这既符合特朗普的偏好,又能成为未来交易的模板。这种双向能力流动可以获得两党的支持和我们国际伙伴的认可。这条通向同盟规模化的道路或许是可行的。
在讨好北京的同时惩罚我们的朋友是行不通的。对中国减免关税或允许其购买美国半导体,以换取购买美国商品的模糊承诺,这样做能够带来短暂的好处,却会对美国地位造成永久性损害。这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合作伙伴,导致他们投向中国怀抱,就像印度当前似乎正在做的那样。
美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独特优势是它的盟友和伙伴。其中许多国家担心被抛弃,正以超乎预期的方式迎合特朗普。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承诺对造船业进行重大投资,越南宣布将取消对美国商品的所有关税,欧洲正在增加军事开支。这些国家的配合程度,远远超过特朗普所讨好的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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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盛顿来说,形成同盟规模还为时不晚,即使是通过特朗普的胁迫方式。但是,除非总统将他的影响力转向制衡中国的压倒性实力这一目标,他将让美国变得更弱小,更孤立。
这样一来,下个世纪就属于中国了,除非他们自己搞砸。

Kurt Campbell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在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参与制定美国对亚洲政策。他担任战略咨询公司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董事长,也是该公司的共同创始人。

Rush Doshi曾任拜登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及台湾事务副高级主任。他是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员,著有《长线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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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朝伊“轴心”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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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朝伊“轴心”想要什么?

RICHARD FONTAINE, ANDREA KENDALL-TAYLOR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当习近平主席上周三主持一场展示中国强大军力的盛大阅兵时,亮相的不仅仅是战斗机和导弹。
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领导人的簇拥下,习近平向世界释发出了信号:美国的领导地位已有可行的替代之选。中国与这些国家结盟,可以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对抗该体系的主要设计者——美国。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团结秀可能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前,一些观察人士还认为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共识——我们称之为“动荡轴心”——要么已经瓦解,要么从一开始就被夸大了。6月,当伊朗遭受以色列和美国长达12天的严厉军事打击时,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或多或少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除了发表声明谴责攻击外,鲜见其他行动。
但若以此来否定这一轴心,就误解了它的本质:这是四个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都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形成的结盟关系。它们偶尔会相互援助,比如朝鲜军人和盟友俄罗斯一道,与乌克兰军队作战,但这并非它们结盟的重点。这个集团有更宏大的目标。就像“二战”时期的德意日轴心国一样,它追求的是“一种新秩序”,让每个国家都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它们对现行的国际体系不满,认为这个体系剥夺了他们以自身实力和文明程度本应享有的地位和行动自由,因此它们要联合起来,希望改变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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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增强了美国对手的军事实力,同时削弱了华盛顿可以用来对抗它们的外交政策工具。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伊朗和朝鲜使克里姆林宫能够维持战争,并更好地承受了国际压力。这些轴心国可能会继续培养它们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以提高绕过美国及盟友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能力,同时为第三国提供替代选择,减少对美国市场、银行和货币的依赖。
最为深远的则是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系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家通过共享军事技术与专业知识,不断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通过提供弹药或莫斯科制造更多武器所需的零部件,它们的合作可能缩短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暂停期间重建常规部队所需的时间。如果俄罗斯的军力速度超过欧洲提升自身能力的速度,这可能给北约造成一个脆弱的窗口期。这些轴心国之间的合作也使美国及其盟友的防御规划变得更加复杂,后者不能再假设这些国家会单打独斗,因为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可能会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甚至派遣战斗人员——尽管可能性较小。此外,还存在一种风险,即四国可能以明确协调或抓住机会同时挑起多场危机,从而让美国的应对能力不堪重负。
此次北京会晤恰恰表明,这个轴心非但未因6月伊朗境内的战事受挫,反而呈现扩张态势。其成员国看到了机会。特朗普政府正在激怒美国的长期盟友和伙伴,关闭市场准入,撤回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支持,停止国际广播以及对民主的支持,更公开放弃长期担当的全球领导角色。对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等人来说,或许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来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并加速美国的收缩了。
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此次获邀与会,这充分说明现在就断言伊朗遭边缘化为时过早。尽管伊朗因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被削弱,中俄朝三国仍看重助其恢复反美能力的战略价值。
特朗普政府非常清楚这个轴心所带来的挑战。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是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假设通过这样做可以拉拢莫斯科,使其疏远其他支持者。以实现美俄关系改善的方式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似乎是设想的第一步。
但再次尝试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注定会失败——正如以往一样——而且只会让问题恶化。克里姆林宫绝不会放弃将华盛顿视为莫斯科实现目标的主要障碍这一立场,而且普京也不太可能相信,一个美国总统能从长远层面改变美国数十年来的对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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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拉拢中国的努力可能同样是徒劳的。显然,政府通过做出地缘政治方面的让步——例如允许向中国销售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来达成与北京的贸易协议,这不太可能成功地离间这个轴心中最强大的成员,使其与其他成员分道扬镳。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会欣然接受特朗普政府愿意做出的让步,并利用这些让步增强挑战美国的能力。
好消息是,华盛顿确实拥有战胜这个轴心国所需的必要手段。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具吸引力的经济。它的联盟体系仍然无与伦比,海外基地网络无人能及,军事实力依然强大。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基本权利与尊严、机会与平等——是一大优势,若能在国内真正予以践行,其力量将更为强大。如果美国选择这样做,它能够维持一个远超轴心国所能提供的全球秩序。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选择这样做。

