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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透社驻华记者格雷去世,文革期间曾在中国被囚禁两年

11 November 2025 at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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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透社驻华记者格雷去世,文革期间曾在中国被囚禁两年

ADAM NOSSITER
1967年6月,记者安东尼·格雷在北京的住所外。照片拍摄后不久,他被召到外交部,告知他将被软禁在家中。他随后在住所的一间房里被单独囚禁了两年。
1967年6月,记者安东尼·格雷在北京的住所外。照片拍摄后不久,他被召到外交部,告知他将被软禁在家中。他随后在住所的一间房里被单独囚禁了两年。 via Grey family
“到今天已经19个月了!”1969年2月21日,身在北京的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在看守的监视下在日记中写道。
格雷的遭遇引发轰动——他被单独囚禁在原住所内仅约六平米的房间里,折磨持续了近八个月。这是中国对英国殖民当局在香港监禁八名亲中记者的报复行动,这些记者被指控参与了岛上的反英骚乱
“显然我必须准备迎接又一段漫长、漫长的煎熬,”路透社记者格雷当天写道。“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到1969年10月获释时,他已被关押超过两年,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中国闭关自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文化大革命激起的排外狂热,以及英国人的顽强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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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于10月11日在英国诺里奇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路透社宣布了他的死讯,称他患有帕金森病。
从中国回到英国后,格雷在BBC担任播音员和记者,事业有成,创作了10部小说,其中包括以注重细节而备受赞誉的宏大历史题材作品。
按理说,格雷应当能凭借中国外交部颁发的正式记者证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
按理说,格雷应当能凭借中国外交部颁发的正式记者证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 via Grey family
伦敦的一个舞台设计师按照格雷被关押的那个房间制作了一个等比例模型。格雷说,当他走进去并关上门拍照时,“逼真程度令我震惊。”
伦敦的一个舞台设计师按照格雷被关押的那个房间制作了一个等比例模型。格雷说,当他走进去并关上门拍照时,“逼真程度令我震惊。” via Grey family
被囚禁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他,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的煎熬岁月仿佛从未停止。“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的洗手间,只能走八步半,”他早些时候写道。“看守一直盯着。”他的牢房曾经是他的司机午休的房间。
看守们把窗户涂上了漆,以强化他的隔离状态,尽管最终有一扇窗户被部分打开了。几个月后,他被允许在大楼的院子里短暂散步。在英国同意释放被扣押的八名记者和另外13名中国公民(中国称这些人是“报社工作人员”)之后,他也获释。
时年29岁的格雷是路透社资深外派记者。1967年7月21日,他赴华任职仅四个月便被外交部传唤,被告知因英国在香港实施“法西斯暴行”,即日起他将被软禁于住所。
8月18日,大约200名红卫兵冲进他位于紫禁城外的房子,大喊大叫。他们反剪格雷的双臂,让他弯下腰,给他涂上黑漆,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猫明明(音)吊死。
“当猫的尸体被放下来时,人们大声喊道:‘吊死格雷!吊死格雷!’”格雷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写日记时,他已经被关在这个成为牢房的房间里,墙上张贴了赞美毛泽东、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海报。
格雷在被囚期间竭尽所能坚持用速记写日记。
格雷在被囚期间竭尽所能坚持用速记写日记。 via Grey family
30多年后,格雷决定出版他用一小段铅笔速记下来的秘密笔记,为了不让看守看到,当时他把它们夹藏在宣传杂志《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里。
整理这些陈年笔记将他带入了“一个幽暗的深渊”,其女露西·格雷在他逝世后接受BBC采访时回忆道。她说父亲陷入了严重抑郁,“整整一年不出门”。他多年抗拒看精神科医生,后来终被确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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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于2009年出版,名为《人质生存指南:两年中国囚禁岁月秘录》(The Hostage Handbook: The Secret Diary of a Two-Year Ordeal in China)。
本书对格雷与孤独、抑郁和绝望的斗争做出了痛苦而惊人的记录,也见证了他是如何竭力维持理智的。
囚禁到两个月时,他写道:“周六是‘必胜意志日’。昨日下午屋外新装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京剧与咒骂诡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外界的噪音就是为了折磨他。
一周后,格雷写道:“今日一度瘫倒床榻,深陷绝望。”
为抵御抑郁,他建立起种种日常仪式:仔细记录生活中的微小细节——午餐配给的苹果、看守偶尔准许他进入楼上的藏书室、下雨时伫立在院子里。
“天晓得我是如何撑下来的,”他在1968年1月19日写道,“只因除自戕外别无选择,而自绝之念实难设想。我太热爱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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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家人持续施压,以及那13名被囚禁的中国人获释,终于为他换来了自由,他蹒跚地走出囚室,眨着眼、满脸茫然。他向路透社在伦敦的总经理杰拉尔德·朗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报。电报的语言风格完全是经典的新闻电讯语调:
“格雷自北京电告杰拉尔德·朗:外交部于当地时间15时通知,自1967年7月21日起行动自由全面恢复。吾体无恙,请转慰家母。电文完。”
