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洗脑很有效，中国人把恐怖分子当英雄

2024年10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南加沙的拉法市击毙三名哈玛斯恐怖分子。其中一名身穿战术背心，手持步枪，身上还有4万谢克尔现金（约合1万美元）的死者，经身份验证后，正是刚接任哈玛斯政治局主席两个多月的辛瓦尔。

西方民主国家对辛瓦尔毙命表示欢迎。美国白宫发表一份声明中称：“这对于以色列、美国以及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辛瓦尔之死再次证明，无论时间多久，世界上的恐怖分子都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将辛瓦尔描述为“一个残忍的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他的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及其人民”。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表示，辛瓦尔应该对10月7日的恐怖袭击负责，那一天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犹太人民经历的最黑暗、最致命的一天”。

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噩耗”欲说还休，用一通不痛不痒的废话敷衍过去：“当务之急是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止战，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一如既往,中国民间掀起一股沉痛悼念辛瓦尔的声浪。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人们留言说:
——上一个拿AK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领导人还是智利的阿连德,虽然两者间隔半个世纪,对抗的却是同一股势力,人类永远不会屈服于屠刀。

——如今哈玛斯，几乎全是依靠基层组织在抵抗，连最高领导人也是这样，除了能指挥身边三五个人之外，谁也指挥不了。就算哈玛斯的最高领导人，也是普通战士一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想依靠斩首行动，自上而下瓦解哈玛斯，取得最终胜利？这不是做梦是啥！只能迎来更顽强的抵抗，不死不休！对此西方那些贵族式思维，根本理解不了，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却都能明白！

——一个辛瓦尔被击倒，还有千万个辛瓦尔站出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致敬英雄。

——哈玛斯人民，是不会被打败的。

——真的勇士，永垂不朽。

哈玛斯这个名字是阿拉伯文“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哈玛斯矢志消灭以色列，不仅发动多起自杀炸弹攻击，也对平民和以色列军人发动致命袭击。1997年，美国国务院将哈玛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将哈玛斯视为恐怖组织。

哈玛斯在屠杀巴勒斯坦不同阵营支持者时也毫不手软。2007年，哈玛斯以暴力手段从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手中夺下加沙走廊的控制权。自此，法塔赫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带由哈玛斯支配。

在哈玛斯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不乏在以色列旅行或务工的中国人丧命或受伤。但崇拜哈玛斯的中国网民却没有对其发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警告。那些将哈玛斯当做英雄的中国人，大都不知道谁是林昭、谁是王维林、谁是刘晓波、谁是彭立发，遗忘了真的英雄，却对手上沾满鲜血的外国恐怖分子顶礼膜拜。这难道不是认贼作父？

1951年，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洗脑》一书。他在书中揭露，1949年中共执政后，对本国民众和全世界发动了一种新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运动。他描述说：“其目的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使那个人变成活生生的傀儡——一个人类机器人——但外表完全看不出这种暴行。这样做是为了在血肉之躯中创造一种机制，把新的信念与思维流程灌输到一个遭到俘虏的身体中。那相当于寻找一个奴隶种族，但与旧时代的奴隶所不同的是，中国奴隶永远不会反抗，总是服从命令，就像昆虫的顺从本能一样。”中共的洗脑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哈玛斯是列宁式政党和毛式政党

中共建政后，其外交政策从未改变：建立霸权，支持与之狼狈为奸的暴政、暴君和恐怖主义。中共通过洗脑让其外交政策获得民众高度支持，尽管民众从来对外交政策无从置喙。

哈玛斯从其成立起，就从中共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据网上流传的无人机拍摄的辛瓦尔被击毙前几分钟的影像，已受伤的辛瓦尔有气无力地扔出一根棍子击打无人机，却未成功。以色列军方展示了辛瓦尔随身携带的武器，其步枪不是苏联产的AK-47，而是中国制造的仿AK-47的56式折迭枪托，为环形准星护圈。有网友分析说：“哈玛斯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和提供的，可能是透过联合国，用人道名义，混入装生活物资的货柜中，运到加沙。”

中共不仅输入武器，还试图主宰包括法塔赫、哈玛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政治团体，充当其话事人。中国介入中东事务，是其“全球治理”野心的一部分。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北京宣言》。当天在闭幕式上致辞的中国外长王毅说，本次对话与宣言“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当天，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表示，“在中东错综复杂的热点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中国官方的“观察者网”发表御用学者的文章，赤裸裸地表示：“巴勒斯坦各派的《北京宣言》，打破了某些西方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阴谋，为巴以和平重新注入了信心。在《北京宣言》中，批评了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显示出了国际社会要求调整美国主导巴以对话的和平机制、建立更加公允的巴以和平谈判机制的呼声。中国的中东外交为地区国家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将之前各方普遍认为的‘不可能’转变为了‘和平成果’。中东国家普遍认可和支持中国的和平斡旋，同时也期待中国在中东热点议题上发挥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作用。”

西方对中国的这一企图有所警惕。《外交政策》杂志报导，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艾哈迈德-阿布杜赫表示，中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西方主导秩序的替代者”。

中共是哈玛斯的榜样。哈玛斯从一成立开始，就有意模仿列宁式政党或毛式政党（毛式政党是列宁式政党的升级版）的模式。

哈玛斯最高领导机构为“政治局”，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每四年选举一次。“政治局”这个称呼和统治方式，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化传统中找不到，它是列宁的发明。在一党制共产党政权中，政治局是政权决策的核心机构，其成员是政权的核心决策层。部分共产党，如中共，在政治局之上设常务委员会。领导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的，是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总书记或党主席。现在仍掌权的中共、越共、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等都设有政治局。哈玛斯是少数非共产党却设置政治局的组织。辛瓦尔和同样被以色列击杀的前任哈亚尼，官方身份都是哈玛斯的“政治局主席”。

另一方面，哈玛斯学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比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和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学得更好。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哈玛斯恐怖组织经常不遗余力地讨好当地小区，透过融入学校、大学、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等社会机构，它已然成为小区结构的一部分，并赢得更多新兵和非战斗人员的支持。据一份民调指出，2024年3月，7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哈玛斯发动10月7日攻击是正确的。

习近平所说的“中国不再输出革命”，显然是一句谎话。中国仍在输出革命，只是不像毛时代那样明目张胆，变得偷偷摸摸而已。

中共企图在中东乱局中趁火打劫，最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反美是中国社会的“良好风尚”