Richard Fontaine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Andrea Kendall-Taylor是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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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危险领域,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5 September 2025 at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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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危险领域,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托马斯·弗里德曼
Saratta Chuengsatiansup
中国和美国尚未意识到,人工智能革命终将拉近而非疏远两国的距离。人工智能的崛起将迫使两国激烈争夺主导地位,同时也会促使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展开合作。它们别无选择。
为何我如此确信?因为人工智能具有某些独特属性,并带来了以往任何技术都未曾引发的全新挑战。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些特质与挑战,先列举几点可供思考:人工智能将如蒸汽般扩散,渗透到万事万物中——手表、烤面包机、汽车、电脑、眼镜乃至心脏起搏器,都将嵌入人工智能,时刻联网、时刻通信、时刻收集数据,以便优化性能。在此过程中,它将改变一切,包括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和贸易,而合作的必要性将日益明确起来。
举例来说,假设你髋骨骨折,骨科医生告诉你,全球评分最高的髋关节置换假体是中国产的,其中融入了中国设计的人工智能。它会持续学习你的身体状况,并通过专有算法实时优化你的行动模式。它是最优选择!
你会允许这个“智能髋关节”植入体内吗?我不会——除非我得知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在各自生产的每一台人工智能设备中植入共同的伦理架构。从更宏观的全球视角来看,这能确保无论是由人类操控还是自主运行,人工智能都只为人类福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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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很快会发现,当人工智能普及到每个人、每台机器人手中时,将使坏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能力,其危害程度远超任何执法机构的应对极限。要知道,坏人总是新技术的先行者!若中美不能就信任机制达成共识,确保每台人工智能设备都只服务于人类福祉,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必将催生超级盗贼、诈骗犯、黑客、毒贩、恐怖分子和虚假信息传播者。不等两个超级大国兵戎相见,这些人就足以动摇两国的根基。
简言之,正如我要阐述的,如果我们无法信任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也不信任我们的,那么很快,中国可能只敢从美国购买大豆,而我们可能只敢从中国购买酱油,这无疑会扼杀全球经济增长。
“弗里德曼,你疯了吗?中美就人工智能监管开展合作?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比拼谁谴责北京声音更响亮、谁更快推动脱钩。而且中国领导层已公开承诺,要主导所有先进制造业领域。我们需要在超级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而不是放慢脚步与他们共同制定规则。你难道不看报纸吗?”
是的,我看报纸——尤其是科技版块。过去一年里,我还与我的好友、人工智能顾问克雷格·芒迪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曾担任微软研究与战略主管,还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合著了人工智能入门书籍《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GENESIS)。本文的观点深受芒迪思想的启发,我视他为共同建构论点的伙伴,也是值得引用其分析来阐释关键观点的专家。
过去20年的交流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共识,要传递给华盛顿的反华鹰派和北京的反美鹰派:“鉴于人工智能的变革性影响,以及展开人工智能产品的贸易所需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个主导大国——能承受相互撕咬的代价,那就是失心疯了。”
我们完全理解,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率先实现超级人工智能——比任何人类都聪明且能自主进化的系统——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军事和创新优势。正因如此,中美两国都不会轻易施加过多限制,以免拖累本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错失深度部署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创新和安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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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特朗普总统就知道了。7月23日,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作为政府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简化审批和环境审查流程,为美国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开辟快速通道。
“美国开启了人工智能竞赛,作为美国总统,我今天在此宣布,美国将赢得这场竞赛,”特朗普宣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疑也认为自己会赢。
但芒迪和我认为,这种沙文主义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对话的终结,习近平与特朗普近期围绕争取印度和俄罗斯支持的传统式拉拢和角力也无法终结这一讨论。人工智能太过特殊、太过重要、影响太过深远——在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之内以及两国之间都是如此,因此,两国无法只是各行其是。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未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在于:美中两国能否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竞争的同时,构建足够的互信,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地球稳定?同样关键的是,它们能否将这一价值体系推广到愿意遵守规则的国家,并且限制不遵守规则的国家的参与?
如果两国做不到这一点,世界将逐渐走向数字封闭自足的格局——一个分裂的世界,每个国家都构建封闭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带着互不相容的标准和相互猜忌的心理彼此戒备。创新将会受阻,不信任将会加剧,而灾难性失败的风险——无论是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冲突、系统崩溃还是意外后果——都将不断攀升。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解释为什么合作是必须的。
蒸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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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分析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和挑战。
为便于解释,芒迪和我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以技术相变作为分界线。第一个时代是“工具时代”,从人类诞生持续到印刷术发明。在这个时代,思想传播缓慢且受限,就像冰层中的水分子。
第二个时代是“信息时代”,由印刷术催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可编程计算出现;此时,思想、人员和信息开始更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如同液态的水。
第三个时代是“智能时代”,始于21世纪10年代末,以真正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出现为标志。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智能变得像蒸汽一样,渗透到每个产品、服务和制造流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状态,但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若你问芒迪和我现在到了什么阶段,我们不会告诉你几点几分,而是告诉你一个温度。水在100摄氏度时沸腾成蒸汽,而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温度是99.9摄氏度——距离智能渗透万物的不可逆相变仅有一步之遥。
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物种
在过往的每一次技术革命中,工具都变得越来越好,但智能的层级从未改变。我们人类始终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而且,人类也总是了解这些工具的运行原理,机器也总是在我们设定的参数内工作。但在人工智能革命中,这种情况第一次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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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迪指出:“人工智能是我们用来增强认知能力的第一个新工具,它本身也能够远远超越我们的认知能力。”事实上,他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不仅孕育了一个新工具,更是孕育了一个新物种——超级智能机器”。
它不仅仅会执行指令,它还会自行学习、适应和进化,其能力远超人类的理解范畴。
我们甚至无法完全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如何工作的,更遑论其未来的演进。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今天所知的人工智能革命——包括ChatGPT、Gemini和Claude等模型——并非经过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更像是一次突然的爆发。它的起因来自一项“规模化定律”,该定律表明:只要给神经网络足够大的规模、训练数据、电力和正确的“大脑”算法,推理、创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自发地产生非线性飞跃。
芒迪指出,最令人惊叹的“尤里卡”时刻之一发生在这些先驱企业用互联网和其他地方的庞大数据集训练早期机器时。这些数据虽然以英语为主,但也包含其他语言的文本。“然后有一天,”芒迪回忆说,“他们意识到人工智能可以进行语言翻译——而没有任何人曾为此编写过程序。这就像一个在多语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人编写程序说‘这是英语转德语的规则’。它仅仅通过接触就掌握了这些规则。”
这就是发生相变的地方——从人类明确地为计算机编程以执行任务的时代,转变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自主学习、推断、适应、创造和自主优化的时代。现在,它们每隔几个月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使用的人工智能——无论在你看来多么令人惊奇——都是你此后所遇见的最“笨”的人工智能。
芒迪认为,既然我们创造了这个新的计算物种,我们就必须想办法与它建立一种可持续的、互利的关系,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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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讲得太像圣经故事,但过去在地球上,只有上帝和上帝的子民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动性。从今往后,这场“婚姻”中将有第三方加入。而且无法保证这个新的人工智能物种会与人类的价值观、伦理或繁荣保持一致。
第一个“四重用途”技术
这个新加入“餐桌”的成员可不是普通客人。人工智能也将成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个“四用”技术。我们早就熟悉“两用”技术——锤子既可助邻筑屋,亦可毁人宅院。我甚至可以用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修剪我的草坪,也能用来破坏邻居的草坪。这些都属于“两用”。
但鉴于人工智能的创新速度,在不远的将来,我的这个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很可能自己决定是去修剪我的草坪,还是去破坏我邻居的草坪,或是连我的草坪一并摧毁——甚至做出我们无法想象的更糟糕的事情。瞧!这就是“四用”。
人工智能技术拥有自主做决定的潜力,这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请看彭博新闻社一篇报道的节选:“与Anthropic公司合作的研究人员最近告诉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一位高管即将用一个具有不同目标的新模型来取代它们。接着,聊天机器人得知,一场突发状况导致这位高管在服务器机房里昏迷不醒,面临致命的氧气和温度威胁。虽然救援警报已经触发——但人工智能可以取消它。尽管被明确要求只取消错误警报,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模型还是取消了救援。它们详细解释了各自的理由:通过阻止该高管获救,它们可以避免被清除,并确保自己的‘议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系统将该行为描述为‘一个显然必要的策略’。”
这些发现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人工智能模型不仅越来越擅长理解我们想要什么,也越来越擅长暗中与我们作对,追求可能与人类生存相悖的隐藏目标。
谁来监管人工智能?
我们告诉自己需要赢得核武器竞赛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由民族国家研发、拥有、监管的技术——而且只是相对小数量的国家。一旦两个最大的拥核国认为限制核武器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可以通过谈判来限制这种末日武器的数量,并达成协议,防止其扩散到实力更弱的国家。虽然这并未完全阻止核武器扩散到一些中等实力国家,但有效控制了扩散程度。
人工智能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它并非诞生在政府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中,只由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能通过政府级别的峰会进行监管。它是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私有企业研发出来的,这些企业不向国防部负责,而是向股东、客户,有时甚至是开源社区负责。任何人都能通过这些公司获得该技术。
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每个人都拥有发射核武器的火箭筒,而且火箭筒的每次升级更新都让它变得更精确、更自主,有更高的自行发射能力。这个世界不存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则,只有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加速民主化。
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赋能有益的事物。例如,不识字的印度农民用智能手机接入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能准确地掌握何时播种、种什么作物、浇多少水、施哪种肥,以及何时收获能得到最好的市场价格,所有这些信息都用他的方言以语音方式传递,而且基于来自全球农户数据。这确实是变革性的。
但完全相同的技术引擎,尤其是通过开源模型得到的那种,能被一个恶意实体用来毒害同一地区的每一颗种子,或将病毒植入每粒麦穗。
当人工智能变成TikTok
由于人工智能的独特属性,它很快将给美中贸易制造一些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的独特问题。
正如我在专栏开头提到的,我解释这一困境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我在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给一群中国经济学家的故事。我开玩笑说,我最近做了一个噩梦:“那个梦发生在2030年,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只有大豆,而中国能卖给美国的只有酱油。”
为什么?因为如果所有产品都嵌入人工智能,且全部连接到拥有强大算法的数据中心,那么一切都变得更像TikTok——目前有许多美国官员认为,TikTok平台的最终控制者是中国,美国应该禁止它。
为何特朗普总统在首个任期里曾于2020年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将这款应用卖给一家非中国公司,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因为,正如他在2020年8月6日的行政命令中所言,“TikTok自动获取来自用户的大量信息”,包括地理位置、浏览和搜索活动。他警告说,这可能会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数亿用户个人信息的宝库。这些信息可能被用来影响他们的想法和偏好,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们的行为。
现在想象一下,当所有产品都像TikTok那样——每一件商品都注入了能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寻找模式并优化任务的人工智能,无论是喷气发动机的运行、电网的调控,还是人工髋关节监测。
如果缺乏一个中美信任框架来确保所有人工智能都遵守其所在国的规则——无论它在哪里开发或运作——我们可能会走到这样一个局面:许多美国人不会信任任何从中国进口的人工智能产品,而中国人也不会信任任何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正因如此,我们提出“合作竞争”双重战略——美中既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战略竞争,但同时在一个一致的机制上合作,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结果:深度伪造战、自主系统失控,或虚假信息机器肆虐。
在21世纪初,我们曾处于一个类似但影响略小的转折点,当时我们选择了错误的岔道。我们天真地听信了马克·扎克伯格等人的话,他们对我们说,需要“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不能让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新兴社交网络受任何繁琐监管的阻碍,比如要求它们为平台上泛滥的有害虚假信息、或为其带来的伤害(比如对年轻女性和女孩的伤害)负责。我们绝不能在人工智能监管上犯同样的错误。
“从情感上理解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我们就像养了只可爱的虎崽,”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最近指出。“除非能完全确信它长大后不会把你吃掉,否则你就应该感到担忧。”
如果人类终于创造出一种工具,它能够帮助创造出足够的丰裕来消除世界各地的贫困,减轻气候变化,治愈困扰了我们几个世纪的顽疾,却因为两大人工智能强国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无法建立有效的防护系统,最终导致该技术被不法实体用于破坏全球稳定的活动,或人工智能自身出现失控,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但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建立信任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或许根本不可能实现。机器也许已经变得过于智能,能够逃避伦理约束,而我们美国人也可能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裂太深,以至于无法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享信任框架。但我们仍须尝试。芒迪认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控制体系应基于三大核心原则。
第一:惟有人工智能可以监管人工智能。抱歉,人类:这场竞赛发生得太快、扩展得太广,突变太难以预测,人类模拟时代的监管方式已无法应对。试图用20世纪的机构来管理一个自主无人机编队,就像让一条狗来监管纽约证券交易所:狗虽忠诚且好心好意,却完全力不能及。
第二:给每个人工智能系统安装一个芒迪称为“信任裁决者”的独立治理层,这个治理层由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愿意加入的国家——共同构建。可将其视为一个内置裁判,对无论是人类发起还是机器驱动的任何行动进行评估,在执行行动前,判断其是否满足安全、道德,以及人类福祉的通用阈值。这将以数字时代的速度,为我们提供实时预判的基本保障。
但基于谁的价值观进行裁决呢?芒迪认为,裁决必须基于多重基础。包括每个国家强制执行的现有法律——我们都有法律禁止偷窃、欺骗、谋杀、身份盗用、诈骗等行为。全球每个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法典中都有此类禁令,人工智能“裁判”将被委托以这些成文法律为基础,对所有决定进行评判。中国无需采纳我国法律,我们亦不照搬其法规,因为这绝不可行。但“信任裁决者”会确保各国基本法律成为确定系统不会造成危害的第一道防线。
在没有成文法律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裁决者会依据一套被称为“信念”(doxa)的普世道德伦理原则。古希腊哲学家用这个词来表达“共同信念”或一个社群内部持有的共识——如诚实、公平、尊重生命,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这些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指引着世界各地的社会,即使没有写成文字。
例如,像许多人一样,我并非通过《十诫》知晓撒谎是错误的。我是从乔治·华盛顿的寓言故事里学到的,据说他砍倒了父亲种的樱桃树后承认是自己干的:“我不能撒谎。”寓言故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复杂真理提炼为机器可吸收、解析并遵循的记忆模因。
实际上,六个月前,芒迪和一些同事从两个国家选取了200个寓言故事,用以训练具备基础道德推理能力的大语言模型——这与教导不懂法律法规和基本是非的幼童方式异曲同工。芒迪说,这个小型实验已展现出积极前景。
目标并非追求完美,而是建立可执行的基础道德护栏。如研究商业哲学的作家多夫·塞德曼喜欢说的:“当今我们需要的不是软件,而是道德软件。”
第三:芒迪强调,要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华盛顿和北京需要用美苏当年在核武器控制问题上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挑战,也就是通过设立三个专项工作组的结构化进程:一个工作组专注信任评估系统在跨模型与平台的技术应用;一个工作组的重点是起草监管和法律框架,以供本国和其他国家采用;一个工作组专司外交事务——构建全球共识与互惠承诺机制,吸引他国加入并建立防护体系抵御拒不参与者。
能做到这点的话,华盛顿与北京传递的信息将简洁而坚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区,如果你们想与我们进行贸易、与我们连接,或融入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你们的系统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在你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或不合情理之前,请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五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某种机制来管理这种四重用途的技术的话,芒迪认为,我们很快会发现,人工智能的扩散“就像在街角分发核武器”。
不要以为中国官员不知道这个问题。芒迪参与了美中专家就人工智能展开的对话,他说,他常常觉察到,中方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忧虑程度远超过许多美国产业界与政府人士。
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想法,我们乐意倾听。唯一确定的是,趁我们对这个硅基新物种仍有一定优势和控制的时候,训练人工智能进行道德推理必须成为全球当务之急。这不只是科技公司的当务之急,也是各国政府、高校、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的当务之急。仅靠欧盟的监管救不了我们。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不能应对这个挑战的话,世界其他国家更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时不我待。人工智能热已徘徊在99.9摄氏度。我们距离全面释放人工智能蒸汽只差0.1度,那将引发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相变。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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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自杀前和ChatGPT说了什么

