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12月14日，韩国国会通过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案件将交给宪法法院审理，审理最长可达180天，以最终裁定弹劾案是否成立。CDT编辑用翻译软件将韩国媒体人的声明翻译成中文附在文末，翻译如有疏漏为CDT的责任。

导筒directube：4164位韩国新闻工作者发布声明：“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迫，是为内乱铺路”。来自297家媒体机构及新闻团体的4164名现职新闻工作者于13日通过《庆南道民日报》和《玉川新闻》的版面广告发表了时局声明。他们表示：“国会必须通过尹锡悦的弹劾案，凡是未参与弹劾案表决的国会议员，将被视为新闻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并将与国民一起对其进行审判。”

以下评论由CDT搜集自微博：

MR-FLYING：差距

alayne：惊叹于韩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与魄力 也苦笑于我们没有如此精神 声音已被消失

但是莎莎你要知道：脚踩某片土地连虚构都不敢这么写

归零归零归_女士：自由是要靠自己争来的，不像某些地方的电影人连反盗摄都不敢说

TheEngi：压迫自由者不配拥有自由

樱桃本色1997：唯有支持

机器猫口罩：我不敢说话

桑葚莓莓子：让我想起之前看的几部韩剧 上个世纪韩国最动荡的年代 有太多新闻记者锒铛入狱遭到迫害 时代总在驱使人们选择性遗忘某些印记 然而却以这种方式让印记得以永生…

不如去森林採菇：好羡慕

gdjsjsbdjs：要六名法官全部同意才行，大概率又是一场闹剧

悠谷_ :看之前说六名法官要一致通过最终大概率还是闹剧的评论，想起泰国同性婚姻法案通过时候，那些说国王会一票否决的人，他们都倾向相信或者编造出一些谎言让自己相信，有些普遍存在的好东西不是真的。

韩国记者关于当前事务的声明

必须弹劾企图破坏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尹锡悦

2024年12月3日晚上11点，尹锡悦总统宣布戒严，以“一举根除所有无耻的亲朝鲜反国家势力。”戒严令随即发布，明确指出这些亲朝鲜反国家势力的身份，指名“所有媒体和出版物”应受到“戒严控制”，理由是它们散布无法明确定义的“假新闻、舆论操纵和虚假宣传”。这是一个荒谬的声明，只有在50年前的军事独裁时期才可能发生。随着戒严军队带着枪指向国会和市民侵入，所有在韩国的记者都回忆起军政时期对新闻的审查和控制，他们曾被军靴践踏，度过了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光。

在尹锡悦独裁政府宣布戒严后，我们经历了又一次政变危机。面对百万公民提出的弹劾总统的要求，国会仍未能通过弹劾案。此外，拒绝弹劾的国民力量党领导人和支持政变的总理宣布他们将不顾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的约束，继续运行政府。这场政变仍在进行中。

当我们目睹大韩民国民主制度的坍塌，从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到2017年朴槿惠总统被弹劾，我们都见证过这个国家创造的历史。它提醒我们新闻自由的价值与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不能忘记记者在保护韩国民主艰辛的历史中所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次回顾1971年4月我们的前辈记者在朴正熙总统第三任期和戒严危机逼近时宣布保护新闻自由的决心，回顾1980年全斗焕及其党派领导的内部叛乱中要求真实报道光州大屠杀的前辈记者们的斗争并反对审查和制作的决心，以及1986年我们的前辈记者持续艰苦斗争通过曝光全斗焕军政时期的报道指南的决心和历史意义。2013年12月，我们的前辈记者们用血泪保护的民主和新闻自由的价值是永续而崇高的，与尹锡悦试图通过政变重返独裁的政权不符。

在大韩民国民主历史的崩溃和进步的十字路口，我们的记者们将竭尽全力保证新闻免受任何权力干预和民众要求的报道准确性。我们不会成为政治话语的传声筒，我们将为人民发声，提出质疑和批评。我们将清晰区分在这场危机中什么是重要议题，什么是继续内战的阴谋。在2024年12月，媒体的监督和批评将不仅针对亲政府的政变力量，也将针对政界各个阶层。我们不会忘记这是记者职业的社会责任。

今天在这里签名的4164名记者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 国会必须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弹劾案。所有国会议员都必须参与弹劾投票。必须通过在国会大厦内实施宪法来平息街头民众的愤怒。我们将视未参加弹劾投票的国会议员为新闻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并将与人民一起对他们进行审判。