中国网上流传一份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用国际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达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每个读到这份告知书的人，都会寒毛直竖，因为文革的阴风已然吹拂着这片大地。

这份名为“京市监罚告[2024]01316号”的告知书写道：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一案，已调查终结。……经查，你公司于2024年4月21日通过公司微信公众号“大用国际文化”以微信推文形式发布了标题为“雄鹰之路——美国高校&艺博馆夏季研学营”的广告宣传文案，包含“作为美国的政治心脏，白宫和国会大厦是不容错过的景点……国会大厦则是美国立法机构的所在地，其宏伟的建筑和内部的精美装饰，都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等内容。……你公司发布“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等文案以推介赴美研学项目的广告宣传行为，存在导向错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七项的规定，构成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违法行为。

“美国国会大厦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这句话，居然“违背社会良好风尚”，那么，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这句话若改写为“美国国会大厦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与丑陋”，就“符合社会良好风尚”了？原来，中国社会的良好风尚，难道是说谎、攻击、诽谤，是反美、仇美和妖魔化美国？

中国的反美宣传由来有自、源远流长。1950年10月19日，中国派兵跨过鸭绿江，参加韩战，对抗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当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认识美国》一文，第一部分标题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于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运动应运而生。

“三视”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心理。这种心理，尤其是在与美国关系较密的一些人士——如民族资本家、留美的知识分子、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等——中间普遍存在。

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一向以左派自诩，这次当然要跳出来配合“三视”运动。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文章。文中写道：“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尽管如此，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学者，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算是死得其所。

“三视”教育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各种媒体大量刊载相关文章。一份调查统计，1950年中国出版的147种期刊中，第10期、第11期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约占16％的篇幅，其中综合时事类期刊更是占了35.5％。文联动员大批作家、艺术家，运用包括电影、戏剧、曲艺、歌曲、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势，工厂、农村、机关、街道、学校、军队则利用黑板报、墙报、宣传画、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声讨会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三视”宣传。

“三视”教育运动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至此以后，美国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反动、最野蛮、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死敌”。

口头上反美，身体上亲美：美国夏校被华人“攻陷”的秘密

大用国际文化是一家从事游学和留学中介的公司，该公司文案只是中规中矩地介绍其商业项目，并非刻意宣扬与官方立场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却遭到严厉处罚。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近期，河南、沈阳、甘肃等多地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排查中小学生海外研学团参与情况，将对相关项目“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展开全面排查，重点整顿“推崇西式政体、美化西方文明”等内容。

美国是一面镜子，一旦肯定美国的民主自由，就等于同步承认中国的专制独裁，危及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妖魔化美国是中共庞大的洗脑工程中的关键环节。中共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宣传颇有成效，近日发生多起在中国的美国人遭受暴力攻击事件，就是这种洗脑宣传的必然结果。

然而，中国人向来是心口不一，嘴上谎话连篇，身体却很诚实。所谓“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正是“反美斗士”司马南的名言。司马南的老婆、孩子全都移民美国，财产也转移到美国，在美国买了豪宅，他的“反美”表演斩获的“狗粮”足以让他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1998年，北大中文系女生马楠，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发表演讲时，当面反驳说，“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但她一毕业就选择去“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留学，真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此后她还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美国白人男士，生下混血孩子。

2009年夏，作家张小波和宋晓军推出畅销书《中国不高兴》，掀起狂热的反美浪潮。但两人用赚到的巨款迅速办理全家移民，在美国和加拿大过起了有豪宅和豪车的奢侈生活。那些购买他们的书的底层劳动者，却只能在水深火热的中国挣扎求存。

曾以一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唱红全中国的歌手殷秀梅，发了大财后，毅然移居美国并入美国藉。她会不会改唱美国国歌《星条旗飘扬》，人们不得而知。

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反美立场最坚定的中共党魁。但习近平早早就将女儿习明泽送到哈佛大学读书。如果他真的爱女儿，难道一点不怕宝贝女儿被美国的“资产阶级堕落文化”污染？

上行下效，既然习近平都送女儿到美国留学生，中国菁英群体和中产阶级也都将送孩子到美国留学作为荣耀。中国官媒上全是“东升西降”的文宣，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家长和孩子对美国名校的羡慕和爱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申请美国名校“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唯有习近平的女儿这样的尊贵身份，才可以免试入读哈佛），送孩子到美国名校的“夏校”沾沾仙气，成了中国家长必须“出血”的项目。

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上海某双语学校高中部的海伦，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夏校。她惊讶地发现，班上二十多个人里有将近一半是国内来的孩子，课上大家心照不宣，下了课聚在一起聊天，完全可以说中文。她表示：“对我们几个中国学生来说，我明显感觉大多数夏校的课程都没有非常难，大家抱着‘文化交流’的心态，来提前体验美国文化，再争取拿封推荐信用作申请大学，我也不例外。”海伦说的“这份体验”，当然不便宜，该夏校项目的费用包含食宿是14500美元，再加上机票等，一个半月下来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对于权贵之家，这只是小钱；但对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国经济下行的今天，这笔钱需要省吃俭用才能积攒下来。

来自中国的孩子攻陷美国夏校“半壁江山”的情况，同时在美国多所名校发生。康奈尔大学夏校，中国孩子接近一半；耶鲁大学夏校，中国孩子接近一半；宾夕法尼亚大学夏校，中国孩子超三成；相对小众的塔夫茨大学，中国孩子超三成；巴纳德学院夏校，除了老师是美国人以外，学生清一色都是中国孩子，老师实现“反向留学”。

邓小平当年曾感慨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是邓小平说的极少数的真话。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送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家长，也都认可这句真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八、《夏东日》是一代藏人的符号

虽说时光已过十六年，我仍记得第一次看见第21期《夏东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力：既因内文的沉重而悲愤，更因封面图片的人物形象而惊叹。是的，那正是文革泥塑“农奴愤”最有名的造型：一个镣铐加身的图伯特男子昂首挺胸，以毫不畏惧的站姿面向前方，双目炯炯，似要喷出火来，在他身后是另一个“农奴愤”的造型正在挥拳呐喊冲锋，非常典型的具有苏俄特色的无产阶级美学风格。但在2008年全藏发生和平请愿遭到当局镇压的特殊时候，此画面以一种挪用的方式出现，让我意识到这是非常精彩的反讽，然而又再合适不过，真的是意味深长！

