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位于伦敦的主编Gordon Fairlough，来到了香港亲自对我传达这份裁员的消息。他说，这项决定是基于组织重组。”

今年7月，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简称记协、HKJA）主席郑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体界引起大量讨论，也引发许多对于外媒在中国与香港政府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担忧。

事件起因于6月22日，香港记协改选执委会，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当选主席，同席间还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记者当选执行委员。

然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7日郑嘉如却遭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记者会表示，公司称“内部组织重组”而解雇她。不过她表示，事实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层已多次“建议”她不要参与选举。

在X上，她写下声明，说明详细的事件缘由：

“今天，我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在记者协会新主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员，原因是我接下了担任主席的工作。

大约三周前，资深编辑发现我准备竞选HKJA主席，在英国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参选。她也同时也要求我辞去执行委员会职位——这是我从2021年就开始担任的职务——即使华尔街日报在我入职时，就已知悉并同意了我的这个身分。（中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随即立刻被公司告知，这与我的工作‘并不相容’（incompatible）。”

《华尔街日报》并未对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执委会参选前后，也有多名执委候选人或当选人陆续退出，让外媒评论更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是香港发生的唯一一起类似事件。根据郑嘉如在记者会说法，另外辞职的几名记协执行委员，部分决定也和他们所属媒体的施压有关，“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担忧面临到跟我同样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未来记者的群体有比较多贡献，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给其他记者起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传媒的雇主，可以看到这样做，真的是违反人权，也违反法律的。”郑嘉如说。

香港缩减的新闻空间，与外国媒体的离去

在过去，香港一直是外国媒体在东亚设立媒体总部、或重要据点的首选。然而，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2024年《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期间陆续发生多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检控和逮捕的事件。过去五年来，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乃至东亚地区的外媒部署，也产生诸多变化。

香港记协作为香港的记者工会组织，其前任主席陈朗昇，曾在《美国之音》受访时指“从2021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2022年众新闻结业；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陆续关闭或迁移香港办公室员工，可以看见不仅是本地媒体受到政治环境改变逐渐萎缩，外国媒体也考虑撤资离开。”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任23条“应变反驳队队长”后，多次谴责包括《彭博》、《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外国媒体，指其“引述‘错误’评论。”并认为：“如果作为外部势力，有心抹黑的话，不论是否犯法，这个我们慢慢研究。用这些来误导香港市民，恐吓香港市民，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必须作出反驳。”

2020年以后，许多外国媒体陆续撤离，或缩减香港办公室。而许多西方编辑台对于处理香港议题亦趋于保守。郑嘉如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谈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为是（记协）主席的位置，让高层觉得性质和之前是有分别的。这两年多以来，管理层也换了，做事风格可能有不同。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Evan那种事件，在那之后，编辑台的态度可能也转向保守。”（编按：《华尔街日报》记者Evan Gershkovich于2023年3月遭俄国逮捕，2024年8月被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这可以免于自我审查”

郑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线记者和总部编辑最剧烈的一次对于“未知底线”的摊牌，也令外国媒体及记者在中港两地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对于记者的威胁如今已经渗透进入私人领域，在港的媒体机构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当下郑嘉如因为解雇事件，可能面对因六个月内无法回到传媒工作而对她记协会员乃至主席资格产生影响的问题。但是记协作为工会的工作仍在继续，9月12日，记协便召开记者会，郑嘉如在会上公布香港传媒集体被滋扰的调查。调查发现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数十名记者、其家人或其家人雇主，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恐吓；有匿名“爱国人士”发电邮或寄信到记者及家人住址、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试图恐吓削弱家庭收入来源等，透过施压及孤立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工作或工会岗位。郑嘉如指记协大部分执委受滋扰，她本人和两名家人所属机构也收到投诉。

记协指有关滋扰非针对个别记者，而是有系统针对传媒行业，受影响的记者或机构包括13间国际和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志传媒，以及两间新闻教育机构。

郑嘉如在对歪脑记者的访问中说，“有一些本地媒体、主流媒体，编辑部高层会有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去知道现在的红线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属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体，很多时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经不会怎么样写，或者即使写，但会用更隐密的方式发布。比如虽然发在网路上，但没有放在纸本头版，或是藏在内页、或是用标题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进行报导。”

“比如说，（我的）记者会当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体没派人来。后来我发现，记者本来是要来的，但上司说这个题目不用报导。”她说。

她坦言，过去几年尽管政治收紧，但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西方媒体仍抱期待。“大家对外媒，相对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们通常比较有资源、有时间做深度报导，也有很强的媒体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需要遵从的规定，相对自我审查比较少，这部分确实是真的。”

然而，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香港办公室的气氛也慢慢改变。关于媒体编辑台内部审查的事情在业界时有所闻。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个媒体，到了本地环境，都不是存在于（真空的）bubble当中，都会受到实际当地的环境影响。也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可能也会相应做出一些编辑决定上的改变。”

“不论对于华尔街日报或其他外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香港可以100%免于自我审查的。只要你一天有记者驻地，他们的采访自由与限制都会受到影响。”郑嘉如说。

红线当头：外媒编辑台和前线记者不同的考量

相似的状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持续发生着。

2020年4月，时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总局长的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谢れない党”の自縄自缚”）的文章，批评中国疫情政策，遭中国驻日使馆大力攻击。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称该文“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的半年后，竹内被调回东京总社。

竹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驻地的外派记者，以及海外编辑台对于驻地现场的政治判断，时常出现不同解读。

“身为记者在驻地的氛围，跟编辑台位于总社肯定会有不同。我们是第一线记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着红线做采访的风险，这个都是任务。但是，在东京的总社工作方法却是不一样的。（编辑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报社是要负责任的，那肯定，东京会比北京的记者做决定更谨慎。”

不少外国媒体公司在处理海外议题时，为查核消息来源，本就多与当地政府维持联系。然而面对像是中国政府、二十三条通过后的港府，政治的红线该画在哪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如何侧面描述议题？对媒体经营者来说，这些决策顾虑，都成了困难考量。

竹内提到，《读卖》在中国境内仍有多名记者，亦有记者负责广州与香港报导。

“现在香港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比以前恶劣很多。如果当地记者加入记协的话，当局可能会采取措施。我个人的意见是，首先保障记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访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传闻《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撰写一篇将彭丽媛比为江青的报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不满。他指出：

这几年报导空间也是越来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后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无奈。以前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体制内的、社科院学者、或大学教授，跟他们约吃饭，以前都愿意接受，慢慢地，感觉都不太能约到，采访空间小了、不接受邀请了，听不到当事者的真实声音，怎么写文章。

这也牵涉到外国编辑台如何保护驻地记者，以及与政府当局斡旋的矛盾点。“在（中港）里面，依然有记者观察情况，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记者都回国了，作为媒体机关，现在要怎么知道在大陆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但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对采访活动谨慎些。以前的话，很多题目都是可以写的，现在的话，要考虑自己之外，还有采访对象的安全。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个外国媒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稿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何贵森（Chris Horton），目前长驻台湾。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国念书与工作。13年到15年间，他赴港担任驻地记者，记录了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天安门纪念事件等报导。

“2012年以前，写什么几乎都可以，只要不逾越清楚的红线。像是，在写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并没有称其为‘屠杀’，而是称为‘1989年6月4日之后的事件’。”

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内部出现了剧烈改变。习近平就任后，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事件，其后中国不仅限制发放外媒采访签证，更陆续出现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社会运动者的大逮捕或大驱逐。尽管大部分西方媒体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体工作者开始转移重心，迁往社会运动逐渐升腾的香港。

何贵森回忆：“2013年春天以后，我到香港当记者，那是与在中国写作相比，更自由的时光。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还十分清新，我采访了许多亲民主派和亲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现在却也因为支持民主而入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长毛。”

他补充，自己长年身为自由记者，并不清楚、也无法评论媒体编辑台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于北京遭羁押三年，于去年获释，却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其后被公司安排前往伦敦分社工作。

“这几年，北京与香港当局，对记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替这些尝试做好自己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们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难。”他说。

只是，尽管来到台湾，如何报导呈现中港台议题，仍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红线”存在。“不点名具体的媒体或编辑，但自从2015年我搬到台湾后，我被编辑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岛屿”（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个岛屿”（the island）。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清楚地是削弱主权的内容。因此我在报导中，尽量称其为‘台湾’。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需提到，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份领土。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补充事实，即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过台湾控制权。这两个事实，都对于外国读者理解脉络相当重要。”何贵森说。

Thompson Chau 过去曾驻仰光，2年多前来到台北。他先后于《缅甸时报》、《日经亚洲》等媒体任职，目前担任台湾外国记者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会长。他观察到，随着香港、北京、乃至亚洲部分地区情势恶化，台湾也成为部分记者撤退的方向。他将其称为“新闻记者难民们的避难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从仰光撤退过来的。”他提到，今年5⽉，台湾也取代香港过去的历史性⾓⾊，举办2024年⼈权新闻奖，并由时任总统蔡英⽂担任颁奖人。“这并非巧合”。

不过，矛盾的也是身为新闻记者，在公司替员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断的决策下，一旦远离了事件现场，无论下一步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对原驻地的了解，也都将出现难以弥补的采访断层。

进退维谷的外国媒体

由于报导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红线，加上许多媒体公司目前仍在当地有部分派驻人员、特约记者、研究员等，顾及到员工与公司安全，在记者撰稿期间，找到愿意具名接受采访的记者、主管、新闻助理均相对困难。

另一名无法透漏身分的资深记者，有多年派驻中国经验。目前，她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并已离开中国，派驻在第三地。她和许多同业一样，离开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发记者证有关。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他们自己（经常变化的）外国记者规则，使得我无法续签中国记者证。”在做政治报导的期间，除记者证派发外，她也遭受许多由上而下的干扰与施压：

“频繁的网友攻击、官方媒体的骚扰、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访的受访者改口说要提告、加上地方当局的干扰──这指的是，至少派一、两辆车跟踪你的采访行程，并让安全或政治宣传部门官员在你出门时拦截，或者通过向消息来源施加压力，强行取消采访。过往采访结束后，受访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访的电话，转过来告知我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公司往往需要谨慎精准的判断，以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她认为：“如果媒体有所谓的‘自我审查’，那肯定是为了保护员工。（与我合作的）编辑们几乎都是真诚地希望记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访结果，他们也认为，任何报导都不值得冒着让外国与本地雇员出现被捕的风险。”

有些记者即使没有编辑的劝说，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因为过往看到太多中国的此类报导，因此他们害怕‘踩线’发言。目前我认为，在‘维护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安全’之间，很难掌握平衡。因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都难以在这个把媒体政策设计得充满报复性和限制性的国家提供充分报导。

“理想情况下，一个大型媒体机构应该有至少十多名派驻中国的记者，其中包括国内与海外的雇员。但我们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媒体组织能拥有这些资源。”她说。——这也是为何，她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道琼斯（即《华尔街日报》总公司）解雇这名员工的原因，“毕竟参与记者协会，无法为公司带来直接且即时的利益。”

她强调：“但尽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体公司也应该站出来，肩负起提倡新闻自由的责任，以更努力保护那些较小的媒体和更脆弱的记者，进一步的，像道琼斯这样的大公司，同样也会随之受益。毕竟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公司依靠独立记者和小媒体来推动新闻自由，自己收获好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结语

“记者免于恐惧的工作权益，不仅应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应该被我们自己所保护：记者、编辑、媒体公司。”郑嘉如说。

今年9月，香港《立场新闻》案、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持续开庭。面对打压，身处不同位置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仍持续追踪报导。

“我临走的时候，有个同事给我拥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些送别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关系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给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国，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动。”郑嘉如说。

代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位于美国的总工会“印刷商雇员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发起联署，要求公司将郑嘉如复职，已累积超过335份签名。根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引述，该工会指出：

“《华尔街日报》应该争取新闻自由、并与记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罗斯反对所属记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监禁一样。”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

端传媒编辑部

今日（6月4日）是六四35周年，亦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落地后首个六四。这年，香港连续第4年未见大型悼念集会。

距离支联会上一次在2019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经过去5年。几年过去，支联会解散、实体悼念被禁、悼念的人身陷囹圄、坐落在大专院校的六四艺术品亦遭移走。这年，规模更大的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再次占据维园，由下午一直开放至晚上。场内载歌载舞，消费气氛浓厚；场外寂静绷紧，警方重重布防，全日截查带走多人。

尽管警察严密驻守铜锣湾一带，现场仍见有市民以电话亮起灯光，亦有人身穿黑色上衣在维园长椅上安静地坐着悼念。

维园以外，在香港各区，前民主派区议员开设的店舖遭警察上门调查，包括朱江玮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六四前夕，有警员在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萱开设的“猎人书店”查阅出入人士身分证，陈嘉琳今早亦在西贡被警察截停搜查。

晚上，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内，点起了悼念六四的烛光。

警方严密布防，有市民点蜡烛、以电话亮灯光

入夜，维园市集传来音乐，有穿黑衣的人散落在场外的角落。他们沿维园步行、停留，或坐在长椅上。警方加重布防，不时截查市民。晚上8时许，两名身穿西装市民在喷水池附近长椅点起蜡烛，大批警员包围二人、拉起橙带搜身，随后放行。

其中一位市民Thomas 表示在维园亮起过蜡烛，并持续了一分钟。警方随即上前叫他扑熄，并叫来康文署职员，他获告知违反康文署场地使用守则，给予一次警告后获放行。他指心情平常，因是预料之内。

另外，市民卢先生沿天后步行至维园方向时用电话显示烛光相片，被警方和康文署职员阻止，指他引起“骚动”，并登记他的身份资料。他最终在大批警员陪同下送离维园。他说，他问警方自己犯什么法，但对方答不出。“相煎何太急呢，大家都要尊重死去的学生，悼念他们很正常的。”

在铜锣湾东角道，街上不时有穿黑衣的人路过，但警方的截查未有如往年频繁，也没有以帐篷搭起搜身区。

街上动静不大，悼念者比以往低调，但仍有人亮起一点光。70多岁、退休教师何女士一身黑衣，开着电话手电筒，独个穿梭铜锣湾。她说，35年前很多人走出来，“值得为他们做少少事。”她今日从湾仔步行至维园，沿路为死难者祈祷，“希望他们已经回到天父怀中，以及（我们）将来仍有希望。”

她指自己原本不知道如何悼念，但若然没有纪念，回家也会不开心。后来，她在百德新街见到有人亮起电筒，便照着做。

何女士说，自己从未缺席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最近几年没有集会，她也照样来铜锣湾。她哽咽道，“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六四事件中民众）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只不过走出来想改善那情况，他们受了很残酷很不公平的手段。我永远都觉得政府要爱护自己的人民，你不爱护自己的人民，做什么都没用。”

另一名任职程序员的 Brian 头戴绣上“freedom”的鸭舌帽，身穿印有“黑白 consciences”的黑色上衣，独自坐在维园外围的长椅，悼念六四。2019年前，六四于他太遥远，他从未踏足维园悼念。2019年后，他感觉自由收缩太快，与六四产生共鸣，每年都在不同地方自行悼念，今年他选择到维园默坐。

Brian 认为，六四是值得记住的事，“一堆人被杀，（官方）觉得自己没有错，这是不对的。”

看到多人因悼念被捕，“只手划空气（指行为艺术家三木）又拉、举朵花又拉”，加上邹幸彤等八人被捕，Brian 心中也有恐惧，“但如果惊就缩埋，咩都唔做、唔谂，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在他眼中，默坐的意义是让人看到人们没有忘记：“始终过去的事对未来有启示，是一种坚持。”

他又指着维园没有办市集、但挂上“场地清洁中”、“暂停开放”的另一半球场，认为当局特地占用场地，“很夸张”。

穿黑衣黑裤、年近80的何先生在市集外长椅静坐，他亮起手电筒后，警员随即上前阻止并警告他，若继续做引人围观的行为，或触犯法律。警员抄下其身分资料后离开。

近9时，人称“姨婆”的老妇和一名男子出现在崇光百货对出，她手持《香港国家安全法解读》，男子颈上挂有毛泽东照片。不到数分钟，二人被警方带上警车。

较早前，下午约3时，铜锣湾东角道一带逾半百警察戒备，包括军装及便衣警，警员均穿上战术背心，现场停泊至少三辆冲锋车。崇光百货外平均每两分钟，便有2至8名警员一组走过。一辆“剑齿虎”装甲车停泊在记利佐治街，有途人驻足拍摄。警员亦在维园附近结伴巡逻。

3时许，一名老伯在崇光百货外举起两张手写标语，一张写上题为“六四”的诗，指“念89”、“悼64”，“那些年/维园烛光如火海/但现在/人杳！烛灭！”；另一张题为“两岸三地”，罗列了中港台三地的社运。期间他未有发言，但有警员指他扰乱公众秩序，构成“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将他包围、搜身并带上警车。