• 在媒体界嘲笑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独立性、充当叛国罪犯尹锡悦的同谋者、浪费人民税收的人。过去两年半政府对媒体的压迫和广播系统的控制是预防叛国的先发行动。我们将彻底根除这一点并恢复新闻自由和人民的知情权。

• 所有媒体管理层和高管应避免任何损害报道、编辑、编程和制作自主性的指示或行动。我们将拒绝任何那些在突发新闻洪流中只顾文章浏览量或利用混乱打政治算盘的人给出的指示。政治独立和准确性是媒体在此时必须恪守的最严肃的基本责任。

2024 年 12 月 14 日

来自297家媒体公司、媒体机构的4164名在职记者签署了上述声明。

导演奉俊昊、演员文素利等2500多名电影人敦促罢免和逮捕尹锡悦总统

7日，电影人全体发表了内容为"罢免内乱罪现行犯，尹锡悦，请拘留"的紧急声明和联名结果。

电影人在声明中说:"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再怎么动员电影想象力也只能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先得出以下结论"，"’尹锡悦是大韩民国存亡中最危险的存在，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的最紧急课题’"。

他接着说:"在过去的 尹锡悦 总统执政期间，我们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的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

电影人还表示:"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第一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现场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和定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执政党，他表示:"我警告那些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程的国民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电影界人士纷纷表示:"现在对于韩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罢免、拘留。"

本月5日下午5时至6日午夜,约30个小时的联名活动共有77个团体和2518人参加。电影导演奉俊昊、边英珠、梁益俊、郑智英,演员文素利、赵贤哲、姜东元、全智贤、孙艺珍等榜上有名。

以下为要求"尹锡悦"下台的全体电影人紧急声明全文

12月3日晚10时22分，现任总统宣布实行紧急戒严，时隔2小时30分，国会通过解除紧急戒严决议，至今已经过了两天。宣布违法违宪的紧急戒严、让人联想起军部独裁的紧急戒严布告、在国会表决3个小时后才以国务会议议决法定人数没有成功为前提发表的紧急戒严解除、甚至怀疑行政部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的一系列过程,再加上12月4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理由是为了向在野党传达警告信息等荒唐的报道接连不断。

目睹宣布非常戒严的大多数国民的第一反应就是"疯了吧？"

电影人也大同小异。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无论动用多少电影想象力,都只不过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做出以下结论是很自然的。他说:"大韩民国存在的最危险的存在是尹锡悦,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最紧迫的课题。"

已经与韩国建交的大多数大使馆都向滞留或以滞留为目的访问的本国国民发出"危险"警告,即使解除紧急戒严,也维持着危险警告。因为尹锡悦这一危险因素还没有消除。

就像政权的政绩一样，忙于宣传的韩流地位已经跌入深渊。海外媒体曾指出,大韩民国民主主义的成长和言论自由是文化艺术领域成长的最大基础,但连日来预测大韩民国的形象下降和访客减少,并进行了报道。担心自己喜欢的大韩民国"艺人"安危的声音接连不断,大韩民国国民也纷纷举报称被拒绝兑换外汇。

蹂躏国会这一宪法机关，向独立的宪法机关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一系列媒体紧急派遣戒严军，戒严司令部要"处决未复职前公义"的措施，再加上令电影人愤怒的是"所有媒体和出版都受到戒严司的控制"的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3项等国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大韩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使用"言论自由"的明确表述,但统称为在宪法中保障良心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学问和艺术自由等的"言论自由" 换句话说，尹锡悦是在深夜"全面实行违宪的黑名单"。只听到现任法务部监察官表示"不能接受戒严"并立即提出辞呈的报道,除了现任国务委员任何人表明辞意的报道外,没有迹象表明是为了对抗违法的戒严,维护国民的生命权而行动的。明明白白地证明了黑名单的工作原理和根据指示和命令进行没有灵魂的事情的辩解是多么虚假。

在过去"尹锡悦"总统执政期间，韩国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说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有良心的公职人员就反问吧！自从民主主义稳定以来，没有人像 尹锡悦 那样凌驾于企划财政部和所有政府机关委，随意编制预算？

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

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及定罪是不可妥协的。

在此警告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学的"国民的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现在对于大韩民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 罢免、拘留!