在格雷被囚禁期间,他的母亲阿格尼丝(中)是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在格雷被囚禁期间,他的母亲阿格尼丝(中)是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via Grey family
1969年10月获释后不久的格雷,摄于北京。经过两年多的囚禁,他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中国闭关自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文革激起的排外狂热,以及英国人顽强坚韧。
1969年10月获释后不久的格雷,摄于北京。经过两年多的囚禁,他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中国闭关自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文革激起的排外狂热,以及英国人顽强坚韧。 via Grey family
安东尼·基思·格雷1938年7月5日生于诺里奇。他是阿尔弗雷德·格雷与阿格尼丝·格雷(娘家姓布伦特)的两个孩子之一,父亲是给人开车的,母亲在商店工作。父母离婚后,他由母亲抚养长大。
安东尼曾就读于诺里奇文法学校,但16岁就离校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学校翻译维吉尔作品时培养的叙事热情使他在1960年退伍后加入了诺里奇的《东方日报》。
不久后,他加入路透社,被派驻东柏林负责东欧地区报道。1967年初,他高兴地接到调令,被派往北京。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之初,他是中国首都仅有的四名外国记者之一,也是唯一的英国人。文革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遭到迫害。
获释后的格雷面色苍白、神情犹疑,却尽力表现得正常。“在单独囚禁两年后突然获释的情绪波动会影响新陈代谢等机能,”他在记者会上冷静地向媒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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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囚禁回忆录《北京人质》(Hostage in Peking,1970年)。上世纪70年代,他在BBC国际广播服务担任主持人,并为该广播公司制作纪录片。
他还写过一部畅销的历史小说《西贡》(Saigon,1982年),讲述20世纪的越南;以及一部非虚构作品《首相曾是间谍》(The Prime Minister Was a Spy,1983年),该书声称澳大利亚前总理哈罗德·霍特曾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该书因偏颇且研究不严谨而受到批评。
1988年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时,格雷偶遇当年看守。“实在是很遗憾,”对方告诉他。“那并非针对您个人。”

1988年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时,格雷偶遇当年看守。“实在是很遗憾,”对方告诉他。“那并非针对您个人。”
Grey Family Collection, via Reuters
1988年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时,格雷偶遇当年看守。“实在是很遗憾,”对方告诉他。“那并非针对您个人。”
露西·格雷告诉BBC,到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完全没有怨恨了”。
格雷于1996年为BBC制作了一部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广播纪录片,并开始成为法国UFO邪教领袖克洛德·沃里永(人称拉埃尔)的追随者。他还创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帮助其他曾经沦为国家人质的受害者。
除女儿露西外,他身后还留下了另一位女儿克拉丽莎·格雷及两名孙辈。他的妻子雪莉·麦圭恩,也就是他在囚禁期间急切等待来信的那位女友,已于1995年去世,临终时两人已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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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获释初期的记忆始终铭刻在格雷的脑海里。如同被囚期间一样,他依然执着于保持镇定。
“1969年10月初,在被关押两年多之后重获自由的那段北京时光,即便到现在,依然以一种奇异、浓烈、如梦似幻的方式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人质生存指南》中写道。
“那感受既令人振奋,又叫人无措,更教人难以承受,”他还说。“但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竭尽全力向旁人隐藏这些情绪——因为我最渴望的,就是被视作‘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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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前“国家元首”金永南逝世:效忠金氏家族的三朝元老

5 November 2025 at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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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朝鲜前“国家元首”金永南逝世:效忠金氏家族的三朝元老

CHOE SANG-HUN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2013年摄于朝鲜平壤。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2013年摄于朝鲜平壤。 David Guttenfelder/Associated Press
长期担任朝鲜礼仪性国家元首的金永南于周一逝世,享年97岁。他的忠诚让他躲过了频繁的政治清洗,得以为该国统治家族的三代人效力。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表示,金永南的死因是癌症引发的多器官衰竭。朝中社还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周二早些时候前往金永南灵前敬献花圈,致以深切哀悼。
金永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能始终获得统治朝鲜的金氏家族的信任,自“二战”结束朝鲜建国以来,金氏家族一直以极权独裁方式统治该国(金永南与该家族并无血缘关系)。1978年至2019年,金永南担任执政党朝鲜劳动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2019年从公职岗位退休。
