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粉丝们正发动一场场政变，试图颠覆那些红毯香槟的名流及其产业，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

特约撰稿人 叶郎 发自台北

几个星期之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盛会 Met Gala 慈善晚宴前的红地毯活动，擦枪走火地引爆了一场名为 Blockout 2024 的网路抵制活动，不只延烧到稍后坎城影展的红地毯上，甚至直到此时此刻仍继续冲击好莱坞明星甚至其他亚洲艺人的网路声量。

比如当天穿上 Maison Margiela 超细腰礼服现身 Met Gala 的实境秀 Kim Kardashian，在抵制活动开始1天内就喷掉300万粉丝。而根据blockout2024.org的即时监测，她的社群粉丝数量现在仍以每周16万人的速度持续掉粉。

这是一场以红地毯为场景的政变。

原本只能在台下敬拜偶像（或是透过转播或是网路社群远端敬拜）的粉丝，断然跳上舞台没收台上艺人的麦克风，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些有声量的名流并未善尽道德义务对正在发生的加萨战争作出表态。当 Met Gala 举行的同一天，以色列扩大了对拉法的攻击，并要求巴勒斯坦人全面撤离拉法东部。而这些艺人选择的是穿上天价高级订制服参加晚宴，把声量留在马甲、连身裙、帽饰和钻石项链，而非几日前已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官员宣布进入全面饥荒的北加萨走廊。

「戛納首映后激起热烈回响，我们邀请影展记者们谈论这部必将命运曲折的疫情后电影。」

特约撰稿人 Ina，李洁逸，梵一，辰子，谢以萱、沈宇东 导言、整理：辰子

【记者按】《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是娄烨导演于2024年推出的一部采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电影。该片最近在第77届戛纳/康城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首映，并随后在巴黎举办的戛纳/康城影片重映活动中再次展映。娄烨曾三次入围戛纳/康城官方竞赛单元，分别是2003年的《紫蝴蝶》，2006年的《颐和园》，以及2009年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标志着娄烨时隔15年后重返戛纳/康城的银幕。

5月16日，娄烨携主创到场出席了首映。这部以疫情为创作主题的新片，将娄烨以往作品与近期的社会事件串联到了一起，被认为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这对不了解娄烨和中国近期新闻的外国记者来说算是不小的门槛，放映过程中不少记者离场。

影片放映后在中国电影评论网站“豆瓣”上因其题材获得压倒性的五星支持，伴随着评论人数的不断增加，关于影片的技术和美学层面的讨论也逐渐丰富多元。然而，随着影片信息在中国社交平台的传播，有关这部影片的信息很快遭到压制。“豆瓣”在第一时间删掉了影片的条目，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开始清理关于这部影片的报道，有不少网友发现关于娄烨的旧文也开始遭遇删除。

借此次戛纳/康城的契机，我们与几位媒体朋友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娄烨的新作，对娄烨的创作意图、方式、影响及其延伸的话题进行了一场丰富的讨论。

参与者：Ina，李洁逸，梵一，辰子，谢以萱、沈宇东 导言、整理：辰子

Part 1 : 映后感受

辰子：Hello大家好，我是辰子，在巴黎做电影相关工作，是本次戛纳/康城代表端传媒的记者。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次关于娄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的圆桌讨论。我个人在放映第二天一早才看到这部新片。当时第一波的影评已经出来，豆瓣上几乎一排倒的五星评价。国内传出的一些视频中，还能看到激动的粉丝在放映之后大喊“娄烨是中国最牛逼的导演”……当时我对于影片的想象还比较空白，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来自于形式还是题材。

第一波的影评，豆瓣上几乎一排倒的五星评价。国内传出的一些视频中，还能看到激动的粉丝在放映之后大喊“娄烨是中国最牛逼的导演”……

没想到我带着极高的预期去看，最后还能因为影片在创作背景上的特殊性给了比较高的分数。毕竟影片围绕的主要核心是疫情，并且插入了大量疫情期间公众手机上真实拍摄的片段。疫情这个话题又在中国的公共平台讨论空间中依然比较敏感。影片把个体经历和虚构故事结合在了一起，能在戛纳的银幕上看到这么多疫情中间真实的、有力量的现场视频还是为之很动容的。我看到有许多评价都认为“敢拍”疫情的题材就已经很厉害了，但同时也有很多观点认为敢拍并不能成为评价一部影片优劣的条件，并对其虚构部分的视听呈现有所批评。

梵一：大家好，我是梵一。在疫情前，我完整报道过他的电影节经历，很想见一见三年后的他有没有改变。因为赶场《大都会》，我在“人群悼念影像”那里离场，没来得及参与主创鼓掌，第二天一早我又补看了第二遍。看完影片，我第一想法是它在我的意料之中。

「民众在立法院集会之际，阿信在鸟巢说出“我们中国人”，引起了舆论哗然。歌迷们心态如何？」

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大家都叫我们去吃豆汁，我们没喝到，但是呢，我们吃了烤鸭。”这时台下还没有声音，歌迷拿着荧光棒，等着阿信继续说，“我们中国人嘛，来北京一定吃烤鸭的。”两秒之后，歌迷炸了锅一样尖叫欢呼，五月天也在此刻站上了风口浪尖。

这是5月24日，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来到第五场。微博上，一个中国网友当晚就写道：“在北京鸟巢数万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看法，比任何转发都强有力。”两天前，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文，回应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就职致词：“『台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势不可挡！”该贴文被转发近1800万次，其中包括超过70个台湾艺人。

阿信这句“我们中国人”，卡在了两岸关系最敏感紧张的时候发生——赖清德刚就职台湾总统、中国绕台军演、台湾十万人上街抗议国会改革。明确的身份表态，在港台粉丝之间掀起一场巨大批判声浪。但在同一晚，蔡依林也在南昌演唱会上说：“我们中国南昌最热情了对不对”。不过相较之下，蔡的说话并没有被炎上，有人认为这是句子结构问题——阿信那句太肯定了。

累积统计，从2012年开始现在，五月天在鸟巢已经唱满30场，刷新场馆纪录；今年的30万张门票在五秒内就被抢购一空。CNN一篇报导分析，五月天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他们的歌朗朗上口、充满流行音乐的摇滚风格，还有他们很大程度避开了政治。但现在看来，这一说法不再成立。过去半年，政治似乎没有放过五月天。

去年12月，五月天被大陆博主指控假唱。当时阿信回应，“除了真唱，否则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其经理人公司宣布全程直播巴黎站演唱会，邀请“全民见证”。同月月底，《路透社》称获得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广电局曾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回溯起来，有人猜测，假唱指控就是威胁手段。

五月天并非第一次陷进表态风波。十年前太阳花学运，五月天Facebook曾经转发歌曲《起来》，被大陆歌迷视为支持学运。当时他们人在美国巡回演唱，阿信便逐条回覆微博网民，澄清自己“从来没有反服贸”，“我们非蓝非绿更非独”。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开唱时，阿信更哽咽说经历了对自己“最严重的怀疑”，至于被骂讨好两边人，他称“用音乐讨好所有的人”就是五月天想做到的。

