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

特约撰稿人 曹风

日前，广州时隔12年拟再调整中心城区水价，一场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却引来诸多争议。

4月3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白云区、大学城区域）供应的自来水价格进行调整，并给出两个方案进行比选。

其中区别为，方案一的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他用水“合理盈利”，方案二的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按成本定价、其他用水“合理盈利”。两套方案中，平均供水价格均由2.53元/立方米上涨至3.4元/立方米，涨幅达到30%以上。

改革方案中提到，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行水价实施接近12年，城市供水成本已发生较大变化，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业务亏损从2020年的-4.47亿元扩大至2022年的-6.53亿元，供水销售收入已无法弥补含税成本；二是广州的居民生活用水量远超同期其他一线城市水平，需要增强水价的节水约束作用。

5月9日，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参与听证会的17名听证代表， 包括普通居民消费者9名、非居民消费者3名、经营者1名、其他利益相关方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1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参会的17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理解和支持水价调整。其中，9名听证代表支持了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的方案一，7名居民消费者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二，还有1名代表没有选择支持的方案，认为调价幅度可以进一步调整。

随着听证会结果在网络上的传播，“被代表”的质疑声音开始出现。

有网友在听证会相关报导中，发现其中一名听证代表为广州荔湾区亲临食府负责人黄志辉。据《广州日报》“大洋网”报导，黄志辉在听证会上表示，“水电气作为经营的重要支出，每个月的水费支出为700至800元。水价涨幅不要太大，单价最好控制在4元以内，不要给企业增加太多负担。”

网友因此认定黄志辉为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方案的9名听证代表之一，亲临食府在美团、大众点评、百度地图等软件上的留言区开始出现大量一星差评，有网友表示“为什么代表我们加水价，这种没有良心餐厅”。

疑似受到此次听证会风波影响，5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发布通告，原定于5月28日召开的从化区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因故延期举行”。

广州自来水的涨价并非孤例，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多地的公共服务因为涨价、价量异常等情况已经屡次引发风波。

就在4月，重庆多名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帖，称自从去年更换燃气表后，燃气费突然异常飙升，有用户表示，平时50元左右的每月燃气费，暴涨五倍到了270元。

4月13日，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于19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当地涉事燃气企业存在错抄和违规估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六大问题。

其中重庆燃气集团沙坪坝分公司2024年1-4月因手动录入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85笔、涉及气量19.05万m³，未入住估抄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6笔、涉及1.16万m³，长期未成功入户抄表造成累计抄表数按更高阶梯价格收费234笔、涉及27.91万m³。

调查组当日表示，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的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在深夜发布此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共检定燃气表754只，只有两只表“转得快”，且未发现加注气体设备，智能燃气表无法通过远程或者芯片改写燃气表上的用气量。4月10日以来，共发现企业多计多收气费3837件，涉及气量1658905立方米，涉及金额3378971.64元。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庆燃气的2024年一季度财报，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03亿元，同比增长4.33%；实现净利润-5144.32万元，同比下降1.76%。

重庆的闹剧之外，天然气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趋势。

起因是2023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要促进终端天然气价格及时反映市场与上游成本变化。，湖北、辽宁、江苏等多个省份也在随后出台实施意见。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以来，超过130个市县发布了联动机制文件或者通知。其中，在目前已明确价格调整幅度的地区中，基础居民气价上调的平均金额为0.26元/立方米。

今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在发布的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中表示，按照该市居民用户占比达86%的第一阶梯的大多居民用户，户均年用气量178立方米测算，预计居民生活月均增加支出3.58元，年增加支出43元。

在价格联动机制推出之前，中国国内燃气企业上游依赖于“”三桶油”（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供应气源，而各地城市燃气企业的营收主要依靠居民端燃气销售，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利润则依赖于政府补贴。整体而言，地方的燃气供应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掌握的自主权相对受限。2022及2023年的供暖季中，河北等地的城市燃气公司曾因为上游价格过高，出于减少自身亏损的目的，出现限制购买或断供天然气的情况。此前的天然气价格方案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涨价已是势在必行。

今年3月以来，中国国内已经至少有深圳、成都、莆田、福州、镇江、丹阳等六个市县调整了居民用气价格。其中，深圳第一、二、三档价格分别上调至3.41元、3.91元、5.16元，涨幅分别为10%、9%、6%。

水价、气价的上涨趋势已成定局，电价也有了上涨的传闻。

2024年5月，一则有关居民电费涨价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传播，称居民电价将自6月1日起上涨，同时取消谷峰计价，改成分段计价。5月13日，中国A股电力板块持续走强，截至当日收盘，甘肃能源、西昌电力涨停，多家电力企业跟涨。

据第一财经报导，国家电网客服回应称，“暂时没有收到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未收到供电公司的相关电价调整通知。”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电价的上涨恐怕难以避免。

2021年，国家发改委在答复网民关于“建议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力资源”的留言时曾表示：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无论是水、气还是电的供应，在中国都属于公共基础服务行业，作为垄断或者准垄断行业存在，同时依赖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实现较低的供应价格，其中不少都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如前述提到的广州自来水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33.15亿元，当年获得的水资源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等其他收益就达到1.91亿元，但利润总额仍为-2.6亿元，持续亏损。

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因房地产行业萎靡连锁反应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延伸阅读：《数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库存高企，销售暴跌，楼市的冬天还会持续多久？》）

仍以广州市为例，长期以来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都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022 年，广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629.2 亿元，下降31.8%，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552 亿元。广州市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明确写明“收入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和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区级土地出让收入低于预期。”（延伸阅读：《数说疫后中国经济：封控解除一年后，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放眼全国的情况，2023年的中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70704.85亿元，下降9.2%，原因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13.2%。

补贴难以为继后，地方政府疑似正在“甩包袱”，把维持公共服务运营的责任转移出去。

早在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一份《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引入社会资本，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同时“不因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额外新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任”。

2024年4月，根据该《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修订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强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其中关于政府提供投资支持的措辞，也从原本的“可由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补助”，成了“严防新增地方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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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泽连斯基一改过去的谨慎立场，直言不讳地密集批评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

端传媒 国际组 发自新加坡

5月31日至6月2日，一年一度由全球国防、安全代表参与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进行。由于2023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会场上仅握手寒暄，没有进一步交谈，此后李尚福又卷入对火箭军的整肃而失踪，今年新任中国防长董军与奥斯汀在会场的活动就格外受到关注。（延伸阅读：《习“大清肃”解放军高层，美情报部门指事缘腐败影响战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美两国外长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会谈。会谈的主题被媒体概括为沟通与降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将称之为“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美方重申了重开两军沟通热线的计划，但也敦促北京遏制在台湾和菲律宾附近的军事活动，并警告中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引发后果。

两人之后进行的主题演讲同样是在总体克制的基调中偶露锋芒。董军的演讲主要关于“地区各国山连山，水连水，唇齿相依，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但在涉及台湾时，董军言辞激烈，称“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地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并威胁“谁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延伸阅读：《赖清德、萧美琴就职，就职演说显示对两岸事务强硬态度》）

较去年李尚福的“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董军此次的表态来得更为情绪化。随后董军又不点名批评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下，毁弃双边约定，违背自身承诺，有预谋地挑起事端……配合外部势力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并威胁这将导致其“引火烧身”。

奥斯汀的演讲主旨是强调印太仍是美国的优先行动区，并例举近年来美国与印太国家的防务合作成果，但期间也特地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演讲中所说的“南海法治”一说背书，并将中菲争端称作“菲律宾面对的骚扰”。有趣的是，在奥斯汀演讲结束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院曹延忠大校提问，美国是否在建立“亚洲版的北约”，并暗示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使然。随后奥斯汀驳斥了曹关于俄乌战争原因的说法，引来场下听众长时间鼓掌。（延伸阅读：《印太战略构想：对“均势”的幻觉与被推高的战争风险》）

而在因中菲争端而同样受到关注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主旨演讲中，许多篇幅用于强调菲国捍卫海洋主权的决心。在提问环节，中国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对其发起挑战。然而由于徐用时过长，且始终在陈述自己关于“三项原则”和“三个不”的看法，被主持人语带讽刺地打断。最后，徐问马科斯，是否认为菲律宾的行为是在“破坏区域的长期和平”。而在回答另一位与会代表的问题时，马科斯表示，只要有一名菲律宾公民——无论军民——死于与中国的冲突，那就是一条（战争）红线。

但获得全场最多关注的却是意外来到新加坡访问并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新加坡，泽连斯基先后会晤了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José Ramos-Horta）、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与总理黄循财，随后来到香会发表主旨演讲。演讲的一个重点为推广即将在瑞士举办，由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据泽连斯基介绍，已有106个国家确认将参加此次峰会，其中包括超过70位国家领导人。他话锋一转，指俄罗斯正在通过封锁粮食、农产品等手段威胁一些国家不得前往参会。随后又不点名指出“今天”收到了“一些国家”帮助俄罗斯破坏峰会的负面信息。

在此后的外媒群访会上，多数记者的问题都有关中国，而泽连斯基亦一改过去的谨慎立场，直言不讳地密集批评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对于中国和巴西表示不会参加没有俄罗斯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是战争受害国：“没有人有资格告诉它战争该如何结束”。

对于中国正在积极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生产的报导，他认为，“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将会更长久，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事”，也违背中国所宣称的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

关于和平峰会，泽连斯基明确指出，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试图破坏峰会。“很遗憾，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成了普京的工具。”他称他国可以不参加峰会，但如果破坏峰会，阻止他国领导人参加，这就是在支持战争。而如果支持侵略者，就意味着“和它遵循同样的生活规则，有着同样的国家政策”。

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中方始终不愿接受和平峰会的邀请，也不与乌方进行面对面对话。两国之间目前没有很强的联系，“因为中方不愿意”。

而上文提到的徐辉少将则在会场外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想“奉劝”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要搞清楚他在为什么而战”。而作为论据，他引述了由俄罗斯宣传机构炮制，并在中文互联网上大量传播的虚假消息，称“拜登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徐的这段话引起不少批评，随后被从多数官媒频道中删除。

香会结束后，泽连斯基又出乎意料地飞往马尼拉，正式访问菲律宾。泽连斯基在菲律宾感谢马科斯总统前往瑞士参加和平峰会的决定，并表示今年将在马尼拉设立乌克兰使馆。在马尼拉，泽连斯基接受了菲律宾媒体 Rappler 专访。面对记者有关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所遭挑战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的问题，泽连斯基给出了肯定答复，并且表示，“如果乌克兰沦陷，被俄罗斯完全占领，我们就会在其他大洲看到这场战争。它有可能发生在你们的方向，你们的地区。”（延伸阅读：《海上摩擦加剧，中国菲律宾关系滑向寒冬》）

根据《金融时报》近期的一篇报导，泽连斯基正因战争局势与和平峰会的前景而“深感焦虑”，并且非常担心华盛顿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并在大选前结束战争。

报导指，泽连斯基的办公室甚至向官员和议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大家“批评”拜登与习近平不参加峰会。

即使在香会现场，他也流露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在我们的和平峰会后，俄罗斯也举办一场有许多国家参加的会议，这将表明世界的分裂，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延伸阅读：《图解24年春季乌克兰前线危机：新美援终获批，但远水不解近渴》）

目前，中方对于泽连斯基的批评似乎选择了淡化、回避处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使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光明正大”等四字词语形容中方的立场与做法，并没有选择回击。截止截稿时，对于泽连斯基在菲律宾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也尚未见到中国有官方回应。上海官媒“澎湃新闻网”曾以“碰瓷南海？泽连斯基访菲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菲律宾’”为题转载了访谈视频，但随后报导被删除。

而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乌克兰副外长6月6日飞赴北京，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进行了双方外交部级别的磋商，并“就乌克兰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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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在此次大选中的失利和其经济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有关。」

特约撰稿人 阿齐

将近3个月的分阶段投票后，2024年的印度大选在6月4日落下帷幕。开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联盟”（NDA）获得议会过半席次，有机会组建政府。如不出意外，莫迪将成为印度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任职三届的总理。

不过，莫迪所属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此次表现让许多观察者大跌眼镜。相比上届2019年大选中获得的超过300个席位，印度人民党此次只获得240个席位，丢失多达60多个选区，也失去了单独政党过国会半数的优势。

而反对党组建的由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领导的印度国大党（INC）牵头成立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此次大概率获得约201个国会席位。其中印度国大党99席，是2019年选举结果的两倍。这也是2014年来，印度反对派政党联盟在对垒莫迪时获得的最好成绩。

印度大选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登记选民数量达到9.7亿，政府动员超过1500万公职人员参与选举工作。此次选举还遭遇印度北部的极端炎热天气，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仅在北方邦就有超过30名选举工作人员因此中暑殉职。

选前，多数评论都认为莫迪将不意外获得第三个任期。莫迪阵营也打出希望获得超过400个议会席次，达到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口号——“Abki Baar 400 Paar”，即“这次要400席”。三分之二多数，也是修改印度宪法所需的议会席次门槛。（延伸阅读：《“最后的民主选举？”印度大选面临的威胁｜端闻 Podcast》）

6月1日选举结束后，印度数家电视台和机构公布了其出口民调结果。这些结果均显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会以大比数赢得大选——其联盟将在议会下院543个议席中取得353至 401个席位。这一民调结果当时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但6月4日的开票结果显示，这些民调和实际投票结果相差巨大：莫迪的执政联盟不仅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还在其重要的北方票仓遭遇了巨大挫败。

根据当地时间截至4日凌晨的开票结果，印度人民党在印度人口最多、议席最多的行政区北方邦（Uttar Pradesh）遭遇了巨大挫败。印度人民党此次在北方邦只获得34个议席，比2019年大选少了23席，比2014年大选少了32席。而北方邦本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传统本地政党“社会主义党”（SP），获得36个席位。（延伸阅读：《得北方邦者得印度？执政印度人民党大胜后，莫迪势续推改革、争取连任》）

北方邦历来是印度人民党最重要的票仓，也是莫迪亲自参选的选区所在地。一些分析认为，此次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的失利，源于其过度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方面其忽略了基层民众的经济诉求和福利，普通人对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企和官商勾结积累的怨气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反对党联盟在北方邦实现了深入整合，将中等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政治力量合而为一，在多个选区成功击败了印度人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除北方邦外，印度人民党还在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西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南部印度高新科技重镇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等地大幅丢失了议席，这些邦此前都被认为是印度人民党的重要议席来源。

随著选举结果逐渐明朗，莫迪和反对党领导人都发表了公开讲话。

在演讲中，莫迪表示自己将领导组建联合政府实现第三个任期。他除了历数自己此前的政绩之外，还感谢了选举工作人员，称在炎热天气下维持110万个投票站和500万台电子投票机是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克什米尔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让批评印度的人无处遁形”；此外，莫迪还向支持者们表示，尽管反对党全部团结起来，但是获得的席位仍然没有印度人民党一个政党多。（延伸阅读：《才废克什米尔自治，又燃族群冲突火种，莫迪想要一个怎样的印度？》）

反对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则在演讲中手持一本印度宪法，表示反对党联盟阻止了印度人民党和莫迪获得三分之二席位，保护了印度的宪法和民主制度：“我对印度人民无比骄傲，我对大家阻止了这次对宪法的进攻而无比骄傲”，“是印度的穷人——工人、农民、不可接触者、部落民……是他们挺身而出拯救了印度宪法。”

在此前的选举宣传中，反对党联盟多次宣称：一旦莫迪和执政党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他们就将动员修改印度宪法，将印度的国家体制从世俗主义改为印度教神权政治。

一些分析认为，莫迪政府在此次大选中的失利也和其经济政策过度倾向印度的财阀寡头家族，忽略了穷人的基本生活，扩大了贫富差距有关。《印度教徒报》6月4日晚间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大选结果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人们对经济分配情况不满，要求经济正义，要求政府面对失业问题、零工经济问题、物价上涨问题和工资过低问题。（延伸阅读：《印度大罢工：在私有化与疫情夹击下，伤痕累累的印度人民》）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在出口民调数据出炉后，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亿万富翁阿达尼（Gautam Adani）旗下的数只股票一度大幅上涨，但6月4日随著大选计票进行，其旗下企业股价大幅下跌，其中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Adani Port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当日收市时下跌了21％。

路透社则指6月4日当天，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印度股市上抛售了约合15亿美元的印度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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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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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

端传媒编辑部

今日（6月4日）是六四35周年，亦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落地后首个六四。这年，香港连续第4年未见大型悼念集会。

距离支联会上一次在2019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经过去5年。几年过去，支联会解散、实体悼念被禁、悼念的人身陷囹圄、坐落在大专院校的六四艺术品亦遭移走。这年，规模更大的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再次占据维园，由下午一直开放至晚上。场内载歌载舞，消费气氛浓厚；场外寂静绷紧，警方重重布防，全日截查带走多人。

尽管警察严密驻守铜锣湾一带，现场仍见有市民以电话亮起灯光，亦有人身穿黑色上衣在维园长椅上安静地坐着悼念。

维园以外，在香港各区，前民主派区议员开设的店舖遭警察上门调查，包括朱江玮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六四前夕，有警员在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萱开设的“猎人书店”查阅出入人士身分证，陈嘉琳今早亦在西贡被警察截停搜查。

晚上，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内，点起了悼念六四的烛光。

警方严密布防，有市民点蜡烛、以电话亮灯光

入夜，维园市集传来音乐，有穿黑衣的人散落在场外的角落。他们沿维园步行、停留，或坐在长椅上。警方加重布防，不时截查市民。晚上8时许，两名身穿西装市民在喷水池附近长椅点起蜡烛，大批警员包围二人、拉起橙带搜身，随后放行。

其中一位市民Thomas 表示在维园亮起过蜡烛，并持续了一分钟。警方随即上前叫他扑熄，并叫来康文署职员，他获告知违反康文署场地使用守则，给予一次警告后获放行。他指心情平常，因是预料之内。

另外，市民卢先生沿天后步行至维园方向时用电话显示烛光相片，被警方和康文署职员阻止，指他引起“骚动”，并登记他的身份资料。他最终在大批警员陪同下送离维园。他说，他问警方自己犯什么法，但对方答不出。“相煎何太急呢，大家都要尊重死去的学生，悼念他们很正常的。”

在铜锣湾东角道，街上不时有穿黑衣的人路过，但警方的截查未有如往年频繁，也没有以帐篷搭起搜身区。

街上动静不大，悼念者比以往低调，但仍有人亮起一点光。70多岁、退休教师何女士一身黑衣，开着电话手电筒，独个穿梭铜锣湾。她说，35年前很多人走出来，“值得为他们做少少事。”她今日从湾仔步行至维园，沿路为死难者祈祷，“希望他们已经回到天父怀中，以及（我们）将来仍有希望。”

她指自己原本不知道如何悼念，但若然没有纪念，回家也会不开心。后来，她在百德新街见到有人亮起电筒，便照着做。

何女士说，自己从未缺席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最近几年没有集会，她也照样来铜锣湾。她哽咽道，“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六四事件中民众）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只不过走出来想改善那情况，他们受了很残酷很不公平的手段。我永远都觉得政府要爱护自己的人民，你不爱护自己的人民，做什么都没用。”

另一名任职程序员的 Brian 头戴绣上“freedom”的鸭舌帽，身穿印有“黑白 consciences”的黑色上衣，独自坐在维园外围的长椅，悼念六四。2019年前，六四于他太遥远，他从未踏足维园悼念。2019年后，他感觉自由收缩太快，与六四产生共鸣，每年都在不同地方自行悼念，今年他选择到维园默坐。

Brian 认为，六四是值得记住的事，“一堆人被杀，（官方）觉得自己没有错，这是不对的。”

看到多人因悼念被捕，“只手划空气（指行为艺术家三木）又拉、举朵花又拉”，加上邹幸彤等八人被捕，Brian 心中也有恐惧，“但如果惊就缩埋，咩都唔做、唔谂，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在他眼中，默坐的意义是让人看到人们没有忘记：“始终过去的事对未来有启示，是一种坚持。”

他又指着维园没有办市集、但挂上“场地清洁中”、“暂停开放”的另一半球场，认为当局特地占用场地，“很夸张”。

穿黑衣黑裤、年近80的何先生在市集外长椅静坐，他亮起手电筒后，警员随即上前阻止并警告他，若继续做引人围观的行为，或触犯法律。警员抄下其身分资料后离开。

近9时，人称“姨婆”的老妇和一名男子出现在崇光百货对出，她手持《香港国家安全法解读》，男子颈上挂有毛泽东照片。不到数分钟，二人被警方带上警车。

较早前，下午约3时，铜锣湾东角道一带逾半百警察戒备，包括军装及便衣警，警员均穿上战术背心，现场停泊至少三辆冲锋车。崇光百货外平均每两分钟，便有2至8名警员一组走过。一辆“剑齿虎”装甲车停泊在记利佐治街，有途人驻足拍摄。警员亦在维园附近结伴巡逻。

3时许，一名老伯在崇光百货外举起两张手写标语，一张写上题为“六四”的诗，指“念89”、“悼64”，“那些年/维园烛光如火海/但现在/人杳！烛灭！”；另一张题为“两岸三地”，罗列了中港台三地的社运。期间他未有发言，但有警员指他扰乱公众秩序，构成“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将他包围、搜身并带上警车。

数分钟后，任职报纸编辑的刘先生被警员带至怡和街搜身，最终放行。他指自己上班经过，行经警车时欲拍摄便被截查，他觉得：“无乜感觉，好多人可能都试过，我以前都试过”。他指自己以前六四会到维园，被问到集会消失数年、无法参与，他答：“有第二啲（其他）方式的。”

此外，社运人士王凤瑶在铜锣湾地铁站外手持一束鲜花，另一只手举起5字手势，并高叫“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等口号。警方指其高叫的口号有机会违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的煽动意图，她随即被带上警车。

特首李家超今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及“六四”是否禁语、市民谈论和悼念是否违法等，没有正面回应。他指针对“个别日子”，政府立场清晰，“任何公众活动必须守法。”他又称仍有力量尝试破坏香港稳定和国安，市民要小心“有人骑劫议题，借题发挥去搞事。”

维园之外，警察调查前民主派区议员店舖

除维园一带，警方在各区亦有行动。六四前夕，前公民党区议员黄文萱于深水埗开设的“猎人书店”门外张贴“35/5”字样。书店于6月2日发文指，有自称深水埗分局警员指控其门前的梳化阻街，并在门口登记出入人士身份证。

6月4日下午，书店外的“35/5”红色字样依旧，一街之隔有警车停泊。据报，较早前有5、6位便衣警员驻守书店外，并截停其中一位店长。店内书墙上，香港剧作家庄梅岩创作的舞台剧《5月35日》放在中间，书架角落则放上六四书籍，如《六四见证：四十八名目击证人的报告》。

这天到访的人仍然不少，其中包括90后的彭先生、邓小姐、Rita 和50后的阿勤。他们在附近工作，也是书店的常客，今日趁午餐时间到访。阿勤说从新闻上看到警方要求书店移走梳化，他们很喜欢那张“自由空间的梳化”，便过来看看它是否已经回到原位。邓小姐说，“这是书店，所有的日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出入。”

对于日前有警员检查到访者的身份证，阿勤说她没有因为警方在场而害怕，“现在出街，多些人保护我们。Rita 说：“政府用心良苦，用尽所有方法去提醒我们，6月4日又来了。”她看到政府近年对六四“愈来愈害怕”，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悼念、为甚么要害怕一段记忆？”

他们今日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邓小姐说，“我一定不会忘记。”阿勤说，“一日不平反，一日都不可以忘记。邹幸彤一日不出狱，一日都不会忘记。他们拉了邹幸彤，令到大家更清楚六四是什么事，更想追寻的是什么事。”

书店内，还有去年六四在铜锣湾被警方带上警车的社运人士杜志权。去年，他身穿“不想回忆，未敢忘记”黑色上衣到铜锣湾，被警方带走，直到深夜获释。他说在铜锣湾出入是市民基本权利，“但现在变成在某些日子，某些人不可以去某些地方。”不过，他觉得香港传媒的报导还可以传到外界，所以“还可以的时候，应该要做多一点。”

