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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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8月17日—24日，这一周。
广东佛山出现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延续了一个多月，最近一周全省新增报告336例本地个案（佛山206例），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基孔肯雅热作为一种以白纹伊蚊为传播媒介的急性传染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可在1-2周内自行恢复，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病毒主要以“人—蚊—人”的方式循环传播，在治疗方面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未获批）。而今年广东在入夏后，频繁降雨导致积水增加，蚊虫滋生速度加快，病毒的扩散与传播一时间也随之加剧。随着疫情蔓延，8月2日广东省召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提出要“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歼灭战”，并强调“全民动员”。这种熟悉的宣传话术，让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时期”。
之后，广东各市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各种奇招狠招昏招轮番上阵：全市集中喷洒杀虫剂、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逐个入户排查积水（甚至破门换锁）、清理阳台的私人绿植、砍伐树木拆除冷巷、凌晨上门给小孩抽血、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用弹弓向房顶射灭蚊包、投放外来物种“食蚊鱼”、全村集体在家点蚊香、直接用水泥将居民菜地封死……比新冠时期的防疫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网友感慨，看来官方是想要将存活上亿年的蚊子给彻底清零。然而，疫情时期那段“不正确的集体记忆”早已告诫我们：权力的愚昧无知与恣意妄为，只会酿成更严重的失控结果。对于这场“运动式灭蚊”而言，潜在的风险不仅在于难达成目标，还可能带来生态灾难与人权灾难。
有媒体注意到，早在2019年，官媒就宣布广州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工厂”，每周可生产1000万只蚊子。该工厂通过向自然界投放大量绝育雄蚊，试图实现“以蚊灭蚊”的效果。其科研成果引发了一定关注，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现场释放实验。2024年10月，《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峡石村有一支专业团队，每周会投放三五十万只蚊子，以防控登革热传播，并宣称这种方式已坚持了长达7年。而如今处于基孔肯雅热疫情高峰的佛山市，距离峡石村仅40余公里路程。对此，有网友质疑：常态化、长期投放如此庞大的蚊子数量，会不会反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媒介？毕竟基孔肯雅热与登革热的传播途径完全相同。更何况，“以蚊灭蚊”的效果究竟该如何保证呢？万一所谓的“益蚊”投放，并没有显著减少吸血蚊种群，岂不是适得其反？
网友的疑虑很合理，但在官方口径里，“以蚊灭蚊”始终被描述为一种“百利无一害”的尖端生物防治技术。就在上月底，央视还称佛山市已投放大量华丽巨蚊，这种蚊子“不吸血、不侵扰人畜、但食蚊”，能实现所谓“科学灭蚊”的效果。在相关微博话题下，有网友指出：人为改变生态链、增加物种数量，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过度干预恐将反噬自身。的确，广东多地的集中消杀行动早就凸显了这种“反科学”矛盾：消杀队员手持喷枪满城喷洒，却仅佩戴简易口罩，眼部毫无防护，偶尔对着人群喷洒。而那些含有拟除虫菊酯的药剂，对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有轻微毒性。正因此，有网友发出尖锐质问：“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更夸张的是，佛山开始要求阳性患者集中留院隔离，而这一切都以“科学防疫”之名展开。在此背景下，许多网友联想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臭名昭著的“除四害”运动。最终，麻雀并未被真正清零，但随之而来的生态恶果迅速显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问题未得到充分论证，却被裹挟进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
本周，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于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八分半》遭中国大陆两大平台（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架，随后相关的小红书、B站、微信视频号等社媒账号也一并被封禁。该播客面向中国大陆听众，主要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在1个多月前，梁文道在一期节目中谈到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节目上线不久，喜马拉雅便将《八分半》下架。此后，该节目长期处于禁言状态，直至近期彻底遭到封禁。8月22日，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飞鸽传书”（新闻信）的形式将节目做完。其中，梁文道谈到了中国长期处于“墙生态”之下，已经逐渐脱离了互联网世界原本的意义。
例如，许多中国人的网络使用习惯已经高度依赖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等主要应用，并在这些应用中间跳转，但这些应用彼此间的内容是完全隔离的，几乎不与万维网世界共享，呈现出一种互联网的割据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这些应用上的所有信息资料，也可以轻松被“一夜清空、无影无踪”。无独有偶，一位近期参与了2025谷歌开发者大会的技术人员也提到，如今很多国外的创新都是基于web的，辅以各类ai大模型，但如今web类型的应用已很难在中国落地了，因为墙内墙外早已形成了两套生态。就像官方很少愿意公开的“人均国际出口带宽”数据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为何在出口带宽上还远不如一些小国呢？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所有出口流量必须被掌控，必须迎合GFW的升级节奏，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必考虑的“特色”。
本周20日凌晨，GFW突然对443端口流量实施无差别封锁，导致中国陷入长达74分钟的海外网络断联——所有依赖HTTPS的境外网站与跨境服务均无法访问。有网友感叹，这种情况距离“全面断网”只差一步。至于原因，可能是运维事故，可能是系统升级，也可能是铁幕的预演……当然，也有人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GFW间歇性抽风。但讽刺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又何尝不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体系下不断“间歇性抽风”？从“动态清零”到“灭蚊行动”，皆是如此。
CDT 档案卡
标题：【CDT周报】第232期：“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来源：推特、微博发表日期：2025.8.25
主题归类：过度防疫CDS收藏：话语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中国数字时代所有，欢迎个人、媒体和研究机构在注明来源的前提下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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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荐读：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
一周关注：
《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正如有个网友所说：「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一周惊奇：
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答复书，从河南登封寄往江苏宜兴，纸面上的铅字冷静而坚定。它躺在江苏诺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的案头，宣告了一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终结。郭律师想看看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账本，而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回应简洁明了：方丈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他治下的寺院财务，已属国家秘密。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一周讽刺：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
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其中提到：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一周声音：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他们不知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虽然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你跟这些网民讲再多理都没用，这些群嘲乌克兰自卫的网民，是反智主义者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断章取义取代全面分析，以一己之私否定真理正义。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识素养，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了解基本的事实，仅仅凭一些特定的信息就来论断是非。有时他们是“装糊涂”，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出来胡搅蛮缠，把水搅浑，然后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
一周故事：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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