不过十年过去，当两岸政治分歧越来越大，艺人歌手受的压力也持续变强。阿信这次表态，被人批评碰到了底线，也与歌曲传达的价值相违背；歌迷叹息，有人维护，也有很多人离开。

香港猎人书店店主、前区议员黄文萱在Facebook发文。她在文中诉说自己十六年来所受五月天的影响，以及经历社运后的心态改变。在她看来，阿信的话不是一个为生计委曲求全的戏码，而是曾经叛逆有理想的青年，成名后“迷失于名利和追捧的故事”。帖文获得3万人赞好，6千个分享。有人在留言区回应：“有多喜欢，就有多失望”。

端传媒采访了五个来自中港台三地的五迷，她们在不同的地方成长，各有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人是老五迷，也有人五年前才入坑，但是她们都谈到五月天对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所在：价值：青春、热血、勇敢、梦想。在众声喧哗中沉淀以后，这五名五迷默默作出了各自的选择：有人因为“不能失去台湾”而脱粉，也有人坚信，阿信还是那个“用音乐讨好所有人”的阿信。

Carol，34岁，台湾歌迷，年资24年

在台湾，我职业是公关产业工作者，日常要和不同客户交流，必须学习怎么把话语表达成艺术，所以我很敬佩阿信总有办法把事情说得圆滑。但是，当他在鸟巢说出“我们中国人”这一句时，我知道那不是失言，这句话就是一个肯定句。于是，我在立法院外的马路上大爆哭 。活了34年，我第一次知道溃堤是什么意思。

「今天移居日本的华人，不仅打破了历来美加为上、欧澳次之的华人移居鄙视炼，也与前几代移日华人有著如此大的差异⋯⋯」

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 发自东京

去年疫情接近尾声时重访东京，感觉上跟四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东京的华人群体变得极为显眼。这说的不单只是短期游客，而是包括在这里长期居留的人士。

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建造了整整一个比之前成熟得多的“在日华人生活圈”。最富象征意味、同时也不无讽刺的，是某晚在中国著名书店文创品牌“单向空间”位于银座新店的开幕晚会上，笔者碰到朋友说，怎么在这里都见回以前在北京的朋友。于是有了友侪间传颂的那个经典句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东京作望京”。

去日本好似“回家乡”

近年基于各种理由想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重新认识到日本的便利性、可行性及优势，视日本为其新一阶段流动人生的靠站。日本多个城市或区域先是增多了因投资或聚居形成的华人社区，再催生新一轮华人离散文化与生活消费圈，重组其新身份。

接下来结识的，不论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的“新东京来客”，都越来越多。细谈之下，发觉当中形同一处华人飞地的崛起：人们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需懂日语，平时和同声同气的华人接触，互通消息或获取资讯时用的也是用各自中文世界流通的社交平台——香港人用WHATSAPP和FACEBOOK，中国大陆客用微信、小红书，台湾人用LINE和FACEBOOK等。中国大陆客尤其习惯用小红书来查阅攻略，依样以微信或支付宝付帐，加上日圆汇率不断创新低，他们更乐于直接用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以人民币付费，但能够实现如此的前提，当然是疫情三年过后，日本在电子交易方面也迅速普及。

日本最新入境数据，不断提醒人们这个在日外国人及华人急促增长现象的出现——总体来讲，日本长居外国人已超过300万，而其中2023年增长最多的则是华人。可能是出于自嘲抑或是接地气，有新到埗日本的组群，戏称为“东京同润会”。外媒也早早风闻到中国因疫情引发的“润”风潮，纷纷以“RUN”的主题来探索这股新兴目的地为日本的“逃离潮”。

但事实上，这是一趟双向的拉动。面对人口老化，日本的新居留政策显然有吸纳这新一轮移居者（日本还不承认这是移民政策）及其资金的倾向；反过来，基于各种理由近年大增的、想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也重新认识到日本的便利性、可行性及优势，把日本视为他们新一阶段流动人生的靠站。结果便是：

日本多个城市或区域，特别是东京（有说法是香港乃东京都第二十四区，故此香港人到日本有“返乡下（回家乡）”之说）、大阪、福冈、北海道（亦被戏称中国第二十四个省），先是增多了因投资或聚居形成的华人社区，再催生出整个针对华人的离散文化与生活消费圈，不仅开创了他们新的发展地盘，同时也在重组这些华人的新身份，并冲击著日本固有的、本来甚为僵化的社会及文化构成。对于在日华人乃至日本而言，这都是一个属于“流动”与“改变”的大时代。

高级中餐潮，与华人在日“迷惑行为”

在这大流动的经历中，语言和味蕾似乎是当中最常见的行李。无论去到哪里，对华人而言，吃还是最共通和敏锐的话题，以至观察这一波在日华人潮之开端，也是由中国菜开始。

「有人对华人歌手的表现失望，有人归因于假唱和修音，但《歌手2024》的背后有隐密的角落。」

特約撰稿人 李瑕柏

湖南卫视的新一季《歌手》节目，以意想不到的角度登上了热搜，并引起热议，证明观众不是对歌唱真人秀失去兴趣，而是需要特殊的情境才可以投入。《歌手2024年》这一季的首发阵容包括Chanté Moore、那英、杨丞琳、二手玫瑰、汪苏泷、海来阿木和Faouzia Ouihya，且常规赛转为直播，是近年难得如此操作的大型节目。

想不到5月10日第一次直播之后，《歌手2024》讨论远远高于预想的热度。因为两位海外歌手Chante Moore及Faouzia状态太好，而同场的华人歌手现场演唱不理想，有观众以“抵御外敌”“五旬老太守国门”等关键字发起讨论，迅速掀起热度，更有网民玩梗那英的满族姓氏叶赫那拉，大量传播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对白“我要洋人死”。歌唱比赛的议题从开始的网络玩笑转化为带着民族情绪的讨论。

在这种“国门告急”的网络语境中，许多并未参加节目的歌手都纷纷加入话题自告奋勇要上节目代表中国“守国门”。其中有来自西藏昌都的歌手韩红，也有来自台湾的歌手黄丽玲、李佳薇、汪佩蓉等。这一种讨论的聚焦点，潜台词是说华语歌手有很多都“能唱”，可是节目组并没有真的将这些唱将邀请上台。

另有一种声音，就着前几集华人歌手普遍的现场演唱水准的欠缺，开始检讨华语音乐的问题。他们认为歌手2024节目上华人歌手的表现揭示了华语流行音乐有很大隐患，而这种隐患某程度与电视音乐节目一直以来的“假唱”（现场表演与电视节目皆曾很常见）和节目修音有关系。民众对表演的期待，到底是在哪里落了空？民众对音乐的失望，对民族意识的狂热，为何都缠绕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必须赢？

