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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严重失衡的中国,3000万“光棍”如何谈恋爱?

By: 冯都
10 December 2025 at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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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严重失衡的中国,3000万“光棍”如何谈恋爱?

冯都
在美国,爱情与性——或是二者的缺失——已成为数以百万计受亲密关系困扰者的心头大事。《纽约客》杂志今年就曾发问:“年轻人的性生活充足吗?”而在中国,情况更为严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该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这些男性面临着更小的择偶余地,其中工薪阶层和农村男性寻找伴侣更是难上加难。
在我的长篇纪录片《恋爱游戏》(The Dating Game)中,我跟踪拍摄了一群单身年轻男性参加为期一周的相亲训练营的过程。而在上面这部改编自该片的短片《只有孤独者》(Only the Lonely)中,我捕捉到了另一层深意:全球范围内孤独的年轻男性追寻爱情的迫切与困境。“我从小就一个人,”年轻的外卖员吴(音)告诉我。“孤独的感觉,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唯一不同是,我学会了麻木。”但他还说,到了晚上,“这种感觉就会强烈袭来,从没有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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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

3 December 2025 at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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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

CRAIG SINGLETON
Yasuyoshi Chib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一个词就足以击碎大国自信的外衣。
上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对议员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或实施封锁将构成对日本“存亡”的威胁——根据日本法律,该表述意味着日本可以向海外派遣军队。
高市早苗只是将长期存在的认识说了出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危机将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但她的言论是迄今最明确的公开信号,表明东京可能协助台湾抵御潜在的中国侵略。
北京的反应就如同高市早苗这位保守派政治人物已经宣战。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其复活了二战期间为侵略行为辩护的军国主义言论,一名中国领事在网上发布了相当于斩首高市早苗的威胁。中国已经停止了一些日本产品的进口,试图劝阻中国人赴日旅游,并加强了在争议岛屿周边的海警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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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日本战时历史(包括野蛮侵略和占领中国)的愤恨挥之不去,北京经常猛烈抨击东京。然而,这一次,愤怒的根源在于更危险的事情:中国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一个基本目标——孤立台湾并迫使其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统一——正逐渐失控。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时间和压力会慢慢瓦解台湾。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定这一策略失败,他可能会比原计划更早采取更尖锐的施压手段。对地区安全而言,东京和华盛顿坚守立场,明确表示中国对台湾的胁迫将引发协调一致的回应将至关重要。
多年来,中国持续对台湾实施缓慢的外交经济挤压,同时配合近乎每日的军事演习和虚假信息攻势。这些行动始终游走在可能引发美日盟友介入的红线边缘。中国的目标很明确:让台湾人民相信抵抗是徒劳的,投降是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唯一途径。
高市早苗的言论戳破了这种逻辑。由于驻日美军基地是应对中国侵略的核心力量,她的言论是在警告北京,若大幅加强对台施压,极可能招致盟友联合反击。这种前景令北京深感不安,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阻止台湾的安全被视为一项共同的地区责任。
高市早苗发表声明的时机加剧了中国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担忧。
台湾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8年初举行。若执政的民进党——该党抵制北京的统一最后通牒——再次胜选,将延续自2016年开始的执政周期。在中方看来,这将巩固台湾的独特身份认同,使该岛的对抗常态化。若那样的结果发生,中国可能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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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入侵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确实增加了中国限制与台湾贸易的可能性——尽管两岸关系紧张,但这些贸易往来仍十分广泛,且对台湾经济至关重要——并增加对台湾周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和军事佯攻。这可能会大大增加意外冲突的几率。
北京需要在国内公众面前控制叙事,这增加了更多的波动性。每当共产党面临外部挑战时,就会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而这一次涉及日本,一个特别容易点燃中国怨恨情绪的国家,这尤其令人担忧。像中国现在这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会把共产党逼入棘手处境,未来对日本的任何妥协都将被视为背叛了它自己激起的公众怒火。
北京的担忧显而易见,习近平试图在华盛顿与东京之间制造分歧,直接呼吁特朗普约束日本。特朗普似乎没有上钩。根据中方对通话内容的解读,他只是礼貌地承认华盛顿“理解”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
特朗普的低调回应,加之其近期批准向台湾追加约10亿美元军售,似乎暂时粉碎了北京试图说服特朗普以贸易合作为筹码软化对台支持的希望。习近平如今面临着他本希望避免的局面:一位不愿在台湾问题上妥协的美国总统,以及一位敢于直言危机可能波及自己国家的日本领导人。
当前是关系到地区稳定的关键时刻。日本应保持坚定立场,美国应与其并肩而立。若任一方退缩,北京必将其视作施压奏效的证据。但如果华盛顿、东京及其伙伴明确传递信号——中国持续胁迫台湾将引发协同反制措施——就能改变中国的战略考量,使其清醒认识到:进一步升级可能引发北京难以掌控的更大范围对抗。
造成当前局面的并非高市早苗,而是中国多年来的持续胁迫。她的言论不过是将长期隐含的现实搬上台面——倘若北京持续对台湾施压,必然会牵动其他民主国家,因为台湾的命运如今直接关乎这些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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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假装沉默能维持和平,像高市早苗所做的那样,将各方共同面临的风险公之于众,反而能够更可靠地维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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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竞争的世界之巅,美国正给自己“挖坑”

28 November 2025 at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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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在与中国竞争的世界之巅,美国正给自己“挖坑”

