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后台资料马上就破万了，热度有一点超乎想像。我们才意识到，它在女性群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议题。”2024年12月9日，《水瓶纪元》在微信公众号刊出的报导〈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关注及报导“海棠事件”的中文媒体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是提供各类文学创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间情谊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国安徽省绩溪县逮捕人不在其管辖区的网络作者，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水瓶纪元》编辑弹弹认为，这是首次发生大规模“远洋捕捞”海棠作者情况，整体氛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所以报导的媒体不多。另一家有报导此事的媒体是搜狐新闻的极昼工作室。“远洋捕捞”在网络用语的意思，是指一地的执法机关到不属其执法辖区的地方抓人，此举的正当性备受质疑和批评。

《水瓶纪元》报导上线后，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删文，这期间已有许多人转发，甚至帮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转发者告诉弹弹，那则贴文的浏览量破了百万。

撰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传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时，就关注此案，但迟迟没敢跟经常合作的单位报题，“我主要跟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合作，但感觉她们不会通过这个选题，所以一开始先关注著，没有报题。”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纪元》在找记者合作海棠报导，她主动联系她们，才著手报导。

作者拒绝采访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联系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复，转而尝试联系海棠读者。受访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读者身份接受采访，有所信任后，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访，也帮忙询问其他受访者、提供相关资料。报导揭露判决书上的证人，与中国安徽省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这一线索就是来自小竹。“我不确定是她本人查出来，还是圈子里有人查出来，在要发稿的那一周，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们对记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开始没有给我（判决书），或者说她们有想公开的时机。”

紫雨林在报导中揭露海棠涉事作者的判决书。（翻摄自《水瓶纪元》）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访者，一开始是犹豫受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记者来联系，却没有下文。她们以共享文件方式进行笔访，紫雨林表示：“我把问题都列进去，但等了一周，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以为她要放我鸽子。”结果是晨晨每一题都思考许久，回答详细，甚至从上千张照片里，挑选相关材料，提供给紫雨林。

“为什么能说服到她们两位受访，跟她们对于媒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她们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纪录。”紫雨林说。

小竹协助联系的作者拒绝采访的理由，除了因为这些作者年纪都很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倾向保守以对，也因面对高额罚金的经济压力，有些人期待会给予受访费用，紫雨林表示：“一开始我有点生气，我冒风险做报导，为什么还要倒贴钱呢？”

“但平静下来后，我感觉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看这件事，记者是用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说：“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报导，尽可能整合资讯、披露资讯，然后引起舆论的关注。”

报导刊出后，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访时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资讯，她事前并没有告知她们，“她怕说了，那些作者不会让她说。她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公开。”幸好，相关作者读到报导后，没有不悦或不安，反倒肯定报导撰写的立场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为我这篇报导相对中立，或者说那些作者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也看到报导出来，她们没有受到危险，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会给打赏之类的，有改变她们的处境。可能也让她们对媒体的认知有改变吧，觉得是可以帮到她们。”

紫雨林为《水瓶纪元》写的报导发挥了作用，后续也有越来越多作者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她一再强调，能促成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结，包括被删文的时间差和多人转发，“如果报导一出来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再说话了。它没这么快被打掉，还有很多大V转发。”

公开发声才能保护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临第二次抓捕情况，这次是甘肃省兰州市警方进行远洋捕捞，到了6月，此话题已在微博热议，多位律师在社群平台公开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独立媒体《WOMEN我们》随即也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并在文中补充强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惧怕发声，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正常的事，因为公众对发生了什么有知情权。不要惧怕发声，媒体的关注会引发大众关注受害者的境遇，减少污名化的伤害，大概率可以让公权力更谨慎的对待案件。当然，在接受采访时也要保护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护隐私信息等。你可以选择专业的媒体接受采访，通过搜索记者和媒体的过往报导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承认信息权是我们平台的基本价值观。”《WOMEN我们》编辑于长夜向《田间》说明决定发布手册的主要原因。他说，在2015年之前，接受采访仍是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公开”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如今许多人不这么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吓，那并不是民众或媒体的问题，但“不说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WOMEN我们》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翻摄自《WOMEN我们》）

国中（初中）时期就接触耽美文化，这次为《水瓶纪元》报导第二波抓捕的记者甄无羽解释，随著案件开始进入庭审，作者们意识警方审讯所承诺的“不会有事”出现变化，处境越来越不乐观，于是纷纷“发帖”自述处境，希望社会舆论能影响大众正确看待事件，包括律师、学者、读者和一般大众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针对其中的法律、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知识科普和讨论。许多律师也纷纷行动，援助作者，这正是此次报导的转机所在。

台湾成不能报导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发生时，甄无羽便在微博私讯作者，想报导她们的处境，“但当时我还在机构（媒体）内，尺度不太允许，我报（题）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无羽当时的主编对于耽美作者案件并不陌生，但她立刻识别到这题的敏感点在于，海棠文学城的伺服器设在“台湾”。

另一位参与报导的记者岛眉淡也曾向任职媒体的主管报题，“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么。”由于伺服器在台湾，主管直接误解那是一个有关政治的网站，“当时我跟他解释，里头是女读者看的小黄文，他说‘肯定不是’。”主管认为过于敏感拒绝岛眉淡的报题。