有观众以“抵御外敌”“五旬老太守国门”等关键字发起讨论，迅速掀起热度，更有网民玩梗那英的满族姓氏叶赫那拉，大量传播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对白“我要洋人死”。

必须先把话说全，中国依然存在有活力的地下音乐场域，有许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但他们都只能在庞大的主流流行音乐工业缝隙里寻找空间，而庞大的主流工业，是推动歌唱比赛真人秀去往抵御外敌的语境。它像是一场盛大的擂台，承载着数以亿计的受众。

总括地讲，中国在文化场域内，一直以集体主义指向的这种“打擂台”氛围为主。国内受众也一直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仿佛奥运会一般，大众已经习惯采用“国家队”的视角，为中国籍的创作者设置不可分割的联系，哪怕有些时候，这些联系其实非常牵强。但创作者的个体能量，在国际范畴的舞台，往往被中国的公众轻视，他们潜意识就更加留意“中国队”的表现。于是，提名奥斯卡也被简称为“申奥”，创作者在这个文本叙述里，是要去国际舞台比拼一番。

过去“歌手”节目曾经也邀请过海外艺人参加，他们的歌唱技巧固然精湛，却不见得成为唯一焦点，湖南卫视一度很有意识地邀请了许多唱将级华语歌手入驻，在这个舞台上，中国歌手的演唱表现也获得收视群体认可。今年的文艺爱国情绪高涨，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近年来民族情绪逐年高涨，已经形成了一股鲜明的力量。Covid-19期间中外对待疫情的认知差异，令许多民众有被欧美针对的心态，在此情绪之下，中外之别有了更脆弱的情感防御。对比前几届，本届请来的两位Chante Moore和Faouzia演唱非常扎实，但相较影响力不高，对许多中国听众来说非常陌生，即便如此，现场表演的水准相差如此巨大，中国观众的情感受到冲击也就是必然结果。

「走红剧集是否意味着泥沙俱下的时代的开始：不断创造关涉少数民族的文化类型产品，供内地汉族中产阶级大肆消费的时代？」

特约撰稿人 卡拉达依

距离暑期旅游季还有一个多月。新疆哈萨克族题材的剧集《我的阿勒泰》此刻正红遍中国大陆。这部同时由中央电视台和串流视频平台爱奇艺参与制作、改编自作家李娟散文的8集迷你电视剧，4月7日在法国戛纳电视剧节首映。截至5月17日，[官方宣布][1]已在全网累计播放超过1亿次，豆瓣网评分一路涨到8.8分，位居2024年中国电视剧之首。这样的人气不仅让李娟的同名原著散文集也连带卖得炙手可热，也让阿勒泰的文旅部门迎来一波预期中的旅游热潮。

位于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从首府乌鲁木齐乘坐火车要14个小时，在中国是边缘地区中的边缘。1979年出生的作家李娟曾生活在这里，她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主题都和自己一家人在牧区开杂货店，与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的经历有关。而导演滕丛丛，早年读过李娟的作品，其后获得这本散文的改编版权，在2023年组建了以女演员马伊琍、周依然和男演员于适为主演的剧组，正式开拍。

剧集《我的阿勒泰》里，在阿勒泰牧区出生、心怀作家梦想的汉族移民“疆二代”女生“李文秀”（周依然饰），在城市里打工饱受欺负后回到牧区，和丧偶的母亲张凤侠（马伊琍饰）一同经营小卖部。在和哈萨克牧民一起向夏牧场搬迁的过程中，她结识了哈萨克族青年巴太（于适饰），两人发展出一段关系。过程中，剧集包含了爱情元素，也描绘了牧区的社会变迁，加入了一些惊险的戏剧化场面。

若把它当作汉族制作、给汉族看的主流电视剧，它在少数民族文化和青年文化上的诚意和关怀，可说是时代环境中一股清流和小小的希望；但若当它是一部表现新疆和哈萨克文化的民族剧，尤其是考虑到时代背景，就充满了尴尬和不适。

哈萨克族观众有充足的权利不喜欢？

散文改编成电视剧的难度不小，平心而论，《我的阿勒泰》大量还原了李娟笔下的生活细节——如舞会中的情歌、夏牧场漏雨的帐篷、叫过油肉拌面被狗赶走的男人⋯⋯但与原著不同的是，以李娟为原型的“李文秀”在剧中谈起了恋爱，甚至出现了冒险剧情，这或许会大扫李娟书迷们的兴致——尽管在一些细微情感表达上，电视剧中李文秀和巴太的感情，和李娟原著中在舞会上认识年轻男生麦西拉的情节仍有某种相似之处。

「先打招呼，先关心对方，非一对一的关系里也有高低和输赢之分吗？」

特约撰稿人 蒋怡

一则消失的动态

K很快删掉了那一则动态。

先旨声明，尽管K身材健硕，这一则动态并没有图，只是他用黑色底板讲述了他刚刚的遭遇。他在健身房遇到一个自己看对眼的人，通过定位搜索到了对方，然后主动say hi。

对方应该是给出了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回应，也可能，根本没有回应。总之，K的心情很不好。他在这一则文字的结尾写，“想不到，我竟然被当成一个Hi Hello Gay。”

对方的反应伤害了K，在我印象中，K永远只是身形爆fit的出现在各种图片和限动里，几乎连半点感性情绪也没流露过。这一次，他竟然特地发了这一则文字限动，也很快删除了，他的自尊甚至不许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沮丧。

「《九龙城寨》扛住了港产片在大陆市场的颓势，靠旧香港情怀还是靠硬功夫？」

特约撰稿人 王秋辰

【编者按】《九龙城寨之围城》票房成绩可观，不仅在香港屡破纪录，在中国大陆的五月票房榜上也名列前茅。大陆观众纷纷予以评价，称之为“港片回春”。这种“回春”是发自情怀，还是品质过硬？大陆影评人王秋辰从数据说到文本，从大陆的工业和评论两个角度谈论大陆视角中的《九龙城寨》。

在《九龙城寨》首映礼上，导演王晶说，“这部电影为香港电影这一年开了个好头，希望香港电影重新振作”。另一边，一位普通观众发言称港片回来了，随后又补上了一句，“我是看着港片长大的”。至少在大陆市场，“港片回春”是香港影人和大陆观众之间心照不宣的话题。

营销方面，《九龙城寨》基本在模仿去年大陆电影《封神一:朝歌风云》的路子，片方主动引导同人创作，城寨四少、九龙男团相继出道，刘俊谦也以“城寨大小姐”的头衔收获到来自大陆的首波人气。

这部电影确实抗住了港产片整体在大陆市场口碑坍塌的压力，截至5月13日斩获4.7亿票房，数字虽然不多，考虑时下大陆的经济状况，已算是不错的成绩。在营销方面，影片基本在模仿去年大陆电影《封神一:朝歌风云》的路子，片方主动引导同人创作，城寨四少、九龙男团相继出道，刘俊谦也以“城寨大小姐”的头衔收获到来自大陆的首波人气。