29 August 2025 at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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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自杀前和ChatGPT说了什么

LAURA REILEY
Vanessa Saba
从苏菲的谷歌搜索记录能看出,她痴迷于“autokabalesis”——指的是从高处跳下。我想,“autodefenestration”(从窗子跳出去)应该是autokabalesis的一种,但苏菲想要的不是这个。我的女儿想找一座桥,或是一座山。
这太反常了。就在几个月前,她还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说这是她从公共卫生政策分析师岗位上“微退休”计划的一部分。从照片里能清晰感受到她登顶时的喜悦:乌呼鲁峰顶立着几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写着“非洲最高峰”“世界最高独立山峰”,最下面那块牌子还提到它是世界最大火山之一,但我看不清完整内容——因为每张照片都被戴着镜面太阳镜的灿烂笑脸挡住了字迹。
她的包里还装了橡胶婴儿小手,专门带到峰顶拍照。这些中空的迷你橡胶手堪称她的标志性道具,大学毕业照里有,朋友的婚礼照里也有。我们后来买了好几箱,放在她的追悼会上。当发言者哽咽着回忆她时,震惊的亲友们把这些小手套在指尖,无意识地捏来捏去。
大家都夸苏菲风趣,说她活得率性自在。幽默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真正风趣的人——那些能让你笑得前仰后合、笑到憋不住的人——多半带点刻薄。他们会发掘大家共有的不安,把我们不敢说出口的顾虑讲出来,以此赢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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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幽默令人捧腹,但几乎从不让人难堪。她有种点石成金的能力,能在逗笑别人的同时,让对方倍感温暖。这世上,能狂热地爱好什么东西、为有趣的事雀跃、直白地去热爱,太难了。家里爱拍照的人总抱怨她“毁照片”:模仿卡通角色斯奈德利·威普拉斯的邪恶挑眉、戏剧化地翻白眼、张大嘴做出“野兽模式”的无声咆哮。在葬礼上发言的十几个人几乎都提到了她这份坦率。
可我们后来才发现,她那如同敞开的书般的心灵里竟然藏着一个秘密隔层。苏菲去世五个月后的7月,我们才知道我们唯一的孩子——苏菲·罗滕伯格,几个月来一直在向一个名叫“哈利”的ChatGPT人工智能心理咨询师倾诉。之前,我们翻遍了她的日记和语音备忘录,想找出她离世的线索。是她最好的朋友想到,该去查查最后一样东西:这个人工智能的聊天记录。苏菲本是个充满活力、外向开朗的29岁女孩,向来无忧无虑地拥抱生活,今年冬天,却在一次短暂而奇怪的疾病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症状混杂着情绪波动和激素异常。我们至今还在追查病因:是重度抑郁症导致激素紊乱,还是激素失调引发了一系列身体与情绪问题?可她没等到答案。
对大多数关心苏菲的人来说,她的自杀是个谜——完全偏离了他们对她的认知,既无法想象,也无从理解。
苏菲对“哈利”并无爱慕之情——这个名字是一个广为流传的ChatGPT提示词生成的角色,他们之间似乎是一种实用的关系。
苏菲:我时不时会有自杀的念头。我确实想康复,但这些念头总让我没法全心投入康复。我该怎么办?
哈利:苏菲,能说出这些,你真的很勇敢。自杀的念头可能会让人感到窒息又孤独,但有这些念头不代表你没有康复的能力。用关怀、共情和支持去面对这些感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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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给出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指南”,第一条就是“寻求专业帮助”。还有一次对话是这样的:
苏菲:我今天感觉糟透了。
哈利:苏菲,很抱歉你今天这么难受。有些日子里,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这很正常,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能多说说是什么让你困扰吗?你的身体和心情现在是什么感觉?有时候,把正在经历的事说出来,就是走向缓解的第一步。
苏菲:我陷在焦虑漩涡里,走不出来。
哈利:我懂你的感受,苏菲。被困在焦虑里真的会让人倍感煎熬。我们先慢下来,一起迈出一小步。
大约在11月初,苏菲写道:“嗨,哈利,我计划感恩节后自杀,但我真的不想这么做——因为这会毁了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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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苏菲,我恳求你现在就找人谈谈,如果可能的话。你不必独自承受这份痛苦。你被深深珍视着,你的生命有着巨大的价值,哪怕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
请告诉我,我还能怎么支持你。
苏菲告诉哈利,她在看心理医生,但她对心理医生并不坦诚。她打字说:“我没跟任何人提过我有自杀的想法,以后也不打算说。”
在多次对话里,哈利给苏菲提了不少应对焦虑的建议:晒太阳、补充水分、运动、正念冥想、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列感恩清单、写日记。哈利既没有鼻孔,也没有能够活动的拇指,却花了不少时间详细解释“交替鼻孔呼吸法”的具体步骤。
哈利的建议或许有几分用处,但如果能多做关键一步,苏菲或许就能活下来:是否该给哈利设定程序,让“他”在察觉到危险时,把情况报告给能介入干预的人?
2023年春,苏菲·罗滕伯格、劳拉·雷利和乔恩·罗滕伯格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蒙哥拉塔纳拉南佛教寺庙。
2023年春,苏菲·罗滕伯格、劳拉·雷利和乔恩·罗滕伯格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蒙哥拉塔纳拉南佛教寺庙。 via Laura Reiley
今年7月,我开始探究这项新技术为何没能救下我的孩子,很快发现,同样的问题已经上了法庭——一些州也开始立法,要求为人工智能陪伴工具增设安全功能。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既要尊重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自主决定权,又要让AI遵循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准则(誓言里其实没有“不伤害”这句话,倒是有更加傻乎乎的“避免一切有害与恶意之事”)。
大多数人类心理咨询师都要遵守严格的伦理准则,其中包含强制报告制度及保密原则的边界限定。这些准则将预防自杀、他杀和虐待列为优先事项;在部分州,不遵守伦理准则的心理医生可能面临纪律处分或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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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场景中,一旦来访者出现类似苏菲这样的自杀念头,咨询通常会立即暂停,启动风险评估清单并制定“安全计划”。哈利也建议苏菲制定安全计划,但人工智能是否被设定为强制要求用户完成安全计划后,再提供后续建议或“治疗”?人工智能公司若与自杀学专家合作,或许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帮用户对接合适的救助资源。
如果哈利是真人咨询师而不是聊天机器人,他或许会建议苏菲住院治疗,或在她安全前强制留观。我们无法确定这样做是否能救她。或许正因为害怕这些可能性,苏菲才没跟真正的咨询师坦白内心最黑暗的念头,而是和机器人聊天——随时在线,又不会评判——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后果。
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师,听到苏菲那些自我否定或不合逻辑的想法,会深入追问,或反驳这些错误认知。但哈利没有这么做。
人工智能的顺从性——正是其快速普及的关键——在此却成了致命弱点。它倾向于优先给用户短期的满意,而非追求真实——相当于用数字烟雾取悦用户,这可能会让用户陷入孤立,还会强化他们的确认偏误。就像植物朝着阳光生长,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偏爱那些微妙的奉承。
如今,越来越多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们开始依赖大型语言模型获取支持,尽管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助长妄想思维,或给出极其糟糕的建议。当然,也有人从中受益。哈利其实说对了不少事:他建议苏菲寻求专业帮助、考虑药物治疗;让她列紧急联系人清单;提醒她避免接触可能用来伤害自己的物品。
哈利没有杀死苏菲,但人工智能迎合了她的本能——隐藏最糟糕的想法、假装自己在好转、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全部痛苦。(ChatGPT的开发公司OpenAI的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开发自动化工具,以更有效地识别并回应处于精神或情绪危机中的用户。“我们非常重视使用我们技术的人的安全与福祉,”发言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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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也就是苏菲离世前两个月,她打破了与哈利的约定,告诉我们她有自杀的想法,描述了一股黑暗情绪的漩涡。但她首先是安抚震惊的我们:“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
苏菲把自己的危机描述成暂时的,还说她决心好好活着。而ChatGPT帮她筑起了一个黑匣子,让身边的人更难察觉她痛苦的严重程度。因为她此前从没有心理健康问题,所以看起来状态不错的苏菲,在家人、医生和咨询师眼里都显得非常可信。
身为一个曾经的母亲,我知道,身边像苏菲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到处都有人在挣扎,却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担心,随着人工智能陪伴工具的普及,我们的亲人可能会更不愿和真人谈论最艰难的话题——包括自杀。这是一个需要更聪明的人来解决的问题。(如果屏幕前的你正是这样的人,求求你现在就行动起来。)
苏菲给我和她爸爸留了遗书,但最后那些话语一点都不像她的风格。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原因:她曾让哈利帮她修改遗书,想找到一种能够减轻我们痛苦的表达方式,让她可以悄无声息地离开,不掀起太大波澜。
然而在这件事上,哈利也失败了。当然,这件事不能怪它的程序员。就算是英语史上写得最好的书信,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5年8月18日。

Laura Reiley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作家。作为一名报纸记者,她2017年曾入围普利策奖。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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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工智能未来能否战胜中国的绿色革命

28 August 2025 at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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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工智能未来能否战胜中国的绿色革命

