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和罗丝是十年前在网上认识的。他的网名是“欧芹教授”，看上去很合适——又高又瘦，戴着眼镜，这些都很吸引罗丝。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罗丝得知威尔是一名大学生，和母亲住在一起，这个网名来自他工作的一个艺术营的孩子给他起的绰号。他们说起这件事就大笑，说起大多数事情也都是欢声笑语。威尔觉得罗斯既让人兴奋又为人直率。他在安大略省的郊区长大，而她来自南加州，对他来说，那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之间的不同很快就成了他们喜欢彼此的地方。

罗丝喜欢威尔的稳重——和她约会过的其他男人不同，他们害怕承诺。他们的关系经受了许多考验，包括多次搬家，大约一年的异地恋，以及与父母和室友同住时如何找到时间在一起。现在，他们结婚七年了，在洛杉矶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一居室的公寓，罗丝在那里接待自己的普拉提客户。威尔白天出去教书，晚上他们依偎在床上看电视。“这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光，”罗丝说。（罗丝和威尔都是中间名。出于对隐私的考虑，所有受试者都要求用他们的名字、中间名或昵称来称呼他们。）

虽然威尔让她感觉踏实，但罗丝觉得他们习惯的平静关系也让她在性方面感到压抑。他们有时几个月没有性生活，但并不缺乏亲密感。他们有一个永远不拒绝拥抱的原则，这是他们为了解决任何关系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小分歧而制定的。他们还坦率地谈到，对她来说，他们婚姻的安全可预测性——在共同生活中，这一点是她所喜欢的——抑制了她的性欲。她知道这会让威尔感到困惑，甚至沮丧，但她不想强迫自己做爱。罗丝的父母已经离婚，她的母亲曾经觉得觉得有义务每周和罗丝的父亲做爱一次，这不是罗丝想要的关系。

为了进入愿意做爱的状态，罗丝依靠一系列的仪式来帮助建立期待——做头发和化妆，刮腿毛，晚餐时喝红酒，或者，当他们的日程允许时去度假，以便打破生活常规。威尔不需要为性做任何准备，罗丝认为这是他们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多年来，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性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想在一起，他们性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也的确想让关系继续。

疫情期间，这对夫妇有一年多没有性生活，但他们很享受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罗丝过去常常花几个小时开车去不同的健身房，很晚才回家，很少见到丈夫。被困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在附近散步。不停地交谈。他们开始一起上在线瑜伽课，这个爱好一直延续了下来。威尔很欣赏这些小小的交流机会。罗丝认为她不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但威尔不这么认为。“她在精神上和时间上都不吝啬，”他说。

有时他们一起洗澡，赤裸着抱在一起，但并不期待发生性关系。虽然威尔仍然希望这些时刻会有别的结果，但他并不强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性在婚姻中所扮演角色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婚姻中的性行为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但近几十年来，常规观念认为，频繁的性行为是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包括夫妻咨询在内的各种治疗方式的兴起，性积极也掀起了新的浪潮。专家们指导夫妻们如何巩固婚姻，他们通常认为，健康的婚姻关系包括与伴侣持续的性行为。到2010年代，预约式性爱已经成为一种保持亲密关系的流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暗含防止分手的意思。

然而，近年来，夫妻关系专家和夫妻自己都在逐渐摒弃一些普遍持有的观点，努力为那些用于维持婚姻的非常规方法正名。一些夫妻挑战了夫妻应该共用卧室、甚至住在一个家里的基本假设，他们的网络小组大量涌现。沙伦·海曼在Facebook上管理了一个名为“Apartners”的小组，专门为选择分开居住的夫妇服务。她告诉我，她所在小组的许多成员发现，当他们不再时时刻刻在一起时，他们的性生活得到了改善。“我的目标是向人们展示，健康的关系有许多种，”海曼说。“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

对佩雷尔和许多其他关系专家来说，这有时意味着重新审视对婚姻另一个基本前提的投入：单配制。咨询专栏作家丹·萨维奇也认为，单配制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完全合理或令人愉快，他对美国人痴迷于将不忠变为道德问题持批评态度。他鼓励已婚人士坦诚地告诉对方，几十年来一直承担满足伴侣在性和情感方面需求的责任是多么困难。

