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本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14年的一篇英文演讲，微信公众号“Economics Goethe”将其翻译为中文。译文省略了关于中国的部分。CDT已查阅阿西莫格鲁演讲原文，并将相关段落补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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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阿西莫格鲁在2014年第三十届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家协会 (PSDE) 上进行的线上演讲。

在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而玛雅文明（仅举一例）并不具备这种稳定，以及创造性破坏。如果没有对垄断和寡头垄断权授予的制度限制，后者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为 1689 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创造了这种限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坚持认为，“各国发展差异完全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驳斥了其他将部分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识的理论。” 例如，“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就失去了动力”，原因是缺乏创造性破坏。

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讨论。沃伦·巴斯在《华盛顿邮报》上这样评价它：“这本书令人振奋，滔滔不绝，雄心勃勃，最终充满希望。事实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杰作。” 克莱夫·克鲁克在彭博新闻社撰文称，这本书理应得到“极高的赞誉”。杰弗里·萨克斯在《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的评论中批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系统性地忽视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他还认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读者希望听到“西方民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回报”。比尔·盖茨称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简单”。《经济学人》编辑瑞安·阿文特回应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研究的是正确的问题。”

对于阿西莫格鲁，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我将原文翻译如下：

另外请注意：由于某些原因，其中删除了一段（文中用[……]标出），原文内容可点“阅读原文”。

Author(s)：Daron Acemoglu

Source: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Winter 2015, Vol. 54, No. 4,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ARTs I and II The 30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Conterence ot the Pakistan Socie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sts Islamabad, December 2- 4,2014（Winter 2015），Pp. 301-312

本文是阿西莫格鲁在2014年第三十届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家协会 (PSDE) 上进行的线上演讲。

在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而玛雅文明（仅举一例）并不具备这种稳定，以及创造性破坏。如果没有对垄断和寡头垄断权授予的制度限制，后者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为 1689 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创造了这种限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坚持认为，“各国发展差异完全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驳斥了其他将部分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识的理论。” 例如，“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就失去了动力”，原因是缺乏创造性破坏。

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讨论。沃伦·巴斯在《华盛顿邮报》上这样评价它：“这本书令人振奋，滔滔不绝，雄心勃勃，最终充满希望。事实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杰作。” 克莱夫·克鲁克在彭博新闻社撰文称，这本书理应得到“极高的赞誉”。杰弗里·萨克斯在《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的评论中批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系统性地忽视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他还认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读者希望听到“西方民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回报”。比尔·盖茨称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简单”。《经济学人》编辑瑞安·阿文特回应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研究的是正确的问题。”

对于阿西莫格鲁，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我将原文翻译如下：

另外请注意：由于某些原因，其中删除了一段（文中用[……]标出），原文内容可点“阅读原文”。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   (Keynote Video Lecture)

首先，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感谢你们的邀请。考虑到远程沟通并不容易，我决定简要概述一下我和詹姆斯（James）合著的书中出现的论点。事实上，这本书是我和詹姆斯大约16年研究的总结。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都是由书中报告的模式所推动的。特别是，这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毕生工作的数据，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整体模式相对而言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模式实际上为许多理解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尝试提供了背景。我认为这些模式也表明，理解为什么一些地区——例如与亚洲（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曾经水平相当的地方——在过去500年间大幅提升了人均收入和繁荣程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的趋势显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远远领先于亚洲的印度次大陆和中国，而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国家现在比最贫穷的20%更富有大约30倍。此外，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尽管最贫穷国家变得更富有，但它们并没有赶上最繁荣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解释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社会制度的差异。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的研究方法，试图理解经济增长是一个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变革的过程显然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观察细节时，例如19世纪的英国或美国，这里的增长是资本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明的专利层出不穷，人们提出新技术并进行合理化生产。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过程在特定的时间点和特定的国家发生，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此外，为什么这一过程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的巨大增长相关，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理论，如果说人们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那显然是不诚实的。事实上，人们确实在以各种方式思考它，尽管有时经济增长文献可能走向了其他方向，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但这些问题一直是许多社会科学探讨的背景，包括许多经济理论。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有影响力的理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正是詹姆斯和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特别是关于繁荣演变（evolution of prosperity）的这一问题。此外，我们还关注了制度的演变（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即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运作。然而，这些理论的重点通常放在像地理因素这样的方面（这在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甚至物理科学家中都很常见），认为气候地形（climate topography）、资源环境（resource environment）和疾病环境（disease environment）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他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著作，他对新教（protestant）和天主教（catholic）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认为新教价值观比天主教价值观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虽然今天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不再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如果你查阅一些流行的或带有一定科学性的文章，你会发现它们充满了如何理解非洲与欧洲、拉丁美洲与北美洲、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西欧不同发展路径的讨论。这些讨论有时会涉及宗教、态度和价值观的角色。我认为，当你深入探讨时，你会发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与这些因素互动。举个例子，如果说宗教在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那显然是可笑的说法。