《夏东日》是一本藏文杂志，民间刊物，由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大学生在1990年代创办，定期出版。藏语“夏东日”意为东方海螺般的雪山，以海螺喻义召唤、启蒙，多年来在藏人社会尤其是年轻藏人当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而第21期更是影响很大。正如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后去往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藏人作家桑杰嘉在他的文章《2008年西藏的第二战场——介绍藏文杂志<夏东日>》【1】中写：

"我手中的这本《夏东日》是在印度翻印的第二十一期,想它的(原版的)诞生、出版、发行一定走过艰难的历程,在(中国)大陆能够出到二十一期,已经很辉煌了。这本藏文杂志的宗旨是:'寻找真理:平等和自由的真理;寻找勇气:批判与探索的勇气。'杂志内容以评论为主,分有'直剥假面具'、'切除顽固之病'、'呼唤灵魂'、'理论·实践·见证'、'生命、反省、正义'、'黑暗、恐惧、吼叫'和'会议、讨论、宽宏'等栏目。其中最后翻译发表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2008年的《夏东日》中刊登有十四篇署名文章,其中九篇文章跟今年3月西藏事件有关,真实地报导、评述了该事件。本刊物的后记说:'旋风般的今年,雪域西藏的山水和所有生灵都被封锁,枪口时时盯着这一切……中共枪口下流失了孕育着雪域真理的无数灵魂,朝着我们呼唤自由……。''《夏东日》冲破重重困难,伴随着零八年的伤痛,为维护去世的那些灵魂而进入你的视野。''《夏东日》记录着一代人用血写下的历史,问世了!'《夏东日》最后发下誓言:'《夏东日》活,要活得有力量;死,要死得有光彩!'。"

位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学，在2008年3月遍及全藏的抗议中非常醒目。我在《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2】一书中的相关记录写到：

"3月16日 ……甘肃省会兰州西北民族大学,数百名藏人学生在校园游行并在操场静坐。他们在校园张贴介绍拉萨情况的传单,高举写有'藏人同甘共苦'等内容的标语。静坐从下午4点开始,该校院长、藏语系多识教授以及藏人教师纷纷劝说学生放弃静坐,但学生们沉默不从,点燃蜡烛以悼念(连日来被军警镇压的)死难藏人,静坐通宵。兰州武警包围学校,被校方劝阻。西北民族大学藏人学生的抗议活动,率先揭开藏人大学生有理性地与底层民众相呼应的序幕。"

继而，3月17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有数十名藏人学生举行游行和静坐。我的记录中写到：“很多学校，最先是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几百个人，后来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也有，青海的大学也有，成都的大学也有。不光是大学，还有中学，甚至还有小学。他们就是静坐，最先开始的是3月16号吧，写的‘我们要人权’、‘我们要自由’、‘停止对藏人的杀害。’”

数月后《夏东日》第21期出版，其中记录了西北民族大学静坐抗议两天后：“二十多名学生的姓名、籍贯、年级和身高等被列入表格，一个个被带出了学门。其中十四名学生从此没有回来，不知他们在黑暗的监狱中将忍受多少暴虐？他们只是十五岁到二十一岁的青少年……在天地间，在二十一世纪的如今，难道我们连痛苦的哭泣都不行？”

据桑杰嘉的翻译，这期《夏东日》主要有这些勇敢地揭示真相的文章——

《民族自治与民族生存》一文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能延长一点民族同化时间而已，其无法保障我们少数民族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各少数民族迟早会消失。”他总结说：“一、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只是个策略，并非目的。与这个制度有关的法律无法保障少数民族的不被同化。二，如果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存在的话，国家可以随时收回赐予民族区域极小的自治权力”。

《这个理由是假的》一文写：“平等，要生存平等，语言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在这个国家里，五十六个民族的生存是平等的么？可以大声说：不！……”“少数民族离开了汉民族，是强权统治下的解放；而汉族离开少数民族是失去了奴隶……”。

《展向高空的正义之翅》一文写：“今天我要为真理和事实说话，如果不能为真理和事实说话，我将抵押这条命给你们。”“……反动统治者持民族集权主义思想，没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造成今天我们西藏天地震动。我们的责任是反对这些空想主义者和民族集权主义……。颠覆压迫民族语言文字的反动统治集团，维护民主利益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只有争得的民主，绝没有等到的民主。”

《我们没有人权》一文写：“3月14日，拉萨天空的滚滚浓烟是五十年来忍耐的浓烟，是五十年来同胞们哽咽在腹中的浓烟，难道不是腹中整整停留五十年后喷出的浓烟？家乡背着痛苦的包袱，互不相识的同胞们与我有关，西藏三区的那些同胞与我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学生、平民们的宝贵生命被推向世界的黑暗中时，无论如何我无法保持沉默，他们的厄运与我的笔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关系。”“在听不到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里，直接与枪口碰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藏人最大的痛苦并非是无处诉说痛苦，而是不让诉说痛苦……”“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对一个痛苦往心中埋藏之民族进行的镇压、殴打和屠杀……”。

《是谁把仇恨的钉子钉入心头？》一文也指出这次抗议运动的爆发是必然的，并追思了牺牲的藏人：“最后向被黑暗吞食的光明的生命硬骨头的人们表示哀悼和支持。在无数的压力下发出抗议的怒吼表示为你们哀悼！并向争取正义的人们表示敬意！”

《夏东日》第21期印出不久即被当局查禁，杂志的编辑、作者扎西热丹（笔名铁让）和周洛（笔名雪合江）于2010年4月在学校遭捕，并因各自著有关于2008年抗议事件的著作《血书》和《为自由我不悔》，分别被判刑四年和三年。多位作者如东科、布旦、尕让云巴、觉勒达瓦，接踵而至地，被国家机器突然地，从学校、从家中、从寺院、从就职的单位，或从我们不知道的各处，被带往一座座黑暗的牢房，身陷囹圄多年。然而这些藏人，并不是在万恶的“旧西藏”出生的“农奴”，他们全都是所谓的“翻身农奴”的后代。

然而，这些“翻身农奴”的后代在用母语发声的时候，却选择了泥塑“农奴愤”的典型形象作为某种代言，这更是一种解构，是对官方宣传话语的戏仿，其可贵之处在于：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反讽成为武器，来打击制造虚假叙事的权力者。正如当时25岁的铁让在《举起赞普之剑，我的图伯特同胞》【3】的诗中所写：