数分钟后，任职报纸编辑的刘先生被警员带至怡和街搜身，最终放行。他指自己上班经过，行经警车时欲拍摄便被截查，他觉得：“无乜感觉，好多人可能都试过，我以前都试过”。他指自己以前六四会到维园，被问到集会消失数年、无法参与，他答：“有第二啲（其他）方式的。”

此外，社运人士王凤瑶在铜锣湾地铁站外手持一束鲜花，另一只手举起5字手势，并高叫“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等口号。警方指其高叫的口号有机会违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的煽动意图，她随即被带上警车。

特首李家超今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及“六四”是否禁语、市民谈论和悼念是否违法等，没有正面回应。他指针对“个别日子”，政府立场清晰，“任何公众活动必须守法。”他又称仍有力量尝试破坏香港稳定和国安，市民要小心“有人骑劫议题，借题发挥去搞事。”

维园之外，警察调查前民主派区议员店舖

除维园一带，警方在各区亦有行动。六四前夕，前公民党区议员黄文萱于深水埗开设的“猎人书店”门外张贴“35/5”字样。书店于6月2日发文指，有自称深水埗分局警员指控其门前的梳化阻街，并在门口登记出入人士身份证。

6月4日下午，书店外的“35/5”红色字样依旧，一街之隔有警车停泊。据报，较早前有5、6位便衣警员驻守书店外，并截停其中一位店长。店内书墙上，香港剧作家庄梅岩创作的舞台剧《5月35日》放在中间，书架角落则放上六四书籍，如《六四见证：四十八名目击证人的报告》。

这天到访的人仍然不少，其中包括90后的彭先生、邓小姐、Rita 和50后的阿勤。他们在附近工作，也是书店的常客，今日趁午餐时间到访。阿勤说从新闻上看到警方要求书店移走梳化，他们很喜欢那张“自由空间的梳化”，便过来看看它是否已经回到原位。邓小姐说，“这是书店，所有的日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出入。”

对于日前有警员检查到访者的身份证，阿勤说她没有因为警方在场而害怕，“现在出街，多些人保护我们。Rita 说：“政府用心良苦，用尽所有方法去提醒我们，6月4日又来了。”她看到政府近年对六四“愈来愈害怕”，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悼念、为甚么要害怕一段记忆？”

他们今日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邓小姐说，“我一定不会忘记。”阿勤说，“一日不平反，一日都不可以忘记。邹幸彤一日不出狱，一日都不会忘记。他们拉了邹幸彤，令到大家更清楚六四是什么事，更想追寻的是什么事。”

书店内，还有去年六四在铜锣湾被警方带上警车的社运人士杜志权。去年，他身穿“不想回忆，未敢忘记”黑色上衣到铜锣湾，被警方带走，直到深夜获释。他说在铜锣湾出入是市民基本权利，“但现在变成在某些日子，某些人不可以去某些地方。”不过，他觉得香港传媒的报导还可以传到外界，所以“还可以的时候，应该要做多一点。”

他今年52岁，1989年从电视上看到六四直播。作为见证者，他觉得，“要很努力地用我们的口，去到哪里，传到哪里。”他又表示不认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的“宽恕论”，觉得宽恕的前题是“认错”。“补救是另一回事，你怎样补救，全世界万千种方式，首先你要认错了，但现在这一刻都没有。”

在旺角，下午约2时，10多名便衣警在由前民主派区议员朱江玮开设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楼下聚集，及后有约4、5名警员入内调查，并禁止在场记者拍摄。其后，小店收起六四相关的纪念品，包括原本放置在收银处的一排电子蜡烛，及售卖的“自由六月”明信片和胶纸。朱江玮指未能透露调查详情，又指“如一”逢星期二例休，但每年六四都会照常开舖，和上门客人聊天。朱原定4日于其旺角商店派发蜡烛悼六四。

另外，前西贡区议员陈嘉琳在6月1日在“西多”专页发文，指收到将军澳警民关系组电话，询问她会否在6月4日跑步，又问“系咪斋跑（是不是只有跑步）”、“无其他特别？”、在哪跑等，最后提醒她“要小心唔好触犯国安法”，并表示会再打电话给她。

4日，陈嘉琳向端传媒表示，今早8、9时在西贡出门上班时被警方迎面截停搜查，问她“公司在哪”、“这么早在西贡做什么”。她因工作关系身上有索带，被提醒“这段时期不要带索带”。离开时，警方向她表示“近来西贡都唔系咁妥当，好多差人会巡。”但她今天暂未收到来自警方的来电。

陈嘉琳称：“很感谢他们每年都提一提，因为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大感受，都是他们这样提一提，提大家这个政权无处不在。”她还表示“去到35周年，说真的，他们想抹也抹不走。”

家乡情市集，有人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被带走

今年“家乡市集嘉年华”参与的省级同乡社团由往年的26个增至28个，举办日期延长至5天，设220 个摊位。嘉年华获民政事务总署的“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拨款赞助，获多个政府政策局支持。

场内，不时见到数十人的参观团体。其中，数十名长者的衣服贴上印有民建联区议员“欧阳均诺”及其头像的贴纸，队伍中长者说，区议员组团订旅游巴士接送街坊到市集。在布景板前，另一团的领队举着迷你国旗发号施令，指挥团友站好，然后拉起“香港广州南沙联谊会”等布制横额合照。

市民张小姐和朋友由6月1日起每天都来到家乡市集，她独自拖着一个行李箱，礼盒堆至腰身高度。她指明天会继续来购物，“买不完，香港买不到家乡湖北的牛肉面。”有见维园今天的警力明显增加，张小姐称“安全好多”，并表示不知道为何今天多了警察驻守。

香港黑龙江社团总会义工 Kiki 表示，今天由4时半开档至6时，货品已差不多清光，两个摊位合共将近7000港元营业额，昨天只有约4000多元。 Kiki 称摊档今日开始减价，每款特产均减价两三成，存货足够应付翌日客人。

下午约6时，有两名男子在市集手持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富强”等字眼的标语。他被在场保安包围，有市集职员打开雨伞、不让途人拍摄，记者举起手机拍摄亦一度被压低及用手阻挡镜头。保安表示两人违反场规，及后有警察到场。

其中一名身穿哲古华拉（Che Guevara）衣服的男子，被5至6名保安紧密围起、带离维园，有人举起伞阵遮挡；沿路上有警察在旁观察并一同走动，但未有介入，有人问警察“为何不处理”事件。及后警察拉起橙线开路，男子被保安抬起带入一蓝色帐篷，期间场面混乱，事主曾大声叫痛，并问“做咩夹住我”。事主并说自己被指身上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籍，被指违规。最终，该名男子被带上警车。

六四前夕，首用23条拘捕邹幸彤等人

自6月3日下午起，警方在铜锣湾一带加强布防。当晚约9时，行为艺术家陈式森（三木）独自现身在铜锣湾，做出祭酒和喝酒的手势，并对空气比划“八九六四”字样，全程一言不发。大批警员随即拉起橙带，将三木和传媒隔开，又推撞在场记者。三木其后被带上警车，最终无条件获准离开。

获释后他向传媒表示感觉“几好”，“原先以为做唔到嘢，结果可以做到一啲，少少哋满足。”

三木为“这一代的六四”街头艺术活动的艺术家之一，由2009年起，艺术家自发每年在6月3日，于铜锣湾街头以行为艺术悼念六四。上年六四前夕，三木在铜锣湾被警方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在被带上警车时喊道“不忘六四、打倒暴政、香港人唔好惊（不要怕）”。

同一晚上，在北京见证六四事件的时任学联代表陈清华在海滨亮起烛光、架起十字架和“人民不会忘记”标语悼念六四死难者。多年来，陈清华都会在中联办外或附近地方悼念六四。他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这是他连续第三年，独个在同一位置悼念。

临近六四，警方在5月28日首次引用23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拘捕八人，其中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据报，其他被捕人为邹的母亲邹刘华珍和舅父、民主派荃湾前区议员陈剑琴、社民连义工李盈姿、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和关振邦，以及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妻子潘幼翠。“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若罪成，最高可处监禁 7 年。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案件与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有关，但没有透露细节。被问及“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没正面回答，表示日子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利用这些课题煽动市民憎恨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司法机构。”整场记者会中，邓炳强未有提及“六四”，仅以“特别日子”和“敏感日子”形容。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六四前夕，关振邦和刘家仪曾在维园喷水池悼念六四死难者，被警方以“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拘捕。而李盈姿上年亦因在铜锣湾遭搜出六四标语，被警方以煽动意图罪拘捕。

6月2日，多年来每逢六四前夕刊登纪念祷文的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在头版开天窗，编辑部声明指“因事未能刊出”。同一期社评以“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为题，指“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文章又写道，诚实面对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冤仇和抹黑煽动，“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悔改与复和有根有基”、“避免覆辙重蹈”。

今年是连续第3年天主教香港教区停办六四弥撒。5月30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公教报》以《就是每年这时期……》撰文，指35年前的事在人心中留下创伤，尽管已被掩盖或结痂。他说有了宽恕，才有可能实现修和与治愈。不过，“宽恕不代表忘记，但它能够提供一个先决条件，让我们内心得享自由、让所有人得享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另外，岭南大学学生会编委会在5月31日在社交媒体发帖，以《共写．昨日血雨》为题征收与“五月三十五日”相关的各类文艺创作，“让真相不被忘记”，并在“6月3日翌日”发布。同日晚上，编委会宣布因“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取消征稿。据《独立媒体》报导，岭大校方向编委会表示收到大量电邮投诉，要求撤销征稿帖文，否则或考虑不再容许岭大学生会使用大学名义。

（尊重受访者意愿，Brian、何女士为化名。）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成為訂閱會員，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

立即支持

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歷史，多重曝光的記憶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曾經，人們這樣紀念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2019後，六四的聯結是什麼？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香港部分六四相關案件進程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查看完整名單

「“敏感的事情，我们上了年纪便不理会了，买些生活用品较为实际。”」

端传媒摄影组、实习记者伍嘉敏 发自新加坡

六四踏入35周年，经历疫情限聚令、《国安法》实施、支联会解散，维园第5年未有合法六四集会。家乡市集嘉年华连续第二年占据维园，由6月1日起一连五日举办，时间范围涵盖六四。

维园的叫卖声和歌声贯穿全场，部份商户穿着民族服饰吸引游客，亦有摊档提供试食。游客以长者结伴同行为主，有同乡会成群以团体入场，旅游巴则停泊于维园外。他们拉起印有同乡会全称的红色布匹，竖起拇指站在展板前拍照打卡。 场内不少游客均提着颜色鲜艳的礼盒，或印有同乡会名称的环保袋游逛，亦有人自备行李箱购物。

第二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获民政事务总署的“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拨款赞助，得到政府多个政策局支持，28个省级同乡社团共设置220多个展摊贩卖家乡特产。

今年更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后的首个六四。国安处于5月28日首次引用23条下第24条 “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拘捕6人，其中包括正在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拘捕人数至今（6月4日）已累积至8人。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有人以匿名方式，透过“小彤群抽会”社交专页，利用“接下来一个敏感日子”，挑起市民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问及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表示日子并不重要。

在维园消费为上，“六四是一个甚么节日？”

记者于6月2日下午到维园一带。由天后走至铜锣湾站出口，全程约15分钟，每2分钟便能看到2名警察结伴巡逻，警力明显增加，当中有警员穿上防刺战术背心，维园外亦有数架警车驻守，包括冲锋车及车身设镜头的战术巴士。

主办方在会场入口设安检区，多名警察在门口戒备，游客需打开随身袋让工作人员粗略检查，不用数秒便通过安检。两个入口均设有一块印有场地规则的大型展板，其中一条列明所有进场人士必须遵守《香港国安法》及与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法律。

“敏感的事情，我们上了年纪便不理会了，买些生活用品较为实际。”从大陆来港居住30多年的林小姐持有长者乐悠卡，她独自站在一旁分拆厚实的长方形礼盒，将一包包特产往手推车里塞。“八九六四那时我都不在现场，即使是真的，几十年后都淡化了。”林小姐忙于整理手推车里的特产，表示自己并不关心六四。

林小姐的朋友在浙江同乡会的摊档做义工，她经介绍首次来到家乡嘉年华，逛了一圈满载而归，更因此认识到各省份的特产。她买了小米、五常米、栗子、干笋等，“这些几十元，那些几十元，我都不知道自己买了多少。”林小姐往年是工展会的常客，她形容是次嘉年华比工展会办得出色，生活必需品的种类较多，更“接地气”。林小姐指嘉年华的价格比大陆高，但它胜在集中不同地区的特产，她兴奋表示明天会和朋友再次到访，以后每年也会来嘉年华购物。

在港土生土长的何女士，提着两包单价30港元的红枣在河南摊档前拍照留念。她觉得市集的产品比大陆昂贵，是因商家要顾及运费成本，因此她视是次消费为促进本地经济，“人赚你赚，刺激下经济啰。”

提及六四，何女士质疑六四是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年轻人是被利用的一群。何女士还认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不再有六四晚会，举办嘉年华能活跃气氛，社会变得更稳定繁荣。

现场人流主要为长者，年轻人的踪影寥寥可数。大学生张小姐来自深圳，她从社交平台Facebook看到家乡市集的广告，于是和友人一行三人乘搭一小时车程来到香港，“就想来玩一下，来看一看。”她形容现场气氛热闹，会先逛一圈留意特色产品，看到喜欢的便会购买。

被问到知否维园历年曾举办六四晚会，张小姐对此印象模糊，不肯定是否曾在小红书上看过，反问：“可能以前有学过，但是不记得了。六四是一个什么节日吗？”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的摊档前一度出现一列十多人的队伍，每人手上均拿着一张礼券。有排队的长者称他平日在同乡会做义工，同乡会向他们派发礼券，能凭券到嘉年华兑换一袋免费糭子，他直言这是吸引他到嘉年华的主要原因。

同场设有歌舞表演，两名大会司仪轮流以广东话和普通话介绍，节目包括传统民族舞蹈、乐器演奏，亦有身兼广东省梅州市政协委员的艺人肥妈、广西政协委员的艺人王祖蓝等演唱流行曲。肥妈以普通话问好：“我今天要在你们面前介绍香港，好不好？”接着唱出《We Like Hong Kong》，台下热情和应。有粉丝特意带上应援物到场支持，台下观众席接近满座，大批游人站立观赏演出。全场不时合唱《上海滩》、《朋友》等经典歌曲，更有游人闻曲起舞。

「“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青年被控“侮辱国歌罪”；同志权益案进展；两人冒认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判囚」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47人案”：14被不认罪被告罪成，另刘伟聪、李予信脱罪但面临控方上诉

47名泛民主派人士于2020年立法会选举前组织或参与“35+ 初选”，事后被控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于5月30日就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布裁决，其中14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刘伟聪及李予信无罪。法官公布裁决后，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作出陈词，并且在法官追问之下，确认会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1DB条，针对两名无罪被告提出上诉。

获判无罪的刘伟聪离开法院时回应传媒提问称自己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呼吁公众继续关注案中其他被告以及留意法官判词，了解三位法官如何处理这宗案件。此外，他提到整件案件可能会有后续，因此自己不能讲太多话，形容自己仍然是“一个案中被告”。有记者问到他之后会到哪里，他笑称“会留在香港”。

同样获判无罪的李予信在大批警员包围下离开法院。他回应传媒提问时感谢公众多年来的关心，并指律政司有可能提出上诉，因此他不能对裁决结果和案件作出评论。他表示自己当下心情平和，希望与家人饮茶。

控方代表杨美琪于下午庭上再次确认会上诉。杨美琪另外提出刘伟聪和李予信继续有条件保释外出，其中刘伟聪没有反对，李予信的代表大律师关文渭则提出反对并陈词。最终，法官裁定刘和李续以原有条件保释外出，警署报到次数减至每月一次，直至上诉庭有进一步指示。

至于被裁定罪名成立的14名被告，是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及余慧明。法官确定案件的求情日期为6月25日，下令被告的求情陈词不得多于20页、需于14天内呈交。有罪成被告提出保释等候判刑的申请，但法官听取陈词后拒绝。

被指“敏感日子”前连续发布 Facebook 帖文，邹幸彤等7人被捕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5月28日至29日合共拘捕6女1男，包括支联会（已解散）前副主席邹幸彤，指控他们涉嫌干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28日会见传媒时指被捕人士涉嫌“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透过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连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意图煽动网民在之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不过，邓炳强称“其实我谂（认为）个日子本身唔系重要，最重要系呢啲想危害国家安全嘅人利用呢啲课题”。就案件涉及专页上的哪些帖文、各被捕人士在案件中担当之角色等细节，邓炳强以案件仍在调查中为由拒绝透露。