然而，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对宗教的兴趣与瑞士不同，是否就是巴基斯坦比瑞士贫穷得多的原因？

同样，我认为这就像地理因素一样，并不能完全解释大局，或者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存在30倍、40倍甚至50倍的差异。

经济学家中或许更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们在书中所称的无知假说（ignorance hypothesis），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善意但无知的领导假说”（good and ignorant leadership hypothesis），即政策是重要的。当然，如果你采用一项抑制创新并阻碍投资的政策，这必然会产生影响，但也可能是那些政策由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领导人制定的，这意味着领导人有能力和自由选择好的或坏的政策。根据这种观点，繁荣源于好的政策，贫困源于坏的政策。然而，有时领导人会选择好的政策，有时会选择坏的政策。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既是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也是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在实证方面，经济学的许多成就，比如分析市场如何运作的研究，都是顶尖的。然而，在规范方面，总是涉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和解决市场失灵的讨论。因此，经济学自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如果有坏的决策，我们可以解决它们，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另一个促使我们喜欢这种观点的偏见是，它并不真正涉及领导，经济学家往往扮演顾问的角色，我们倾向于认为好的顾问很重要，所以这个“繁荣和贫困源于好与坏建议”的观点相当具有吸引力。不过，我还是要说，这并不是特别相关。

今天我想做的并不是深入探讨我们在书中详细阐述的论点，而是试图解释我们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我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特定的方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同时也会稍微提及一下统计工作。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解。因此，首先让我解释詹姆斯和我提出的替代方案。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它是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的，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的研究。他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是在他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和扩展。思考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其实是回到我们第一次上的经济学课程，或者回到你在入门课程中教授的经济学课程。

因此，在那门经济学原理课上，我们并不真正谈论太多关于制度（institutions）的内容。我自己在教授这些课程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还写过关于经济学原理的书籍。如果你仔细思考，会意识到在我们雄辩（rhetoric）市场运作时，实际上已经嵌入了非常具体的制度类型。尤其是，我们从一种理想化的市场观开始，在这种观念中，没有行业进入壁垒，也没有助于垄断任何行业的政治关系。同样地，在标准教科书中有非常安全的产权，因为企业可以销售产品并享受其所有利润，他们可以进行投资并从中受益。有时你甚至可能足够大胆，在原理课程中谈论创新和专利，而这些内容完全是由一套制度支持的，比如关于专利或知识产权的制度，这让创新者的创新变得有价值。我们还有一套我们视为既定的底层制度，通常由国家和支撑法律系统的公共机构提供保障。我们有一个法律系统，能够执行我们与供应商、工人或银行签订的合同。在标准的话语中，我们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个人可以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选择职业。我们有一个教育系统，还有国家提供的道路和其他设施，能够让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隐含的，在我们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中，我们甚至不质疑它们。