LYDIA POLGREEN
在华盛顿,长达十年的激烈政治两极化刚刚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但两党却存在一个罕见的共识:由美国建立并主导的世界秩序正面临中国的威胁,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正当领导地位。
有一个词精准概括了这一论调——修昔底德陷阱,特指新兴大国挑战现存霸权国时引发的激烈冲突。在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是雅典成功挑战了斯巴达的霸主地位。而这一模式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新兴大国的野心与扩张几乎无一例外以流血冲突收场。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彻底颠覆了这一预设。在一片混乱中,本届政府单方面对美国亲手建立的全球秩序展开了彻底破坏——威胁发动侵略、滥用惩罚性关税、近乎抛弃长期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的回应大多是坚定维护现状。局势出现惊人逆转:如今执意触发修昔底德陷阱的,似乎是美国而非中国。在世界之巅,美国正在自我颠覆。
两党此前的这一共识如今已显露裂痕,而这一共识本身建立在对中国意图的误读之上。至少,三位东亚问题学者近期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上的一篇颇具争议的论文是这样认为的。作者写道:“中国是一个关注政权稳定、维护现状的大国,其对内政策重心远高于对外战略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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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清醒的分析基于对海量中国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涵盖官方讲话、学校课程等各类文本。研究结论令人瞩目:作者发现,中国公开宣称的领土关切从未超出其长期主张的台湾地区及相对狭小的边境地带。“中国的目标明确无误;中国的目标持久不变;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们写道。
中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并非向外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旨在巩固执政党在国内的执政根基。外界眼中所谓的激进举措,往往是为解决国内问题而采取的行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些人将其视为中国通过准帝国主义手段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举措。但论文作者之一、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泽诺比亚·陈(音)表示,该倡议的背后更多是国内考量,而非全球野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需求推动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她告诉我。她还说,除了长期坚持要求合作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承认台湾独立外,中国基本上并未将这些海外投资用作实现全球野心的杠杆,更没有强迫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
当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绝非高尚甚至善意的角色。其在南海的强硬姿态、在新疆的残酷镇压、对香港的整治行动,以及不顾台湾民众意愿、执意要吞并台湾的顽固诉求,都对亚洲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也违背了基本人权原则。近期中国与日本的外交争端升级——暂停日本海鲜进口并建议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更是彰显了中国的施压能力。
但无论这些行为多么残酷,都远未达到重构世界秩序的程度。中国似乎只是在现有体系内维护自身认为的历史诉求和内政主权,以一种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几乎没有资格指责的方式曲解规则。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一个即便手段强硬但以维护现状为目的的大国,还是一个试图按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大国,这两者所构成的挑战有着本质不同。
无论如何,认为全球应由单一霸权国主导的想法或许早已过时。“这并非单纯的美国相对衰落或中国崛起,而是相较于前几十年,权力分布更加广泛,由不同地区的多个大国共同掌握,”艾玛·阿什福德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书《群雄之首》(First Among Equals)中写道。“美国和中国虽领先于其他国家,但领先优势远不及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多极格局下的复杂平衡而非两极对峙才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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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特朗普并未妥善应对这一现实。在他一系列疯狂威胁中,近期以“持续纵容杀害基督徒”为由扬言对尼日利亚动武的言论或许最能体现他的挫败感。美国向来按自己的规则行事,但特朗普甚至抛弃了表面上对原则的尊重。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对我说:“声称‘某些国际法规则不适用于我们’是一回事,而宣称‘我根本不在乎国际法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
无论有没有特朗普,过去20年的军事冒险主义都已成为美国衰落的明显标志。“如果我们必须通过入侵这个并未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来维持霸权,那显然我们正在走下坡路,”进步派外交政策学者、《对抗危机》(The Rivalry Peril)作者范·杰克逊指出。“历史周期反复证明,当主导大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资源,扮演这种军事角色的时候,新兴大国就会崛起,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不乏衰落大国因侵略扩张而覆灭的案例:16世纪西班牙军事圣战式愚行、奥斯曼帝国晚期对民族主义的追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地位的无谓尝试。这些案例的结局如出一辙:在全球舞台上迅速丧失权力与声望。
当下的局势或许并非完全如此。尽管特朗普频频威胁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但除了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短暂空袭、轰炸加勒比海小型船只外,他似乎更热衷于动用军队管控美国公民。正如他对军方高层所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为海外军事冒险练兵。但人们很难不认为,对民主党执政城市的居民发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目标。
同样,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战与世界关系远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密切。这场关税战表面上是为了与那些“欺诈”美国的国家公平竞争,惩罚那些政策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芬太尼问题就是典型例子)。但近期最高法院就特朗普关税政策展开的辩论明确显示,这些关税的成本大多由美国民众承担,同时还绕过了宪法赋予国会的财政决策权。简而言之,这场关税战看似针对全球,实则伤害的是本国。
这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讽刺: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非但没有遏制中国,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美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痴迷于政权稳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管控民众;小心翼翼地守护周边势力范围,却对领导全球毫无兴趣;在民族主义的狂热氛围中,围绕专制领导人塑造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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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言辞激烈地抨击中国,但他从未真正成为对华强硬派,即便其身边部分人士一直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政策遏制中国崛起。事实上,他常常对习近平主席大加赞赏,习近平所拥有的那种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习主席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上月在韩国会晤时,特朗普曾这样献殷勤。
特朗普的赞美发生在美国接连退出自己协助创立的多边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之际。至于本周末在南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数月前就宣布不会出席,派遣副总统万斯代为参会。万斯在此前的国际场合一直扮演着严厉批评者的角色,说教欧洲国家要维护言论自由,还当面斥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难想象,他若在约翰内斯堡参会,又会发表怎样的言论。
但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了,因为特朗普本月突然宣布美国将全面抵制此次峰会,还荒谬地声称南非白人正遭受黑人多数群体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式暴力。“只要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持续下去,美国政府官员就不会出席峰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然而在周四,美国政府又突然改口,表示派遣一支规模小、级别低的代表团参会,但该代表团不会参与峰会讨论。
中国则在进行一场更具长远眼光、更精妙的博弈。作为习近平主席的首席特使,中国总理李强将率领庞大的官员代表团出席约翰内斯堡峰会,准备与全球主要经济体探讨新兴多极秩序下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渐衰落,如今它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以受尊重的伙伴身份,与新兴国家携手构建一个更公平的新型多极世界;要么执意追求通过霸权统治获得的、代价高昂且脆弱不堪的权力。特朗普选择了后者,而中国似乎选择了前者。哪条道路通向和平与繁荣,哪条道路终将走向毁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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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让北京知道,中国已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By: 杜如松
20 November 2025 at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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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让北京知道,中国已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杜如松
Photo illustration by Mr.Nelson design; Photographs by Getty Images
在大国政治中,总有一些时刻会让人清晰感受到地缘战略格局的变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峰会正是这样的转折点之一。
两位领导人在10月30日的会晤中同意暂停特朗普在今年发起的贸易战。但这次会晤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双方在韩国城市釜山达成的贸易战阶段性停火协议,而在于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已具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
中国不仅顶住了美国全方位的经济施压,更是通过运用自己在美国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稀土矿物与磁体领域,以更具威慑力的反制措施成功实施反击。在经历了数十年产业空心化之后,准备不足的美国既无意也无力作出回应。
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要明确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开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确切时点,他们也许会认为是特朗普轻率发起的贸易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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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性转折偏偏发生在一个至关紧要的时刻。
我们如今已经走过了这个决定性十年的前半程,两党战略家都认为,这十年将决定美国能否避免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落于中国之后。特朗普团队正采取紧急行动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贸易格局并重建国防工业基础。
最近这次峰会的结果可能会削弱这些重要的努力。
特朗普将会晤定位为中美“G2”模式,这是对盟友体系重要性的贬低,而美国既需借助盟友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又需依靠它们在海外牵制中国。同时,特朗普让北京看到它的胁迫工具确实行之有效,他有可能因此招来更多来自中国的施压,甚至让中国获得对其“美国优先”议程的否决权。
这一切本可避免。通往釜山之路始于特朗普的无谓挑衅。今年2月,他重启首个任期发起的贸易战,将中国商品关税最终提升至140%以上,却未预先评估美国自身的脆弱性或先夯实自己的供应链。相比之下,自2018年特朗普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北京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
被逼到墙角的习近平使出了他的杀手锏。4月,他暂停向美国出口稀土矿物及磁体——这些关键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至导弹等各个领域——这是他在拜登总统任内从未采取过的升级行动。鉴于美国可能进一步报复,这是一步经过计算的险棋。但习近平押注特朗普会让步。他赌赢了。5月,特朗普大幅降低关税并寻求冲突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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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鼓舞了中国,到了10月,北京再度挥舞稀土大棒,且大幅加码。它以新的美国口管制为由,建立全面许可制度,要求全球任何企业不仅采购中国稀土需获批准,连销售含微量中国稀土的产品亦需获得许可。
这种升级程度超乎想象,远远超出华盛顿曾采取过的任何手段,对美国和全球制造业而言犹如枪顶在了脑门上。
特朗普的团队原本准备了激烈的反制措施——从新的芯片管制到金融制裁——这些手段本可能迫使北京方面重新审视其胁迫策略。然而,特朗普最终退缩了,把这些选项搁置一旁,转而退回到他熟悉的关税措施——但自从他今春在北京停止稀土出口后取消关税以来,这种威胁已然失效。当两位领导人在釜山会晤时,特朗普先前的虚张声势已不复存在。他选择了降级冲突,并做出了包括再次降低关税在内的让步。
尘埃落定后,特朗普不仅向最大对手暴露了美国战略决心的局限性,更让美国处境较开启贸易战之前更为不堪。
北京恢复了从美国进口大豆——大豆是美国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但采购量已不及以往。中国将其新的稀土许可制度推迟一年实施,但由于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启用该措施,特朗普政府已经暂停了那些旨在对中国关联企业加强管控的出口限制措施。此外,中国承诺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因此获得了10%的关税减让。但这使中国的关税水平更接近美国的盟友与伙伴,从而降低了美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的动力。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失误产生的涟漪效应将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当美国连自身立场都无法坚守时,其盟友自然有理由怀疑华盛顿履行承诺的能力。北京在台湾等议题上试探美国决心的底气可能更足。毕竟,中国还掌握着其他的命门,包括对抗生素等数十种关键药物的医药原料生产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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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冬季入侵俄罗斯,这是许多军事将领付出惨重代价才领悟一个古老教训。其经济对应原则现在也同样明晰:在未消除自身脆弱性之前就对最关键进口品的主要供应国发动贸易战,这绝非明智之举。误将政治作秀当作战略谋划的特朗普之所以在与中国的较量中落于下风,不仅源于对习近平的误判,还因为他低估了美国对那些自己已不再掌控的供应链的依赖,以及对那些他屡屡轻慢的盟友的依赖。
建设并运用国家力量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光靠虚张声势是不够的,更需要耐心、规划,以及知道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收手的定力。
中国在实力尚弱时就深谙此道——它在数十年间稳步积蓄实力,避免过早地接受实力的考验。而轻率地将美国的主导地位视为理所当然的特朗普,直到此刻才逐渐领悟这个道理。

杜如松(Rush Doshi)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副主管。他是乔治敦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著有《长期博弈:中国削弱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大战略》一书。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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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比失业更痛苦?

18 November 2025 at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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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比失业更痛苦?