"……现在,正当其时

重访先祖的陵寝和碑石

召唤先祖征服者的胆略

举起先祖勇士的宝剑

祈请先祖战斗的灵魂

现在,正当其时

从痛苦的深潭起来

升起雪狮的旗帜

现在,正当其时

每个战士昂首挺胸

如飞瀑激流

如烈焰

现在,正当其时

每人每事,随时随地……"

《夏东日》的封面就这样表达了对当局的讥嘲和不信任，并提醒他们：我们年轻藏人知道“农奴愤”是怎么一回事。也因此，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为我的《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所写的序言强调：

……此次抗议行动点燃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中国示威活动，遍及西藏高原。藏人的反抗，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大震惊，因为他们总是合理化他们对雪域的占领，称他们的行为乃是“解放受压迫的西藏农奴”与“为西藏人民带来现代化”。如果中国政府的主张有任何确实根据的地方，你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五十年后，为什么“被解放的农奴”要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此次抗议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藏人拒绝解放者的统治，而且显示了长达五十年后，中国政府仍然未能赢得西藏的民心，藏人还是完全反对中国的统治。

回顾十六年前以付出青春、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本杂志，桑杰嘉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我常常想，夏东日其实是一代藏人的符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夏东日》的见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值得铭记和书写。

注释：

【1】见 西藏之页:

【2】《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出版社，2019年。

【3】 铁让:举起赞普之剑,我的图伯特同胞( 原文藏文,英译Bhuchung D.Sonam,中译唐丹鸿)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黄如一是看横店影视长大的吗？

2024年9月19日，一名居住在中国深圳的日本籍、中日混血的十岁男童，在母亲陪伴下前往日侨学校上学途中，遭一名中国男子持刀砍杀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母亲在现场看着孩子被砍到肚破肠流，凄烈地呼救，却已无力回天。

噩耗传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降半旗致哀并表示“事态严重”，日本外相谴责此事极为“卑劣”。不少中国网民却不以为然，说过去有中国人在日本被杀时，中国政府向来低调处理，不像日本这样大张旗鼓。这种质疑反倒表明，日本政府是民选的，重视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而非民选的中共政权，一边宣扬“一个也不能少”的战狼精神，一边却对普通民众的死活漠不关心。

此事发生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如一在微信聊天群的一番高论引起热议。

黄如一说：“杀一个日本小孩算多大的事呀？”当有人说这是滥杀无辜时，他反驳说：“没有滥杀无辜，杀的是日本鬼子。”他还将与此事并无关联的美国拉来陪绑：“日本鬼子的美爹每天都在杀几百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反日的同时必定反美，他们早已忘记，在二战中，如果不是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还有人反驳黄如一说：“我看你的头像是解放军，我们解放军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有纪律的，不会杀孩子。”黄继续强辩：“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

9月21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网传微信群聊记录属实，涉事群聊是百人大群，主要为出版、传媒等行业的书友群。

9月22日，甘孜州及新龙县有关部门披露，涉事者黄如一确为新龙县政府领导成员。新龙县政府办一工作人员称：“这件事情我们这边已经掌握，也高度重视，正在处理当中。”甘孜州政府办一值班人员亦表示：“我们已经了解，已经报上去了，肯定要处理。”另据新龙县一官方人士透露，介入调查此事的部门涉及县委、公安、宣传等多部门，“后续的处理结果会公布。”

据公开信息显示，黄如一为1983年生人，生于重庆梁平，先后毕业于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和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人居环境专业，最高学历为工学博士。201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升任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同年，挂职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省直定点帮扶等工作。以黄如一的年龄而论，在官场的升迁速度颇快。如果没有发生这次的事件，未来一定能平步青云。

黄如一的言论是“言为心声”，不足为怪。他是看横店影视基地拍摄的反日影视作品长大的，也是中共的仇恨教育和宣传培育出的“观念残缺”一代。他拥有博士头衔，却不具备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换言之，他并未得到启蒙。所谓启蒙，用康德的说法就是“照亮”，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

黄如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学者毕可思在《滚出中国》一书中指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批准的故事是片面且自私的，而且最终会擦抢走火。人们经常听见新的、气愤的民族主义示威者大声要求战争，要求杀了日本人。这样的民族主义蕴含了灾难。但这不止牵涉日本。近代以来曾羞辱过中国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2012年11月，刚刚掌权的习近平在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后表示：“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牺牲之大，在世界各段历史中均属罕见。”这是习近平报仇雪耻的“中国梦”的起点。在此意义上，黄如一就是习近平的孩子。

黄如一身上的“毛泽东人格”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恨意

黄如一是如何炼成的？这是观察今天中国民情的一个重要视角。黄如一后来在重庆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读大学，但他出生于较为贫困和封闭的梁平县，属于韩寒所谓的“小镇青年”。进入21世纪，中国的县城尤其是西部县城经济衰败、治理混乱，导致文化、信息、知识和共同体精神大幅衰减。受此一时代背景影响，“小镇青年”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被烙上“边缘人”烙印。黄如一通过高考脱离县城，然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半个七品芝麻官”的副县长，但他身上的“边缘人”人格根深蒂固，所以才会“对世界充满恨”且“语不惊人死不休”。

史学大师余英时曾批评说，费正清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因不了解毛泽东边缘人的复杂心理，不了解中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边缘人造反的传统，而对中共政权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余英时将中国的共产革命解释为边缘人夺取权力、破坏民间社会的过程，随着革命不断升级，边缘人对社会的破坏也越大。“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革命为中国原有社会中各阶层的边缘人提供了进入社会中心的机会。城市中不得志的知识人、市民、以及乡村中无业的地痞、流氓等都涌进了革命的行列。”

余英时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毛泽东贵为权力比古代皇帝大得多的“主席”，却满口粗话，以粗话显示其权威及羞辱此前瞧不起他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傲结合的“边缘人”人格的体现。

余英时还注意到，中国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这当然是真的，毛在晚年眼睛动白内障手术之前，即便是战争年代或政治斗争激化之际，仍手不释卷。但比喜欢读书更重要的是读什么书。余英时仔细检视并分析说，毛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毛的作品中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1945年，重庆国民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延安，学者傅斯年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造反者，发现毛对旧小说非常之熟，这不仅仅是出于消遣，更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