这些在理想化状态下存在的事物，詹姆斯和我称之为“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这里的关键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这个词的用意是强调好的制度不仅仅是那些提供安全产权等保障的制度，而且它们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提供这些保障，也就是说，它们是广泛基础的（broad based，注：描述某件事情将影响许多不同地方、活动等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开办企业、申请专利等，这些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甚至看今天的许多社会，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社会并不真正由包容性经济制度所统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原理课程对这些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却没有完全准确地描述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中，情况更为复杂。如果你回顾历史，甚至在一些当今社会，它们实际上非常接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极端对立面。我称它们为“攫取性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经济制度”（ex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因为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现象——不安全的产权、行业进入壁垒、阻碍市场运作的法规、个人选择赚大钱的职业、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对立面。

我要论证的是，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是某个迷惑的经济学家或糟糕领导者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特定形式的不平等社会。在这种不平等社会中，精英和拥有政治权力的群体通过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抽取资源，直接或间接地获益。直接获益的例子包括有时通过掠夺他人的产权；想想早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化过程。殖民者到达这些地方，掠夺了贵重的金属、土地，并驱逐了原住民。此外，掌权者有时也会直接获益。例如，想想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它通过排斥80%的黑人群体，剥夺他们在大多数有利可图的职业中的机会。黑人被排除在外，或被排除在技术工人、工程师、工匠、手工业者等职业之外。由于这一点，加上某些城镇地区的特殊组织方式，使得黑人几乎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农业产出，这些因素导致黑人工资低下，间接使得政治上有权力的群体受益。因此，这只是一个简要概述，解释了我们所说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含义。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相对简短的演讲，并开放时间进行提问和讨论，但如果有时间，我会回来进一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作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对立面的多种形式。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攫取性经济制度有时是直接掠夺他人财产，而有时则表现为通过操纵市场价格获利，而不是直接掠夺他人的产出、创新或投资。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的运作，这不仅可以澄清我所指的内容，还能引出我想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让我们以巴巴多斯（Barbados）为例。在17世纪，巴巴多斯是众多建立在典型攫取性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之一，如奴隶制（slavery）。奴隶制具备我所提到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所有特征，如不安全的产权。在巴巴多斯，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他们甚至没有对自己身体的产权（人力资本），更不用说对物质财产的产权了。这种制度完全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为这些奴隶既没有接受教育，也没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事实上，由于极度繁重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大多数奴隶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奴隶的生活特点是完全没有任何激励或安全保障，这种保障本可以鼓励他们提高生产率或提高活动的生产效率。实际上，在巴巴多斯以及许多其他奴隶社会中，奴隶被明确禁止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市场机制和强制性手段上的。奴隶不能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愿望选择职业，他们也没有任何能力协商或决定他们的工资。相反，他们被强制在甘蔗种植园工作，他们的工资由主人通过强制手段决定，仅仅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奴隶们并没有选择这种制度。无需多言，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奴隶社会，尽管美国南方有时会创造出一种由奴隶主宣传的神话，声称存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无论如何，巴巴多斯显然不是这样的社会。你可以从简单的统计数据中看出这一点。奴隶起义经常发生。那么，巴巴多斯如何维持这种制度近100年甚至200年？巴巴多斯能够维持这种制度是因为它依赖军事强制力，或通过武力维持这一制度。你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存在，但这种政治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呢？让我们思考一下巴巴多斯社会的实际样貌。首先，如我之前所说，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你可能会认为剩下的19%或17%的人是奴隶主，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或中等职业者，他们支持奴隶制度的运作，或者是士兵。真正从这个制度中获益的并不是大多数奴隶主；其中许多人只拥有几英亩的土地。真正的大多数奴隶是为少数大约40个家庭工作的，这些家庭是岛上最大的种植园主，几乎赚取了所有的利润。这些家庭因此成为后来在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当他们回到大不列颠）。因此，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只有极小部分人通过奴隶制度获益，而代价是岛上至少80%人口的生活。

这个制度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它得以生存是因为那小部分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军队作为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镇压所有的奴隶起义。军队的指挥官来自这些家族的成员。岛上的法律奠定了这一社会极不公平的基础，持续压迫奴隶，并总是让他们在各种违规行为中承担责任。毫不奇怪，岛上的高级法官也来自这些家族。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岛上的总督和高级政治家同样来自这些家族。因此，这些集中经济权力于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制度，我称之为“攫取性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这些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权力行使极少受到制约和监督。相反，我将称另一种理想类型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广泛且包容性地分配。