邓炳强称，《维护国安条例》只针对少部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市民就政府措施作出基于客观事实的批评是“完全无问题”。他还表示，条例生效两个月可见市民继续享有《基本法》、国际人权公约等相关法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据《法庭线》等传媒报道，于28日被捕的除了正因“支联会颠覆案”还柙的邹幸彤，还有前荃湾区区议员陈剑琴、牙医李盈姿、邹幸彤母亲、支联会前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而于29日被捕的是关振邦的妻子潘幼翠。

“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片段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5月庭审焦点在于第六名控方证人周达权作供、辩方申请重召从犯证人张剑虹被拒、国安警黎国勇作供，以及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完整片段及其他黎智英受访片段。

第六名控方证人、壹传媒集团前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于第71日审讯开始作供。辩方提问期间，主要围绕壹传媒财政状况、“饭盒会”及《苹果日报》在应用程式 Slack 上的工作平台。

其中，辩方问到2019年12月6日“饭盒会”上讨论报纸广告遇到困难、如何增加广告销量等，询问周达权是否记得。周称“好老实我系唔记得，直至有呢啲 printout 有返些少记忆”。周还称，他相信自己曾经出席当日会议，但不记得黎智英有没有出席。周随后阅读 Slack 纪录，确认自己有出席，而黎没有出席。辩方随后问到，给予小店登报优惠一事是否在该次“饭盒会”上首次提出。周称不记得，也不记得那是由黎智英还是其他同事提出。

回应辩方提问期间，周达权确认他是 Slack“港苹纸广告”群组的一员，而且在群组成立时已经加入。此外，他确认员工在 Slack 提出问题后，会有实体会议，而且有人撰写会议纪录。

至第77日审讯，控方应辩方要求传召国安警黎国勇作供。黎国勇供称，他于2021年11月11日应上司指示前往荔枝角惩教所，向张剑虹派发关于其保释申请的判词，随后与张倾谈逾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张在狱中的日常生活。

据黎国勇供称，张剑虹当日提议他翌日再来探访。黎翌日与侦缉警员 4315 再度往收押所探望张，张当时表示想做控方证人，而黎对此感到惊讶。就辩方指称黎前一天探访倾谈逾三个小时，是为游说张成为控方证人、并著张考虑一晚，黎表示不同意。

在回应控方提问时，黎国勇进一步解释自己当日跟张剑虹倾谈的理由，指自己前往收押所派发判词是警务工作，派发后跟张交谈是“工作的延续”，也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交谈期间他需要评估张在狱中会否有不好的情况发生。

第79日审讯起，控方应辩方要求播放“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等片段，片段总长度事先缩减至25个小时，法官预料播毕片段需时五天。

其中，庭上播放2020年5月11日的“Yahoo TV 乡民来冲康”，当日节目主题为《黎智英被捕 香港政治风暴再起》，黎智英通过电话接受节目主持的访问。黎提到《苹果日报》多年来是“反对派报纸”、“反共”，被中央（中国政府）认为是“眼中钉”、“搞到香港乱七八糟”。黎续称：“我们很想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想美国影响我们，我很想英国影响我们，我很想外国影响我们，因为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唯一能够撑下去的，外国的势力是现在我们非常需要。”黎还提到，他不介意去坐牢，因为所谓公民不服从就是要对法律负责任，他也对坐牢一早有了准备。

当主持提到有人形容黎智英是“汉奸黎”时，黎自称“从来反对港独”。黎强调“没有人蠢到要港独”，重申他们要的不是港独，而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主持还问到黎是否支持“台独”，黎回应指台独“非常敏感”，而且他从事传媒事业，就这个话题“不好说出口”。不过，黎承认台湾跟独立已经没有分别，理由是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制度和民主，因此他认为台独与否已经不是问题。

另外，庭上播放英国《金融时报》于2020年8月12日访问黎智英的片段。谈及《国安法》时，黎称香港的根基是法治和社会制度，没有法治的香港不会成为金融中心，而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宗教自由等都将会消失。黎认为，使他本人安全、或者是减缓中央接管香港的唯一方法，是取得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

在2020年8月13日的“Live Chat with Jimmy Lai”节目中，黎智英被嘉宾问到有没有说话想对支持者说。黎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但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正在做对的事，无论有多大困难和艰辛，都会觉得平静、甚至开心。黎续称，他没有一刻双手在手镣之下、而觉得自己很惨，或者觉得自己被屈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他还强调，自己所做的并不为了任何事，只是因为这个地方（香港）实在对他太好。

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获上诉庭裁定得直

香港律政司去年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要求法庭禁止四项跟“反修例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行为。原讼庭拒批禁令后，律政司提出上诉。5月8日，上诉庭裁定律政司上诉得直，正式批出临时禁制令。25日，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通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称因应香港法庭禁令通知，会在各大平台下架该歌曲。

上诉庭判词指出，法庭必须认知在宪法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之间的界线，就评估国家安全的风险，行政机关有经验、专业知识和资源，因此相关责任在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法庭应该“绝对遵从”行政机关的判断。

判词指出，《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者曾在访问中表示“音乐是凝聚人心最强武器”，而该歌曲也的确成为了用作推动2019年香港的“暴力示威浪潮”的“武器”，包括歌颂和浪漫化当时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法庭认为，有意煽动分裂的人可以利用歌曲作为鼓动反建制情绪和分裂思想的工具。

上诉庭认为，一直有人利用《愿荣光归香港》鼓吹暴力示威、甚至分裂思想，而且公众对该歌曲的误解也令情况恶化，因此法庭必须立刻干预，防止现有的非法状态持续下去，否则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甚至无法补救的破坏。

就禁制令会否侵害言论自由，判词先强调人权并非干犯任何刑事罪行的许可证，但承认禁制令有机会牵涉言论自由，包括对动机清白的公众产生“寒蝉效应”，例如公众虽非禁制对象，但他们会因为害怕负上违令后果，而避免进行某些合法和受宪法保障的行为。

不过，上诉庭同意原审法官陈健强的说法，指禁制令合乎宪法，也平衡了国家安全和基本人权考虑，而且律政司一方接受禁制令需要列明有哪些跟《愿荣光归香港》相关的行为属于合法活动。另外，判词强调禁制令列明学术、新闻活动等行为不受限制，法庭已经顾及言论自由权利。

有关禁制令的实用性，判词提到《愿荣光归香港》的上传者多数是匿名用户，的确难以起诉他们，但经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下架影片是较可行的做法。判词指出，部份供应商已经表明若有法庭命令就会配合政府要求，也没有迹象显示供应商对遵守禁制令有任何忧虑或困难，因此认为禁制令有其必要性。判词还强调，禁制令的实用性是考虑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考虑。

香港法庭就《愿荣光归香港》颁布禁制令后，YouTube 声明对裁决感到失望，但会遵从有关命令，包括将禁制令列明的32条短片定为违禁出版物品，安排系统对这一批短片进行地理封锁。不过YouTube 提到会继续考虑提出上诉的可能，表明裁决会令人质疑港府促进数码经济的工作，也会令人担心香港言论自由被禁制。

5月25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在社交网站表示，他们早前接获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的通知，称因应香港法庭的临时禁制令通知，将会在各大平台下架《愿荣光归香港》。团体向发行商表达反对意见，但获发行商回复指重新上架该歌曲的机会极微。消息传出当日，在 Apple Music、iTunes 等平台搜寻《愿荣光归香港》，显示该歌曲已经消失。

青年观看世界女排联赛期间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被控“侮辱国歌罪”

一名21岁青年于2023年6月在红磡体育馆观看世界女排联赛，在会场播放中国国歌期间及前后涉嫌发出嘘声、倒竖姆指及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事后被控“侮辱国歌罪”。5月13日，控辩双方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就结案陈词作口头补充，裁判官林子康将案件押后至7月15日裁决，续准被告保释。

控方补充结案陈词时指出，被告不可能是在粗疏之下不小心冒犯了国歌，其行为是“无悬念”侮辱国歌。就辩方认为法庭应只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期间的动作，控方反驳指被告当时动作是“一连串去做，针对国歌去做”，因此应该一并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前后的动作。

辩方指出本案的事实争议不大，控辩双方的分歧是如何诠释《国歌条例》所指的“侮辱”。辩方指，条文列出“侮辱”定义时特别提到“侮辱就国歌而言，指损害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的尊严”，认为立法机关加上此句之目的是限制法例的宽阔度，避免市民发表与国歌有关言论时误堕法网。

就被告当日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裁判官指有证据显示“社会事件”期间有人唱该歌曲，问到虽然词词未必直接损害国家尊严，但歌曲近年被使用之目的应否纳入法庭考虑。辩方回应，该歌曲并非2019年“反政府示威”的“专利品”，歌曲有自身历史，但“俾人骑劫咗（被强行赋予其他意义）”。辩方还指，该歌曲与国歌有相似之处，同样提及“奴隶”、“吼声”，也“都是呼吁人们战胜逆境的革命号召”。

同志权益案：港府为聘英国御用大律师而申请改期聆讯，被终院拒绝

香港法院此前分别裁定房屋政策及遗产条例排除同性配偶的家庭成员身份属于违宪，港府获批准上诉至终审法院，三宗相关案件排期于今年10月聆讯。然而港府拟就三案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David Pannick）担任代表律师，并因应彭力克无法于10月出席聆讯而申请改期，至5月14日被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拒绝申请。

港府一方指出，三案涉及“重大而广泛重要”的问题，判决有机会对香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彭力克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香港法律发展也有丰富经验，难以被取代。

不过，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在判词指出，法庭认同彭力克的资历，以及他对本案的熟悉程度，可以理解政府一方聘任他为代表律师的意愿，但政府一方提出的理据并不足以令法庭重新排期聆讯。林官指出，彭力克未能参与聆讯并不会对政府一方构成不公，而政府一方可以与其他著名海外大律师接洽，但未有资料显示政府一方曾经连系其他大律师。

判词还提到，其中一案的司法覆核申请人 Nick Infinger 提到押后聆讯会对他构成不公，因为他的公屋申请已被拖迟了一段时间，比平均轮候时间更长。政府房委会一方曾经提出反驳，指案件胜诉只会促使房委会重新考虑他的申请，而不会促使房委会立即向他提供公屋。不过，林官认为延迟聆讯的确会进一步拖迟 Nick Infinger 的公屋申请时间。最终，林官驳回政府一方押后聆讯的申请。

两人因刑事损坏器官捐赠名册，分别被判囚8周和4个月

2023年5月传出港中两地研究建立恒常的器官移植互助机制，香港舆论出现质疑机制影响本地器官移植分配的声音，更有人在社交平台呼吁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事件衍生两宗案件中两名被告于5月被判刑。

其中，一名学生被指冒认艺人曹永廉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又增尝试在系统输入前特首林郑月娥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个人资料。他承认一项刑事损坏罪，被判囚8周。

另一名被告报称任职设计师，被控两项刑事损坏罪，经审讯被裁定罪成，于5月2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指，他于或约于2023年5月23日，两度在香港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或损坏属于卫生署财产，即误用一台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系统的电脑，意图摧毁或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经是否会被破坏。

裁判官崔美霞判刑时指出，被告使用他人及虚假的资料登记器官捐赠名册，导致系统速度减慢之余，直接损坏器官捐赠名册，严重损害公众利益。裁判官指，案中真正受影响的是香港等候捐赠器官、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

裁判官强调案情非常严重，而且案件严重性不会因被告自称对系统好奇、希望测试系统而减低，判刑有必要反映损坏名册属于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加上被告两次犯案，监禁为合适刑罚。

「在移居之后的新抗争里，在台港人希望其他人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只记起现在“黑暗的事实”。」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许恩恩、依珊 发自台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不论你是为选举积极了解公共事务，抑或认为不投比投错更好，我们都想听听香港人在新地方对投票和选举的所思所想。」

端传媒特约编辑赵云、编辑李慧筠

移居他方，在新的国度投票，也标志著有份决定新地方的命运（哪怕影响只有一点点），算不算一场“忘记过去、努力未来”的仪式？

今年多个民主大国如英国和美国都会举行大选，英国部分区域早前亦曾举行地方选举。传统上移民社群的投票率通常较当地人低，香港这一波移民浪潮手握一票，你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你住的社区的选举文化如何？“你而家喺边”今期专栏特别开设以“投票”为主题的征稿计划，不论你是为选举积极了解公共事务，抑或认为不投比投错更好，我们都想听听香港人在新地方对投票和选举的所思所想。

今期征稿表格按此，投稿若被选中将有稿费。

“你而家喺边？”是端传媒推出关于港人离散的新栏目，持续收集和刊登在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我们订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题，只要你是在2019年后移民离开的香港人，都想邀请你写几百字，分享你的生活琐事和观察。如果你更早离开香港，或非香港人，却对2019年后这一波港人离散有第一手观察，亦欢迎你投稿。

凭一个个故事万花筒，慢慢拼凑出离散中香港人的样子。本期“投票”主题征稿的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14日，HKT 24:00。我们期待收到你的“投票”故事。

免费登记接收英国大选限定电子信

英国首相辛伟诚早前出人意表地宣告大选将于7月4日举行。今届大选，超过10万名拿著BN(O) 护照签证入境的移英港人，只要在6月18日前登记选民，就可以用英联邦公民的身分，跟英国公民一起投票，决定英国的未来。如果想知道更多，可以登记接收端的英国大选限定新闻信，在自己电邮接收懒人包，和关于大选的资讯和分析。（延伸阅读：投票喇！输入Email即可免费接收英国大选资讯）

问与答

问：这个专栏的目的是什么？

香港于2019年后出现一股离散潮，离开的人、未离开或不打算离开的人之间出现不少讨论，移民既是个人选择，同时是一种社会行动。我们希望在各种声音中，透过呈现移居港人不同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呈现一幅纷陈的香港人图画。

问：当我的文章被选中并刊登，操作过程是怎样的？会有回馈安排吗？

我们如认为故事合适，将联络作者确认和编辑文字，商讨呈现方法（如附以照片、声音等）。一旦选用，我们将会附上薄酬和会员订阅折扣；如未选用，也会附上订阅折扣以表感谢。

问：为什么表格需要收集部分个人资料和联络方式？你们会怎样使用、保护这些资讯？

为了确保故事的真实性，我们需要联系投稿人，投稿人可选择留下任何形式的称呼方法和选择认为安全的通讯渠道。如果你不想透露身份，你投稿或与我们联系时都可以匿名。我们会以本机构对待受访素材的严谨规格，处理相关投稿内容，以及保密个人资讯和联络方式。

我们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网络媒体，如想了解更多可前往：https://theinitium.com/。
如有问题，可以联络 tinyhkstories@theinitium.com。

「47人中，刘伟聪和李予信被法庭宣判脱罪，律政司下午指将提出上诉。」

端传媒编辑部

报导最后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下午5时

逮捕始自2021年1月6日的“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审讯历时118日，今日（5月30日）对16名不认罪被告作出裁决。早上约10时15分，法庭宣判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其余被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下午2时半，法庭再开庭，律政司马上指会就被判无罪的刘伟聪、李予信二人提出上诉，并申请撤销李、刘原来的保释，表示担心两人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在休庭10分钟后，法庭决定维持两人保释，条件为每月到警署报告一次。随后，有罪成被告申请保释等待判刑，不过遭法官驳回，随即散庭。

案件休庭至6月25日求情，法官称求情不可超过20分钟，需于14日内呈交。

去年政府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就高院原诉庭由3名指定法官审理的国安案件，律政司可在法庭作出无罪裁决后，紧接著提出拟上诉。律政司上诉期间，法庭要按《国安法》第42条保释门槛决定被告须否还押。目前国安案件定罪率为100％，未曾有被告脱罪。

长达337页的判词已上载于网络。上午开庭不足10分钟就结束。

下午开庭前，包括黄之锋、岑敖晖、徐子见、冯达浚、梁晃维、李嘉达、伍健伟、胡志伟等人在警员的看守下走到被告席前，期间胡志伟与观众席的友人点头示意，友人们大力挥手，面有慰色。惟审讯不足40分钟便结束。有市民对于法庭迅速审理感惊讶，有人问道“听日唔开呀？”，另有人答“6月25号呀！收工喇。”现场保安不断催赶公众人士离开。

约4时，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西九龙法院回应判决，他称法官判词指出有关罪行严重，各被告有不同程度参与和角色，显示他们是目无法纪，以身试法；今日的裁决是“当头棒喝，让他们知道，当时做的事是犯法。”

李桂华表示，经过118日的审讯，希望公众明白“初选只是一个幌子”，最终目的是令政府瘫痪。“如果当时不是当机立断，香港可能踏上揽炒十部曲的结果，继续有很多不同示威、制裁，社会继续停顿下去。”李桂华说。

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参与初选的选民的角色。李桂华表示，初选只不过是案件中“好小部分”，最重要的是涉事人如何合谋想颠覆政权、令政府无法运作。另有记者问及初选案大搜捕中包括涂谨申、邝俊宇等8名未被起诉和获准保释的民主派人士之后的处理，李桂华指案件仍在调查，目前不会发还旅游证件。