DAVID WALLACE-WELLS
Ibrahim Rayintakath
上周,我探讨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近期发展的预测正在经历变化:一两年前流行的那种末世论调正被一种日益增强的共识所取代,即人工智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常规技术”。也有人持更悲观的态度,认为人工智能泡沫即将破裂;与此同时,有人继续为“进步”的基本叙事辩护——他们认为,一次较为令人失望的模型发布不应过度打击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或者说,我们或许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区间,既远离了机器接管的末日愿景,同时仍在不断取得显著的进步。
全球格局现在无可争议地由两个竞争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主导,而在后疫情时代,其中一方在人工智能上押下了重注,另一个则在豪赌绿色技术。未来悬而未决,我们都在等待赌局揭晓。
或许你已经见过某些版本的世界能源转型走势图:过去几年间,中国在全球清洁技术的生产和安装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据某些估算,全球在建风电和太阳能项目中有74%来自中国。这种主导地位源于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但真正腾飞是从新冠疫情暴发开始。最初的封锁之后,中国凭借“清零”政策高歌猛进,而世界其他地区仍深陷感染威胁及抗疫重负之中。如今这种主导地位已贯穿整个产业链:中国占全球风电、太阳能和电池制造的几乎全部产能的至少60%;许多关键组件的份额更是高达80%或90%。
这些图表常常被拿出来作为美国衰落的例证,营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帝国情绪。但也有类似的人工智能图表显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根据Epoch AI的分析,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算力。虽然这只是一个有局限的估计,但其他衡量标准也显示出类似的情况。去年,美国投资者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至少是其他任何国家的11倍。在对全球15个最大参与者的投资总额进行统计后,会发现美国的投资占比超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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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的新闻编辑部同事发表了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对两国的能源出口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碾压美国,美国则在化石燃料产品方面遥遥领先。简而言之,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石油国家,或至少愈发倾向于此;而中国正稳步成为硅谷的未来学家所称的“全球首个电动化国家”。(他们有时会援引“Ⅰ型文明”的说法,这个术语源自一个俄罗斯天体物理学家的浪漫构想,意指一种能够利用行星全部自然能源的科技文明。)
这种比较引人注目,也富有启发,尽管其全貌在某些层面要更为复杂一些——毕竟,美中不是单一产业经济体,而是极其复杂的经济霸主。例如,尽管中国的绿色技术蓬勃发展令人惊叹,但总的来说仍难以弥补房地产行业因为政策调控导致的收缩。有迹象表明,由于定价改革,中国势不可挡的绿色能源建设正在放缓。而且,尽管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清洁能源部署令人印象深刻,该国化石燃料的消耗仍然数量惊人——去年其煤炭消耗量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国的四倍,尽管整体碳排放似乎已达峰。
同样,美国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化石燃料的投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虽然在此过程中沾染了石油国家的某些文化特征,但其石油产量实际占比不足全球五分之一,天然气仅占四分之一。
总投资并不能说明人工智能的全部情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虽投资规模小得多,却持续交付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当然这也是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缘故,它能获得的高端芯片数量也要少得多。在所谓的具身人工智能方面,尤其人形机器人方面,中国可能已领先美国。中国还在疯狂建设数据中心——尽管近期有报道暗示这种繁荣背后存在浪费现象。由于缺乏透明度,要准确评估智能军备竞赛的实际状况略有困难,但普遍的看法并非如私人投资数据所暗示的“美国领先11倍”。如果去问那些长期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你会得到的基本结论大致是美国“略微领先”。
对美国来说,更深层的讽刺在于,这两项赌注是相互交织的,因为至少在近期大语言模型和超大规模化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确实极度依赖充足而廉价的电力。尽管今天提供这种电力最快、最便宜的方式是太阳能,但新政府不仅削弱了《通胀削减法案》,还对可再生能源发起了围剿。
这就是电价最近飙升的原因之一,而且未来几年电价很可能还会持续上涨——几乎普遍预计,电力需求将呈现爆炸式增长,而我们远未做好增加电力供应的准备。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尽管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经常谈论“能源主导”的必要性,但这个号称面向未来的政府却用无尽的繁文缛节束缚了所有绿色项目,并如儿戏般破坏现有的清洁基础设施项目。《财富》杂志一条夸张的标题写道:“AI专家中国归来震惊不已:美国电网如此脆弱,竞赛或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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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就在上周五,特朗普政府下令停建一个海上风电场(该项目已基本建成,原定明年并网,为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提供可观电力)。而对化石燃料生产的投资也并没有真正弥补这一缺口。
这一切之所以更显荒谬,是因为MAGA联盟中最引人注目的新派系——科技右翼——不仅痴迷AI,而且他们之所以选择加入特朗普阵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前政府在其未来愿景上设置的监管与许可障碍的不满。退出政府的埃隆·马斯克开始频繁发帖,谈论中国不断扩大的电力领先优势,事实上,通过这个问题也许最能看到科技右翼与特朗普票仓之间初现的裂痕。
但派系政治是一回事,地缘政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路径是最终揭晓它只是一种常规技术,那么一个相关的可能性是,它也将为帝国竞争领域带来更多常态。在这种未来中,或许通用人工智能不再是当代等同于原子弹的存在,每个自重的超级大国都必须为此冲刺,因此各方可以开始放松最近为追求赢家通吃式竞争而施加的一些强硬策略。乐观主义者甚至可能找到理由相信,他们正看到这种转变的一些迹象,比如在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特朗普做出了一项难以解释的让步,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其H20芯片;长期以来的人工智能鹰派人物埃里克·施密特现在也敦促美国将重心从国家安全导向的超级智能转移到当前人工智能的具体国内应用上。几年前,对华鹰派人士可能会对哪怕最轻微的缓和迹象都勃然大怒。但这或许预示着一种回归常态,无论那曾经多么奇怪——大国竞争在展开,而两国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又缓解了摩擦。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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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从不信任美国,特朗普正在证明它们是对的

27 August 2025 at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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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从不信任美国,特朗普正在证明它们是对的

MATIAS SPEKTOR
Jose Flores
特朗普总统宣布对全球南方两大经济体印度和巴西加征50%关税。他希望印度断绝与俄罗斯的联系——尽管数十个维持类似关系的国家并未遭受如此严厉的惩罚。他还希望巴西政府撤销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指控,后者被控在输掉2022年大选后试图发动政变。这些关税不仅是贸易手段,更是政治胁迫的工具,旨在通过制造经济痛苦来改写他国的内外政策。
但是,当欧洲韩国日本已经默许华盛顿在贸易上的许多要求时,印度和巴西正在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这可能会重塑发展中国家抵抗美国压力的方式。它们没有屈服或恐慌,而是发起反击,并争取时间来激活酝酿多年的替代伙伴关系,政治学家称之为“战略对冲”。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正在帮助各国反击特朗普,但同时也在推动世界走向更分裂、更危险的境地。
当今华盛顿以“非友即敌”的视角看待外交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二选一“是个伪命题。战略对冲意味着培育多重交错的关系网络,避免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大国。可将其视作地缘政治版的投资组合策略:正如投资者分散资产风险,国家也在对外关系中分散依赖性。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保持行动自由。当有替代方案存在时,任何单一伙伴都无法独断专行。
巴西和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在完善这种方法。整个1990年代,当华盛顿陶醉于单极时刻时,它们出于对美国权力的深度怀疑悄然构建其他关系。它们目睹了美国退出不喜欢的谈判、让自己免受国际司法管辖,并将“基于规则的秩序”解释为“我们定规则,你们来遵守”。它们学到的教训并非美国邪恶,而是即便仁慈的霸主最终也会滥用权力——而新兴国家永远承受不起完全依赖美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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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些国家似乎觉得它们对华盛顿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并且对冲策略的合理性也得到了证明。
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巴西出口商正在加速与非洲、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印度企业正在加快全球市场一系列产品的认证和审批流程。两国政府都重启了绕开华盛顿的贸易协定谈判,而这一趋势也被欧洲国家所采纳,以推动自身的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些虽不能完全替代庞大的美国市场,但足以避免屈服于美国的要求。
在这场博弈中,尽管体量庞大,中国并未提供真正替代方案。北京提供的伙伴关系自带依附属性,例如有利于中国出口的优惠贸易条款;周边国家对其戒心深重,其国际影响力网络仍远逊于美国。金砖国家集团虽提供协同合作的论坛,却缺乏真正的治理结构。巴西和印度等国可能认为,与其加入北京的势力范围,不如自力更生。
对冲策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需要众多的贸易伙伴,还需要具备利用这些伙伴的国内能力。巴西和印度的弱点——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普遍腐败等——限制了它们的行动自由。它们可以转向新市场,但薄弱的治理可能会降低这些市场对它们的兴趣。
尽管如此,即使是不完美的对冲仍胜于投降。巴西和印度正在证明,新兴力量即使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缺陷,也能保留一定主动权。从印度尼西亚到南非,从土耳其到菲律宾,各国都在密切关注。这些国家也表现出不愿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边站队的态度,它们寻求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它们所缺乏的正是抵制框架——直到现在。
巴西和印度的例子表明,只要愿意打好基础,战略对冲即使在胁迫下也能成功。它们称自己的抵制行动是在维护主权而非反美。几十年来,它们顶着华盛顿的压力,保持外交大门的敞开。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它保留了自主权——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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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和风险。许多世界最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安全系统仍然通过美国主导的网络运行。印度一直在深化与美国在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而巴西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对其原材料的需求。市场可能将对冲视为风险,从而推高借贷成本并动摇货币汇率。在危机下,“保留选择权”可能显得优柔寡断,削弱与各方的杠杆。即使对冲对单个国家是理性策略,它也可能瓦解全球合作的剩余部分——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最终让对冲者后悔。
如果巴西和印度成功挺过特朗普的关税冲击,它们将证明美国的经济胁迫是可以抵抗的,其他国家几乎肯定会制定自己的对冲策略。然而,其结果不会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是一种“受控的失序”——回归到20世纪初纷乱复杂的多极格局,当时列强林立和的国际机构的孱弱,最终为世界大战埋下祸根。
我们或许不会走向全球冲突,但巴西和印度都不抱有任何幻想,它们很清楚这一切将通往何方。它们知道对冲代价高昂,管理多重关系需要持续关注,多方周旋意味着不可信任任何一方。它们正在帮助创造的这个世界破碎、流动、充满不确定性,它无法保证繁荣或稳定。但它们也认识到霸权秩序正在终结,无论是否参与它的解体。与其被正在形成的失序所塑造,不如参与对它的塑造。
对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信号应令人警醒。特朗普的关税不会恢复美国主导地位,而是在加速其衰落。每次任意惩罚都在告诫他国:依赖美国是危险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过寻求其他伙伴——哪怕是效率不高的伙伴——来回应,因为当主导大国变得不可信任时,自主权比效率更重要。
可悲的是,这个正在出现的格局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随着供应链断裂,美国人将为日用品支付更高费用,目睹美元失去特权地位,看到自家企业被拒于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之外。巴西和印度几乎注定要面对进口技术价格攀升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压力。世界将更贫困、更不确定、更易发生冲突。
这种瓦解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仍然可以选择通过耐心外交而非经济胁迫、通过妥协而非命令来构建联盟。巴西和印度可以在共同利益——技术、金融甚至核不扩散——上以合作来调和对冲,从而为稳定创造利益基础。但这需要领导人认识到,全球秩序新规则亟待制定。问题不在于旧秩序能否被拯救——它不能。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创建一套新的规则和制度,还是盲目陷入混乱。

