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自杀前和ChatGPT说了什么
我女儿自杀前和ChatGPT说了什么


“香港浸大撤销杨景媛博士录取资格”,这条在7日晚间开始急速传播的传言,先是由一些自媒体账号转发,而后再由少数几家机构媒体的公众号跟进,所转内容是一篇AI明显的“通稿”。目前,机构媒体官号已撤下转发挽尊,多数自媒体的还在。
这个操作显然是舆论战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对冲另一条出现了两天以上的另一则传言。这则同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内容是,杨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网论文的修改稿,并声称当初“受媒体滋扰”,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论文。
这条更早的传言试图制造这样的效果:武大调查组似乎准备轻拿轻放杨景媛的论文问题,让她过关。而从处理逻辑来说,只要杨景媛保住武大硕士学位,浸大作为下家就可以保留杨的博士资格。所以,关于浸大的传言,是在做一种假想中的狙击战。
而关于浸大传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裁定结论强化舆论对“撤销杨博士资格”的心理预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评论个案”的公告后,内地舆论形成对浸大的不满和敌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样顺应一审判决,这就是孕育“传言”的舆论母体。
几家机构媒体未作核实,就照登那则浸大传言,累及大众媒体的声誉再次受到讥讽与谴责。但这个传言事件的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失察,而是在武大图书馆风波中出现了反女权的舆论战术,机构媒体不幸被卷入,舆论再次僭越了新闻。
很有一些朋友,将浸大传言斥责为谣言,再据此表示对媒体的恨铁不成钢。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因为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哪怕媒体依据专业主义干了活,也会被他们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编辑打给杨景媛的核实电话被挂,这部分朋友将其作为媒体厌女证据。
二是因为在武大图书馆一事中,对肖的谣言更多,人身诋毁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几日封掉了两个冒充肖校友说他转笔偷窥女厕的账号,即是证据。只能说,在反肖的谣言后,出现了反杨的谣言,这是舆论中的新动向,预示双方对其战术颗粒度,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做了或没做什么。
造谣肖明瑫是副区长儿子与造谣杨景媛被浸大除名,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理中客,你不能无视前者,而对后者锱铢必较,反之亦然。至于说,机构媒体在提供准确信息上的责任,在武大宣布调查进程后,环境已不允许。
从略高的视野看,不少爱国大V加入反女权斗争,他们所惯用的手法进入舆论对决的过程,并非不可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受浸大传言震动的也许不该是媒体业者,而是在这件事中持女权立场的人,因为不讲事实的原则及其应用不再为女权运动独有。
新闻媒体的天职是排除传言,但“新闻”这个东西,以事实为准绳,提供描绘真相的材料,其结果必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任何一方所乐见。在新闻式微,不足以成为媒体强前缀的现实中,媒体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发新闻的激情,或导致新闻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激进女权”“极端女权”“田园女权”这些词,但他们似乎对“激进媒体”“极端媒体”“田园媒体”这类称呼无感。机构媒体现在的存在状态,就很“激进”、很“极端”。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的词修饰不一样的社群,触碰不同立场,爱憎却如此分明。
媒体的激进在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大众并不能成为新闻生产可依靠的力量,因为大众受舆论影响最大。绝大多数媒体无法“上岸”,只能晾晒在沙滩上,依据新闻规律或听从宣传纪律做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媒体在有争议的性别选题中得到的都是贬低。
几家机构媒体无核查转发浸大传言,即使不是舆论的重点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义,也许首要象征的不是媒体的过去(荣光不再)和未来(黯淡无光)如何,而是媒体现在的、此刻的内在恼怒,以及“一起与世界毁灭吧”的暗暗疯狂劲。
大众媒体不像2011年前后那样过度追求价值感,它们现在不是任何群体的同路人,更不是激进女权的“社运伴侣”,那种蜜月期早就随风而逝,它们走上了各自的歧路,关系不复从前。即使彼此可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期,也都服务不一样的生存原则。
有人希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浸大被传谣一事不拒绝不生气不表态,一如另外人群对待肖的传言一样。他们当然也有记者一样的恼怒,只不过这种恼怒不是被维权者当枪使的恼怒,不是被网红当事人蔑视的恼怒,而是不管怎样都能擂上几锤媒体这面破鼓的恼怒。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
7月22日,四川江油一个14岁女生被3个同龄女生霸凌施暴3小时。后来施暴视频被发上网,引发了轩然大波,各路消息四起,当地警方已经连续通报了两次。
乃悟上一次看到江油的消息,还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里面说江油肥肠很好吃。导演陈晓卿说那里的肥肠好吃得入口就睁不开眼。