在这一点上，黄如一与毛泽东的兴趣爱好惊人相似：黄如一并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男，他对文史颇有兴趣。他喜欢读书，更喜欢舞文弄墨，不顾官场的繁忙，业余从事通俗历史写作，曾出版《铁血强宋》、《煮酒话太宗》、《钓鱼城保卫战》、《冰火大明》、《译码西游》等作品，在官场堪称奇葩。但从书名就可以看出，黄如一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阐释有严重偏差，就如同纳粹用种族主义来改写日耳曼人的历史，连被公认为军事上无能的宋朝也被其翻案为“铁血强宋”。这样的历史叙述，很对习近平的胃口。

边缘人与边缘人惺惺相惜。习近平虽身为太子党之一员，但在其父亲倒台后，长期沦为边缘人。边缘人对社会充满仇恨，这种仇恨很容易转化成排外情绪。

中共标榜习近平是一名熟读中外历史的伟大领袖，“从读书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用书香涵养民族精神力量”。既然如此，习近平不妨重用文理兼修的黄如一，提拔其当南书房行走，让其起草讲稿，一定不亚于当年的“九评”，让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却连高官都不再安全

近年来，中国宣传部、公安部、外交部及各大官媒多次宣称，中国人的安全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十年来始终保持高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之治’生动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有外国记者质疑此种说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响应说：“我这么说是因为听到来自各方的评价，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你生活在中国，相信能感受到中国很安全。”

然而，中共高级官员横死乃至被灭门的消息，屡屡从铁幕之后传来，让“平安中国”的谎言直接破功。

2024年9月5日，陕西咸阳秦都公安发布一则悬赏通告，称该局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景卫卫等五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2024年7月19日潜逃。通告要求民众“协助缉捕以上犯罪嫌疑人”，发现线索“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耐人寻味的是，查看通告中列出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年龄最大的三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九岁，来自不同省份，唯一的相似点是从照片上看他们很像军人。悬赏通告对他们涉及案件的基本细节语焉不详，既没有所犯的案件的性质，也没有时间和地点，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简直就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且，为什么公安部门要等这五人潜逃四十九天后才发出悬赏通告？为何在摄像头无孔不入的今天，警方却一无所获，不得不重新使用文革时代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老方法？

随后，网上传出的咸阳副市长王宏兵一家十一人被五个退伍兵灭门的事件，还透露实际上王家被杀人数是十二人，其中一人受重伤被抢救过来。这一消息没有得到媒体或官方的证实。去查政府官网上关于王宏兵的信息，王宏兵为1972年11月生人，2019年任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起任咸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咸阳日报》消息，2023年12月27日，咸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王宏兵同志为咸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2024年7月19日之后，官媒再无王宏兵公开活动的报道，也没有公布其死亡的消息。一个堂堂地级市副市长，如果不是被双规或死亡，基本没有突然人间蒸发而官方保持沉默的可能。王宏兵担任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书记这一要职，必定是个铁腕人物。若真的是死于非命甚至被灭门，可见案件背后大有玄机，很可能牵涉利益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24年9月19日，湖南长沙传出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在财政厅院里的住宅楼坠下身亡的消息，同时有另外两人坠楼并当场死亡。9月20日，湖南省财政厅发布讣告，中共二十大代表、十四届人大代表、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9月19日9时12分在湖南长沙“遇害”，终年五十八岁。讣告称其“政治坚定”、“恪尽职守”、“一心为民”等。“遇害”一词触目惊心，让人浮想联翩。

据一名消息灵通人士在社交媒体披露，刘文杰涉及为民间借贷做担保，资金高达数亿。其中，有一笔六千万的借贷，因为借钱的富商江氏兄弟既没有拿到利息，也没有拿到本金，两人多次索要未果，就扮成保安、清洁人员进入省财政厅宿舍楼，再进入刘文杰家。刘文杰随后被控制，房门反锁。在此期间，刘文杰打电话给其丈夫，请求丈夫转款偿还债主。殊不知，当天早上其丈夫正好被纪委带走，追查其腐败问题，无法接听电话。随后，刘文杰又给几名平时关系密切的商人打电话借钱，都未得到准确答复。两名走投无路的债主，将刘文杰捆绑起来，从楼上扔下摔死。以上只是关于此案的一种说法，也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

几家欢乐几家愁，君臣末世自乖离

高级官员一个接一个离奇死去，本身就是不祥之兆。民众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更让官僚阶层有朝不保夕之感。

死者的家人朋友深深哀痛，网上的主流民意却是一片叫好，有人说，蠹虫“清零”，是与民休养生息；也有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已到马上就报。

官方喉舌“人民网”曾就此发表题为《“仇官”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的文章，批评说：“生命不容剥夺，死亡总是让人感到悲伤的。和普通人一样，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一些人因为死者的官员身份，从而叫好，丝毫不见同情心，确属反常现象。”不过，文章也发出耐人寻味的追问：“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深思：这是不是反映出公众之中普遍存在一种‘仇官’心理？产生这种心理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当官已成为一种危险职业。据传，刘文杰出事与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易鹏飞有关，易鹏飞的儿子与其他六名高级官员的儿子在湖南官场并称“湖南七公子”，常常做无本生意。易鹏飞已于一年多之前落马，因贪腐数额巨大被判无期徒刑。上海网媒“澎湃新闻网”在《易鹏飞和他的腐败同僚》一文中指出，易鹏飞是湖南官场的风云人物，先后担任怀化、娄底、郴州三个地级市的党政主官。他在每一个地方的搭档以及前后任官员，全被一网打尽，无一漏网。易鹏飞喜欢打麻将，或许可以在监狱中跟好友和政敌“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起再打几圈麻将。湖南官场找不出一个清官，偌大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高官尚且不安全，民众又岂能安全？如今的中国，与清帝国末年很相似。晚清名臣曾国藩说过：“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

曾国藩有一次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感到清帝国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为此忧心忡忡。他说，听北京来的人说，首都形势极端恶劣，“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说：“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苦苦思考良久，再问：“会出现迁都南方的结果吗？”

赵答：“恐怕是南方和北方一起沉沦，未必能效法晋、宋南方苟安的局面。”

果然，“抽心一烂”的“瓦解之局”在1911年降临了。

晚清曾任南书房行走和礼部尚书等要职的陆宝忠，比曾国藩晚一代，更感受到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情势，“中华民智未开，人心太坏，浩劫将临，其惨殆不忍言”。他读《胡文忠公政书》，不禁感慨万千：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半天下，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大局岌岌可危。幸亏有曾国藩、胡林翼等力持危局，拯救危难。如今的局势每下愈况，即便曾国藩和胡林翼死而复生，无法拯救王朝的覆灭。他悲叹说：“今糜溃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内忧，相逼而来，必至内讧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内讧而来，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将为人之鱼肉，为人之奴隶，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劫也。”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说今天的中国。