他今年52岁，1989年从电视上看到六四直播。作为见证者，他觉得，“要很努力地用我们的口，去到哪里，传到哪里。”他又表示不认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的“宽恕论”，觉得宽恕的前题是“认错”。“补救是另一回事，你怎样补救，全世界万千种方式，首先你要认错了，但现在这一刻都没有。”

在旺角，下午约2时，10多名便衣警在由前民主派区议员朱江玮开设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楼下聚集，及后有约4、5名警员入内调查，并禁止在场记者拍摄。其后，小店收起六四相关的纪念品，包括原本放置在收银处的一排电子蜡烛，及售卖的“自由六月”明信片和胶纸。朱江玮指未能透露调查详情，又指“如一”逢星期二例休，但每年六四都会照常开舖，和上门客人聊天。朱原定4日于其旺角商店派发蜡烛悼六四。

另外，前西贡区议员陈嘉琳在6月1日在“西多”专页发文，指收到将军澳警民关系组电话，询问她会否在6月4日跑步，又问“系咪斋跑（是不是只有跑步）”、“无其他特别？”、在哪跑等，最后提醒她“要小心唔好触犯国安法”，并表示会再打电话给她。

4日，陈嘉琳向端传媒表示，今早8、9时在西贡出门上班时被警方迎面截停搜查，问她“公司在哪”、“这么早在西贡做什么”。她因工作关系身上有索带，被提醒“这段时期不要带索带”。离开时，警方向她表示“近来西贡都唔系咁妥当，好多差人会巡。”但她今天暂未收到来自警方的来电。

陈嘉琳称：“很感谢他们每年都提一提，因为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大感受，都是他们这样提一提，提大家这个政权无处不在。”她还表示“去到35周年，说真的，他们想抹也抹不走。”

家乡情市集，有人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被带走

今年“家乡市集嘉年华”参与的省级同乡社团由往年的26个增至28个，举办日期延长至5天，设220 个摊位。嘉年华获民政事务总署的“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拨款赞助，获多个政府政策局支持。

场内，不时见到数十人的参观团体。其中，数十名长者的衣服贴上印有民建联区议员“欧阳均诺”及其头像的贴纸，队伍中长者说，区议员组团订旅游巴士接送街坊到市集。在布景板前，另一团的领队举着迷你国旗发号施令，指挥团友站好，然后拉起“香港广州南沙联谊会”等布制横额合照。

市民张小姐和朋友由6月1日起每天都来到家乡市集，她独自拖着一个行李箱，礼盒堆至腰身高度。她指明天会继续来购物，“买不完，香港买不到家乡湖北的牛肉面。”有见维园今天的警力明显增加，张小姐称“安全好多”，并表示不知道为何今天多了警察驻守。

香港黑龙江社团总会义工 Kiki 表示，今天由4时半开档至6时，货品已差不多清光，两个摊位合共将近7000港元营业额，昨天只有约4000多元。 Kiki 称摊档今日开始减价，每款特产均减价两三成，存货足够应付翌日客人。

下午约6时，有两名男子在市集手持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富强”等字眼的标语。他被在场保安包围，有市集职员打开雨伞、不让途人拍摄，记者举起手机拍摄亦一度被压低及用手阻挡镜头。保安表示两人违反场规，及后有警察到场。

其中一名身穿哲古华拉（Che Guevara）衣服的男子，被5至6名保安紧密围起、带离维园，有人举起伞阵遮挡；沿路上有警察在旁观察并一同走动，但未有介入，有人问警察“为何不处理”事件。及后警察拉起橙线开路，男子被保安抬起带入一蓝色帐篷，期间场面混乱，事主曾大声叫痛，并问“做咩夹住我”。事主并说自己被指身上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籍，被指违规。最终，该名男子被带上警车。

六四前夕，首用23条拘捕邹幸彤等人

自6月3日下午起，警方在铜锣湾一带加强布防。当晚约9时，行为艺术家陈式森（三木）独自现身在铜锣湾，做出祭酒和喝酒的手势，并对空气比划“八九六四”字样，全程一言不发。大批警员随即拉起橙带，将三木和传媒隔开，又推撞在场记者。三木其后被带上警车，最终无条件获准离开。

获释后他向传媒表示感觉“几好”，“原先以为做唔到嘢，结果可以做到一啲，少少哋满足。”

三木为“这一代的六四”街头艺术活动的艺术家之一，由2009年起，艺术家自发每年在6月3日，于铜锣湾街头以行为艺术悼念六四。上年六四前夕，三木在铜锣湾被警方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在被带上警车时喊道“不忘六四、打倒暴政、香港人唔好惊（不要怕）”。

同一晚上，在北京见证六四事件的时任学联代表陈清华在海滨亮起烛光、架起十字架和“人民不会忘记”标语悼念六四死难者。多年来，陈清华都会在中联办外或附近地方悼念六四。他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这是他连续第三年，独个在同一位置悼念。

临近六四，警方在5月28日首次引用23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拘捕八人，其中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据报，其他被捕人为邹的母亲邹刘华珍和舅父、民主派荃湾前区议员陈剑琴、社民连义工李盈姿、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和关振邦，以及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妻子潘幼翠。“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若罪成，最高可处监禁 7 年。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案件与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有关，但没有透露细节。被问及“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没正面回答，表示日子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利用这些课题煽动市民憎恨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司法机构。”整场记者会中，邓炳强未有提及“六四”，仅以“特别日子”和“敏感日子”形容。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六四前夕，关振邦和刘家仪曾在维园喷水池悼念六四死难者，被警方以“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拘捕。而李盈姿上年亦因在铜锣湾遭搜出六四标语，被警方以煽动意图罪拘捕。

6月2日，多年来每逢六四前夕刊登纪念祷文的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在头版开天窗，编辑部声明指“因事未能刊出”。同一期社评以“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为题，指“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文章又写道，诚实面对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冤仇和抹黑煽动，“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悔改与复和有根有基”、“避免覆辙重蹈”。

今年是连续第3年天主教香港教区停办六四弥撒。5月30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公教报》以《就是每年这时期……》撰文，指35年前的事在人心中留下创伤，尽管已被掩盖或结痂。他说有了宽恕，才有可能实现修和与治愈。不过，“宽恕不代表忘记，但它能够提供一个先决条件，让我们内心得享自由、让所有人得享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另外，岭南大学学生会编委会在5月31日在社交媒体发帖，以《共写．昨日血雨》为题征收与“五月三十五日”相关的各类文艺创作，“让真相不被忘记”，并在“6月3日翌日”发布。同日晚上，编委会宣布因“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取消征稿。据《独立媒体》报导，岭大校方向编委会表示收到大量电邮投诉，要求撤销征稿帖文，否则或考虑不再容许岭大学生会使用大学名义。

（尊重受访者意愿，Brian、何女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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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刻，值得回顾的，是现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6年任期，一度被认为“民粹主义”的他，如今支持率仍然高达60%。」

特约撰稿人 谢图

当地时间6月3日，墨西哥大选结果出台，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Morena）的候选人、61岁的首都墨西哥城市长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在快速计票中以59%的选票位列第一，将成为墨西哥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延伸阅读：《2024墨西哥大选前瞻（二）：女性议员比例近半，性别暴力仍是顽疾》）

这一时刻，值得回顾的，是现任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6年任期。

尽管即将卸任，但洛佩斯如今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左右，这份高人气很可能会延续到他10月1日卸任交棒。考虑到他2018年开始任期时支持率约66%，6年内最低时也保持在50%以上，洛佩斯可说是墨西哥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成功执政的左翼领导人，也是最成功的总统之一。根据今年1月拉美数据新闻媒体 Latinometrics 的分析，他还是目前拉丁美洲第三受欢迎的政府首脑，仅次于萨尔瓦多的科技狂人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和刚刚成功连任的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Luis Abinader）。

洛佩斯执政的6年，在墨西哥取得了哪些政绩呢？

他最大的政绩是国民经济。虽然他的任期赶上了疫情，导致执政的前两年经济受到严重挑战，但是2021年墨西哥经济就实现了复苏，从此每年保持约3.56%的经济增长，2024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8%。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INEGI）报告显示：2024年初墨西哥失业率降至2.79%，自2022年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3%以下的历史低位。2022年的贫困率也到达1.2%的历史低点。

经济强势，部分受益于地缘政治和全球贸易变化下“近岸外包”的红利：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近年来表现强劲，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360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延伸阅读：《2024墨西哥大选前瞻（一）：中国企业纷纷赴墨出海，能走多远？》）

此外，洛佩斯的福利补助项目也对国民经济有所帮助。洛佩斯的口号之一是“穷人在先“，他的政府向超过65岁的老人支付每月3000比索（约145美元）的基本养老金，超过150万人收到此项补助。类似的福利项目还有向未就业青年支付的国家最低薪酬，条件是这些青年必须参加有资格企业的培训项目；针对在公立学校和高校就读的贫困学生，他设立专门奖学金；针对在职母亲的补助，她们的孩子每月可以收到1600比索（约77美元）。

另一个政绩是治安。不过外界对洛佩斯政府的治安成果的评价则褒贬不一，这可能是因为洛佩斯政府对其治安政绩有所夸大。洛佩斯曾在晨会时向媒体展示图表，显示自己任内重大凶杀案的比例下降了22%，而前任5位总统任内凶杀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虽然从洛佩斯执政起，墨西哥每十万人凶杀案比例的确有所下降，但三年内也仅仅是从每十万人30起下降到了28起。

洛佩斯最具争议的治安政策之一，是设立了“国家警卫队（Guardia Nacional）”，并逐渐将其归为军事化管理。

本来，洛佩斯设立这一治安力量的原因是为了履行竞选承诺中“要拥抱、不要弹药”的口号，要实现墨西哥治安的去军事化——因为“毒品战争”，墨西哥军队此前对国民治安深度参与，这也导致了墨西哥一些城市当中常常爆发暴力冲突。洛佩斯将军队替换为“国家警卫队”，原是为了让街道恢复平静，但治安的严峻形势又使得洛佩斯重新开始依赖军队力量来维持治安；他扩大了军队预算，还有意将警卫队划归军队管理。

而就算在洛佩斯治下，贩毒集团的活动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洛佩斯本希望通过执行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给予年轻人新的就业机会来引导他们远离贩毒集团，但这似乎并未能有效代替传统的安全战略发挥效果，反而使得洛佩斯政府在治安政策上出现了真空，外界也常常批评洛佩斯纵容贩毒集团在墨西哥扩张势力。

洛佩斯本人，算是墨西哥的一个政治传奇：他曾三度参与总统竞选，并声称前两次落选都有其对手贿选或作弊阻挠。2018年，洛佩斯脱离建制政党，自创政党“国家复兴运动”。他以强烈的个人号召力赢得了压倒性优势，吸引了大批选民、也将大量游离在建制派边缘的左翼政客收入旗下，这样以个人魅力作为政治资本的执政风格，颇具千禧年初期拉美“粉红浪潮”的特点，但也被一些人斥为“民粹主义”。（延伸阅读：《墨西哥大选后：拉美政党政治崩溃潮，巴西会是下一个吗？》）

“粉红浪潮”，是指21世纪初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均由左翼政府领导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批国家领导人中，不少女性登上政治舞台，比如智利的巴切莱特、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这一时期的左翼领导人，大多都因为上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引发的多次经济危机脱颖而出，他们依靠个人魅力迅速崛起，大多打造了本国进入民主化之后的首个左翼政府。

洛佩斯的执政风格，带有强烈的“粉红浪潮”一代个人魅力领导人的烙印：他的政治形象聚焦于反腐败、反精英阶层和反新自由主义叙事。他提出“第四次变革”的口号，旨在消除权贵阶级的“特权滥用”，并将自己的“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比作墨西哥独立以来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但另一方面，他也被在疫情期间批评为不够重视疫情风险、反应不够迅速，依然我行我素召开集会并和支持者在未防护情况下接触，引发许多不满声音。

洛佩斯即将退休，也代表着“粉红浪潮”一代正在淡去。“粉红浪潮”的代表人物，除了洛佩斯，还有巴西的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ávez）以及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Evo Morales）。其中，卢拉将巴西带入地缘强国行列，但2010年退休后，“接班”的同僚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支持率一路走低，并在2016年被弹劾下台，卢拉也因官司入狱。如今他虽然重新执政巴西，却已经78岁高龄，未知是否“后继无人”。其他同时代的“粉红浪潮”代表人物中，查韦斯已经过世，莫拉雷斯则在2019年下台。（延伸阅读：《巴西总统卢拉的第三个任期，会是卢拉主义的最后一幕吗？》）

近几年，左翼政府重新在拉美攻城略地，有评论家提出或许意味着新一波的“粉红浪潮”——以2018年洛佩斯当选开始，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都相继选出左翼总统。但是，“新粉红浪潮”的执政并不稳固，2021年乡村教师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当选秘鲁总统后受到猛烈攻击，仅仅执政一年半就遭到弹劾下台。哥伦比亚的佩特罗（Gustavo Francisco Petro Urrego）深陷与政敌的缠斗和腐败丑闻。智利的年轻总统博里奇（Gabriel Boric）曾参与学生运动，2021年上台时恰逢智利反新自由主义的“宪法运动”方兴未艾，但他上任后却未能够成功推动新宪法通过，目前修宪流程被迫暂停，他的支持率也显著下跌。（延伸阅读：《秘鲁：5年内出现第6任总统后，这里掀起了一场仍在持续的反抗》）

同时，曾经有过强势左翼政府的拉美国家，如今已经被新兴右翼接管。以阿根廷的米莱、萨尔瓦多的布克尔和厄瓜多尔的诺沃亚（Daniel Roy Gilchrist Noboa Azin）为代表的拉美新一代右翼在主张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的同时，推崇铁腕管理和反腐败议程，吸引了大量选民，这些选民对过去左翼政府治下的经济停滞十分不满。（延伸阅读：《模仿军政府？阿根廷新总统推政令限制集会、市场化公部门》）

墨西哥首位女总统欣鲍姆面临的形势，其实颇具挑战。拉美接下来是“粉红浪潮”还是右翼政治主导，也还要看年轻一代进入政坛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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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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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青年被控“侮辱国歌罪”；同志权益案进展；两人冒认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判囚」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47人案”：14被不认罪被告罪成，另刘伟聪、李予信脱罪但面临控方上诉

47名泛民主派人士于2020年立法会选举前组织或参与“35+ 初选”，事后被控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于5月30日就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布裁决，其中14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刘伟聪及李予信无罪。法官公布裁决后，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作出陈词，并且在法官追问之下，确认会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1DB条，针对两名无罪被告提出上诉。

获判无罪的刘伟聪离开法院时回应传媒提问称自己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呼吁公众继续关注案中其他被告以及留意法官判词，了解三位法官如何处理这宗案件。此外，他提到整件案件可能会有后续，因此自己不能讲太多话，形容自己仍然是“一个案中被告”。有记者问到他之后会到哪里，他笑称“会留在香港”。

同样获判无罪的李予信在大批警员包围下离开法院。他回应传媒提问时感谢公众多年来的关心，并指律政司有可能提出上诉，因此他不能对裁决结果和案件作出评论。他表示自己当下心情平和，希望与家人饮茶。

控方代表杨美琪于下午庭上再次确认会上诉。杨美琪另外提出刘伟聪和李予信继续有条件保释外出，其中刘伟聪没有反对，李予信的代表大律师关文渭则提出反对并陈词。最终，法官裁定刘和李续以原有条件保释外出，警署报到次数减至每月一次，直至上诉庭有进一步指示。

至于被裁定罪名成立的14名被告，是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及余慧明。法官确定案件的求情日期为6月25日，下令被告的求情陈词不得多于20页、需于14天内呈交。有罪成被告提出保释等候判刑的申请，但法官听取陈词后拒绝。

被指“敏感日子”前连续发布 Facebook 帖文，邹幸彤等7人被捕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5月28日至29日合共拘捕6女1男，包括支联会（已解散）前副主席邹幸彤，指控他们涉嫌干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28日会见传媒时指被捕人士涉嫌“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透过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连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意图煽动网民在之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不过，邓炳强称“其实我谂（认为）个日子本身唔系重要，最重要系呢啲想危害国家安全嘅人利用呢啲课题”。就案件涉及专页上的哪些帖文、各被捕人士在案件中担当之角色等细节，邓炳强以案件仍在调查中为由拒绝透露。

邓炳强称，《维护国安条例》只针对少部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市民就政府措施作出基于客观事实的批评是“完全无问题”。他还表示，条例生效两个月可见市民继续享有《基本法》、国际人权公约等相关法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据《法庭线》等传媒报道，于28日被捕的除了正因“支联会颠覆案”还柙的邹幸彤，还有前荃湾区区议员陈剑琴、牙医李盈姿、邹幸彤母亲、支联会前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而于29日被捕的是关振邦的妻子潘幼翠。

“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片段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5月庭审焦点在于第六名控方证人周达权作供、辩方申请重召从犯证人张剑虹被拒、国安警黎国勇作供，以及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完整片段及其他黎智英受访片段。

第六名控方证人、壹传媒集团前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于第71日审讯开始作供。辩方提问期间，主要围绕壹传媒财政状况、“饭盒会”及《苹果日报》在应用程式 Slack 上的工作平台。

其中，辩方问到2019年12月6日“饭盒会”上讨论报纸广告遇到困难、如何增加广告销量等，询问周达权是否记得。周称“好老实我系唔记得，直至有呢啲 printout 有返些少记忆”。周还称，他相信自己曾经出席当日会议，但不记得黎智英有没有出席。周随后阅读 Slack 纪录，确认自己有出席，而黎没有出席。辩方随后问到，给予小店登报优惠一事是否在该次“饭盒会”上首次提出。周称不记得，也不记得那是由黎智英还是其他同事提出。

回应辩方提问期间，周达权确认他是 Slack“港苹纸广告”群组的一员，而且在群组成立时已经加入。此外，他确认员工在 Slack 提出问题后，会有实体会议，而且有人撰写会议纪录。

至第77日审讯，控方应辩方要求传召国安警黎国勇作供。黎国勇供称，他于2021年11月11日应上司指示前往荔枝角惩教所，向张剑虹派发关于其保释申请的判词，随后与张倾谈逾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张在狱中的日常生活。

据黎国勇供称，张剑虹当日提议他翌日再来探访。黎翌日与侦缉警员 4315 再度往收押所探望张，张当时表示想做控方证人，而黎对此感到惊讶。就辩方指称黎前一天探访倾谈逾三个小时，是为游说张成为控方证人、并著张考虑一晚，黎表示不同意。

在回应控方提问时，黎国勇进一步解释自己当日跟张剑虹倾谈的理由，指自己前往收押所派发判词是警务工作，派发后跟张交谈是“工作的延续”，也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交谈期间他需要评估张在狱中会否有不好的情况发生。

第79日审讯起，控方应辩方要求播放“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等片段，片段总长度事先缩减至25个小时，法官预料播毕片段需时五天。

其中，庭上播放2020年5月11日的“Yahoo TV 乡民来冲康”，当日节目主题为《黎智英被捕 香港政治风暴再起》，黎智英通过电话接受节目主持的访问。黎提到《苹果日报》多年来是“反对派报纸”、“反共”，被中央（中国政府）认为是“眼中钉”、“搞到香港乱七八糟”。黎续称：“我们很想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想美国影响我们，我很想英国影响我们，我很想外国影响我们，因为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唯一能够撑下去的，外国的势力是现在我们非常需要。”黎还提到，他不介意去坐牢，因为所谓公民不服从就是要对法律负责任，他也对坐牢一早有了准备。

当主持提到有人形容黎智英是“汉奸黎”时，黎自称“从来反对港独”。黎强调“没有人蠢到要港独”，重申他们要的不是港独，而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主持还问到黎是否支持“台独”，黎回应指台独“非常敏感”，而且他从事传媒事业，就这个话题“不好说出口”。不过，黎承认台湾跟独立已经没有分别，理由是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制度和民主，因此他认为台独与否已经不是问题。

另外，庭上播放英国《金融时报》于2020年8月12日访问黎智英的片段。谈及《国安法》时，黎称香港的根基是法治和社会制度，没有法治的香港不会成为金融中心，而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宗教自由等都将会消失。黎认为，使他本人安全、或者是减缓中央接管香港的唯一方法，是取得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

在2020年8月13日的“Live Chat with Jimmy Lai”节目中，黎智英被嘉宾问到有没有说话想对支持者说。黎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但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正在做对的事，无论有多大困难和艰辛，都会觉得平静、甚至开心。黎续称，他没有一刻双手在手镣之下、而觉得自己很惨，或者觉得自己被屈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他还强调，自己所做的并不为了任何事，只是因为这个地方（香港）实在对他太好。

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获上诉庭裁定得直

香港律政司去年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要求法庭禁止四项跟“反修例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行为。原讼庭拒批禁令后，律政司提出上诉。5月8日，上诉庭裁定律政司上诉得直，正式批出临时禁制令。25日，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通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称因应香港法庭禁令通知，会在各大平台下架该歌曲。

上诉庭判词指出，法庭必须认知在宪法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之间的界线，就评估国家安全的风险，行政机关有经验、专业知识和资源，因此相关责任在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法庭应该“绝对遵从”行政机关的判断。

判词指出，《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者曾在访问中表示“音乐是凝聚人心最强武器”，而该歌曲也的确成为了用作推动2019年香港的“暴力示威浪潮”的“武器”，包括歌颂和浪漫化当时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法庭认为，有意煽动分裂的人可以利用歌曲作为鼓动反建制情绪和分裂思想的工具。

上诉庭认为，一直有人利用《愿荣光归香港》鼓吹暴力示威、甚至分裂思想，而且公众对该歌曲的误解也令情况恶化，因此法庭必须立刻干预，防止现有的非法状态持续下去，否则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甚至无法补救的破坏。

就禁制令会否侵害言论自由，判词先强调人权并非干犯任何刑事罪行的许可证，但承认禁制令有机会牵涉言论自由，包括对动机清白的公众产生“寒蝉效应”，例如公众虽非禁制对象，但他们会因为害怕负上违令后果，而避免进行某些合法和受宪法保障的行为。

不过，上诉庭同意原审法官陈健强的说法，指禁制令合乎宪法，也平衡了国家安全和基本人权考虑，而且律政司一方接受禁制令需要列明有哪些跟《愿荣光归香港》相关的行为属于合法活动。另外，判词强调禁制令列明学术、新闻活动等行为不受限制，法庭已经顾及言论自由权利。

有关禁制令的实用性，判词提到《愿荣光归香港》的上传者多数是匿名用户，的确难以起诉他们，但经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下架影片是较可行的做法。判词指出，部份供应商已经表明若有法庭命令就会配合政府要求，也没有迹象显示供应商对遵守禁制令有任何忧虑或困难，因此认为禁制令有其必要性。判词还强调，禁制令的实用性是考虑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考虑。

香港法庭就《愿荣光归香港》颁布禁制令后，YouTube 声明对裁决感到失望，但会遵从有关命令，包括将禁制令列明的32条短片定为违禁出版物品，安排系统对这一批短片进行地理封锁。不过YouTube 提到会继续考虑提出上诉的可能，表明裁决会令人质疑港府促进数码经济的工作，也会令人担心香港言论自由被禁制。

5月25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在社交网站表示，他们早前接获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的通知，称因应香港法庭的临时禁制令通知，将会在各大平台下架《愿荣光归香港》。团体向发行商表达反对意见，但获发行商回复指重新上架该歌曲的机会极微。消息传出当日，在 Apple Music、iTunes 等平台搜寻《愿荣光归香港》，显示该歌曲已经消失。

青年观看世界女排联赛期间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被控“侮辱国歌罪”

一名21岁青年于2023年6月在红磡体育馆观看世界女排联赛，在会场播放中国国歌期间及前后涉嫌发出嘘声、倒竖姆指及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事后被控“侮辱国歌罪”。5月13日，控辩双方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就结案陈词作口头补充，裁判官林子康将案件押后至7月15日裁决，续准被告保释。