部分内容来源：每日经济

2500余名韩国电影人完整联署实名：

【默按】今日刊发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来自《大西洋月刊》，第二篇来自《卫报》，均由“日新说2号”公号首译，默存为转载。第三篇来自西门不暗，他对韩国近期的宪政危机做了一个简明评述。

民主的脆弱性

一位右翼独裁总统——被指控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打压媒体、利用权力阻挠针对其家族的腐败调查，且似乎仅能提出解决国家通货膨胀与医疗保健问题的模糊计划——今日宣布实施戒严令。

作者：布莱恩·克拉斯

编辑：阿K

这并非美国可能面临的反乌托邦式狂热，而是韩国迅速恶化的政治危机。韩国总统尹锡悦以朝鲜及国内“潜在军事威胁”为由，仓促宣布实施戒严，震惊全国。周二晚间，尹在首尔发表声明，称韩国国会是“罪犯的巢穴”，并指责国会在破坏国家治理。他声称，需要实施戒严令以防“反国家势力掠夺人民的自由与幸福”。

几小时后，国会大楼周围爆发抗议活动，国会议员一致投票否决了尹的戒严令提案。自宣布戒严令以来，抗议活动与执法部门的冲突不断升级，示威潮可能进一步扩展，抗议者呼吁尹锡悦辞职。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韩国问题专家卡尔·弗里德霍夫对我表示：“我认为尹锡悦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次权力斗争，但更多的原因是他的无能。”

韩国的公民社会极为强大，大规模抗议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其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卡尔·弗里德霍夫幽默地指出：“如果你去过韩国，却没见过抗议活动，那你就没真正去过韩国。”

自2024年4月的立法选举以来，尹锡悦实际上已成为跛脚鸭领导人，他所在的政党在选举中遭受了重大挫败。与全球高通胀等逆风局势相比，尹的低支持率主要源自其自身的治理问题。据称，尹的一名主要权力代理人涉嫌收受贿赂，确保该党提名一名候选人参选立法席位；此丑闻涉及到尹的妻子，她被指控干预选举。

此外，尹的电话录音近期被曝光，成为媒体头条。尹也被指滥用职权，阻止对其家族涉嫌腐败的调查。除了公共服务与经济管理上的失误，这些丑闻极大地损害了尹的公信力。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已降至19%。

韩国是全球第12大经济体，也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重要民主国家。然而，它同样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直到1987年夏天，经过“六月民主斗争”的人民起义后，韩国才摆脱了独裁统治。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戒严令对年长的韩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更是唤起了他们对过去独裁政权的生动记忆。

韩国上一次发生政变是在1980年，当时一名将军宣布扩展戒严并成为总统。那次政变遭到民众反抗，但最终被镇压，独裁统治继续了八年。（许多韩国专家和政治学者直到2002年才将大韩民国视为完全巩固的民主国家。）

自那时以来，韩国的民主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反威权主义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这一进程仍然脆弱，韩国的制度已显现出压力的迹象。尽管背景有所不同，这些压力因素对美国而言并不陌生。斯坦福大学当代韩国问题教授申吉旭（Gi-Wook Shin）在2020年指出，韩国正面临“民主萧条”，具体表现为“反对者被妖魔化，民主规范被削弱，政治生活日益两极分化”。政客们未试图缓和紧张局势，反而鼓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两位在世前总统曾因违法被监禁，且在获赦免前实际服刑。）

尹锡悦的夺权尝试似乎最终会失败。然而，即便戒严令实施时间仅为数小时，其对民主规范的伤害也将是持久的。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文官统治，即军队的职责仅限于提供安全保障，而不干涉政治治理。当这一界限被突破，如政变发生时，民主制度便会崩溃。

即便是未遂的政变或戒严尝试，也足以破坏军民之间的壁垒，提醒政治体系中的每个人，权力欲强的政客或自私的军官，能够在一瞬间摧毁数十年的民主进程。确立军方不涉足政治的准则，是军装与西装双方经过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而破坏这一准则可能仅需一个错误的决定。

韩国的近期动荡也反映了已故政治学者胡安·林茨（Juan Linz）所提出的“总统制的危险”。林茨曾指出，在民主实验中，当总统掌握行政权力而非由总理在议会制衡下行使时，民主常常会失败。1990年，林茨警告道：“当民主依赖于领导人个人品质——如果愿意，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美德——时，这是一个冒险的做法，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能找到这样的人来担任总统。”林茨当时明确指出，美国是这一理论的显著例外。

尹锡悦总统试图通过戒严来巩固权力的努力似乎注定失败，但对即将迎来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华盛顿而言，这一事件却发出了警示。