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朝鲜三代领导人时期:建国者金日成、金日成之子金正日,以及金正日之子金正恩。在金氏家族集权统治的背景下,最高领导人直系亲属以外的高级官员终会被视为可替代者,常遭清洗并被送往劳改营,因此金永南的长期任职显得尤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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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退休时,金永南在21年的时间里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的橡皮图章议会。
这一职位使金永南成为朝鲜的礼仪性国家元首。在深居简出、于1994年至2011年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金正日执政期间,金永南常率政府代表团出访海外,也会接受外国新派驻平壤外交官递交的国书。2007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朝鲜时,金永南与卢武铉乘坐敞篷豪华轿车穿行平壤市中心,数十万民众被组织在街道两侧,手持纸花高呼“万岁!”
但金永南始终在金氏统治家族的阴影之下行事。据朝鲜脱北者透露,他的行事风格为朝鲜官员群体提供了范本。
朝鲜官方媒体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左三)在朝鲜某未公开地点凭吊金永南的遗体。
朝鲜官方媒体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左三)在朝鲜某未公开地点凭吊金永南的遗体。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8年,金永南率朝鲜代表团前往韩国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曾公开对一位资历比自己浅的官僚——金正恩颇具影响力的妹妹金与正——表现出谦恭姿态。当时有画面显示,在机场贵宾休息室,金永南请金与正先落座,直到比他年轻60岁的金与正示意他可以坐,他才坐下。
曾与金永南会面的已故美国记者唐·奥伯多弗在其著作《两个朝鲜》(The Two Koreas)中写道:“我觉得金永南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物。在正式议事前的寒暄中,他亲切而放松,但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会严格按照既定脚本行事。”
奥伯多弗还引用一位前朝鲜外交官的话说:“如果金日成指着一堵墙说那里有一扇门,金永南就会深信不疑并且试图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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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人都认为,”奥伯多弗写道,“他智商很高,在体制内的高位和声望也很高,是平壤政坛的一位重要幕后人物。”
金永南出生于1928年,当时朝鲜半岛仍是日本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他在莫斯科留学后加入朝鲜外交部门。他在党内逐步晋升,1975年出任党中央国际部部长,1983年担任外交部长。他经历了朝鲜外交史上的多次危机,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和中国先后与朝鲜的对手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金正日去世后,金永南协助金正恩巩固领导地位。2011年,他在金正日的葬礼上致悼词,呼吁朝鲜民众团结在已故领袖的儿子身边。同年,在平壤举行的一场大规模集会上,正是由金永南宣布金正恩成为朝鲜新一任“党、军队和人民最高领导人”。
2018年率朝鲜代表团出席冬奥会时,金永南成为当时访问韩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他的这一次出访为朝韩关系缓和发挥了作用,也为金正恩后续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2018年金正恩与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会面,2019年又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金正恩还踏上了韩国领土。
周二,朝鲜官方媒体表示:“金永南同志在党的怀抱中度过了光荣而崇高的一生,他的领导风范与人生历程闪耀着纯粹的忠诚与卓越的才能。”
韩国负责对朝事务的内阁官员郑东泳周二发表悼词,认可金永南在2018年推动朝韩和解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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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杨振宁逝世:诺奖“双星”的合作与决裂

20 October 2025 at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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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杨振宁逝世:诺奖“双星”的合作与决裂

GEORGE JOHNSON
1963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他的同事弗里曼·戴森曾说,杨振宁对数学之美的敏锐感受“能将他最不起眼的计算都化为微型艺术品”。
1963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他的同事弗里曼·戴森曾说,杨振宁对数学之美的敏锐感受“能将他最不起眼的计算都化为微型艺术品”。 Robert W. Kelley/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上周六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他对数学美感的洞察帮助揭示了自然规律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破绽”。
他去世的消息由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宣布,杨振宁博士曾在该校任教多年。
杨振宁和他的同事、物理学家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一个引起轰动的观点: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之一可能违反了一个看起来毋庸置疑的公理——宇称守恒,即现象与其镜像应该完全相同的规律。他们的预测很快被实验验证,二人因此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石溪大学)退休时,他的一位同事、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他为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风格大师”,仅次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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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博士表示,杨博士对数学美感的敏锐感觉“使他最不重要的计算都成为微型艺术品,而他更深层的思考则化作杰作”。