JESSICA GROSE
Eleanor Davis
老一辈人总爱对年轻一代的职场抱怨不以为然。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舆论似乎没完没了地评论我们千禧一代如何懒惰、自以为是,就像当年说X世代是懒虫一样。如今Z世代又被贴上“没法胜任工作”的标签,只因他们不求上进,或是想当网红——仿佛互联网摧毁了他们的理智。
Z世代其实不该背负这种草率的诋毁,因为过去十年间,找到并保住一份入门级工作的整个过程,已经变成了一场令人筋疲力尽、失去人性的折磨。
眼下的就业市场确实显得严峻。罗斯福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马多维茨形容它像“一场可怕的大塞车”。他说:“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就像在试图并入一条高速公路,而没人愿意让你进来。”像爱彼迎和Intuit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于如何保持精简、削减员工人数来换取短期利润几乎是津津乐道的态度
早在眼下的经济停滞期开始之前,职场的体验对年轻人来说就已经是煎熬了。今年早些时候,我的同事戴维·布鲁克斯与一名大四学生对话,后者称美国年轻人是“被拒绝最多的一代”,激烈的竞争已渗透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是享有特权的名校精英亦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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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今大多数求职申请都是在线提交的,比几十年前纸质申请的门槛低得多,所以每一个空缺职位都意味着要与上百个竞争者较量。资源稀缺和匮乏的感觉,则开始的更早,毕竟众多精英大学还在得意地宣称录取率达到了史上最低
如今人工智能更承担了初步的筛选工作,包括首轮简历筛选,这使求职过程进一步非人化,沦为游戏规则。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理查德·尹告诉我,当他的同学在金融业经过多轮面试后,他问及后续进展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你不明白。20场面试里至少有19场是和机器人在聊。”
尹告诉我,求职者如今都习惯在简历里堆砌自以为人工智能偏好的关键词,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闯过数字化筛选的关卡,获得与真人接触的机会,进而争取工作邀约。或者至少建立起真实的职场人脉。他称这是个“反乌托邦”的过程。
但踏入职场后,真正的反乌托邦才开始。年轻人感到工作中的指导扶持变少了,而微管理却无处不在。27岁的斯蒂薇·史蒂文斯现居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她告诉我,她在7月辞去了在一家展览设计与制作公司的全职工作,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过度审视却缺乏支持。她说,“经理们希望你在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完成六个人的工作。公司福利平平,难以获得职业成长或培训机会。”
史蒂文斯还提到她所谓的“监控国家的技术”——那些通过整合个人数据来评估工作投入度的应用程序——正是她感到被过度管理的来源之一。尽管如今自由职业缺乏福利保障且收入不稳,她却因能自主掌控时间与工作节奏而备感轻松。
过去几年,雇主一直在使用所谓的“老板软件”来追踪员工的工作效率。《纽约时报》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各个职业领域和薪资等级中,雇主都在监控键盘使用频次、移动轨迹与通话记录,并且会扣除他们认为员工在“偷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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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控方式并没有考虑到一些事情,比如同事间的交流、思考——你懂的,用大脑思考——更遑论给仓储工人留出避免身体透支的必要休憩。至少年长的员工还记得在这种监控无处不在之前的时代,如今他们的职位也足够高,有资本去抵制极端的监视行为。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七月份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的发现,因此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文件称美国年轻劳动者的绝望感在过去十年里持续上升。两位合著者——戴维·布兰奇弗劳尔和亚历克斯·布赖森——分析了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数据,这是一项针对40万名美国人的年度联邦健康调查,重点关注过去一个月中,劳动者经历的“不好的心理健康日”的数量,即那些“充满压力、抑郁和情绪问题”的日子。他们据此建立了一个“心理绝望指数”,并将不同人口、职业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的心理绝望程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布兰奇弗劳尔与布莱森发现,25岁以下职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其痛苦程度普遍与失业者相当——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才出现。绝望情绪的上升在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显著。去年,25岁以下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比55岁以上人群低了大约15个百分点。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在同年,其他所有年龄组的满意度都在上升。年轻劳动者的不满在过去一年里尤为明显——无论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市场的不确定性,还是新冠疫情后的倦怠与普遍不满交织形成的某种恶劣组合。
我打电话给布赖森,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年轻劳动者如此不快乐。他提出了两个假说。其一是,工作满意度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年轻人抬高了幸福预期,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与同龄人比较,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朝九晚五单调乏味,从而备感失落。另一个假说则与我从年轻人那里听到的情况一致:职场环境的确变得更糟了。
布赖森推测,虽然雇主可能并没有延长工作日的时间,但每小时被期待完成的工作量正在“加剧”,因为员工的每一个动作都被雇主记录和归档。这让员工觉得丧失了对工作的掌控力,而这种掌控感“是衡量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就是你觉得自己对所做的事情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像机器一样被人操控”,布赖森说道。
Z世代似乎对这种局面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反应。斯蒂文斯和尹都告诉我,他们认为创业现在可能比在公司打工更安全。尹说,他看到一位家人在一家财富500强企业工作了几十年,却遭粗暴裁员,这促使他重新审视传统职业路径。另一种反应则是加入工会。布赖森推测,美国年轻人中对工会支持度的回升,也许正是对抗这种痛苦的一种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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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人工智能革命中Z世代的命运将如何,我都希望长辈能对他们施以更多的同情而非不屑。至少我在二十多岁时遭遇的拒绝都是当面进行的——这如今看来竟成了我不曾珍惜的奢侈

Jessica Grose是观点文章作者,撰写关于家庭、宗教、教育、文化以及当下生活方式的文章。

翻译: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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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堕落:从革命者到逐利忘义

17 November 2025 at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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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堕落:从革命者到逐利忘义

AARON ZAMOST
Ben Denzer
我在YouTube工作的那个年代,爆款视频还只是婚礼舞蹈和七岁小孩牙科麻醉后产生幻觉的片段,某天我收到消息,公司斩获了皮博迪奖——这一奖项旨在表彰电子媒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叙事成就。评审委员会称赞YouTube是“兼具档案库与公告栏功能、既体现又推动民主的平台”。我没有把奖杯和其他奖项一起摆在大厅,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两年后我离职时,完全不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
很难将2000年代末那个理想主义的YouTube与2024年9月的YouTube联系起来——后者为了结特朗普毫无依据的诉讼支付了2450万美元,该诉讼源于1月6日事件后对特朗普账号的封禁。
曾几何时,科技巨头也为正义而战。2007年,谷歌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美国最宝贵的无线电波段实施开放性条件,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移动生态系统铺平了道路。Twitter为公开政府机构索取用户数据的频率而发起诉讼。2016年,苹果拒绝了协助联邦调查局解锁iPhone的命令,即便面临政府压力也坚决捍卫用户隐私。这些行动发生在不同党派总统执政期间,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将用户需求置于当权者利益之上。
用风险投资家里德·霍夫曼的话来说,2010年代初的硅谷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个地理位置。当时的硅谷领军者视自己为革命者:为普通人抗争、抵制根深蒂固的权威,同时创造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他们的产品也与这种姿态相符——摆脱运营商束缚的手机、不依赖汽油的汽车,以及让任何人都能创业的便携信用卡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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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昔日的革命者不再猛攻城门,而是躲在城堡里擦拭着他们的银器。
Meta的表现最为恶劣。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它就火速宣布拆除事实核查系统,随后以“主流话语”为名放宽仇恨言论规则。到1月底,Meta与特朗普达成协议,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了结他因1月6日事件后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被封而提起的诉讼。而此时特朗普重返白宫还不到10天。
如今这种妥协已成常态。4月,亚马逊公开否认有关其将在产品页面显示特朗普关税成本的报道。苹果近期屈服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压力,下架了一款能提醒用户附近移民海关执法局探员位置的应用。同样是这家苹果公司,2017年时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曾表示,“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并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批评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
到底发生了什么?
答案简单却令人沮丧:对科技公司而言,勇气无法随着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谷歌、苹果及其同行如今的行事作风已经成为自保至上的在位者,与它们曾经颠覆的东西如出一辙。它们行动更迟缓、言辞更谨慎,一心固守自己的优势地位。它们用自满取代了冒险精神——太过害怕冒犯总统、失去资源或招致传票。如今的科技巨头,先服务权力,再服务用户。
金融危机期间,公众对政府和华尔街的信任崩塌,科技行业成为最后屹立的产业——其领军者的理想主义与公众对它的信心相呼应。但随着它们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逐渐将企业自身利益置于用户之上,产品质量也随之下降。如今的科技行业与金融业越来越像:责权失衡,逐利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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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改变世界”的口号固然容易遭到嘲讽(也确实有很多人嘲讽),但公众对科技的信任至关重要。它能鼓励投资、提高新产品的接受度和信任度,还能吸引顶尖人才赴美。用科技高管能理解的话来说:信任是核心功能,而非系统缺陷。
乐观是科技商业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公司放弃原则的行为,正在侵蚀它们赖以增长的社会善意。如今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会伤害自己的比例(43%),远高于认为人工智能会带来帮助的比例(24%)。这种怀疑情绪(其中一些在本届政府执政前就已存在)可能引发实实在在的后果。信任谷歌和亚马逊的美国成年人数量几乎是信任Meta的两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数亿人购买了Nest和Echo设备,而你身边有多少人买过现已停产的Facebook Portal呢?
怀疑也让科技行业变得不那么令人向往。即便在入门级科技岗位变得稀缺之前,顶尖毕业生就已开始对入职科技巨头失去兴趣。2023年至2024年,Glassdoor的“最佳雇主”榜单中的科技公司数量下降了25%。科技行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我们都需要一个能获得公众信任的科技行业。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重大变革即将到来——涉及经济、文化,以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此刻绝不应成为公众对科技信任度跌入谷底的时候。新技术的普及依赖公众信任,不仅是对产品本身的信任,更是对产品背后的人和原则的信任。不幸的是,科技行业的领导者们成了自己最糟糕的代言人。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宣传话术,而在于他们的公信力。
多年来,硅谷一直是进步的象征。如今它背离了核心价值观,却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继承者——没有其他行业能以同样的方式为未来而战。当科技从英雄沦为反派,未来便显得群龙无首。而一个不再相信其创新者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国家,也将对其他事物丧失信心。
我至今仍好奇,当年我在YouTube收拾办公桌时,那座皮博迪奖最终去了哪里。希望接手这座奖杯的人明白它的意义所在。或许那个人还会记得曾经的YouTube——那个曾经有勇气赢得这座奖杯的YouTube。