控方补充结案陈词时指出，被告不可能是在粗疏之下不小心冒犯了国歌，其行为是“无悬念”侮辱国歌。就辩方认为法庭应只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期间的动作，控方反驳指被告当时动作是“一连串去做，针对国歌去做”，因此应该一并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前后的动作。

辩方指出本案的事实争议不大，控辩双方的分歧是如何诠释《国歌条例》所指的“侮辱”。辩方指，条文列出“侮辱”定义时特别提到“侮辱就国歌而言，指损害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的尊严”，认为立法机关加上此句之目的是限制法例的宽阔度，避免市民发表与国歌有关言论时误堕法网。

就被告当日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裁判官指有证据显示“社会事件”期间有人唱该歌曲，问到虽然词词未必直接损害国家尊严，但歌曲近年被使用之目的应否纳入法庭考虑。辩方回应，该歌曲并非2019年“反政府示威”的“专利品”，歌曲有自身历史，但“俾人骑劫咗（被强行赋予其他意义）”。辩方还指，该歌曲与国歌有相似之处，同样提及“奴隶”、“吼声”，也“都是呼吁人们战胜逆境的革命号召”。

同志权益案：港府为聘英国御用大律师而申请改期聆讯，被终院拒绝

香港法院此前分别裁定房屋政策及遗产条例排除同性配偶的家庭成员身份属于违宪，港府获批准上诉至终审法院，三宗相关案件排期于今年10月聆讯。然而港府拟就三案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David Pannick）担任代表律师，并因应彭力克无法于10月出席聆讯而申请改期，至5月14日被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拒绝申请。

港府一方指出，三案涉及“重大而广泛重要”的问题，判决有机会对香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彭力克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香港法律发展也有丰富经验，难以被取代。

不过，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在判词指出，法庭认同彭力克的资历，以及他对本案的熟悉程度，可以理解政府一方聘任他为代表律师的意愿，但政府一方提出的理据并不足以令法庭重新排期聆讯。林官指出，彭力克未能参与聆讯并不会对政府一方构成不公，而政府一方可以与其他著名海外大律师接洽，但未有资料显示政府一方曾经连系其他大律师。

判词还提到，其中一案的司法覆核申请人 Nick Infinger 提到押后聆讯会对他构成不公，因为他的公屋申请已被拖迟了一段时间，比平均轮候时间更长。政府房委会一方曾经提出反驳，指案件胜诉只会促使房委会重新考虑他的申请，而不会促使房委会立即向他提供公屋。不过，林官认为延迟聆讯的确会进一步拖迟 Nick Infinger 的公屋申请时间。最终，林官驳回政府一方押后聆讯的申请。

两人因刑事损坏器官捐赠名册，分别被判囚8周和4个月

2023年5月传出港中两地研究建立恒常的器官移植互助机制，香港舆论出现质疑机制影响本地器官移植分配的声音，更有人在社交平台呼吁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事件衍生两宗案件中两名被告于5月被判刑。

其中，一名学生被指冒认艺人曹永廉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又增尝试在系统输入前特首林郑月娥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个人资料。他承认一项刑事损坏罪，被判囚8周。

另一名被告报称任职设计师，被控两项刑事损坏罪，经审讯被裁定罪成，于5月2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指，他于或约于2023年5月23日，两度在香港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或损坏属于卫生署财产，即误用一台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系统的电脑，意图摧毁或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经是否会被破坏。

裁判官崔美霞判刑时指出，被告使用他人及虚假的资料登记器官捐赠名册，导致系统速度减慢之余，直接损坏器官捐赠名册，严重损害公众利益。裁判官指，案中真正受影响的是香港等候捐赠器官、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

裁判官强调案情非常严重，而且案件严重性不会因被告自称对系统好奇、希望测试系统而减低，判刑有必要反映损坏名册属于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加上被告两次犯案，监禁为合适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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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中，刘伟聪和李予信被法庭宣判脱罪，律政司下午指将提出上诉。」

端传媒编辑部

报导最后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下午5时

逮捕始自2021年1月6日的“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审讯历时118日，今日（5月30日）对16名不认罪被告作出裁决。早上约10时15分，法庭宣判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其余被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下午2时半，法庭再开庭，律政司马上指会就被判无罪的刘伟聪、李予信二人提出上诉，并申请撤销李、刘原来的保释，表示担心两人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在休庭10分钟后，法庭决定维持两人保释，条件为每月到警署报告一次。随后，有罪成被告申请保释等待判刑，不过遭法官驳回，随即散庭。

案件休庭至6月25日求情，法官称求情不可超过20分钟，需于14日内呈交。

去年政府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就高院原诉庭由3名指定法官审理的国安案件，律政司可在法庭作出无罪裁决后，紧接著提出拟上诉。律政司上诉期间，法庭要按《国安法》第42条保释门槛决定被告须否还押。目前国安案件定罪率为100％，未曾有被告脱罪。

长达337页的判词已上载于网络。上午开庭不足10分钟就结束。

下午开庭前，包括黄之锋、岑敖晖、徐子见、冯达浚、梁晃维、李嘉达、伍健伟、胡志伟等人在警员的看守下走到被告席前，期间胡志伟与观众席的友人点头示意，友人们大力挥手，面有慰色。惟审讯不足40分钟便结束。有市民对于法庭迅速审理感惊讶，有人问道“听日唔开呀？”，另有人答“6月25号呀！收工喇。”现场保安不断催赶公众人士离开。

约4时，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西九龙法院回应判决，他称法官判词指出有关罪行严重，各被告有不同程度参与和角色，显示他们是目无法纪，以身试法；今日的裁决是“当头棒喝，让他们知道，当时做的事是犯法。”

李桂华表示，经过118日的审讯，希望公众明白“初选只是一个幌子”，最终目的是令政府瘫痪。“如果当时不是当机立断，香港可能踏上揽炒十部曲的结果，继续有很多不同示威、制裁，社会继续停顿下去。”李桂华说。

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参与初选的选民的角色。李桂华表示，初选只不过是案件中“好小部分”，最重要的是涉事人如何合谋想颠覆政权、令政府无法运作。另有记者问及初选案大搜捕中包括涂谨申、邝俊宇等8名未被起诉和获准保释的民主派人士之后的处理，李桂华指案件仍在调查，目前不会发还旅游证件。

案件经过两年多的羁押，于2023年2月6日假高等法院（移师至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至开审时，31名被告认罪、16名被告不认罪。16名不认罪被告为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予信及余慧明。其中有6人目前正在还押，包括吴政亨、林卓廷、梁国雄、何桂蓝、余慧明、邹家成。余慧明及邹家成一度保释成功，后被撤销。

不认罪被告中，除杨雪盈、黄碧云、林卓廷、梁国雄未有作供，吴政亨及柯耀林未作供但传召证人作供外，其余人士均有亲身作供。控方则共传召12位控方证人，其中包括被告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此外，辩方代表曾经要求传召林景楠作供。（延伸阅读：香港国安最大案：47人案证词集）

此案是港区国安法下、以被告人数计，规模最大的案件，又称“47人案”。47名来自香港民主阵营不同光谱的人士，因为在组织和参与了2020年7月的一场民主派内部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若罪成，按港区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负责法官为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衡，不设陪审团。

在国安法下，颠覆罪罪成后分为三级罚则：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法庭对不同被告参与程度的宣判，可能会影响他们各自的量刑。

2021年1月6日，香港警队国安处拘捕多名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当时有53人被捕，之后获准保释；2021年2月28日，警方要求被捕人士提早报到，之后正式对47人落案起诉，于2021年3月1日开审，从那时开始，超过30名被告（包括已认罪人士）一直被还押，已经在狱超过3年。

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的理据

开庭前，包括胡志伟、 岑敖晖、王百羽、黄之锋、徐子健等数位认罪被告在第二庭被告栏旁听场。有头发花白、手持拐仗的老人遥遥向被告席挥手示意；有中年市民拿著手机，尝试逐个对认被告栏中的各人，“王百羽呀佢系！”、“都系之峰个样最后生”、“最近𠮶个系梁晃维”、“哇佢瘦咗好多”。

早上10时11分开庭。法官旋即宣布16名被告中，除了刘伟聪和李予信，其余14人全数罪成。法官指网上已颁下近400页判词，不到10分钟即宣布休庭。

大量市民感到错愕，宣判后仍留在庭内不愿离去，有市民向被告栏中的各人挥手，有人眼泛泪光。围聚在正庭外等待的市民相拥、抱头痛哭。现场保安人员则著市民赶紧离开。

10时36分，被宣判无罪的刘伟聪步出法院外，有数名警员紧随，他至法院对面马路外才受访。他指：“各位，今日我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里面其他朋友。如果今日有任何主角，这份判词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去看看法官怎么处理本案。”对于律政司会否上诉，刘伟聪表示，“下午就能知道。”

邻近11时，被判无罪的李予信亦步出法院，被大批镜头包围。李予信表示，“多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关心，因为律政司表示有可能上诉，我此刻都不能表达太多意见。”李予信称自己心情平静，“想和屋企人饮餐茶，我未见到屋企人。”

判词中，法官接纳前公民党成员李予信的大部分证供，相信他原先并无打算参与初选，亦无参与任何协调会议；他是在较后期才加入，原不获公民党内批准参选，及至2020年6月中，他在运动中被捕后才获党批准参与。

另外，法官相信他对公民党在2020年3月25日召开记者会的准备会议并不知情；同时不知道党于6月11日以党名义签抗争派发起的《墨落无悔》，因为李当时未正式成为参选人，无法肯定他是否同意《墨》内容，故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至于大律师刘伟聪，法官指他参与初选时未提倡五大诉求和否决预算案，他们就刘是否支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认为有合理怀疑；法官认为不能从证据作出唯一合理推论，证明刘在国安法后认同案件中的谋划，亦不肯定刘在任何阶段有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因此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审讯中曾争议刘的名字有出现在《墨落无悔》声明，刘辩称他从未签过，因不想“政治自杀”而未作出澄清。考虑当时政治环境，法官接受其解释。而facebook专页或初选论坛上，刘都未提议否决财案，对于刘是否认同“无差别”否决财案存疑。

此外，法官指刘曾提交初选的提名表格，条款列明确认支持和认同协调会议的共识，对于他在庭上称不知九西参选人达成有捆绑的协议，当选人不一定运用否决权，法官表明不接纳，因为刘曾阅读墨落，肯定知悉初选其中目的是无差别否决财案，迫行政长官回应“五大诉求”。

“这一刻终于来了”。宣判后，26岁的王先生在法庭外伫立，“证实了大家不会再有空间去幻想，终于要面对事实，个红线就系咁尽。”王先生早上特意从港岛来听审，他形容是次审判有如台湾美丽岛大审，是香港史上很重要的一刻。他说自己作为仍未移民的香港人，前来听审是仅余可以做的行动，“作为香港人，想令自己记得这一刻。”

他身著印有乐队My Little Airport歌词“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very wrong”的T恤。王先生说，除了希望带出文字的意义外，还因为自己的朋友曾在2019年被捕时穿著同样的衣服。他认为歌词代表了一代人的想法和信念，“有啲野觉得值得做，就去做。”

在法院外，黄女士与友人一同在现场观察，身旁有警员驻守。黄女士是其中一名前区议员被告的相识街坊，今日特来支持。黄女士对判决感到意外，说“个官真系揸得好紧”（法官真的捉得很紧)。她认为初选发生在国安法前，当局追溯指控做法荒谬。“宪法赋予咗佢哋（47人参选）权利架嘛！”

判词要点

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第一宗“串谋煽动颠覆国家罪”。

公诉书指，该案16名被告与其他承认控罪的31名被告共同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的是《港区国安法》第22（23）条，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根据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罪。

控罪中可提取四个关键词：“串谋”以“非法手段”、“严重干扰”，达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于宣判前的控辩双方关键争议，判词要点如下。

1、阐释何为“国家政权”？何为“颠覆”门槛？

该案法律争议之一，涉及罪行中的“颠覆国家政权”。

辩方认为，《国安法》或其他地方均未对“颠覆”和“国家政权”这两个词句作出具体定义，故有关罪行有欠肯定。

判词指，由于《国安法》并未对上述词语有具体定义，故应按“立法目的”诠释。法庭引用中文词典《辞海》的定义诠释：政权也称为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或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法庭考虑法律文意时采用终审法院诉黎智英一案、港区《国安法》立法原意（即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和互补）、香港法例对“国家”“权、权力”的定义和《基本法》第62条形容香港特区政府职能。

综合以上四项要素，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保护的“国家政权”指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各种权力，以及政府不同组织（例如政府部门/政策局）所履行的职能。”

判词续指，就“颠覆”一词在制定《国安法》时的社会情况和法庭对“国家政权”的诠释后，认为《国安法》第22（23）条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足以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强调，有关“干扰、阻扰、破坏”必须达到“严重程度”。

2、《基本法》第73条下规定的职权，是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就此，辩方提出本案另一法律争议：违反《基本法》73条下的职权，会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根据《基本法》第73条，立法会行使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公共开支的权利；并无提及不能否决议案。就此辩方认为，议员行使否决权——即便是为了实现“五大诉求”——也并非违法；就算议会否决政府预算案，《基本法》也早有解决机制。因此，辩方认为，按照《基本法》规定行使否决权，称不上是“非法行为”。

控辩就此有三大涉及犯罪“行为”及“意图”的争议。最终，判词认为：对“其他非法手段”的狭义诠释，违反《国安法》立法目的。

“非法手段”须限于“武力”否？

根据《国安法》第22条，辩方认为，“其他非法手段”，应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

判词指：《国安法》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国安法》第22条是订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例，目的显然是为防范及制止背后的“祸害”，即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引用全国人大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的“说明”，和5月28日通过制定《国安法》的“决定”，认为二者相继指出：“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等非暴力行为，可令国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坏”，“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法庭强调“任何”的字眼，认为：该“说明”和“决定”提及“任何”活动，并非单指关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活动⋯⋯即辩方提出“其他非法手段”一词应作狭义诠释的说法，有违《国安法》的立法目的。

也即，法庭认为根据针对祸害的原则，《国安法》第22（23）条的诠释，不但须涵盖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还须涵盖其他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需限于刑事否？

辩方又指：“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必须为“刑事罪行”。若把“其他非法手段”诠释为不足以构成完整刑事罪行的行为，会造成《国安法》第22条的范围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如果把民事过失也包括在内，可能令“其他非法手段”一词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

法庭指，依据《国安法》可认为：所有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或活动，不论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能视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法庭结论是：“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并不止于刑事行为，而是包括“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目的是要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防范颠覆国家政权罪行。

至于非法手段所涵盖的确切范围，即民事过失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法庭认为无需就此事表达肯定意见。在本案中，法庭只需就“违反《基本法》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此问题作出决定。

被告需确切知道手段确为非法，否则不知者无罪？

就“非法手段”控方需进行证明，对此控辩双方无异议。但辩方指，控方必须证明各被告当时知道涉案的手段是非法的。其论据续指，因此辩方可提出真诚但错误相信（第一被告戴耀廷提倡的）该等手段属合法手段，作为其辩解理由。

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并非绝对责任的罪行，反而是带有特定意图的罪行。如果控方未能证明该等双重意图，则无法证明有关罪行。

法庭指，经过仔细考虑得出的结论是：控方无须证明各被告知道有关手段属非法手段。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非法”一词，明显是形容“罪行”中的犯罪行为，而并非所需的犯罪意图；否则，被告即可基于自己对法律无知，提出辩解理由。

议员行使职权，是“非法”吗？

判词指出，法庭认为议员“集体肩负宪制责任，在需要时依据财政预算案的利弊，对之审核和通过”。

因此，“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始以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是违反《基本法》职权规定和拥护《基本法》的规定。

判词强调，“若此等行为具有严重破坏政府或行政长官权力和权威的意图，更不在话下。”

法庭补充，议会特权不适用于本案；再者，《国安法》第62条清楚说明，本地法律规定与《国安法》不一致的，适用《国安法》规定。

法庭再总结：若各人怀有控罪所指的意图，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会否必然地“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答案为肯定的。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审讯期间，亦有数名被告提出不会无差别否决议案。

3、“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串谋”是否成立？法庭：这或许不是空想。

从一开始，控方力图证明，47名被告因为参与了协调和初选，因此都参与了“一个串谋”。“串谋”关键是实现“35+”和否决财政预算案。

“串谋”指，被告若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35+议席，将对政府提出的任何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支不予区别地否决，意图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否则就解散议会及令特首下台。这就构成“滥用否决权”的“非法手段”，目的是引发“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达至国安法下颠覆罪所指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辩方就此提出争议，指：被告不可能取得35+；即便议席过半，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也未必全如戴耀廷所想；戴耀廷的想法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目的也有不同。

对此，法庭观点如下：

这场“串谋”，初选计划起点是第一被告戴耀廷的构想“立法会取得过半议席”，该想法发表在2019年12月的《苹果日报》文章《立会夺半 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判词称之为“没争议的事实”。

呈堂证据显示，戴耀廷在报章和Facebook发表多篇文章宣传“35+”计划和行使否决权迫使特首对“五大诉求”让步的想法。

法庭认为，在2020年3月和4月，“35+”的终极目的和目标已经非常清晰：“第一被告目的和用意就是要利用该谋划破坏、摧毁和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所建立的体制。”

在审讯过程中，初选协调会议和机制协议、初选记者会、《墨落无悔》声明、抗争派记者会等被控方作为证据。数名不认罪被告在作供时，对各议题有不同说法。

法庭指，看到协调会议形成的四项协议中没有“否决”事项。然而，法庭认为，协调过程绝非止于协调会议，会议结束后，“运用否决权是绝大多数参选人已达成的共识”。法庭又指，《墨落无悔》声明，源于对不要求签署声明的不满，声明中可见“共同纲领”乃一众候选人的合作基础。法庭续指，初选后的记者会中，第一被告曾说明，“​​参选人已在协调会议中达成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协议”，后来抗争派更声明，会“按协议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

判词指，若“35+”顺利进行，控方的串谋指控，即通过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和下台，便会被推进。随著抗议升级，五大诉求的内容曾有过变化，最后一条诉求从要求行政长官下台变为要求双普选，但法庭认为，要求行政长官下台的诉求一直存在，只是名目不同。

判词指出，第一被告提及“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概念时，法庭毫无疑问肯定他所指的，是《基本法》第50至52条中整体的否决权力，以及运用此等权力后带来的后果。而法庭肯定，第一被告已对参加协调会议的人士，解释了他的步骤和追求的结果。

最终，关于“一个串谋”的指控，法庭结论是，“这或许并非是一个空想”。在此基础上，政府执行任何新政策会受到严重阻碍，“政府和特首权力和权威被大大破坏”，会对香港造成宪制危机。

法庭回到上述1、2法律观点，总结认为：若各方怀有如控罪所指的意图来进行该谋划，必然构成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或令成功的候选人参与这等行为。

以下内容的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上午11时20分

开庭现场

47人案判决备受瞩目。第一日判决日早上，警方在法院外采取严格戒备。法院正门外的行人通道上设置了比过往更多的铁马，记者主要被限制在两个专门区域。西九龙法院外沿途街口有警车和便衣驻守，法院内外均有大量身著防刺背心的警员看守。

端传媒记者在现场观察，早上8时，法院外已有约百名人士排队等候听审，一条细长的人龙排到英华街综合调解事务处后。根据《法庭线》《集志社》报导，有些人士自昨日起自带折凳、干粮连夜排队，另有人则称不知道今日为何案件；有旁听过多次的市民称，认出有排队人士为排队党，后者此前亦有来过现场占位。

30多岁的赵先生昨晚12点已经来到法院外排队，他身穿风衣，脸上戴著黑色口罩，仍盖不住脸上的疲态。他向端传媒表示，2021年47人案落案起诉时，已经开始关注此案。“要比佢哋（他们）知道，庭内庭外都仲有好多人支持紧佢哋。”

对于有61万人在初选投票，赵生反问政府为何不也起诉那61万人？他还表示，若政府认为事件违法，为何当初又会容许事件发生。“法院前的正义女神，以前代表公平公正，现在就是甚么都睇唔到，因为国安法已经指定了法官。”他叹道。

30多岁的小灵从昨晚11点便到法院外排队，他自带露营椅、干粮和零食，在法院外形成一面另类的风景。小灵表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被告朋友。虽然他近来都有和朋友保持正常联系，但仍想亲身到现场支持。只因整件事“好荒唐、好荒谬。”

早上9时许，不认罪被告刘伟聪抵达法院外。他身著一身深蓝条文西装、打著粉色领带。对于记者“今日心情如何”的提问，刘伟聪用精神的声音回答，“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多谢大家。”被告彭卓棋身穿黑色西装，他已剪短头发，以平头现身。被告杨雪盈身穿一身白裙在九时半抵达法院，面带微笑。彭、杨二人短暂在媒体区前停留、拍照，没有发言。

获得保释的被告李予信今日身著黄蓝色主调的衬衫来到法庭，他在29日晚于Facebook发文，“我之后有可能失去自由，有可能以后将不可在这里当社工或在其他专业岗位上发挥，也有可能失去在世界舞台上代表香港跳舞的机会。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无论结果为何，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其实早已每天不断地面对著最严峻的挑战。”

另一不认罪被告邹家成正还押，他的社交媒体今早更新，指“由于我决定不认罪、经历抗辩，再到今日面对判决，我都抱著既不期盼也不气馁的心态。未来难以预测，生命充斥著无数不可控的因素，唯一引领著我的，是信念和原则。于一个当下做最正确和最无悔的决定，而我完成了。”

国际政党和舆论十分关注这次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包括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领事馆都有派员到场听审；纽约时报、CNN、BBC、美国之音、法新社等等多间国际媒体也有来到现场报道。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今日亦有到场。进入法院前，刘慧卿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很伤心，里面的人很多已经关押了三年。”刘慧卿表示，她不仅是来支持该案，也是来支持香港的制度，“香港有自由、法治、安全，有一国两制，香港应该返返去很安全的情况，香港已有《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基本法》。”

刘还表示，自己希望媒体也可以自由采访报导，而不是被监禁，“ 我们香港人可以有示威、媒体、信仰、艺术各方面的自由，这是我们要争取和支持的，今日希望法庭可以向全世界发出讯息，香港可以迈向像以前一样自由安全的城市。”

根据《文汇报》报导，今早9时，包括被告梁国雄太太、社民连成员陈宝莹和曾健成、黄浩铭、周嘉发、余伟彬在法院外抗议时，被警方以“行为不检”拘捕。

案情焦点：“五大诉求”、“揽炒”

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审讯中成为焦点，一个是“五大诉求”，另一个是“揽炒”。

2019年的示威运动最早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允许数种刑事罪行的嫌疑人被移送大陆审理而引发，因此被称为反修例运动。在2019年上半年多次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之后，港府续在立法会恢复二读条例，推进修例，引发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首次包围立法会，以图阻止恢复二读，港府以防暴警出动催泪弹等多种镇暴武器驱散，并宣布当日示威为“暴动”。

由此示威日渐升级，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第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第二、撤回暴动定性；第三、撤销对示威者的控罪；第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队滥暴滥权；第五、立即实行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双普选”。

控方认定，要政府实现“五大诉求”和要求政府渎职无异，因此政府不可能满足“五大诉求”也因为众被告明知如此，所以他们是决心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但有被告抗辩，争取“五大诉求”没有问题，政府也可以做到，以“五大诉求”为标准判断是赞成还是否决预算案，并不违法。

另一个概念是“揽炒”，控方将“揽炒”翻译为 mutual destruction，即同归于尽、双输的局面，并以戴耀廷发表的《揽炒十部曲》为基准解释这个概念，指根据戴的“十部曲”计划，揽炒是一个“邪恶计划”，目的就是要让香港陷入宪制危机、刺激香港和北京当局铁腕镇压、香港出现流血事件、从而让国际社会围堵制裁香港。但有被告抗辩，称“揽炒”是示威者不怕牺牲自我的精神，是要提高政权打压的代价，从而让政权重新回到谈判桌与示威者谈判。

民主派初选案是国安法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被告涵盖民主阵营由传统温和到本土激进的光谱。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两个投票日共有超过61万名香港选民参与投票，此案也因此被普遍视为国安法对香港民主和政治反对派的审判。