案件经过两年多的羁押，于2023年2月6日假高等法院（移师至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至开审时，31名被告认罪、16名被告不认罪。16名不认罪被告为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予信及余慧明。其中有6人目前正在还押，包括吴政亨、林卓廷、梁国雄、何桂蓝、余慧明、邹家成。余慧明及邹家成一度保释成功，后被撤销。

不认罪被告中，除杨雪盈、黄碧云、林卓廷、梁国雄未有作供，吴政亨及柯耀林未作供但传召证人作供外，其余人士均有亲身作供。控方则共传召12位控方证人，其中包括被告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此外，辩方代表曾经要求传召林景楠作供。（延伸阅读：香港国安最大案：47人案证词集）

此案是港区国安法下、以被告人数计，规模最大的案件，又称“47人案”。47名来自香港民主阵营不同光谱的人士，因为在组织和参与了2020年7月的一场民主派内部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若罪成，按港区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负责法官为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衡，不设陪审团。

在国安法下，颠覆罪罪成后分为三级罚则：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法庭对不同被告参与程度的宣判，可能会影响他们各自的量刑。

2021年1月6日，香港警队国安处拘捕多名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当时有53人被捕，之后获准保释；2021年2月28日，警方要求被捕人士提早报到，之后正式对47人落案起诉，于2021年3月1日开审，从那时开始，超过30名被告（包括已认罪人士）一直被还押，已经在狱超过3年。

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的理据

开庭前，包括胡志伟、 岑敖晖、王百羽、黄之锋、徐子健等数位认罪被告在第二庭被告栏旁听场。有头发花白、手持拐仗的老人遥遥向被告席挥手示意；有中年市民拿著手机，尝试逐个对认被告栏中的各人，“王百羽呀佢系！”、“都系之峰个样最后生”、“最近𠮶个系梁晃维”、“哇佢瘦咗好多”。

早上10时11分开庭。法官旋即宣布16名被告中，除了刘伟聪和李予信，其余14人全数罪成。法官指网上已颁下近400页判词，不到10分钟即宣布休庭。

大量市民感到错愕，宣判后仍留在庭内不愿离去，有市民向被告栏中的各人挥手，有人眼泛泪光。围聚在正庭外等待的市民相拥、抱头痛哭。现场保安人员则著市民赶紧离开。

10时36分，被宣判无罪的刘伟聪步出法院外，有数名警员紧随，他至法院对面马路外才受访。他指：“各位，今日我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里面其他朋友。如果今日有任何主角，这份判词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去看看法官怎么处理本案。”对于律政司会否上诉，刘伟聪表示，“下午就能知道。”

邻近11时，被判无罪的李予信亦步出法院，被大批镜头包围。李予信表示，“多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关心，因为律政司表示有可能上诉，我此刻都不能表达太多意见。”李予信称自己心情平静，“想和屋企人饮餐茶，我未见到屋企人。”

判词中，法官接纳前公民党成员李予信的大部分证供，相信他原先并无打算参与初选，亦无参与任何协调会议；他是在较后期才加入，原不获公民党内批准参选，及至2020年6月中，他在运动中被捕后才获党批准参与。

另外，法官相信他对公民党在2020年3月25日召开记者会的准备会议并不知情；同时不知道党于6月11日以党名义签抗争派发起的《墨落无悔》，因为李当时未正式成为参选人，无法肯定他是否同意《墨》内容，故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至于大律师刘伟聪，法官指他参与初选时未提倡五大诉求和否决预算案，他们就刘是否支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认为有合理怀疑；法官认为不能从证据作出唯一合理推论，证明刘在国安法后认同案件中的谋划，亦不肯定刘在任何阶段有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因此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审讯中曾争议刘的名字有出现在《墨落无悔》声明，刘辩称他从未签过，因不想“政治自杀”而未作出澄清。考虑当时政治环境，法官接受其解释。而facebook专页或初选论坛上，刘都未提议否决财案，对于刘是否认同“无差别”否决财案存疑。

此外，法官指刘曾提交初选的提名表格，条款列明确认支持和认同协调会议的共识，对于他在庭上称不知九西参选人达成有捆绑的协议，当选人不一定运用否决权，法官表明不接纳，因为刘曾阅读墨落，肯定知悉初选其中目的是无差别否决财案，迫行政长官回应“五大诉求”。

“这一刻终于来了”。宣判后，26岁的王先生在法庭外伫立，“证实了大家不会再有空间去幻想，终于要面对事实，个红线就系咁尽。”王先生早上特意从港岛来听审，他形容是次审判有如台湾美丽岛大审，是香港史上很重要的一刻。他说自己作为仍未移民的香港人，前来听审是仅余可以做的行动，“作为香港人，想令自己记得这一刻。”

他身著印有乐队My Little Airport歌词“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very wrong”的T恤。王先生说，除了希望带出文字的意义外，还因为自己的朋友曾在2019年被捕时穿著同样的衣服。他认为歌词代表了一代人的想法和信念，“有啲野觉得值得做，就去做。”

在法院外，黄女士与友人一同在现场观察，身旁有警员驻守。黄女士是其中一名前区议员被告的相识街坊，今日特来支持。黄女士对判决感到意外，说“个官真系揸得好紧”（法官真的捉得很紧)。她认为初选发生在国安法前，当局追溯指控做法荒谬。“宪法赋予咗佢哋（47人参选）权利架嘛！”

判词要点

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第一宗“串谋煽动颠覆国家罪”。

公诉书指，该案16名被告与其他承认控罪的31名被告共同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的是《港区国安法》第22（23）条，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根据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罪。

控罪中可提取四个关键词：“串谋”以“非法手段”、“严重干扰”，达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于宣判前的控辩双方关键争议，判词要点如下。

1、阐释何为“国家政权”？何为“颠覆”门槛？

该案法律争议之一，涉及罪行中的“颠覆国家政权”。

辩方认为，《国安法》或其他地方均未对“颠覆”和“国家政权”这两个词句作出具体定义，故有关罪行有欠肯定。

判词指，由于《国安法》并未对上述词语有具体定义，故应按“立法目的”诠释。法庭引用中文词典《辞海》的定义诠释：政权也称为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或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法庭考虑法律文意时采用终审法院诉黎智英一案、港区《国安法》立法原意（即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和互补）、香港法例对“国家”“权、权力”的定义和《基本法》第62条形容香港特区政府职能。

综合以上四项要素，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保护的“国家政权”指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各种权力，以及政府不同组织（例如政府部门/政策局）所履行的职能。”

判词续指，就“颠覆”一词在制定《国安法》时的社会情况和法庭对“国家政权”的诠释后，认为《国安法》第22（23）条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足以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强调，有关“干扰、阻扰、破坏”必须达到“严重程度”。

2、《基本法》第73条下规定的职权，是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就此，辩方提出本案另一法律争议：违反《基本法》73条下的职权，会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根据《基本法》第73条，立法会行使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公共开支的权利；并无提及不能否决议案。就此辩方认为，议员行使否决权——即便是为了实现“五大诉求”——也并非违法；就算议会否决政府预算案，《基本法》也早有解决机制。因此，辩方认为，按照《基本法》规定行使否决权，称不上是“非法行为”。

控辩就此有三大涉及犯罪“行为”及“意图”的争议。最终，判词认为：对“其他非法手段”的狭义诠释，违反《国安法》立法目的。

“非法手段”须限于“武力”否？

根据《国安法》第22条，辩方认为，“其他非法手段”，应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

判词指：《国安法》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国安法》第22条是订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例，目的显然是为防范及制止背后的“祸害”，即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引用全国人大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的“说明”，和5月28日通过制定《国安法》的“决定”，认为二者相继指出：“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等非暴力行为，可令国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坏”，“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法庭强调“任何”的字眼，认为：该“说明”和“决定”提及“任何”活动，并非单指关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活动⋯⋯即辩方提出“其他非法手段”一词应作狭义诠释的说法，有违《国安法》的立法目的。

也即，法庭认为根据针对祸害的原则，《国安法》第22（23）条的诠释，不但须涵盖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还须涵盖其他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需限于刑事否？

辩方又指：“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必须为“刑事罪行”。若把“其他非法手段”诠释为不足以构成完整刑事罪行的行为，会造成《国安法》第22条的范围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如果把民事过失也包括在内，可能令“其他非法手段”一词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

法庭指，依据《国安法》可认为：所有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或活动，不论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能视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法庭结论是：“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并不止于刑事行为，而是包括“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目的是要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防范颠覆国家政权罪行。

至于非法手段所涵盖的确切范围，即民事过失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法庭认为无需就此事表达肯定意见。在本案中，法庭只需就“违反《基本法》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此问题作出决定。

被告需确切知道手段确为非法，否则不知者无罪？

就“非法手段”控方需进行证明，对此控辩双方无异议。但辩方指，控方必须证明各被告当时知道涉案的手段是非法的。其论据续指，因此辩方可提出真诚但错误相信（第一被告戴耀廷提倡的）该等手段属合法手段，作为其辩解理由。

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并非绝对责任的罪行，反而是带有特定意图的罪行。如果控方未能证明该等双重意图，则无法证明有关罪行。

法庭指，经过仔细考虑得出的结论是：控方无须证明各被告知道有关手段属非法手段。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非法”一词，明显是形容“罪行”中的犯罪行为，而并非所需的犯罪意图；否则，被告即可基于自己对法律无知，提出辩解理由。

议员行使职权，是“非法”吗？

判词指出，法庭认为议员“集体肩负宪制责任，在需要时依据财政预算案的利弊，对之审核和通过”。

因此，“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始以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是违反《基本法》职权规定和拥护《基本法》的规定。

判词强调，“若此等行为具有严重破坏政府或行政长官权力和权威的意图，更不在话下。”

法庭补充，议会特权不适用于本案；再者，《国安法》第62条清楚说明，本地法律规定与《国安法》不一致的，适用《国安法》规定。

法庭再总结：若各人怀有控罪所指的意图，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会否必然地“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答案为肯定的。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审讯期间，亦有数名被告提出不会无差别否决议案。

3、“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串谋”是否成立？法庭：这或许不是空想。

从一开始，控方力图证明，47名被告因为参与了协调和初选，因此都参与了“一个串谋”。“串谋”关键是实现“35+”和否决财政预算案。

“串谋”指，被告若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35+议席，将对政府提出的任何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支不予区别地否决，意图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否则就解散议会及令特首下台。这就构成“滥用否决权”的“非法手段”，目的是引发“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达至国安法下颠覆罪所指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辩方就此提出争议，指：被告不可能取得35+；即便议席过半，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也未必全如戴耀廷所想；戴耀廷的想法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目的也有不同。

对此，法庭观点如下：

这场“串谋”，初选计划起点是第一被告戴耀廷的构想“立法会取得过半议席”，该想法发表在2019年12月的《苹果日报》文章《立会夺半 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判词称之为“没争议的事实”。

呈堂证据显示，戴耀廷在报章和Facebook发表多篇文章宣传“35+”计划和行使否决权迫使特首对“五大诉求”让步的想法。

法庭认为，在2020年3月和4月，“35+”的终极目的和目标已经非常清晰：“第一被告目的和用意就是要利用该谋划破坏、摧毁和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所建立的体制。”

在审讯过程中，初选协调会议和机制协议、初选记者会、《墨落无悔》声明、抗争派记者会等被控方作为证据。数名不认罪被告在作供时，对各议题有不同说法。

法庭指，看到协调会议形成的四项协议中没有“否决”事项。然而，法庭认为，协调过程绝非止于协调会议，会议结束后，“运用否决权是绝大多数参选人已达成的共识”。法庭又指，《墨落无悔》声明，源于对不要求签署声明的不满，声明中可见“共同纲领”乃一众候选人的合作基础。法庭续指，初选后的记者会中，第一被告曾说明，“​​参选人已在协调会议中达成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协议”，后来抗争派更声明，会“按协议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

判词指，若“35+”顺利进行，控方的串谋指控，即通过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和下台，便会被推进。随著抗议升级，五大诉求的内容曾有过变化，最后一条诉求从要求行政长官下台变为要求双普选，但法庭认为，要求行政长官下台的诉求一直存在，只是名目不同。

判词指出，第一被告提及“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概念时，法庭毫无疑问肯定他所指的，是《基本法》第50至52条中整体的否决权力，以及运用此等权力后带来的后果。而法庭肯定，第一被告已对参加协调会议的人士，解释了他的步骤和追求的结果。

最终，关于“一个串谋”的指控，法庭结论是，“这或许并非是一个空想”。在此基础上，政府执行任何新政策会受到严重阻碍，“政府和特首权力和权威被大大破坏”，会对香港造成宪制危机。

法庭回到上述1、2法律观点，总结认为：若各方怀有如控罪所指的意图来进行该谋划，必然构成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或令成功的候选人参与这等行为。

以下内容的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上午11时20分

开庭现场

47人案判决备受瞩目。第一日判决日早上，警方在法院外采取严格戒备。法院正门外的行人通道上设置了比过往更多的铁马，记者主要被限制在两个专门区域。西九龙法院外沿途街口有警车和便衣驻守，法院内外均有大量身著防刺背心的警员看守。

端传媒记者在现场观察，早上8时，法院外已有约百名人士排队等候听审，一条细长的人龙排到英华街综合调解事务处后。根据《法庭线》《集志社》报导，有些人士自昨日起自带折凳、干粮连夜排队，另有人则称不知道今日为何案件；有旁听过多次的市民称，认出有排队人士为排队党，后者此前亦有来过现场占位。

30多岁的赵先生昨晚12点已经来到法院外排队，他身穿风衣，脸上戴著黑色口罩，仍盖不住脸上的疲态。他向端传媒表示，2021年47人案落案起诉时，已经开始关注此案。“要比佢哋（他们）知道，庭内庭外都仲有好多人支持紧佢哋。”

对于有61万人在初选投票，赵生反问政府为何不也起诉那61万人？他还表示，若政府认为事件违法，为何当初又会容许事件发生。“法院前的正义女神，以前代表公平公正，现在就是甚么都睇唔到，因为国安法已经指定了法官。”他叹道。

30多岁的小灵从昨晚11点便到法院外排队，他自带露营椅、干粮和零食，在法院外形成一面另类的风景。小灵表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被告朋友。虽然他近来都有和朋友保持正常联系，但仍想亲身到现场支持。只因整件事“好荒唐、好荒谬。”

早上9时许，不认罪被告刘伟聪抵达法院外。他身著一身深蓝条文西装、打著粉色领带。对于记者“今日心情如何”的提问，刘伟聪用精神的声音回答，“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多谢大家。”被告彭卓棋身穿黑色西装，他已剪短头发，以平头现身。被告杨雪盈身穿一身白裙在九时半抵达法院，面带微笑。彭、杨二人短暂在媒体区前停留、拍照，没有发言。

获得保释的被告李予信今日身著黄蓝色主调的衬衫来到法庭，他在29日晚于Facebook发文，“我之后有可能失去自由，有可能以后将不可在这里当社工或在其他专业岗位上发挥，也有可能失去在世界舞台上代表香港跳舞的机会。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无论结果为何，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其实早已每天不断地面对著最严峻的挑战。”

另一不认罪被告邹家成正还押，他的社交媒体今早更新，指“由于我决定不认罪、经历抗辩，再到今日面对判决，我都抱著既不期盼也不气馁的心态。未来难以预测，生命充斥著无数不可控的因素，唯一引领著我的，是信念和原则。于一个当下做最正确和最无悔的决定，而我完成了。”

国际政党和舆论十分关注这次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包括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领事馆都有派员到场听审；纽约时报、CNN、BBC、美国之音、法新社等等多间国际媒体也有来到现场报道。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今日亦有到场。进入法院前，刘慧卿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很伤心，里面的人很多已经关押了三年。”刘慧卿表示，她不仅是来支持该案，也是来支持香港的制度，“香港有自由、法治、安全，有一国两制，香港应该返返去很安全的情况，香港已有《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基本法》。”

刘还表示，自己希望媒体也可以自由采访报导，而不是被监禁，“ 我们香港人可以有示威、媒体、信仰、艺术各方面的自由，这是我们要争取和支持的，今日希望法庭可以向全世界发出讯息，香港可以迈向像以前一样自由安全的城市。”

根据《文汇报》报导，今早9时，包括被告梁国雄太太、社民连成员陈宝莹和曾健成、黄浩铭、周嘉发、余伟彬在法院外抗议时，被警方以“行为不检”拘捕。

案情焦点：“五大诉求”、“揽炒”

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审讯中成为焦点，一个是“五大诉求”，另一个是“揽炒”。

2019年的示威运动最早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允许数种刑事罪行的嫌疑人被移送大陆审理而引发，因此被称为反修例运动。在2019年上半年多次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之后，港府续在立法会恢复二读条例，推进修例，引发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首次包围立法会，以图阻止恢复二读，港府以防暴警出动催泪弹等多种镇暴武器驱散，并宣布当日示威为“暴动”。