“兰州这次，《财新》和《南方都市报》也都有发，但报导角度把它当成个案去报导，尽可能规避一些东西。比方说，海棠是台湾网站这点，只当作背景资料补充，不与案件连结一起。”甄无羽认为，目前的海棠报导，不管出自于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探讨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有关海棠的伺服器架设在台湾的说法，这点难以查证，但《田间》试著确认该网站与台湾龙马文化公司的关系，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运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网站历史，发现该网站于2014年8月成立时，名称为“龙马文化线上文学城”，联络电话与龙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纪录显示，该网站已改名为“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连网络书店名称也是从原本的龙马文化改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网站上公布的会员规章及隐私权规范中，最后一条明文：“因约定条款所发生之诉讼，以台湾云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龙马文化公司登记的地址同样在云林。

“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母公司为设址在台湾云林的龙马文化公司。（简恒宇摄）

《田间》曾致电龙马文化公司，当时无人接听。9月21日，《田间》团队前去云林，不只找到该公司门牌，再次拨打电话时，意外地有人接听。对方表示是龙马文化公司，并称已没再出版书籍，现在小说内容只能线上付费看；当被问到要在哪个平台看时，对方沉默数秒，没有明确回答；追问是否可在海棠看时，对方给予肯定答复，也确定该公司还在运作，随即结束通话。

不过《田间》当时仅确认了海棠为龙马文化公司营运，没有机会进一步询问海棠抓捕事件的相关问题。另外，龙马文化公司曾于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绝对侵占》。天一是中国耽美小说作家，当时因印制作品贩售，被安徽芜湖县警方依“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后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坐牢十年

对当事人影响是首要考量

甄无羽强调，难以通过报题，除了因为涉及“台湾”，也与海棠文学城涉及性别议题有关，她直言，2020年以前，报导耽美事件是可以见光的，“天一案当时有一批市场化媒体报导，整个社会是可以讨论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虽然没天一案广泛，但判决资料是公开的，家人愿意公开（采访）的意愿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国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经营罪”被捕，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国多个大学LGBTQ+社团的社群帐号遭到删文、停用，甄无羽直言：“我认为这件事是分水岭，不只是耽美，LGBTQ+议题都被禁止了，完全变成敏感词。”

据传也有其他同业想报导海棠，但所待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报导和刊出。不过，第二波抓捕，确实有更多家中国媒体报导，包括已被删文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及《财新》、《南方周末》等等。只是在报导角度上都必须取舍，著重讨论其中的司法问题、量刑计算方式，避免碰触警方执法缺失，“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不按照那个角度，可能稿子都发不出来。”

相较之下，具有独立性的《水瓶纪元》，一直企图扩大这些较为敏感议题的报导空间。“我们的定位是尽可能弥补，在审查制度之下深度报导的空缺。”弹弹说，编辑室内部没有任何（自我）审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来”，但因应大环境的审查压力，会调整发稿策略。

2025年6月底《水瓶纪元》刊出第二篇海棠报导。（翻摄自《水瓶纪元》）

像是《水瓶纪元》的第二篇海棠报导，选择不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国媒体都已发稿一段时间，可以明显感觉来自官方监控的压力逐渐升高。岛眉淡说，她可以理解《水瓶纪元》的做法，“毕竟公众号是非常宝贵的平台，现在炸一个少一个。”

就算没有自我审查，在中国做这类报导，记者身心仍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甄无羽说：“我们不能像外媒那样，得到什么资讯，都可以全部写进去，我们也很想从专业主义去做（新闻），质疑政府、质疑公权力，但在中国就是不行。这样牺牲的会是采访对象，甚至我们自己。”

在采访撰稿过程中，甄无羽与岛眉淡会随时沟通确认，曝光内容可能对判决结果，以及涉事作者、读者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任何资讯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影响到具体的人，这是最为首先考量的。”甄无羽强调。

“最难处理的是审讯过程。”甄无羽直言，写这篇稿是很折磨、纠结的过程，采访到多位涉事作者、读者在被审讯时，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细节，但若详细写出，可能波及到采访对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顶著来自警方警告的压力，仍坚持受访。

“在日常新闻报导中，媒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采访对象的个人利益经常有冲突，但在做敏感议题报导时很特殊，它有点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战斗，一起想怎么保护好自己。”

记者两难：想声援却有风险

不管是紫雨林还是甄无羽，在报导刊出后，都曾痛苦过一段时间，夹杂失落、恐惧和自我怀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写下约访不到受访者的挫折，认为作者们可以更积极为自己辩护，贴文却遭到网友批评不理解海棠作者的处境，说她是一位不专业的记者。与网友来来回回地争辩，让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时间刻意不去触碰相关消息。

而看著受访者们还有同业所遭遇的压力，甄无羽说自己总会有股愧疚感，“自己报导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除了公共价值，能给具体的人又带来什么？”但另一头，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抓被审问的对象。