在《九龙城寨》之前，港片已在大陆市场陷入口碑坍塌的局面。从票房上看，在2021年之前，单部港片票房可达13亿之高，2023年已降到5亿左右。从口碑上看，去年上映的港片不同程度失去了观众的耐心，导演翁子光在《风再起时》上映后，甚至专门撰文回应了“依托答辩”这样的刻薄评论。

与港片的哑火失利对比，大陆市场制作的类型电影在2023年开始风生水起，几乎要票房有票房，要讨论有讨论。与此同时，即使在引进数量上受中美关系掣肘，好莱坞亦有《芭比》《奥本海默》这样的优秀案例，《芭比》几乎没有宣发，依靠口碑和女权议题讨论获得了2.5亿票房。

「《从今以后》之前的香港女同志电影表现令人一言难尽，身为香港女同都不想被它们代表。」

特约撰稿人 黄嘉瀛

电影还未到一半，当饰演Victor的梁仲恒食过区家雯饰演的Angie姨所煮的拿手菜后，七情上面地吐出一句“这是回忆的味道啊！”，我已经分不清楚是拍摄群戏的手法出了问题，还是核心家庭、传统节日的聚会中所隐含的暴力和单薄到接近伪装的亲和，让我心口越发翳闷。

《从今以后》电影结构和人物简单，主轴是由李琳琳饰演的Pat姑姐与Angie姨为同居逾三十年的同志情侣，平日二人与Pat姑姐的哥哥一家相处融洽。Pat姑姐与Angie姨于60年代做女工出身，及后创业纺织厂，生活稳定，二人长居Pat姑姐的私楼。电影开首着眼年长女同志退休生活，拍拖活动是行山买餸，并突出Angie姨女性化、贤淑又有品味的人设，而Pat姑姐则较阳刚、为人疏爽豪迈，识饮识食，是话事的人。

要切入讨论《从》的戏，一定要细心分析大哥一家所代表的典型家庭，对比Pat姑姐与Angie姨所代表的香港典型年长女同志家庭。电影没有着力描写女同志的爱欲或角色定型，以至电影不会落入一种陈腔滥调的同志猎奇想像。

太保饰演Pat的哥哥和许素莹饰演的阿嫂已届退休年龄还在打工，前者做不稳定的通宵保安零散工，后者做酒店清洁，与儿子Victor同住旧式公屋，Victor没有自己房间，平时一家开饭都食饭盒，与Pat姑姐方有闲暇落厨大鱼大肉成强烈对比。Victor是Uber司机，开工的车子及其维修费用都是由Pat姑姐与Angie姨资助的，他有个刚交往的女朋友，由梁雍婷饰演的Kitty，二人想同居但经济条件所限房子的选择并不理想。大哥还有个女儿，由廖子妤饰演Victor的姐姐Fanny，早婚产二子，暗示早婚的原因是原生家庭所给予的资源、空间和关注不足，想尽早脱离，于是唯有循典型异性恋婚姻寻求人生的出路，可惜事与愿违，她不满意婚后的活质素和居住环境，迁怒于“没出息”的丈夫（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是哥哥一家中最正路那位），又被育儿责任困身。Pat姑姐及后突然离世，生前没有订立遗嘱也没有在异地结婚，Angie姨与大哥一家的冲突由此展开。

要切入讨论《从》的戏，一定要细心分析大哥一家所代表的典型家庭，对比Pat姑姐与Angie姨所代表的香港典型年长女同志家庭。电影没有着力描写女同志的爱欲或角色定型，以至电影不会落入一种陈腔滥调的同志猎奇想像，导演甚至落力将情侣二人尽力平常化，日常生活，社交正常，一对一单偶，一生一世的承诺等等，是无可挑剔的同志模范。大哥一家则是刻板又残忍的写实，戏内每逢Victor出场，我就感觉他异常挤眉弄眼，好像想掩饰自己的虚伪，无能又要充撑的狼狈境况。导演写Pat姑姐与哥哥一家的感情大多都是建立在金钱援助之上，仿佛Pat姑姐是穷的，他们就不会接纳她成家庭一员，更枉论还要接纳她的同性伴侣。

「杨树木撇清责任的说法，被一份遭囚英军的证词打破。这份来自英国档案局的档案，证明他确实参与虐囚，双手沾了血腥。」

特约撰稿人 阿泼 发自台北

距离二战结束都已数十冬，外貌与父亲、阿公（祖父）极为相似的杨炳炜，还是会被老村民盯问：“你知道你阿公以前做过什么事吗？”

“他去世将近二十年，我才出生，我不清楚。”杨炳炜只能以此回应他人质疑的目光，毕竟，连他的父亲与姑姑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而理应知道详情的阿嬷（祖母），始终沉默，但凡子孙问起，就会哭泣。“她是个坚强的女性，隐瞒一切，不让我们知道，但受了很多苦。”

杨炳炜的阿嬷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生在名门世家，在一场音乐会上遇见来自台湾的单簧管乐手杨树木，旋即遁入爱河，不顾家人反对，1932年以18岁之龄嫁给这个“身家背景不明”的台湾音乐家。杨树木也于婚后定居槟城，并在市乐队找到一份差事，后生下四个子女。

结褵未满十年，这段异国婚姻就遇到外来的冲击——战争爆发后，英军抓捕囚禁英属马来亚境内的日本人，而受日本殖民的台湾，因被视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自也落入阶下囚的命运；待日军侵占英属马来亚后，“日本人”才得以重获自由，能与华人沟通的台湾人，也就为日军所用。杨树木从一个乐手，转成为宪兵部的通译，也因此参与了几次对华人与马共的围捕。

阿公的罪行，后代都是“听说”

杨树木撇清责任的说法，被一份遭囚英军的证词打破。这份来自英国档案局的档案，证明他确实参与虐囚，双手沾了血腥。

大东亚战争发生后，马来半岛诸多华人金援中国，协助抗日，遂成为日本帝国的眼中钉。在日军眼里，马来亚华人也是敌人，捐钱者固然该杀，但华人也得亡。不分男女老少都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或是遭到凌虐而亡。躲藏起来的华人，会被蒙面的线民指认，又或是被能说客语或福建话的台湾人伪装成自己人哄骗出来，落入日军手里。例如槟城钟灵中学二十多位师生，便是因此被逮捕送命。

「“那些家人明知逝者与同性伴侣一起几十年，但当法律说遗产房产归自己，他们变脸也较易找借口”」

特约撰稿人 凌梓鎏 发自香港

近来香港电影有热话，除了动作片《九龙城寨之围城》票房势如破竹，还有关于暮年女同志的《从今以后》获好评，由杨曜恺执导。他的前作《叔．叔》（2019）讲年长男同志，笑言：“新作讲女同志，很多人把它叫作‘婶婶’。”