由此示威日渐升级，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第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第二、撤回暴动定性；第三、撤销对示威者的控罪；第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队滥暴滥权；第五、立即实行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双普选”。

控方认定，要政府实现“五大诉求”和要求政府渎职无异，因此政府不可能满足“五大诉求”也因为众被告明知如此，所以他们是决心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但有被告抗辩，争取“五大诉求”没有问题，政府也可以做到，以“五大诉求”为标准判断是赞成还是否决预算案，并不违法。

另一个概念是“揽炒”，控方将“揽炒”翻译为 mutual destruction，即同归于尽、双输的局面，并以戴耀廷发表的《揽炒十部曲》为基准解释这个概念，指根据戴的“十部曲”计划，揽炒是一个“邪恶计划”，目的就是要让香港陷入宪制危机、刺激香港和北京当局铁腕镇压、香港出现流血事件、从而让国际社会围堵制裁香港。但有被告抗辩，称“揽炒”是示威者不怕牺牲自我的精神，是要提高政权打压的代价，从而让政权重新回到谈判桌与示威者谈判。

民主派初选案是国安法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被告涵盖民主阵营由传统温和到本土激进的光谱。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两个投票日共有超过61万名香港选民参与投票，此案也因此被普遍视为国安法对香港民主和政治反对派的审判。

在2020年7月11、12日初选投票日之后不久的7月底，港府就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推迟立法会选举至少一年，民主派候选人，无论有无参与初选，实际上都没有参加到正式的立法会选举。

在实施国安法的同时，北京和香港当局也在落实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常委决议和香港本地修订法例的方式，强化公职人员——包括议员、区议员、公务员——宣誓效忠的要求，并修改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组成。在初选案审讯完结之际，立法会和区议会中都已经没有往昔的反对派。

47人案被告名单：

47名被告依次为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静、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黄碧云、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何桂蓝、刘颕匡、杨岳桥、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范国威、吕智恒、梁国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晖、王百羽、李予信及余慧明。

「解说错重点、未打铁趁热、讨论气氛改变……受访者归纳了征费实施无期的几大原因。」

端传媒记者郑淑华

香港垃圾征费措施暂缓前五天，九龙新蒲岗新光宴会厅的员工如常将剩菜和垃圾送进厨房。不同往常的是，洗碗工快速冲洗碗碟，一边捞起凤爪骨扔进紫色厨余回收桶，纸巾团则丢入普通垃圾桶。她说，“之前不管是什么，全部放在一起。”

原订在2024年4月1日实施的垃圾征费，于今年1月二度延期，改为先开展“先行先试”计划，向政府大楼、“三无大厦”等14个处所提供免费指定袋及标签。两个月过去，作为试点之一，陈经理说酒楼员工已习惯分类垃圾，但“用一个胶袋就是钱”，人手压力和市道疲弱下，她觉得延迟最好。

5月27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和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再宣布暂缓垃圾征费，未有订明落实日子。卓永兴指，“先行先试”参加者认为操作繁复、垃圾弃置量没有太大改变等，又指由年初至今有七八成市民反对8月实施垃圾征费，暂缓“甚至是唯一决定”。曾经对推行征费“有百分百有信心”的谢展寰表示，要改变全港市民习惯、处理问题是很大挑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准备好”，但政府重视减废的初心从没改变。

香港的垃圾征费讨论萦绕近20年，由2005年开始横跨五届政府，经反复讨论、试行和咨询后，在2021年通过，落到现届政府手上，最终两度押后并无限期暂缓。而由2021年至今，政府花费港币1.77亿元推动垃圾征费，宣传推广达3000万元。端传媒走访前环境局副局长、公共政策学者、试行计划中的酒楼、环保团体和民间回收组织，探讨这个铺排多年、原意良好的政策为何触礁。

「当局指六人经营专页发布相关邹幸彤、六四和支联会等内容，是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

端传媒编辑部

5月28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次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根据《基本法》23条订立的条例）拘捕六名人士。警方新闻公报指六名人士包括五位女子和一位男子，年龄介乎37岁至65岁。警方指，他们涉嫌干犯条例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这是今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的首宗案件。

公报指，一名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的女子，透过另外五名被捕人士，自2024年4月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个社交平台专页，利用“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网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据《明报》等报导，被捕人士包括正因另案还押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除此之外，还有邹幸彤的母亲邹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关振邦、前民主派区议员陈剑琴和牙医李盈姿。

保安局长邓炳强下午召开记者会时确认被捕人士包括邹幸彤，而涉及案件的社交媒体专页为Facebook页面“小彤群抽会”。邓炳强指，邹幸彤与另外五人串谋运作社交平台，被捕人士并非简单批评政府，而是涉嫌透过发布煽动言辞，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作出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邓炳强还指，近期另一宗案件上诉庭指出，文字往往可以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而煽动文字可能导致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对于记者提问，“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并未正面回应，他指“日子本身不重要”；就提及六四和维园、公开悼念六四等是否违法的提问，邓炳强则指并非提及“敏感日子”就违法，利用相关课题做出煽动行为才违法。

此外，香港警方还表示，已经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其中五名被告的住所、检取一批与该案有关的物品，包括用作发布煽动意图讯息的电子通讯装置。警方指，根据法例，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最高可判处监禁七年，“意图危害国安分子不要妄想可在网上以匿名方式逃避警方追查”。

港府在今年3月就《基本法》23条快速立法。《条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规定，任何人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发表具煽动意图的文字，最高可判处监禁7年；若勾结境外势力做出煽动行为，最高可判处10年。法例规定，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无需证明有关作为、文字或刊物(视何者属适当而定)具煽惑他人作出扰乱公共秩序的作为的意图”。

另外法例写明，在裁判法院授权下，警方可在未经起诉情况下，拘留最长时间限制由48小时上调至16天；“危害国家安全情况”下，若裁判官批出手令，警方可在拘捕48小时内限制被捕人士咨询律师，或在拘留期间限制咨询指定的律师。

一星期后为六四35周年。去年，香港第三年未见公开的六四悼念集会，亦为第四年未有合法六四集会；2020年，市民无视防疫禁令自发到维园悼念示威。2023年，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在维园举办“庆回归26周年”嘉年华，今年多个同乡社团再申请在六四当日于维园举办嘉年华。

专页“小彤群抽会”发布邹还押情况、收集六四记忆

根据Facebook“小彤群抽会”公开内容，该专页自2023年5月开始更新。该专页日常发布与邹幸彤相关的资讯，包括邹还押期间的情况、其涉及六四和支联会的案件进展、在海外获得人权奖的新闻及其感言等等。专页未有说明发布内容人士与邹幸彤的关系，不过许多内容口吻是以邹幸彤第一人称发布。

根据专页2024年4月发布的帖文，专页团队正在收集关于支联会国安案件相关的事实证人及证词资料，证词内容包括六四相关的个人经历和记忆等。

今年是六四35周年。自4月30日，专页开始连续发布关于六四“35个片段”的帖文，每日更新一则关于邹幸彤个人的六四记忆，帖文指，“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也是一份‘证词’”。这个帖文系列除了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的记忆，亦有涉及关于支联会、往年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等。最后一则帖文在5月27日晚间近11点发布，为该系列第28则贴文。记者翻查目前已发布的28则贴文，未有提及有关今年6月4日活动的相关内容。

邹身负多宗审讯，包括六四煽惑及支联会案

邹幸彤现年39岁，为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目前邹幸彤身负多宗案件，包括2021年“六四煽惑案”、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案件。

2021年，警方以防疫为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邹幸彤被指在六四期间于个人社交平台和报章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控煽惑集结，后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囚15个月。邹幸彤提出上诉后，获得高等法院裁定得直，撤销定罪和判刑。而后律政司向终审法院上诉得直，今年1月终院裁定恢复原审定罪。2月，高等法院宣判维持原审判决的刑期。

同为2021年，支联会因被怀疑为“外国代理人”且拒绝向国安交出组织相关资料，邹幸彤及4名常委徐汉光、邓岳君、梁锦威、陈多伟被捕，而后被控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相关条例。这宗“不遵从指令提交资料”案件最终被判罪成、囚禁4.5个月。裁判官裁定毋须证明支联会是否为外国代理人，只要拒绝交资料就是罪成。

今年4月25日，包括邹幸彤、前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在内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管理聆讯。庭上法官指该案不会在今年内审理，6月24日将处理更换法官的申请。

而除邹幸彤外，去年6月4日，刘家仪和关振邦曾在维园悼念六四，手持A4纸写上“个人悼念六四”；李盈姿亦在同日于高士威道一带摆放“具煽动意图物品”。当时三人被警方指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而被捕。

「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2023年五月，我收到特殊清洁师卢拉拉的电话。“我收到一个清洁的委托，想要请你帮忙⋯⋯”

卢拉拉是我在采访孤独死议题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请教他业界方面的知识。2018年，我从香港搬到台湾。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假如我在台湾不幸意外过世，身为独自在台的外国人，之后的事情就麻烦他了。

“是这样的，对方是香港人，不太会讲国语，想说请你帮忙翻译。”

不到一分钟，话筒来熟悉的广东话，因著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特地从香港来台湾，为哥哥处理身后事的阿晴。

「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春节前，我亲自去香港开通了我的香港银行账户玩美股理财，有很多朋友私下咨询我相关问题，看来大家对境外投资、境外银行开户的事情很感兴趣。

香港银行开户有一个硬伤：必须本人亲自去一趟香港办理（香港中国银行支持肉身到香港通过网络办理），内地隔离见证办理的话，门槛太高（见下图）。

最近研究发现香港之外的证券商像长桥新加坡账户，偶然发现可以实现香港证券无法进行的投资。我这才发现相比香港银行卡，新加坡银行账户也有独特的优势。并且，新加坡华侨银行OCBC完全支持在中国内地远程在线开户，无需亲自线下去银行柜台。即使比起我的英国银行账户，新加坡的银行账户也有其独特优势，它离中国近，对华友好，金融中心，且对中国免签国家，比起其它国家，真有需要去一趟新加坡也相对容易。

之前答应整理一个新加坡华侨银行OCBC远程开户教程，下面我介绍一下新加坡OCBC银行线上开户的步骤。

首先，为什么要开OCBC账户？优势明显：

• 最容易开的离岸账户，接受APP线上开户，并且是实体银行——新加坡第二大银行。
• 对比香港，资产配置方便、有效分散风险，新加坡是中立国。
• 有了离岸账户，才能方便境外炒股，买美元货币基金，可投资美股、港股、新加坡股票——能入金盈透证券、嘉信理财、富途牛牛、长桥证券。
• 用介绍人代码：528S37JB 开户奖励15新币，约人民币80元。

其次，申请华侨银行OCBC账户，首先你需要准备以下资料文件：

• 有效期超过6个月的个人护照。

• 有NFC功能的智能手机——需要NFC扫描护照内置芯片。

• 有效期内的身份证——需要拍摄身份证正面。

• 本人亲自操作——需要人脸识别认证。

• +86的大陆手机号——需要接收验证码。

• 最少准备1050新币（官方要求是1000新元，约5600元）入金验证激活后有15 SGD奖励充值超过1000 SGD激活账户。

下面是具体的通过OCBC APP远程开户步骤详细攻略

1、选择语言：APP安装完成（苹果手机应用市场搜索OCBC Digital，安卓华为应用市场也有，也可在官网 www.ocbc.com 找到），打开后把语言换成中文，点击注册成为新用户。

2、注册方式：选择电子护照，然后再点击“开始申请”。

3、输入介绍人代码：528S37JB （通过它可得到15新币，人民币80元左右，不输入介绍人代码也可以开户，但没有任何优惠）。

4、提供你的联系方式：输入自己的联系方式，可以选择中国大陆+86的手机号的，再输入常用邮箱，进入下一步，收取手机验证码后再进入下一步。

5、护照编码录入：打开护照的照片页面，用手机扫描一下底部的条形码。

6、NFC识别护照芯片：把护照合上，对着护照封面扫描（确保手机开启NFC），识别过程最好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拿着手机严丝合缝贴在一起慢慢移动，读取的时候（有绿点闪动）就不要动了，绿点点都加载完就说明扫描成功了。

7、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扫描身份证正反面，根据要求摇头点头眨然后人脸识别验证，眼就行——注意光线要充足。

8、核对邮寄地址：国家选中国，邮寄地址默认用你身份证地址翻译过来的。实际收件地址不一样就取消勾选”使用我的登记地址”，然后填一个新地址，一定要在地址第一行最后加上自己的手机号，避免跨境信件邮政投递不到位，还可以电话联系。

9、就业信息：工作类型选受雇人士，资金来源选就业。

10、税务信息：税务识别号选择“是，我有”，税号输入身份证号。政治国家选择中国，工作任务选“不，未曾担任”。

11、接收通知消息渠道：勾选“电子邮件”、“短信”，勾选”本人确认懂英文”。提交审核。

12、开户审核：大多数人都是秒审秒开户，部分人需要等3-7个工作日内审核。

关于OCBC开户有相关问题或对境外投资有兴趣，如有必要，欢迎添加土木坛子的私人微信（tumuhk），务必备注“美股”，我们一起来探索投资之路，分享有价值的信息。

请注意几个细节

• 注册者存入不低于1050 SGD（官方要求是1000新元），且新存入的资金必须来自申请者名下的另一个银行账户，才能获得15 SGD。

所有账户首年免管理费，账户超过6个月没余额也不活跃，会自动关闭，也可以找客服申请关户，开户6个月内关户需要收取30新元的关户费。第2年开始的管理费：

• STS账户：外国人日均存款不超过2万新元收取10新元/月。
• GSA账户：不需要管理费。
• 360账户：必须在APP上申请360账号默认分配一张VISA借记卡，借记卡最大的好处是更换手机的时候作为验证，其次是可以本地消费和海外消费（比如支付ChatGPT Plus）、ATM取款等。网页版申请360账号没有借记卡。外国人日均存款不超过3000新元收取2新元/月MSA账户（Monthly Savings Account）：日均存款不超过500新元收取2新元/月。

目前比较合适的保号方案是保留GSA账户+360账户或MSA账户。MSA账户需要到网页版OCBC申请开通，APP没有入口。

密码设置、国际购汇汇款方法见下图（可保存图片放大查看）

「一种贴近街市的热闹气氛和亲切感，让我有一瞬回到香港的错觉。」

端传媒特约编辑赵云、编辑李慧筠

“你而家喺边？”是关于港人离散的新栏目，端传媒目前正持续征收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我们订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题，只要你是在2019年后移民离开的香港人，都想邀请你投稿分享生活琐事和观察。如果你更早离开香港，或非香港人，却对2019年后这一波港人离散有第一手观察，亦欢迎你投稿。请按此了解更多。

编者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在深夜读本文！第二期“你而家喺边？”的题目，是“买𩠌／煮饭”，深夜阅读只会落得肚饿想找宵夜吃的下场。不论是白天或晚上，老一辈香港人碰面时总是以问对方“食饭未？”为开场白，食得饱食得好是理想人生的基本指标。

今期的来稿由煮饭寄托对远方亲友的关顾，也有令人会心微笑的“拔龙眼之乱”。离开繁忙便捷的香港到世界另一端，原来亲手将味蕾照顾好，意味著慢慢适应新生活，也是成长的一种。

拔龙眼之乱

Yan，26至39岁，2022年12月移民加拿大多伦多

三月初一个周末到一家连锁华人超市。它的格局跟香港超市蛮相似，只是货架之间的通道比较宽一点。事情就发生在门口的水果区，平时除了苹果、橙这类水果可以自由挑选，像葡萄这类通常都是预先包装好，每包份量相约。只见大约十几个人团团围住两张正方形展示台，还有人想挤进去。好奇心驱使下，我也凑凑热闹。

台中间有堆很高的树枝，牌上写著“龙眼特价1.88加币一磅”。周围的人把树枝上剩余的龙眼拔掉，逐粒逐粒放进自己手上的透明胶袋！要知道超市的龙眼通常都是连著枝叶一大袋，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那时还未入春，竟然有夏天当造的水果特价，而且可以自由决定份量、拔掉树枝才秤重，实在太令人惊讶了！

来了一年多许久没吃过龙眼，于是我奋力挤进人群，正式加入拔龙眼战团。周围的大多是华人，男女老幼都有，只有一两个看起来像印度人的脸孔。大家边拔边讨论：“可以自己把树枝拔走吗？”，“全部人都在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要选这边的，那边比较大颗比较甜！”

路过的顾客问发生什么事，有人答：“龙眼特价呀！”一时间广东话、普通话满天飞，大家推挤著你一颗我一颗地拔，气氛相当欢乐。有些人的胶袋已快塞满了，天知道他们拔了多久。职员见状也开箱把新的龙眼倒在台中央，又有另一批人涌上前。不消一会儿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