Aaron Zamost是一名科技传播顾问,曾任Square的传播、政策和人事主管。加入Square之前,他曾在Google和YouTube从事传播工作。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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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

By: 高雨莘
14 November 2025 at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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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

高雨莘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每周一早晨,中国国歌激昂的旋律都会从街对面的小学飘进我在北京的公寓。身着校服的小学生们在新铺了草皮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方阵,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附近的街道两旁摆放着花盆,种着银杏树,还有号召公民热爱祖国的宣传标牌。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号召都显得多余。中国经济腾飞,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
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
当今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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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它是美国在塑造世界的能力方面唯一的对手。最近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两国领导人宣布贸易战休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而北京也乐于推动它:一个在外部挑战面前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国家。
这种强硬的外表在中国国内却被戳破,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黯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对于这种国家自信与民众疲惫之间的反差,中国人用“外强中干”这个词来概括。
许多人现在感到,正是那些让中国在海外显得强大的国家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看到政府更关心建立全球影响力、主导出口市场,而非解决民生挑战。几年前针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行动被普遍认为是中产生计受损的根源,同时财政资源被引导至那些政府认为更具战略意义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造船业。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供应链和加工领域的全球垄断在国内造成了空气和土壤污染
如今,人们感到一种苦涩的愤怒,他们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的牺牲品,无从发声。这种情绪很可能还会加剧。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政府的经济优先级蓝图——明确表示,将愈发侧重国家实力而非民生福祉。
今年4月,随着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北京能够抵御美国霸凌,凭借的是制度优势,如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中国互联网上的反弹迅猛。一篇热转的社交媒体帖子指出,政府在自夸时,普通人的日常挣扎——找工作、填饱肚子、教育子女——却“困难重重”。作者写道,与美国打赢贸易战意味着“准备牺牲一部分人民”。审查机构很快屏蔽了这篇帖子及类似内容。
多年前,中国人会出于政府几十年来灌输的条件反射式民族主义,为上文提到的那种《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如今,这种爱国情怀几乎被反映民生困境的声音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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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业率高到去年政府修改了统计方法,以得出更低的数字。即使新数字也高得惊人。据估计,约2亿人在零工经济中勉强维持生计。消费者中许多人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净资产缩水,而不得不削减开支,使经济陷入通缩漩涡
经济不安全感正导致人们放弃结婚和生育,加剧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民众不满也在拉大贫富差距——当多数人面临日益黯淡的前景时,公众对那些被认为利用经济或政治关系获取机会的既得利益者愈发怨恨。心理健康问题据信也在上升,过去几年一连串无差别持刀袭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便是佐证。
北京显然无法再指望条件反射式的爱国主义为其日益强势的外交立场背书。9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时,许多人公开质疑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
政府最近开始打击社交媒体上所谓“过度悲观”的内容——这清楚表明,它担心公众的不安会削弱自己的议程。但压制批评而非解决问题根源只会加深与人民的隔阂,使国家在对外政策重点与所需国内支持之间谋求平衡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
长久以来,中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下取得繁荣:共产党给予人民更多改善生计的自由,以换取政治服从。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政府不再履行其契约义务。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他以反复提及的“中国梦”——通过国家强大实现共同繁荣的承诺——给了人民希望。近年来,在政府宣传中已不再那么突出这一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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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许会说,那是因为其愿景已大半实现。更可能的是,共产党明白,在目睹梦想日渐黯淡的民众听来,这样的说辞已言不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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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告诉AI机器人一个“犯罪秘密”,你会被逮捕吗?

12 November 2025 at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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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告诉AI机器人一个“犯罪秘密”,你会被逮捕吗?

NILS GILMAN
Gaia Alari
元旦那天,乔纳森·林德克内希特据称问了ChatGPT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因为你的香烟引起了火灾,这算是你的错吗?”ChatGPT回答说:“是的。”10个月后,他现在被指控纵火——当局称他引发了一场小火,火在一周后复燃,最终酿成帕利塞兹特大火。
根据联邦起诉书,此前林德克内希特曾向聊天机器人透露数月前焚烧圣经带来的“奇妙”感受,还要求其创作一幅“反乌托邦”画作:描绘一群穷人逃离森林大火时,一群富人隔门嘲讽的场景。目前被告已作无罪抗辩。
联邦当局认为,这些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印证了林德克内希特的纵火心理、动机与意图。结合将其定位在初始火源现场的GPS数据,足以将其逮捕并提出多项指控,包括纵火破坏财产。
这一令人不安的进展为司法体系敲响警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AI聊天工具视为知己、心理治疗师和顾问,我们亟需建立新型法律保护机制,守护人机对话的隐私屏障。我称其为“AI交互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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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律特权都基于同一理念:律师与客户、医生与患者、神父与忏悔者等特定关系,依赖坦诚交流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若无隐私保障,人们便会自我审查,而社会也将失去诚实带来的益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格雷格·米切尔告诉我,法院历来不愿创设新特权,除非“保密性成为维系该关系的绝对必要条件”。如今,众多用户与AI的交互已达到了这一门槛。
人们越来越自然地与人工智能系统交谈,不再把它用作日记,而是视其为对话伙伴。因为这些系统进行的对话已与人类交流无异。机器似乎在倾听、推理、回应——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仅反映用户的思想和情感,甚至对其加以塑造。人工智能系统能像优秀的律师或心理治疗师一样引导人们表达自己。许多人之所以求助于人工智能,正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安全且负担得起的人类对象来倾诉禁忌或脆弱的想法。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设计使然。就在上个月,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宣布,其ChatGPT平台的下一代版本将“放宽”部分用户限制,允许用户让自己的ChatGPT“以高度人性化的方式回应”。
让政府获取这些未经筛选的交流内容并将其视为法律供词,将产生巨大的寒蝉效应。如果每个私密的思想实验日后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武器,AI用户必将自我审查,从而削弱这些系统一些最具价值的功能。这将摧毁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法律和财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所依赖的那种坦诚关系,把这种本可成为自我探索与自我表达的强大工具变成潜在的法律风险。
目前,大多数数字互动都属于“第三方原则”的范畴。该原则认为,任何自愿向第三方披露的信息——或存储在企业服务器上的数据——都“不具备合法的隐私期待”。这使政府能够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大量线上行为记录(例如谷歌搜索历史)。
但AI对话是否属于此种意义上的"自愿披露"?既然众多用户将这些系统视为私人顾问而非搜索引擎,法律标准就应当与时俱进,以反映这种保密期待。AI企业掌握的私人数据量,已超越任何心理治疗师或律师所能触及的私密范畴,至今却未承担明确的法律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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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交互特权”应在三个方面借鉴现有的法律特权。首先,为寻求咨询或情绪疏导而与人工智能进行的交流,应受到保护,免于在法庭上被强制披露。用户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的设置来指定受保护的会话,或在法律取证阶段主张特权,只要对话的上下文支持这一主张。其次,该特权必须纳入所谓的“警示义务”原则,即AI服务合理判定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已造成实际伤害时,有义务报告。第三,必须为犯罪和欺诈行为设立例外。若AI被用于策划或实施犯罪,相关对话记录应在司法监督下作为证据调取。
按照这种逻辑,林德克内希特的案件同时揭示了这种保护的必要性与局限性。他关于香烟引发火灾的提问,本质上等同于一次互联网搜索,不应享有特权保护;但根据“AI交互特权”,他关于焚烧《圣经》的坦白则应受到保护——那既不是犯罪计划,也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建立一种新的特权符合法律不断适应新型信任关系的演进模式。心理治疗师与病人之间的保密特权本身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承认,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保密对心理治疗具有重要价值。同样的逻辑如今也适用于AI:坦诚交互带来的社会效益,远超过偶尔失去某些证据的代价。
若放任这些人机对话处于法律真空,将导致公民终日担忧数字化自省可能某天成为呈堂证供。无论是与律师、治疗师,还是与机器的私密交流——都必须享有免于恐惧国家窥探的自由。

Nils Gilman是贝格鲁恩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也是《一颗谦逊之星的孩子:危机时代的行星思维》一书的合著者。

翻译: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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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悲剧

12 November 2025 at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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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悲剧