“你没办法去判断声援当事人，要声援到什么程度。你不发声，可能没有好结果，发声规模太大，让事件升级，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局面。”“它若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公共讨论，作为记者会感到失落，但又也有点庆幸，这样能安全。”这类矛盾无解的思绪，把记者拉进抑郁无力的深渊。甄无羽叹：“每做完这种题目，会有耗光力气的感觉。”

岛眉淡早些跳脱了这种消极抑郁的创伤黑洞。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发生造成38人死亡的冲撞事件，岛眉淡听同事转述，有200多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到达现场，“当时现场有非常多媒体，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没见到。”直到隔天，《水瓶纪元》终于发出了报导⸺中国新闻环境的高度紧缩，对照新闻媒体追求报导真实的奋不顾身⸺在那一刻岛眉淡心中也有所体悟：“我不能够再陷入无力之中，做点什么，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后，她开始与《水瓶纪元》的合作。

《水瓶纪元》合作作者全是身处中国的撰稿者，他们在一再被噤声的环境里头，努力寻找管道，持续纪录和报导，“偶尔会感慨这种个体的坚持，很难形成特别强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岛眉淡说。

甄无羽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惧无力，得出一种经验，她说，隐隐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信念。“我始终觉得我在做专业的事情，做记者该做的事情，写出事实。如果要为事实承担代价，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担，但在做报导的当下，我就是要把稿子发出去，不想这以外的事情。”

“当时可紧张了，很害怕通不过。”王克勤指着墙上两张用相框裱起来的证书。话毕，他又开心地大笑，两只圆圆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两张证书分别是“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它们见证了王克勤的新事业——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并赋予了其合法性。今年6月15日是“大爱清尘”的十周年生日，也正好是王克勤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离开的第十年。

1989年入行做记者，从25岁干到49岁，二十多年王克勤发表过众多推动社会变革的新闻调查，先后三次被迫离职，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进程及媒体生态变化。他将人生的上半场献给新闻事业，人生下半场转入尘肺病救助。

十年奔走，弹指挥间，王克勤既不同以往，又经年如故。

1997年，王克勤在《甘肃经济日报》担任税务专刊执行主编

1 转场

王克勤，曾被誉为“调查记者第一人”，发表过一系列揭黑报道，人称“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编者注：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南方周末致敬他为“2010中国梦践行者”，致词如此说：王克勤，中国新闻界最具份量的核潜艇。当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在水下默默潜航。而一旦他浮出水面，一定就是对黑恶势力致命的一击。王克勤为中国新闻界竖起了标杆，昭示着中国新闻界可能达到的专业高度和精神高度。

王克勤信奉新闻的价值——真实和自由，主张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监督强权。他行事大胆犀利，“敢言别人所不敢言之真相，敢揭别人所不敢揭之黑幕”。他的一篇报道常能搅动舆论，推动行业、社会发生改变。

2009年，王克勤再访汶川地震灾区民众重建情况

他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将165名涉案人员送进监狱。他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乱象，此后国务院成立出租车改革课题小组，王克勤是其中一员。他还写过《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涉案的27名被告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有读者千里迢迢给他送锦旗，还有读者在非典时期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给他送莫合烟，只因听人说此烟可以预防非典。

为调查这些新闻，王克勤常身处暴风眼。在调查出租车行业乱象时，他被保安架着赶走；在南京调查拆迁问题时，40多个警察把他堵在一栋拆迁楼里长达5个小时，等待他的是手铐和辣椒水；调查山西黑矿时，刚走出矿工宿舍，他便碰上一群手拿铁棍的年轻人……

2002年，王克勤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市民，当年12月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报道

被报道牵连的黑恶势力，扬言用500万悬赏王克勤，他一度成为中国人头“最贵”的记者。常年在钢丝上行走，王克勤逐渐习惯，勇气渐增。再接到威胁电话，他放言：“我的头就在这，你要就自己来取。” 最危险时，有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每当王克勤想要回归正常生活，许多封来信、举报又推着他往前走。王克勤曾立志要做调查记者直到80岁，中途因为一篇调查北京暴雨失踪者的报道，他第三次被迫从报社离职。

变化悄无声息，媒体与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王克勤不得不淡出新闻界。一同终结的，还有他的教学生涯。王克勤曾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新闻系硕士导师，随后不得不离开讲台。

2004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的王克勤在福建农村采访村民

顾不上怨天尤人，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联合中华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专项项目，专门救助此前在采访中熟知的一个群体——尘肺病农民。

在中国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患者的肺组织硬化、石化，逐渐瘦得皮包骨，行动艰难。农民工的尘肺病由于复杂的原因被排除在工伤与农村医保之外，农民工求助无门，有的人日夜端坐才能勉强呼吸，有的人饱受折磨最终活活憋死。

王克勤记得龙应台说过，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的标准是对待弱者的态度。还是记者时，他的报道聚焦于市井农民、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征地拆迁、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离开媒体后，王克勤专注为600万挣扎活命的尘肺农民谋求生存的机会与尊严。

大爱清尘给予尘肺病农民免费医疗救助，科普尘肺病防护知识，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从制度上解决尘肺病农民生与死的问题。2018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今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在京举办十周年生日会