当然，以上内容都做了很大的简化。没有一个社会拥有完全理想的多元化（pluralism）和权力分配（distributional political power）制度。然而，这些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思考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标准。关键在于，即使你会发现有些社会同时存在攫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混合形式，但仍然有些社会开始从攫取性政治制度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迈进。最终，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会相互促进，形成正反馈。而巴巴多斯的例子表明，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也是相互支持的。在巴巴多斯的案例中，这一点非常清晰。如果他们没有攫取性政治制度，并且给奴隶一些发声的机会，奴隶最不可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奴役制度。

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尤其是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你有攫取性政治制度，但实行包容性经济制度，总会有某些力量推动向对角线发展。这是因为经济权力的广泛分布会导致对政治领域更多包容性的需求。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迟早会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力，倾斜游戏规则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仅仅依靠各种隐性机制或独裁者的善心来避免他们干扰社会的经济制度，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创造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尤其是通过强化产权保护，鼓励投资；同时，这也有助于以更合适的方式配置资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它意味着市场在适当的监管和背景下，比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例如，如果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基于市场，但只有富人能够获得这些配置，那么市场的运作效果就会很差。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分配或其他基础设施来支持市场，并进行适当的分配，例如限制金融行业的风险承担。然后，市场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才有能力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应该促进广泛的参与，包括教育、自由进入、基于增长的产权，不仅是少数人的产权，而是大多数人的产权，并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例如，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即便它通过西方公司或矿业公司鼓励投资，也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即便在某些消费品和其他服务领域，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然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因为它没有创造广泛的参与。相反，它排斥了80%的人口，使他们无法参与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包容性制度下的增长关键在于，投资新技术会导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术语。它意味着新技术、新公司或新技能将不断替代旧的。我稍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稍后还会再提到，詹姆斯和我并没有声称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我们的主张是，包容性经济增长——通常是更持久的经济增长类型——可能在包容性制度下实现。我们会讨论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但我们会看到，这种增长有非常不同的特征。通常来说，它不会是持久的；不仅如此，它往往会呈现阶段性，并且，某种意义上，它还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我认为，也许最好的论证方式是通过一个历史实例，这就是我将要简短说明的内容。特别是，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致力于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情况，而由于时间限制，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一点。我认为，理解这些问题的最佳起点莫过于美洲的殖民化的初期。在那里可以看看一个不太出名的征服者（conquistador），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Juan Diaz de Solis）。他于1516年开始了对今天的阿根廷所在地区，即南美洲南端的殖民活动。这与科尔特斯（Cortés）统治墨西哥的时间差不多。然而，索利斯的殖民努力是个巨大失败。实际上，索利斯被一群查鲁亚人（Charruas）处决了。查鲁亚人和克兰迪人（Querandi），即当时阿根廷的印第安部落，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的预期。他们是零星分布的、机动性很强的、非定居的、没有层级结构的印第安部落。他们非常好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轻易被捕获，更不能大量捕获并用于劳动。