RON SUSKIND
1989年,时任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
1989年,时任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 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迪克·切尼已不在人世,但我们还将长期受他的政治遗产的影响。他写下了一本指南,教人如何超越宪法界限与法治原则来行使行政权力。唐纳德·特朗普不仅在续写这本指南,更是在全力创作续篇。
正是作为副总统的切尼引导经验不足的上司乔治·W·布什,将“行政权一元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带入现实。通过建立平行行政体系,任用直接效忠于自己的班底,他发动了反恐战争,为残酷刑讯手段、鲁莽军事入侵及大规模国内监控正名。他宣称国家紧急状态优先,从而摆脱了民主权力框架的制约。那些阻挡他的人——科林·鲍威尔、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保罗·奥尼尔——都遭到排挤。即便面临最严厉的警告,他仍在战争时期坚持为富人推行减税政策。
尽管这些举措都已堪称灾难,但特朗普对权力与违法行为的扩张更甚一筹,而且往往是以更可疑的“紧急状态”为名。说白了,这就是“没有实际战争的反恐战争”模式。而这一切,正是切尼奠定的基础。
这两个人在行事风格和手段上大相径庭。切尼偏好深思熟虑,着眼长远;而特朗普一贯凭直觉行事。切尼在推动战争的过程中,精心炮制看似可信的证据;特朗普根本不需要证据——他在Truth Social上发布的任何内容就是新的现实。切尼虽然冷酷自私,却仍尊重选民的意志;而特朗普,当然只在自己胜选时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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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国会山事件后,切尼与女儿莉兹毫不掩饰地成为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切尼强烈感受到特朗普连任的危险,甚至不惜背弃效力终身的政党,转而支持贺锦丽。对于这位始终深藏不露、以幕后掌权者自居的政治人物而言,这一转变非同寻常。
然而为时已晚。他试图唤醒的民众早已对任何警示总统权力越界或宣扬民主规范的说教充满怀疑。在摧毁美国民众对体制与领袖(包括切尼本人)的信任方面,切尼的历史作用恐怕无人能比。
虚假的战争理由足以造成这样的后果。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它的冲击直接落在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肩上。其中许多人后来加入了特朗普的愤怒与怨恨大军。
完整的因果链需追溯至数十年前。切尼曾任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助理,福特总统的幕僚长,在老布什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参与了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而在“9·11”袭击后的数月里,他是内阁当中经验最丰富的人。
刚听完一场关于基地组织领导人试图获取裂变材料制造炸弹的简报后,切尼说出了后来被称为“1%原则”的话:如果恐怖分子有1%的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也必须视其为既定事实。这种小概率绝对主义自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与金钱代价。
在战争开始之前,布什和切尼已被告知萨达姆·侯赛因实际上可能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告知公众。一旦巴格达陷落,真相还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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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试图说出真相的人,后果来得迅速而残酷。当大使约瑟夫·威尔逊揭穿了政府为开战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时,威尔逊的妻子被曝光是中情局的卧底特工。而当切尼的首席助手刘易斯·利比因与这次泄密事件相关的伪证和妨碍司法罪被定罪时,切尼向总统施压要求赦免,并怒吼道:“你这把负伤的好战士遗弃在战场上。”(布什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后来特朗普上任后实现了切尼的愿望。)
当特朗普轰炸那些疑似运载毒品的船只、编造入侵委内瑞拉的借口、设计忠诚度测试并残酷惩罚未通过测试者,以及宣布各种模糊的紧急状态与战争来为党派政治目标正名时,他实在应该停下来,抽点时间去感谢那位为美国示范如何践踏宪政的先驱。
即使切尼晚年发现了民主原则,但他亲手创造了特朗普如今纵横驰骋的政治生态。他当年对所有权力约束的蔑视为如今特朗普除赤裸裸的私利外蔑视一切的行径铺平了道路。

Ron Suskind是《1%原则》(讲述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和9·11袭击事件)和《忠诚的代价:乔治·W·布什、白宫和保罗·奥尼尔的教训》的作者。

翻译: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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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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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糟透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
Haiyun Jiang/The New York Times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深谙该行业成功的三大关键: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而事实证明,地缘政治的成功同样有三大关键:杠杆、杠杆、还是杠杆。但这并非特朗普在房地产领域热衷使用的那种“杠杆”(也就是债务),而是地缘政治杠杆——一种能将自身意愿强加于对手的力量。
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朗普成功推动加沙停火,是因为他同时获得了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杠杆,并巧妙加以运用。但他未能促成乌克兰停火,原因在于他拒绝动用手中所有杠杆针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杠杆减少中国对美的制造业出口——如今这一举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但收效甚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推行关税的方式混乱无序。
当然,特朗普依旧夸夸其谈,将近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吹嘘为自己赢得的大满贯——用他的话说,如果满分是10分,这次会面能打“12分”。但事实上,在此次会晤中,特朗普所做的不过是走出了几个月前他自己给中美关系挖下的坑。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市场对此次会谈成果“反应冷淡”,因为它只是“基本上恢复了5月时的状况”。
所以,若按棒球比赛的标准来评,他的成绩是三打数一安打,打击率为0.333。在棒球界,这样的成绩足以入选全明星赛;但在国家间的博弈中,这样的表现只会让你降级到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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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只有0.333?我们不妨聚焦中国——这个当前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议题。
分析中国问题,必须从一个事实入手: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重创,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蒙受巨额损失并背负债务。不出意外,他们开始缩减开支。据我所知,去年3月我在北京、上海看到的那些半空的餐厅,如今经营状况更糟了。
简而言之,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国内消费萎缩,因此中国从海外的进口量也在下降。中国政府本应通过提高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水平(而非最低程度保障)来刺激国内消费,但他们选择的是投入资金建造更多工厂,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
正如《纽约时报》负责中国报道的同事储百亮(Chris Buckley)上周所写:“在赴韩国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的几天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阐述了中国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该计划“清楚地表明,北京意在进一步加强工业和技术实力,即便中国的贸易伙伴正担忧,中国不断扩张的出口正在削弱他们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中国的这一做法完全不计后果。另一位《纽约时报》同事柏凯斯(Keith Bradsher)1月从北京发回报道称,中国“目前生产约三分之一的全球制成品”,这一比例“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英国的总和”。
因此,特朗普应对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和往常一样,他在正确的问题上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要拥有真正的杠杆,关税必须被纳入一套隐秘的总体战略,而特朗普这种先开枪、再瞄准的策略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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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若想推动中国做出改变,不应采用高调、随意的方式——这种方式只会让中国领导人难堪,进而引发抵触。正确的做法是开展长期的秘密谈判。
其次,若要以经济制裁威胁北京,你必须清楚中国有能力用什么手段来反制。我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我怀疑,特朗普在宣布对中国加征新关税时从未咨询过任何专家——除了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否还有其他有效的报复手段。
我认为特朗普没有咨询过,因为若他事先知道习近平手中握有比他的关税威力大十倍的经济武器,那么特朗普曾一度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145%关税的行为堪称愚蠢至极。
高盛集团的数据显示,这种武器便是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控制着17种稀土元素69%的开采、92%的精炼份额,以及98%的稀土磁体制造。稀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技术领域,而稀土磁体更是大多数电动汽车电机、半导体、智能手机、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无人机、雷达、战斗机、导弹及海上风力涡轮机的核心部件。
若中国为回应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真的实施了削减稀土出口,美国乃至全球的制造业都可能大幅放缓,甚至陷入停滞。
当习近平亮出这张底牌后,特朗普的杠杆大幅削弱。他迅速指派财政部长出面劝说中国将稀土出口限制政策推迟一年,作为交换,美国大幅降低关税,并暂缓对中国实施部分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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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迈克·泰森那句名言在地缘经济领域的写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直到被人一拳打在脸上。
最后我要重申,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中国输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本身是正确的——如今亦然——因为中国在贸易中并未遵守公平规则。中国迫使美国企业与享受大量政府补贴、且在出口制成品领域严重产能过剩的中国工厂竞争。有限时效的关税若运用得当,可为美国制造商争取发展空间,发展本土替代产业。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套全面的战略——而特朗普恰恰没有。
当前,美国企业正努力与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出口产品竞争,特朗普却让美国公司更难从国外招聘高技能工人。他加征的关税推高了美国制造商所需钢材原材料的成本;他大幅削减政府资助的关键科研项目——而这些项目对美国与中国竞争、甚至保持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他还对几乎所有美国的核心盟友加征关税,而我们正需要这些盟友的支持,通过集体行动对华施加压力。这完全是一套前后矛盾的战略。
然而,习近平如今或许握有杠杆,但他同样在进行一场高风险博弈。通过动用贸易中的“核武器”——即威胁削减稀土出口,习近平虽令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恐慌,却也促使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启动紧急计划,寻找中国这些关键出口产品的替代来源。这一过程虽需时日,但已然启动。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世界其他国家绝不会任由中国夺走所有制造业岗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开始大幅冲击蓝领与白领工作岗位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引发全球强烈反制的风险。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中关系一直是维系全球大国间相对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基于这一重要性,美中两国政府需要的是长期而平静的对话——而非一场漫长而喧嚣的双输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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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美中关系真的走向“破裂”,天呐,等到失去时,我们才会念它的好。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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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只是输掉了与中国的贸易战