从执笔鸣不平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基金会掌舵人，这份转变在意料之外，但王克勤适应得很快。

公益于他而言，是用一种更温和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做自己本就想做的事。从以笔为剑推动整个社会大刀阔斧地改革，到行走田野，聚焦每个在社会裂缝里挣扎的个体，“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当我们无力经天纬地，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就从小处着手。攻克不了一个巨大的城堡，我们就先攻下一块砖，让这块砖充满人性光辉，不再伤害无辜。当有更多的砖块散发出人性光芒时，便是希望所在。”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大爱清尘累计帮助尘肺病农民9万多人，其中医疗救治尘肺农民5944人次，发放制氧机5435台，助学尘肺家庭孩子14017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4家定点合作医院。

2018年1月23日，王克勤在甘肃省临夏州人民医院与当班医生分析尘肺病患者胸片

2 退避

大爱清尘的第一间办公室设在王克勤曾经供职的报社，第一批志愿者是5名新闻系学生。十年间，办公地六次搬迁，从狭小的居民楼转移到海淀区一家地下办公空间。

基金会的员工大多是90后，有不少新闻系学生，多数曾受过王克勤做调查新闻的影响，“他们多少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不会来这里上班。”

从媒体转场公益，王克勤变沉默了。与他同批的记者，许多人转行做新媒体、公关等，当初的理想早已埋葬在酒瓶里。

“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偶有朋友问询，问那个从前挥斥方遒、敢怒敢言的王克勤缘何变了。他只扯起嘴角挤出一个笑便是回应。王克勤有了新的角色——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的一言一行与“大爱清尘”捆绑。

“我自己受委屈事小，几百万人的生死事大”，王克勤有意自我约束，尽量谨言慎行。

在“大爱清尘”，直面太多尘肺病人的苦难，精神崩溃最终选择离开的员工和志愿者有许多。王克勤形容自己是“铁打的人”，心理承受力早被磨砺得不同常人。

2015年9月21日，王克勤带领大爱清尘贵州团队在印江县天堂镇了解尘肺农民情况

2018年，王克勤首次从“大爱清尘”收到工资。深受父亲家教的影响，王克勤不看重金钱，“我父亲生怕我钱多了。”进京20年，他至今仍在租房生活。2005年，朋友劝王克勤买房，妻子询问他，买了房，交不上房贷的时候，别有用心的人送钱买报道，还能做到不收吗？王克勤心里一惊，当即放弃买房的念头。

“人不过是肉体和躯壳，如果理想之火还在燃烧，那应该为更多个体，为普通人的权利奔走，做现在能够做的人事便是。”

王克勤不全然是“铁人”，他也曾因他人的不理解而崩溃，“除了来自正面的子弹，背后你为之服务的民众也可能会给你一刀。”

阴冷、疼痛，王克勤动摇过。那一次，他走进兰州五泉山公园，听着寺庙播放的《大悲咒》，枯坐了一个小时。此后，遇到想不通的事，王克勤便会播放《大悲咒》，让自己安静下来。

“施展抱负受阻时，英雄气短，选择放弃，这不是我的做派。放在人类文明推进的长河中想，总要有一批勇者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付出成本，甚至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泰然许多。”王克勤说。

每年王克勤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走村入户探望尘肺病家庭。每到一户人家，他便记录患者的姓名、年龄、患病情况，至今已写了40个笔记本。

王克勤用于记录尘肺民工的笔记本，分别是第1册和第40册

“为什么一定是你呢？”王克勤曾自问，他的答案是——命运选择了自己。“总得有人去呐喊，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去牺牲，人人躲起来那还了得？”

王克勤性格很轴，认死理，他信奉人道主义，崇尚以牺牲和奉献为核心的贵族精神，见人受苦不可遏制地生出同情心。他总喜欢做类比，看到老人被欺凌，他会想到家中的父母。看到矿工困于黑矿不见天日，他会想假如没有高考，农家子弟的他可能也上了矿山，成为百万尘肺病民工中的一个……

3 几多愁

“不委屈吗？屈了你的才华！”时常有人如此对王克勤说。

王克勤习惯了自我说服、劝解，“无法做大事时，怎么为普罗大众谋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假公益之名，帮助更多弱者，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仅此而已。”

事实上，对“公益”两个字，王克勤不甚认同。对公益圈独有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运营模式，他时常感到格格不入。“我更愿意将自己所做的工作称为社会服务、社会建设，建设一个文明的体系，这才是大事。”

全国各地的尘肺患者送与“大爱清尘”的锦旗

表面的淡然与释怀背后，是夜深人静时的小酌消愁。对现实的矛盾、愤懑、郁闷、不甘心，仍攫住王克勤不放。他感到委屈，“当鬼话连篇成为生存方式的时候，当假话成为个体选择的时候，当谎言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我不过是说着人应该说的人话，做着人应该做的人事…………”

心里堵得实在难受，王克勤会喝一场大酒，然后痛醉。

“静下心来细想，表面上我是为弱者说话，实际上是为我心中的信念而奔走。让每一个人像人一样活着，拥有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我终身的信念和理想。”无论是做调查记者，还是救助尘肺病民工，王克勤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在自我满足，他享受信念得到兑现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快感。