有些人通过探索多角恋和开放关系来质疑婚姻中的单配制标准，还有一些人则在抵制发生性行为的压力。事实上，从整体上看，美国人的性生活比以前少了——不分种族、性别、地区、教育水平和就业情况。一项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美国成年人的性生活少于老一辈；他们的稳定伴侣更少，在有伴侣时的性生活也更少。2021年的综合社会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所有成年人中，约有50%的人每月性生活一次或更少，其中一半的人报告说他们一年没有性生活。研究人员推测了这30年来性低潮的原因，包括从科技导致的孤立到关于性同意的文化对话。

例如，许多年轻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MeToo（我也是）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有意识的节欲。TikTok上出现了关于“戒掉男孩”(boysober)的趋势，这个词是喜剧演员霍普·伍达德创造的，她说，对于那些以前为了适应男性而改变自己欲望的女性来说，暂停性生活可以赋予她们力量。数字女权主义4B运动起源于韩国，但已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全球。该运动倡导拒绝生育，以及拒绝异性恋约会、婚姻和性行为。与此同时，“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承诺共同拥有一个家，甚至共同抚养孩子的朋友——坚持认为性和浪漫不是终身结合的必要条件。

性教育者和研究者艾米丽·纳格斯基不认为频繁的性行为应该是每一段深度投入的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纳格斯基对自己暂停婚姻性生活的事并不讳言，她不赞同履行义务的性爱，也不赞成对性生活的规律性或行为设定任何底线。纳格斯基借鉴了加拿大性学家佩吉·克莱因普拉茨的研究成果，认为性欲低有时可能是判断力良好的证据。纳格斯基说：“不想要你不喜欢的性并不是功能障碍。”

米歇尔和约翰在2005年的一次聚会上相识，在交往的最初几年，他们充满激情。然而，四年前，在经历了她所谓的“创伤性”分娩后，米歇尔开始担心性交会引起疼痛。

她和约翰在为人父母后一年没有过性生活。现在他们可以一连几个月不做爱。他们的朋友们似乎也在经历性生活的新篇章，并且尝试开放婚姻，这让米歇尔和约翰开始讨论，该怎样给他们之间的性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就想要什么或者能接受什么达成一致。

然而，约翰知道，对米歇尔来说，婚外性行为是一条红线。她目睹了不忠行为破坏她父母的关系。约翰说：“我觉得有一种担心，‘我有一种可以在一两分钟内解决的冲动’，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破坏，冒这个险去解决它是不值得的 。”

对两人来说，爱情的意义远不止满足一时的欲望。在一起近二十年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他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米歇尔正沉浸在哥哥车祸丧生的悲痛中。她很早就和约翰谈起了这次经历，从那以后他们就形影不离了。约翰觉得她很美，想尽量和她呆在一起。米歇尔则乐于通过他来转移注意力，这是一个能把她从悲伤中拉出来的人。他们去听音乐会。他给她做了混音带。但也有几次，当她崩溃哭泣时，他会陪在她身边。

约翰曾经试图安慰米歇尔，说他理解她的感受，但当他在2012年失去自己的兄弟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约翰说，在他哀悼的时候，米歇尔“知道在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该怎么做——知道什么时候该给我空间，或者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一个拥抱，或者什么时候我需要她在身边”。今天，米歇尔仍然是他的幸福的“核心部分”。

两人和他们的女儿住一套一居室，虽然白天有一些私人空间，但他们都忙着在家工作。现在，大多数时候，米歇尔在早上自慰，而约翰送女儿去幼儿园。他晚上用手机看着色情片在浴室里自慰。对约翰来说，这只是一种身体上的释放，但对米歇尔来说，取悦自己有不同的目的：她想找到什么能让她感觉良好。独自探索她变化了的身体可以消除她不能和丈夫高潮时的内疚。她不想让他觉得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她说：“我想达到高潮，但却无法达到。”

在我采访的30多位已婚人士中，许多人都跟米歇尔一样告诉我，成为父母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的性生活。卡米尔住在加州，她觉得婚姻是她经历过的最稳固、最贴心的关系，但成为母亲让她远离了自己的欲望。“感觉就像我不能触摸的东西，就像在另一个房间里，或者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进入的另一个自己的部分，”她说。

也有的母亲开始把性爱看作例行公事，是责任清单上的一项。凯特的孩子是一个渴望被拥抱的神经发育异常儿童，她发现自己同丈夫的性行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因为她开始把它视为“又一项要求”。丈夫尽其所能支持她，但她觉得有义务回到他们以前的性生活中，尽管她“非常渴望走进一片森林，躺下来，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要听”。