By: 纪思道
30 October 2025 at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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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只是输掉了与中国的贸易战

纪思道
在计划于周四举行的中美峰会后,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吹嘘自己的谈判技巧,其助手可能暗示他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我建议你对此翻个白眼。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中关系,而特朗普把它搞得一团糟。他发起了一场美国一直在输的贸易战,即便本周双方正式达成休战协议,也很可能是以中国掌握主动权、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形式收场。
今年4月,特朗普贸然宣布“解放日”关税政策时严重误判了形势。他似乎认为中国很脆弱,因为中国对美出口远大于进口。但他显然没意识到,中国采购的大豆等商品完全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而中国如今已是稀土领域的欧佩克,美国根本没有替代来源。中国控制着全球约90%的稀土产量,还是六种重稀土的唯一供应国,同时在稀土磁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稀土和稀土磁铁是现代工业的关键要素。无人机、汽车、飞机、风力涡轮机、众多电子产品以及大量军事装备的制造都离不开它们;没有这些资源,美国部分工厂将被迫关闭,军事供应商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仅一艘潜艇就可能需要四吨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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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争端中把稀土控制权变成武器是完全可预见的,2010年中国就曾对日本采取过同样的手段。果然,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两天后,中国就宣布对部分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并在本月大幅扩大了管制范围。
很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美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就显而易见了,美国经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大豆的依赖。
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谈判代表已就中美贸易协议达成“实质性框架”。若该框架落地,美国似乎将削减并取消关税,中国则会暂停最新的稀土出口限制,并恢复大豆采购。表面上看,这像是回到了贸易战前的状态,但实际上更像是我们主动发起冲突后投降,最终陷入更弱势的境地。
这是因为,这场争端促使中国将稀土控制权用作武器,并将其作为长期施压美国的大棒。事实上,习近平主席若同意暂停稀土出口管制一年,将是一步高招——既能让中国保留对美的杠杆,又不会造成太大混乱,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全力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近乎垄断地位。
在上周末的一场会议上,我向满屋子的国际关系专家提问,请他们举手表态:谁认为美国将在贸易战中获胜,谁认为中国将获胜,谁认为尚难判断。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将获胜,且目前占据上风。
如今特朗普已经迫使中国将稀土用作武器,但美国根本无法快速找到替代来源(多年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本应更努力地发展稀土矿山和精炼厂)。加拿大大型矿业公司力量金属矿产首席执行官特里·林奇告诉我,西方需要开展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行动来发展稀土产能,但即便如此全力以赴,也可能需要五到七年才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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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们将不得不与中国达成协议,”他说。
实际上,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后很快发现,自己的关税武器陷入了短兵相接的战场。这个贸易霸凌者意外陷入被霸凌的境地,于是开始讨好中国并做出让步。
特朗普先是降低关税(之后又威胁加征新关税),放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在存在严重国家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允许TikTok继续在美国运营;他阻止台湾领导人访美,有报道称他推迟了对台军售。正如美国进步中心所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处于战略性失控状态。”
这正是我对未来几年的担忧。习近平看清了我们的弱点,明确了自己在双边关系中的优势,也明确了特朗普是那种在压力下会妥协的弱者——即便在安全问题上也是如此。而且,由于特朗普背叛并得罪了盟友,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再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
习近平或许会暂停稀土限制一年,但我认为他不会让美国建立稀土储备。美国企业获取稀土用于制造战斗机和潜艇的难度很可能会加大——公平地说,在某些方面,习近平只是在对美国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
无论如何,暂停稀土出口许可一年或许只是为了提醒美国领导人——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因为这些限制是全球性的)——他们是多么脆弱。其目的很可能是促使各方在台湾,以及新疆和西藏人权指控等中国关心的问题上,采取更顺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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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或许正是习近平的考量——借助中国新获得的贸易杠杆,在不发射一枚导弹的情况下,增强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
习近平主席可能会明确或隐晦地以限制稀土出口为威胁,促使特朗普减少对台湾的支持,或缩减在南海的巡逻力度。若特朗普妥协,将是美国在亚洲的重大挫折,也是中国影响力的巨大提升。美国盟友会因太平洋地区美国实力的削弱而心惊胆战,中国在台湾海峡发动侵略的风险也将日益加剧。
因此,当你听到特朗普及其助手吹嘘与中国达成里程碑式协议时,别忙着喝彩。我们美国人可能不仅输掉了一场贸易战,更将在未来数年丧失大量全球信誉与影响力,这将被全世界视为美国衰退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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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到特朗普,强人统治让世界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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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到特朗普,强人统治让世界更加危险

ERICA FRANTZ, ANDREA KENDALL-TAYLOR, JOSEPH WRIGHT
Damir Sagolj/Reuters
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会面时,全世界都会关注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框架性的贸易协议,并最终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恢复持久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不要对此抱太大期望。
无论他们在韩国的区域峰会上计划好的会晤中发表什么言辞、达成什么协议,都不过意味着两位领导人之间短暂的休战,他们不受国内或制度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立场。
欢迎来到新的强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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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今世界看起来紧张不安,联盟正在破裂,暴力冲突不断出现,动荡习以为常,那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由领导人凭个人意志而非规则和共识统治的世界所产生的早期震荡。
像这样的领导人在全球各地不断涌现——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尔、突尼斯的凯斯·赛义德、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以及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威权统治者,比如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朝鲜的金正恩。
而现在,在美中关系中,这是第一次由两位具有相似政治风格的领导人掌舵两国。其后果——至少在未来四年里——可能会十分深远:更多的冒险行为、更大的不稳定性,以及更高的误判与冲突风险。
特朗普与习近平,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当然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然而,两人都试图将各自的政治体系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特朗普已经劫持了共和党,将其变成了个人的政治工具。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程度之深,甚至足以让毛泽东感到羡慕。
他们在国内缺乏制衡,这让他们在达成协议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也使任何潜在协议变得脆弱,容易发生变化。强人式领导者可能是不可靠的国际合作伙伴。在被忠诚者包围、权力制衡被削弱的情况下,他们在违背承诺或突然改变路线时,几乎不会面临国内后果。我们已经从这两位领导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未能履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做出的贸易承诺,而特朗普本人今年也多次宣布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却又很快撤回。
缺乏制约会对全球安全不利。由于强人领导者不会被追责,他们就不必履行承诺,因此他们的威胁缺乏可信度。在虚张声势中,各方往往难以判断真正的红线在哪里——例如,特朗普曾多次向普京发出关于乌克兰停火的最后通牒,而后者则一再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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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行为的护栏逐渐消失,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威权领导人——周围都是一味迎合其意志和政策信念的应声虫——更倾向于冒险、发动战争并升级冲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一群阿谀奉承者的拥簇之下,普京对乌克兰作出了严重误判,发动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特朗普在加勒比地区据称未经司法程序就处决涉嫌毒品走私者,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威胁攻击,这些行为与前者属于同一种冒险倾向。同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所采取的嚣张军事行动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国家间的冲突已经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领导者掌权下,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
强人统治的影响也渗透到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之中。
这样的领导者更有可能攻击中央银行等国内独立机构,正如特朗普针对美联储的做法,这可能会刺激通胀并降低经济的可预测性。在个人专制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往往受到损,因为权力倾向于集中在精英手中,依赖稳定政策的私人投资受到抑制,而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则被忽视。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发起的贸易战已经造成经济扰动,并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测。
强人领导者往往会为自己及其忠诚追随者谋取私利,同时通过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破坏本国经济。例如,据报道,习近平的家族已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与此同时他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政敌。特朗普不受约束的第二任期也恰逢其家族在中东房地产、加密货币及授权费等交易中的参与激增。
随着威权领导者制造对于“内部敌人”的恐慌,镇压也随之加剧。习近平政权拘禁或压制持不同意见的记者和人权律师,夸大新疆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以便为极端镇压寻找理由,并以“国家安全”为名剥夺了香港曾享有的自由。特朗普政府则发动移民突袭,并向民主党的票仓部署国民警卫队,破坏私人财产并拘留美国公民。其发起针对政敌的起诉带有明显政治动机,并试图对独立的美国政府机构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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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体制和规范造成的破坏可能造成深远影响且难以逆转。以波兰为例,2015至2023年法律与公正党及其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执政期间,司法系统的独立性遭受严重侵蚀,如今重建工作面临重重挑战。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情况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常态。只有在上个世纪左右才开始采取更集体决策的治理方式,尤其是在战后时期,稳固的制度、联盟和规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和平与繁荣时代。
那个时代正在消退。本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与其说给美中关系带来稳定和信心,不如说可能意味着另一件事:强人统治的不确定性和动荡的回归得到了证实。