从霸凌事件的后续反应看,当地的老百姓明显眼睛睁得很大。想必大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路边社消息和当地各方深入交流的视频,乃悟就不展开说了,说点别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遭遇过校园霸凌的中小学生大约为:
3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名中小学生调查后的结果更夸张,认为大约一半的学生都遭到过校园霸凌。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对于参与霸凌的未成年人,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这次的施暴视频里,施暴女生显然也知道这点,他们嚣张表示:
20分钟就出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
有一位市级治安大队长回忆,他们市一个季度处罚未成年犯罪接近500次,好多人都是重复犯罪,最频繁的一个人,3个月时间进了30次局子。
去年全国轰动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案情和影响如此恶劣,三名未成年被告的判刑结果分别是无期、12年和矫正教育。
在江油当地警方8月4日的通报里,施暴的3人中,已满14周岁的两名女生被治安拘留和罚款,并送往了专门矫正学校,另外一人则被移交监护人看管。
矫正学校,就是专门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犯罪行为危害又不是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的司法措施。
乃悟研究了一下矫正学校。截止2024年7月,中国共有专门学校209所,较2022年翻了一番。
然而根据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白皮书,中国每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超过10万,起诉的接近六万人,还有附条件不予起诉的超过两万人。
除了被警察叔叔送进去的,还有很多家长自愿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这么看起来,矫正学校的数量不太够。
数量不够之外,矫正学校还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状态。有的省份,长期一个省就只有一所学校。而像精神小伙比较多的贵州省:
每个州市都有一所。
乃悟查了一下资料,目前对矫正学校如何进行矫正,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有的矫正学校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有的搞得比较好,还会有相应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甚至舞蹈班和武术班之类的。
教需要被矫正的孩子们军事技能和武术到底好不好,乃悟也不知道,但是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矫正学校师资力量都很一般。很多学校依赖警察叔叔进行干预,问题是,警察叔叔他也不是教育学家啊。
对于问题少年们来说,仅仅是处罚和普法很显然不够。用一位专门学校的校长的话来说:
更关键是要重塑他们的社会性。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矫正问题青年,需要专门的心理辅导,科学化的矫正课程和规范化的管理。
美国在90年代做过统计,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杀人犯和70%的长期囚犯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数据趋势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
问题少年很多并不是天生就是问题少年,他们大多数都有着来自家庭、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矫正。但大多数矫正学校都极度缺乏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教师,很多学校只有一个。
矫正学校也很无奈。第一,他们经费来自地方财政拨款,部分来自于家长缴纳,无法聘请好的教师;第二,很多时候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前往矫正学校,很多学校只能从毕业生里面去挑选。
应届大学生能不能管问题青少年,极大概率是不能。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看日本漫画《GTO》,或者《古惑仔:战无不胜》,就是陈浩南和李嘉欣一起去学校当老师那集。
有从矫正学校辞职的心理老师坦言:
我觉得我也需要心理辅导。
此外,一些学校管理上比较粗放的矫正学校,喜欢直接招聘退伍人士当老师,武德充沛的老师遇到头铁的问题青少年,结果就出现了14岁少年被活活打死的案例。
乃悟不想批评这些学校做得不好,因为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承担了部分结果和责任。
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关押了最多罪犯的国家,有人说是惩罚力度不够;有人说是监狱都是盈利性质的,人越多,钱越多等等。但是乃悟还看到一个回答,说美国同样也是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
孩子有没有健康成长成长环境,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这是每个父母的责任,社会也要给父母承担这种责任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广西防城港市民李先生可能也没想到,自己挺身而出举报亮证姐的故事,最终会以伦理亲情剧收场。
这两天乃悟都沉浸在这部剧里不能自拔。事情大致经过大家都知道了,乃悟不介意再说一遍。
7月22日下午,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的一处村道,李先生驾驶着自己的哈弗SUV和一位奔驰女车主对向行驶,堵在路上互不相让。
奔驰女车主侯女士先是要求李先生倒车,遭到拒绝后,侯女士说你不后退我就拿证咯。说到做到的侯女士真就拿出一本行政执法证向李先生“亮证”,随后,坐在副驾驶的随行男子,利索地报出了李先生的住址和姓名。