日后他在中国声名远播,在那里积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2004年,年届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翁帆结婚,此事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两人于1995年在一次国际物理学研讨会上相识,当时翁帆担任翻译。杨博士曾在《中国日报》表示,她是“上天赐予的最后祝福”。
以“弗兰克”自称的杨振宁——取名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属于“二战”后的一代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当时,他们迫切想要理解宇宙射线轰击地球所带来的奇异新粒子。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研究了其中一种最奇特的粒子:现称为K介子或开介子的粒子,最初通过挂载在气球上和置于高山上的探测器留下的痕迹被发现。
有时,开介子会分裂成两个较小的粒子,称为π介子;有时则分裂成三个。这本身并不奇怪,但它们的衰变方式似乎违反了宇称守恒——一种长期被认为遍及物理世界的镜像对称性。
20世纪50年代,杨振宁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
20世纪50年代,杨振宁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 SSPL/Getty Images
物理学家们并不接受该原理不适用于这些核衰变的说法,而是被迫提出存在两种开介子,分别命名为θ介子和τ介子。它们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但衰变方式却不同。
和许多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怀疑这种解释是否只是凭空生造——一种为了应对尴尬实验结果的临时方案。1956年春季的一天,当时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工作,并在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研究的杨振宁前往纽约市,与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见面,两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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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时,两位科学家思考了一个可能性:弱相互作用——核衰变的动力——可能无视镜像对称性。那年秋天,他们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提出了验证这一猜想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接受了这一挑战,并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现为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进行的一项实验中证明,弱相互作用确实违反了宇称守恒。在衰变过程中,原子核在一个方向释放的电子数量多于另一个方向,说明这种对称性并不成立。
杨振宁(左),1957年他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人们开始将他们合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是同一个人。
杨振宁(左),1957年他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人们开始将他们合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是同一个人。 Associated Press
向来动作迟缓的斯德哥尔摩方面加快了运转,1957年,这两位物理学家获得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快颁发的诺贝尔奖。他们是首批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人们开始将他们合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是同一个人,却未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开始出现裂痕。
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日出生(尽管一些出版资料记载为9月22日),出生地为位于上海以西约483公里的合肥。他是杨武之和罗梦华五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
杨振宁的家人在他童年和少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北京,但随着中日战争爆发,家人逃往南方的昆明。1940年,在日本封锁滇缅公路(连接英国对中国国民党的补给线,终点在昆明)的行动中,他的家宅院子遭到轰炸。之后,全家搬到了一处郊区。
1944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该校在战争期间已从北京迁至昆明)。不久后,他获得奖学金赴美,希望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费米曾主持首次成功的核链式反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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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惊讶地发现费米当时正前往芝加哥大学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发原子弹的项目,于是追随费米前往那里。他后来写道,正是费米教导他,抽象理论必须与实验紧密结合,“物理学应当从基础开始,一砖一瓦、一层一层地构建起来。”
在芝加哥,杨振宁与李政道重逢,两人在学生时代在中国相识。杨振宁在氢弹之父、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随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当时的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工作。
杨振宁回忆起与该研究院最著名的教授爱因斯坦博士的一次会面。当时,杨振宁刚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想与他就这篇论文就行讨论。杨振宁说,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但他“并没有从那次谈话中获得太多收获”。
他说:“他讲话声音很轻柔,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说的话,因为面对这位我仰慕已久的伟大物理学家让我非常激动。”