那袋近三十颗的龙眼才不过两块多加币，吃起来也很清甜。回想起这次拔龙眼之乱，总会会心微笑。我想是一种贴近街市的热闹气氛和亲切感，让我有一瞬回到香港的错觉，很是想念。

未考到车牌、家中冰箱太小、加上住地铁站附近的我，暂时还未能像其他北美人般驾车大批采购来买𩠌，很多时候我都是独自提著两个环保袋走到超市。比起别人举家推著满车食物去停车场，我每次只买一两袋实在有点格格不入。有时也不禁想，自己只能沿用香港蚂蚁搬家的方式在这边买𩠌，是不是很笨？但来到生活模式几近相反的地方，纵使适应步伐较别人慢，也只能慢慢来了。

你觉得自由的生活是什么？

很现实，但我觉得自由的生活是具备足够经济能力，决定自己和家人想要居住的城市和生活方式，且可以在不喜欢的时候，有能力选择另一种。

由旺角书店，转阵到英国各大超市寻宝

Joyce Lai，26至39岁，2022年6月移民英国

「香港经贸办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卷入间谍案。港府派驻在全球多地的经贸机构，其特殊地位会否受到震动？」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孔力

5月13日，英国以国安法起诉3名男子，涉嫌在当地为香港情报组织从事情报工作，当中包括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松彪。控诉书提及，袁指示其余两名被告，监视在英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及示威者，干犯“协助境外情报工作罪”；又指袁指示其他被告威吓一名移英香港女子，试图闯入其单位，就此被控“境外干预罪”。

案件在西敏裁判法院提讯，吸引大批记者到场报导。裁判官批准三人有条件保释申请，须交出旅游证件、不可离境，亦不得互相接触。散庭后三人分批离开，第一被告袁松彪戴上口罩急步避开记者，第二被告ChiLeung Wai（音译：卫志良）上车离开，而第三被告Matthew Trickett则在法院关门之际突然冲出，掩面狂奔。案件将在5月24日交付中央刑事法院再讯。

经贸办是港府派驻海外、促进经贸往来的官方机构，这次香港经贸办职员涉间谍案，旋即引起轩然大波。事件已上升至外交风波。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则在声明称，所有指控“均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而英方则按外相卡梅伦指示，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要求英国驻港总领事提供案件细节，不能接受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

究竟英国警方如何破案，罗列了哪些证据？事件有何余波，会否动摇经贸办的特殊地位？端传媒综合多间传媒报道及公开资料，尝试剖析这宗牵连甚广、仍在发展的香港间谍案。

「社工注册局近年的决定屡惹港府和建制派不满」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于5月14日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建议修订《社工注册条例》，其中包括保证被裁定干犯严重罪行人士的社工注册会被立即注销。

修例草案指出，现行《社工注册条例》没有赋权社工注册局、或者规定注册局需要即时议决是否将干犯严重罪的注册社工除名，因此建议设立新的机制，赋权注册局向注册主任作出指示，从注册纪录册中剔除相关注册社工的姓名。

劳福局解释，修例草案建议如果有社工被裁定触犯可令社工专业声誉受损、以及可判处监禁的罪行，注册局有权指示将其姓名永久、或者不超过五年的合适期间内剔除，而该名社工可以于28天内提出书面申述。然而，如果有社工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虐儿等《社工注册条例》附表2所列罪行，则注册局必须命令将该名社工永久除名，而且除非注册局所有时任成员另有决定，该名社工的书面申述将不会被接纳。

除此之外，草案又建议社工注册局成员由15人增至27人，选任成员将由五成减至三成，其余七成由行政长官委任或社署代表，改组后注册局最少14人为注册社工。草案还建议全体委员上任前要宣誓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此前的5月10日，劳福局局长孙玉菡在劳福局 Facebook 账户上发表一篇帖文，指控社工注册局犯下“五宗罪”，质疑注册局的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精神，扬言要“完善”注册局的管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孙玉菡表示，他指控的“第一宗罪”是《2022年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附表2）公告》在2022年7月22日生效后，注册局至今未有采取行动建立机制，禁止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成为注册社工，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维护公众和受助人之利益。

至于他指控的“第二和第三宗罪”，孙声称有申请社工注册或续期的人曾经干犯严重罪行，而注册局内虽然有委员强烈反对，注册局仍然以多数票批准申请；孙还不点名提到，注册局同样在有委员强烈反对之下，仍然以多数票通过委任一名“正在由法庭处理其暴动控罪的社工”加入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他形容，此类事件“尤其令人担心”。

外界普遍相信，孙所指的是“阵地社工”成员陈虹秀。事实上，《明报》就曾在今次风波之前引述消息报导，指劳福局曾要求社工注册局重新考虑陈虹秀出任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的提名。

“阵地社工”是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社工团体。BBC 中文网当时的报导指出，团体中的社工有不同分工，“除了像陈虹季一样驻守冲突现场警戒线，还有社工负责为示威者提供情绪和法律支持、保障人权及隐私，也有社工陪同伤者去医院，告知被捕者面临的程序等”。

BBC 中文网报导指出，陈虹秀多年来在儿童院社担任社工，原本工作是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职业生涯中处理过家暴、性侵等问题。陈虹秀提到，她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走进示威现场，直至2019年看到上百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但政府为之不动时，令她极为痛心，再次决定走上前线，“想在绝望中找寻出路”。她形容自己在示威现场的角色，是面对高墙，守护“鸡蛋”。

2020年，陈虹秀被控于2019年8月31日，在湾仔轩尼诗道及卢押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其后，陈于2021年获已离职的前区院法官沈小民裁定表证不成立，当庭释放。但律政司上诉得直，上诉庭将案件发还区域法院重审。辩方此前确认，陈虹秀拟不认罪，案件排期于今年12月开审，陈获准保释。

2023年1月，中联办机关报《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形容陈虹秀是“黑暴社工”，指她被揭发获委任为社工注册局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成员，还披露劳福局“及时发现，要求社工注册局重新考虑”。文章称，陈虹秀“黑暴官司缠身”，但仍然被委以公职，而且是负责处理纪律事务，质疑社工注册局“是在想公然将自己打造成包庇黑暴社工的独立王国”。

陈虹秀5月13日接受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访问时回应，她涉及的暴动案件排期至年底重审，现时她是“no case”（无案在身），既然她未判有罪，却被剥夺她为业界出一分力，质疑港府为改组社工注册局是“借我过桥”。

孙玉菡发文后，社工注册局以主席名义发出长篇文章，就孙玉菡指控的“五宗罪”作出逐点反驳。关于第一点，注册局指出《2022年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附表2）公告》实施后，《条例》规定与《条例》附表2相关机制继续适用于《条例》附表2所列罪行，因此“注册局至今未有采取行动为实施《公告》建立机制，禁止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成为注册社工”的说法未见有事实根据。

就后面两点，注册局称不宜评论个别个案，并指通过帖文就个别个案向注册局作出指称行径并不公平。注册局强调，在委任2023至26年度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成员时，并无小组成员被裁定暴动罪成。

社工注册局主席伍锐明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他相信孙玉菡有误会，已经发信邀请孙会面讨论。伍锐明进一步解释，相关法例在2022年作出修订，将违反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工注册条例附件二的罪行，即当一名社工涉及违法罪行，要获得注册局全体成员的同意才可注册，而国安罪行以外的罪行都以同一原则处理。

他续指，修例公布后已经邀请劳福局与注册局交换意见，同时审慎寻求法律意见，因此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强调，不同成员不断在“死线”前提出不同意见，需要法律顾问澄清，而注册局也曾再度邀请劳福局交流和寻求澄清，但至今未获回复，过程中注册局没有拖延实施相关机制。

翌日，《明报》刊登报导，提到社工注册局在民选成员多于委任成员之下，近年处理涉嫌违法社工续牌申请等事宜时所作决定屡惹港府和建制派不满。报导引述港府消息人士确认，政府认为“有迫切性”解决问题，即将循修例方向处理，预料最快下周交代方案，包括改变注册局的成员组成比例，令委任成员和政府代表人数多于民选成员。

5月13日，孙玉菡在立法会见传媒时，反驳伍锐明指他有所误会的说法。孙玉菡强调，他一直清楚注册局的工作，并再度批评注册局现时的行径是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我无任何误解，都无地方需要佢（他，指伍锐明）澄清。”

孙玉菡强调，他此前（在帖文）提出的所有担忧都不牵涉政治，而是“实在说明注册局有否偏离条例赋予的公权力、有否偏离条例的精神、有否保护好公众利益”，他更指自己“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他还预告，“完善管治”的方案很快就会提出。

在场记者问到，被控暴动的社工陈虹秀是否即使未被定罪都不可以加入注册局的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孙玉菡回应称，注册局应该平衡公众和专业利益：“如果她正牵涉一单暴动的法庭案件，是否一定要找她担任？条线是否移得太过分？这一切是交给注册局做，但是作为局长如果看到注册局有些行径和决定是严重偏离条例的精神，我有责任要指出。”

就在他做出上述回应翌日，行政会议就通过修订《社工注册条例》并送立法会审议。

就政府提出的修例草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鸣形容政府修例“非常之克制”，“所谓嘅专业自主并无被剥削到”。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事件中各方有不同说法，他不评论谁是谁非，但一个专业组织与时并进是好事。不过，他又促请政府不要太“急就章”，需要咨询业界意见。

而注册局主席伍锐明则表示政府修订过程太仓促，与业界咨询工作不足，他对此表示失望。他又担忧，依新草案组成的注册局委任成员比例高于由业界投票产生的民选成员，日后的决定可能不能保障专业自主、反映业界整体声音。

「市民不习惯自备或借用餐具，可再想办法鼓励，“但现在政府是没有费力去想多一步。”减废蓝图画到纸餐具，就断了尾。」

端传媒特约记者黄妍萍

在大雨频频的4月底，送货司机阿业刚买好饭盒上车，左转右转，找到一条较广阔的路暂泊。他手刚离开軚盘，马上就捧起饭盒，翻开胶袋里的餐具，“幸好”今天是胶羹——“纸羹吃着吃着会没了半支。”说着他赶紧扒饭，边略显惶惶地不断看倒后镜，“（交通警）一来就要走，想走也不给你走。”赶起来连饭带羹撒手一丢就要驱车前奔。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香港《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修订）条例草案》（下称限塑令）首阶段实施前，已有食肆开始转用非塑胶餐具。网上随即疯传多幅纸匙羹软淋、木羹舀不到汤、纸盒漏汁的照片。

走塑的乱象在市民的日常三餐里上演，一片骂声指向“环保L”（环保人士）、环保政策。送货司机、救护员在繁忙的日程中为餐具惆怅；部分人认为若非特殊职业，自备餐具并不困难，有办公室员工准备长期自备餐具，但不满于政府推行政策的方式。另一边厢，端传媒走访大小餐厅，最常听见的是：“我们都很头痛。”“生意已难做，那是百上加斤。”制作绿色餐具的供应商则忙于收集意见、改良。

当限塑令碰上香港的急速工作节奏，和面临经济困境的餐饮业，各人正面对怎样的处境？全球微塑胶危机早已经淹至，但只谈禁胶而继续即弃，也引发真假环保的争议。有人提倡借用餐具系统，外国早有先例，香港也有商家和环团正在尝试，未来有条件全城推行吗？在市民和餐饮老板的烦恼，与走塑的愿景之间，政府的角色又是什么？

「难道这代表法官不受任何约束，审结案件即可以随意束之高阁，迟迟不颁布判词吗？」

黄启旸

（黄启旸，法律评论员）

“立场案”等待判决的时间将已超过10个月，而自落案起诉至裁决当天，历时更将已近33个月，即超过1000日，相比起其他反修例或国安案件平均介乎300至400日的处理时间，长达至少两倍半。

《立场新闻》时任总编辑钟沛权、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及网站注册公司2021年12月被控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控辩各方2023年6月底于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席前完成结案陈词。案件原订同年10月颁下裁决，其后一度改至11月，后因郭官希望等待上诉法庭在另一宗牵涉“快必”谭得志被指煽动的案件中澄清煽动意图的元素，裁决日子再改为2024年4月20日。上月底有传媒报导，控辩各方获法庭通知，郭官需更多考虑时间，案件将第三次押后至8月29日裁决，届时“立场案”等待判决的时间将已超过10个月，而自落案起诉至裁决当天，历时更将已近33个月，即超过1000日，相比起其他反修例或国安案件平均介乎300至400日的处理时间，长达至少两倍半1。

普通法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此中“正义”，不单指诉讼案件的实质结果，亦关乎身负秉行公义之责的整个司法系统运作程序是否畅顺。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纳入为香港法律的《香港人权法案》，其第10条保证任何人都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庭公正公开审问，而第11(2)(c)条则具体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应“立即受审，不得无故稽延”，作为最低限度之公平审讯权利保障[2]。国际法下负责监察《公约》实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32号一般性意见》[3]中解释，此项规定旨在避免有权被假定无罪的刑事被告人长期处于命运不定及不安的状态，并且即便因还押候审，亦不必被过长地剥夺人身自由。英联邦枢密院和纽西兰最高法院因此都曾言，尽早接受审判固然往往与审判的公平性紧密相关，但两者是各自须独立捍卫的权利，纵然案件的延误并无直接对审判造成不公，但刑事指控过长时间悬在被告人头上此事实本身，已足以构成违反人权[4]。

诚如有律师接受访问时指出，司法机构的服务承诺与绩效目标一般所计算的平均轮候时间，是指（以区域法院刑事案件为例）由被告人首次提讯至聆讯之间等候的时间，但并不包括法官考虑裁决并撰写判词所需的时间。难道这代表法官不受任何约束，审结案件即可以随意束之高阁，迟迟不颁布判词吗？

「老师们需要重新回答：你希望学生学什么、如何评估他们的能力？」

特约撰稿人 颜菲菲 发自新加坡

「人工智能比人快」

大语言模型ChatGPT进入香港的大学后，自称「小语言模型」的王浩一度感受到存在主义危机。他是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语文中心的讲师，精专语言教学。

ChatGPT在2022年末的面世，令全球学界出现一系列「膝跳反应」。一些人相信生成式AI将重塑教育界，过度担忧会钳制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但也有不少学者表达了忧虑，包括生成式AI对学术诚信的侵蚀、导致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下降、提供错误资讯、加剧偏见和歧视等等。

香港大专院校、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美国公立中小学系统都在2023年初提出封锁ChatGPT的政策。香港大学是香港第一个做出封锁动作的大学，该校教与学创新中心的陈嘉玉教授回忆，校方当时并非想永久封禁使用ChatGPT，而是认为需要时间筹备硬件、平台和应用新技术的知识等。

2023年6月，港大教务委员会通过就教与学使用生成式AI的全面政策。港大与微软谈好合作，创立校内系统接入ChatGPT，一系列针对使用生成式AI的政策陆续出炉。港大在新政里指，掌握和应用生成式AI是学生须具备的重要能力。

在9月开学季到来之前，陈嘉玉和同事奔走于各个学院宣传。她记得医学院很踊跃，社会科学专业的老师会打电话来和她商量，要怎么调整教学评估的过程。

2023年夏，香港各大院校几乎都采取类似策略，与微软合作推出自己的校内系统，一般会限制指令数量。陈嘉玉认为，由校方推出校内系统，是为了保证学生使用新技术的平等性。

一个大背景是，谷歌、微软和OpenAI均限制香港用户使用其生成式 AI工具。以OpenAI为例，它将香港、中国大陆、北韩、叙利亚和伊朗列为限制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不少香港人使用Quora推出的平台Poe（Platform for Open Exploration），它不用翻墙，整合了包括ChatGPT、Midjourney、Claude等热门聊天机器人。据网络流量分析网站Similarweb数据，2024年2月，香港是全球最多人使用Poe的地区，占总流量逾25%。

如果说ChatGPT刚问世时，教育工作者对此还充满犹疑，那么一年半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意识到，使用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冒险，但视而不见或许会有更大的危机。

无论如何，学生们已跃跃欲试。2024年1月，英国独立智库HEPI发布首份英国学生使用生成式AI的研究结果。从1200名本科生样本可以看到，超过53%的学生使用生成式AI帮助他们应对评估，还有63%的学生用来解释概念、54%的学生用来提出研究想法、53%的学生用来总结文章。

文章抄袭检测工具服务公司Turnitin最新数据亦显示，过去一年， 他们审查逾2亿篇主要来自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论文，其中11%、即2200万篇论文中，有20%的内容包含AI撰写的语言，另有3%的论文内容中渗入高达八成AI写作。

南加州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Mike Ananny 认为，我们需要将生成式AI视为一种快速新兴的语言术，「人们可以用它来学习、理解自己的世界以及与他人沟通。」