在2020年7月11、12日初选投票日之后不久的7月底，港府就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推迟立法会选举至少一年，民主派候选人，无论有无参与初选，实际上都没有参加到正式的立法会选举。

在实施国安法的同时，北京和香港当局也在落实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常委决议和香港本地修订法例的方式，强化公职人员——包括议员、区议员、公务员——宣誓效忠的要求，并修改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组成。在初选案审讯完结之际，立法会和区议会中都已经没有往昔的反对派。

47人案被告名单：

47名被告依次为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静、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黄碧云、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何桂蓝、刘颕匡、杨岳桥、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范国威、吕智恒、梁国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晖、王百羽、李予信及余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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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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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需要一位像别洛乌索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坐镇，遏制军事系统内肆无忌惮的腐败，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率。」

特约撰稿人 龚珏

5月7日，普京又一次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正式开始其第五个总统任期。按照程序，俄罗斯随之产生新一届政府。在文职官员部分，新政府的组成没有任何意外——多数部长得到继续任命，为数不多的变动也几乎都被观察人士提前预测到。

然而，随之而来的国防、安全系统官员洗牌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担任国防部长12年之久的绍伊古（Sergei Shoigu）被免去职务，由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Andrei Belousov）接任；绍伊古改任安全会议秘书，而原先担任该职的老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则改任总统助理，负责“造船事务”。

自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却并未如预期的那样“72小时拿下基辅”，关于绍伊古将被解职的传言就从未停止过。尤其在2023年夏天国防部与瓦格纳雇佣军矛盾公开化、亲战舆论普遍同情普里戈任之际，许多评论者认为普京将会处理绍伊古以平息冲突。然而随着普里戈任兵变，并在两个月后坠机身死，而俄军又挺过了乌克兰的夏季反攻，评论界又开始认为，普京决定不在战争结束前更换防长，绍伊古的地位又得到稳固。即使当4月23日，绍伊古的左右手、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Temur Ivanov）因“大额受贿”被捕，也几乎没人预见到绍伊古即将去职。

绍伊古的这次调动属于明升暗降，他的新职务安全会议秘书负责协调军警特检侦等各个安全机构的行动，是一个高位虚职，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且仍拥有当下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随时面见普京的权限，但相比从前，绍伊古及其派系失去了兵权、钱袋子，以及可供安插亲信的官僚结构。

老帕特鲁舍夫常被视为俄罗斯头号鹰派，甚至被一些媒体称作俄罗斯实际二号人物。但这并非因为其职位使然，而是因为作为普京在列宁格勒克格勃的老同事以及经常发表奇特阴谋论的克格勃意识形态家，他与普京有着思想上的强烈亲缘性，而这一点是作为忠实的执行官僚、救火队长的绍伊古从未享有过的。

尽管如此，帕氏的这次调动仍有明显的降职意味，尤其负责的造船方向甚至带有些嘲弄色彩，让人想到他在23岁被克格勃招募前毕业于造船学院。尽管其子德米特里（Dmitri Patrushev）此次从农业部长升到副总理，但综合来看，帕特鲁舍夫的派系亦严重受挫，此前盛传的小帕特鲁舍夫接班普京的可能性已有所降低。

但这轮人员调整中，最大的黑马还是出任国防部长的别洛乌索夫。近两周来，俄罗斯的调查记者根据各路克宫信源，以及他的履历、著作，乃至泄漏的私人信件，为这位低调的经济学家拼出了一幅更全面的肖像：1959年，他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经济学家世家，父亲是1965年苏联经济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之一。和父亲一样，他接受了全套苏联式经济学教育，是一个强硬的凯恩斯主义者。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他承认苏联的经济体系发展逻辑必然会导致崩溃，但又认为苏联解体并未改变由斯大林奠定的经济基础，当代俄罗斯不可能在其上建设自由的市场经济，因此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国家政策向重工业，乃至军工产业倾斜。

此外，别洛乌索夫又经常强调创新与“技术主权”的重要性，数字化、人工智能、无人机都是他在战前就重点关注的领域。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政绩是在2011年启动旨在改善俄罗斯营商环境的“战略倡议处”（ASI），并在几年内把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从世界第123位提升到第20位。但近年来，他开始不断提出要向国内大企业征收暴利税，在导致商界舆论强烈反弹后，他又表示类似要求都是商界“主动提出”，与当局无关。

在政治层面，他也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普京一样相信俄罗斯正遭受全世界的围堵，据信他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唯一支持这一决定的经济官员。许多信源称赞他清廉正直，但一些媒体仍然挖掘到了他以权谋私、曾在海外拥有房产的蛛丝马迹。此外，他还是一名虔诚教徒，且据报参与一个由大量高级官员组成的神秘主义宗教团体。这些都让他在主导俄罗斯财政、金融政策的西式自由派经济官僚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据传他与总理米舒斯京也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别洛乌索夫的这种立场和信念又让他受到普京的格外认同与信赖。

综合以上种种要素，可以推测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的意图：2024年，俄罗斯的国防与安全支出占全部预算支出的近40%，如果再放任其无节制地增长，很可能重蹈苏联经济崩溃的覆辙，因此需要一位像别洛乌索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坐镇，遏制军事系统内肆无忌惮的腐败，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率，更好地整合国民经济与战争机器，并鼓励国防工业开展各种技术创新，从而不仅应对眼下的战争，也为与西方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

问题在于，作为来自经济系统的技术官僚，别洛乌索夫几乎没有自己的团队。从一个完全异质的系统空降，孤身作战的他能否撼动俄罗斯国防部这台庞大的腐败机器。谢尔久科夫（Anatoli Serdyukov）的经历或许能给出答案——这位同样来自财政系统的技术官僚在2007年入主国防部后即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迅速得罪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最终在五年后被绍伊古取代，自己也身陷一连串的腐败丑闻之中。

但这或许也是普京任命别洛乌索夫的另一重考虑：让一个文职官员专心负责财政与生产问题，而他就能更方便地通过总参谋部亲自指挥、亲自部属具体的战争进程。不少评论者指出，普京的这次人事调动是在刻意模仿二战时斯大林亲自出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即部长）的做法。

别洛乌索夫被任命后不久，俄国防部就发生规模史无前例的人员“清洗”——继副部长伊万诺夫被捕后，至少又有三名将军因经济罪名被拘留。目前尚不清楚这轮清洗是否还会持续下去，但由于侦查部门始终强调对这些落马将领的调查已持续多年，可以推断，促使他们出手的原因并非“别洛乌索夫来了”，而是“绍伊古走了”。

但在这些被捕高级将领中，波波夫（Ivan Popov）将军属异类。此前他曾任俄军最有战斗力的第58军司令，是去年夏天击退乌克兰反攻的重要功臣。此外，58军拥有其他军事单位所没有政治地位，目前俄罗斯代表军方利益的几位议员，乃至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i Gerasimov）都系58军出身。然而，诸多俄罗斯亲战军事博主都断言，波波夫被捕的真实原因并非当局公布的“盗窃1700吨金属制品”，而是因为他在去年夏天公开批评以格拉西莫夫为代表的俄军最高指挥层“沉默、胆怯，掩盖不想听到的事情”，并强调他自己“以所有阵亡战友的名义，没有权利撒谎，必须实事求是”，所以把军队的所有问题都报告给普京。

别洛乌索夫在任职前的上议院磋商会上称：“我始终遵循一个铁一般的原则：可以犯错，但不能撒谎。”此后俄罗斯的亲战军事博主们争相称颂这句话，认定别洛乌索夫将会让俄罗斯国防部焕然一新。然而，波波夫将军的命运告诉我们，在这个系统内真要做到“不撒谎”，往往会付出异常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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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指六人经营专页发布相关邹幸彤、六四和支联会等内容，是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

端传媒编辑部

5月28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次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根据《基本法》23条订立的条例）拘捕六名人士。警方新闻公报指六名人士包括五位女子和一位男子，年龄介乎37岁至65岁。警方指，他们涉嫌干犯条例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这是今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的首宗案件。

公报指，一名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的女子，透过另外五名被捕人士，自2024年4月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个社交平台专页，利用“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网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据《明报》等报导，被捕人士包括正因另案还押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除此之外，还有邹幸彤的母亲邹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关振邦、前民主派区议员陈剑琴和牙医李盈姿。

保安局长邓炳强下午召开记者会时确认被捕人士包括邹幸彤，而涉及案件的社交媒体专页为Facebook页面“小彤群抽会”。邓炳强指，邹幸彤与另外五人串谋运作社交平台，被捕人士并非简单批评政府，而是涉嫌透过发布煽动言辞，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作出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邓炳强还指，近期另一宗案件上诉庭指出，文字往往可以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而煽动文字可能导致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对于记者提问，“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并未正面回应，他指“日子本身不重要”；就提及六四和维园、公开悼念六四等是否违法的提问，邓炳强则指并非提及“敏感日子”就违法，利用相关课题做出煽动行为才违法。

此外，香港警方还表示，已经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其中五名被告的住所、检取一批与该案有关的物品，包括用作发布煽动意图讯息的电子通讯装置。警方指，根据法例，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最高可判处监禁七年，“意图危害国安分子不要妄想可在网上以匿名方式逃避警方追查”。

港府在今年3月就《基本法》23条快速立法。《条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规定，任何人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发表具煽动意图的文字，最高可判处监禁7年；若勾结境外势力做出煽动行为，最高可判处10年。法例规定，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无需证明有关作为、文字或刊物(视何者属适当而定)具煽惑他人作出扰乱公共秩序的作为的意图”。

另外法例写明，在裁判法院授权下，警方可在未经起诉情况下，拘留最长时间限制由48小时上调至16天；“危害国家安全情况”下，若裁判官批出手令，警方可在拘捕48小时内限制被捕人士咨询律师，或在拘留期间限制咨询指定的律师。

一星期后为六四35周年。去年，香港第三年未见公开的六四悼念集会，亦为第四年未有合法六四集会；2020年，市民无视防疫禁令自发到维园悼念示威。2023年，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在维园举办“庆回归26周年”嘉年华，今年多个同乡社团再申请在六四当日于维园举办嘉年华。

专页“小彤群抽会”发布邹还押情况、收集六四记忆

根据Facebook“小彤群抽会”公开内容，该专页自2023年5月开始更新。该专页日常发布与邹幸彤相关的资讯，包括邹还押期间的情况、其涉及六四和支联会的案件进展、在海外获得人权奖的新闻及其感言等等。专页未有说明发布内容人士与邹幸彤的关系，不过许多内容口吻是以邹幸彤第一人称发布。

根据专页2024年4月发布的帖文，专页团队正在收集关于支联会国安案件相关的事实证人及证词资料，证词内容包括六四相关的个人经历和记忆等。

今年是六四35周年。自4月30日，专页开始连续发布关于六四“35个片段”的帖文，每日更新一则关于邹幸彤个人的六四记忆，帖文指，“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也是一份‘证词’”。这个帖文系列除了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的记忆，亦有涉及关于支联会、往年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等。最后一则帖文在5月27日晚间近11点发布，为该系列第28则贴文。记者翻查目前已发布的28则贴文，未有提及有关今年6月4日活动的相关内容。

邹身负多宗审讯，包括六四煽惑及支联会案

邹幸彤现年39岁，为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目前邹幸彤身负多宗案件，包括2021年“六四煽惑案”、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案件。

2021年，警方以防疫为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邹幸彤被指在六四期间于个人社交平台和报章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控煽惑集结，后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囚15个月。邹幸彤提出上诉后，获得高等法院裁定得直，撤销定罪和判刑。而后律政司向终审法院上诉得直，今年1月终院裁定恢复原审定罪。2月，高等法院宣判维持原审判决的刑期。

同为2021年，支联会因被怀疑为“外国代理人”且拒绝向国安交出组织相关资料，邹幸彤及4名常委徐汉光、邓岳君、梁锦威、陈多伟被捕，而后被控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相关条例。这宗“不遵从指令提交资料”案件最终被判罪成、囚禁4.5个月。裁判官裁定毋须证明支联会是否为外国代理人，只要拒绝交资料就是罪成。

今年4月25日，包括邹幸彤、前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在内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管理聆讯。庭上法官指该案不会在今年内审理，6月24日将处理更换法官的申请。

而除邹幸彤外，去年6月4日，刘家仪和关振邦曾在维园悼念六四，手持A4纸写上“个人悼念六四”；李盈姿亦在同日于高士威道一带摆放“具煽动意图物品”。当时三人被警方指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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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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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都指出，安全部门和董事会围绕安全问题出现了不少冲突。」

端传媒记者 洛松齐

继2023年的“逼宫”大戏之后，OpenAI 再度陷入多重争议中。

5月15日，OpenAI 联合创始人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宣布他已离开 OpenAI，并计划从事一个“个人专案”。但苏茨克维没有公布该专案的详情。与此同时，另一位高级研究员 简·雷克（Jan Leike）也宣布离职。（延伸阅读：《AI 元年，Open AI“宫斗”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苏茨克维是 OpenAI 的前首席科学家，和雷克一起担任 OpenAI 旗下“超级对齐”团队（Superalignment Team）的共同负责人。依照 OpenAI 官方网站上的介绍，超级对齐团队是为了“引导和控制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工智慧系统”而成立的团队。据《Wired》杂志报导，该团队已被解散“并入 OpenAI 的其他研究工作”，在此之前有数位相关研究人员离职。

不过，大部分离职员工都保持了低调。据 Vox 报导，OpenAI 的保密协议禁止前员工离职后批评公司并禁止他们提及保密协议。

相较与他们，雷克离职时的表态更为直接，他指“我与 OpenAI 领导层在公司核心优先事项上的分歧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过去的几年里，（OpenAI 的）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被闪亮的产品所取代。”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Sam Altman）和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此后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其做了大量工作“为安全部署功能日益强大的系统奠定必要的基础”，但没有正面回应雷克的质疑。

无论如何，这一新闻并没有影响 OpenAI 发布新产品所带来的正面讨论。

5月13日，OpenAI 正式推出 GPT-4o，这是为其标志性产品 ChatGPT 提供动力的 GPT-4 模型的迭代版本。 OpenAI 指更新后的模型“速度更快”，并提高了“跨文本、视觉和音频的能力”，这意味着该模型可以生成内容或理解语音、文字或图像命令。

不过很快，OpenAI 就陷入了另一场大众更容易注意到的争议之中。

在 GPT-4o 中，ChatGPT 首次提供类似语音助手的功能，其中提供了五种不同的声音。5月20日，演员斯嘉莉·约翰逊（Scarlett Ingrid Johansson）指出，ChatGPT 提供的一个名为 Sky 的声音与她的声音极度相似，以至于“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新闻机构都无法分辨”。（延伸阅读：《AI深伪色情急增，如何才能制止新型性暴力？》）

在声明中，约翰逊指 OpenAI 此前曾与她接触，希望她为 ChatGPT 4.0 系统配音。她出于“个人原因”拒绝了这一邀请。而在 ChatGPT 的新版本发布前两天，奥尔特曼又亲自联系她的经纪人并请求她重新考虑，但她还未来得及回复。

约翰逊还认为，此事绝非巧合，因为奥尔特曼有意暗示这种相似是“有意为之”。在产品发布当天，奥尔特曼在 X 上发布了一个单词“her”。约翰逊认为这个单词是暗示她此前配音的电影《Her》，在这部电影中，男主角与约翰逊配音的语音助手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

OpenAI 随后暂停了 Sky 的使用，据约翰逊表示，这是由于其向 OpenAI 正式发出了律师函。但是，当天晚间，奥尔特曼在一份声明中指“Sky 的声音不是斯嘉莉·约翰逊的，也从未想过要与她相似。在与约翰逊女士接触之前，我们就已经选定了为 Sky 配音的演员”。5月22日，OpenAI 在同一份声明中提供有关时间表的更多信息，以期证明声音不是约翰逊的。

由于约翰逊曾出演过大量知名电影，这一事件很快引发了大众的讨论。而就在同一天，OpenAI 又卷入了另一起类似争议中。

5月20日，Google CEO 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 The Verge 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Google 正在了解 OpenAI 是否利用创作者的内容来训练其 AI 模型。此前，OpenAI 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提（Mira Murati）在访谈中表示，她并不确定 OpenAI 是否使用了 Youtube 上的公开影片来训练 AI 模型，而 Youtube 执行长则回应指使用 Youtube 影片训练 AI 模型严重违反 Youtube 的平台服务条款。（延伸阅读：《全球首个人工智能监管峰会在英国召开，达成了什么共识？》）

资深科技记者凯西·牛顿（Casey Newton）表示，上述几个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同一个问题。此前的董事会解除奥尔特曼职务事件中，许多分析都指出事件源于奥尔特曼与公司安全部门和董事会对安全问题的严重冲突。而在奥尔特曼回归后，“安全工作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Vox 的报导指出，公司中许多注重安全的员工已经对奥尔特曼失去了信心。（延伸阅读：《“人工智能会让人类灭绝”——围绕这个问题的最新讨论都说了什么？》）

牛顿指出，“多年来，OpenAI 一直告诉大家，它更深远的目标是更高尚、更热心公益的事情。但自从奥尔特曼回归后，公司就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故事。”牛顿又指出，“它对待斯嘉莉·约翰逊的态度应该让每个人都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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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傍晚7时，人潮从青岛东路蔓延，站满中山南路双向车道，主办单位称“现场已经五万人”。」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王怡蓁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林宣佑 江亮儒 钟依静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4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5月24日）继续处理国民党、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本日将进行国会听证权章节，虽然在上午9时开议后现场一度出现情况，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和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因悬挂抗议布条产生肢体冲突，但随后韩国瑜就位主席台后，三党多恢复以口号隔空叫阵。民进党也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延缓法条审议节奏。

这日议场外蓝绿白三党各自悬挂标语，蓝白挂上“国会改革 反贪查弊”、“查光电 查鸡蛋 查疫苗 查快筛 ”、“改革查弊 民进党怕什么”、“要改革 要监督 要查弊”、“全面制衡 弊案现行”，民进党则以“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反扩权 挺台湾”、“国会改革 还权于民”、“反黑箱 撑民主”回应。

议场标语亦是此次国会改革的攻防：国民党欲透过强化国会听证调查权调查民进党弊案，民进党则抗议蓝白程序黑箱、封杀民进党提案。

国会听证制度二读通过

在立法院长韩国瑜站上主席台后，原订议程应宣读议案，但蓝白党团提案将原订报告事项退回程序委员会，并提议变更议程。在民进党反对下进行举手表决，但决议不通过。

同时，现场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人登记发言。洪孟楷说，国会改革就是要还权于民、查弊防贪，他质疑，17日的立法院会的冲突画面流出“是民主进步还是民主倒退？”。他说敬告绿委，今日不要有暴力冲突，先攻击的人要负完全责任。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书记长庄瑞雄等人则在议场前召开“反军演、要和平、护民主”记者会。

直到上午11时许，议场内才继续审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也持续祭出表决战，不断提出记名表决、重付表决和散会动议，拖住审查进度，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国会上午仅通过四增订条文之审理。

该四条文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0条之2，蓝白提出增订条文为“接受调查询问之人员，经主席同意，于必要时得协同律师或相关专业人员到场协助之”，最后在蓝白人数优势下通过二读；至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0条之3、4、5的增订条文，则在蓝白宣布撤案的情况下，表决通过民进党提出的再修正动议，不予增订。

在议场内审议的同时，议场外对此次改革案及蓝白相关做法不满的民众也在集结。截至中午12时，主办单位宣布现场已有一万人到场，群众人潮也从青岛东路延伸至中山南路，另一侧的济南路也陆续有民众涌入。

下午1时半，议场内继续开会，院会开始审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0条之6，最后同样通过民进党提出的再修正动议，不予增订。

值得留意的是，第50之2条规定，“接受调查询问之人员，经主席同意，于必要时得协同律师或相关专业人员到场协助之。”此条条款引起场外集结抗议民众的嘘声，他们不满请律师到场协助需要“经主席同意”，批评此为侵犯人权的立法。

截至傍晚5时30分左右，院会另通过第51条、52条、53条、第53之1条、第53条之2、第53条之3。以及第9章之1“听证会之举行”中的第59条之1、第59条之2，已经闯过二读。韩国瑜亦宣布休息，今日也将延长开会到12时。原本一直语气平淡照本宣科宣读条文的韩国瑜，此时突然宣布称今天除了有便当，他还订了20个大披萨。这一举动随后被部分媒体争相报导。

随后7时继续开会处理蓝白提案，蓝白以人数优势陆续通过第59之3至第59条之9。

其中，第59条之1至第59条之3条文，明定听证会举行需经过全体委员三分之一以上之连署或附议，并经院会议决，方得举行。而此为国会举行听证会提供法源依据。

其中，针对国会听证权的第59条之4规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表达意见与证言，但应邀出席人员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席；若拒绝、拖延或隐匿不提供相关文件可处一万至十万元罚锾。出席听证会之社会上有关系人员为证言时，为虚伪陈述者，则可处新台币两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之罚锾。

第59条之5则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及外交之国家机密事项；逾越听证会调查之目的所提出之诘问或对质；依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得拒绝证言之事项，以及涉及受法律明定保护之个人隐私或其他秘密事项得拒绝证言或表达意见。

深夜11时半，韩国瑜宣布院会结束。散会前，在二读法条部分，另有第53条之13、14条不予增订；第54、56条不予修正。

场外公民运动 用植物反映诉求

“你要花吗？”立法院场外聚集的群众中，许多人手拿著白色的百合花，问他们为什么是百合花，有人答“可能跟野百合有关”，但年龄层较轻的群众则说不知道。许多人都是从上一个即将离开的人手上拿到花，或象征著一种传递。民众在进捷运前，也将花送给记者。

发送百合花的基督长老济南教会现场志工则表示，“早上突然有人外送了一堆百合花，我们就开始发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送百合花过来。”

接近下班时刻，济南教会挤满了人，志工们一面发送物资，一面引导群众往座位区移动。多日前就以“为台湾祈福”要举办祈福晚会的济南教会已申请济南路的晚间路权，在前次21日集会的滂沱大雨中，开放大礼堂让群众躲雨。

除了太阳花、百合花，另一个在此次运动中常见的植物是“葱”，意在讽刺政坛绰号“葱神”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此称号的典故要追溯自2016年蔡英文全面执政、民进党成立院“绝对多数”最大党，只有五席立委席次的时代力量，不具决策的关键地位，也因此网路上有人形容，时代力量在立法院的表现就是“在厨师煮好的牛肉面上加一把葱”，讽刺黄国昌深谙邀功之道，而开始以“国葱”、“葱神”称谓。

当声援者手持太阳花、百合花，作为民主的象征时，不少人则提著菜市场买来的葱，在抗议蓝白阵营时，高举一把把的青葱，讥讽推行国会改革法案的黄国昌。

“葱”成为声援者认知中代表“敌营”的语汇，街头也出现了标语：“冲组就是葱组”、“不要葱立法院”。

一位在场声援的北部大学生向端传媒解释，这次场外抗争力求合法、正当性，“谁最希望有人像十年前冲进立法院？傅崐萁、黄国昌！这样就能攻击民进党就是社会乱源。”

社群上不断有声援者相互提醒现场的行动者“不要被煽动”、“不要冲立法院”，有人持著自制看板写著“别葱动，谁冲谁国昌”，呼吁陈抗民众自我克制。

一位十年前曾参与太阳花运动的声援者对记者说，十年前与十年后最大的分别是，太阳花的起点是群众占领、破坏立法院，“身为参与者，我以‘当一个暴民’为荣。”而此次的反国会改革，是以合法的集会陈抗，透过“正当民意”来对抗“滥权国会”。

青年野台开讲

监察院前的济南路，16个台大学生组织的野台开讲，吸引了近百位民众围观聆听。就读台大历史系的洪同学为了这场运动，三天前从伦敦飞回台湾，一回老家屏东就立刻搭乘高铁赶至台北：“德国朋友问我台湾发生了什么事，好像很严重。我心想，这么严重的事，我怎么能不回来？”语毕，站在前排的长辈们大力鼓掌，有人说，“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就放心了。”