定居普林斯顿后,杨振宁开始在每年夏天前往布鲁克海文,与和自己共同使用一间办公室的罗伯特·米尔斯合作,创立了后被称为杨-米尔斯理论的学说——这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础框架。他们利用德国数学家赫尔曼·魏尔提出的规范理论理念提出了规范原理,解释了作为量子物理核心的电磁力、弱力和强力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它们的自相互作用。
2006年接受石溪大学采访时,杨振宁谈到该理论,他说:“当时我们刚写下这套理论时,没有人认为它重要,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它有多重要,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想法,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就发表了那篇论文。20年后,各种实验表明,这个方向大致是正确的。经过接下来的五年努力,人们才逐渐明白,它不仅仅是大致正确,而是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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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还在与李政道合作,后者在高等研究院任职一段时间后调任哥伦比亚大学。从1956年开始,他们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两人的合作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最终于1962年分道扬镳。令李政道不满的是,杨振宁有时会以自己资历较老(大他四岁)为由,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李政道在1986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杨之间那种微妙的对称关系被打破了。”
多年以后,杨振宁2000年在《新闻日报》刊登的一次采访中称这次分裂为“一场悲剧”。
杨振宁有时并不讳谈自己的成就。临近60岁生日时,一些敬佩他的同事提议为他编辑一部论文集(即“纪念文集”),以纪念他的贡献。杨振宁认为,由他自己的论文配以评论会更有趣,决定编辑这样一部合集。
在那本论文集中,他详细描述了宇称不守恒研究这一诺贝尔奖获奖成果的起源,并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李政道随后发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1966年,杨振宁离开高等研究院,出任石溪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席物理学教授,并担任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于2009年在香港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典礼并发表讲话。
杨振宁于2009年在香港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典礼并发表讲话。 Mike Clark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振宁开始重建与故土的联系。此后,他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是他在中国的中学任教时结识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学生。两人结婚53年,直到她于2003年去世。除第二任妻子翁帆外,杨振宁的遗属还包括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名子女——杨光诺、杨光宇和杨又礼——以及两名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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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振宁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们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对“万有理论”达成共识。
“大自然极其微妙,”他说。“我认为,人类无法穷尽自然万物的深度。毕竟,我们只有大约一千亿个神经元,怎么可能与自然的无穷深邃相媲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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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斗士”高耀洁逝世,曾揭露河南艾滋病感染

By: 储百亮
11 December 2023 at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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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斗士”高耀洁逝世,曾揭露河南艾滋病感染

储百亮
2006年,高耀洁在上海举办的艾滋病巡回讲座期间与学生交谈。
2006年,高耀洁在上海举办的艾滋病巡回讲座期间与学生交谈。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医生高耀洁于周日在曼哈顿上城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她曾不顾政府压力揭露因混乱无序的采血活动而导致的农村艾滋病疫情。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证实了她的死讯,他曾帮她处理在美国的事务。
上世纪90年代末,高耀洁不遗余力地揭露和遏制艾滋病在贫困农民中的蔓延,这为她在中国赢得声望,她在国外也广受赞誉;奥巴马执政期间,她受到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赞扬。但共产党官员最终试图让高耀洁保持沉默,她在纽约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即使流亡在外,健康状况不佳,她仍继续为数百个村庄发声,尤其是在她的家乡——中国中部的河南省,那里的居民成群结队地前往采血站卖血,而采血站粗劣的采血方法,导致数万乃至可能更多的人死于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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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长期隐瞒、忽视或淡化疫情,受感染的村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直到高耀洁和其他几位中国医生及专家激起的公愤促使政府开始分发药物。