这不是西班牙人所预料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希望能够捕获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并让当地印第安人劳作。当计划失败后，饥荒时期就开始了，于是他们离开了这一地区，几乎放弃了努力。就在此时，另一位征服者胡安·德·阿约拉斯（Juan de Ayolas）沿着巴拉那河（Parana River）向上航行至巴拉圭，发现了另一个印第安部落，即瓜拉尼人（Guarani）。瓜拉尼人虽然不是阿兹特克人（Aztecs）或印加人（Incas），但与查鲁亚人和克兰迪人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符合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期望：他们是定居的，人口密集，而且有自己的层级结构，拥有国王和贵族。这样的社会结构正是西班牙人可以驾驭的。他们立即征服了瓜拉尼人，宣布自己为精英阶层，与瓜拉尼人的公主通婚，并让他们开始劳作。西班牙人利用瓜拉尼人现有的攫取性的制度，将其改造为自己的需求。这类制度后来演变成了大授地制（监护制）（encomienda）（注：16—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实行的在形式上类似西欧采邑制的一种封建性土地制度）——包括强迫劳动、米塔制（mita，即矿山中的强迫劳动）等制度。这些制度与瓜拉尼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中的类似制度几乎同时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经济制度是攫取性的，但也是依靠武力建立的。这不仅是西班牙人利用压倒性武力的能力，更是他们能够接管这些攫取性的政治制度——高度层级化的制度，其顶端是瓜拉尼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使西班牙人得以建立这些制度。那么，美国呢？是文化、地理，还是美国的优秀领导力促成了它的增长？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看看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关键殖民尝试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敦（Jamestown）的行动，而这始于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开始殖民90年之后。弗吉尼亚公司本质上是伦敦的一个营利性企业，人们投入资金，期望能够获利。他们之所以认为能获利，是因为他们从西班牙的经验中学到了东西。西班牙的经验是，如我们所见，可以去那里（尽管现在没有人记得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大家只记得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去开采大量的财富，如黄金和白银，并可以利用大量劳动力为你种植食物，创造农业剩余。弗吉尼亚公司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派出三艘船，于1607年抵达詹姆斯敦。

然而，和在阿根廷的西班牙人一样，他们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他们碰到了分散居住、非定居、没有层级结构且机动性强的印第安部落，这些部落不愿与他们合作。他们经历了饥荒期，几乎所有人都死去。很明显，这种策略在美国行不通。其关键原因是，美国没有像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或瓜拉尼人那样的部落，他们可以去征服或占领。因此，他们决定彻底放弃詹姆斯敦，以减少损失。然而，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不同的主意。他们认为，如果无法捕获并使当地人劳动，他们应该从其他地方引入低技能的、被迫劳作的劳动力，在周围非常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这会为詹姆斯敦的精英以及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创造剩余和利润。这便是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进入美洲的开始。

这些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弗吉尼亚公司将支付他们的费用，作为交换，他们需要在一定年限内以非常低的工资为詹姆斯敦殖民地工作，受到该殖民地的控制。这与现在人们阅读美国历史时，所想象的那些清教徒和其他殖民者的形象完全不同。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下是时任殖民地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副总督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的一句话：“任何人不得逃离殖民地投奔印第安人，否则将被判死刑。任何人偷盗公有或私有花园或葡萄园中的食物，或偷窃玉米穗，均将被处以死刑。殖民地中的任何成员不得将该地的商品出售或赠予船长、水手或水手长，若将物资私自运出殖民地，则将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殖民地，几乎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可能被判死刑。更重要的是，那些伤害了弗吉尼亚公司利润的行为会被判死刑，包括逃跑，因为契约劳工对公司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进行交易，弗吉尼亚公司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指示生产，并剥夺你所有生产的剩余，这是他们赚钱的方式。

然而，开放的边境、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并进行私人交易，比受制于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的统治要吸引人得多。在殖民地建立后的短短11年，他们放弃了努力。他们意识到，无论是利用当地居民还是契约仆人（indentured servants），都无法奏效。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创新，尽管这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他们的初衷。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继续管理这个殖民地，于是做出了美洲——无论是北美还是南美——从未有过的举措。这个创新就是引入了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他们允许人们按照“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获得土地。每个契约仆人和定居者都会获得一块土地，并可以随意处置。然而，有一个陷阱。托马斯·盖茨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曾威胁说，如果你出售自己生产的玉米穗，将会受到惩罚，但现在他们告诉人们，他们拥有财产权，并由他们来担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心存怀疑也不难理解。简而言之，1618年，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产生了脱节。经济制度开始向包容性（inclusive）方向发展，而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制度上也向包容性和设立议会的方向迈进。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殖民地也屡屡出现，比如在马里兰（Maryland）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那些获得垄断权的公司试图建立攫取性制度，但由于条件与南美洲不同，他们失败了，最终被迫让步，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个故事，也就是这个“二手历史”，为什么这不是一堂历史课，而是一堂经济学课呢？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它真正展示了一个你可以通过统计学（statist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和其他历史证据中看到的模式；如果你愿意看，这种模式确实存在。这个模式表明问题不在于文化，也不在于地理。地理并不是区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关键，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潘帕斯大草原同样或甚至更具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人口。事实上，这也是我、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命运逆转”问题上的一些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一。此外，这也肯定不是领导力的问题。托马斯·盖茨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是失败的领导者；他们夹着尾巴逃回了家。他们并没有通过出色的领导力规划引入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反，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们的失败在于，这不是弗吉尼亚公司所想要的。弗吉尼亚公司想要的是政治和经济权力，以便能够让大量的人以低工资为他们工作。