清末高官的非正常死亡，是革命党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暗杀行动所造成的，革命党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帝国官僚人人自危。如今共产中国高官的非正常死亡，多为金钱和权力的争夺，是疯狂的窝里斗，是官员自食其果，唯一的价值就是释放出中国已然鱼烂土崩的信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又成中共洗脑口号

中秋之夜，“雄关皓月，长城之约”北京长城文化节居庸关主会场活动暨“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在居庸关长城脚下盛大呈现。

中共官媒对此活动予以长篇报道，网上也有视讯播放。官媒报道说，本次晚会以“月满居庸关，天涯共此时”为主题，包含雄关月韵、乡关何处、山河共梦三个篇章，共十五个节目。晚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情感核心，通过国风歌曲、少林武术、民族音乐、历史故事、诗歌朗诵、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以“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长城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

官媒更形容，晚会“以城墙投影秀开场，序幕拉开，音乐响起，激光精细地雕刻出居庸关的轮廓，随后静默的石砖复苏，形成居庸关、山脉、明月等形态，将古老的长城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中国不是没有现代科技，但在中国现代科技却被用来炮制木乃伊和裹脚布。

官媒还总结说，晚会“以长城为媒介，以文化为纽带，用富有时代感的视听语言，向全球观众展现跨越千年时光蜿蜒而来的巍巍长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中共重新将长城当做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物。

与晚会相配合的还有一场文化沙龙，围绕“关隘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主题，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专家学者当然个个都对长城及其文化内涵赞不绝口。

1980年代，那个中国最接近民主自由的时代，电视政论片《河殇》破空而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破除代表蒙昧主义的黄河、黄土、龙和长城的图腾地位。我就是被《河殇》启蒙的一代少年人之一。我记得当时自己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与全家一起熬夜观看《河殇》——中宣部只允许央视在午夜时分这样的“垃圾时间”播出，殊不知《河殇》仍然创下那个时代收视率的最高峰。

《河殇》中有一段解说词，对我而言简直是振聋发聩：“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也就是说，长城从来都是秦始皇的长城，而不是孟姜女的长城。

当年那些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由知识分子，要么进监狱，要么流亡异国他乡。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又开始唱起了老调子——在“居庸山月”晚会上，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节目：“五代长城守护人”深情寄语，教诲年轻一代传承并发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统治者最乐于看到的情形是：孟姜女不再哭长城，孟姜女也来膜拜长城。这样，统治者才能放心大胆地在中国修筑和增高第二道长城——网上的长城（所谓的“防火墙”）。

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有时候，你以为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距离，但当你停下来定睛一看，就突然发现，一切都又回到了起点。你以为已经告别了毛泽东和文革，但毛泽东仍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着芸芸众生，升级版的文革再度粉墨登场。你以为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了，然而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仍然还矗立着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如果用已故香港作家倪匡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和非洲的食人族一样，派很多子弟去英美留学，然后再回到非洲。现在的共产党改穿西装，用刀叉吃起人肉了。长城就是这场巨大的人肉宴席的一道屏风。

甘愿为奴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多年后，《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

在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长城这一文化图腾的内在矛盾被悄然抹去：长城历来被视为华夏与蛮夷的分界线，但长城并没有在军事层面起到防御作用，蒙古人和满族人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将汉族聚居的“中国”当做殖民地。在此意义上，长城与二战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是汉民族的耻辱柱。

然而，中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使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顿时天下无敌：中共御用历史学家们大肆炫耀满清帝国将明帝国的疆域拓展了两倍，将长城之外的大片疆土纳为己有。中国各色人等都推崇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却又不提康熙以胜利者和殖民者之姿说的一句名言：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这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却成功洗脑了一代代中国人，让他们在各自的长城内，画地为牢，自愿为奴。当中国人歌颂长城时，同时也放弃了对自由的渴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安排客人行程。参观长城是不可或缺的旅游节目。2月24日上午，尼克松与夫人在长城上漫步的场景，成为中美关系转折的象征，这一幕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反讽。

尼克松是一个善于塑造公众形象的政客。随行的美国记者发现，惯于操纵媒体的尼克松将长城当做其表演的背景，“总统的视线透露了他知道每台重要摄影机的位置”。尼克松一度被宏伟的长城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停顿几秒后对记者说：“我想你也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座伟大的长城。”尼克松还说，毛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我们都是好汉了。

尼克松不知道另一个细节：2月23日晚上和24日清晨，在从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到八达岭长城长达八十多公里的公路上，无数北京市民和农民被紧急动员起来扫雪，北京市派出全部洒水车在沿途撒盐水帮助化雪。西方媒体记者估计，当时至少有数十万人被动员起来为尼克松扫雪。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式接待外国客人。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还有：中国政府提前几天清理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各色人等，并将景区对游人关闭一天。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和群众被组织起来，假扮成游客。这些冒牌的游客本身就构成另一道密不透风的长城。

美国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海洋国家，美国人无法理解长城内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尼克松既看不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无法理解长城的真实内涵——尼克松以为他可以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让美国“不战而胜”，殊不知，周恩来含笑看着他在长城上艰难攀登，心里早已打好算盘：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一定行不通。多年后，周恩来的继任者杨洁篪与美国人谈判时，怒气冲冲地表示，“二十年前，中国人就不吃美国那一套”。

长城的再图腾化，显示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像是一头蜗牛，从硬壳中伸出头来，探视外面的世界一番，又缩回去了。中国以中日战争时代脍炙人口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但经过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中国本土的白纸抗议活动后，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歌词也成了高度“敏感词”。在中共眼中，这分明就是反贼的口头禅。那么，为了避免沦为敏感词，中国国歌开头的这一句，不妨改动一个字，就能与时俱进，完全契合当下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和境况了：“甘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台女不知新疆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中共大外宣不惜血本，重金聘用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西班牙、泰国、英国和越南等八国的网红，参与“新疆——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国际交流活动。他们走访乌鲁木齐、和田市和喀什市等地，说是为了感知新疆历史底蕴，探索“新时代的新疆发展故事”。