Erica Frantz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也是查尔斯·F·凯特林基金会的研究员。Andrea Kendall-Taylor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Joseph Wright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们合著了《The Origins of Elected Strongmen: How Personalist Parties Destroy Democracy From Within》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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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距离战争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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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距离战争仅一步之遥

ERIC ROSENBACH, CHRIS LI
Joeal Calupitan/Associated Press
2023年5月26日,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一架中国战机在危险接近处倾斜飞行。几个月前,在同一海域,一架中国战斗机距离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仅约六米,迫使后者采取规避行动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空军海军力量之间的此类危险拦截和不安全相遇事件激增,而且似乎没有缓和的迹象。8月,中国发布了一段视频,称其显示了中美直升机在台湾海峡险些相撞的画面。中菲船只在南海的对峙已成为常态,本周,澳大利亚称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危险接近澳大利亚空军飞机的距离释放了干扰弹
此类事件升级为实际冲突的风险空前之高。然而,与美苏对抗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中军事力量之间几乎没有可靠的实时沟通机制来化解意外危机。
特朗普总统计划本周在韩国举行的一次地区峰会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已明确表示自己的对华优先事项是达成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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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贸易依赖于和平与稳定。通过努力为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危机管理系统奠定基础,特朗普可以确保自己成为将两个大国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拉回来的总统,从而留名青史。
历史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核灾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或许是最令人胆寒的例子。
美国和中国也曾危险地接近交火边缘。
2001年,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海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中国飞行员丧生,美国飞机紧急降落在中国的海南岛,机组人员被扣押。随后是长达10天的对峙,直到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进行了微妙的外交斡旋才得以解决。
此类危机化解模式在当下能否复制,尚不得而知。中国比2001年时更自信,军事力量也更强大,而且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更易激化,双方的民族主义压力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美国和苏联之间则不同。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是死敌,双方有建立可靠制衡机制的智慧。它们在发射导弹前会相互通知,达成一系列透明度要求,以便双方都能判断对方的活动是演习而非攻击,并遵循旨在减少冲突可能性的安全协议。即使在紧张局势加剧时,这些保障措施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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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畅通的联络渠道至关重要,其价值不可低估。
2015年,俄罗斯大幅增加了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本文的一位作者协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邓福德,重新开启了因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而在一年前中断的美俄军事沟通渠道。我们采取措施避免在叙利亚发生意外冲突,而此类冲突也并未发生。
多年来,中美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军事接触,但从未有过像美苏之间那样可靠的保障体系。而且中国多次因愤怒而切断所有军事交流,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佩洛西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之后。
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同意重新建立军事对话。但这一协议是在拜登总统任期后期达成的,没有完全落实。沟通仍然不稳定且不充分,主要是政府或军方高层之间偶尔的电话以及其他零星的接触。这种脆弱的框架无法像定期、可预测的接触那样,迅速化解海空潜在事故,而且在紧张时期仍然容易破裂。
最近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上个月,国防部长海格塞思致电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这是特朗普政府为纠正这一军事盲点迈出的实质性一步。但一次性的视频通话和设立热线等常规措施是不够的。在2001年的危机中,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乔·普理赫一开始无法联系到中国高级军事官员,“他们不接我的电话,”他说。正如前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所说,过去,中国不愿使用热线,这意味着美国的电话“只能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响上几个小时”。
中国已暗示有新的接触意愿。一位中国军方发言人在9月下旬表示,北京“愿意”以“高度的稳定性”为名,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关系。2017年,习近平主席曾亲自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军事关系可以在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中起到稳定作用。他的话在当时是对的,而且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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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应该利用这一势头,建立一个常态化、持续性、实时性的军事接触体系。这可能是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

Eric Rosenbach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国防、新兴技术与战略项目主任。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全球安全的助理部长,以及国防部参谋长。

Chris Li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科技与地缘政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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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超级大国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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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超级大国自杀行为

REBECCA LISSNER, MIRA RAPP-HOOPER
Aleksey Kondraty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下周,全球目光将聚焦首尔。届时各国领导人将齐聚此地,举行一场重大经济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自2019年以来首次会晤。两位领导人都希望此次会晤能稳定两大强国动荡的关系。但即便中美贸易战出现缓和,也难以重建外界对美国经济领导力的信心。特朗普持续单方面、不可预测地施加天价惩罚性关税,已颠覆了美国主导80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
特朗普对华盛顿战后为巩固自身权力与特权而设计的法律和制度发起了冲击,关税行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世界正努力理解,当全球霸权国家背弃支撑其统治的体系时,这意味着什么。在缺乏未来计划且没有自然继任者的情况下,美国不仅在加速自身的衰落,更将世界推入一个混乱的新时代。
纵观现代史,战争屡屡摧毁全球体系,新的结构则在废墟中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设计出一套管理国家间关系的体系,旨在让饱受战火摧残的世界重获繁荣,并防止未来的冲突。联合国成为这一体系的主要治理机构,而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规则与制度也随后逐步建立。当时的美国处于国家力量的巅峰时期,而且是唯一一个未遭全面战争蹂躏的同盟国,成为这一新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与操盘者。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同样惠及了美国的伙伴。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为众多国家创造了稳定性、可预测性及政治经济收益。华盛顿之所以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权力,是因为它认识到:相较于胁迫手段,争取他国认同更能有效地推动其全球目标。尽管这一全球秩序无疑存在缺陷且在多方面已显陈旧,但当特朗普于今年1月开启第二任期时,它仍为华盛顿提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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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特朗普政府正展开一场系统性的“焚毁行动”。“战后全球秩序不仅已经过时,它现在还成了一种被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马可·鲁比奥在1月的国务卿任命听证会上如此说道。特朗普政府非但未推行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反而实施了沉重的关税,不仅惩罚了像中国这样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也连带惩罚了美国的盟友以及本国消费者,后者不得不承担因关税带来的更高物价。
特朗普不仅没有维护主权与不侵略原则,还威胁要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而当俄罗斯侵犯北约领空时,他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拉拢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以及朝鲜的金正恩等专制领导人,却暗示华盛顿可能不会保卫其民主盟友。
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超级大国自杀行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全球主导力量主动拆解支撑自身领导地位的体系,尤其是在这一体系仍为其带来巨大利益之时。
这一时代的终结不会以一次剧烈震荡告终——不会出现那种在历史上催生新世界秩序的“大爆炸”式事件。实际上,未来几年几乎可以肯定,将是一段混乱的过渡期,其轮廓正逐渐显现。美国仍将极具影响力,尽管其行为可能依然反复无常、流于表演。旧有的机构无疑会继续存在:联合国仍将召开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官仍会审理案件,但这些机构克服成员国间竞争与冲突本能的能力将显著减弱。而从疫情到气候变化,再到人工智能等全球共同挑战,或许将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应对。
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几乎注定也将更加暴力。今年已然血腥异常——南亚和东南亚爆发了武装冲突,以色列对卡塔尔、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伊朗发动了袭击,苏丹、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加入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并单独对胡塞武装以及加勒比地区发动了打击。特朗普宣称自己渴望和平,但除最近的加沙停火外,他似乎更热衷于游说,让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非致力于让和平协议真正落地、持久生效。
这些冲突可能还会蔓延至经济领域。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正在取代以自由开放贸易为核心的主导理念,美国正以一个世纪以来最高关税走在这场转变的最前列。经济解体不仅将拖累全球增长,还会让各国为争夺资源——从关键矿产到先进半导体——而相互竞争,陷入新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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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新的秩序力量,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种力量即将出现。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它尚且无力接过美国的衣钵。北京追求的是一个对专制政体安全的国际环境,使其能够在国内巩固党内控制,并在海外不受干扰地扩大影响力。但中国既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减少冲突、创造金融稳定,也没有应对核扩散等跨国威胁的有效方案。
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民主盟友或许仍能联合起来,尽力维护自由国际秩序中残留的部分。从整体上看,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在经济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各国国内对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的抵制可能会阻碍它们的雄心。
许多年后,一位美国总统或许有机会与其他全球领导人携手,共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并遏制中国的崛起。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面对自1945年以来最接近“地缘政治白板”的局面。新的愿景有可能将混乱转化为重塑的机会:通过与特定美国盟友深化技术、经济与安全合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或建立让领先企业与各国合作的机构。今天在为那一刻做准备的政治领袖首先必须意识到:已无法回到旧有格局。

Rebecca Lissner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她曾担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拜登总统的副助理。Mira Rapp-Hooper是亚洲集团的合伙人,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高级研究员。她曾担任拜登的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两人合著有《开放的世界:美国如何赢得21世纪秩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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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中国学生于门外?但也许他们已不需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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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中国学生于门外?但也许他们已不需要美国