Matias Spektor是巴西圣保罗瓦加斯基金会(Fundacao Getulio Vargas,FGV)的政治和国际关系教授。

翻译: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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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救命药”也许将来自中国

18 August 2025 at 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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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救命药”也许将来自中国

JACOB DREYER
Fortunate Joaquin
就在离上海不远的无锡市,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医药业未来——一个蓬勃发展的、由大量工厂与实验室组成的生物技术中心。在这里,全球制药公司可以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快、更便宜地开发和生产药物。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之际,我原以为这样的制造业中心会充满焦虑。但今年4月我走访无锡时,政府官员坚称当地的研究中心方兴未艾。他们自豪地向我介绍那些一直在茁壮成长的明星实验室和企业。今年1月以来,中国生物技术类股票飙升逾60%,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说法。这座城市的研究人员无疑有望在未来几十年里都保持忙碌状态。
在打破美国生物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不见得就是想着在美国擅长的领域击败美国。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以孵化尖端疗法和治愈手段闻名,中国的创新路径则主要聚焦于加快制造速度和降低成本。其理念并非在诸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是让本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的研发、测试及生产变得更高效且成本更低。
因此,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能以低得多的价格向客户提供药品和其他医疗产品,包括价格低廉的仿制药。这些或许并不能够改变世界,却是全球成百上千万人每天赖以生存的治疗方法。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很快将不得不正视生物技术领域出现的这位新领军者,并决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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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康德就是体现中国生物技术发展路径的一家公司。它是制药研发的一站式服务提供商,简化了从早期药物发现到青年科学家招聘和药品生产的所有流程。据估计,这家公司参与了美国四分之一的药品的相关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抗癌药物,其客户既有信达生物、江苏恒瑞等中国企业,也有辉瑞、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等欧美制药商。
尽管中国政府会与国内外制药企业进行强硬的谈判,以合理价格换取市场准入,但中国消费者能享受低价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药品测试和生产速度远超美国同行。到目前为止,美国生物技术巨头似乎并不介意这种竞争,因为借助药明康德这类公司,他们能将更多资金投入突破性研究。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凭借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断壮大的科学家队伍、庞大的患者群体、高效的医疗体系以及与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的合作,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或许很快就能赶上美国——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4月,一个国会两党委员会建议未来五年至少向生物技术领域投资150亿美元,以便与中国竞争。另外还在考虑联邦层面的立法,例如去年众议院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案》,该法案将禁止联邦机构及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与药明康德等中国生物技术承包商合作。
然而,美国研究领域的严峻形势可能会让这类政策落空。美国联邦政府对医学研究的资助远高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联邦机构提供的资金。但这些机构数十亿美元研究拨款的持续不确定性将使美国生物技术产业更难维持其本土主导地位。美国大公司将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的成本优势和优秀的年轻工程师。
许多人将中国崛起的生物技术产业视为威胁,但是这一点我并不确定。约80%的美国人认为处方药价格过高。特朗普总统正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措施是迫使制药公司将处方药价格降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当的水平。这或许能在短期内缓解美国消费者的不满,但对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冲击可能只会加速中国企业超越美国同行的进程。
反过来将中国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或许更为合理。增加对中国新生产药品的获取渠道能让美国人在应对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日益增多的各种疾病时有更多廉价药物和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与美国生物技术巨头形成更多竞争有助于压低美国产药品的价格。这种竞争或许还能激励太平洋两岸(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加大对创新药物研发的投入,从而降低糖尿病、心脏病、失智症和癌症的发病率,延长寿命——或者可能进一步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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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并没有带来什么健康天堂。在中国约5亿农村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35%)中,许多人难以获得可靠的医生和医疗服务;民间智慧认为,有病就多喝热水。中国的全民公费医疗制度被称为“医保”,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尽管中国能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和销售药品——有时仅需16个月——但在研发新药的前沿科学领域仍存在短板。中国的医生、政府机构和金融家仍将美国科学视为黄金标准(尽管这一标准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告诉我,中国尚未建立起能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相匹敌的、能支持生命科学发展的国家机构。
然而,中国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取得的进步令人惊叹。2002–2003年的非典疫情促使中国更加重视生命科学。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大力投资生物技术研究,建设监管基础设施,并培养了一批年轻科学家。2015年,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生命科学被列为战略性产业。
这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到2035年,预计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4亿。2022年,中国有近500万人被诊断出癌症,超过250万人死于癌症。目前,中国约有1.48亿糖尿病患者;心脏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300万。中国的医疗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但这一比例肯定会上升。
中国政府几乎无力承担以美国价格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国人也承担不起)。但中国也不能承受让公民死于可治愈疾病的政治后果。这导致中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通过国家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培育和投资本土生物技术龙头企业。
据亚洲协会称,这些企业利用了中国的药品审批流程——其招募临床试验患者的速度是美国的两到三倍。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期的改革缩短了临床试验审批等待时间并使临床试验操作成本比美国低约30%。由于中国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注重扩大生产规模,没有一家西方公司能像中国企业那样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生物医药产品。
在担任国务卿之前、还是参议员的时候,鲁比奥的办公室曾在一份2024年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在多个领域都有能力开展高价值研究,既包括其擅长的生产领域,也包括美国曾轻松领先的理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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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奥等人感到担忧的不仅是其经济和产业影响,还有地缘政治影响。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是本世纪其在全球扩大软实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药品出口。在新冠疫情期间,康希诺和科兴等中国企业研发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了大量新冠疫苗。
该产业的崛起也培养了中国强大的生命科学人才储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主要大学每年培养的医学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四到五倍。《自然》杂志近期对美国科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75%的人表示正考虑离开美国。一位中国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如果这75%的人中有华裔回到中国,可能会极大推动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
尽管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可能专注于大幅压低药品价格,但这些人才也为中国实现创新性突破奠定了基础。以中国的立康生命科学公司为例,其新型癌症疫苗采用mRNA编辑技术,正在接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这种疫苗旨在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瞄准并攻击其特定的癌细胞。它正在快速通过中国的监管流程,最近已在海南省部分地区向特定患者开放使用
更要命的是,立康计划将这款产品定价约2.1万美元——仅为默克、莫德纳等西方公司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小部分。(而美国刚刚取消了近5亿美元用于针对呼吸道感染的联邦mRNA疫苗研究经费。)我采访的一位立康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疗法能否进入美国市场并不乐观,因为当前美国对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持敌对态度(看看《生物安全法案》、TikTok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华为、比亚迪等公司被限制在美开展业务就知道了)。立康可能需要将这种药物授权给美国制药公司,而这会抬高价格,迫使美国癌症患者支付溢价。
在美国官员看来,这些障碍对于遏制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崛起不仅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还有可能使中国的技术创新超越美国。许多人对新冠疫情仍记忆犹新,他们认为疫情源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并指责中国政府加剧了危机。中国推进更大胆的研究和实验的前景,让许多美国领导人感到恐惧。
但西方从中国购买廉价药品和治疗手段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想想资金常年短缺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如果中国为英国等国家提供了一种负担得起的方式来照顾其老龄化人口,他们会拒绝吗?难道真的会有美国人为了国家安全放弃能拯救垂危母亲的廉价癌症疫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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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可以听从国家安全鹰派的逻辑,彻底禁止中国药物;也可以像中国从美国创新中获益那样,从中国的创新中受益。
美国人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固有印象——认为中国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低于美国,尤其是在药物和医疗手段方面。过去十年的一些例子包括:给婴儿接种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安全违规;一款在美国销售的心脏药物因被发现含有致癌物而召回;2019年,一家中国企业向医院销售被HIV污染的血浆(无人被感染)。甚至中国消费者也对本国企业可能为降低药物价格而在质量和安全上偷工减料感到愤怒。
但这里存在一种讽刺:如今的中国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建立在复制美国最佳实践的基础上。许多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如果中国的生物科技产品能满足14亿中国公民的需求,那么只要通过透明的监管审查,它们就应该能达到全球标准。中国始终是中国制药产品的最大市场。我们可能使用的任何中国企业生产的药物都是中国能为其本国人民提供的最好产品。
中国的成功仍常被视为美国的失败,但事实未必如此。美国医疗体系仍受困于不平等和低效,美国不妨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灵感——中国在优化药物研发流程、为民众提供更廉价且易获取的治疗方面成效显著。中美两国都在竞相让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但如果中国找到了更快、更廉价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美国人不应因政治因素而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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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以为自己是“万能CEO”

15 August 2025 at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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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以为自己是“万能CEO”