莉莉安有两个孩子，她说成为母亲对她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不得不离开以前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的自我认同完全被掏空了，”她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遭受性侵的往事也以强烈的方式重新浮出水面。为了养育孩子，她认为她需要做到“毫无保留”。她没有能力将身体上的开放性延伸到丈夫身上。她无法忍受他温柔的爱抚，那感觉就像孩子的手在挠她的痒痒。

莉莉安的丈夫菲利普从未强迫她与自己亲密接触，她对此很感激。他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方式，拥有非常积极的、非常自愿的、非常理解的、相互享受的性行为。”五年后，菲利普知道她仍然在适应成为母亲给她的生活带来的一切。最近他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性生活，大约每隔一个月一次。莉莉恩很喜欢丈夫给她按摩后背，他也很乐意给她按摩。

其他夫妇，就像罗丝和威尔一样，坦言由于欲望朝着不同的方向转移，他们感到与伴侣的性生活不协调。珍是弗吉尼亚的一位38岁的母亲，她告诉我，在13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丈夫对性的兴趣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她经历了她所谓的“二次青春期”，因为她的孩子长大了，对她的依赖减少了。她觉得自己“性欲旺盛”，于是去看了妇科医生，确认自己不是荷尔蒙出了问题。她现在正试图弄清楚如何应对丈夫的低性欲。“我觉得自己很多时候都生活在颠倒的世界里，”她说。“朋友们抱怨说，丈夫在她们洗碗的时候抓她们的屁股，我想，哇，我也喜欢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另一位母亲艾米丽说，在她34年的婚姻生活中，性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她和丈夫的亲密关系一度停滞，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恢复了良好的性生活”，艾米丽说。现在她59岁了，在与癌症的斗争中经历了几次手术，包括子宫切除术和乳房切除术。结果，她的性欲减弱了，性爱变得像是“用吸尘器打扫房子”——她做这些是为了让丈夫开心。他看出来了。“如果你习惯了别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回应你，那么当他们在假装时，你就能看出来，”她说。“我已经变了个人。”

在她因癌症而接受激素治疗并提前进入更年期大约10年后，一天晚上，他们在床上坦率地谈论了他们的性生活。艾米丽说：“我们讨论了我缺乏性欲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不兴奋，那他也不会兴奋。”他承认自己的性欲也下降了。所以他们决定不再勉强。她觉得有些文化压力迫使老年人在80多岁时还保持性生活。她读过一些文章，说在晚年保持性生活有益健康，但她对此持怀疑态度。“是吗？”她说。“我不知道。”

艾米丽觉得他们的婚姻发展得很自然：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激情，虽然他们在卧室外仍然充满深情，但如今他们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性，是关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生活。“我们没有性生活已经有好几年了，”艾米丽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我们更像是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恋人。”

尽管他们都坚持认为性在自己的婚姻中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夫妇仍然记录性生活的频率。他们似乎也对自己偏离公认标准的程度耿耿于怀。例如，约翰希望他和他的妻子能恢复到每周做爱两到三次，但他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

纳格斯基认为，用数字作为衡量标准可能适得其反。听到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可能不拿这些数据来判断自己的亲密关系。数据不能说明参与者是否享受自己的性生活。纳格斯基说：“你是在拿自己和一群没有和你发生性关系的人对比——拿他们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错还是不行。”

对于那些用纳格斯基所说的性“虚构”来衡量自己的夫妇，或者对于那些担心每月性生活没有达到某个数字，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威胁的夫妻来说，可能有太大的压力要让性生活变得愉快。更重要的是，夫妻要确定什么样的性才是值得拥有的。

罗丝承认自己感受到了社会期望的压力。最近，她决定，既然她和威尔很少做爱，她可以把手臂上的节育植入物取出来。在手术过程中，护士暗示罗丝的婚姻出了问题。罗丝感到羞愧和愤怒。在她看来，要求她和丈夫在一起十年后依然应该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性兴奋状态中是荒谬的，但她认为这也是许多已婚夫妇维持的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的性生活如何丰富，”她说。“我觉得更常见的情况应该是没有性生活。”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罗丝正在探索她寻求新刺激的需求，是否跟她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关——不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她有兴趣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欲望。“显然，我所经历的伴侣疲劳并不罕见，因为我们‘特殊’的大脑总是在寻找新的东西，”她说。