外人看来，王克勤日子过得苦。他本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但代价是杀死那个王克勤。“我不能杀死我自己”，王克勤喃喃自语，点了点头。END

文｜李宇琛

2024年，当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在商海浮沉十余年后，创立了自己的白酒品牌“简酒”时，他昔日的同行们也早已散落于江湖。

曾以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震惊全国的王克勤，彼时正全身心投入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为600万尘肺病农民的呼吸而奔走。他的微博里，有一张张被粉尘侵蚀的肺部CT片。

而当年以深度法治报道闻名的褚朝新，则成了赛博空间里的一位独行侠。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继续对这个时代发出不合时宜的追问，文章时常在发出后不久，就变成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三位曾用笔改写过无数人命运的记者，在这一年，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他们的故事，要从那个理想主义尚未完全冷却的年代讲起。那个年代，记者的笔，还被很多人相信，是一把可以解剖社会沉疴的手术刀。

1

故事要从2008年的夏天讲起。那年的中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是北京奥运的圣火，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激情与梦想；海水，则是在甘肃积蓄的一滩浑水，正悄悄漫溢。

在甘肃的医院里，14名婴儿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诊断出肾结石。他们的父母抱着孩子，眼神空洞。医生们围着CT片子，眉头拧成了死结。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一辈子见过的肾结石病人，加起来还没有这一个月见到的婴儿多。

私下里，他们窃窃私语，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奶粉。

但那个牌子太大了，大到连续多年全国销量第一，大到它的广告每天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循环播放，大到它的名字，几乎就是国产奶粉的代名词：

这个牌子叫三鹿。

时任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简光洲，当时32岁，在报社跑了五年新闻，不算新人，也远非大佬。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在医院的走廊里听家属哭诉，看那些婴儿因为疼痛而扭曲的小脸。他悄悄把几个家庭没喝完的奶粉样品塞进包里，坐上火车，送回上海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那天，实验室的报告单像一张判决书。三聚氰胺，一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化学名词，从此将像一道刺青，深深地刻进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见报。两千多字的稿件，没有一个激烈的形容词，没有一句愤怒的控诉，只是把事实一块块码好，冷静得像一份法医报告。

但这篇报告，引爆了一颗核弹。

三鹿集团，这个销售额过百亿、品牌价值149亿的庞然大物，在短短几个月内，从神坛跌落，轰然倒塌。

风暴迅速蔓延，全国22家乳品企业被检出三聚氰胺，整个行业信用破产。

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简光洲一战封神。他成了英雄，无数人把他和他的报道，视为中国调查新闻的里程碑，一束刺破黑暗的光。

但光照亮世界的同时，也会灼伤自己。

据他后来对母校南昌大学的记者回忆，发稿前夜，他把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打包了：

他做好了第二天被开除、甚至被跨省的准备。

他知道，他捅破的天，太大。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他的电话被打爆了。一半是来自全国各地同行的祝贺，另一半是：

操你妈。

骚扰电话、死亡威胁，像潮水一样涌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把他打成“民族工业的罪人”、“外资的走狗”。有人甚至放话，要让他和他的家人“以杀父之仇相报”。

那24小时，是他人生中漫长的一天。

当晚9点多，新华社发布通稿，卫生部专家指出，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一锤定音。

风向在瞬间逆转。谩骂变成了赞美，威胁变成了致敬：

那些昨天还骂他汉奸的人，今天开始叫他英雄。

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简光洲说，那篇报道让他新闻理想一下子崩塌，碎得一干二净。他看到了真相的力量，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他曾以为记者是社会的啄木鸟，后来发现，啄木鸟想啄掉一棵朽木，首先要祈祷自己别被树上的猴子弄死。

他赢得了几乎所有新闻奖项，但他心里那点火，灭了。

四年后，当外界给他“中国最有良心的记者”光环时，他悄悄地，离开了。

2

如果说简光洲是狙击手，冷静、精准，一枪致命。那王克勤就是重装步兵，是推土机，是用胸膛去撞城门的人。

他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调查记者”，这个名号，是他用一篇篇带血的报道换来的。北京出租车业黑幕、定州血案、邢台艾滋病真相……每一个标题背后，都是一个或者数个被碾碎的底层家庭。

因为揭露黑幕太狠，江湖上：

有人悬赏500万，要买他的人头。

2010年3月17日，他扔出了一颗比三聚氰胺更让中产阶级恐惧的炸弹：《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这篇文章，一万三千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声哀嚎。

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线索来自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位内部举报人，名叫陈涛安。这位体制内的专家，向王克勤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王克勤和团队据此走遍了山西的穷乡僻壤，像苦行僧一样，一家一户地寻访。他们最终掌握了：

近百个在接种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儿童案例。

报道揭示，一家名为“华卫”的公司，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而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它只是一个注册资本50万的皮包公司，还是垫资虚假注册。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为了赶工，让工人们在常温下给需要全程冷藏的疫苗贴标签。那些救命的疫苗，在高温中迅速失效。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让人不寒而栗，运送疫苗的冷链车，在夏天就是一个移动的闷罐。

