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OPINION|经济复苏仍需要强力政策,建议直接发钱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宣布推出一批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这个政策的力度超过了市场预期,股市立刻做出了回应。截至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创多项历史纪录,沪指涨8%直接收复3300点,创业板指、科创50、北证50同步创下历史最大涨幅。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大盘以涨停板开盘,最终收于4.59%,成交量3.5万亿创下历史纪录。
单凭股市无法重振经济,但市场情绪可用
2024年6月,中国上市公司总数5374家,总市值73.62万亿元。截至2023年12月,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的总市值超过127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突破4100余家,总市值超过了84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现在已高达450万亿人民币。这个估值或许过高,以保守口径估算,中国房地产累计销售额100万亿元,市值在300万亿左右。所以,不管采取何种口径,房地产的资产规模都远大于资本市场。
从人群来看,中国股民现在的开户数量大约有1.8亿,不过实际交易人数,随行情变动。前段时间,还在进行交易的账户只剩22.65%。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家庭户住房来源统计,有74.1%的城镇家庭户居住在自有住房里,大约6亿人拥有房地产资产。根据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拥有2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比例为41.5%,也就是3.6亿家庭有作为资产的第二套房。
这就是说,从资产规模,涉及人群数量,带来的财富效应来说,在中国,股市仍然无法与房地产行业相比。单凭股市,不足以推动更广泛的、更长期的经济连锁反应。
但是,资本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情绪的放大器,对未来预期的收集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制造出预期。
股市爆火,使得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使得中国私人部门,对资本市场出现热切的期望,这是一件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政策,把这种热切的期望转化为中长期的行为。长期来看,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性、结构性的因素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刺激,以摆脱困难。
经济需要刺激,而且必须是大规模的
9月初,在2024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为提振有效需求,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9月21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要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刘世锦建议,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
刺激已是共识。而对于具体如何刺激,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几乎已是唯一选项了。
首先,随着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阶段。其次,对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出口很难再次扩张。
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对欧美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份额正在迅速下降,对美出口份额从先前约18%的高位降至当前的约14%。近日,欧盟投票通过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欧盟可以自由对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反倾销税。
从出口占比来看,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重返20%,高于2019年,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处于高位,达到16%左右,从来没有国家达到过这么高的比重,上升空间很有限了。
200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46.3%,2007年达到高峰,高至68.0%,随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扩大,出口进入下行通道。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出口占比逐渐下降,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投资——就业——消费”这样一个内循环。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长线,短期更期待直接“发钱”
刺激消费已是唯一选项,问题是怎么刺激消费。
2024年,中国推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推动居民消费。但这类消费刺激计划,只是拉动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预期,作用有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在我看来,补公共服务短板,不如直接发放补贴,并让家庭自己安排补贴的用途。
双因素理论将影响工作行为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如工作环境、工资、公司政策等)与工作条件相关,能防止不满但不产生满意感。激励因素(如成就、认同、发展机会等)与工作本身相关,能激发满意感和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
经济刺激本质上是提供获得感,刺激社会心态,刺激投资者预期。但是,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
所以,重要的是让家庭自主安排获得的补贴的用途。将资金的配置决定权交给家庭部门,能给家庭带来更高的效用。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仅能刺激出更大的社会积极情绪,还能促使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家庭想要消费的东西。这不仅能在刺激的同时,减缓通货膨胀,还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带来更高的刺激效率。
所以,高效的刺激计划,应该是让家庭自主安排消费。据传,财政部拟发行两万亿特别国债,其中一万亿主要用于刺激消费,部分资金计划用于补贴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型设备升级,部分资金将向两孩或两孩以上家庭提供每孩每月约800元补贴。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分配不均。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制度。
所以,在市场状况、劳动者权益,无法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国家谈判,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并让家庭自主安排用途,是一个可取的、可长期持续的刺激方式。它针对的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