有时，无能的独裁者会以拙劣的方式实施夺权阴谋，过程中虽未成功，却足以破坏民主制度和规范。

有时，夺权计划会得逞——因为总统制民主并非由宪法上的神奇条文所保护，它更依赖于那些比权力更重视理想的人的行动，来度过最危险的时刻。正如林茨所警告的那样，这样的人并不总是很多。

作者

布莱恩·克拉斯（Brian Klaas）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特约撰稿人，也是伦敦大学学院全球政治学副教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是《侥幸：偶然、混乱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何重要》（Fluke: Chance, Chaos, and Why Everything We Do Matters）。

文章信源：大西洋月刊

韩国民众的愤怒

星期三下午，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的戒严令震惊了全国，却也迅速遭遇了挫败。这一决定发布后的数小时，韩国议会前的空气弥漫着愤怒与困惑。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令许多韩国人猝不及防。那些因疲惫而错过新闻的民众在醒来后，得知他们的民主制度正面临自198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然而，在明朗的冬日阳光下，数百名愤怒的市民聚集在国民议会的台阶上，声讨政府的不当行为。在首都的其他街头，也有人走上街头举行集会，要求尹锡悦下台。

作者：拉斐尔·拉希德

编辑：阿K

来自京畿道的孙正熙便是其中一员，她从距离首尔一小时车程的家中赶来。她激动地表示：“昨晚我整晚未能入眠，时刻关注事态进展。我的心因担忧而怦怦直跳。”

孙正熙认为，作为“普通公民”，她有责任保护国会这个“最后的防线”。她手中紧握着一块粉色手工制作的标语牌，牌上写着要求弹劾尹锡悦的口号。

“我感到无比羞愧。我们原以为韩国的民主已经成熟，但今天竟发生如此荒谬的事情，”她说。她指向周围的民众补充道：“看看这些为生活辛勤工作的人，总统怎能如此肆意违背民意？”

孙正熙（손정희）前往首尔抗议尹总统。摄影：Raphael Rashid/《卫报》

前一晚，国会大楼被数百名警察包围，军队进驻大楼，军用直升机盘旋在空中，整个场面比任何一部戏剧电影还要震撼真实。

对60多岁的赵泰益而言，过去半天发生的事件让他重新回忆起痛苦的历史。

“我亲眼目睹了光州民主运动的全过程，”赵泰益回忆道。他所提及的是1980年那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主运动，然而，这场运动最终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数百名无辜的民众丧命。

“民主不应当是这样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但现政府显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情绪激动地说。

尹锡悦宣布戒严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自由的大韩民国免受朝鲜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以及“铲除亲朝鲜的反国家分子”。

然而，这番言辞显然与过去利用恐慌来巩固政权的手段不谋而合，且与韩国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措辞相似，该法长期以来被用来禁止所谓的“反政府行为”。这个模糊的术语在历史上屡次被用来打压政府的批评者，借着“防范朝鲜威胁”的名义，实施一系列压制措施。

虽然朝鲜的挑衅确实令人忧虑，且自朝鲜战争以来两国关系一直紧张，但将韩国国内存在重大“亲北”运动的说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牵强的政治论调。

“国耻”

尹锡悦的声明立即引发了韩国各政治派别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在保守派阵营中。尽管《朝鲜日报》一贯支持尹锡悦政府，但该报却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直言尹锡悦“严重越界”，并称此次举动是“国家的耻辱”。该报强调，作为排名前十的民主国家，韩国不应容忍如此行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尔大学生激动地表示：“这简直就像一场政变，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于教科书里……完全无法想象……太丢脸了。”

人们在首尔国会大厦外抗议，要求总统尹锡悦辞职。摄影：Raphael Rashid

但事实上，这场危机并非毫无征兆。今年9月，反对党民主党的议员金敏锡等人曾就尹锡悦一再将其高中同学任命为重要安全职务提出警告，其中包括国防部和国防反间谍司令部的关键岗位。

他们当时指出，尹总统的这些人事任命，以及他日益频繁使用“反国家势力”一词攻击批评者，显示出他可能在为宣布戒严做准备。然而，当时这些警告却被斥为危言耸听。

梨花女子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高敏熙对此深感忧虑，她称尹锡悦的决定是“非常糟糕且毫无意义的”。

她指出：“总统似乎完全不理解政党的代表性，也不了解国民议会的功能，”她进一步警告，“国家将再次经历巨大的动荡，要求总统辞职或弹劾的呼声正在急剧上升。”