戏名与剧情相关，他说《从今以后》英文名叫“All Shall Be Well”，源于做前期资料搜集时，问过一位女同志为何没写遗嘱保障伴侣，“她说家人会明她意愿的了，everything will be well（一切会没事）！那未免太乐观吧？我给电影取名‘All Shall Be Well’，是表达一种讽刺。”

不只想戏名，原来杨曜恺写剧本也用英文。他自少离港留学，曾长居英美，中文书写能力有限。由《叔．叔》到《从今以后》他都自己写剧本，找人将英译中，还要在漫长的修稿过程中与翻译反复沟通，比一般编剧花多几重工夫。他直呼艰辛，但不得不做，“2015年决定回港定居至今，就是为了拍广东话同志片。这么多年来香港仍很少同志电影，较商业的可能只有五、六部？我本身是同志，自然想尝试去拍。”

两个女人始终不是真伴侣？“我问她如此折腾，是为了什么？她说不是为钱，最重要是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她与伴侣的关系是存在的，不是别人说抹走，就能抹走。”

欠法律保障的同志

回流香港前，杨曜恺拍过两部英语电影《我爱断袖衫》（2005）和《纽约断背衫》(2015），均谈海外的华人男同志。他少时负笈英国，为满足父母期望读法律，笑言曾入行却闷得要命。“八、九十年代我在英国生活时，没什么电影拍亚裔同志的，所以后来我拍戏，很想呈现这些跟自己相关的故事。”他很著紧同志群体要被看见，《叔．叔》拍深柜男同志的黄昏恋，题材尤为罕见，改编自真实个案，获两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在台湾金马奖也有多个提名。

「播映初期，对《如懿传》的诟病迅速消退了，但如今在中国，观众们将吐槽《如懿传》变成了一股风潮。」

特约撰稿人 张晓琦

【编者按】《如懿传》为中国2018年播出的清朝古装宫斗剧，耗资巨大，曾以周迅的片酬为话题引起关注，后因政府批判宫斗剧被数次下架。当初的负评很快散去，但在六年之后，中国网友热衷于各种吐槽《如懿传》的短片和迷因，吐槽《如懿传》已经变成一种“学问”，一部六年前的古装剧，为何现在迎来了吐槽热浪？作者试图从现今中国社会对阶级、婚姻及女性处境的意识转变来分析这部电视剧的缺陷。

对旧剧《如懿传》的吐槽成为今春内娱一桩罕事。此风潮肇始于2023年7月B站有一位叫做“没事卡了”的游戏主播，制作了一则用《模拟人生4》重现《如懿传》场景的片段，随口吐槽了《如懿传》的剧情不合理。《如懿传》粉丝前往攻击，言语间指主播并没有认真看剧，“没事卡了”随后制作了十几期节目逐集分析该剧的缺点，此后影视区下场吐槽的up主逐渐增多，吐槽《如懿传》成了热门话题。至今年2月时，《如懿传》吐槽内容开始遭遇周迅工作室的投诉举报，不少节目陆续下架，此举引来了B站网友的愤怒，本已衰颓的吐槽之势重又燃起愈演愈烈，甚至此前未有创作的素人也加入进来，最终冲上微博热搜演变为全民玩梗狂欢。

失败得毫无价值

《如懿传》在2018年播放时已有争议，初期主要集中在剧集开头周迅的少女扮相，剧集设定与史实的谬误，此后关注度逐渐消褪，无人问津。不料却在6年后因吐槽黑红，很多人当年没看过《如懿传》却爱上了看吐槽，乐此不疲。在不同的网站上，吐槽内容从剧情、角色、服饰、妆造、历史、文化乃至心理批评不一而足蔚为大观，这些内容现已被戏称为“如学”。

六年之中，社会环境、风气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剧作错舛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其中尤以阶级意识、婚恋观与女性意识为盛。

风潮发酵至此，其中有民众的逆反心理，有二创被阻遏及观看乐趣被剥夺的激情迸发，但根源仍旧在剧作本身。剧集预设主题“兰茵絮果”“婚姻围城”无力呈现，剧情与人物错乱缺乏统一逻辑，缺乏古代社会文化常识、不符合历史却宣传历史正剧等等。六年之中，社会环境、风气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剧作错舛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其中尤以阶级意识、婚恋观与女性意识为盛。

“婚姻围城”“兰因絮果”不适用于这部剧。有进有出才是围城，只能进无法出的是监狱，多数古装剧中帝后之间不是今天的夫妻关系，而是比君臣更严苛的主仆。任何想以现代关系比附的刻画，都只会沦为“洗白”而非剧方一直宣称的“反封建”。即便以现代视角而言，如懿与乾隆的“兰因”也单薄苍白到几乎无法令人感知，除了反覆吟诵“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外别无他物。没有志趣相投、心有灵犀，没有同心戮力共度难关，只有将送支簪子、题字人人有份作为独宠、打进冷宫任由蛇咬火烧作为保护；而对那些并非真爱的妃子，不是晋位分就是抬旗，就算坏事做尽也不过幽禁在自己宫中，而不是送去冷宫涉险。仳离的“絮果”，如懿的失败无法予人冲击，而并非一些人批评的“观众只爱看爽剧只想通关成功讨厌失败”。

「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龙卷风”比作守护香港的前辈，可那个香港、那些前辈，都太美好、抽象、失真乃至别扭了，以至有点弄巧成拙」

特约撰稿人 朗天 发自香港

80年代的香港，越南偷渡来香港的小子一心购买假身份证，在地下黑拳崭露头角，却因不肯加入黑社会而被盯上，不忿之下误抢白粉闯入彼时香港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那是传奇人物“龙卷风”的地盘，他辗转收留了小子，令他有了“家”，直到数年后小子被迫离开、归来、再复仇，战斗间几从高处堕下的他被平地卷起的风救起，吹回天台，助他手刃仇人⋯⋯

以上是《九龙城寨之围城》的主叙事弧。风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隐喻。编导找来古天乐饰演这阵“龙卷风”——一个关怀和照顾寨内居民达到无微不至的大家长，堪称影片之“刺点”（punctum）。刺点当然相对于知面（studium）而论。大抵不会有观众看不出：镜头下的九龙城寨，就是香港之写照。

作为现实中的“城中之城”，九龙城寨被当时已晋身国际都会的香港包围；可影片对城寨外围的城市生活鲜有著笔，小子主角陈洛军（林峰饰演）本来一心做个寨外香港人，后来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拥有香港市民身份，反而再不舍得离开城寨。

九龙城寨在此的形象，并非此前香港电影中那种几乎是癌细胞式的存在；而更像是香港的“核心”——彰显香港核心价值之地。而那核心价值，大抵就是以大家长作为基础，以小子们作为继承和补充。