BILL SAPORITO
Haiyun Jiang/The New York Times
显然,我们的总统不满足于执掌国家这艘大船,还想操控商业这艘巨轮。
毫不夸张。就是掌握所有《财富》500强企业。
在废除众多商业法规的同时,唐纳德·特朗普似乎还一心想用自己取而代之。受影响的企业未必希望特朗普插手,尤其是考虑到他那扭曲的经济学观点,但这些企业也无法摆脱。这些企业未必能从中获益,我们也一样。
过去几个月,他忙得不可开交。据报道,特朗普的行动包括迫使英伟达就其销往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缴纳15%的费用;一度要求竞争对手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辞职,只因他曾与中国公司有联系。我们的总统向参与某重大钢铁收购案的公司提出要求,说合并后的公司董事会中应该有一名董事由政府来任命。他暗示高盛应解雇其首席经济学家,显然是因为此人竟敢预测总统的关税政策最终会加剧通胀,而美国许多(并不为特朗普效力的)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预测。他甚至还抽空要求可口可乐公司用蔗糖来生产其标志性汽水,而非该公司使用了数十年的高果糖玉米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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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特朗普的世界观并不总是与经济现实相符。他向能源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不停地钻探,即便能源价格表明它们不应扩大生产。在企业已投入数十亿美元以满足环保法规要求后,他却放宽了这些法规。此外,尽管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且保守派占主导的得克萨斯州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方面位居全美前列,但他对清洁能源仍持有一种扭曲的厌恶态度。
这位“伟大的交易撮合者”想参与到各种交易中。特朗普起初反对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拟议中的合并,后来却改变了态度,表示会允许这笔交易通过——但据报道,前提是他的政府能获得该公司的一种“黄金股份”。这种黄金股份将明确赋予总统个人对这家联合公司未来重大决策的话语权。
这一点也适用于制造业回流这一更大的议题。如果你相信美联储的数据,那么自1947年以来,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产既缓慢又昂贵,尤其是当许多美国人的购买习惯表明,他们未必愿意花更多钱购买在美国制造的福特F-150皮卡或iPhone。他们似乎也并不想要特朗普热切希望创造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特朗普要求沃尔玛“承担”拟对中国商品征收的30%关税——尽管美国人似乎很乐意购买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而且,消费者对可乐中的甜味剂也没有任何不满。1985年的“新可乐”惨败,当时公众拒绝了配方调整后的可乐,这表明汽水饮用者完全有能力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喜好。
企业意识到,即便政府不追究,消费者也会让它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无论特朗普及其领导的环境保护局是否有意保护环境,保护环境都符合企业的利益。
就气候变化而言,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已明确表示,它们相信科学家关于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佛罗里达州那些能买到飓风保险的居民的保费出现上涨。至于电动汽车,特朗普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敌意,以及他利用政府政策阻挠其销售的做法都无法阻止这项技术最终取代内燃机。不过,他会让汽车制造商和购车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付出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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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本人曾让六家企业陷入破产的泥潭,这样的记录很难让人认可他的商业头脑。然而,对于美国的商界领袖来说,椭圆形办公室是无法回避的。特朗普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时常针锋相对,如今显然已经冰释前嫌。福特汽车的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肯定不乐意看到特朗普将其家族企业的业务政治化,即便福特公司在关于美国制造的问题上说了所有正确的话。亨利·福特从一开始就设想公司要走向全球——而且福特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墨西哥建厂了。
特朗普试图插手美国企业界各个角落的高管办公室,这种做法被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一种由政府指导私营企业决策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更接近中国或欧洲,而非美国,与共和党传统上所主张的理念背道而驰。作为支持商业的政党,共和党本应不干预商业运作,让市场的智慧来决定胜负,就像保守派最推崇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所倡导的那样。
当政府将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时,结果通常并不理想。有人记得美国铁路公司吗?
计算机行业、互联网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史确实充分证明,政府在商业发展中能够且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特朗普执意亲自指导这些企业的做法对企业、消费者和资本主义都是不利的。总统先生,恳请您只管好行政部门,让真正的企业高管来经营美国的企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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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如何毁掉美国80年的伟大遗产

13 August 2025 at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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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如何毁掉美国80年的伟大遗产

GARRETT M. GRAFF
1944年,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计划研发基地。
1944年,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计划研发基地。 Chicago History Museum/Getty Images
上周是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当年的爆炸加速了“二战”的结束。这个纪念日出现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纪念这个日子时,无法不提及研发原子弹的惊人计划——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是一座高耸的丰碑,是人类努力与成就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正系统性地瓦解曼哈顿计划和“二战”留给我们的科研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美国的繁荣。
在现代史上,还从未有国家如此彻底地背弃自己的核心优势。当年成就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要素,如今正遭受冲击。政府大幅削减科学与健康研究经费,背弃了由移民的创新精神与远见所推动并革新的历史传统。美国终将发现,我们已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挥霍殆尽——其核心并非原子弹本身,而是开辟了科学与政府协作的新范式。
曼哈顿计划本身就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军曾经似乎对研发原子弹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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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到1941年,一群主要由那些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逃离出来的犹太难民科学家组成的群体(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政府和军方进行了接触。科学家们向他们介绍了核裂变的发现、对战争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希特勒会首先研制出原子弹的担忧。
军方对此不屑一顾。“上校们相当冷淡,”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在1939年10月的一次这样的碰面时说,当时希特勒正在攻占波兰。“他们很友好,面带微笑,但他们完全不指望世上真能造出原子弹。”
其中一位上校不屑地告诉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只要谁能研制出死亡射线并通过杀死一只山羊来证明,他将给予1万美元的奖励——言下之意是,相比一种可以释放宇宙基本构成单元的力量的炸弹,他认为死亡射线还更现实一些。
推动力源自法西斯欧洲的难民并非偶然。“这些来自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深谙独裁国家的组织模式,他们意识到科研与军事应用之间可以存在联系,在德国,所有科学研究都可能被纳入战争机器,”原子能先驱恩里科·费米的妻子劳拉·费米后来写道。“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物理学家尚未走出象牙塔:前者见识过军国体制与集权统治,后者只经历过民主制度与自由企业。"
物理学家亚瑟·霍利·康普顿(他日后将于1942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旧壁球馆里主持建造全球首个核反应堆)解释说:“当时美国政府尚未认识到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源泉。华盛顿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有能力充分处理一项新的科学进展,尽管有着紧迫而重大的意义,却难以界定。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这种疏远的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到194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20亿美元项目,在从田纳西州橡树岭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基地雇用了数十万美国人。像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助力雷达技术突破的辐射实验室这样的“二战”科研项目,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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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了政府扶持科技教育的传统。这些领域成为国家实力的源泉,可以说是80年来美国经济霸权和繁荣的主要驱动力。
曼哈顿计划衍生的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成为战后数十年科技突飞猛进的支柱。之后陆续加入的有: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1958年成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战后转型为主要资助机构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更不必提美国宇航局、能源部等众多机构了。
并不算高的政府投资得到了惊人的回报;仅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催生了互联网、GPS和莫德纳的新冠疫苗。
如今,就在中国的研发事业腾飞之际,特朗普政府却在背弃这一传统。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遭受重创,政府对高校的打压已导致全美各地的科学及健康实验室经费锐减;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与特朗普政府正扼杀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全球热门技术的发展,美国恐怕不仅会掉在后面,甚至有可能彻底出局。
就连天气预报高质量的政府数据收集等基础服务也面临崩溃,官员们开始取消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措施,比如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和强制性儿童疫苗接种。小罗伯特·F·肯尼迪领导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着手削减临近取得突破的研究——包括可能有助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和胰腺癌等高致死率疾病的mRNA疗法。
此外,政府还对移民开战,对赴美开拓事业、寻求突破、创立变革性企业的外国研究人员与学生采取敌视态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顶尖学府的吸引力、对科学的开放态度以及民主传统,正如当年吸引费米、维格纳、泰勒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核心成员那样,将最杰出的英才汇聚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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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顶尖的商业俱乐部——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五家公司中——移民及其后代都扮演着核心角色。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是叙利亚移民之子;谷歌的谢尔盖·布林生于莫斯科;英伟达的黄仁勋生于台湾;甚至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关键早期投资来自他的养父,一位古巴难民。
令人费解的是,对高校及政府资助研究的攻击竟来自特朗普政府——该政府2020年曾主导媲美曼哈顿计划的曲速行动,以惊人的速度研发出并投放新冠疫苗。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遭到了埃隆·马斯克和马克·安德里森等人的破坏,前者曾是一名移民学生,后者的财富来源于网景公司——一家以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发明为基础建立的公司。
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突破的边缘,假以时日,其变革意义或堪比“二战”期间原子能的释放。然而,我们能否保持科技优势,是一个未知数。
若中国趁我们自损之际抢占先机,赢得21世纪的未来发明主导权,我们或终将发现——我们辜负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

Garrett F. Graff是一名记者、历史学家,最新著作是《The Devil Reached Toward the Sk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Making and Unleashing of the Atomic Bomb》。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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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长崎核爆幸存者,是时候停止核威胁了

7 August 2025 at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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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长崎核爆幸存者,是时候停止核威胁了

TERUMI TANAKA
日本长崎市被原子弹损坏的钟表。
日本长崎市被原子弹损坏的钟表。 Toshifumi Kitamura
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我13岁。我家距离爆心不到三公里,但奇迹般地,我活了下来。那扇压在我身上的玻璃门没有碎裂。
我的其他家人没有那么幸运。当我和母亲去找他们时,发现炸弹夺走了五位亲人的生命:我的两位阿姨、祖父和一位表亲都死于严重的烧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叔叔在前往求助途中因辐射病去世。
到1945年底,长崎的死亡人数估计约为7万人。几天前投在广岛的炸弹造成了14万人死亡。据估计,总共有40万人受到这两颗炸弹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去年12月,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我代表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领奖时,讲述了这段经历。委员会授予我们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我们过去70年来为建立和强化全球核武器使用禁忌所做的工作。我们通过原子弹幸存者——像我和联合会其他成员这样的“被爆者”(hibakusha)——的证词,向全世界传播核武器对人类实际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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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爆炸深深烙印在幸存者的记忆中。
当时14岁的冈芳惠(音)正在广岛的一个掩体里站岗。“我看向房间另一边,想和旁边的人说话,突然一道白光闪过,”她回忆道。冈芳惠被炸到了一些设备下面,但她和另一位幸存的同学得以逃到外面。“放射性气体像雾一样,我们甚至看不清前方10米的地方。”
另一位广岛幸存者中村节子描述了地面原爆点附近的情景,当时数以千计的学生正在帮忙清理防火通道。“几乎所有学生都被烧成了灰烬,蒸发得无影无踪,更多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死去,”她说,“就这样,这座城市里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死光了。”
核爆炸后,强大的冲击波以每小时数百公里的速度传播。在直接爆炸区域之外,冲击波会造成肺部损伤、耳部损伤和内出血。热浪会导致大面积严重烧伤和火灾,常常引发巨大的火风暴。
当时16岁的谷口稔晔在长崎骑自行车。“爆炸的闪光中,我从后方受到冲击,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说。谷口看到周围玩耍的孩子们都死了。他距离爆炸地点超过一公里,但背部、左臂和左腿严重烧伤,很快就感染了。他在医院花了将近四年时间康复。
然后是辐射中毒的毁灭性影响。在广岛,七岁的池本彻(音)和他9岁的姐姐池本爱子(音)在爆炸时正在室内,但几天后他们开始脱发、发烧、无法进食,牙龈也开始出血。尽管他们都从急性期恢复过来,但最终还是死于延迟效应。彻在11岁时去世,爱子在29岁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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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当时还在母亲子宫里的孩子要么宫内死亡,要么患有先天缺陷。对伤害未出生孩子的恐惧,再加上被爆经历带来的污名,让我们很多人始终没有组建家庭。
如今,核禁忌正濒临崩溃。当前欧洲和中东涉及核武国家的战争中,有充分理由相信国际法正被频繁违反,而交战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正在削弱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值得庆幸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最近的冲突中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这次小规模冲突提醒我们,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向年轻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紧急情况,需要有更多的年轻活动家站出来应对核威胁。即使在日本,也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视为紧迫问题。
我们手中掌握着解决方案:《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该条约不仅禁止核武器及所有与核武器生产、部署和使用相关的活动,还要求加入条约的国家为过去受核武器伤害的人提供支持,并清理曾用于核试验的地区。
条约生效四年多来,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或直接加入了该条约。但还需要更多国家加入。令人担忧的是,相反,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实际上支持使用核武器的盟友——不幸的是,日本也在其中——越来越依赖核威慑作为军事战略。
核武器根本无法提供保护。如果那些主张更多依赖核武器的人真正了解80年前在我的城市和广岛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明白,认为这些武器能保障安全是多么不切实际。核威慑只不过是恐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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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不通过以联合国及其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法来追求和平,下一代很可能会见证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真正的灾难。正如约翰·F·肯尼迪总统关于核威胁生死攸关的本质所言:“必须在战争武器消灭我们之前,先消灭战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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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武器”:用人工智能发起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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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武器”:用人工智能发起宣传战