集会现场人行道旁的标语，提醒著发言规则：“我们反对以性、性／别、族群或身心条件的差异表达愤怒或辱骂他人。”控场的学生也不断提醒，这场运动是多元的，就如民众们手持的不同标语，可以包容异质声音，并在差别中找出共同性。

下午5时后，民众溢出人行道，主办单位取得路权，出借“战车”（由小货车改装，上头可站人）开进济南路，同学们邀请愿意发表短讲的民众，上台诉说对这次运动的支持。与此同时，两天前才创立的线上群组内，学生们相互回报传单的印制状况、摄影人力和短讲顺序协调，井然有序的稳住运作状况。

在野台开讲的现场，陈小姐坐在亲子帐篷外，她的五岁孩子在里头玩耍。“原本就很想带小孩参与，但还是会担心安全问题，直到我看到妈妈群组说，有亲子帐篷，我们今天就开车过来。”她觉得现场的管理以及亲子帐篷让她跟孩子很安心。

有三座帐篷放在青岛东路，另一个帐篷则在济南路上。旁边则是满满的零食、矿泉水等物资，孩子们在帐篷里玩耍，家长则能坐在外面聆听现场的演讲。这些帐篷是艺人郑家纯赞助，从21日她就提供了数顶妇幼帐，人也在现场发送物资。

昀彤的12岁与9岁孩子都是自学生，周二他们就曾来到现场。她询问孩子的意愿，征得他们的同意一起到立法院前。“我们参加的感受就是很平和啊，大家就是想了解不同的诉求，尤其我大儿子很喜欢思辨”，这名12岁的男孩站在舞台的侧边，专心听著舞台上公民团体的发言。“我自己是觉得不希望通过这些法案，我看不出来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一群来自新竹用合作式自学的5至7岁的小孩在立法院附近的台大校友会馆上课，家长邀请时代力量主席王婉谕到课程中说明这几天国会发生什么事。李小姐说，“小孩很困惑，为什么那些立委没办法好好回答问题。”当他们结束室内的课程，直接走到立法院外感受现场。另一名家长李小姐表示，她认为台湾社会对亲子越来越友善，“以往我们就是单向的教学，但现在更多人接受孩子能够参与讨论、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告诉孩子我的立场是什么，我也尊重你（小孩）跟我有不同的想法”

面对大批人潮聚集，辖区的中正一分局长张嘉煌上午接受记者联访表示，立法院周边规划有三个分局来应处，反对方申请青岛东路西侧、济南路西侧、中山南路部分路权；此外，另有赞成方申请青岛东路东侧路权。

直至下午2时左右，中山南路东侧慢车道路权、集会权已被活动主办方以“反对国会滥权”为由紧急申请集会案，重新取得中山南路路权，并与现有的场地合并为本次活动集会场所。

下午4时，中山南路已被警方封路管制，架设遮雨棚。

晚间5时，下课学生与下班民众从青岛东路、林森南路交叉路口骑楼陆续涌入青岛东路集会，青岛东路上停放三台政治广告车，并以广告车为基准，以铁栅围成矩形。

国民党出动的三台广告车中，一台播放著“人民要幸福，国会要改革”的电子看板，另外一台则是未登入网路系统的国会频道的电脑桌面，最后则是国民党党员质询民进党党员的片段集结。记者现地观察，现场人员稀落，仅有韩国瑜韩友会会长挥舞大国旗。

直到傍晚6时42分，公民集会的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喊出“现场已经五万人”。人潮从青岛东路蔓延，立法院大门口前的中山南路双向车道也站满群众。

台湾各地和海外亦出现海内外公民集结响应

除了立法院外的集会现场，还有十个县市的公民自主发起集会响应，其中澎湖的集会更是在昨日（23）深夜才敲定，透过“澎湖正青”脸书粉丝专页宣传，强调没有所谓的“发起人”，希望关心台湾政治的县民自由响应。曾任民进党澎湖县党部发言人的冼义哲表示，澎湖是真正的“前线”，更需要有“行动在地化”的思考去回应全国性议题。

从下午开始，台南、台中纷纷有民众拿著标语聚集。虽然是平日上班时间，但已经有约600人在台南的台湾文学馆前静坐，其中更有来自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的学生作为更是整场“宁静抗议”的灵魂人物，他们在 Threads 发起行动并宣传，穿著学校制服在现场穿梭，发放矿泉水等物资。前往参与的台南市民 Josh 表示，他看到各年龄层的市民举著标语和太阳花面向马路，有机车骑士经过时，向他们竖起大拇指，让他非常感动。当地许多店家也免费提供咖啡、饮品让参与者领取，表达对活动以及诉求的支持。

而在晚间开始的“高雄大路过”则以“举牌散步”为主要形式，倡导不喊口号、不收物资，以开启良性沟通为目标，希望打造0岁到100岁都可以来参加的柔性集会。曾任反服贸 IN 高雄副总召的吴先生周三在网路上集结了一群市民，共同举办这场活动，活动消息迅速在 Threads 上传开，吴先生预估今晚会有三千人到场，希望告诉在台北陈抗的民众他们并不寂寞。

晚间7时，彰化火车站前同样有民众前往集结。市民潘先生告诉记者，现场各年龄层都有，带著标语和贴纸，或在纸板上写上口号，大家在乎的是民主价值的实质展现。潘先生说，他对现场许多高中、大学生感到意外，有学生即便身为“小草”（对柯文哲支持者的称呼），“但不代表所选的立委能以此代表所有的小草。”

现场有人呼喊口号、有人使用英语、台语，还有人赞助饭卷，现场“拒绝黑箱”的喊声此起彼落。潘先生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特别在中共这几日武吓下，还有这样多的人能自由表达，更显得民主可贵。”

十年前参与太阳花运动的他，已成家立业，对国会改革持不反对的立场，但他表示更在乎的是实质审查，而非议事规则的程序游戏。他说，“这次国会扩权，并非服贸那样直接的与人民立即性影响，但我认为没有讨论，不是民主，民主社会是应该要有包容不同意见，但前提是要有表达的机会。”他最后表示，“我的经验告诉我，要担心隐藏在人群中的滋扰者，制造暴力或是冲突。”

在海外的留学生亦有不少人同样为台湾的政治局势感到焦虑。21日当天，“反国会滥权海外串连”在线上成立，组织者号召世界各地的台湾人一起连署“反对国会滥权”，并透过拍照串连的方式在社群上扩散，一张张手举“我在＿＿，我反对国会黑箱扩权”标语的照片钉满世界地图。组织者还表示，光是宣传组就有250位以上的台湾人加入，将台湾面临的状况和诉求翻译成英语及其他外语，协助国际社会理解。

其海外串连发起人还表示，许多旅居海外的台湾人虽然无法抵达抗议现场，但他们的情绪与焦虑感仍随著事件发展波动，网路上的行动串连缓解了他们对不在场的焦虑，更新了自“反劳基法修法”后沉寂许久的海外人际网路，未来不排除有更多行动。

场外人潮直到深夜10时，依旧有人潮持续涌入。主办单位晚间9时宣布，现场已集结超过十万人。除主舞台的青岛东路、济南路外，中山南路上、忠孝东路也站满抗议民众。聚集人潮不断高喊“退回重审”、“没有对话，不是民主”口号，声响回荡街道上。随著院会在深夜近11时半结束，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也宣布，5月28日将再次集结，继续守护台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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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证明，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冲突期间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适用于所有个人。”」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5月20日，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官卡里姆·艾哈迈德·汗（Karim Khan）表示，他正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台译：尼坦雅胡）、以色列防长与三名哈马斯（台译：哈玛斯）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

声明中，根据检察官办公室收集与审查的证据，检察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三名哈马斯高级官员对10月7日起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领土犯下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主要指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特别是其军事分支“卡桑旅”）和其他武装团体发动的袭击中杀害数百名以色列平民和劫持至少245名人质的行为。

同时，检察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防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对至少从2023年10月7日起在巴勒斯坦国领土下犯下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检察官指控以色列“蓄意和有系统地剥夺加沙各地平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品”、“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并对加沙平民采取其他暴力行为，作为消灭哈马斯、确保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返回、集体惩罚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加沙平民的手段”。

回顾国际刑事法院历史，1997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一致同意于1998年就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进行磋商。在此之前，制定国际刑法典的努力已持续了近一百年：二战后，国际社会就如何追溯严重的国际罪行进行了数次尝试，包括在战后著名的纽伦堡与东京审判。（延伸阅读：《专访乌克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特维丘克：无法实现正义的和平是不会长久的》）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当中首次提及“具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此后，联合国大会曾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并起草了一份规约草案。1989年，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恢复草拟公约的工作。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设立前南斯拉夫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滥觞。

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罗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以120票赞成，7票反对获得通过。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根据《罗马规约》对2002年7月1日以来的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拥有管辖权。与大多数国际法院不同，国际刑事法院的聆讯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政府或政治团体。（延伸阅读：《国际上如何管辖战争罪行？普京有可能承担法律后果吗？》）

根据《罗马规约》，战争罪是指“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以及“严重违反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律和惯例”的行为。在前南刑庭审理的 Kupreškić 一案中，法庭指出，“即使可以证明 Ahmici 的居民并不完全是平民，也包括一些武装分子，但仍然没有理由对平民进行广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即使是针对合法军事目标的攻击，如果使用了滥杀滥伤的战争手段或方法，或以对平民造成滥杀滥伤损害的方式进行，也是非法的。”

相较于战争罪的历史，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更为短暂，直到二战后展开的纽伦堡审判才被正式提出，但最终无人构成此罪。根据《罗马规约》，“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十一种行为，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特别是剥夺获得食物和药品的机会，以毁灭部分人口”均构成危害人类罪。

尽管相关传闻已在国际外交与国际法学界流传近一个月，检察官的正式请求仍然在国际间引发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检察官少有地选择在预审分庭正式批出逮捕令前公布这一信息，而包括此前法庭批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涉嫌战争罪的逮捕令等案件中，检察官均是等待预审分庭的正式结果出炉才公布相关信息。

同时，检察官罕见召集了一个外部专家小组审查与申请相关的证据与法律。这一小组包括了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富尔福德（Sir Adrian Fulford PC）、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阿迈勒·克鲁尼（Amal Clooney）等人。

5月20日的《金融时报》发表了该小组成员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小组成员指其一致同意，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检察官“指认的嫌犯犯下了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小组成员又指，“指控与冲突的原因无关。这些指控涉及以违反国际法长期既定规则的方式发动战争，而这些规则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武装团体和武装部队。”

而在小组发布的法律报告中，小组成员特别指出，因为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标准，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而“以色列至少占领了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存在“国际武装冲突”。同时，专家小组还分析了针对哈马斯高级官员与以色列总理和防长的指控，并特别指出，“以色列完全了解加沙人对以色列基本供应品的依赖程度，以及这些行为对平民造成的人类痛苦和死亡的不利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此外，小组成员还同意，国际刑事法院自2014年6月13日起对包括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的罪行具有管辖权。此外，国际刑事法院还对巴勒斯坦国民在巴勒斯坦领土以外所犯的罪行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罪行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或其他国家国民具有管辖权。小组指出，此前2015年1月1日，巴勒斯坦国政府已根据《罗马规约》提交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2014年6月13日以来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犯罪行的管辖权，并于2015年4月1日起正式加入《罗马规约》。

检察官的这一举动无疑与国际刑事法院所受到的巨大国际压力有关。

自检察官可能向预审分庭申请逮捕令的消息广泛流传以来，以色列据报导已展开多轮外交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5月17日发出的声明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缔约国大会主席指“对任何破坏法院独立性、完整性和公正性的企图表示遗憾。一些言论可能构成在法院行使《罗马规约》规定的司法职能时对法院及其官员进行报复的威胁。”而检察官在声明中也特别强调“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阻碍、恐吓或不当影响本法院官员的企图”。他又警告，相关行为可能涉嫌《罗马规约》第七十条所规定的妨害司法罪。

在检察官正式递交申请后，美国与以色列均以非常强烈的语气批评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他将会与“立法者合作制定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潜在制裁措施。”此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川普）在任内曾因前任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om Bensouda）发起对美军、美国情报机构、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及塔利班各方在阿富汗所涉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而发动制裁。

2021年，正是布林肯取消了这一制裁。有趣的是，据称在2021年检察官的换届过程中以色列一直在幕后游说相关国家支持卡里姆·汗，认为他是“一个避免政治化的实用主义者”，期待他不会继续本苏达当时正努力争取预审分庭批准的对2014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护刃行动"）、以色列定居点政策以及2018年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领导的加沙边境抗议活动回应的调查。

不过，尽管美国可能祭出制裁，美国国防部在5月20日仍然表示，不会中断与国际刑事法院在乌克兰相关案件调查中的合作。此前在一揽子预算中批出的提供给国际刑事法院的资金也没有取消的迹象。

由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可能发出的逮捕令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更大。比利时、瑞士等国已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而匈牙利和捷克则表示反对，奥地利总理用一种态度含糊不清的言论回应相关新闻，他表示“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但将哈马斯与以色列民选官员相提并论“令人费解”。

而由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罗马规约》25周年纪念仪式上曾表示德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所代表的防止相关罪行“不再发生”负有“特殊的责任”，外界对此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德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关注。（延伸阅读：《对话反锡安主义犹太活动家: 在德国，犹太人成为“反犹”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直到20日晚间，德国外交部才发出通稿表示，“德国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及其程序，就像尊重所有其他国际法院的程序一样。”值得玩味的是，德国外交部的声明既指同时对哈马斯及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给人“造成了一种等同的错误印象”，又指这两者的行为是“首席检察官在其申请书中详细描述的截然不同的事实。”

根据《罗马规约》、《法院条例》等规则，由三名法官组成的预审分庭将根据检察官的要求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他们平均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查证据并决定是否可以推进诉讼程序。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不进行缺席审判并依赖其成员国执行逮捕令，考虑到以色列以及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可能发出的逮捕令预期将很难执行，审讯也很难正式开始。不过，正式发出的逮捕令将有效打击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当检察官在声明中表示互补性原则（即案件应当先由有关国家的法庭审理）“只有在国家当局参与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程序，不包庇嫌疑人，不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才能将案件移交给国家当局”时，以色列将越来越难以坚持声称自己已履行其国际法下义务。同时，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确认，他们将会执行法院发出的命令，预期逮捕令也将限制以色列领导人的外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法院正在审查南非根据《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提出的诉以色列违反《公约》下义务的案件，国际法院的结论可能将影响国际刑事法院是否考虑追加有关种族灭绝罪的指控，而国际刑事法院也可能在危害人类罪的案件中考虑国际法院的任何决定。（延伸阅读：《南非诉以色列：二战与殖民记忆交叠处的种族灭绝案》）

许多分析指出，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正式向西方的盟友提出指控，而国际刑事法院长期以来面临其运作过分偏颇的批评。许多意见都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只惩罚弱小国家的领导人，而忽视富裕和强大国家犯下的罪行”，而这些弱小国家又多是非洲国家，一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威胁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在声明中，检察官表示，“如果法律被视为有选择性地适用，我们将为法律的崩溃创造条件。……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证明，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冲突期间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适用于所有个人，并平等适用于我的办公室和国际刑院处理的各种局势。这样，我们才能切实证明，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

在 CNN 的专访中，卡里姆·汗回忆指，曾有西方领导人对他说，法庭是为“非洲和普京这样的暴徒”建立的，而他的回应很简单：“我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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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即将诞生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也拥有世界最高的国会女议员比例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胜利。」

特约撰稿人 谢图

墨西哥此次大选的规模堪称该国民主历史之最：不仅要选举总统、全体国会议员、9个州长等职位，更有共计约2万个地方公职和立法席位亟待选民抉择。本次大选中，不少重要政府官职的热门候选人都是女性。总统大选中，民调领先的两位候选人克劳迪娅·舍恩鲍姆（Claudia Sheinbaum）和索奇特尔·加尔韦斯（Xóchitl Gálvez）均为女性，另一名候选人阿尔维斯·马伊内斯（Álvarez Máynez）的竞选搭档帕特里夏·马尔卡多（Patricia Mercado）也是女性。

也就是说，此次墨西哥大选如无意外，会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

除此之外，首都墨西哥城市长一职的有力候选人——克拉拉·布鲁加达（Clara Brugada）同样是是冉冉升起的女性政治新星。墨西哥近年来还有不少女性议员十分引人注目，比如参议员亚历杭德拉·拉谷内斯（Alejandra Lagunes）：她曾是顶尖科技公司高管，目前主要负责推动人工智能监管政策。

但在女性大量参政同时，墨西哥也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在今年被刺杀的墨西哥政界人物和地方长官候选人当中，也有许多女性的身影，许多女性候选人由于在地方治安问题上勇于公开表态、挺身而出，而被本地势力强大的犯罪团伙当成靶子，殒命于选战之中。无独有偶，墨西哥上一个大选季（2020-2021）也有许多女性成为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该大选季曾被研究者称为“对女性最血腥的大选季”。

墨国女性参政的发展自20世纪中叶就进入了快车道。1947年，墨西哥联邦上诉法院任命了第一名女性法官。1953年，墨西哥女性获得完整投票权。此后，一系列立法推动女性在国会中的比例。1990年代中期，随着墨国传统大党 PRI 一党专政的逐渐式微，墨西哥政坛渐渐显出新的活力，性别议题也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墨西哥通过法律规定国会中女性议员必须超过15%，200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0%，2023年的数字则接近50%。

2014年，墨西哥推出了分水岭式的“性别均等法案”，该法案是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各政党在提名国家和地方议员时女性比例不得少于一半。在此之后，墨西哥又于2019年把性别均等政策拓展到了行政和司法部门。至此，墨西哥的全部选举中都实现了性别均等化，许多女性领袖得以进入政坛。本届大选女性候选人在国家和地方选举中的亮眼表现，也是墨西哥女性走入政坛、争取政治代表权多年努力后的成果。

墨西哥政坛的性别平等似乎快人一步，走在了世界前列，墨西哥选民中女性的参与度也不低：在今年大选的9800万选民中，女性占了52%。但这个现象却与墨西哥女性权益受到侵害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墨西哥依然是杀害妇女（Femicide）案件和性别暴力的高发地。墨西哥统计局去年一项数据显示，墨国全国15岁以上妇女有超过70%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别暴力。这一情况并没有因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兴盛、以及墨西哥政坛的性别意识崛起而得到明显改善，去年甚至有研究指出，该趋势有上升迹象。

墨国政府曾大力推动所谓“女性主义外交政策”，体现在包括优先救济阿富汗女性难民等等，但是这一姿态却受到国内活动人士和国外观察家的广泛批评。批评声音认为，这一政策的装饰性大于实际效用，且所谓的女性主义更偏重于相关部门内部的性别友好政策，并未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另外，墨西哥国内的性别暴力问题依旧如顽疾难除，在此背景下谈论官方的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显得不接地气。

本次总统大选的两名女性候选人都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两者的女性主义立场都颇受质疑。

反对者认为，女性担任总统并不能保证国家政策一定是女性主义的。舍恩鲍姆在去年仍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就曾放话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她本人却曾经主张将墨西哥城有“暴力行动”的女性主义抗议活动参与者定罪，这些行动包括打碎玻璃、涂鸦墙面表示对政府无能的愤怒等。

另外，作为本届总统洛佩斯的门徒，舍恩鲍姆目前释放出的信号都表明她计划延续洛佩斯的执政方针，而洛佩斯对女性主义者的态度并不友好，甚至曾称女性主义运动为“保守派”——这个词是洛佩斯本人对政敌的严重指控——虽然他组建了墨西哥第一个性别比例均等的内阁。舍恩鲍姆具体将如何打“女性主义”这张牌，如何把性别相关的议程和洛佩斯和其党派 Morena 以社会经济公平为先的执政原则相平衡，恐怕还要等她真正当选并开始执政后才能见分晓。

另一名候选人加尔韦斯，则在今年竞选的活动中对自己以性别议题主导的治安政策大加宣传，宣称要打造一个”让女孩们能安心在夜晚出门派对“的治安环境。但她的表态似乎多为选举服务。她也因舍恩鲍姆在性别议题上的不一致性而多次攻击她不诚实。

墨西哥是草根女性主义运动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在建制政治的表现上，女性也崭露头角，但墨西哥的女性安全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官方话语和抗争的力度与现实差距巨大。

一名女性总统能否对墨西哥女性当中普遍化的性别暴力，和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做出实质改变？这将是墨西哥此次大选后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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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团表示若午夜前无法顺利三读，则24、28日将继续审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王怡蓁 实习记者 江亮儒 钟依静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1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在5月17日进行国会改革法案表决，在经过一日混乱后，再于今日（21日）继续处理相关修法。相较17日的激烈肢体冲突，今日表决过程仅有零星口角与各自口号叫阵。（延伸阅读：《台湾立法院混乱一日，部分争议国会改革法案二读通过》）

截至中午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院会休息，继续接待外宾行程，仅二读表决五条条文，并于下午2时半继续会议。5时半再度宣布院会休息至晚间6时40分才继续开会。此前，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已提案通过延长院会开会时间到午夜12时，本日院会也将挑灯夜战。

立法院场内，截至6时仅表决十条文

立法院今日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就藐视国会罪与扩张国会人事同意权进行攻防。上午10点，立院再度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在蓝白人数优势下，二读通过国民党与民众党团版本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第25条有关藐视国会罪罚锾的条文。（延伸阅读：《藐视国会罪是什么？为何争议从立法院延烧外商？》）

今天表决前，议场持续发生零星冲突，国民党总召傅崐萁与至少10名委员守住议会门口，并与随后抵达的民进党委员爆发口角冲突。上午7时开放进场后，蓝白抢占主席台，民进党则于质询台前喊声抗议。

在国会议场中，民进党立委挂出“国会人大化，台湾香港化”、“反黑箱，要协商、“民主已死，国会挽歌”等标语；国民党和民众党团则在台上挂出“反暴力，要改革”标语，手举“反腐败”、“查弊案”、“要开会”等看板。

9时开议后一小时后，韩国瑜宣布以举手方式表决《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蓝白挟人数优势，以60票通过与白营共提的再修正动议。韩国瑜还在院会中表示，“17日打得头破血流，新总统上任第二天如果再发生冲突，我们怎么交代？应该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真善美。”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第25条规定，未来政府人员不得任意缺席、拒绝答复、拒绝提供资料；对立法委员质询的答复，不得超过质询范围之外，并不得“反质询”。

被质询人除为避免国防、外交明显立即的危害或依法应秘密的事项者并经主席同意者外，不得拒绝答复、拒绝提供资料、隐匿资讯、虚伪答复或有其他藐视国会的行为。违反的政府人员，经院会决议，移送弹劾或惩戒。

二读条文亦规定，被质询人经主席依规定制止、命出席或要求答复却仍违反者，由主席或质询委员提议，经院会决议，处被质询人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逾期仍不改正者，得按次连续课处罚锾。

政府人员于立法院受质询时，若陈述内容为虚伪内容，可依法追诉刑事责任。

不过，关于何谓“反质询”，未见明文定义。

此外，二读通过的另有国会人事同意权，现行规定为对总统提名的部分机关重要官员任命，原采立法院无记名投票表决。二读条文规范以记名投票表决；审查期间不得少于一个月，且应举行公听会，被提名人面对立委审查时，答复不实、隐匿资料或提供虚伪资料，经院会决议，得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

本日的表决进度有限，民进党团持续透过修正动议提案“清点人数”、“记名表决”与“重付表决”拖延进度，使得议场内不断上演提案记名表决、散会与再提案、再表决等杯葛程序。而每一条法案会开放一个党团的一名委员发言，在这三分钟的时间内，只见民进党立委火力全开批评蓝白两党，特别是韩国瑜与黄国昌二人。截至下午六时止，议事持续僵住，仅处理10则条文。 在下午两点半至5点半的院会中，民进党四度提出散会动议，但遭蓝白以人数优势联手否决。

晚间近11时，蓝白版本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8条通过，在行使调查权部分，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提供相关资料，法人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等违反相关规定，得经立法院会决议，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11时46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散会，预计24日、28日院会议程将续审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场外雨势不断，数千人在大雨中监督国会