这些失效的高温疫苗，最终被一支支注射进了无数孩子的身体里。有的孩子死了，有的孩子瘫了，有的孩子成了脑瘫。

报道刊发后，山西省卫生厅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措辞严厉，指责报道：

基本不实。

王克勤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也连夜发表声明硬刚：

报道涉及事实全部属实，掌握78户患儿家庭翔实资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那是一场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媒体与地方政府的公开对峙。

接下来的几天，牌桌上的玩家越来越多。卫生部表示高度关注，派出了专家组。但随后，据网络消息，包括简光洲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都接到了从山西撤回的通知。

最终，山西方面经过缜密调查，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他们调查了网上提及的15名儿童，只找到了10人，其中仅1人有异常，且均与高温疫苗无关。

风波的结局，再一次充满了中国式智慧。疫苗的问题本身不了了之，但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报道刊发后不到两个月，《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这位力挺王克勤的媒体主帅，被突然调离。

一年后，2011年7月18日，报社的深度调查部被正式撤销。王克勤被解除职务。

他离开报社那天，默默地整理了十年来收到的读者来信和上访材料。据他的同事回忆，那些承载着无数底层人希望的纸张，沉甸甸的。

王克勤的命运，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后坐力。他开出的那一枪，震倒了山西官场的几棵小树，但枪的后坐力，却直接把他自己从事业的巅峰上震了下来。

后来，他去了《经济观察报》，试图东山再起。但不到两年，2012年，他主持报道了北京“7·21”特大暴雨的失踪者名单，再次触怒了有关部门。

调查新闻部，又一次被解散。

2013年2月，王克勤被约谈，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

一个曾被誉为“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记者，最终发现：

苍生沉默如铁，而压在苍生之上的，却坚硬如钢。

3

和简光洲、王克勤相比，褚朝新的名字，可能对公众来说稍显陌生。他不像简光洲那样一战成名，也不像王克勤那样自带悲壮的英雄光环。

但在新闻圈和法治界，他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他曾是《新京报》、《南方周末》的王牌调查记者。他的笔，像一把精准的、冰冷的手术刀，专门解剖中国法治领域的疑难杂症。

他曾报道赵作海案。

这个案子，是一出顶级的黑色幽默。

1999年，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被指控杀害了同村的赵振裳。尽管证据链条漏洞百出，他还是被判了死缓。

他在监狱里蹲了11年。

2010年，那个被他杀害的赵振裳，突然活着回来了。

这是一个足以让所有编剧都自愧不如的剧本。当地司法系统瞬间陷入了巨大的尴尬。褚朝新当时就在现场，他用他一贯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触，还原了这起冤案的始末。

他没有过多地渲染赵作海的悲情，而是将手术刀对准了案件背后那个看不见的真凶：

命案必破。

在当时的考核体系下，一个地方如果发生了命案而迟迟不破，从公安局长到地方主官，都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完成这个KPI，刑讯逼供、制造伪证，就成了某些办案人员心照不宣的捷径。

褚朝新的报道《一错再错：赵作海错案始末》，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制度性的荒诞。他指出，赵作海的平反，充满了偶然性。如果不是那个死人自己回来了，他可能就要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

而中国，又有多少个没有那么幸运的赵作海？

褚朝新，那时候在《南方周末》这家当时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报纸，挥洒才华。

（此处不得已删去一些内容）

4

2012年，是一个充满隐喻的年份。

那一年，玛雅人的末日预言没有应验，但对中国的调查记者们来说，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确实走到了尽头。

风起于青萍之末。最早感受到寒意的，是媒体的广告部。根据公开数据，全国报刊的总印张数从2011年的2272亿张，开始掉头向下，一路狂泻。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几近腰斩。

钱，没了。

地主家没了余粮，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那些花钱多、挣钱少、还整天惹麻烦的部门。调查报道，这个曾经被视为报社门面和灵魂的部门，一夜之间成了负资产。

简光洲离开《东方早报》的理由，说得最实在。

他在2003年入职时，月薪大概在五六千块。到了2012年，他已经是全国闻名的记者，但工资条上的数字，几乎没变过。

上海的房价，在这十年里，翻了不止五倍。

他后来坦诚，女儿一周岁生日那天，他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每月准时发来的房贷账单，突然觉得，理想这东西，可能真的不能当饭吃：

不是新闻不要我，而是我承担不起新闻的代价了。

这话听着心酸，却是那一代媒体人的集体困境。他们用笔尖托举着社会的良心，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现实踩进泥里。

如果说钱的问题，是压在骆驼身上的一捆稻草。那么，舆论环境的变化，就是压下来的整座山。

就在王克勤加盟《经济观察报》后不久，2012年8月，北京发生“7·21”特大暴雨。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是77人。但在王克勤的主持下，《经济观察报》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北京暴雨失踪者》，用扎实的调查，暗示真实的数字可能不止于此。