命运逆转。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引入了社会制度，为长期繁荣做出了贡献。工业革命后，曾经最贫穷的前殖民地变成了最富有的殖民地。

因此，我和詹姆斯认为，这标志着差异的开始。

当然，这些事件并没有持续下去。并不是说你在美国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议会管理的小农社会。你也没有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大授地制或米塔制。然而，这开辟了北美和南美大陆两部分之间的差异之路。你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看到这一点。例如，看看19世纪的墨西哥和美国发生了什么。起初，美国和墨西哥看起来非常相似，170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小，1800年可能稍大一些，但此后在整个19世纪，这个差距变得巨大。这里发生的是，美国正在以一种非常包容的方式抓住工业化的机会。应该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包容性的，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比如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土地，以及19世纪末期垄断的出现。然而，核心是有非常包容的元素，你可以从许多新兴企业家申请专利、创造新技术、开设新企业和新工厂中看到这一点。然而，你不会看到谁是19世纪下半叶或早期的工业巨头或技术专家的巨大延续性。正是这种对新思想的开放，真正成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另一方面，南方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在殖民统治下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后来，殖民主义结束了，但并不是因为要建立包容性制度的人民革命结束的，而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政变，他们想要建立更具攫取性的经济制度。这些精英由军人领导。在墨西哥，有一段时期45位总统更替，有时同一个人多次担任总统，而大多数都属于军队。在此期间，军事实力导致了不稳定，墨西哥经济全面崩溃。接下来，在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统治下出现了一段经济增长时期，但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我称之为“攫取性增长”（extractive growth），这引出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点。它之所以是攫取性增长，是因为它发生在攫取性制度下，尤其是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我们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看到的是快速工业化，但这是按墨西哥标准衡量的。19世纪的墨西哥在经过50年的停滞后，在迪亚斯上台后首次出现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有了一些稳定和法治。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细节，就会发现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垄断的，少数公司主导了各自的行业。例如，在那个时期，美国有大约20,000家银行在竞争，而墨西哥实际上只有两家银行在运作，这两家银行主要向与政治有联系的公司提供贷款，这意味着一切都与波费里奥·迪亚斯有关。由垄断推动的工业化，垄断权则是由波费里奥·迪亚斯授予的。因此，墨西哥有经济增长，但不像美国那样有生产力增长。没有生产力增长，是因为这种增长并未导致创新和技术变革。最重要的是，这种攫取性增长确实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这种增长与经济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紧密相关，收益是以人民为代价的，并且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某些人具有创新能力，而是不公平地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诸如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和内战（Civil War）的发生。

这是一种普遍模式，表明持续的攫取性经济增长是非常困难的。在历史上，有更多国家经历了攫取性经济增长，而不是包容性经济增长。原因在于攫取性经济制度在历史上比包容性经济制度更为常见。然而，在这种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不会持续。比如，巴巴多斯（Barbadian）社会曾因糖的高价值而非常富有，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一旦糖价下跌，巴巴多斯的经济就变得非常衰弱。它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成为技术上充满活力或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经济，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型。另一个攫取性经济增长的例子是俄罗斯，无论是19世纪还是在斯大林统治下。

要实现攫取性经济增长，需要具备某些前提条件，比如政治集权（political centralisation）。例如，当墨西哥有25位军阀互相争斗时，不可能实现攫取性经济增长。而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由于政治集权，攫取性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然而，关键在于，这只有在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持有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时才可能实现，这正是“创造性破坏”的由来。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他们不会永远觉得这符合自己的利益。[……]