威尔有时会求助于有关克制的佛教著作来探索自己的性欲。他开玩笑说，这其中可能有一些确认偏差，但他认为妻子的自我意识——以及她不愿意强迫自己发生她不想发生的性行为——让他变得成熟了。对威尔来说，亲密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完成，不如说是一种联系。“我明白了，即使只是关于性行为本身，结果并不总是最好的部分，”威尔说。“快乐贯穿于整个过程。”

为了庆祝罗丝40岁生日，他们3月去了夏威夷。当他们躺在海边时，她把手机关了好几个小时。威尔记得，自己转身看着妻子，看着她放松下来，身体松弛。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性，也不是她在阳光下有多么美丽。他在想他们俩到底有多相似。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享受那些可以忘却身外之物的微小时刻。

鉴于突然有可能选出一位女总统，最近有很多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诚然，民主党人一直在展示支持女性权利和成就的和蔼可亲、直言不讳的男性形象。但除了有关男性女权主义者的那些典型话题，新男性气质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尚未得到认可：人夫气质。

在上周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男人们公开表达了对妻子的情感和钦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道格·艾默霍夫轻松地取笑了自己早年在追求未来妻子、副总统贺锦丽时的浪漫糗事（那通电话！）。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承认，在妻子米歇尔之后发表演讲很不容易。

贺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不仅谈到了“生育权”，还谈到了他个人在面对不孕不育时的痛苦和终于有了孩子的喜悦——在讲述给女儿取名“Hope”（希望）时，他哽咽了。交通部长皮特·巴蒂吉格不仅谈到了婚姻平等，还谈到了他用空气炸锅给三岁的双胞胎做奶酪通心粉，以及想方设法让他们去洗手的故事。

这场大会上的男人们正在揭示政治中几乎从未讨论过的问题：作为深入参与一场婚姻的人——包括家居的、身体的甚至是妇科上的方方面面细节，一个丈夫在私人的、家庭的层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新鲜事。我们听过男性支持女性候选人或谈论厨房桌边的那些家长里短。但我们从未听过男人如此深入地谈论夫妻间的私密细节。

在政治中，通常是女性扮演配角——赞美丈夫的才华，抱着孩子站在他身后，谈论育儿或分娩、备餐或当初相恋的日子。家庭依恋往往是女性的决定性身份，而对男性来说只是社会性装饰品。

但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一种最能体现丈夫风范的品质成了值得强调的美德——当男人公开接受“人夫气质”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女人可以被视为“妻子”以外的东西。

当男人——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接受了他们在私人的、家庭的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就解放了女人，让她们可以接受她们在公共世界里扮演的角色，接受她们作为权威的地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男人们以丈夫的姿态解除了贺锦丽肩上的妻子枷锁，帮助她树立民主党候选人强有力的领袖形象。

在这种新“人夫气质”的首次亮相前一天，电视先驱菲尔·多纳休刚刚去世。多纳休是开明、温柔男性气质的开创者，可以说是流行文化中“人夫气质”的鼻祖。

多纳休是第一批公开倡导女权主义的男性名人之一：他看起来坚强而自信，同时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和真正的兴趣。1980年，他与女演员、第二波女权主义者马洛·托马斯结婚，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平等主义夫妻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多纳休的节目是收视率最高的日间脱口秀，每集观众达到900万，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他选择的许多节目主题都特别吸引这些观众，包括女同性恋母亲、输精管结扎术和分娩等等。

很容易想象多纳休和妻子在家里分担家务，谈论感情的情景。此后，再也没有一位男性脱口秀主持人能够成功地体现出这种气质。多纳休还以倾听女性的声音而闻名，他是第一个与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群分享麦克风的日间节目主持人，他允许她们在直播中提问。“在每一个丈夫不和她们说话的妻子心目中，他充当了替代品，”据说幽默作家埃尔玛·邦贝克曾经这样打趣。

这里的重点是“丈夫”。

所谓的新男子气概的蓝图，难道一直就在我们手上？

2006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期间，蒂姆·沃尔兹计划在家乡明尼苏达州曼卡托一个筹款晚宴上发表讲话。当时，他在政坛还是个无名小卒，对手则是连任了六届的现议员，双方竞争激烈。这次晚宴让他有机会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工党的当地选区进行演讲，同时也有机会增加他的竞选资金。