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太太一起进电影院看了《九龙城寨》。我们对这部电影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因为平时看电影都会一起聊很多，所以这次就索性录一期对谈的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这种对话，期待听到你的反馈。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女性视角下，看男性动作电影的观感；

—- 九龙城寨的生存法则，江湖故事的熟悉感；

—- 风云雄霸天下之古惑仔大战九龙城寨；

—- 不同角色的动作与分镜设计，所带来的视觉差异；

—- 八零后熟悉的武侠、英雄、江湖是什么样的？

—- 服化道的设计，在不同的人物、帮派关系中的呈现有什么区别？

—- 黑道电影中的道与义，在漫画式表达中的特殊感受；

—- 唯一记住的女性角色：鱼蛋妹！

—- 成为父母之后，看电影的视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陈洛军：一个重要的名字；

—- 林峯的演技太好了！居然可以把古天乐的儿子辈演得那么好！

—- 兄弟情谊 VS 帮派立场，新老两代人处理的差异；

—- 传统武侠片的「留白」和意境之美；

—- 八零后小时候的集体记忆：电视机和街坊关系；

—- 张国荣的《Monica》和王九的「我的地位」；

—- 角色造型的设计，在人物与剧情塑造上的细节；

—- 四人打渣男 VS 四兄弟对决王九；

—- 兄弟情，是老套和无聊吗？

—- 兄弟之间无言的细节，电影镜头设计的美妙；

—- 古天乐的眼神戏 VS 任贤齐的眼神戏；

—- 如何通过住所的场景设计，呈现不同人物的个性与命运？

—- 牢笼 VS 命运 VS 心结；

—- 武侠电影的留白美学 VS 短视频的审美破坏；

—- 新旧交替：只要持续出作品，总会有希望的。

｜登场人物｜

苏志斌：广东人，工业设计师，《设以观复》作者

筱烨：服装设计师，占星师，动物园园长

｜相关链接｜

若你所使用的播客客户端未能完整显示插图，或遇网络问题未能正常播放，请访问：

荒野楼阁 WildloG 的地址：https://suithink.me/zlink/podcast/

阅读设计相关的各类文章：https://suithink.me/zlink/idea/

｜其他社交网络媒体｜

苏志斌 @ 知乎｜SUiTHiNK @ 即刻 / 微博

苏志斌SUiTHiNK @ Bilibili / YouTube / 小红书

｜联络邮箱｜

suithink.su@gmail.com

欢迎在 小宇宙、Spotify、YouTube、Apple Podcast 收听本节目，期待你的留言。

「“黎智英案”中，李宇轩、陈梓华先后围绕2019年的事件作供；反恐首案则有关2019年“屠龙小队”的行动。」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黎智英案”：李宇轩、陈梓华先后作供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到2024年4月底已经结束第68日庭审，惟已传召的控方证人人数仅为此前透露的三分之一，因而有报导预计此案审期很可能超过原订的80日。

四月的焦点在于第四位从犯证人李宇轩及第五位从犯证人陈梓华先后作供。

李宇轩在盘问下同意，他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认为众筹、登报、国际游说等均属合法。法官李运腾问到国安法生效之后为何不停止国际游说，李宇轩回应称觉得“北京会搬龙门”，只要北京视某人为政敌，无论是否继续做（游说等工作），北京都会找到方法作出政治检控，因此他当时决定继续游说工作。

此外，李宇轩在盘问下同意，他在国安法生效前后均从未与黎智英会面或通讯，但曾于2019年9月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被控方指为黎智英私人助理的 Mark Simon 碰面，当时李与访港的美国参议员 Rick Scott 会面，而 Mark Simon 也在场。李宇轩提到，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与 Mark Simon 完全没有联系。

庭上提到 SWHK（重光团队），李宇轩形容组织没有领导架构、“无大台”，成员共识是为香港争取自由民主，而成员可以自行选择他们想用的身份，也可以表达不同意见，假如不同意某些活动也可以选择不参加，以及尝试说服他人不参加。他还指自己无从决定其他成员如何做，其他成员也无法决定他的做法。

庭上，控方曾经展示李宇轩于2020年7月与陈梓华的 Signal 对话讯息。其中，李宇轩提及要有至少一个“枱面人”离开香港到其他地方“开政府”。李解释，当时与陈梓华谈及国际和社运形势，认为会面对樽颈和权力真空，因此认为需要有“枱面人”离港组织“流亡政府”。

法官李运腾闻言追问李宇轩当时为何在国安法已经实施之下仍然考虑“浮上枱面”。李解释，当时认为即使不站出来，“香港依然会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香港政权统治”，已经跌入一个“有政治逼害”的环境之中，即是情况已经“够差”，并且在此情况下出现成立流亡政府的讨论。

陈梓华随后开始作供，提到2019年6月“G20”众筹登报行动时，因众筹平台扣起资金，他们需要一笔过渡性贷款，因此通过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联络黎智英，并且获黎助手 Mark Simon 回复指计划符合他们的政治主张，黎愿意垫支500万元，最终他们合共垫支150万元。“G20”登报行动后，Mark Simon 提到他与黎非常满意成效，认为未来的文宣方向应该延续此次登报的影响力，他们也愿意在文宣方面提供经济、人脉和传媒方面的协助。

另外，陈梓华提到自己于2019年7月首次与黎智英在上环一间餐厅会面的情况。陈忆述，黎当日特别要求他联络“勇武派”的领袖，因黎认为“勇武派”在街头纵火、破坏公共设施等情况令到“个画面唔靓”（画面不好看），会导致香港失去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支持。黎当日还提出一个“净化计划”，即联络“勇武派”领袖、寻求他们克制。

陈梓华忆述，他当日对黎智英表示会尝试联络，事后也有按黎的指示尝试接触“勇武派”，但面对一些困难，例如无法确认对象是否属于“勇武派”，即使认定对方属于“勇武派”、对方也不会承认。陈提到，后来黎再向他跟进情况，他有坦白表示无法联络。

陈梓华的供词还提到，他与刘祖廸等人曾于2020年初在台北与黎智英会面，黎当时提出应该争取国际认同，借助外国禁运、制裁等施压，并且团结不同板块、加上民间力量，才有可能达到“支爆”（网络用语，泛指中国因经济泡沫破灭或其他原因陷入大规模危机）。据陈忆述，黎当日表示他那一代人未必可以实现这件事，希望刘祖廸牵头的“揽炒团队”和一班年轻人可以“接棒”。

4月25日到月底，由辩方律师盘问陈梓华。辩方提到陈的上述供词，指黎智英曾称暴力示威会造成反效果，损害国际支持，希望陈向勇武派领袖传达相关讯息并得到同意，还指黎智英在和陈梓华见面时没称“想主导成条国际线”。此外，辩方还称“支爆”是由刘首先提出，黎没讨论过以国际游说、禁运、制裁等方式达到“支爆”，并表示黎智英想与刘祖廸见面是因希望借此联系勇武派领袖，让对方冷静和停止恶劣行为。

对辩方以上说法，陈梓华均表示不同意。

此外，在4月29日的审讯中，辩方律师指出陈梓华首次被捕后的录影会面誊本中称没有协助李宇轩离开香港，但根据早前李宇轩证供，陈梓华曾经称会安排他离港，并盘问陈当时“没有协助”的供词属真属假。陈则确认当时的供词为虚假。

（延伸阅读：《香港人的国安时代：三年拘捕与检控》）

“反恐首案”：污点证人、“屠龙小队”队长黄振强作供

4月审理中的还有律政司首次引用《反恐条例》提出的检控，指多人涉嫌策划于2019年12月8日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期间放置炸弹并枪杀警员；案中7名被告不认罪，案件于4月22日在高等法院开审，连日审讯焦点在于案中污点证人、“屠龙小队”队长黄振强的庭上供词。

控方在开案陈词指出，Telegram 群组“屠龙小队”有份策划袭击行动。黄振强接受主控官提问时忆述，他于2019年6月在 Telegram 登记帐户，后来曾经参与同月的“612示威”，也有份帮忙设置路障和为前线示威者提供物资，其后开始渐渐“出来冲”。

黄振强称，“721 元朗事件”后，他决定辞去地盘搭棚工作，全情投入抗争运动，后来靠“反修例运动”的“家长”和“金主”资助维持生计。同年7月的一次示威活动期间，他认识了本案被告之一严文谦，两人志同道合，决定之后每有示威就一起出动。

黄振强提到，严文谦邀请他加入 Telegram 群组“荃湾示威群组”。后来，荃湾发生示威者被斩事件，群组一些成员感到愤怒，遂破坏区内由黑社会“睇场”的商舖，引来传媒争相报导。有成员认为群组既然“起朵（声名鹊起）”，应该改个名字，最终改名为“屠龙小队”，喻意“速龙小队（警方特别战术小队）都可以屠”。他还提到，小队群组后来精英化，劝退女性和较瘦弱的群组成员，余下约10人。

黄振强还披露，“屠龙小队”曾经获邀出席“勇武派”会议。据黄引述，计划同谋者吴智鸿曾在会议上指出示威者与警方的武力不对等，认为应该主动出击，更宣称打算引入军火；吴后来曾表示正在制造炸药，并且邀请“屠龙小队”派员参与试枪和炸药。

此外，黄振强被提问之下描述“屠龙小队”于2019年9月以后的示威行动主要方式，称小队以冲击警方防线为目标，黄与队中“军师”会部署投掷汽油弹的位置、安排运送汽油弹、安排安全屋等，事前由黄负责告知队员；每到行动当日，黄会带领更换全黑装束的队员取得汽油弹，以增加警方事后搜证的难度。黄还声称，几乎每次示威都会用上汽油弹，队员均用过汽油弹。

本案有7名被告，被起诉时年龄介乎20岁至29岁。首6名被告被控《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下的“串谋犯对订明标的之爆炸罪”，是律政司首次引用该条例提出起诉。首6名被告同时被控串谋谋杀香港警察，部分被告被控管有手枪、弹匣和弹药，以及“串谋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罪”。

“721袭击事件”首名“非白衣人”被定罪和判刑

2019年“元朗721袭击事件”，一名否认“暴动罪”的“非白衣人”42岁男子于4月5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10日被判囚33个月，成为事件中首名被定罪和判刑的“非白衣人”。

被告何赞琦案发时42岁，报称任职会计师。他被控于2019年7月22日在元朗朗和路与元朗港铁站一带，与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被告在庭上作供时提到他当日在家观看事件现场直播，因为觉得直播质素欠佳、出于“八卦”而前往现场，期间在港铁站出口位置目击有村民指骂市民、向市民投掷杂物，于是他开伞抵挡，并且丢回杂物，希望吓走村民和防止村民冲入站内施袭。

法官李庆年裁决时称，案发时“白衣人”和“黑衣人”两方各自怀着参与暴动的意图，双方壁垒分明、互相以暴易暴解决问题。李官认为，即使白衣人曾在地铁站和车厢内暴力对待市民，黑衣人也不应主动在元朗站内非法集结，以及连群结队走到英龙围跟村民对峙和对抗。

被告作供时指案发时自己身后有多名市民，希望保护其他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阵营。就此，李庆年拒绝接纳供词，指被告“不可信”、“不可靠”，认为被告美其名是自卫、防止罪案，实际上与白衣人阵营一样是“暴民一份子”，“一同参与罪案”。李官还认为，案发时被告身边的人是在“可以离开的情况下自愿逗留的”，因此被告称要保卫留守在元朗站内的“市民”明显并非出于自卫或保护他人，反而印证被告是“黑衣人”阵营的一份子、“齐上齐落”。

李官于判刑时指出，论暴力、使用武器及预谋程度，白衣人均比非白衣人严重，但非白衣人以武力还击、以暴易暴也要付出代价。他认为，被告目击白衣人袭击车厢内的市民，因此被愤怒冲昏头脑而影响判断，以违法方式抱打不平，糟蹋大好前途，也失去自由，令人惋惜。李官以3年监禁为量刑起点，鉴于被告投掷的并非致命物件，而且有良好背景，加上检控延误而减刑3个月，最终判处被告监禁33个月。

支联会拒交资料案：高院拒绝发出上诉至终院证明书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已解散）前副主席邹幸彤及两名前常委邓岳君、徐汉光此前被裁定违反《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下的没遵从“递交资料通知书”罪名成立，及后上诉失败，至4月17日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

然而，高等法院法官黎婉姬当日听取双方陈词后，以申请方提出的议题没有包含重大而广泛重要的法律观点为理由，拒绝发出证明书。根据法例，邹幸彤等三人仍然可以直接向终院申请上诉许可。

据法庭新闻媒体《法庭线》报导，邹幸彤庭上陈词称提出的议题旨在厘清这条崭新罪行的控罪元素，包括“未提交资料罪”的控罪元素，是否包括必须要证明被告事实上属外国或台湾代理人，以及被控拒交资料的被告能否挑战警方通知书的合法性等。她认为，相关罪行有机会对公民社会及公众带来“devastating impact（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公众有权清楚了解控罪元素。她续指，法律应该以一般市民都能理解的方法诠释，而不应沦为律师的文字游戏，更加不应成为有权者任意操緃的工具。

就法例条文中“代理人”的意思，邹幸彤认为控方应该回归基础，即“代理人”应实际上为代理人、而非怀疑或可能是代理人；法庭则应该担当诠释条文的角色、而非重写法律，否则会规避了真正的立法原意，变相给予警方任意标签任何人为“代理人”的权力。

（延伸阅读：《支联会拒交资料案判4.5个月——邹幸彤︰我们用行动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

记协入禀复核车牌查册新规，高院批准最快7月审理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于4月5日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挑战运输署署长于今年1月就车牌查册实施的新规管措施，指新措施不符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下的新闻自由原则，寻求法庭裁定相关政策属越权或违宪。高院法官高浩文于17日颁下判词，批出司法覆核许可，最快7月开庭审理。

香港资深记者蔡玉玲早年为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调查报导节目《7.21 谁主真相》，其中通过车牌查册追踪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事发当日停在现场的车辆，从而追查车主背景、在事件中的角色等信息。她事后被裁定在查册时干犯两项“明知而作出要项上虚假陈述罪”，直至去年6月才获终审法院裁定上诉得直、撤销定罪和判罚。终院认为，运输署无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排除在车牌查册目的之所有选项以外。

然而，运输署于今年1月实施新的规管措施，包括将新闻采访排除于可以自动获批查册之目的选项，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车牌查册之前必须循“例外情况”提出书面申请，并且在署长信纳相关申请符合重大公众利益、资料不会被滥用等条件之下，才会获得批准。

记协就此提出司法覆核，质疑新措施有违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原则，不合理地要求记者披露手上调查项目的巨细无遗详情，例如申请符合哪些公众利益、记者已掌握的资料为何不足以完成报导等。记协还指出，新措施实施超过三个月以来，运输署对“例外目的（新闻采访）”查册申请的处理时间不合理地漫长和缓慢，至今未有任何记者成功查册。

（延伸阅读：《蔡玉玲案之后：新闻自由在香港法律下何去何从》）

官校教师因在 Facebook 发表“不当”言论遭革职，司法覆核获判胜诉

香港一位官立学校女教师被指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在 Facebook 发表“不当言论”，经纪律聆讯被裁定行为不当，遭公务员事务局革职。4月26日，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裁定女教师司法覆核得直，下令撤销革职处分。

司法覆核申请人提出四项理据，最终基于第三项理据获裁定覆核得直。该项理据争议革职是否是一个包含“oppressive（欺压）”的决定。判词指出，公务员事务局一方代表在证词中表示，就申请人的行为，纪律聆讯议定唯一适当惩处是革职兼剥夺福利，但法官质疑“唯一”之说，认为强制退休（申请人仍可享有退休金等福利）似乎也在适当惩处范围之内。

判词列举八项因素，质疑当局未有充分考虑潜在惩处范围，而直接以革职兼剥夺福利作为量刑起点。其中，判词指出申请人在官校任教廿五年间，本次事件以外的行为无可挑剔，最终若被革职将失去廿五年间累积的所有福利；申请人以目前年纪再觅新雇主可能会有困难，遑论重建退休金；没有证据显示申请人在 Facebook 上的言论对其校内教职和任何学生造成影响。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另外两项理据，即申请人行为有否涉及不当，以及局方有否过度干涉言论自由和私隐权，法官认为不成立。

博士生吸催泪烟后向警方索偿，高院下令审裁处剔除申索

香港科技大学一名博士生于2019年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指警方在应对金钟“612集会”期间未作出警告之下发射催泪弹，对他构成袭击，向警方索偿7.5万港元。律政司早前代表警方，以“琐碎无聊或无理缠绕”为理由要求审裁处剔除申索，但遭审裁处署理主任审裁官拒绝。律政司不服审裁处的决定，上诉至高等法院，4月15日获高院法官潘兆童裁定上诉得直，驳回申索。