这篇报道，直接捅了马蜂窝。据知情人士透露，报社差点因此被查封。

最终的结果是，2012年10月，刚刚成立没多久的调查新闻部，再次被解散。这是王克勤在两年内，第二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团队被连根拔起。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一年，简光洲2012年8月辞职，王克勤2013年2月离岗，褚朝新在2013年上半年出走。

三位顶尖的调查记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离场。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扇曾经打开过一条缝隙的窗户，正在缓缓地、不可逆转地关上。窗外的风雨声，越来越响。

他们只是那批离场者中，最知名的几位。在他们身后，是一整个群体的溃散。据媒体学者统计，那几年间，从各大市场化媒体出走的优秀调查记者，数以百计。

有人去了互联网公司，拿着几倍于报社的薪水，写起了公关稿；有人转行做了投资，在K线图里寻找新的刺激；还有人彻底心灰意冷，远走海外。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5

简光洲的转身，最为决绝。

离开媒体后，他没有去体制内谋个安稳职位，也没有去高校当教授。他一头扎进了最考验人性的地方，商海。

2012年，他与朋友联合创办了环智文化传媒集团，主营品牌咨询和公关策划。一个曾经以揭露企业黑幕为天职的人，现在开始帮企业维护形象。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简光洲把它做成了神话。

外界起初充满质疑。一个只会写稿的愣头青，懂什么叫商业？但简光洲很快证明，他把调查记者的那套方法论，完美地移植到了商业运作中。如何做客户的背景调查？如何核实信息的真伪？如何预判危机？每个环节，他都要求像写调查报道一样，严谨、细致，有据可查。

他给公司立了三条规矩：不做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食品产业。

尤其是第三条。三鹿的噩梦太深了，他说自己到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那些孩子的眼睛。

他的客户名单，很快变得星光熠熠：

阿里巴巴、滴滴出行、茅台、蔚来汽车。

公司年收入，突破了千万元。

那个曾经为几千块工资发愁的记者，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换了更大的房子，开了更好的车。他看起来，和这个时代和解了。

王克勤的转身，则充满了悲壮的宿命感。

离开《经济观察报》后，体制内的主流媒体，已经再无他的容身之处。他像一个被剥夺了武器的战士，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但他没有倒下。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战场：

公益。

其实早在2011年6月，他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任上时，就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项目。

这个群体，像活在黑暗里的影子，巨大，却无声。据估计，中国有超过600万尘肺病农民。他们年轻时在矿山、工厂里出卖力气，用生命换取微薄的薪水。年老后，他们的肺，像被水泥糊住一样，慢慢硬化，最终在窒息的痛苦中死去。

王克勤在做记者时，曾多次接触过这个群体。他们的苦难，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心上。

当记者的路被堵死后，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上：

他从一个揭露问题的人，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从一个用笔杆子战斗的人，变成了一个用双脚去丈量苦难的人。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他成了一个泥腿子。他深入到那些最贫困、最闭塞的山村，去探访那些被遗忘的尘肺病家庭。他要为他们筹集医药费，要为他们的孩子筹集学费，要为他们争取一台能让他们喘上气的制氧机。

转型初期，异常艰难。资金匮乏，人手不足。他只能靠着自己过去积攒下的名声，四处演讲、募捐。

有人说，他这是在用一种更辛苦、更卑微的方式，继续着他的新闻理想。

6

褚朝新，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还在写的人。

离开主流媒体后，他成了一个赛博空间里的游侠。他的主要阵地，是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就是他一个人的报社。

他自己是总编辑，是记者，也是校对。他关注的还是那些老话题：

官场、反腐、司法、传媒。

文风犀利，一针见血，带着浓浓的南周遗风。

他会告诉你某个落马高官不为人知的细节，也会点评某个热点案件背后被忽略的法治逻辑。他成了一个独立的观察者，一个在朋友圈里抵抗遗忘的写作者。

他的影响力，当然无法和在《南方周末》时同日而语。但他拥有了在体制内不可能拥有的自由。他可以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只要不触碰那根看不见的红线。

这根红线的尺度，全凭他自己把握。这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技巧，像在钢丝上跳舞。

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他的文章，也时常遭遇被删除的命运。每一次删除，都像一次无声的警告。但他还在写。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一位前辈的话：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他说的是那个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他未曾完整地见过，但有幸，在那个时代的尾巴上，燃烧过自己的青春。

他写道：

“未曾见黄金时代，不悔这五年青春。”

如今，褚朝新像一个行侠的隐士。他不在江湖，但江湖上，总转发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在特定的圈层里流传，像暗夜里的接头暗号。

懂的人，自然懂。

他的读者，大多是过去的同行、律师、学者和一些体制内的开明官员。他们是这个社会里，少数还愿意进行严肃思考的人。

褚朝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精神食粮。

他像一个守塔人，在舆论的汪洋大海里，守着一座孤零零的灯塔。灯光微弱，但足以让那些同样不想遗忘的人，在深夜里看到彼此的存在。

他们三个人，像三条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在2012年那个分水岭之后，都找到了各自的入海口。

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似乎都还不错。

但那个曾经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江湖，已经渐行渐远。偶尔回望，只剩下一片苍茫的暮色。