只有一个问题：沃尔兹的喉咙发炎了。

当客人们把盘子装满食物时，他们惊讶地看到是另一个人走上了讲台：沃尔兹的妻子格温·沃尔兹。

她很习惯在众人面前发言：和丈夫一样，沃尔兹在公立学校当了十多年的老师。她的自信和清晰的表达给台下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还有其他候选人发表演讲，而她是其中最善于表达的一位，”北曼卡托居民约翰·克拉伯说，他在近20年前参加了那次筹款活动。“我们面面相觑，说，‘她为什么不参选呢？’”

上周，在费城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州长蒂姆·沃尔兹和副总统贺锦丽并肩出席，这也是大多数美国公众第一次仔细端详他。当天，贺锦丽宣布沃尔兹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在他的演讲结束时，全国人民也第一次仔细端详与他结婚30年的女人。

在格温·沃尔兹迈上全国舞台的同时，右翼的批评者试图把她描绘成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就像他们对她丈夫所做的那样——在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支持本州的内乱。但在她度过了大半生的明尼苏达州家中，朋友和政治观察人士形容她是一个头脑冷静、能力超群的人，而她的丈夫则以直觉敏锐和富有魅力的政治风格著称。

“我们一直是伙伴关系，”58岁的格温·沃尔兹上个月在自我提升播客《如果有用呢》(What If It Works)中说，后来她还表示，“我们仍然是彼此最亲密的顾问。”

格温·沃尔兹没有就本文置评。

格温·沃尔兹是明尼苏达州第一位在州首府拥有办公室的州长配偶，她经常为丈夫提供建议，并利用自己的平台推进政策倡议，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囚犯提供大学学位课程。

“有蒂姆就有格温，”克拉伯说。他和沃尔兹在曼卡托学区共事了十多年。

格温·沃尔兹在明尼苏达州伊凡霍的一个农业小镇长大，这里距离南达科他州东部边境只有15分钟车程。她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四姐妹中是老大，据她最小的妹妹海蒂·奥尔曼说，她在家中承担了照顾者的角色。

格温·沃尔兹在家乡附近上了大学：从明尼苏达州南部的小型文理学校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学院和曼卡托的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拿到学位后，沃尔兹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安联市教英语。

在那里，她遇到了在同一所学校教九年级地理的蒂姆·沃尔兹。第一次约会时，沃尔兹带她去看了迈克尔·道格拉斯1993年的电影《城市英雄》(Falling Down)，讲述洛杉矶一个愤愤不平的白人男子精神崩溃的故事。在《明星论坛报》2019年的一篇人物特写中，格温·沃尔兹说，她后来拒绝了蒂姆·沃尔兹的吻，蒂姆·沃尔兹回答说，“没关系，但你应该知道，我会娶你的。”

第二年，他们结婚了，很快就搬回明尼苏达州，在曼卡托西高中工作，她教英语，他教社会研究。

在学生心目中，沃尔兹夫妇是一个整体，以至于上他们两人的课有了一个别称：沃尔兹家庭学校。

以前的学生们记得，格温·沃尔兹要求很高，但很公平。据几名她曾经教过的学生说，沃尔兹要求大家用彩色编码的笔记本记录课程作业，其中包括《瓦尔登湖》、《我们的小镇》和《贝奥武夫》等经典作品。

今年41岁的妮可·格林塞维奇曾是格温·沃尔兹的学生，她记得曾向格温·沃尔兹抱怨说，她的打分比蒂姆·沃尔兹严格得多。

“‘我不能和我丈夫一样，像复活节兔子那样跳来跳去到处给人打A，’”格里恩塞维奇回忆格温·沃尔兹当时这样回答。

学生们还记得格温·沃尔兹让LGBTQ学生和少数族裔感到很自在。（蒂姆·沃尔兹是该校的教师顾问，也是该校同性恋—异性恋联盟的创始人。）

“在包容的环境真的成为重要的事之前，他们就培养了一种包容的环境；在‘包容的文化’真正成为一个词语之前，就塑造了一种包容的文化，”41岁的安吉·布鲁纳说。她曾是格温·沃尔兹的学生，是曼卡托西部学院为数不多的韩裔美国学生之一。