李先生长期在外地,对方能这么快祭出他的个人信息,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李先生是大明星,第二就是通过公权查了车牌号。
李先生迅速排除了第一个可能,然后头铁的他就去当地纪委举报,随后又在派出所报警,最后又打了12345投诉,上月底还把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视频发布当晚,侯女士报警说自己车牌信息被发上网,持续受到多省12123平台违停挪车信息。随后两名民警带队一行五人,找到了李先生家里。李先生本人不在,大家伙就和李先生的母亲进行了友好交流,然后打电话给李先生。
按李先生的说法,民警说他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条例,侵犯奔驰女车主隐私,要立刻下架视频并道歉:
否则会被拘留。
李先生不得不把视频删了,打上马赛克,再发一次,结果获得了更多关注。有记者给防城港公安部门打电话,结果工作人员还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喂,听不到,电话坏了。”
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如多学学当年河北的马科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防城港市终于成立了调查组,前天公布了调查结果。2500字大致意思是奔驰车主侯女士是个民营汽配中心员工,亮证的证件是她老公,防城港市上思县某镇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黎先生的。
目前,有关单位已经对他乱扔工作证件进行立案调查了。而侯女士车上的人(她爹)之所以能流利报出李先生的住址和姓名,是因为侯家和李先生,其实是:
没出五服的亲戚。
其次,李先生也报警了,但警方没有出警是因为值班民警认为双方没有产生肉体伤害等冲突,属于一般纠纷。如果怀疑对方涉及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问题,应该找相关单位举报。调查组认为符合警务规范,当然,带侯女士上门要求删视频,也符合规范。只不过表述不够严谨,他们已经严肃批评民警了。
最后,假装电话坏了,挂断记者电话那个工作人员,毫无疑问,是个辅警。已经让她写检查了。
这个通报是如此有意思,乃悟翻来覆去一直看,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
按照通报里的说法,侯某拿出证件是想吓唬自己的亲戚李先生。广西那边是有什么特殊习俗吗,都认出亲戚了不上去约个公文包畅饮,反而去车里掏证?
再说了,李先生事后也回应称,他不认识侯女士,其父母也不认识。按照通报,侯女士父亲的家距离李先生父母的家,距离不超过:
800米。
这么近的亲戚,开大奔还有执法证,你一个干托儿所的个体户怎么就不认识?
还有,事情发生后,李先生先报警,警察没有出警,让李先生去找有关部门投诉。李先生也找过乡纪委,但乡纪委让他找派出所。他也打过12345,12345说李先生没有提供对方具体单位,如果感到威胁可以报警处置。
为什么同样涉及泄露隐私,侯女士一报警,警察就上门了?这些单位当时是怎么确定侯女士到底是不是执法人员的?如果她不是,是否涉嫌假冒公职人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2条明确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要处十到十五日的拘留。
再比如,通报没有发布前,李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地公安局长曾告知他,侯女士的证件:
假的。
然而到了通报里,又变成真的了。
官方通报发布后,乃悟在一些评论区看到很多广西IP的网友,极力劝大家相信通报,不要传谣信谣,并为防城港市积极回应网友关切点赞。
好了好了,老表们,我凑合凑合信了还不行吗?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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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支持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总书记阮富仲重病不愈的情况下,苏林代表的公安系统为了满足权力野心,出现了越南政坛罕见的“夺权”。」
特约撰稿人 杨企云
5月19日,时任越南公安部长苏林(Tô Lâm)被提名为新任国家主席,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终于暂告段落。然而5月21日,越南国会突增议程,随后几天内苏林先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然后国会又选定了与苏林关系并不深的陈国祖(Trần Quốc Tỏ)担任代理部长,表明这场罕见的政治大戏仍未落幕。按越共惯例,公安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不能仅由只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陈国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下一轮人事变动仍在酝酿之中。
这一轮越南政治动荡,从武文赏(Võ Văn Thưởng)突然被迫辞职开始,但其实早有端倪。
对越南政治观察的最常见误解之一,是认为至今越共内部仍然存在严重的“南北之争”,并把所有的内部斗争都理解为南北两大派系的争夺,例如这一次就是“苏林代表的北方派全面击溃意图内部演变的南方派”。但是,这一波辞职的王庭惠、武文赏、张氏梅等人,往往都被认为是北方派。北方派既已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自乱阵脚,在十四大之前临时撤换大批人马呢?
的确,越南二战后是劳动党在北方执政,其在南方的活动长期由南方局负责,相对独立。越南统一后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回归”成为越共内部一部分。统一初期,由于南方局长期独立活动,形成了内部派系,越共内部的确存在南、北两派的路线争议,例如北方的劳动党成员很多都参与过中国革命,所以更亲华,而南方派则更亲苏。特别是在是否要效仿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两派有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