尽管反对党纷纷呼吁弹劾尹锡悦，但这一进程的前景依然复杂重重。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三分之二多数，反对党需要尹总统所在政党中至少八名成员的支持。然而，宪法法院目前只有六名法官，而不是通常的九名，这意味着他们缺少了审理此类案件所需的至少七名法官。

尹锡悦政府的丑闻接连不断，尤其是他的妻子金建希被指控收受一名牧师赠送的价值300万韩元（约合1675英镑）的迪奥手袋。尹锡悦及其支持者否认这些指控，坚称这是针对他们的政治诽谤。

国际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尹锡悦领导下，韩国的民主出现倒退。V-Dem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的自由民主排名从去年的第28位和2021年的第17位，急剧降至全球第47位。

全球公民社会联盟Civicus也警告称，自尹锡悦上任以来，韩国的公民自由受到了严重侵蚀，尤其是在压制媒体自由和打击工会方面的行为日益严重。

梨花女子大学的高敏熙副教授表示：“我认为总统并不知道如何通过政治手段——深思熟虑、说服和沟通——来应对这些压力。”尹锡悦作为前检察长，周围必定聚集了一群高度同质化的人，而他们都处在一个严格等级制度下。这种文化充满了迫害性，通常是非黑即白，且倾向于诋毁和惩罚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对于许多韩国人来说，尹锡悦的短暂戒严尝试印证了他们对其政府独裁倾向的担忧。

在国会外，抗议者孙正熙也在反思未来的道路：“没有人想到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但我们却不得不再次在温暖的阳光下捍卫我们的民主。”

作者：拉斐尔·拉希德

文章信源：卫报

---

首尔之冬，第一夫人及戒严令往事

文/西门不暗

12月4日凌晨二时，B站上的电影《首尔之春》解读还有1000多人在线观看，凌晨醒来的我，在朋友圈看凤凰网的直播，各路网友传来的最新消息，这场44年来韩国走向政变的戒严令牵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关注，有朋友说，中国人在美国大选，韩国政变上的兴趣比国内问题还大。那确实是，现在除了讨论付鹏和高善文的演讲，国内问题还能聊啥？

戒严令一开始，就有观点说，韩国第一夫人是红颜祸水，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表面上看跟尹锡悦夫人被调查有关，但今年6月成立的国会，目前已对十个政府官员提出弹劾，在野党在议会的多数党地位，让尹锡悦和李在明的政治斗争进入肉搏的白热化程度，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斗争更是到了拼刺刀的层面。尹锡悦绕过了执政党的内部磋商，直接找军方发布戒严令，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很难理解，但又有背后深厚的原因。

01

 韩国历次戒严令

先来看看从韩国第三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时期韩国总统发布的戒严令。

韩国的现代政治历史中，戒严令的颁布往往伴随着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

朴正熙时代，1961年的军事政变和随后的戒严令开启了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朴正熙解散国会、禁止政治活动，将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独裁统治，虽然使韩国经济逐步腾飞，但也牺牲了民主自由。

1972年，朴正熙再次发布戒严令，进一步强化独裁统治。这一时期，国内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众对民主的呼声在压抑中逐渐高涨。而美国出于冷战战略考量，对朴正熙政权给予了支持。

1979年，朴正熙遇刺前后的一系列戒严令使韩国政治陷入极度混乱。全斗焕在1980年发动军事政变并扩大戒严范围，继续军事独裁统治。

发布戒严令的这两个总统，分别是韩国现代历史中的头号和二号独裁者。一个死于部下的枪杀，对韩国电影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如《南山的部长们》《首尔之春》。另一个倒是善终了，但对韩国的电影贡献更大，光是光州事件就有近十部经典。

在全斗焕之后，韩国已经44年没有再发布过戒严令。

02

尹锡悦与李在明的政治斗争

尹锡悦与李在明的政治斗争是近年来韩国政治的焦点。尹锡悦上台后，外交上亲美，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强化对朝鲜的军事威慑。这使得韩国在外交自主性上大打折扣，引发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的担忧。在国内，尹锡悦与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之间的两党斗争如火如荼。尹锡悦试图通过司法等手段打压反对势力，引发了对权力制衡与政治操弄的广泛争议。

△ 韩国总统尹锡悦

李在明则针锋相对，在经济民生、外交政策等多方面对尹锡悦政府提出批评与质疑，导致韩国社会严重分裂，政治极化现象愈发凸显。李在明的崛起被称为韩国版的“特朗普”，他的政治影响力并未因败选而减弱，反而因为“政治迫害”的论述获得了更多同情和支持。