日光之下无新事，为共产暴政洗地的“有用的白痴”，从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就有了，如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等名满天下的人物，真个是“江山代有白痴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在这一轮大外宣中，当然少不了台湾面孔。在中共糖衣炮弹诱惑下，很多台湾网红和艺人应邀到新疆旅游或取景，大赞当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艺人林依晨，她在社交媒体IG上分享大量美不胜收的照片，并留言说：“新疆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完完全全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超级放松和疗愈。”

林依晨在一篇访谈中详细描述：“印象深刻的是，路旁家家户户都有几株杏子树，树上的果子摘都摘不完，所以他们都会在邻近马路处摆摊贩卖。我们是跟一对老夫妇买，他们的大孙女就在旁边牧羊，我们要求跟他们合照，他们也笑嘻嘻地答应了，这样纯朴的笑容在大都会区很少见了。而不管是新鲜的杏子或被太阳晒干的杏子干都非常好吃，我更喜欢后者，感觉更多的阳光让他们又多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复杂层次。”她还说买回三罐奶粉当战利品，包括骆驼奶粉、驴奶粉和马奶粉，“其他就是一些比较异域风情的传统服饰，买给我女儿和我弟的小孩们，有的很正式华丽，有的很休闲舒适，大家都非常喜欢”。

林依晨在一户维吾尔人家中的照片尤其引人瞩目。她身穿雅致的白色丝绸洋装，半卧在红色地毯上，刻意伸展纤细长腿，展示千娇百媚的风姿。给她当配角或背景的，是这家的主人：一位满脸沟壑的维吾尔人老太太，一位豆蔻年华的维吾尔人女孩，她们的脸上表情木讷，有一种欲盖弥彰的哀愁。眼高于顶的林依晨不会留意主人的情绪，她想当然地认为新疆的维吾尔人家家户户都过着天人合一的美好生活。这张照片发表后，有细心的读者不禁追问：“妳在新疆搔首弄姿的时候，可曾有一点点的观察力？可曾试图理解妳旁边这两位女性背后隐藏的巨大悲剧？可曾问过：男人都去哪里了？”

林依晨在新疆和中国的一系列言行招致很多网友批评，她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彼此“理解”，却招致更多批评。有人斥责说：“我觉得林依晨真是不跪则已，一跪惊人，打趴台面上所有人，我甚至认为，要她物理上的吃人，价位到了，她也能开怀的吃给人看。”还有人反驳说：“我知道妳要大家理解妳只是为了赚钱，所以人家要妳说甚么妳就说甚么，但是我更加理解的是，既然妳只在乎钱，那么等到战争的时候，是不是敌人只要给妳钱，要妳说甚么妳就说甚么？妳说妳是艺人，但我不认为，请问那种只要有钱拿就甚么都可以做的职业，叫做甚么？”

林依晨配合中国官方做戏，果然得到丰厚回报。她到中国录制娱乐节目《心动的信号》，一集酬劳约七十九万人民币，一趟录完十集就赚进七百九十万人民币，真是拿钱拿到手软。她在台北买下价值一点五亿台币的豪宅，其中有多少是从中国拿的昧良心钱？夜深人静时，成千上万被中国折磨致死的维吾尔人，会进入这位高颜值空心人的梦中吗？她会有午夜惊醒的时分吗？德国文豪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发出追问：你把灵魂卖给魔鬼，但还能用什么赎回你的灵魂？这一追问，也是对今天的林依晨及其同伴们说的。

我没有看过林依晨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听说她的一部近作名为《不够善良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林依晨们不是不够善良，而是足够邪恶。

那是“有去无回”的地方，那是“等待夜里被捕”的地方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同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同情”的意思是“共苦”，即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同情的表现就是哭，人在反省自己错误或想象他人苦难时就会哭，“哭是以爱的能力、同情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为前提的，所以容易哭的人既不是心肠硬的人，也不是没有想象力的人。哭，甚至于往往被当做性格上一定程度的善看待”。

尽管林依晨获得过许多演艺界的大奖，但我更相信，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演员，不可能拍出优秀的作品来。

林依晨与其呼吁批评者对她表示“理解”，不如认真读几本经历巨大苦难的流亡维吾尔人所写的书，在此基础上找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心。

我首先推荐林依晨读的是维吾尔女性米日古丽·图尔荪的回忆录《那有去无回的地方》。同为女性，同为母亲，这本书或许能唤起林依晨的共鸣。

米日古丽·图尔荪，一九八九年出生于新疆，比自称“成都人”的林依晨小七岁。她后来留学埃及，与埃及公民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他们全家回新疆探亲时，她与三个孩子一起被警察强行带走。她被带到“再教育营”，每日每夜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被迫实施绝育手术。她目睹同室狱友被强暴、被杀害；全天被摄影机监控，不能说话，只能蹲着或站着睡觉；不一定能吃到稀粥和馒头，但常常吃到电击棒的滋味；唱革命歌曲、喊口号、背红书和习语录，没有一分钟能自主思考。在被拘捕期间，她的一个孩子在中国当局监管下不明死亡。

幸亏她的丈夫通过埃及政府不断与中国当局交涉，最后她和幸存的两个孩子终于获释并得以离开中国。再后来，她与家人移居美国，决心挺身而出，不再沉默，勇敢公开亲身经历，向世界昭告中共集中营的黑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幸存下来，就是要向全世界揭发此事。日后再没有人可以辩称，他们对这桩人间惨剧一无所知。”

我还想向林依晨推荐维吾尔诗人、导演塔依尔・哈穆特・伊兹格尔的回忆录《等待在夜里被捕》，这位作者与林依晨算是半个同行，或许林依晨在对新疆议题发言前应当听听当事人怎么说，如此才不至于造成无法弥补的公关灾难。

伊兹格尔写诗、拍电影，与妻女在乌鲁木齐过着恬静的生活。然而，在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的中共政权底下，伊兹格尔与族人的性命和自由，始终都操纵在别人手中。他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每天都像在等候着警察深夜前来逮捕自己。他身边很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朋友，就是半夜在家里被带走的，警察敲开门后，会确认姓名，把手铐往人手腕上一铐，随即把人带走，甚至让他们换件衣服都不准。当下那人穿的是什么，也就只剩下什么。有的人穿着睡衣就被带走。因此，伊兹格尔就想：“如果夜半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我打算先换上暖和的衣服和秋靴再去开门。”

等待被捕的滋味比被捕还要难受。伊兹格尔和家人最终选择了逃亡，并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美国桂冠诗人崔西·K·史密斯评论说：“我被伊兹格尔写下有关监视、拘留、暴力迫害与奇迹般逃亡的回忆吸引，并感到警惕。维吾尔人面临的人道危机，是对所有国家与人们的控诉。伊兹格尔晶莹勇敢的散文，对所有深信自由与其可能性的人而言，都是一记警醒。”