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聚集多个公民团体与民众参与抗议。下午5时30分左右，民进党洪申翰发言时段提及“外头已经有八千名民众聚集”。洪申翰此发言后，国民党立委群体中传出几声讪笑作为回应。

今日台北断断续续下著雨，但场外民众随著下班下课后明显增多，警方亦宣布青岛东路进入管制。现场有公民团体架设舞台，并有NGO团体上台接力宣讲。台下有民众说自己请假过来声援，台下不断喊出“没有沟通，不是民主”、“韩国瑜下台”、“黄国昌下台”的口号。

这样的场景令人联想到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当年由于两岸服贸协议被质疑违反程序正义通过进而引爆这场持续月余的大型社会运动，在今日现场也有民众主动发放太阳花。

而日前在美国鲁保罗变装皇后秀（RuPaul’s Drag Race）第16季夺冠的变装皇后妮妃雅在下午来到现场声援，她全身黄色装扮，手持太阳花、颈部系上“台湾是我的国家”布条，喊话：“身为台湾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出来。”

傍晚五时许，现场群众在大雨中喊著：“黄国昌下台”、“散会”等口号。有民众在现场发放“我藐视蓝白黑箱”、“退回黑箱、逐条审查”标语的贴纸与手拿版。也有民众手举“我们还在这里，民主就不会死”、“我藐视国会”、“国会藐视民主”的标语。

在场内宣布休息后，民进党委员走出议场向民众挥手致意，棚内起“加油”声，支持者用力挥舞手上标语，走道两侧站满身穿雨衣的民众，雨势渐大仍没有离开。

民团“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与“台湾人权促进会”则在现场提醒聚集抗议的群众相关注意事项：“如果被逮捕不要跟警察起冲突，跟他们说要找律师，”并提供法扶的陪侦专线给群众。在立法院旁的基督长老济南教会则因雨势开放大礼堂给群众使用，礼堂内逐渐挤满民众。外头还有人设育婴幼儿专区，搭建帐篷与哺集乳空间，许多家长推著婴儿车、带著儿童上街头。

端传媒记者今日上午抵达现场时，观察到立法院外聚集的人数约有破千人。直到晚间6时20分，雨势渐收，下班、放学的民众陆续进场，人群鱼贯而入。同样据记者观察，晚间韩国瑜宣布18时40分再度开议后，立法院正门口外的中山南路两侧已经被人群挤满，警方则封锁一条车道供行人通行。

约傍晚6时后，过去曾说“民进党太阳花利用搞笑卖萌的方式把马英九拉下台”的 Podcast 节目“百灵果”主持人 Ken 和凯莉忽至现场，然而还未走到主舞台帐篷，就被现场民众以“百灵果，不要蹭”、“不要挡路”呛声，并在一片中嘘声撤场。

随著晚间议场继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下班时间后立法院外，包含青岛东路、中山南路、济南路口与忠孝东路持续涌入大批人潮，舞台也从上午的一个主舞台，到晚间加开到四个舞台。主办单位之一“经济民主连合”宣布现场聚集人数已超过三万人。群众在街道上持续呼喊口号，直到晚间24时才逐渐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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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内容没有九二共识、没有1992年、连2016年蔡英文低度使用的“两岸两会”也不再提及。」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发自台北

台湾第5任民选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5月20日上午在总统府宣誓就职。总统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示，将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赖清德表示，许多人将他与萧美琴的当选视为“打破八年政党轮替魔咒”，但虚幻的魔咒不存在，只有人民对执政党的严格检验，与对国家未来的真实选择。

在就职演说中，赖清德以七大主题涵盖内政、外交与两岸关系，并延续蔡英文总统的基调，重申现在的“台湾已是世界的台湾”。进而，赖清德以民主经验申论，指出台湾将持续与民主国家形成共同体，对抗假讯息、强化民主韧性，“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在就职后的第一公开演说中，赖清德总计提及“台湾”79次、“中华民国”九次、“中华民国台湾”三次。

对比前任总统蔡英文在2020年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共计30分钟的讲稿中一共提及49次“台湾”、四次“中华民国”、一次“中华民国台湾”。2016年，蔡英文第一任期、也是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时，蔡英文在就职演说提及41次“台湾”、五次“中华民国”。而被视为蔡英文政治遗产的“中华民国台湾”组合字，则是在2018年的国庆演说首度提出，之后出现在每年的演说稿中。

在520就职演说中，赖清德的演说显得激昂，时而振臂喊话、时而握拳振奋，并多次邀请观礼民众鼓掌祝贺，也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意味台商回台投资。在提及劳保破产疑虑，他则将右手放在左胸上，用以承诺只要政府在，“劳保绝对不会倒”。这场演说总计时长30分钟，赖清德的演说数度遭台下民众打断，在提及立法院冲突、同婚平权、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以及打击黑金枪毒和诈骗等段落时，皆获得热烈掌声回响。（延伸阅读：《赖清德新内阁的起手式：赖卓体制如何实现“赖清德意志”？》）

赖清德在演说中显得自信、坚定，并在演说结束后的表演节目时，与萧美琴一同舞蹈。神情显得愉悦。

回应立法院表决大战

在20日的就职典礼前，5月17日立法院曾上演国会改革法案表决大战，民进党为阻挡国民两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展开强力杯葛，引爆肢体冲突。

在立法院冲突事件后，赖清德曾在脸书发文表示：期待国会朝野党团能回归理性讨论，让议事运作恢复和谐且获得最大共识，以回应人民期待。在正式就职总统后，赖清德便在演说中首先提及“行政立法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国政”，回应上周五的国会全武行事件。

赖清德说，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遵守程序正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才能避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赖总统说，当朝野政党推动法案，都能够合乎宪法，秉持“人民至上”、“国家优先”的精神时，国政自然顺利推展。

两岸关系强硬，以对话取代对抗

衔接在国会争议之后，赖清德以“民主台湾，世界之光”论述台湾民主成就，他提及“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台湾示范了，民主防疫可以优于专制防疫”，台下参与观礼的群众响起热烈掌声。

赖清德在演说中借由“国会”、“同婚合法”、以及民主的论述比对台湾与中国的差异。赖清德接着论述两岸关系，他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致力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赖清德说，他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位生来台就学开始。

“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不能有幻想。”赖清德说，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下，国人应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赖清德接着在呼吁国家团结的篇幅中，再度提及两岸关系。他说，有主权才有国家，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赖清德以加重的语气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还说，“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要反并吞、护主权，不可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

这样的基调同样延续蔡英文的论述。2021年国庆文告时，蔡英文总统提出“四个坚持”，其中便包含“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2023年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时再次强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两岸互不隶属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同年8月，副总统赖清德重申两岸互不隶属，12月底的总统电视辩论会时，他回应柯文哲的诘问时再指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就是台独的定义。”（延伸阅读：《蔡英文国庆文告分析：我们与ChatGPT一起总结了八年演说稿》）

不过，赖清德的“互不隶属”演说，是台湾总统首度在就职演说中做出以上表述。相较蔡英文两次就职演说皆未如此表述，显见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中的强硬态度。

基于此，赖清德通篇演说中也不见过往会提及的“对岸”，而是以“中国”称之，作为“互不隶属”的论述。不过，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延续蔡英文路线的赖清德，在演说中亦承诺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有忠对端传媒说，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论台湾释出什么善意、或是在论述上做出调整，对北京而言，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那也谈不下去。但赖清德不可能去提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没有票房，赖清德清楚知道不可能为了交流而去提，这会导致变成由少数来决定两岸关系。

沈有忠表示，赖清德也清楚看到，蔡英文八年执政也说过“互不隶属”的话，基本上并未对现状带来改变，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不再是过去的“麻烦制造者”角色；既然蔡总统已经打开了这条路，那也没有理由再往回退了。

1996年民选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

在过往总统就职演说或其他文告中，关于“国号”的称谓，始终脱离不了政治考量。在这份就职演说中，赖清德提出的主张，相较过去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他来说，相对显得保守。赖清德主张：只要认同台湾，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皆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延伸阅读：《从“主权在民”到“和平靠实力”：解读台湾四位总统的主权论述》）

面对“中华民国台湾”这组被视为蔡英文的政治遗产之一的“国号”，赖清德在提及1996年第一位民选总统就职时提及，以“中华民国台湾”连结主权独立、主权在民的国家。

其次，赖清德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两千三百万人民决定”再提及该词，明确提出政治共同体的范围，并延续蔡英文的基调，从台湾主体的角度，将中华民国收纳成为台湾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沈有忠指出，赖清德演说从一样是从1949年谈起，虽然不直接提及中华民国台湾，但某种程度来说，他还是把这份演说稿定位从1949年开始，也提到1624年的荷兰统治台湾时期，也从蒋渭水1921年提出的“第一岛链”国际观来看。

他认为，这些年份都是台湾重要的关键事件，但却没有提及1911年，这还是在蔡英文所建立起的框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在1949年开始。

沈有忠说，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及“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都一样响亮”的表述，在于他是全民的总统，赖清德必须照顾到持这三个观点的选民。但国民党没有注意到赖清德这样的说法，赖清德愿意尊重中华民国也可以作为国号，只批评赖清德将台湾作为国号的内容。

从“没有完成的答卷”到不再提及“1992”

蔡英文在其总统第一任期开始的2016年就职演说中，并未明确提及“九二共识”，但在文告中则称两岸要“维持现状”，并指出“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

彼时，中国政府回应指，蔡英文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这个马英九政府作为两岸交流的互信基础——批评蔡英文的演说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2020年，这份所谓“没有完成的答卷”更直接被蔡英文弃置。这年蔡英文迈入第二任期，不仅对中国的发言较前次强硬，不仅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中国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也不再提及“九二共识”，连“1992”也不再说。时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日回应：“台湾民进党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2024年，民进党迈入第三任期，赖清德在蔡英文的基础上，演说内容不仅没有九二共识、没有1992年、连2016年蔡英文低度使用的“两岸两会”也不再提及。

过去八年，蔡英文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八字箴言作为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然而对北京而言，对话的基础在于“九二共识”。即使蔡英文在2016年就职演说表示，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希望与“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但在赖清德的演说中，《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再提及，而《宪法》则用作表述“互不隶属”之用。

沈有忠认为，九二共识不仅已经完全被民进党给排除，恐怕连国民党也得认真思考未来是不是要继续使用。他分析，从过去几次的关键选举中，国民党的青壮派与本土派，也开始对这四个字采取模糊态度，不再正面提及。（延伸阅读：《五个关键字，直击国民党灵魂：“党主席”们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在野党不买单，国台办指赖展现“台独工作者”本性

就职典礼结束后，在野的民众党及国民党接连召开记者会回应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民众党先是举行“回应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记者会，主席柯文哲表示，赖总统说立法院议事规则应遵守程序正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才能避免冲突，维持社会安定和谐”，他质疑然从新国会成立至今，依旧看不到民进党的善意，放任党团总召柯建铭为所欲为，“如果赖总统真的这么想，立法院应当有新的氛围。”

柯文哲说，在两岸政策上，他相信赖总统应该还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更重要的是，看三个月到底他怎么做。”他说，赖总统希望两岸可以有交流，交流可以增加善意，善意可以增加更多交流，起码能够避免误解跟擦枪走火，不要让世界误解台湾是发生战争的危险区域。

今日缺席就职典礼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回应，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内容“非常的赖清德”，只看到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上，国民党希望赖清德政府提出真正的解方，不是只有“加强、改进、扩大、增进”这些形容词。

朱立伦表示，对于化解朝野歧异，赖总统只说“多数要尊重少数，但却忘了民进党在立法院也是少数”，“所以少数可以用暴力手段，要求多数一定要尊重少数，却忘了少数要服从多数”。他说，国民党站在民意这边，希望民进党遵守民主程序，让代表多数民意的法案能通过，才是台湾民主之福。

朱立伦对赖清德的两岸关系主张也回应，他本来期待赖总统说要两岸共荣，但现在赖总统却是将“两国论”台面化，令人忧心，也让股市瞬间大跌。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则批评赖清德演说是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充分揭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

陈斌华表示，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他说会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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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曾经在1988年成为四人秘密法庭的一员，参与处决了几千甚至几万名政治犯，其中多数为伊朗的左翼反对派。」

端传媒 国际组

因所搭乘的直升机坠落而失联超过12小时后，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被宣告在事故中身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当地时间5月20日上午发布消息，指救援人员已经发现了飞机残骸，莱希和包括伊朗外长在内的同机成员均告死亡。

莱希此前和包括外交部长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在内的一行于当地时间5月19日抵达伊朗和阿塞拜疆边境，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一起，为两国交界的红堡水库（Giz Galasi Reservoir）和胡达费林大坝（Khoda Afarin Dam）举办落成仪式并举行会谈。活动结束后莱希一行分乘三架直升机回程。但途中遭遇意外情况，莱希座机坠落在距离边境不远的迪兹马尔森林（Dizmar forest），官方新闻当时指飞机“硬着陆”。另外两架直升机则完成了行程。

因事发地点大雾弥漫，能见度一度只有约5米，当局组织数十支救援队伍，花费数小时才确认了坠机位置并最终确认机上人员死亡。现场影像显示，飞机坠毁在山林中，只有蓝黄色的尾翼残骸可供识别。

各方报导已经确认莱希乘坐的是一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该机型开发于1960年代，最多可载客15人，是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的中型民用直升机。伊朗拥有约10架同类飞机。

莱希1960年出生于伊朗第二大城市，也是该国最重要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的一个教士家庭。15岁时开始在另一座重要圣城库姆的经学院学习，此后又辗转多家神学院学习。

莱希自称曾获得私法博士学历，但这一点以及他的宗教资历一直受到批评者的质疑。

伊斯兰革命后，年仅20岁的莱希便进入伊朗地方司法系统供职，在多座城市担任检察官，并据信受到时任总统的哈梅内伊培训。1985年，莱希成为德黑兰副检察长，并受到最高领袖霍梅尼关注。1988年，根据霍梅尼的命令，他成为四人秘密法庭（后被称为“死亡委员会”）的一员，参与处决了几千甚至几万名政治犯，其中多数为伊朗的左翼反对派。莱希后来因此被反对派称为“德黑兰屠夫”。

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后，莱希作为极端保守派深得其赏识，并最终于2014年被任命为伊朗总检察长。此外，他还长期是最高领袖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名义上由全民选出，并能够监督、选举最高领袖的机构。2016年，他又转任“礼萨圣城”（Astan Quds Razavi）基金会主席，管理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墓——在马什哈德，该职务的重要性和权力有时被认为远超市长。担任该职巩固了他在伊朗保守派中的地位。

2017年，莱希曾参选总统，但输给了温和保守派候选人鲁哈尼（Hassan Rouhani）。2021年，他再次参选，主打反腐牌，并以巨大优势取胜。由于莱希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支持，此次选举被观察人士认为受到严重操纵，重要的改革派和温和保守派首选人都被取消参选资格，因而投票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莱希担任总统期间，伊朗遭遇了各种挑战。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导致伊朗经济受到重创。COVID-19病毒大流行导致国内近15万人死亡（官方数据，第三方估计的数字数倍于此）。2022年，马萨·阿米尼（Masa Amini）之死引发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几乎撼动了伊朗政权，最后依靠血腥镇压才得以平息。而在外交层面，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伊朗积极军援俄罗斯，尤其其量产的自杀式无人机给乌克兰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此外，伊朗还通过积极扶持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在内的力量，扩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后，伊以关系也近乎走向失控，2024年4月，在驻叙利亚大使馆被以色列攻击后，伊朗近年来首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大规模袭击。

而依靠哈梅内伊的极度信任，莱希常被观察人士视为最高领袖最有可能的继承人，除他以外常被提及的候选者包括哈氏之子莫伊塔巴（Mojtaba Khamenei）。由于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且患病传闻由来已久，其继承人问题一直受到关注。莱希死后，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恐将变得更为激烈。

外界分析普遍认为，莱希的死和未来几天的政治斗争将会重塑伊朗政权的近期和长期动态，但不会改变其当前发展轨迹——即推行更强硬保守的国内政策和更加激进的地区政策。

确认莱希身亡后，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根据宪法131条，暂时由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Mohammad Mokhber）代行总统职责直到举行选举。穆赫贝尔现年68岁，拥有“国际权利”和管理学的双博士学位，早年曾担任革命卫队军官，历任胡齐斯坦省副省长、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委员等职。BBC 波斯语频道报导指穆赫贝尔曾在多个伊朗神权政治相关的基金会和银行担任领导职务，在伊朗政府主管经济事务。

伊朗官方指将会在未来5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以选出新的总统。

伊朗官方在确认莱希坠机身亡后宣布其为烈士，并取消各种文体活动。伊朗的建制政治人物，包括温和保守派前总统鲁哈尼也对莱希的死亡表示了哀悼。

在海外，巴基斯坦宣布为莱希之死设立哀悼日并下半旗致哀；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度总理莫迪等政要都对伊朗传达了哀悼信息。

而社交网站上的海外伊朗人群体和伊朗国内，则有许多抗议人士以施放烟花等方式表示庆祝。反对派在海外的伊朗国际电视台指出：因莱希曾经深度参与伊朗神权政府对政治犯的审判和处决，及在近年来镇压民众抗议的行动中扮演异常强硬的角色，伊朗抗议者和权利运动人士对其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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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定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因而不会放开和俄罗斯的关系。」

特约撰稿人 周林

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新一任俄罗斯总统后第一次外访。在行程中，他和习近平见面并在中南海会谈，此后他飞赴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在当地和中国军工科技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座谈，参观东正教堂，和当地官员会晤并出席“俄中博览会”的开幕式。

此次访问，时值俄军在乌克兰前线取得一定成果，并且在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北面开辟新的战线之际。在行前，普京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支持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计划”，惟实际在战场上没有看到双方有谈判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此次行程中首次加入了赴哈尔滨的行程。这一选择的象征意义在于，哈尔滨作为中国的“中俄融合”城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近的中国大城市，这或许意味着在乌克兰战争压力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将进一步对中国在经济上开放——尽管俄罗斯也一直对中国影响在远东地区增强有所担忧。（延伸阅读：《中俄宣扬关系“无上限”，但边境贸易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双方会谈后，中俄发布了《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继续将中俄关系定位在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高级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并指“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这份文件列举了大量中俄合作的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声明指双方将继续扩大贸易往来，便利双方通关，在物流、海关、工业、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加强合作。其次则是双方的人文交流，包括教育交流、旅游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合作部分，《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反对将文化政治化，反对歧视性、排他性‘文明优越论’，反对部分国家和民族实施‘取消文化’以及损毁拆除纪念设施、宗教设施，推动更多国家认同传统道德观念。”这其中对“取消文化”的反对和“推动更多国家认同传统道德观念”明显是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东正教保守主义和反同、反身份政治文化正在向中国输送的体现。（延伸阅读：《俄国判LGBT运动为“极端主义组织”，加强打压性少数群体》）

在地缘政治部分，声明指俄罗斯全力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并“反对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拼凑封闭排他的集团架构”，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中俄则继续表示“支持在以两国方案为关键要素的公认国际法基础上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期待看到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与以色列和平安全共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些表态均没有超出之前表态的程度。

《联合声明》对乌克兰战争仅以非常浅的方式简单提及。其提到俄罗斯“赞同必须在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解决危机的观点”，“为稳步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消除危机根源，恪守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兼顾各国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乌克兰诉求，作为中国对乌政策中仍然认可的原则之一，在此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体现。（延伸阅读：《图解24年春季乌克兰前线危机：新美援终获批，但远水不解近渴》）

BBC 刊发的评论认为，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不是“平等关系”，普京明显更有求于人，甚至采取了更奉承的姿态。习近平则相对冷淡，试图继续维持和美欧的关系稳定。不过评论也指习近平为普京提供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暗示了两国的重要关系。

Politico 欧洲版则评论称，普京访问中国时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访问北京，并向中国传达了不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的信号。其引述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里德 （Daniel Fried），表示普京也担忧北京按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 从而努力巩固和中国的纽带。

评论还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官方对这次访问的表达有所不同。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更多强调两国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与地区问题”，俄国外交部的表态则聚焦在此次访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回报上。

4月份时，已经搬迁到柏林的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主任加布耶夫 (Alexander Gabuev）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长篇分析文章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准盟友”关系。

在文中，加布耶夫分析称，乌克兰战争后面临西方制裁，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打开市场，这使得战前欧盟作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日益下降，而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日益呈现主导地位——无论是进出口，还是基础工业品来源，还是国际结算体系。从而他认为俄罗斯必然在经济上成为中国的某种“附庸”——他引用普京近年来的公开言论，指俄罗斯上层非常清楚依赖中国的后果，但相比中国，其更担心西方试图“改变俄罗斯”，并依赖中国视为相比之下更不坏的选项。（延伸阅读：《北京「策應」莫斯科？——俄烏戰爭與中美衝突背景下的中俄聯盟本質》）

他还指出，在过去数年间，美国和西方盟友一直试图说服中国放弃俄罗斯，但是这一策略不可能成功。其理由是，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区别，先前期待的中美关系缓和没有出现，反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科技等各方面限制都在加紧，这让中国认定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因而不会放开和俄罗斯的关系。

加布耶夫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虽然没有实现军事联盟，也不会加入对方的任何一场战争，但是这两个核大国已经实现了“背靠背”的互信，使得西方试图用“反向基辛格方式”挑动其中任何一方转向西方的努力都难以成功。最后他提出，美国和“中俄轴心”之间是一场长时间的竞争，如果要管控这种竞争，那么欧美和中俄同时留在联合国在内的国际体系中利用这一体系博弈，就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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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9时起，几百名群众在立法院外集结抗议，高喊“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口号。」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陈莉雅 实习记者 林宣佑 发自台北

台湾立法院5月17日上演表决大战，处理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提出的五大国会改革法案，包括：强化人事同意权、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藐视国会罪、正副院长记名投票。

国会改革法案涉及一系列的现行法律的修正，包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此前，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先是在4月15日将全案送出委员会，并在一个月的朝野协商冷冻期后送进院会进行表决。

表决冲突不断，多名立委挂彩

17日上午不到七点，国民党、民众党与民进党立委便在议场门口爆发激烈肢体与口角冲突，最后国民党联手民众党凭借人数优势占据主席台，确保议事能够顺利进行。

在院会10点8分开议后，民进党立委发动首波攻势欲攻上主席台，朝野爆发推挤。立法院长韩国瑜中午两度召集朝野协商，但朝野在议程跟法案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因此韩国瑜宣布休息暂停协商。而在下午两点续开会前，朝野双方依旧有零星冲突，记者在二楼记者席上可听见底下立委的口角冲突与推挤，有女性立委高声质疑“所以你们支持摸屁股喔”覆述多次，也可看到朝野党团干部偶尔交谈意见。期间，国民党与民进党续开协商未果。

在历经三个多小时的协商后，韩国瑜重回议场继续开会，期间遭到民进党立委强力阻挡。一群人挡在院长座位后方的出入口不让韩国瑜进场，双方僵持不下。直到下午5点32分，韩国瑜显得衣衫不整地进到议场，身上的西装与领带全歪。

韩国瑜先是处理民众党团关于延长院会时间的提案，国民党与民众党挟人数优势举手表决通过，但“举手表决”的方式也引起争议。其中两案表决时，议场人员清点人数分别是108位、109位立委，却都投出60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人数与票数明显对不上，民进党愤而不满高喊“做票”。

本次所采用“举手不记名”表决方式，前一次已可上溯至1989年；对蓝白立委来说，若使用“表决器”记名投票，意味他们必须离开主席台回到桌上按铃。此举将使主席台遭民进党反占据。

接著，韩国瑜在下午6时25分宣布开始进行第一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逐条讨论。民进党立委欲阻止会议继续进行，冲上主席台，包括民进党立委沈伯洋、郭国文、邱志伟等人遭国民党立委推下主席台上，沈伯洋的后脑直接重摔著地，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随后民进党立委钟佳滨、庄瑞雄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也受伤送医。即便已有五位立委送医，韩国瑜仍在晚间8点宣布继续开会，再度引爆民进党立委不满，往台上丢水瓶要求停止表决。