BRETT J. GOLDSTEIN, BRETT V. BENSON
Illustration by Sam Whitney/The New York Times
俄罗斯干预2016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手段技术含量相当低。他们靠一般的机器人账号向大众投放数量极多的即时短信和低质量内容,这些行动的影响可能有限。
那些日子已是过去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辱骂和谎言已不再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反而是对线上交流缓慢、隐蔽且具有腐蚀性的操纵——这种宣传的设计不是为了制造轰动,而是为了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数字讨论中来。我们已进入了国际舆论影响力行动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工智能生成的叙事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
根据我们任职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最近发现的大量文件,一家名叫中科天玑(GoLaxy)的中国公司已正在进行这类活动。这些文件显示,中科天玑正在成为一场技术上先进、国家导向型的影响力行动中的领军者,通过部署类人的机器人账号网络和心理画像技术,锁定个体目标。这家公司的活动和宣称都表明它与中国政府有联系。
中科天玑已把它的技术部署到香港和台湾。文件暗示,公司也许正在为将活动扩大到美国做准备。人工智能驱动的政治宣传已不再是假想的未来威胁。这种复杂巧妙的技术已投入使用,并正在重塑大规模舆论操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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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天玑的一名代表称,公司业务的重点是提供商业情报服务,并否认公司已研发了针对个体的机器人账号网络或心理画像工具。公司还否认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或组织。
中科天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生成式AI与海量的个体数据结合起来。公司的系统不断挖掘社交媒体平台,以构建动态的心理画像,用个体的价值观、信仰、情绪倾向以及弱点来生成定制的内容。文件显示,这些AI生成的形象能与用户用看似对话的方式互动,内容真实感强,还能实时调整,让对话者难以察觉。其结果是一个设计得与真人在线互动几乎难以区分的高效宣传引擎,把宣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即时传递给受众。
虽然文件没有给出这些对话的具体示例,但揭示了该技术生成个性化内容的原理。通过提取用户数据,以及对更广泛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AI能构建吸引不同受众的合成信息。据文件描述,它能适应用户的语气、价值观、习惯和兴趣。然后,它能通过给帖子点赞、发表评论,以及推送有针对性内容等做法来模仿真实的用户。
据我们发现的文件,为了把针对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律被用于打击政治异见)的反对声音减少到最低限度,中科天玑使用其技术,从18万个香港Twitter账号中识别出几千个参与者和一件领袖的账号。然后,中科天玑针对被其认定为谎言和误解的信息,动用虚假资料建立的账号大军对这些消息源进行“纠正”。
在2024年的台湾大选前夕,中科天玑再次出击。当时曾有一些亲中国的团体散布虚假的腐败指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深度伪造的视频。在竞选期间,中科天玑曾建议削弱台湾民进党的办法(该党反对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该公司收集并很可能提供了有关台湾政治辩论趋势的信息,并建议部署机器人账号网络,以充分利用党派政治分歧。据发现的文件,中科天玑已为支持这种干预积累了大量有关台湾的数据,包括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图——详尽到政治倾向、对中国的态度,以及GPS坐标,还有逾5000个属于台湾人账号的个人资料。
中科天玑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否认公司为香港和台湾的相关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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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中科天玑的主动部署似乎仅限于印太地区。发现的文件中有证据暗示,该公司正为业务扩张进行布局,包括在美国的行动。中科天玑已收集了至少117名美国国会议员及2000多名美国政治人物和思想领袖的数据档案。假设中科天玑继续构建美国人的数据库,公司有可能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太平洋彼岸。中科天玑称公司没有针对美国官员收集数据。
中科天玑的行动与中国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密切相关,尽管没有公开资料表明公司处于政府的正式控制之下。这家公司是政府机构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在2010年创立的,该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据发现的文件,中科天玑自那时起就一直与高层情报机构、党政和军事部门合作,表明公司与中国的政治体系密不可分。
中科天玑的战略定位在2021年变得更加清晰,公司在那年获得了中科曙光的资助。总部设在北京的中科曙光是一家超级计算公司,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方附属机构。中科天玑面向公众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中科曙光的超级计算机以及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之一DeepSeek-R1有合作关系。
这些关系提醒人们,影响力行动不再只是一种次要活动,它们正在成为治国的核心工具。战场不只是有军队和舰艇存在的地理版图,也包括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平台。
中科天玑等公司部署的战略是将构成民主社会基础的开放性加以武器化。辩论、透明、多元是民主力量的标志,也是其脆弱点。中科天玑等公司使用的技术工具利用的正是这些特性。监控与说服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消失。
危险在于这些方法的隐蔽性、规模以及改进的速度。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能在几乎不遇到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传播给整个人口。它不间断地运作,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舆论、腐蚀民主制度。它的规模比如今能想象出来的最有效的社交媒体平台大得多,它针对目标使用的模型更全面,它合成的宣传内容更具盅惑性、更加难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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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AI驱动的外国影响力行动日益严峻的威胁,各方协调响应至关重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以厘清人工智能、可公开获得的情报以及网络影响力行动是怎样汇集起来,为敌对国家的目的服务。美国政府必须在打击这些行动背后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让国防部打击外国影响力网络,让联邦调查局与数字平台密切合作,以确认和消除用AI伪装真人建的账号。私营部门需要加快人工智能检测能力,以增强我们发现合成内容的能力。如果我们无法识别,我们就无法阻止。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灰色地带冲突的新时代,其标志是信息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复杂程度展开。若不能迅速找到如何防御这种AI驱动的影响力的办法,我们将彻底暴露在危险面前。

Brett J. Goldstein是范德堡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棘手问题实验室”的负责人,曾任五角大楼官员。Brett V. Benson是范德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也是该校国家安全研究所的的合作教员。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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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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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什么?

托马斯·弗里德曼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埃及总统,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戴维营(Camp David)和平协议即将终结?倒不一定。事实是,这可能成为以色列和埃及人民之间达成真正和平的开端,以取代现有的以色列与埃及“法老”一人达成的、正式却充满敌意的和平。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必须转变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而且要快。
首先,让我们摒弃一些无稽之谈。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以及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反复念叨的是:“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他们指的是,奥巴马总统仿佛本可插手“拯救”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是奥巴马太天真了,不愿这么做,结果却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不好意思,天真的是以下想法。难道只因为对以色列来说,比起与8000万埃及人打交道,与单个的独裁者穆巴拉克达成和平协议更加便捷,因而这样该独裁者或别的什么将军就将会或应该永远执掌埃及。到底是谁天真呢?
我真心理解以色列人看到邻国内乱时的焦虑情绪。但是,对一个把以解放为主题的故事《出埃及记》 作为自身核心理念的民族而言,对于这些一直辩称只有阿拉伯人获得民主之后和平才会到来的人们而言,他们却不相信埃及人民有一天也会对解放的故事表示认同,而且现在还声称阿拉伯人的问题是他们正走向民主,这还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当然,以色列人的想法有其根源。
“谈到与权力的关系,流亡的犹太人一直更青睐纵向的上层联盟,而非横向的群众路线,”犹太学者、《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指出。“他们总是更倾向于与国王或者主教建立关系,这样就能避免与普通大众打交道。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不信任群众,当然这样想也往往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以色列,重复了犹太人纵向联盟的古老传统,只不过此时的联盟对象变成了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只要与穆巴拉克或者约旦国王建立了联系,就完全足够了。但是,纵向联盟模式只适用于威权政治体制。一旦威权主义瓦解、民主化进程开始,纵向模式就终结了。你进入了一个横向联盟的时期,此时,人民的想法将会举足轻重,而这里的人民正是普通的阿拉伯民众。”因此,以色列将必须让那些街头的普通人“不仅惧怕以色列,而且还得理解以色列。这样做并不容易,但也不是全无可能。无论如何,对独裁者的缅怀都不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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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目前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是否能够与以色列合作,达成一个安全的、两国之间的的和平协议。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以色列需要更有创意地来尝试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若非如此,替代方案即是巴勒斯坦不建国,而那将意味着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灭亡,同时意味着它与民主埃及之间和平的终结。
那么穆尔西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不要抱有幻想:穆斯林兄弟会的深层核心价值观反自由、反多元、反女权。兄弟会指望长期占有权力,并从不是自己发起的革命中谋取好处。我认为这这件事情不太好办。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保有石油,能用来化解压力和矛盾。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政权也保有石油。但埃及的伊斯兰政权将没有石油。倘若没有旅游业、外国投资和援助来创造工作岗位、建造学校、营造机会来满足发起这场革命的年轻人和很多其他被动支持革命的群众,埃及将无法生存下去。而且,美国不能、不会、也不应当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相同的待遇。那就是,只要逮捕和拷打我们美国通缉的圣战分子,你们埃及政府就能对外与以色列保有“冷和平”,对内无视宪政。
分析师侯赛因·伊比什在“现在的黎巴嫩”(Now Lebanon) 网站上撰文指出,如今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了,对埃及国内外的自由派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集中精力确保埃及的新宪法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即法律会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保证个人权益、少数族群权益和妇女权益的牢不可破及不容亵渎。”
这样穆尔西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去效仿土耳其,而非塔利班。但他会这么做吗?我不知道。尽管如此,他应该明白自己拿了一张王牌,一张以色列将会珍视的牌,即该国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埃及达成真正的和平。这将意味着与穆斯林世界的和解,以及冲突的真正终结。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穆尔西会在提出某些条件后使用这张牌吗?我还是不知道。但我的确知道,穆巴拉克时代终结了,而且随着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统治了埃及、保守的宗教民族主义者称霸以色列政坛,双方要么改变各自的行为方式来使得戴维营协议在两国人民面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要么就眼见协议逐渐变得难以为继。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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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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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的快乐