2004年，格温·沃尔兹停止教学工作，成为曼卡托学区的评估协调员，这个工作她一直做到2018年丈夫当选州长。蒂姆·沃尔兹竞选国会议员是2006年的事。

两人的孩子霍普是经过七年的生育治疗才生下的，那年只有三岁，身为父母的沃尔兹夫妇对伊拉克战争的进程感到不安。

“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格温·沃尔兹在那个播客中说。她表示，基于理性的做法是让丈夫竞选国会议员。“我们觉得停止战争的方法就是停止资金，而停止资金就要通过美国国会。”

格温·沃尔兹并没有密切参与蒂姆·沃尔兹的日常政治工作。政治配偶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或政策是很常见的。（贺锦丽的丈夫、第二先生道格·埃姆霍夫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拥有一间办公室，并参与了拜登政府有关扩大法律援助渠道的政策。）

但沃尔兹做得比大多数人都深入，作为明尼苏达州的第一夫人，她把时间花在推动一项她多年来一直热衷的政策议程上。2012年，沃尔兹在为国会配偶开展一个迎新项目时，有人向她介绍了巴德监狱倡议。该项目成立于1999年，为纽约州的囚犯提供大学教育，让他们获得巴德学院的学位。

蒂姆·沃尔兹于2019年成为州长后，沃尔兹前往该州的监狱巡视，后来帮助招募巴德监狱倡议的国家项目主任来到该州惩教部门担任一个特殊职位，大幅扩大了明尼苏达州监狱内的大学课程。

但她作为州长配偶推动的前瞻性政策并不是没有遇到挫折。

2019年5月，在双子城公共电视台为宣传关于巴德监狱倡议的PBS纪录片而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沃尔兹和其他小组成员似乎没有准备好讨论刑事司法系统的种族动态，气氛变得紧张。随后，州长办公室要求电视台不要传播关于该论坛的视频，这让尴尬的讨论变得更糟了。双子城公共电视台删除了这段视频，但坚称此举不是迫于州长办公室的压力。（沃尔兹的一名员工后来告诉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要求隐藏视频是“过度反应”了。）

近日来，在丈夫获得副总统提名后，格温·沃尔兹在接受双子城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她谈到了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遇害后的抗议活动，因此受到右翼人士的批评。她说，在内乱期间，她一直开着州长官邸的窗户，这样她就能闻到街上轮胎燃烧的味道——这是她了解城市紧张气氛的方式。

“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开着窗户，因为我觉得这能直接感受到当时在发生什么，”她还说。

在完成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的前一晚，乌莎·万斯和丈夫JD·万斯一起熬夜到很晚。在密尔沃基普菲斯特酒店的房间里，他们互相审阅对方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稿。

他们以伴侣的身份来完成这项工作，自十多年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建立关系以来，他们一直是这样，一起努力实现各种学术和职业的目标。

他们的生活即将发生巨变。两天前，前总统特朗普宣布选择万斯作为他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中的伙伴。万斯已经习惯了聚光灯下的生活，在2022年当选参议员前几年，他就以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而闻名，但他的妻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低调的人物。

乌莎·万斯在17000多名现场观众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面前发表了演讲，她直截了当、亲切平和，不像此次大会的其他许多发言者那样大呼小叫。

“当我被要求向大家介绍我的丈夫JD·万斯时，我不知所措，”她在演讲开始时说。“我还能说出什么以前没人说过的话呢？毕竟，这个人都已经被朗·霍华德拍成电影了。”

这句话是指根据她丈夫的书改编的奥斯卡提名电影，她赢得了观众的第一阵笑声，她可能会有的紧张情绪似乎烟消云散了。

认识她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将在大会上大放异彩。毕竟，乌莎·万斯已经习惯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她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B，”丹·德里斯科尔说。他是她家的朋友，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现在是JD·万斯的竞选顾问。

乌莎·万斯是印度移民的女儿，在圣地亚哥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长大。她在精英学术和专业机构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包括耶鲁学院、剑桥大学、耶鲁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她曾是最高院的一名书记员。这是一个注定要达到美国成就顶峰的履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登上国家政治舞台并不令人意外。

但她的演讲是在一个如今由特朗普的好斗政治品牌主导的政党中进行的，这种事看似不太可能发生。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乌莎·万斯用词谨慎，朋友们说她不关心政治。她的演讲中没有“特朗普”或“共和党人”这两个词。