在多名立委受伤就医的画面中，尤以沈伯洋的情况为人关注。沈伯洋先是从后门在民进党立委的协助下爬进议场，穿过国民党立委组成的人墙，但却随即遭立委邱镇军过肩摔落在地。出身苗栗县立委的邱镇军在2024台湾大选竞选期间被指控有黑帮背景，但邱镇军否认。沈伯洋重摔的影像也在台湾各个社群媒体上广传，号召出一批不满国民党的网友。

在17日的混乱中，端传媒整理出三个争议点。

争议一：国民党以程序卡住民进党修法版本

所谓“冷冻期”，指的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中规范的党团协商制度。2002年修订该法时，党团协商制度的期间被定为四个月，2008年以“俾能在同一会期内完成重大急迫性法案”为理由进行修法，将协商期限缩短为一个月。

实际上，虽然协商期间被称为冷冻期，但并非指让法案静躺四个月或一个月，而是希望让朝野透过协商取得共识，将少数声音尽可能纳入立法过程，同时给予国会少数党合法的杯葛机制。另一方面，冷冻期让国会少数可以透过体制内程序表示意见，避免国会少数采取体制外的方式来杯葛或瘫痪议事；也就是说，冷冻期是国会少数最后且合法的杯葛手段。

不过，在前述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国会听证及调查权、藐视国会罪、法院正副院长选举记名投票的修正草案冷冻期间，作为国会多数党的国民党拒绝与民进党进行法案版本的实质讨论。原先全案在司委会初审时，民进党不满未逐条进行实质审查，发动40次的散会动议但均告失败，而国民党团草案条文全数保留，交由党团协商。

除此之外，在司委会召委、民进党立委钟佳滨排审民进党团版的国会改革法案时，国民党要求要开一场专题报告、三场公听会，才审议民进党团的版本，并以人数优势五度表决通过散会。此举也让民进党版本无法送出委员会。冷冻期间，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并未针对相关法案召开协商遭致民进党批评。

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6日召开记者会时表示，韩国瑜迄今没有主持任何一场国会改革法案的协商，没收国会议长重要职责，而议案交由党团协商至少一个月，立法原意不是干等一个月，时间到了就表决。她向韩国瑜呼吁，“不要让立法院在你手上成为民主沦丧的国会。”

5月17日的表决全案在协商冷冻期满后，绿营不满立法院长韩国瑜未主持朝野协商，而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就要强行表决。14日的程序委员会上，国民党已将攸关国会听证及调查权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藐视国会罪的《刑法》修正草案，以及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记名投票的《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草案，列为该日院会第一案。

实际上，在17日前蓝白两党有超过20个国会改革法案版本，蓝白先是在委员会以人数优势表决没收讨论，并在未经逐条实质讨论下，直接“全案保留”送出委员会，最终有28个版本送到院会。然而表决日要通过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国会改革，当天仍不被知道。

直到当日上午，国民党与民众党团以修正动议提出要表决的法案版本，由于该版本此前并未协商与在委员会进行实质讨论，加上是当天上午才以修正动议提出的“新版本”，导致立法院来不及印发给立委、也未进行逐条讨论、立法院官网也不及公告。换言之，除了两党党团以外，外界并不知道实际内容为何。最终，仅在表决时由议事人员宣读了表决中的部分条文内容，其他内容仍不为外界所知。

争议二：藐视国会罪

国会改革法案中最引人争议的，莫过针对《刑法》新增第五章之一的“藐视国会罪”，以及第141条，“出席人员于立法院听证会程序受质询时，就其所知之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另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5条，“政府官员于立法院受质询时，为虚伪陈述者，依刑法第141-1条处罚。”

不过，依据国民党团最初提案说法，除罚锾以外，原将刑期设为三年以下，12日才将刑期降至一年以下。

此外，依国民党的最初提案内容，处罚对象上不仅包括政府官员，更纳入企业、私法人团体。亦即，这些非政府官员的个人假如在听证会上触犯藐视国会罪，一样会被刑法处罚，此提案亦遭受抨击。不过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法律学者林志洁表示， 国民党团在各方反对压力下，已将处罚客体排除以上私法人部门。

除了提案内容不透明外，在程序阶段，不管是国民党团还是民众党团的版本，并未在委员会进行实质讨论。国民党团版本，只要民进党团提出反对意见，便不经讨论迳行“保留”；民进党团版本，不是在程序委员会被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封杀，就是在委员会以散会让提案出不了委员会。换言之，这些提案内容并未经过实质讨论便要迳付院会逐条二三读。

端传媒此前报导已介绍法案所产生的争议。除了不透明外，相关法案另有权责不相符、藐视国会定义宽松，以及是否有违大法官释字585号解释疑虑。

吴思瑶批评，国会改革不是国会扩权，要从自身自律做起，否则无法为社会接受。她表示，权责相符是国会改革原则，要扩充国会权力，也要检视国会自身的专业性，“国民党立委在总质询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到底是官员藐视国会，还是国会议员藐视官员？”

争议三：总统国情报告即问即答

晚间十点半，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一致举手通过“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总统赴立院报告时的内容从“国家安全大政方针”，改为“总统职权相关国家大政方针”，并采即问即答方式。

回顾台湾的国会历史，上一次民选总统至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是1999年6月李登辉向第三届国民大会进行周年施政报告。同年9月《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通过，明示“国会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并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内规定“立法委员于总统国情报告完毕后，得就报告不明了处，提出问题供总统参考”，但《宪法》及现行法均未强制总统回应。

因此，民进党团针对此法案要求总统每年报告、以一问一答方式备询等细节提出违宪疑虑，表示总统与立委皆为民选产生，各自对民意负责，并质疑这次的“国会改革法案”俨然在为“国会扩权”铺路，违反宪法中五权分立的原则。

民众党立委反控民进党八年前承诺的国会改革跳票；国民党则要求新任总统就职两周内要送交国情报告书，并于就职一个月内做国情报告。上述两党总召声称，本次提案是为加强立法院对于行政权的监督，是行使立法院宪法职权的辅助性权力。

面临国民党与民众党的人数优势，民进党团预告，一旦法案通过，将研拟声请释宪，并争取宪法法庭做出暂停处分。至于行政院是否提出覆议，吴思瑶表示此为行政院权限，立院党团尊重行政权决定。

自17日上午立法院开议起，议案经历多次政党协商时间，但皆未针对法条内容进行实质讨论。针对邀请总统至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经二读表决，除要常态化进行，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最终在晚间11点59分，韩国瑜裁示“会议到此为止，21日上午9点继续开会，进行后续条文处理，现在休息。”亦即，除已二读总统国情报告采即时回答外，其他还有立委行使人事同意权、调查权及听证权，以及刑法藐视国会罪等条文待处理。

群众院外抗议，部分群众指有“十年前的既视感”

5月17日晚间9点，由于此前有几名民进党立委在表决过程中因激烈冲突受伤送医，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谴责暴力。与此同时，社交媒体 Threads 上也有人开始号召群众立刻集结至立法院外抗议。同一时间，数十名青年学生开始在立法院外集结举牌抗议，诉求“蓝白违反程序正义，应立即停止院会实质审查”。随著社群媒体的号召，现场陆续涌进数百人声援民众。为了防止冲突，现场已加派警力，并在立法院周遭封锁道路。

晚间10点左右，位于台北市青岛东路与镇江街交叉口的立法院议场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几百名群众。民众在大门外轮流拿起麦克风进行宣讲，表达对于议场“强行通过”法案的不满，并高喊“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口号。

今天民众抗议的地点，正好是十年前318学运（又称太阳花学运）爆发的地点。不光是地点，当年冲进立法院的公民团体也是在大约晚间九点时攻占立法院。这使得几乎所有来到现场的民众，都会认为现场的气氛有“十年前的既视感”。

现年37岁的皮皮，正好就是十年前第一批冲进立法院的人。她在现场告诉端传媒记者，自己就住在附近，因此立刻就得知现场出现抗争。于是她先带了小孩到现场查看情况，看了一下感觉“情况类似十年前”，于是立刻回家换装，“万一现场发生什么冲突状况，我穿拖鞋好像不太恰当。”在她看来，现场气氛宛如学运爆发的前夕。

皮皮说：“今年的情况比当年更荒谬。”她和朋友来到现场只是希望能对议场内的委员施压，“当年服贸也是类似的状况”，“现在希望可以把这件事闹大，让很多本来不关心政治，甚至是海外的人都看得见，现在又在520就职之前，所以民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现场民众聚集速度相当快，不到一小时，原本还能让车辆通行的道路已被抗议民众占满。警力也快速集结，在群众聚集的镇江街和青岛东路放上路障，不让车辆通行。

另外，35岁的洪先生说，当他在网上看到现场消息，便立刻跑回家拿了几十条黄布条，接著就拿到现场来发送给抗议的民众。这条布条正是十年前抗议民众头戴的布条，上头写著“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尽管现场的气氛与十年前学运爆发前有诸多相似，但参与民众也不仅是当年参加抗争的群众。今年23岁的陈小姐在十点半左右来到现场。她从下午就开始观看国会表决的动态，越看越感焦虑。十年前，她还只是国中生，并不在现场。但今天，她在 Threads 看到有民众集结，她直觉就该来到现场，“想看看能不能帮到大家。”

正当民众在议场外接连高喊口号时，民进党籍的几名立委几乎每隔半小时就轮流在大门的内侧与民众进行喊话。每当民进党籍立委现身时，现场民众的情绪就会非常激昂。晚间11时37分，民进党立委甚至带领著现场群众一起合唱十年前318学运的主题曲《岛屿天光》。

就在现场民众人数越来越多时，晚间11时59分，立法院宣布休会的消息传出。几名民进党籍的立委再度来到了议场大门内侧，并呼吁现场民众散场，呼吁下周二（21日）待立院再度开会时再次集结。

一名现场的女性民众则高举黄布条，跟身旁的友人说，“真的没想到，十年后，我都老大不小了，还要再次站上街头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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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夏季恐难以避免，但哪些地方今夏会更大机率经历高温和暴雨？」

特约撰稿人 羽炭 发自新加坡

今年伊始，东亚先后遭遇不少极端天气。其中5月1日凌晨，广东梅大高速发生严重塌方事故，截至5月2日已造成48人死亡。在事故背后，4月以来的反常强降水，特别是事故当夜的暴雨，被视为酿成惨剧的原因之一。

2023年是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7月和8月甚至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两个月。而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加深，早在2023年年底，就已经有声音担忧次年将出现更为频繁的极端天气。

全球数百名气候科学家的最新预计是：本世纪全球气温将至少上升至2.5摄氏度，大大突破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中194个缔约方同意的限度。《巴黎协定》曾希望通过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而科学家们早前已经指出，一旦全球气温升幅超过2摄氏度，将会加速出现一系列灾难性的气候后果。（延伸阅读：《全球最热七月？各地刷新极端高温纪录》）

2024年夏天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只不过，因为地球气象自身的复杂性，接下来的北半球汛期将出现的极端天气的相应区域，和2023年或许有所异同。尤其是，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太平洋上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ENSO），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将会进入由“厄尔尼诺”现象向“拉尼娜”现象过渡的周期，气象学者相信这可能带来更不稳定的天气。（延伸阅读：《全球洪灾、高温、热浪⋯⋯2020反常气候，与关键的未来三年》）

根据全球多地气象部门的中长期预报，今年夏季最可能带来极端天气的雨水、台风和高温将呈现出以下局面：

根据欧洲中长期天气预测（ECMRWF）的较长期预测数据，夏季的几个月中，雨量预计高过正常值较多的地方包括了中国华南、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西侧的巴基斯坦到伊朗一带，以及围绕波斯湾的海湾国家。而欧洲大陆整体则会偏旱。

根据目前的预测，中国南部珠江流域2024年的汛情将会比较严峻，珠江水利委员会认为夏天在西江、北江和韩江流域还将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影响遍及粤东、粤西、粤北和珠三角。不过，珠江上游的红河和南盘江则来水偏少，云南中东部地区反而可能面对干旱。在华南以外，气象部门还预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流域和北方的松花江流域都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洪水。（延伸阅读：《香港世纪暴雨过后，我们如何真正的“超前部署”？》）

台湾中央气象署则相信未来三个月的梅雨季节，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的降雨量，都有五成以上的机率处于正常水平，但剩下的机率则更可能是偏少而不是偏多。台湾历年梅雨季节的雨量差异极大，自1951年以来，最少降水不到200毫米，最多近900毫米。今年梅雨季节的降水量预计在近30年中位数的八成左右。具体到地区，东海岸的花莲和台东有较大率出现偏旱的情况，且预计在8-10月以上地区更大可能性出现偏旱。

经常影响降水的因素是台风。截至目前为止，东北太平洋台风季还不算正式开始。根据香港天文台2024年的全年展望，今年的台风季可能要到6月开始，持续到10月之后。全年将有5-8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周围的五百公里范围，属于正常或偏多。台湾和中国大陆的2024年台风季预测则暂时未查到有充足资料。

至于高温气候，英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10月前的气温都会异常偏高，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则在专访中表示，今年中国华南到江南地区的高温影响将较去年更为严重，华北的高温日数也会持续偏多。香港天文台也预测，今年香港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很有机会进入历年来的头十名。台湾中央气象署的展望则认为，未来三个月，台湾北、中、南和东部气温正常的概率都超过60%，不过高于正常的可能性也有30%-40%。主要的预测指向相似，一个炎热的夏季恐难以避免。（延伸阅读：《炎热都市：怀疑被高温闷死或重创的人们》）

北美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尤其是拉尼娜现象下，美洲西侧下层冷海水上升到表层，对当地天气影响较大。美国国家气象局认为，6月底前五大湖地区和美国本土东部、西北部的气温均将偏高。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则对6月至8月的情况进行了预测。根据他们的数据，美国南部地区更可能出现高温情况，高温区向北延伸，直到加拿大南部甚至全境。总体上，气温会比往年高出0.5-2摄氏度不等。同样在拉尼娜现象影响下，今年6月到11月的北大西洋飓风季也可能更为活跃，较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美洲东海岸至多可在今夏迎来33个获命名的飓风，而往年的平均值是14个。

到8月底前，美国西南部及西部地区的降水量将会减少，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加拿大西部。总体而言，美洲的西半部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干旱的夏天，而整个北美大陆都会较为炎热。

欧洲的情况略为简单——高温、偏干将会较为普遍。最容易出现高温的将是南欧：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希腊、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交界，以及巴尔干半岛，6-8月的气温可能较正常值偏高1-2摄氏度。在地中海周围，包括葡萄牙和英国南部，气温也可能较正常值偏高0.5-1摄氏度。欧洲其他地区则有机会较正常高出0.5-1摄氏度。在降水方面，欧洲大陆则总体偏旱，尤其是在南欧，这意味着2023年夏天欧洲南部严重的山火灾害在2024年夏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但值得留意的是，欧洲的长期预报显示今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雨量可能偏多，因而当地有出现洪涝灾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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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通胀水平自2023年开始回落后，降息成为经济学界、媒体与大众不断讨论的焦点。」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降息还是不降息，这是一个问题。

5月14日，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Huw Pill）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ICAEW）的经济峰会上表示，如果“整个夏天我们将开始看到足够的信心”，英国央行可能会考虑降息。

休·皮尔是5月8日投票赞成维持利率的七名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成员之一，最终英国央行第五次维持了5.25%的利率不变。上述言论距离该决定尚不足一周。

实际上，英格兰央行的问题也是美国、欧洲与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央行所面临的问题。

通货膨胀指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通常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当总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相对减少，因此，通货膨胀相当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尽管如此，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支持“低、稳定且可预期”的通胀。大多数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都同意，低通胀有利于预防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促进更活跃的经济活动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预防经济转向通货紧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价格稳定，亦即维持持续的低通胀成为了现代货币政策的核心，大部分央行都将其政策目标定为2%的通胀。不过，现代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政策目标是促进高就业率和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此外，货币政策还必须维持金融制度的稳定。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央行因此必须不断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以达到三个政策目标的平衡。

在央行所具有的一揽子政策工具中，利率是经常被提到的选项。各国央行通过设定向商业银行收取的存贷款利率（基准利率）来影响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供应量，并相应影响各个商业银行对个人与企业客户所支付或收取的存贷款利率。当通胀过高时，各国央行将提高利率以收紧货币供应量、鼓励用户储蓄并遏制消费。

2021年中期开始，全球通胀水平开始飙升，其原因既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也包括各国央行在大流行期间推出的各种经济刺激计划推动的大量进入市场的“热钱”。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加上企业将成本涨幅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推高了全球通账，构成一场全球性的“高通胀危机”。

面临高通胀，大部分央行将利率提高以降低通胀，欧洲央行更十一年来首度加息。

各国央行的加息可谓正式结束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量化宽松（QE）年代。不过，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负面效应也很快浮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较高的利率加剧了各国借款人的脆弱性，导致违约激增，最终冲击了全球经济，加剧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自通胀高企之后再度陷入停滞。在全球通胀水平自2023年开始回落后，降息成为经济学界、媒体与大众不断讨论的焦点。（延伸阅读：《从小超市到家中的烤箱，英国涨价潮如何搅动所有人的生活？》）

不过，通胀水平回落并不意味着物价下跌，全球物价水平依然较通胀危机前更高，且随着“较低”的通胀水平持续上涨，通胀水平回落仅意味着物价水平上涨的速度较缓。此外，各国央行亦担忧过早降息，将导致市场快速调整预期令经济再度过热，不利于打击通胀的工作。因此，特别在2024年，各国央行在降息与否之间来回拉扯。

其中，欧洲央行是目前可预期最快降息的央行。

4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欧央行指“决心确保通胀及时回到2%的中期目标。欧央行的关键利率水平对持续的通货紧缩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欧央行行长克莉丝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暗示如果新情况增加了政策制定者对通胀正在回到目标的信心，那么降息“将是适当的”。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于6月降息。

而英国央行的争论则更为激烈。由于英国虽然于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0.6%，正式摆脱经济衰退，但失业率的上涨与利率高企所导致的利息支出大幅增加，导致外界仍担心英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放缓并陷入停滞。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丁格拉（Swati Dhingra）已公开批评央行此前做出的维持利率水平的决定。不过，由于休·皮尔的暗示，英国央行也极有可能在欧洲央行降息前后降息。

相较之下，美联储降息的前景则更为黯淡。

4月，在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3月份的全年消费者价格上涨3.5%后，市场推迟了美联储夏季降息的预期。美联储公布的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油价和住房成本上升到金融条件放宽等因素，都对通胀水平构成了上行风险。与会者还对价格上涨压力 “继续损害家庭，特别是那些最无力支付食品、住房和交通等必需品的高昂费用的家庭 ”表示担忧。

5月1日，美联储再度决定维持其现有利率水平，其政策声明更首度承认过去几个月通胀回落速度减慢，短期内开始减息的机会极低。分析指，美国通胀和经济较大部份经济体更为强劲，这是美联储的声明无法掩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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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等教育部已要求各大学校长保持中立原则， “不屈服”于要求大学对当前中东冲突表态的要求。」

特约撰稿人 阿兰 发自巴黎

“为什么你们的口号里要写‘intifada’（阿拉伯语“起义”之意）？这是在号召屠杀！"

“Intifada也是反抗和解放的象征。”

“以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为代价！”

“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促成了《奥斯陆协定》，因此也促成了和平进程。”

“但第二次起义导致了奥斯陆协议的失败”......

这段《世界报》记录下的犹太学生与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对话，发生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以下简称“巴政”）的大堂内。三月以来，该校学生以阿拉伯头巾遮面、高举V字手势的照片时常占据媒体焦点。以军在加沙的所作所为在这座恰以政治学研究享誉国际的高等学府里掀起了一拨拨抗议浪潮。（延伸阅读：《美国多校发起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警方介入导致多次冲突》）

3月12日，作为“欧洲大学巴勒斯坦行动日”的一部分，约一百名学生占领了巴政一间阶梯教室为加沙的死难者默哀，并展开辩论。其间，一名来自法国犹太青年学生联盟（UEJF）的女学生被阻止进场，有人喊出：“别让她进来，她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sioniste）”。

这一事件在隔日引发媒体和政界大量的批评声浪。总统马克龙对这一“令人愤慨和完全不能容忍”的言论表示遗憾。巴政校友、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火速赶往他的母校，向董事会宣布他将把此事提交法院。两天后，巴黎警察局宣布禁止原定于当晚在巴政举行的同类示威活动。

4月23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亲巴勒斯坦示威。24日晚，作为回应，一百多名巴政学生在圣托马校区里支起了帐篷。（延伸阅读：《哥伦比亚学潮现场：一场“撤资”行动，与美国高校言论自由的边界》）

他们的主要诉求有两点，一是要求学校明确谴责以色列的行动，二是停止与被认为是系统性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同谋的大学或企业合作。

在政府的施压下，刚被任命不久的临时校长让·巴塞尔（Jean Bassères）召来警察驱逐学生，这是巴政百年历史中，警察首次进入校园。清场行动虽无暴力冲突，却一下激发了更多学生的不满。25日晚，学生占领了圣纪尧姆街的老校区。经过一整天的对峙，巴政管理层做出让步，满足学生的几项要求，包括一周后举行一次关于加沙问题的公开会议，以及暂停对示威学生的纪律处分程序。

同一时间，法兰西不屈党（LFI）领导人、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里尔大学的演讲被禁、不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里玛·哈桑（Rima Hassan）、法国国会议员玛蒂尔德·帕诺特（Mathilde Panot），以及法国总工会（CGT）的一名成员因“为恐怖主义辩护”而被警方传唤。

政府高压的禁言政策成了年轻人动员起来的理由。几天之内，示威活动扩散至巴政在法国各地的分校。巴黎的索邦大学、巴黎一大的托尔比亚克校区、圣埃蒂安（Saint Etienne）的让·莫内大学（Université Jean Monnet）均爆发抗议。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约一百名学生在电车轨道上静坐。警察驱逐学生的场景一再重演，法兰西岛大区主席瓦莱里·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也宣布暂停对巴政的资助。（延伸阅读：《以哈战争半年，是什么引发了全球撕裂？》）

这时，巴政的学生因举起涂成红色的手进行示威而再次引发争议，因为这被认为影射了2000年的拉马拉事件（Ramallah）：两名以色列士兵被巴勒斯坦人私刑处死时，曾被拍到高举沾满血的双手。对此，示威学生表示并不知情，他们选择这一符号，只是为了提醒民众“面对种族灭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他们说想传递的只有和平的信息。

5月2日，巴政举行了一场有2000名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参加的内部辩论。现场并无失序（只有一个小插曲：在面对一名声称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学生时，临时校长巴塞尔说前者的言论会让其他人“震惊”，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但最后，巴塞尔依旧保持强硬立场，明确拒绝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调查巴政与以色列大学关系的提议。

此前，法国高等教育部长西尔维·勒泰罗（Sylvie Retailleau）已要求各大学校长保持中立原则，“不屈服于要求大学对当前中东冲突采取机构立场的要求”。为了抗议校方的决定，学生们举行静坐示威。有几名学生开始绝食。隔日中午，警察再次驱逐了抗议学生。

因恰逢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期，各党派都在利用学生抗议为己方增加声量。代表激进左翼的法兰西不屈党本就深受学生欢迎（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55%的巴政学生投给了梅朗雄）。自10月7日以来，梅郎雄不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屠杀，拒绝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呼吁“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引发不少争议。（延伸阅读：《对话反锡安主义犹太活动家：在德国，犹太人成为“反犹”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学生示威开始后，不屈党的议员接二连三到场支持，梅郎雄也在4月22日亲赴巴政演讲，鼓励学生“永远不要退缩，退缩没有用”。这些站台行为自然也免不掉政治利用之嫌，但也没为选情提供帮助：他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支持率一直停留在7%左右，还有30%的梅朗雄选民表示不会在下次总统选举中再次投票给他。