九龙城寨在香港电影中的出现，有1982年《城寨出来者》（蓝乃才导）、1984年《省港旗兵》（麦当雄导），以至最近2017年的《追龙》（王晶与关智耀合导）。但这部戏里九龙城寨的形象，却不同于此前这些电影所描述的那种属于癌细胞式的存在；而更像是香港的“核心”，彰显香港核心价值的地方。而那些核心价值，大抵就是以大家长“龙卷风”作为基础，以小子们（以陈洛军为首）作为继承和补充。

大家长vs移民社会多元性

“龙卷风”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简言之，就是华人文化大传统的正面人物——义薄云天，疏财仗义，锄强扶弱；有担当、有识见，既信守承诺，复救困扶危。最要紧的，就是在权力文化中可以站得住，扛起一个社团（其实也是黑社会，不过由于影片属合拍片，基于大陆审批制度，刻意语焉不详），立起一面旗帜，可以为人们带来安全和希望的有能之士。

「“如果电影是艺术，那么就不是迎合大众的东西。一切都是灵感的来源，从我听到的一首老歌，到我拥有的咖啡店。 ”」

特约撰稿人 谢以萱 发自柏林

“我希望我的电影会有些东西让你带著离开电影院，随著你的生活，烙印在你的脑海里，回到现实世界时不会对世界感到如此焦虑。”

时间是2024年2月，第47届柏林电影节，蔡明亮在历史悠久的柏林剧院剧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与一路陪伴他创作与生活的两位重要人物演员李康生、亚侬·弘尚希，一同出席最新电影《无所住》（Abiding Nowhere，2023）的世界首映。

他一袭素黑布衫，轻柔缓步上台。在影展总监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的开场欢迎下，与近千名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观众打招呼。之后，他带领主创团队回到台前，细数自己和柏林影展的渊源。而笔者又约了他于影展期间某日午后，在柏林电影宫中访问，受访时他依然一袭黑衫，虽然新作首映过后已一连接受数家媒体专访，却未见出他的疲惫。

柏林影展：从法斯宾达影厅开始

“我跟他说，拍你的病吧，等你好了演也演不出来。”

其实欧洲三大影展都和蔡明亮渊源颇深，包至于林影展，他曾三度入围。最早是1993年首部剧情长片《青少年哪吒》入选，当时放映的影厅正好以影响他深远的德国新浪潮导演法斯宾达命名，他说似是某种缘分牵引，在法斯宾达厅放映的《青少年哪吒》，成为他踏入世界影坛的开端。那是1990年代之初的台北，李康生饰演的少年在狮子林、万年大楼、中华路天桥等处消磨时光，也标志著蔡明亮、李康生两人共同创作的人生的展开。1997 年，蔡明亮的第三部长片《河流》在柏林影展得到评审团大奖，将台北的同志三温暖、华江桥下的雁鸭公园带到世界银幕之上。

第三次来到柏林影展是2005 年的《天边一朵云》，这部大胆、露骨、荒诞幽默的歌舞类型片，碰触色情工业之内核，挑动社会保守神经，也是夺得评审团大奖，以及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回返那些时日，当这好消息传回台湾，彼时保守取态的新闻局电检处不敢轻举妄动，找来15位社会人士观片后投票，最终一刀未剪，通过审议，于全台院线上映，造成轰动。那也是蔡明亮创作生涯最卖座的一部电影，导演李安评为“蔡明亮的愤怒之作”。

「身在台湾的他们，看了一场台湾人全没听说、也不会去看的电影，但他们因为这些情节与对白，一起哭、一起笑。」

特约撰稿人 叶郎 发自台北

将近一个月前，台湾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出现了一个名字《再爱一次》（Mai）。数据显示，这部电影于4月12日在台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以305万新台币（约73.8万港元）的数字，冲进全台排行第五名，更高居当周新片卖座第二名。在电影景气衰退的年头，如此“战绩”可谓是个不可忽略的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台湾观众对这部电影，却既没有听说过，也大概没有去观看过，连脸书各大电影社团也未曾见到讨论声浪。

这是一部逃过台湾人法眼的隐形电影吗？更不寻常的是，过往台湾电影票房有所谓淡水河以北、以南约1:1分布常态之说，也就是说双北（台北市和新北市）地区的电影院，通常要占一部电影总票房的大约一半。然而《再爱一次》在首周末创下的305万票房中，来自台北市的却仅有45万，可以说这一次，台北地区在一部热门电影的市场里竟然几乎没有存在感。

是哪些人倾巢而出，赶往那些台北以外的电影院，为这部几乎没有声息的电影买票入场？而这些观众又是从哪些资讯管道，得知这样一部几乎没有在台宣传的电影？

基本上每位入场观众都讲越南话，台湾人少到可以忽略；年龄层大多为二十出头的，成双成对比例极高，更几乎人手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乐。“我们去问合作厂商里的越南人，得到的答案是越南人看电影就是有买爆米花跟饮料的习惯。”

整个厅都在讲越南话

《再爱一次》其实是一部越南爱情喜剧片，讲述按摩师女孩阿梅遇见极力追求她的富家少爷阿当。该片虽然不见于台湾观众习惯与热衷的网路讨论区，但上映前后也曾于台媒刊出报导。原来，《再爱一次》（Mai）是今年越南现象级电影，自农历春节上映后在越票房破7亿新台币，打破喜剧演员出身的导演黄镇城自己在去年另一部喜剧电影《The House of No Man》的票房纪录，成为越南影史票房冠军。

「并非怀旧的自我质询：在这些音乐人逐渐离我们远去的当下，音乐的生产方式如何迁移？」

特约撰稿人 梦珂

“那就唱一首《长相忆》吧。”

麦克风传到我手上时，郑华娟一脸惊诧。她不相信我熟知《长相忆》这首歌。在彼时“三字头”的网友眼里，我只是一个二十不到的小孩子，却对伊80年代早期的作品如数家珍。

那是2010年九月的北京，金秋。正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季节。东城Deluxe海豚湾咖啡馆里飘出阵阵笑声和歌声，从《快乐天堂》到《太委屈》，从《少年游》到《多情种》，从《本城女子》到《三字头》……说好的她和丈夫的婚前好笑合约还没开始讲就被打断，“唱歌吧”，这才是大家想见到郑华娟的真实原因。

我说我是陈淑桦的歌迷，有陈淑桦的全部唱片，但我当时没好意思告诉华娟的是，当我听到《长相忆》时，我立刻去翻查了唱片内页，看到了郑华娟的名字。彼时多少有些强说愁的年纪，而《长相忆》隽永绵长的歌词（据华娟所说，这是半夜三点多写出来的，情感最浓缩的时候——“就像牛反刍一样”），不偏不倚精准命中了我。于是我立刻邮购了当时能够买到的她的三张唱片：《岁月与旅途的纪念品》、《郑华娟的招牌歌》和《郑华娟的Demo》。而后通过《招牌歌》，我了解了更多诸如张清芳、林慧萍等滚石系以外的台湾歌手，以及施文彬这样的台语歌手，从而令我进一步踏入华语流行乐的门。