目前的尹锡悦是跛脚总统，议会300个席位，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及卫星党共有175席，执政党国家力量党及卫星党仅有108席。在议会层面，总统和政敌的斗争总是处于下风，但他为自己的政变找了托词，警惕北方政权对当下的韩国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03

为何孤注一掷

尹锡悦发布戒严令的幕后原因复杂多样。

首先，尹锡悦政府面临来自在野党的巨大压力。国会自政府上台以来，共发起了22次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动议，而自今年6月第22届国会成立以来，已对第10名官员展开弹劾行动。尹锡悦认为，国会恐吓法官、弹劾大批检察官，瘫痪司法工作，并试图弹劾行政安全部长、广播通信委员会主席、审计院长和国防部长，甚至使整个行政系统陷入瘫痪。

其次，尹锡悦政府在经济、民生和物价管控上的不力，以及第一夫人金建希的相关争议，导致其民意支持度不断下降。金建希被调查事件严重损害了尹锡悦政府的形象与信誉，加剧民众对政府高层腐败的担忧，公众对其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合法性。

再者，尹锡悦领导的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在2025年的预算法案问题上，与共同民主党陷入僵局。他还一直拒绝对涉及其妻子和高级官员的丑闻进行独立调查，这引起了他政治对手迅速而强烈的谴责。

04

政变之后

尹锡悦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后，多方表示反对。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表示：“总统的戒严宣言是错误的，我们将与国民一起制止它。”

△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当地时间3日晚11点左右抵达国会大厦，并表示反对戒严令，称“尹锡悦背叛了人民。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韩国总统。”

韩国国会通过决议决定解除戒严命令。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表示，此前进入国会本部的士兵已全部离开。然而，已被点燃的“导火索”，真的能就此熄灭吗？

值得一提的是，李在明和在野党的议员行动一致性非常强。以李在明为首的几乎全部在野党成员，在交通断绝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以内几乎全部赶到了国会，到场180多人，李在明本人在0°暴风初雪的首尔徒步开着直播（还是全程直播）跑了4.5公里，翻越国会大楼外2.3m高的围墙进入了国会会场里面。

尹锡悦的民意支持度不断下降，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11月29日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其施政好评率仅为19%，差评率则达到72%。差评理由为“经济、民生和物价管控不力”(15%)、“第一夫人金建希相关争议”(12%)、“外交”(8%)等。

有分析称，近期，韩国在野党推动针对总统夫人的系列立法以及弹劾检察官等公职人员，可能是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导火索。

针对韩国政府与在野党对立局势蔓延至整个公务员社会的现象，一些专家指出，这种局面使国家陷入了不确定性和混乱状态。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仁川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李俊汉分析称，“破产和停业的企业数量正在增加，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急剧变化。如果国会和政府继续互相推诿，国家将陷入经济、政治、国际等多方面不确定性的泥潭。”

目前，韩国突变的局势，似乎在几个小时内结束了，但有消息称，韩国主要反对党派呼吁就违反宪法的行为追究尹锡悦的责任。等待这位总统的是什么，仍是未知数。

韩国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令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尹锡悦和李在明的政治斗争，以及尹锡悦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共同推动了这一事件的发展。尽管戒严令最终被解除，但其对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仍在持续。韩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尹锡悦的政治归宿，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变数。

尹锡悦是第一个搬出青瓦台的韩国总统，但他的命运似难逃出韩国总统的宿命，入狱，自杀，被杀，韩国历任总统的归宿都不太好。贸然发动戒严令的尹锡悦，有可能要面对茫茫刑期。

戒严令发布，失败了是政变，成功了是革命。尹锡悦既缺乏朴正熙的老谋深算，也没有全斗焕的魄力和果敢，只有一腔匹夫的莽撞，他不败谁败呢。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制度变迁？前面讲民主转型的时候，我提到过，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却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无非是这个朝代姓刘，那个朝代姓李，但是无论姓刘姓李，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类似的，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到了近现代，变迁的就不仅仅是王朝，而是制度本身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制度变迁在世界各国逐渐显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图景。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前面提到过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简单来说，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一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这些因素当然都非常重要。不过，这次课，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观念。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辩护人》剧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1987》剧照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华丽的假期》剧照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韩前总统金大中和夫人李姬镐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土、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剧照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30讲》第22集的文字稿，作者刘瑜，于2020年9月首发于看理想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