法官在判词提到，申索人同意当日警方催泪弹之中有部分是合法施放的，若要判断警方对申索人有否构成袭击，法庭需要知道令申索人不适的催泪烟是由哪一枚催泪弹释出、该枚催泪弹由哪一位警员发射，而相关资料不可能由申索人提出证据，只能由警方提供资料。

法官续指，警方在理论上可以尽量提供资料以协助法庭，但必然需要进行一项极大范围的事实调查，以查明和解释每一位警员发射每一枚催泪弹的详情和原因。法官认为，尤其以一宗审裁处案件来说，要求被告人（警方）进行如此规模的调查，以协助申索人建立“如此不明确的”申索，是不成比例和不公平的。

法官总结，相关申索缺乏基础，没有胜诉机会，而且会对上诉申请人（由律政司代表的警方）造成压迫，故裁定上诉得直，下令审裁处剔除申索。

终极胜诉逾一年，跨性别人士谢浩霖获发出更改性别的身份证

跨性别人士谢浩霖此前因未完成整个性别重置手术，不获入境处批准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因此自2017年起先后提起多次司法覆核，至去年2月获判终极胜诉。入境处终极败诉超过一年后，于4月3日宣布即日起修订香港申请更改身份证性别的政策。4月29日，谢浩霖在湾仔入境处领取已更改性别记项的身份证，结束长达七年的“司法马拉松”。

谢浩霖出生时指派性别为女性，但自我认知为男性，虽已服用男性荷尔蒙药物、完成乳房切除手术，但因香港入境处此前规定指更改性别准则要求申请人由女性重置为男性时需要完成切除子宫及卵巢和建造阴茎或某种形式的阴茎的手术；由男性重置为女性时需要做切除阴茎及睪丸及建造阴道的手术，而不被允许将身份证上的性别改为男性。谢浩霖自2017年入禀法院，挑战入境处的此项规定。

2023年2月6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入境处的这一规定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但入境处迟迟未有修订相应规则，致谢浩霖2024年3月再次入禀司法覆核。

2023年2月6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入境处的这一规定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但入境处迟迟未有修订相应规则。根据《法庭线》4月初报导，引述谢浩霖的代表律师黄晓庄指出入境处败诉后的修例进度缓慢，谢浩霖等候裁决结果多时，胜诉后近14个月仍然要继续在日常生活承受难以面对的情况，例如被他人批判、羞辱和歧视。致谢浩霖2024年3月再次入禀司法覆核。

2024年4月3日，香港入境处最终根据2023年2月的终审法院裁定，更改了相关规定。由当日起，除已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人士，未有完成全部性别重置手术的人士在已经完成指定手术改变其性征，并符合各项经修订的资格准则及要求的前提下，就可以申请更改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记项。根据新准则，申请人在女转男时完成了双侧乳房切除术、由男性重置为女性时完成了切除阴茎及睪丸手术，即可再根据是否有证据证明患有或曾经患有性别不安；是否已长期以另一性别生活； 余生将会继续以另一性别生活；是否已持续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等因素，加以个案考虑。

律师黄晓庄还提到，更新后的政策虽然不再强制跨性别人士完成整项性别重置手术，但规定他们必须按入境处长抽查而提交荷尔蒙治疗的血液测试报告。血液测试属医疗程序，牵涉多项个人资料，令人忧虑跨性别人士的私隐遭到侵犯。

谢浩霖此次身穿象征跨性别的水蓝色、粉红色和白色条纹衬衫领取男性身分证，并在之后见传媒。据香港电台报导，他形容前后跨越7年终于换到身份证，对他和支持者“具有重大意义”。他还指除了入境处政策需符合终院裁定之外，仍有很多不公平待遇以及人权问题需要跟进。

（延伸阅读：《是她、他，还是Gender X？一张证明不到跨性别人士身分的香港身分证》）

「上一代想著怎样传承香港一隅的天后诞，下一代却可能视英国为家乡。」

端传媒实习记者吴碧怡、李雯懿

4月30日下午二时，醒狮、麒麟伴随著锣鼓声起舞，粮船湾村民聚集在岛屿码头一带，等候天后从海上归来。

从香港西贡码头搭上快艇，经过六角形岩石不久便抵达粮船湾，这里是西贡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湾内天后庙外的巨型花牌，写著“天后宝诞”、“四海升平”、“粮船湾水陆居民太平清醮”。对渔民出身的村民来说，今年5月1日是继农历新年后最重要的节日——天后诞。正值疫情后的首次“大届”，村民从农历3月19日起一连四日，在石地上筑起戏棚演出“神功戏”，并按传统奉天后像出海巡游，祈求社区风调雨顺、平安。

粮船湾天后诞，是广东沿海一带少数奉天后圣母（妈祖）乘神舆海巡的庆典。今次是事隔六年后再举办“大届”——每逢双数年为“大届”醮会，前几年因疫情转为规模较小的“小届”。尽管湾内长住的村民不多，庆典期间，有移居九龙的粮船湾村民回来帮忙、与儿时玩伴和家人叙旧，也有移民英国的村民在海外成立同乡会，每年带天后像回港贺诞。

对村民而言，供奉天后不但为保佑平安，亦是水上人的身份象征。节庆期间，旧人聚在一起，但热闹人烟的情境在节日过后将会恢复平静。粮船湾村民离散各地，在市区、在海外，下一代与上一代的身分认同不一样，对于天后诞亦一知半解。经费紧绌、后继无人，村民要怎样传承天后诞文化？

「“你玩多几年，就会去嫁人了啦。”像我这样的一个点心女子，是澳门酒楼的异数。」

文：端传媒记者余美霞 策划：艾迪

【编者按】“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这个问题，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

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启发我们开启“返工这回事”这个新栏目。在当代社会，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既定义个人的身份，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区隔中，我们并不容易看见彼此——从恒常的工作劳动，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职场文化、人际关系、性别分工、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借此栏目，我们希望打破边界，深入聆听多位“打工仔”的行业见闻，不但走进社会各行业的“贴地”日常，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

这期文章我们采访了澳门点心女子阿妹（化名），并根据访问内容整理成长篇自白。在男人主导、外劳领军的热厨房中，阿妹是异数，她钟情点心，但被笑说是“体验生活”，又常被劝“早点嫁人”。这是一个女性的讲述，也是一个人与食物的故事。

“你好。”我推开澳门路氹一所酒店笨重的大门，坐到椅子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穿着高级酒店厨师服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高瘦，一头白短发戴着厨师帽——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他好像《食神》里面的周星驰。这是一场工作面试，也是由澳门劳工局牵头的“厨培计划”：劳工局作为中介人，给有意投身饮食业的本地人与食肆作配对，培养本地厨师。事实上，澳门餐饮行业真的很缺人，我报名不过一星期，就收到了面试机会。

像周星驰的厨师翻了翻手上的资料，从容地问，你想进什么部门？“点心。”西点还是中点？“中点。”这时他抬起头来，好像不敢相信：“你确定？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的惊吓意味什么——女生不应该是喜欢做精致牛角包、丹麦酥、Pain au Chocolat之类，怎么会想去传统的中厨房？“是，我就是有兴趣。”我回答道。

在我一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把我丢给江门的亲戚养，广东人对饮早茶很执迷。天天跟姑妈泡在茶楼里，点心蒸腾的热气是我童年的一道光景，虾饺烧卖成为父母不在身边的慰藉。科学家说，气味会唤醒记忆，那么茶楼的味道就让我留在了小时候。到长大一点，回澳读幼稚园、小学中学，看见别人学小提琴多有气质，我也很想学，但家里没有这个盈余，没办法。那时父母都忙工作，我除了看电视就是在厨房煮饭，厨房顺理成章成为我的安心之地。

后来我带着对厨房的情意结，去了台湾的大学读餐旅管理——澳门本地大学大多都只有如工商管理、心理、传播等“主流”科系，毕业生想修读冷门科，首选必会是台湾。在台湾，从港澳来的人叫侨生；毕业以后可以申请留台工作。但我家人在澳门，而台湾工资跟澳门比还是有差，我没有想过要留在那边。

「“我不是政治家，不能改变世界，但我希望，能鼓励别人，展示一名幸存者生活的现实。”」

端传媒评论组编辑符雨欣，端传媒音频制作人 陈莉雅

收听并关注“端闻”YouTube | Apple Podcasts | Spotify 或使用节目的 RSS Feed，在任意播客应用订阅收听。

在2024年1月，独立记者伊藤诗织发布了她的最新纪录片《Black Box Diaries》（港译：黑箱日志），该片于4月在香港电影节公映。

这部纪录片中，伊藤诗织从记者的角度出发，调查了自己遭遇的性侵事件并寻求对加害者的起诉。此案件同时暴露了日本司法及社会制度的问题。

九年前，伊藤在职场遭遇性侵，其后的九年间她经历了起诉、证据收集、长期拉锯战及审理过程，被称为“日本MeToo运动的第一人”。

2017年，伊藤出版了《黑箱》一书，描述她的案件。该书发布的同月，美国媒体揭露了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丑闻，引发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

《黑箱》在美国引起了广泛讨论，但在日本却被忽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MeToo运动在日本面临的困境。

此后，伊藤继续进行民事诉讼。直到2022年，案件在二审中被定谳。东京高院维持了原判，认定山口的行为非合意，并对他的赔偿金额作出微调，从一审的330万日圆增加到332万日圆。然而，法院同时认为伊藤指控山口使用迷奸药的说法不成立，并要求伊藤向山口支付赔偿。

本期《端闻》，端传媒评论组编辑符雨欣在香港与伊藤诗织聊了聊，聊她的纪录片、生活与思考。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想法，邮箱地址：podcast@theinitium.com

【制作团队】
出品：端传媒音频
监制：甯卉
主持：甯卉
编辑：HY
制作人：陈莉雅
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Waven
主题音乐：Axel Kacoutié

「“战争和瘟疫时期都需要艺术。”“不要看低自己的能力，一起笑到尽头。”」

端传媒记者 郑淑华 发自新加坡

现在订阅端传媒会员，立享春季限时优惠：畅读月费会员9折｜畅读年费会员8折｜尊享年费会员7折。在端，打开一扇观察社会的窗。

上届由香港戏剧协会（剧协）举辨的“香港舞台剧奖”今年（2024）1月被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指损害声誉，并取消资助，康文署亦停止赞助场地，引发风波。

昨（4月29日）晚，香港戏剧协会自资在湾仔一间餐厅举办“第32届香港舞台剧奖”，虽只接待获提名者及嘉宾，但如往年设有网上直播，惟今年网上直播不设重播功能。

今届主题定为“风”。剧协会长冯禄德开幕致辞解释：戏剧界在过去一年迎接疫后的香港，倾力创作，像气流在戏剧不同领域发动，各有风采和风格，形成风尚，并如春风滋润生命，吹走阴霾，是“善良的风”。他又说，戏剧人会专注创作，本乎初心，追求更真、善、美。（延伸阅读：《“红线”在哪，为什么不给艺术家清楚知道？｜香港戏剧协会被削资助事件》）

以“风”作主题 “句句正面”

颁奖礼前，冯禄德强调不要联想是次“风”的主题，坏的风如歪风，好的风如春风，而他取其善意，“不选黑面，选白面”，也是“句句正面。”被问到有否筛选嘉宾和剧目时，冯禄德表示以“没有事发生过”的心态去做，本乎初心和“合法合理合情”原则，不触犯法律，顺著早定下的主题，但不能估测别人“喜欢谁、不喜欢谁。”

至于会否再向艺发局申请颁奖礼的资助，冯禄德指剧协为市民提供健康的精神娱乐，申请艺发局的资助合理，不获批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他又表示不希望被形容为“封杀”和“打压”。“我们尽心尽力做好本分，愿意追随政府指出的光明方向，为甚么要有敌我对立、为甚么经常要有斗争？”他说不知道往后发生的事，但要“从乐观方面想”。

今年颁奖礼与以往不同，由剧协干事轮流担任司仪，未有邀请颁奖嘉宾，由得奖者负责颁发下个奖项，有19个单位、24个制作共61位剧场工作者获提名，角逐20个常设奖项。

其中，最佳剧本由7A班戏剧组艺术总监梁承谦（一休）的作品《殉爆》获得、田蕊妮凭“毛记电视”创办人林日曦作品《大离婚日》获最佳女主角（喜剧/闹剧）、赵伊袆凭《植物人》获最佳女主角 （悲剧／正剧）、欧阳骏以《史家本第二零二三回之伏虎降龙》获最佳男主角 （喜剧／闹剧），而最佳男主角 （悲剧／正剧）则由《撒旦狂笔》的鲁文杰夺得。

以《植物人》获最佳导演 (悲剧／正剧) 的黄呈欣辞词时激动，指希望香港政府能相信舞台剧能赚钱，不只是 business（生意）。她又说，“战争和瘟疫时期都需要艺术。你想下，我们可以以古讽今，我们可以看回历史，所以让我们继续发展我们的香港舞台剧。”

而以同剧获最佳女配角 (悲剧 / 正剧) 的陈颕璇指，因为这次肯定而让她不要小看自己能力，并寄语“这地方”（香港）也“不要看低自己的能力，继续一起笑到尽头。”

著名栋笃笑艺人、《爱我别走》男主角黄子华向传媒表示，香港表演机会不多，舞台剧更不容易。他认为应多举办颁奖礼，对创作行业有好处，“适宜多搞，不宜少搞。”（延伸阅读：《演艺学院叫停毕业生作品演出，香港剧场界政治审查似加剧》）

上届邀蔡玉玲、尊子为颁奖嘉宾 艺发局批“不妥”

剧协成立于1984年，为香港戏剧团体及戏剧工作者的联合大会，有百多个团体会员及二百多位个人会员。而剧协于1992年创办香港舞台剧奖，至今32多年历史。

“第31届香港舞台剧奖”在上年6月于葵青剧院演艺厅举行，颁奖嘉宾包括导演杜琪峰、何爵天，演员杨诗敏、李丽珍，以及《铿锵集》前港台记者蔡玉玲、政治漫画家尊子等等。（延伸阅读：《香港政治漫画消亡时：你会否担心有一日，政治漫画自生活中消失？》）

事隔半年，2024年1月17日，剧协在 Facebook 发文，指自2023年12月接获艺发局两封来函。当中，艺发局指“收到外界查询”，质疑上届颁奖礼“活动内容直接或间接对本局的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并决定扣减该次项目的最后一期资助，同时取消资助今届颁奖礼。

艺发局其后两度发声明，指自1999年起连续24年以“计划资助”支持“香港舞台剧奖”，并与剧协建立互信良好关系，唯剧协在上届颁奖礼没有主动跟艺发局商讨下“偏离以往的做法”，包括“新增颁奖礼主题”、“邀请文化艺术界外的颁奖嘉宾”等。

艺发局又列出颁奖礼“不妥内容”：包括邀请“当时充满新闻话题”的尊子和蔡玉玲担任颁奖嘉宾、主持人以“红桥”、“红线”为话题，“意有所指、语带双关。”艺发局称在颁奖礼后收到艺发局委员和政府代表意见，就其主题、内容、邀请非戏剧界的人士作颁奖嘉宾等“表达十分关注。”

同时，康文署宣布因应戏协风波，不会赞助场地作举行今年颁奖礼之用。

1月19日，剧协召开记者会，要求艺发局澄清和收回指控。剧协指，艺发局从未要求协会就颁奖礼事前提交计划，或得到局方批准，而设有主题非新鲜事。冯禄德表示，舞台设计纯粹以美学出发，如以偏见去看，“带个眼镜有颜色，睇咩都有颜色。（戴著有色眼镜，看什么都有颜色）”他又指，尊子和蔡玉玲分别是漫画家及纪录片编导，漫画和电影亦是艺术。（延伸阅读：《香港，再没有真正的风花雪月：言论审查下，文化潮流与明星杂志里，谁消失了？》）

“究竟条线是甚么，这样宽容、真诚、尊重的颁奖礼都触礁，怎样做创意?”冯禄德当时说。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同日发新闻稿，支持艺发局决定，指文化艺术活动是否获公帑支持，属资源是否用得其所的问题，不认同艺发局的决定扼杀创作空间。

这并非首次艺发局取消与“政治”或“敏感话题”有关的艺术项目资助。2021年，艺发局停止向电影《理大围城》发行商“影意志”发放一年的资助，提早结束资助期。

而近年亦屡见不少剧团被解约和表演遭煞停，这包括今年一月，艺术团体“小伙子理想空间”被香港兆基创意书院解约，两个剧目取消，期后宣布休团，团长唐浩翔表示有人向教育局投诉他“言论不当”，院方按“国安”指引取消场地。另外，聋人舞蹈团“森林乐”原定在2024年3月上演的共融舞台剧亦被取消，有说法指此举系因其团长黄耀邦曾在2019年民间记者会中作手语翻译，并演绎《愿荣光归香港》手语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