（CDT查阅阿西莫格鲁演讲原文，将公众号作者省略部分补充翻译如下：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今的中国。中国是我们所说的“在掠夺性制度下增长”的典型案例，它成为了制度变革的标志。想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从殖民时期的经济制度开始看。这些制度没有为任何事物提供激励，无论是投资、生产力提升，甚至是农业作物的选择。随后，它逐渐转变为社区责任制、村办企业的合作制，最终形成了农业中的私有产权制度、私营企业的进入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重组。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市场激励机制，任何来中国的人都会被中国经济的活力所震撼，因为人们充满了追求利润的动力，努力创新，敢于冒险，但这一切都有其限制。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上掠夺性制度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最大担忧是“创造性破坏”，这正是我们在书中所称的“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

攫取性制度无法长久维持的部分原因是它们无法转型为包容性制度。最终，由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它们不是一种适合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独裁者的演讲和行为，他们都会谈到稳定，而稳定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他们不希望社会发生可能动摇自己权力的变革。然而，有时候稳定是有利的，比如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时期；人们更愿意接受波费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而不是军阀相互残杀制造的混乱。然而，这并不是一种适合长期经济增长的策略，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以及一种开放于变革的社会形式，而不会赋予政治权力去倾斜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我将简要介绍一些在讲座中未提及的内容。我没有讨论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存在。我告诉过你们关于路径依赖性变化（path-dependent change），这一点非常关键。我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殖民列强试图强加攫取性制度，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在北美的情况下失败了。然而，如果你想从这个视角理解长期经济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我们在书中尝试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尽管我们知道它并不完美。这个理论基于我们称之为冲突差异性制度漂移（conflict differential institutional drift）的概念，即在特别重要的政治时期和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是经济和社会事件，能够动摇现有结构）中，小的差异导致了制度的分化。我们强调历史决定因素（即路径依赖性变化）和偶然性（contingent nature），它们共同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我还没有讨论的是如何将这些思想实际应用到当今世界。因为如果我们看最简单的攫取性制度的例子，比如奴隶制，许多这样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当然，像尼泊尔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地方仍存在某种形式的强制劳动，但没有一个国家像过去的巴巴多斯那样。然而，书中的观点认为，我们仍然可以识别这些攫取性制度，或许多现存制度中的攫取性成分。如果我们观察哥伦比亚，会发现其首都波哥大周围有一个核心区域，类似的情况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也存在，这些地区看起来运作良好。但如果深入哥伦比亚偏远地区，发现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准军事或游击队的控制之下，精英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一切。同样地，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与拉合尔和伊斯兰堡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攫取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混合体。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真正摆脱攫取性制度，走向包容性制度。书中的观点类似于逐步迈向包容性的一步一步行动。我们也详细讨论了社会如何能够打破攫取性制度的锁链。但有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称为“寡头政治的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现象？人们尝试向包容性制度迈出一步，但某种力量将他们推回，甚至进一步陷入攫取性制度。最后，我们广泛讨论了为什么在攫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同，为什么它无法产生创新和技术变革，从而导致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我们也探讨了政策陷阱，而不是提供清晰的解决方案或一刀切的方法来创建包容性制度。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实现。

另外，有些新思想虽然未在书中提到，但与当前讨论相关，即为何会出现“中等收入制度陷阱”（middle-income institutional trap），这对许多社会都很有启发性，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智利、哥伦比亚等。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包容，但仍存在维持彼此运转的庞大经济和政治结构。

最后，詹姆斯和我想传达的是，我们并不声称自己拥有答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也不自称提供了答案。然而，这本书所做的、我所试图做的，是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比单纯讨论地理、文化、领导力和市场失灵而不考虑政治制度的视角要好得多。简而言之，这个框架是基于研究得出的想法，很多想法源自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它是一个可以继续构建的框架。詹姆斯和我对很多事情还不了解，比如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巴基斯坦社会，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专长。

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框架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视角来理解巴基斯坦或非洲的现状？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在进行中的工作，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