BETHANY ALLEN, JENNY WONG LEUNG
Arne Bellstorf
特朗普总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希望阻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顶尖高校的战略性技术领域
这一举措的核心在于担心美国在与中国的科技竞赛中落后。前联邦众议员、对华鹰派人士迈克·加拉格尔称,美国为一个致力于“在新兴技术领域超越美国”的国家培养研究人员是“荒谬的”
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惊人的新现实:中国已经在科技研究领域超越了美国。中国学生要想在塑造未来的领域获取世界一流研究经验,已经不再需要到美国来。禁止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进入美国校园,只会将更多人推向与中国国防部门日益融合、旨在增强国家实力的中国学术研究体系。
我们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团队汇编的数据显示,美国高校在数十个新兴技术的前沿研究中落后于中国大学。我们梳理了Web of Science这一全球最全面的同行评审研究数据库中索引的数百万篇科学论文,识别最有影响力和最有冲击力的研究。然后,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对全球大学在64个关键技术领域的表现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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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现令人震惊。
中国在其中57个领域位居全球第一。在大多数领域,中国大学不仅居于首位,还在前十名中占据多数。
根据这些指标,基于所有技术领域的综合表现,全球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它在64个领域中有29个进入全球前十,在人工智能算法和硬件加速器、对抗人工智能以及自主系统运行这三个领域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表现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仅在十个研究领域进入前十,并在其中两个领域排名第一。
我们发现,综合表现最好的十所大学中有九所是中国大学。这还没有将中国科学院等非大学机构纳入考虑,如果纳入统计,中国科学院将是全球表现最好的机构,在64个学科中的28个位居第一。
当然,基于已发表科学论文的数据无法反映全部情况。中国大学仍无法提供哈佛和耶鲁等美国大学在多种学科全面教育方面的高排名。
但高科技研究表现往往带来产业主导地位。在支撑中国已经主导的产业领域(如无人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或快速进步的领域(如核能和机器人技术),中国机构在我们的技术排名中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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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还在构建一个连接学术界、工业界和国防部门的国家创新体系,旨在增强中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根据我们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前60所顶尖大学中,有数十所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军民两用的前沿技术。其中一些项目由华为等中国顶尖科技公司联合创立。中国还加强了顶尖大学与国有国防企业集团之间的研究合作,为技术突破直接流入军事用途创造了渠道。
这一不断扩展的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职业机会激励学生在中国学习,加速他们进入战略产业的职业生涯。这还意味着国家可以将最优秀的人才保护在一个政治上安全的国内体系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接触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机会。
北京正在大力投资。今年3月,中国宣布计划设立138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专注于量子计算、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技术的初创企业。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过去,没有其他国家能与美国顶尖大学竞争——这些大学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强化学术探究自由等核心美国价值观,并提升国家声望。近期限制中国学生入学的提案,意味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已将进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视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慷慨恩惠。
中国正在挑战这一观念。
中国的各大高校已经在吸引更多外国科学家学生,其中许多人被研究机会吸引,或因特朗普的政策和高昂的美国学费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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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很快会面临一个美国大学必须为全球顶尖学术人才展开激烈竞争的世界。待大学申请季到来时,注重性价比的美国STEM学生甚至可能开始考虑中国大学——其中许多学校提供英语课程且费用低廉。
所有这一切,让中国有资格在科学这一人类成就的关键领域内宣称它占据领导地位。切断有前途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的机会,只会加速这一趋势,将更多中国顶尖人才导向习近平的超级大国建设项目中,从而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Bethany Allen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中国调查团队负责人。她是《北京规则:中国如何利用经济武器对抗世界》一书的作者,现居台湾台北。

Jenny Wong Leung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络、技术和安全项目的高级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她常驻澳大利亚堪培拉,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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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时候学会承受“更少”和“更糟”了

17 October 2025 at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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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时候学会承受“更少”和“更糟”了

ANDREAS RECKWITZ
Grade Solomon
从启蒙运动开始,进步就成为西方的世俗信条。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未来必将超越当下,正如当前超越过去。这种乐观的信念不仅仅体现在文化或制度方面,更是全方位的:一切都会更好。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损失无处容身。
到了今天,这种文明信仰正受到严重威胁。在欧洲和美国,损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况。它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塑造集体视野,渗透到政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主流中。问题不再是能否避免损失,而是那些将想象力牢牢系于“更好”和“更多”的社会,是否能够学会承受“更少”和“更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轨迹。
最触目惊心的是环境方面的损失。气温上升、极端天气、栖息地消失以及整片区域的毁灭,都在侵蚀着人类和万物的生活条件。比目前的破坏更具威胁性的,是对未来浩劫的预期——这种情绪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气候悲伤”。此外,减排策略本身也会带来损失:我们必须告别20世纪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曾被誉为现代进步的标志。
经济的变化也带来了损失。曾经因繁荣而闻名的整片区域——美国的锈带、英格兰北部煤田、法国小镇、德国东部——现在都陷入了衰退。20世纪中期那种向上流动似乎是自然规律的乐观情绪,已被证明是历史的特例而非常态。事实证明,那只是一段历史插曲。去工业化和全球竞争将社会分裂为赢家和输家,大部分中产阶级正目睹自身的安全感不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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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欧洲已经成为一个老龄化的大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而年轻群体的比例继续萎缩。随着活力感的丧失,很大一部分人——以及他们的家庭——面临着深切的失落体验。一些人口锐减的农村地区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据点。
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公共基础设施普遍衰弱。美国的教育系统、英国的医疗服务和德国的交通网络都承受着压力,这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维持自身能力的怀疑。住房短缺和荒唐的价格机制——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区——让大部分中产阶级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和对社会地位下滑的恐惧。
然后是地缘政治的倒退。冷战结束后,人们曾期待自由民主与全球化将势不可挡地推进,但这一预期已然破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的威权主义自信以及多边机构的退缩,都表明曾经被认为不可逆转的自由秩序正在受到侵蚀。一种历史逆转的感觉隐约出现:取代持续民主化进程的,是竞争与暴力的卷土重来。这也是一种损失,不是物质财富的损失,而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损失。
当然,损失对现代社会来说并不新鲜。然而,它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因为现代精神假定的是活力与进步。现代世俗的进步宗教倾向于排斥损失。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都以不断创新和增长为前提;自由主义政治承诺不断提升的福祉;中产阶级的生活建立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实现的扩展期望之上。现代社会的理想是从不失去。这种否认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谎言。
然而,这种隐瞒已经不可能了。损失成倍增加并引发关注,而对进步的信心正在动摇。一旦社会不再相信未来必然会更好,损失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谁也不能保证它们只是短暂的插曲;很快,它们开始变得不可逆转。这构成了当今危机的基础。由于损失的体验与永无止境进步的现代承诺相矛盾,普遍的怨愤情绪随之蔓延。
在这种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难理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民粹主义政治都在利用人们对衰退的恐惧,并承诺复兴:“夺回控制权”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民粹主义引导人们对已消失之物的愤怒,但只提供复苏的幻想。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应对损失?除了民粹主义政治和对进步的天真信念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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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答案是有复原力的政治。这种策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虽然负面事件无法避免,但相对的保护是可能的。其目标是加强社会韧性,减少其脆弱性——加强卫生系统、保障全球安全、稳定住房市场、捍卫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复原力政治接受损失,但力求让社会至少能规避部分损失。
第二种策略是将损失重估为潜在收益。特别是在生态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观点——某些损失可能会带来解放而不是贫困。化石燃料驱动的生活方式究竟是真正的进步,还是伪装成进步的毁灭死胡同?放弃这种生活方式会不会带来更丰富、更少狂热、更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在这里并非否定进步,而是重新定义进步,将其转移到幸福和可持续性的新坐标中。
第三个策略涉及西方社会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和生态损失主要在穷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边缘人等特定群体中积累,而其他群体安然无恙,就会产生深刻的问题。为了公平起见,对收益和损失进行重新分配是必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项政治任务。
即便如此,复原力、重新定义和再分配并不能完全消除损失。工业现代化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质化的中产阶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可能回到气候变化之前的世界,也不可能回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主导的单极秩序。
那么,必须有一个最后的策略:承认和融合。借鉴心理疗法理论,这种方法认为既不应该否认损失,也不应该将其绝对化。否认会产生压抑和怨恨;执着则会令人无能为力。整合意味着将损失编织到个人的生活故事和集体的叙述中,让它变得可以忍受,而不是轻视它。
对自由民主制来说,其影响是决定性的。如果政治继续承诺无止境的改善,它将助长幻灭情绪,并增强那些因期望落空而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学会表达一种更加矛盾的叙事——一种承认损失、直面脆弱、重新定义进步和追求复原力的叙事——它们反而能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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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大眼睛直面真相,接受脆弱,并将损失纳入民主的想象,实际上可能是民主活力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曾经梦想着消除损失,现在就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如果我们成功了,就标志着我们向成熟迈进了一步。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进步。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5年10月5日。

Andreas Reckwitz是柏林洪堡大学教授,著有一系列关于现代文化和社会的书籍,其中包括即将出版的《Loss: A Modern Predicament》。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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