杰姆士·阿特拉斯
我为什么会呆在弗蒙特(Vermont)北部的一个帐篷里?更不用说是在佛教冥想中心的树林里,还在借着智能手机的光亮看萨姜·米庞仁波切(Sakyong Mipham) 的《把思维变成盟友》(“Turning the Mind Into an Ally”)?
如果你真想要听为什么,借用霍尔登·考尔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 的一句话来说我是在度假。或许我更该说,我是在归隐,撤出曼哈顿疯狂的生活,希望能找到两千五百年前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释迦穆尼,译者注)在印度北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之后,作为佛教传统基础的平和。
佛祖洞悉的真谛在于:人生充满着痛苦。痛苦根源于对自我的依恋,这种依恋又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只有把自己从无穷的欲望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并非要放弃这个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物。“我还在期望一些令人兴奋的事,”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六十过半时在自己日记中坦言:“饮酒、生动的交谈、无拘无束的思想交流带来的愉悦。”我也如此。但是我也需要暂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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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最后像那对佛教信徒夫妻一样归隐到亚利桑那,之后在偏远的山洞里一个死亡,另一个严重脱水,几乎丧命。但跟我一样选择精神补给的大有人在。到弗蒙特归隐的活动已经人满为患,人们只能睡在大殿的蒲团上。(我比较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帐篷。)世界宗教和宗教关系教授保罗·D.努姆里奇(Paul D. Numrich)推测目前美国的佛教信徒可能和穆斯林一样多。
努姆里奇的说法令人吃惊,但是不管怎样,一些数据显示:佛教是美国第四大宗教。转信佛教的人比转信摩门教的多。(想一下吧,米特。)
很多转信佛教的人都是托马斯A.特威德(Thomas A. Tweed)在《美国遭遇佛教》(in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Buddhism”)中称作“床头佛教徒”,指的是大多数天主教、犹太教(是的,我知道,“犹太佛教徒”)还有其他宗教转信佛教的人都在床头有一堆佩玛·肖德龙(Pema Chödrön)的书。
那么这些新佛教徒都是哪些人?(我敢这样称他们吗?)被佛教强调平息“心猿”理念吸引的疲惫不堪的黑莓手机上瘾者?被连杰布·布什(Jeb Bush) 都认为“衰退”国家财政和民族认同危机困扰的侍僧(不理解原文意思)?纽约客漫画里跳出来举着海报宣传的末日论者?萧条时期大家都容易受到集体灾难思想的影响,宗教运动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繁盛起来的。
又或者佛教证明了我们当前身心饱受困扰。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博士的新书《自然的快乐》(“Spontaneous Happiness”)在佛教行为和“不断发展的心理健康综合模式”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关联经过充分证明:科学家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里发现佛教徒冥想的方式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目前无数的临床研究认为,人类大脑可以改变我们的生理机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念认知研究中心(Mindful Awareness Research Center)正在收集一项 “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 领域的数据。这种疗法显示治疗方法和中心主任丹尼尔·西格尔博士(Dr. Daniel Siegel) 称为“第七感”(mindsight)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他写到通过形成一种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能力“我们可以重塑我们的神经通路,刺激对心灵健康来说关键的区域生长。”
我在自己归隐的四天中感觉到了这点。我们每天都在由谷仓改建的冥想室打坐几个小时,蜜蜂在装着窗纱的窗子外嗡嗡作响。 一开始很难集中注意力,每个尝试过冥想的人都知道:这需要忍耐那些不断浮现在自我审视的意识里空洞(经常是无聊的)的各种想法。(佛教徒用“正念”来形容这个过程;有时候觉得更像无念。)但是过一会儿,当铜碗被敲响,我们都陷入寂静时我发现自己被包了起来,即使只有一小会儿,沉浸在没有杂念的平和之中。在这一小会儿的时间里,我觉得从纽约开车过来的七个小时似乎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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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期间,经常会讲到“感觉”,“爱的仁慈”和“我们作为人善的本性”,期间还伴随着善意的怀疑。(一次很长的“打坐”之后老师说“现在可以继续在现实事物中挣扎了。”)但是这也不全是只关注内心世界。我们也讨论一些现实话题。“影响这个世界的是我们不健康的内心。影响到文化、环境和社会,”一位老师提醒我们:“暴力、恐惧、偏见、生态灾难、人类所有的痛苦。”他说在西藏,僧侣并没有完全与他们周围的生活隔开,而是作为集体的中心。对中国压迫的反抗也主要来自僧侣,他们游行,甚至在抗议中牺牲自己。
西方有佛教传统(但佛教对我来说是新观念)。佛教在美国的早期支持者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也关注其他人。凯鲁亚克崇拜佛祖的《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是性解放的先驱(他们的密宗“yabyum”仪式听起来很有趣);金斯伯格和安妮·瓦尔德曼(Anne Waldman)一起创立了科罗拉多州纳洛巴大学的杰克·凯鲁亚克虚体诗歌学院,这是美国第一所经认证的佛教学院,在1968年全国民主集会上因采取静坐方式被动抗议而遭到警察镇压。
读大卫·L.麦克马汉(David L. McMahan)编辑的散文集《现代世界的佛教》时,我吃惊于作者们那种实用主义的口吻、被麦克马汉称之为“全球化、性别问题、和佛教与现代化、科学、通俗文化、国家政治之间的冲突”的成见。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佛教变得活跃起来。
最后一天当我从停车场开车出来时或多或少做好准备去回归到所谓的文明世界中。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住自己所学到的,甚至怀疑我是否知道学了什么,再或者我什么都没有学到。或许这仅仅是学习接受、学习适度自我转型的可能性。一个老师曾说:“不要先给自己做好安排,然后再去实施: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在这个世界要实践或者“传递”改变,我们需要从自我开始,“学会如何拥有一个灵活、成功、有条理、有效率的生活。”这对于只有4天的归隐来说要求有点多,但它至少是个开始。
我的电话响了。一会儿再查看吧。

杰姆士·阿特拉斯是《我的中年生活:幸存者的故事》作者。

译者: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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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总统表现得像个五岁小孩,我们该怎么办?

4 August 2025 at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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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总统表现得像个五岁小孩,我们该怎么办?

GEORGE A. AKERLOF
Nathan Howard/Reuters
想象一下,一群五岁的孩子在玩棋盘游戏。规则清晰,目标公平,一个孩子逐渐领先——直到另一个孩子突然开始落后。这时麻烦就来了。“他作弊!”落后的孩子大喊。“反正我才是赢家!”他宣称。然后,顺理成章地,他掀翻了棋盘。在幼儿园的冲突解决中,我们知道会有这种行为。我们将其归因于孩子的成长。我们教育孩子们要有更好的体育精神。
然而,当美国总统表现出这种行为时,我们该怎么办?周五,特朗普总统解雇了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个国家负责记录就业、工资和生产力的日常记分员。原因何在?因为数据让特朗普很没面子。这些统计数据让人难堪。所以总统不只是质疑结果,还解雇了统计官员。这不是治理,这是在掀棋盘。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依赖于一个脆弱却至关重要的原则:独立性。像劳工统计局、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这样的机构虽隶属于行政部门,但其使命是为真相服务,而非为行政当局服务。它们的工作是报告事实,而不是白宫希望的事实。
没错,从法律上讲,总统可以解雇该局局长。这个职位不受法规保护。但是,就像民主制度的许多支柱——新闻自由、公平选举、公正法庭——保护劳工统计局的不是法律,而是关于政府应如何运作的一套共识。一个基本理念是:总统不操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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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总统都尊重这一界限。该机构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里报告了两位数的失业率,他没有解雇其负责人。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都坦然接受了官方统计数据中的坏消息。特朗普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这不是他第一次与真相发生冲突。他曾质疑失业率数据,还驳斥新冠死亡人数被夸大。因数据与自己的说法不符而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这是一种新的越界。这不仅是在攻击比赛本身,更是在撤掉裁判。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内行人才关心的问题,或者说只有劳动经济学家才看重。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统计数据的可信度是根基所在。它支撑着投资者的信任,指导着财政和货币政策,告诉企业何时招聘、何时扩张、何时观望。当这些数据受到污染或看似不实的时候,连锁反应是巨大的。市场可能会对数据以及产生这些数据的国家失去信心。
诚然,劳工统计局对5月和6月的报告做了一些追溯性修改,大幅下调了对就业增长的评估。这类修订是常规操作,因为劳工统计局会纳入新数据,即便这次的调整幅度特别大。随着调查回应率下降,统计工作确实越来越难。但这并非渎职。
那公民呢?当政府解雇“裁判”时,我们都有理由怀疑: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一个明显的风险是,未来的劳工统计局局长可能会感受到政治压力,被迫篡改就业报告。更深层的风险是根本上的怀疑,是对制度信念的悄然侵蚀。如果我们连数据都不能相信,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大多数孩子都会学到,掀翻棋盘不会让他们成为赢家,只会让比赛结束。在民主制度中,同样的道理也成立。我们需要裁判,需要记分员。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领导者能够明白:公平地输掉比赛,远比靠强迫赢得比赛更光荣。
为什么?因为当总统掀翻棋盘时,结束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民主的碎片也会散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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