有人选择站着挣钱，比如陈升；有人选择跪下赚钱，比如林依晨。下跪是一种自由选择，民主的台湾，不会因为林依晨下跪就对她如何如何。但是，自己下跪是一回事，将自己的财富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不能“理解”，只能谴责。因为，如果人人都不分善恶，为虎作伥，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零距离，甚至我们自己就已沦为恶的一部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拳打西贝这个选择，对罗永浩来说是真正有伤害的分水岭。自此而后，他无法再在舆论中争取多数支持者，他曾经娴熟掌握的、引领公众情绪的“指挥棒”就此丧失过半神效。也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总能勇立潮头的人物，时代浪潮正与他擦身而过。

这个判断源于两个大小不一的背景。小背景是，罗永浩此前作为脱口秀评委遭到年轻观众的厌恶，成为Z时代净化脱口秀舞台的目标老登。这一动向证明，老罗在古早互联网时代积累的形象与人设开始崩塌，这种崩塌在他脚踢西贝时加速。

大背景则是，一个即使像罗永浩这般具备硬通货气质的网红，在穿越互联网周期的末段歧路时，也要承受道德号召力枯萎的命运。在舆论场中，意见领袖或网红靠营造道德制高点而一呼百应的时代终结，道德感召力不再是民间私人能拥有。

这个大背景不仅投射在罗永浩身上，也投射在发声支持西贝的于东来身上——他很快删除了支持发言，就说明他意识到这一点，道德交战会损毁道德，于东来要是加入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但罗永浩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许了然却难自抑。

甚至于，这样大背景还彰显在被淘汰的司马南那里。他以粗鄙的国家主义观念棒打民企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还。司马南在被移出舆论场前的最后时段，因直播中绊倒而被哄堂大笑——这与眼下罗永浩规训西贝的社会反响类似，即使他俩很不一样。

评论区一些人将罗永浩打西贝与他当年砸西门子冰箱并列，以此突出他混合了消费者与意见领袖的威力。这种并列除了些许史料价值，其实是错置，并无现实意义。很简单，罗永浩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网络环境剧变，他无法完全复制他自己的成就。

西贝实际上没有违法，它的制成品也没有违背食安法，它只是代表一种餐饮工业化的趋势，矛盾在于餐饮业与食客在彼此的定位上有差距，但冲突和缓，前者在时间换空间上已有大成，食客们不见得有什么损失。罗永浩成为此种态势下部分食客的嘴替。

哪怕是附和罗永浩、借助他拳打脚踢西贝来浇胸中块垒的人，也会很快发现：模拟行政透明化的名义，要求餐馆在预制菜的消费端增加道德自律，只能建议而没有强加的法律依据。罗永浩盛赞老乡鸡标注预制菜，也不过是就坡下驴鼓吹道德内卷，引起更多反感。

有人会说，既然强制预制菜菜单的透明化没有依据，罗永浩做出这种呼吁，也是值得赞赏的。这种看法中存在不多的公共性，但同时会被罗永浩的行事动机冲淡。正如阑夕的观察，罗永浩每次变换赛道，都会拿名企祭旗，“已成肌肉记忆”“有疲劳感”。

从始至终，罗永浩受到嫌弃，与贾国龙怎么说、如何做没有必然关系，这两下不仅没有因果关系，就连相关性也薄弱。这也是很多人拒绝被罗永浩所谓“西贝公关差”带节奏的原因，人们只是纯粹厌烦罗永浩始终正确的腔调，而与贾国龙是否正确无关。

阑夕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标识了罗永浩被嫌弃的根本原因，亦即：人们拒绝被他PUA，厌烦罗永浩实际上就是厌烦总是跟随他起舞。在罗永浩缠斗方舟子时，人们乐见老罗使出“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招数，但在他打击西贝的套路中，“支持即奴役”的觉醒让人看清老罗。

罗永浩是那种带着追随者逐水而居的网红，因为构成网红身份的内核从公知演化为锤子主理人，再从脱口秀评委变身带货主播，随着他的不纯粹，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逐渐离去。终有一天，罗永浩的网络身份无法承载起他全盘的商业企划，怒打西贝就是这一预言的关键节点事件。

自然，在京沪两地为数不多的“互联网”至尊宝中，罗永浩绝非最让人讨厌的人。他的支持者曾赞助他的所有举动，因他的政治化追随他的去政治化，用购买与关注托举他的“真还传”。如今，老罗与支持者面目皆含糊，人间既换，网络算算变天账又有什么稀奇？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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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歷史，多重曝光的記憶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曾經，人們這樣紀念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2019後，六四的聯結是什麼？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香港部分六四相關案件進程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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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阮富仲重病不愈的情况下，苏林代表的公安系统为了满足权力野心，出现了越南政坛罕见的“夺权”。」

特约撰稿人 杨企云

5月19日，时任越南公安部长苏林（Tô Lâm）被提名为新任国家主席，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终于暂告段落。然而5月21日，越南国会突增议程，随后几天内苏林先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然后国会又选定了与苏林关系并不深的陈国祖（Trần Quốc Tỏ）担任代理部长，表明这场罕见的政治大戏仍未落幕。按越共惯例，公安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不能仅由只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陈国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下一轮人事变动仍在酝酿之中。

这一轮越南政治动荡，从武文赏（Võ Văn Thưởng）突然被迫辞职开始，但其实早有端倪。

南北斗争，白热化还是不存在？

对越南政治观察的最常见误解之一，是认为至今越共内部仍然存在严重的“南北之争”，并把所有的内部斗争都理解为南北两大派系的争夺，例如这一次就是“苏林代表的北方派全面击溃意图内部演变的南方派”。但是，这一波辞职的王庭惠、武文赏、张氏梅等人，往往都被认为是北方派。北方派既已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自乱阵脚，在十四大之前临时撤换大批人马呢？

的确，越南二战后是劳动党在北方执政，其在南方的活动长期由南方局负责，相对独立。越南统一后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回归”成为越共内部一部分。统一初期，由于南方局长期独立活动，形成了内部派系，越共内部的确存在南、北两派的路线争议，例如北方的劳动党成员很多都参与过中国革命，所以更亲华，而南方派则更亲苏。特别是在是否要效仿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两派有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