江湖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传说。

或者说：

江湖时代，已经没有了。

7

如今的简光洲，头衔早已从记者变成了董事长。

他的公关公司早已步入正轨，而他最新的事业，是卖白酒。

2024年，他创立了自主白酒品牌“简酒”。广告语是他自己想的，叫“大道至简”。这句slogan一语双关，既嵌了他的姓，又传递出一种返璞归真的产品理念。

一个曾经因食品安全报道而封神的记者，最后自己也做起了食品。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

从一个监督社会的记者，到一个被监督的企业主，心里没有拧巴吗？

简光洲说：

记者追求的是事实真相，企业家是创造价值。我没变，只是换了一个战场。

他的“三不原则”——不做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有污点的食品产业——成为了他商业品牌的护城河。因为他是简光洲，那个揭露三鹿的简光洲，所以消费者天然地相信，他卖的酒，不会是假的。

他的个人声誉，完美地转化成了商业信用。

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也是一种聪明的坚守。他用自己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公信力，给自己酿造的商品做了最硬的背书。

在商言商，他必须学会圆融和妥协。他不再像当记者时那样锋芒毕露。他很少再对公共事件发表尖锐评论，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公司卷入任何政治风险。

当年那个横刀立马的调查记者，悄然隐去了锋芒。

但在某些时刻，你依然能看到那个记者的影子。他坚持公司的财务透明，坚持产品的品质底线。他说，无论做媒体还是卖酒，诚信是立身之本。

这或许是他给自己保留的，最后的新闻理想主义。

他曾对采访他的年轻记者感慨：“伟大的时代永远是由理想主义者缔造的。”虽然已离开媒体多年，他仍自称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如同灰烬，”他说，“看似熄灭，随时却会复燃。”

当被问及如果女儿将来想做调查记者，他是否会支持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

8

王克勤已经十几年没有发表过一篇调查报道了。

他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是“大爱清尘”公益基金的发起人和首席推动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这个最初只有几个志愿者的草台班子，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公益的一面旗帜。

他的工作日常，不再是和官员、黑社会斗智斗勇，而是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有些磨人的事务。

他要为尘肺病农民筹款，要组织医疗队下乡巡诊，要挨家挨户地给他们送制氧机，要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救助政策。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最贫困的矿区和乡村。他见过太多的人间惨剧：一个男人因为得了尘肺病，跪在妻子面前，求她改嫁；一个家庭，兄弟三人全都死于尘肺，只剩下一群孤儿寡母。

王克勤曾说，做了26年记者，他以为自己见过了所有的苦难。直到他开始做“大爱清尘”，才发现过去的报道，都只是：

在苦难的海边湿了湿脚。

他从一个他人遭遇的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微观个体的建设者。

这个转变，让他付出了很多。他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全年无休。他的身体也因为常年奔波而每况愈下。但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截至2023年底，“大爱清尘”累计救助的尘肺病农民，已经超过了12万人。他们推动了国家层面出台针对尘肺病的专项治理行动：

一个为体制所不容的记者，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撬动了体制的变革。

他过去的记者经历，成了他做公益最大的资源。他的名声，让他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号召力。2013年，一位89岁的中科院院士，看了凤凰卫视关于他的节目后，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大爱清尘”简陋的办公室，当场捐出了十万元现金。

老人说，他被王克勤的行动感动了。

如今的王克勤，眼神依然锐利：

他不再写长篇的调查报道，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篇报道。

一篇关于爱与救赎的，永不完结的深度报道。

他用行动证明，当笔杆子无法改变世界时，还可以用双脚。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连接着被遗忘的角落和繁华的世界。桥上，走过一个个绝望的灵魂。桥下，是他自己日渐佝偻的背影。

9

简光洲的酒，王克勤的尘肺病人，褚朝新的公众号文章。

这三样东西，在2025年的中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职业。

现如今，无数的噪音、谎言、娱乐和算法，将真相稀释、包裹、淹没。你需要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成本，才能打捞出一点点坚硬的、未经污染的事实。

简光洲、王克勤、褚朝新，他们用各自的人生轨迹，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打捞的可能性。

他们在商海、在尘埃里、在赛博空间，以一种迂回、坚韧，甚至有些悲壮的方式，延续着真话的火种。

他们是幸存者，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他们身后，是更多被打断了脊梁、磨平了棱角、最终归于沉寂的媒体人。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故事，无人讲述。

曾经，他们的真话，印在千万份报纸上，摆在每一个城市的报刊亭里，供人阅读、讨论、争辩。真相通过一种中心化的、权威的方式，抵达公众。

后来，他们的真话，或融入了一瓶商业白酒的品质承诺里，你需要购买、品尝，才能感受到那份诚实；或化为了一次具体的公益救助行动，你需要捐款、参与，才能理解那份悲悯；或藏在了赛博空间层层叠叠的褶皱里，你需要订阅、寻找，甚至冒着404的风险，才能读到那份坚守。

真话，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得更加稀缺、更加难以被发现。

它从一个公共产品，变成了一个需要主动探寻的窄门。

这或许是他们三个人故事，汇聚在一起时，所呈现出的最深刻、也最令人不安的图景。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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