「日本的年青人、资本、动力与希望，看来都过度押注在东京了，也只有东京，是往更精细先进文明繁华的方式继续探索」

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 发自东京

东京在疫情后重启经年，步伐像日经指数般快得惊人。最显而易见的表象变化是外国人满布街头，电子支付比我们想像中普及。当人们还在谈论那“失去的三十年”之时，东京却表示出像从来没有失去过一样。

涩谷是此刻这个东京的恰切比喻：一种迈向未来乌托邦首都的野心，结合日本生存老智慧的情怀。去年11月，涩谷车站的八公像前举办了一个秋田犬蹓跶活动，为了纪念忠犬八公的百岁诞辰。这头全日本最知名的秋田犬, 事迹人尽皆知：主人上野教授突然逝世，牠当然不知什么是生离死别，依旧到车站等待永不再回来的教授下班，一等就是十年。那个忠贞守诺与岁月悠长的拉锯是如此赚人热泪，以至东京涩谷区要把这段传奇以纪念铜像的方式刻铭。

要让人记得，最好，就是要有说不完的故事。城市亦然。正如忠犬八公已离开了一百年，涩谷也从来不乏犬的故事。近年的另一则，是在那有名的“世界中心十字路口”，高楼上的立体屏幕，展示了另一头充满kawaii感的秋田犬。新技术中，那头标志式萌化的秋田犬一度在每个整点报时，差不多要从广告牌里跳下来扑向围观途人。

这也是东京citywalk堪玩味之处，老地方被拆去，但又以另一种新的形式获取新生，既见证时间流逝，复目睹灵根再植。并不像其他过度野心但罔顾历史的城市开发计划，只把一切推倒重来。

人们喜欢蹓跶于某个街头，甚至选定某一个纪念像去作等人地标，总带着对那地方的情感与记忆。不可能选择一个既无故事又没共同经历也难以辨识的地方去相约，而这也是东京citywalk堪玩味之处，虽然老的地方时而被拆去，但有时又以另一种新的形式获取新生，让游于其中既见证时间流逝，复有目睹灵根再植之妙。并不像其他过度野心但罔顾历史的城市开发计划，只把一切推倒重来。

多少年来，特别是涩谷周边变化莫名，但魅力依然，由近百年前八公犬到去年温德斯电影《Perfect Days》（新活日常）内的公共厕所，所谓经典的城市，全頼有这些说不完的传说故事。最妙的citywalk，最好也就是不要按既定的路线，而只需顺着道听涂说，借文本让身躯迷于其中。

涩谷改建计划：一种“款待”哲学

Thomas Heatherwick设计的麻布台Hills，终于真正把花园城市建筑的概念，用别致的波浪线条外型，以绿廊、藤架、山丘作结构，形成步道与绿化带穿插于商业空间之中。

当说到“迷”，也就得由另一段东京故事引入。不知不觉，《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原来已是二十年前的老电影。有一天英文版的《Japan Times》煞有介事做了个回顾，当中提到一个变迁，正是涩谷这两三年间的大幅改建。

如今再难有那种夜店冲出来在街上乱跑拍完就走的即兴追逐了。环绕车站就围，被多栋巨型商场以圆环形天桥串连。除有已成天台观景热点的Shibuya Sky之外，正要完工今夏开张的还有樱花Stage，东急等大型发展商要落力创造一个Greater Shibuya。

这种离开地面，把活动挪到建筑楼层上的极致表现，是宫下公园，一个像纽约Highline由旧铁路架空轨道及车站改建而成的公共设施。挤满游客之余，难得也是东京带孩家庭常利用的户外场所（有攀岩、滑板等活动）。在平衡游客观光与原住居民两方所需这古老问题之上，东京可称为现存世界文明极致之都还是有其道理。

回溯日本文化根源，日本人称Omotenashi，一种“款待”哲学，在于面对公众的面貌仪态，加上毫无保留用心出发的诚实，给客人以真心实意接待和服务（当然也可以伪装出来，但至少表面上接待得体）。居民，游客，不分彼此，都是客，要好好对待。也正是这种处处体现于城市设施中的被款待周到情怀，令人逛得愉悦。

涩谷改建计划只是东京都此前面向奥运趁机升级的项目之一，事实上，整个都内到处动工，新型商场此起彼落。不远处，原宿车站刚改建开放，舍弃了旧车站的古典风惹来恶评。但Thomas Heatherwick设计的麻布台Hills似乎很快就为这波东京新建筑潮挽回失分，不在于它有现今东京最高的大厦森JP塔（330米），抑或Teamlab新的Borderless展览移师这儿，而是终于真正把花园城市建筑的概念，用别致的波浪线条外型，以绿廊、藤架、山丘作结构，形成步道与绿化带穿插于商业空间之中。

「笔者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短暂兼职，然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原因离开。」

特约撰稿人 郝伟凡

【作者按】每年的11月，是上海备受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艺术季——两大当代艺术博览盛会“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及包括上海双年展在内的无数个展览同时开幕，人头攒动，各大展览中心、美术馆都排起了长队。

据上海市文旅局“乐游上海”最新发布，《2023上海市美术馆名录》共收录100家美术馆，含国有美术馆27家，非国有美术馆73家。2023年全市美术馆共接待观众702万人次，举办792项展览，举办公共教育活动4963项。

是什么造就了今天当代艺术在上海的繁荣表象？笔者借由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兼职的短暂经历，试图在美术馆这艘船上探寻何为“艺术”，何为我们想像的“当代生活”。

美术馆有编制吗？

推开现在进供员工使用的虎丘路大门，在微信群打卡上班时间：09:56，抬眼便是地上大大小小的塑料盆，我仰头望了望天花板，问同事昨晚是不是馆里漏水了。

“下午有活动。”同事Q回答道。

“泡脚活动吗？”看着那摆了一圈的露营椅，我打趣道。

“你可太不艺术了。”同事Q笑道，她指了指中间堆得最高的塑料盆装置，问我，“你看到东方明珠了吗？”

「她记得童年来港之前的所有快乐，从文学到电影，她写下了迁徙的所有感受。」

端传媒记者 张书玮

【作者按】电影《但愿人长久》讲述了湖南人林觉民一家四口迁移到香港定居后的遭遇，分为1997，2007及2017三个年份，不仅写出了新移民的困境，也侧写了香港在三十年间的变化。导演祝紫嫣同时身兼编剧及演员岗位，本身也是六岁时由湖南来港，电影中加入了不少她的个人和家庭经历，有观众称之为为一部“半自传电影”，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及香港电影金像奖肯定，端传媒记者专访了编导演祝紫嫣。

在梦境里飞起来

祝紫嫣到现在都还会做这个梦。

“现在，是指，比如上个星期。”她会梦到自己回到了在湖南的家，严格讲来，是她舅父的家。

舅父的家在四楼，有一个很大的露台。祝紫嫣小学三年班之前，这里没有起任何围墙，人真的可以从露台上跳出去。露台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归于旁边的一间幼稚园。祝紫嫣有一段时间也在这个幼稚园上学。