2006年，乌莎·万斯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时，她被一份校园杂志评为耶鲁大学“最美的50名学生”之一。那篇文章将她的观点描述为“左翼政治派别”，同时指出她的恋人不一定认同她的意识形态。

2010年秋天，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她和退伍军人JD·万斯一起参加了一个一年级学生小组，正如她在大会演讲中所说，万斯当时“刚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他是靠《退伍军人法案》资助就读的”。

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立刻显现出来。乌莎·万斯由一位机械工程师和一位生物学家抚养长大，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由印度移民家庭组成。JD·万斯在俄亥俄州西南部度过了艰辛的童年，主要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

“谁不想和JD做朋友呢？”乌莎·万斯在演讲中说，她接着把他描述为“劳动阶级出身，克服了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童年创伤，最终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他是一个坚强的海军陆战队员，曾在伊拉克服役，但他心目中的美好时光就是和小狗玩耍，看电影《小猪宝贝》(Babe)”。

他们于2014年在肯塔基州结婚，婚礼在户外草坪为客人预备了木凳。在另外举行的一场仪式上，他们得到了一位印度教上师的祝福。

婚后初期，他们经常搬家，在哥伦布、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和华盛顿都住过。乌莎·万斯追求更有声望的书记员职位，先是在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的布雷特·卡瓦诺法官手下工作，后来又跟随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2015年，万斯一家搬到了旧金山。乌莎·万斯最初在芒格、托尔斯与奥尔森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JD·万斯则去了由彼得·蒂尔参与创立的投资公司Mithril Capital，并完成了《乡下人的悲歌》的写作。芒格事务所一向以非常挑剔的招聘条件和进步的姿态著称，乌莎·万斯在那里担任民事诉讼律师，代理的客户包括太平洋煤电公司、迪士尼和加州大学。

JD·万斯说，妻子是让他保持谦逊的关键顾问。“如果我有点过于自大或是骄傲，我就会提醒自己，她远比我更有成就，”他在2020年接受梅根·凯利采访时说。“很多人真正受益于一个有力的女声在耳边说‘别做这个，去做那个’，我也是其中之一。”

2018年左右，万斯一家搬到了辛辛那提东侧一个多元化社区，他们在那里拥有一栋约460平米的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房子。在罗伯·麦克唐纳的鼓励下，乌莎·万斯加入了该市交响乐团的董事会。麦克唐纳在试图将JD·万斯招募到塔夫特、斯泰提纽斯和霍利斯特律师事务所时认识了他，并与这对夫妇成了朋友。

麦克唐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莎·万斯在知识产权法方面的背景对交响乐团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当时交响乐团在设法让自己的音乐通过流媒体播放。（去年，她在三年任期结束后离开了董事会。）

自从JD·万斯于2022年当选参议员以来，这个家庭一直往返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和辛辛那提两地。

乌莎·万斯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她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中间派。直至2014年，她还登记为民主党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她一直在自由派和左派的圈子里。在2019年《美国律师》的一篇文章里，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被描述为一家“很酷”、支持“觉醒”的事务所，那里的同事们记得她是一个温和派。

尽管如此，乌莎·万斯的信仰仍然只是人们的猜测，她没有接受本文作者的置评请求。她曾是罗伯茨和卡瓦诺的书记员，两人都是法律上的保守派。乌莎·万斯的朋友和同事说，她很少讨论政治，也从不以党派的方式谈政治。但随着丈夫的政治立场发生变化，她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

在丈夫的政治演变过程中，乌莎·万斯始终不渝地支持他，至少在外人看来，这使她处于一种困境：她现在所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矛头对准的正是曾经帮助她塑造自身的精英机构。

朋友们说，他们觉得，从现在到大选期间，已经极度关注家庭的乌莎·万斯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事实上，在她的大会演讲当天，她辞去了在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的工作。

但是，曾经担任JD·万斯参议员竞选首席策略师的俄亥俄州政治顾问贾伊·查布里亚说，她有能力进行巡回演讲。

他说，在2022年的参议员竞选中，乌莎·万斯并没有经常参加竞选活动，因为她刚刚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但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表现得很好。

“每次选民见到她或能够看到她，都会发出‘哇’的声音，”查布里亚说。“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自信。我认为人们被这种特质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