“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毁灭的不仅是患者个人,还殃及无数家庭,”高耀洁在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高耀洁在年近70岁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艾滋病教育工作者,当时她已经退休,不再从事日常的医学工作。但此前的经历给她的锤炼让她可以坚强地面对接下来的艰辛。
高耀洁于1927年12月19日出生于东部的山东省。她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期间长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通过内战取得了政权。她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饥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遭受了拘禁和殴打。后来,当她因指控官员隐瞒艾滋病疫情而被软禁,面对警察和政府官员的压力时,她说自己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她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起伏,所有的逆境都考验着她的灵魂,”前香港投资银行家、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Chung To)说。该基金会旨在帮助中国农村孤儿或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如果没有她,疫情暴发的消息可能会被掩盖更久,会有更多人死去。”
医学专家王淑平在揭露中国农村艾滋病传播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她在谈到高耀洁时说:“她最大的贡献是赢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地方政府想掩盖很多事情,但他们做不到,因为高耀洁很勇敢,一直在说话。”王淑平也移居美国,于201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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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矮小、笑声爽朗的高耀洁走路一瘸一拐,但这并不仅是因为年事已高。她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地主家庭,小时候双脚用布条裹了六年,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中国传统习俗,目的是人为制造出小巧的双脚。
她和家人定居在河南古城开封,她很快就表现出独立的性格,选择在当地一所大学学习医学。她于1953年毕业,不久后结婚,成为一名妇科医生。
2016年,高耀洁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她说。
2016年,高耀洁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她说。 George Etheredg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河南省是1958年后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6年“文革”期间,该省爆发了激烈的武斗。由于高耀洁出生于“地主”家庭而且拒绝屈服,她成了毛派激进分子的重点目标,遭到他们的毒打。她说,由于被迫在冰冷的石头上跪了几个小时,她的膝盖从此落下毛病。
高耀洁一度试图自杀。她最小的儿子在13岁那年因被诬陷侮辱毛泽东被监禁了三年。由于在那段时期承受过的痛苦以及自那以后与儿子关系长久不和,她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评价非常负面。
“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去毒要把这个老根挖出来,”她在2015年对一位采访者表示。
1996年,在全国各地倡导女性健康的高耀洁首次接触到一名被诊断出艾滋病的患者,那是一名在手术中因输血而感染的中国农村妇女。她在大约两周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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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开始亲自走访村民家里,调查艾滋病是如何进入河南的。
她和其他医务人员发现,大量黑心血站正在向村民购买血液,其采血方法几乎肯定会导致感染的传播,而这些血站通常都有官方的支持。血站从村民血液中提取有用的血浆,把剩下的血液汇集起来重新输回需要输血的村民体内。事实证明,大量汇集血液非常易于传染病的传播,包括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
1995年,河南官员试图取缔这种行为。但黑血市场依然存在,高耀洁呼吁关闭血站,治疗被感染的村民,并对官员问责。
她经常和司机从河南省会郑州的家中出发,长途奔波数日,为患病村民提供建议、食物和衣服,并带去治疗发烧、腹泻和其他艾滋病症状的基本药物。她回忆称,在一个村庄里,她见到了一名在丈夫死于艾滋病后上吊自杀的妇女。两岁的儿子紧紧抱着母亲的脚。
“高耀洁非常重要,因为她看到了村里发生的事情,也一直在为此发声,”来自河南的前记者张继承在采访中说,他是最早报道了河南艾滋病疫情的人之一。“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但她经历了太多,所以一点也不怕。”
到200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艾滋之祸已成为国际丑闻,国内外的愤怒令中国官员令无法再淡化此事。中国活动人士和记者都大力支持高耀洁,她在中国新闻媒体上赢得了一定赞誉,并受到官方的欢迎,一度得到副总理吴仪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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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耀洁声名日益远播让其他中国官员感到不安,这些人认为她令他们难堪,特别是当她拒绝停止自己的倡议时。2007年,河南官员曾试图阻止她前往美国领奖,但遭到了副总理吴仪的驳斥。
2009年,高耀洁移居美国,开始用演讲和写书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对推广避孕套以防止HIV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持怀疑态度,这让许多艾滋病专家感到不满。
但由于她德高望重,即便是在预防艾滋病问题上批评她的人也对她怀有敬意。
她的丈夫、同为医生的郭明久于2006年去世。高耀洁身后留下两个女儿郭竞先和郭炎光;儿子郭锄非;妹妹高鸣凤;三个孙辈;还有生活在中国的三个弟弟和另一个妹妹。
生命的尾声,高耀洁住在西哈莱姆区的一处公寓里,有一群中国学生陪伴她并对她的著作进行编辑。她再也没有回河南,但她说过希望自己的骨灰被带回那里,撒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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