只要她做了这个梦，只要她醒来还记得，梦境都是从舅父家的露台开始。祝紫嫣从露台往下跳，然后她就学会了飞。

三年班之后，为了防人偷窃，露台被围栏包围了起来。她的梦境里有时也会梦到围栏，有时候不会，“视乎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大不大。”重要的是，她就这样飞起来了，在梦里。祝紫嫣对飞翔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着迷，她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夏日的告别》里写主角梦到自己还是没长大的时候，梦到爸爸妈妈和她一起飞翔。她对苏轼在《前赤壁赋》里那一句“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夏日的告别》后来由她自己改编为剧本，剧本再发展成一部电影《但愿人长久》。电影的英文名即为：Fly Me to The Moon。故事的主角是从湖南移居到香港的一家人，爸爸（吴慷仁）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在1997年，2007年还有2017年的三段生活切片。电影中的父亲疲于劳作，染上毒瘾，没有稳定的工作，坐过牢，与妻子和女儿的关系从亲密到疏离近乎陌生，几十年在香港也无法扎根，而两个女儿在陌生的城市中，从言语不通，到经历青春阵痛，拼命想融入这座城市，再到与这座城市深深地建立连结，三段相隔十年的故事因剧本和演员的出色表演先后获得了台湾金马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肯定。这是一部少有讲述新移民在香港生活体验及身份认同的电影，也是少数能触及到新移民群体复杂和立体面貌的电影，放下了诸多这个群体曾经给人的刻板印象。

祝紫嫣将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与虚构相结合，创作并拍摄了这个半自传的故事。一家人不断调适着在香港的生活，而关于湖南的记忆，不断萦绕在他们心头，当然，也在祝紫嫣心头。

因为种种原因，电影里女主角林子圆返乡的住处，没能还原她记忆中舅父的家。“我以前每年暑假，都会有两个月在舅父家渡过，直到中六中七左右，舅父去世了，我就再也没有在那里住过。”讲到这里，她有一个微小，却足够让人察觉的停顿。

「“其实我不在乎香港，也不爱地球，只是当时香港有些我好爱的人，你迫不得已要保护这个地方。”」

特约撰稿人 莫坤菱 发自香港

“如果我们把城市当成一个身躯，Graffiti是人们共同留下的伤痕。”吴小姐

社会运动发生至今将五年，噤声成为香港“新”日常？运动中曾被涂写字句或图画的公共空间角落，经政府处理，留下清洗痕迹或被物料包覆遮盖，是近年香港公共空间的一种表征。然而人们却也在近年街头小巷，越发见到处处新涂鸦如春笋浮现。

时而是感性共情的歌词或字句，时而是暗黑嘲讽的卡通公仔，仿佛墙壁继续成为一些心声得以吐露与表达的留言板，述说著厌世，emo，反讽，抑或自疗等种种群体情绪。相对于香港一直都存在的街巷涂鸦，渐渐发展出一种有迹可寻的港式涂鸦“新”风格，新世代涂鸦艺术家Melody说：“这几年，我们这班人都在以新Graffiti，对抗旧时代。”

然而另一边厢，自2021年，不时出现关于公共空间涂鸦创作者被捕及判刑的报导。最近一次较大回响新闻为，2023年，四十岁涂鸦艺术家陈劲辉于年初被捕，及在年尾提堂审判，案情陈述有人在港九新界包括多个电箱、维修板、排档、报纸档、大厦、学校和行人隧道墙身以及中型货车等20个地点，发现由“自由”和金钱符号“$”组成的涂鸦图案。陈劲辉被控20项刑事毁坏罪，最后于12月7日在法院认罪，判以12个月感化令。

此案发生前，这个金钱符号“$”与汉字“自由”构成的图案，其实是香港街头常见涂鸦之一，而回响也包括在艺术界引发的进一步担心：在香港针对政治、明刀明枪的各种刑毁案件外，该案是否形成一种对街头“艺术”相对暧昧的官方定调？

「讲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讲英语的她有什么不同？“英语直接一些，比如，我可以说fuck off。”」

端传媒记者 符雨欣 发自香港

相比五年前来香港，这一次，伊藤诗织确实显得快乐了一些

五年前，她刚到访香港，就想去看社运现场，在街头爆发记者本能，爬上马路栏杆从高处拍摄。不曾想，后来传出在访问一周之后，她有想要结束生命。

伊藤诗织活了下来。这一次，她和团队带著自传纪录片《Black Box Diaries（港译：黑箱日志）》参加全球各大电影节，并于4月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

纪录片呈现了她自遭受性侵九年来，从起诉、搜证、拉锯、到一审，虽胜诉却仍有未竟的艰辛。约104分钟的影片放映结束，人们还在为影片中女主角过去九年的心酸遭遇拭泪时，女主角已经走到台上，对著台下的人笑意盈盈。

伊藤诗织来了。

这部纪录片的旅程从一月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开始，降落香港的时候，伊藤发现自己疯狂想念亚洲食物，“我不停地吃米，还有辣猪红！”多年来她热情地告诉公众，热辣食物为她带来疗愈感。

这九年，伊藤一直在重建自己。2015年，她遭日本前TBS电视台、政治线“御用”男记者山口敬之性侵，当年即向对方提起刑事诉讼，案件却有如“黑箱”：除了法制不利受害人外，山口敬之更疑被警方“放生”，两年后检方拒绝起诉，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角色令人起疑。这使得伊藤不得不改诉民事。过程中遭遇种种痛苦，她曾在2019年尝试自杀，被朋友发现后救回。

我不由自主地关心，“我真高兴你挨过那些难关了”，伊藤没有接话，眼睛和嘴都弯成微笑的弧线，侧了侧头，她听到了。

从2015年她决定依靠自己将事件公开，从此就不曾停下。2017年《Black Box（黑箱）》一书出版，她抽丝剥茧地做自己案件的调查记者；2018年BBC发布短片《Japan's Secret Shame》，她本人出镜亲述历程；2021-2022年她写作随笔，2023年集成出版第二本书《裸で泳ぐ（裸泳）》。这一次，纪录片《黑箱日记》就像一个终极完结。

这些年怎么样，大丈夫ですか（日语，还好吗）？ “ちょっと大丈夫じゃない ”，她语速飞快地回答——这是日语里“不算好”的委婉说法。

未等回应，她又笑著改口，“Just Kidding！”

访问前夜，她才和朋友们闹到三点，第二天一早就爬起来给自己梳洗，从十点多开始接受车轮战访问，不忘在黑白衣裙里巧藏醒目橘红色袜头。她另有一双碎银河般的战靴，在放映时穿，显出气场。此行采访过她的人大抵觉得她有转行天赋，在镜头前松弛自信，走路带风，又衣品时尚。

“真的好久没有见到她了”，更多人感慨，“有十年了吗？她现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