另一边，左翼社会党（PS）欧洲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中排名第一的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则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他认为说出哈马斯犯下的恐怖罪行必须是任何辩论的前提，谴责以军暴行但拒绝采用“种族屠杀”（genocide）一词，并认为巴政管理层“有权驱逐学生”。在上周的五一游行中，他被支持巴勒斯坦和不屈党的人群赶出了游行队伍。

右翼与极右翼均反对学生抗议，但因右翼共和党（LR）的支持率一路落后，他们比后者更为积极地将此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为学生贴上亲哈马斯的反犹标签，谴责法兰西不屈党的“渗透”，谴责政府和学校管理层“屈服于”学生的封锁行动，在“向反犹主义开空头支票”。许多早年毕业于巴政的右翼政客主张说，2000年后巴政的国际化改革彻底破坏了学校的精英传统，外国学生、甚至来自法国郊区贫民阶层的学生的加入都让巴政“盎格鲁-撒克逊化”，变成了激进主义的温床、“觉醒主义”（wokisme）和“伊斯兰主义左派”的“意识形态工厂”。

马克龙的执政党与右翼采用了同样的语调。总理阿塔尔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便开始的教育改革，其一大核心便是为教育注入更多的“共和国价值”。“高等教育自治不是共和价值观的自治”，马克龙评论道。阿塔尔说他不希望学校成为“北美意识形态泛滥的渠道”：“我们要让学校回归共和国，而不是用它来宣扬共和国的失败”。

因此，学生的示威被视为少数激进派对沉默的大多数的绑架：“我们永远不会有封锁的权利，我们永远不会容忍一个活跃而危险的少数派试图将其规则强加于我们的学生和教师。要进行辩论，就必须遵守规则，必须始终尊重各方的立场”。

先前，巴政刚经历换校长的风波（前校长因家庭暴力疑云而辞职），本就处在不稳定期，此番政府的强力干预更让学界人心惶惶，认为这是对不受任何政治压力的学校自治权的损害。一些学生的证词表明，“沉默的大多数”被“激进的少数”所挟持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多数学生都对加沙的人道问题保持关切。虽然各团体都有激进趋势，但仍维持着交流和辩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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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注册局近年的决定屡惹港府和建制派不满」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于5月14日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建议修订《社工注册条例》，其中包括保证被裁定干犯严重罪行人士的社工注册会被立即注销。

修例草案指出，现行《社工注册条例》没有赋权社工注册局、或者规定注册局需要即时议决是否将干犯严重罪的注册社工除名，因此建议设立新的机制，赋权注册局向注册主任作出指示，从注册纪录册中剔除相关注册社工的姓名。

劳福局解释，修例草案建议如果有社工被裁定触犯可令社工专业声誉受损、以及可判处监禁的罪行，注册局有权指示将其姓名永久、或者不超过五年的合适期间内剔除，而该名社工可以于28天内提出书面申述。然而，如果有社工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虐儿等《社工注册条例》附表2所列罪行，则注册局必须命令将该名社工永久除名，而且除非注册局所有时任成员另有决定，该名社工的书面申述将不会被接纳。

除此之外，草案又建议社工注册局成员由15人增至27人，选任成员将由五成减至三成，其余七成由行政长官委任或社署代表，改组后注册局最少14人为注册社工。草案还建议全体委员上任前要宣誓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此前的5月10日，劳福局局长孙玉菡在劳福局 Facebook 账户上发表一篇帖文，指控社工注册局犯下“五宗罪”，质疑注册局的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精神，扬言要“完善”注册局的管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孙玉菡表示，他指控的“第一宗罪”是《2022年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附表2）公告》在2022年7月22日生效后，注册局至今未有采取行动建立机制，禁止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成为注册社工，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维护公众和受助人之利益。

至于他指控的“第二和第三宗罪”，孙声称有申请社工注册或续期的人曾经干犯严重罪行，而注册局内虽然有委员强烈反对，注册局仍然以多数票批准申请；孙还不点名提到，注册局同样在有委员强烈反对之下，仍然以多数票通过委任一名“正在由法庭处理其暴动控罪的社工”加入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他形容，此类事件“尤其令人担心”。

外界普遍相信，孙所指的是“阵地社工”成员陈虹秀。事实上，《明报》就曾在今次风波之前引述消息报导，指劳福局曾要求社工注册局重新考虑陈虹秀出任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的提名。

“阵地社工”是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社工团体。BBC 中文网当时的报导指出，团体中的社工有不同分工，“除了像陈虹季一样驻守冲突现场警戒线，还有社工负责为示威者提供情绪和法律支持、保障人权及隐私，也有社工陪同伤者去医院，告知被捕者面临的程序等”。

BBC 中文网报导指出，陈虹秀多年来在儿童院社担任社工，原本工作是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职业生涯中处理过家暴、性侵等问题。陈虹秀提到，她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走进示威现场，直至2019年看到上百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但政府为之不动时，令她极为痛心，再次决定走上前线，“想在绝望中找寻出路”。她形容自己在示威现场的角色，是面对高墙，守护“鸡蛋”。

2020年，陈虹秀被控于2019年8月31日，在湾仔轩尼诗道及卢押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其后，陈于2021年获已离职的前区院法官沈小民裁定表证不成立，当庭释放。但律政司上诉得直，上诉庭将案件发还区域法院重审。辩方此前确认，陈虹秀拟不认罪，案件排期于今年12月开审，陈获准保释。

2023年1月，中联办机关报《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形容陈虹秀是“黑暴社工”，指她被揭发获委任为社工注册局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成员，还披露劳福局“及时发现，要求社工注册局重新考虑”。文章称，陈虹秀“黑暴官司缠身”，但仍然被委以公职，而且是负责处理纪律事务，质疑社工注册局“是在想公然将自己打造成包庇黑暴社工的独立王国”。

陈虹秀5月13日接受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访问时回应，她涉及的暴动案件排期至年底重审，现时她是“no case”（无案在身），既然她未判有罪，却被剥夺她为业界出一分力，质疑港府为改组社工注册局是“借我过桥”。

孙玉菡发文后，社工注册局以主席名义发出长篇文章，就孙玉菡指控的“五宗罪”作出逐点反驳。关于第一点，注册局指出《2022年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附表2）公告》实施后，《条例》规定与《条例》附表2相关机制继续适用于《条例》附表2所列罪行，因此“注册局至今未有采取行动为实施《公告》建立机制，禁止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成为注册社工”的说法未见有事实根据。

就后面两点，注册局称不宜评论个别个案，并指通过帖文就个别个案向注册局作出指称行径并不公平。注册局强调，在委任2023至26年度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成员时，并无小组成员被裁定暴动罪成。

社工注册局主席伍锐明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他相信孙玉菡有误会，已经发信邀请孙会面讨论。伍锐明进一步解释，相关法例在2022年作出修订，将违反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工注册条例附件二的罪行，即当一名社工涉及违法罪行，要获得注册局全体成员的同意才可注册，而国安罪行以外的罪行都以同一原则处理。

他续指，修例公布后已经邀请劳福局与注册局交换意见，同时审慎寻求法律意见，因此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强调，不同成员不断在“死线”前提出不同意见，需要法律顾问澄清，而注册局也曾再度邀请劳福局交流和寻求澄清，但至今未获回复，过程中注册局没有拖延实施相关机制。

翌日，《明报》刊登报导，提到社工注册局在民选成员多于委任成员之下，近年处理涉嫌违法社工续牌申请等事宜时所作决定屡惹港府和建制派不满。报导引述港府消息人士确认，政府认为“有迫切性”解决问题，即将循修例方向处理，预料最快下周交代方案，包括改变注册局的成员组成比例，令委任成员和政府代表人数多于民选成员。

5月13日，孙玉菡在立法会见传媒时，反驳伍锐明指他有所误会的说法。孙玉菡强调，他一直清楚注册局的工作，并再度批评注册局现时的行径是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我无任何误解，都无地方需要佢（他，指伍锐明）澄清。”

孙玉菡强调，他此前（在帖文）提出的所有担忧都不牵涉政治，而是“实在说明注册局有否偏离条例赋予的公权力、有否偏离条例的精神、有否保护好公众利益”，他更指自己“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他还预告，“完善管治”的方案很快就会提出。

在场记者问到，被控暴动的社工陈虹秀是否即使未被定罪都不可以加入注册局的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孙玉菡回应称，注册局应该平衡公众和专业利益：“如果她正牵涉一单暴动的法庭案件，是否一定要找她担任？条线是否移得太过分？这一切是交给注册局做，但是作为局长如果看到注册局有些行径和决定是严重偏离条例的精神，我有责任要指出。”

就在他做出上述回应翌日，行政会议就通过修订《社工注册条例》并送立法会审议。

就政府提出的修例草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鸣形容政府修例“非常之克制”，“所谓嘅专业自主并无被剥削到”。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事件中各方有不同说法，他不评论谁是谁非，但一个专业组织与时并进是好事。不过，他又促请政府不要太“急就章”，需要咨询业界意见。

而注册局主席伍锐明则表示政府修订过程太仓促，与业界咨询工作不足，他对此表示失望。他又担忧，依新草案组成的注册局委任成员比例高于由业界投票产生的民选成员，日后的决定可能不能保障专业自主、反映业界整体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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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访挑选的三个国家都在欧洲具有特殊的地位。」

特约撰稿人 李海

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了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个欧洲国家。这是其2024年的第一次出访，也是2019年之后第一次到访欧洲。

此次出访挑选的三个国家，都在欧洲具有特殊的地位。

其中，法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也是英国脱欧后欧盟唯一的有核武国家。马克龙政府则在近年来有更强调法国作为自主大国的“戴高乐主义”的倾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场合上也多次强调欧洲要实现自身的战略自主，甚至曾经在2019年谈论过北约（NATO）正在“脑死亡”。

而匈牙利是欧盟内部“不自由民主制”的代表，其现任总理欧尔班也长期被认为以一种接近一党独大的“选举威权”执政。俄乌战争爆发后，匈牙利也是欧盟中最“亲俄”的国家，曾经多次在预算层面对援乌方案加以掣肘。（延伸阅读：《复旦大学的匈牙利建校风波：一所被当地民众反对的“外国大学”》）

塞尔维亚则非欧盟成员国，虽然近年来一直试图加入欧盟，但欧盟要求的承认科索沃独立地位对塞尔维亚而言尤为困难。1999年，正是因为科索沃独立问题引发的族群冲突，引发北约对当时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的空袭。在激烈的空袭中，位于首度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被数枚导弹击中，导致三名中方工作人员遇难，当时曾引发中国激烈的反美情绪。（延伸阅读：《1999：大使馆的血、北京的游行，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

习近平此行正值欧洲和中国之间因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而爆发贸易冲突之时。2023年，欧盟开始讨论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首的欧盟领导层支持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的出口，以保护本地产业；马克龙本人也主张欧洲大力发展自身的电动汽车产业，他近年来大力鼓励包括台湾辉能科技在内的动力电池公司在法国设厂，他还曾公开批评过中国和美国对电动汽车的产业补贴。先前有分析指出，法国的汽车产业是推动冯德莱恩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设限的重要力量。（延伸阅读：《担忧本土车企，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启补贴调查》）

在习近平访问巴黎的行程中，马克龙安排了一场三方会谈，由习、马克龙和冯德莱恩面对面讨论欧洲和中国关切的核心问题。有分析指出，这一安排不同于习近平2019年访问巴黎时的“中法德欧”四方会谈安排，显示出欧洲在电动汽车议题上的些许微妙情况：在当时，马克龙邀请到了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时任主席容克共同会谈；而这次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未出席，或反映出在中国仍有较大出口市场的德国汽车产业，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欧洲的问题有着和法国业界不同的看法。

在此次三方会谈中，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提到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问题，习近平则对此表示，“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他还称“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并表示“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照顾双方合理关切。他的表态没有显示出让步意图。

不过，尽管中国电动车颇有可能会遭到欧洲以关税或其他方式制约进口，但欧洲也同时有鼓励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条在当地设厂并提供补贴的倾向。

三方会谈还讨论了俄乌战争问题，但同样，习近平也继续重申北京方面的立场，并没有明显的态度转变。有评论认为，中法之间此次谈得东西较多，但是形成的互惠共识有限，包括之前曾预期会有眉目的中国采购空中客车公司飞机的订单，也没有在习近平出访期间取得明确进展。

但也有评论认为马克龙在诸如法国农产品出口中国一类的议题上获得了一定收获，中国或许不会将法国烈酒作为对欧洲可能对中国电动车征税的对等报复对象。

习近平随后的行程是塞尔维亚，不出意外地，塞尔维亚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极高热情，总统武契奇亲赴机场接送习近平夫妇。中方则以先前对重要盟友巴基斯坦采用的“铁杆友谊”一词形容和塞尔维亚关系。

但值得注意也较为令外界观察者感到意外的是，习近平在塞尔维亚的行程虽然恰好选在了1999年中国使馆遭北约轰炸的纪念日当天，但习近平并未在当地参与任何相关纪念活动。甚至习近平5月8日参加塞尔维亚举办的欢迎仪式的“塞尔维亚大厦”，距离被轰炸使馆的旧址只有1公里距离，习也“过门而不入”。习唯一在行程中与纪念有关的行为是在塞尔维亚媒体发布的署名文章中提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驻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主页显示，使馆在2024年清明节期间组织了对三名遇难者的相关纪念，而5月7日当天则未显示有公开活动。

一些评论猜测这或许是习近平对美国展现出缓和关系姿态，避免强烈反美形象的一种作法。

其后对匈牙利的访问中，习则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发布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天候”指“不管任何时刻，双方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种国际事务中有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缔结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最高层次的友好关系。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了此前被传进度有所滞后的塞尔维亚-匈牙利铁路匈牙利段的工程，并指“双方愿积极推进匈塞铁路匈牙利段项目工程建设”，此外，匈牙利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落地欧洲设厂和进行本土化生产的重要通道。（延伸阅读：《欧盟境内一带一路工程之一的匈塞铁路正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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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院裁决，澳大利亚政府加紧推出法案，给予移民部长更大驱逐权。」

特约撰稿人 柯雅拉

尽管是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签约国，但澳大利亚的难民政策长期以来深受诟病。尤其是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推行“停船（stop the boat）”边境控制政策：所有乘船来澳寻求难民身份人士，在等待政府给予难民身份期间，会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而一些被当局裁定不符合难民资格却无法被遣返的，则会面临无限期关押，甚至包括儿童。

不过，2023年11月，澳大利亚高院推翻了20年前的判决，裁定联邦政府不能无限期拘押无法被遣返的寻求庇护人士，该判决令超过170名受关押人士得以释放，预计接下来还将有200名人士释放。

针对高院裁决，澳大利亚政府加紧推出法案，给予移民部长更大驱逐权，并针对那些从可能难以遣返的国家来的人，允许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澳大利亚。法案引起人权律师、退休法官的担忧，认为该法案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法律上均有问题。

另一方面，难民与人权倡导者在去年胜诉基础上，于2024年4月再向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就另一起拘押难民案件上诉，然而事与愿违，上周五，最高法院裁定上诉不成立。

澳大利亚这一无限期拘押政策何以成立？而外界少有了解的是，它还牵动了太平洋乃至欧洲的政治。

无国籍人士跌入移民法漏洞

澳大利亚现今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定型于1992年的相关法规，并在20年前的澳大利亚高院判决中得到巩固。

2000年，来自伊拉克的阿巴斯（Abbas Mohammad Hasan Al Khafaji） 在无有效旅行证件情况下，经叙利亚到达澳大利亚，随即被带到拘留中心，并在那里申请难民庇护。

当时，澳大利亚当局裁定，若阿巴斯返回伊拉克，的确会面临迫害。然而当局又拒绝批准他的难民身份，因为根据法律，可获澳大利亚政府保护的只能是那些无法进入其他国家、并在其他国家居住过的非公民，而阿巴斯曾在叙利亚居住过十年，因此被拒绝了申请。（延伸阅读：《“请仔细看看我们，我会被消失”——香港加快遣返难民后，他们回到死亡恐惧中》）

有著类似经历的还有巴勒斯坦人艾哈迈德（Ahmed Ali Al-Kateb），他也曾在科威特居住过，也没有持合法旅行证件进入澳大利亚，因而一同被驳回申请。与阿巴斯不同的是，艾哈迈德被裁定是“无国籍状态人士（stateless）”。

澳大利亚政府随后向两人先前居住过的叙利亚、科威特、加沙地区等要求送回两人，然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因为未有相关条例。而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规，没有持有合法签证的非公民必须在拘留中心被关押，除非他们被送回（remove）或遣返（deport）出境，又或者后来获得签证。2004年，两人向高院上诉，但高院裁决支持政府做法。

尽管两人五年后分别获得了保护签证，但其个案和裁决开了之后不少难民被长时间拘押的先例。根据人权法律中心在2023年发布的数据，寻求庇护者平均要在拘留中心被关上708日，才获得下一步行动；其中，在过千名被关押的寻求庇护者中，有124人已被关押超过五年，当中不乏无国籍人士和具难民资格的寻求庇护者。

难民诉高院胜诉，又引发“罪犯”争议

时间转到2023年11月，一名来自缅甸、被代称为 NZYQ 的罗兴亚人男子就长期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向澳大利亚高院上诉。他在2012年乘船到达澳大利亚，随后一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2013年，当时由工党执政的联邦政府允许 NZYQ 在特定区域居住，在2014年9月，新上任的自由党政府又向 NZYQ 颁发“过桥签证”。至此他不再受难民拘留政策限制。

然而，四个月后， NZYQ 就因性侵一名十岁男孩被捕和起诉，而联邦政府也随即取消了 NZYQ 的过桥签证。 NZYQ 认罪并入狱五年，2018年出狱，随即由于没有持有效签证而拘押在难民拘留中心。

出于其罗兴亚背景，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他们无法将 NZYQ 送回缅甸，然而由于其犯罪前科，移民部无法向 NZYQ 颁发过桥签证，NZYQ 也只能一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

2023年，NZYQ 再次把官司打到澳大利亚高院。11月，高院推翻了2004年对阿巴斯和艾哈迈德的裁决，认为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将这些被卡在法律漏洞中的庇护申请者关在拘留中心，是为了在未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然而数十年过去了，这一解决方案仍未出现，“也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法官继而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无限期关押这些有前科的申请庇护者并无法律依据。

裁决一出，人权组织和难民律师代表均对此表示欢迎，指高院“结束了澳大利亚长达20年的令人羞耻的历史篇章”。

而联邦政府则反对高院的裁定，并以这些人涉及犯罪为政府的拘留辩解：目前有92人处于和 NZYQ 相似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人曾犯下谋杀、性暴力、贩卖非法药品等罪行，在刑满释放后因无法被遣返而被长期关押在难民拘留中心。（延伸阅读：《纽约等地难民问题恶化，民主党政府面临施政危机》）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拘留中心恐非合适的罪行预防机构。

为堵移民法漏洞，政府拟出新法

高院新裁定后到今年3月为止，一共有149人获释。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新法案。其先是推出紧急法令，在为这些人提供的过桥签证中附加要求，包括要定期向警方报到，遵循“宵禁”，配戴电子脚铐等。

曾身为难民维权律师的联邦移民部长盖尔斯（Andrew Giles）开始加快推动新的驱逐出境法案，在该法令下，若寻求庇护者试尽所有办法都不能留在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可以强行驱逐对方出境，从而避免对方无限期拘押在移民拘留中心；此外，面对那些拒绝接收回到澳大利亚寻求庇护人士的国家，该法案将允许移民部长禁止该国其他公民进入澳大利亚。

反对党随后对法案提出质疑，同时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开审第二起有关难民无限期拘押的上诉。此次的当事人“ASF17”是一名来自伊朗的双性恋男子，十年前乘船来澳，也没有获得澳大利亚当局颁发签证。

当局自2018年起尝试驱逐其出境，然而“ASF17”认为他一旦返回伊朗就很可能因为性取向被迫害。“ASF17”的律师指出，“ASF17”曾向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自己愿意通过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难民交换方案，到其他国家去，但遭到拒绝；澳大利亚政府的代表律师则表示，伊朗属于澳大利亚的“遣回国”之一，若将“ASF17”送到其他国家，就要动用外交手段，因而不妥。（延伸阅读：《难民与小偷——一位埃及同志的出逃记》）

上周五，高院裁定驳回“ASF17”从拘留中心释放的要求，并指他被拘押是因为他自己不接受澳大利亚政府遣送他回伊朗的措施。

澳大利亚难民拘留制度影响全球？

澳大利亚难民拘留制度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让澳大利亚备受批评，也牵扯到了太平洋岛国。

早在2000年代，为应对不断上升的难民人数，澳大利亚就先后在位南太平洋的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归属澳大利亚的圣诞岛等地设立离境难民拘留中心作为“中转站”。该制度又称为“太平洋选项”，尽管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曾一度因争议过大，短暂停止这些位于太平洋的离岸拘留中心，但由于难民人数众多、澳大利亚国内也难以找到其他替代方案，最终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延续离岸拘留政策，瑙鲁和圣诞岛至今也继续经营澳大利亚的难民拘留中心。

据澳大利亚难民理事会的数据，自2012年以来，共有4245名乘船到澳大利亚的人士被“中转”到瑙鲁等地的拘留中心。截至2023年8月，有1335名被美国、新西兰（纽西兰）等其他国家接受，有1046名持临时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境内，有963人被送回出生国。

然而，由于澳大利亚政府未规定被拘押于海外移民拘留中心的庇护申请者被拘押的时间限制，而难民申请程序又复杂，于是经常出现这些庇护申请者被拘押超过3年的情况。这些海外移民拘留中心还被揭发针对被关押者的暴力欺凌和性虐待事件，其中多起涉及儿童。《卫报》在2016年做的调查报导就显示，尽管儿童只占瑙鲁拘留中心中被拘留人数的18%，然而在其收到的超过2000份事件报告中，有超过一半涉及儿童。

某种程度上，这也让这些国家变得依赖难民系统卫生。以瑙鲁为例，澳大利亚一年在该国拘留中心至少支出3.3亿澳元。在2023年年中，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将所有位于瑙鲁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移走。2024年初，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据《悉尼先驱晨报》报导，原因之一就在于瑙鲁向台湾要求1.25亿澳元的经费，来覆盖暂停经营拘留中心而造成的经济短缺，遭到台湾拒绝。

而澳大利亚的拘留政策甚至流入北半球，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处理难民的参考。2024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将部分难民送往卢旺达的法案。英国首相苏纳克当时表示，澳大利亚的“停船政策”和离岸拘留方案是卢旺达法案学习的对象。（延伸阅读：《从“脱欧自主”到卢旺达计划：数据看英国难民议题》）

而在2023年暂停服务的瑙鲁也重新回归到澳大利亚人的视线。自2024年4月起，有至少两艘承载无澳大利亚签证人士的船只意图进入澳大利亚，其中一艘载满中国公民，该船的乘客最后被带到了瑙鲁拘留中心。（延伸阅读：《中国“走线人”葬身墨西哥海岸，他们是谁？为何水路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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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军事专家认为，乌军很可能要在2025年才能重新建立前线均势。」

特约撰稿人 龚珏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瑟尔斯基（Olexandr Syrskyi）4月28日在其电报（Telegram）频道发帖陈述了乌军目前在前线“恶化”的形势：“为了夺取战略主动权、突破前线，敌人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几个方向，在兵力和资源方面形成了巨大优势。他们正沿整个前线积极进攻，并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战术级成功。”

纵观俄乌两军交战的前线态势，尤其在俄军攻势最为猛烈的顿涅茨克州，瑟尔斯基的评价绝非危言耸听。（延伸阅读：《俄乌战争两周年，遇到困境的乌克兰未来还能采用什么战略？》）

从去年5月攻下的巴赫穆特，俄军向西推进，逐渐接近了要塞城镇查西夫亚尔（Chasiv Yar）。自2014年以来这里就是乌克兰在顿巴斯作战行动的指挥部所在地。2024年4月中旬，城东防线因乌军67旅临阵脱逃而遭俄军部分突破。随后该旅被铁腕整肃、撤销番号并重组。5月2日，乌军情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Vadym Skibitskyi）承认，查西夫亚尔陷落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当日美联社发布的一段无人机航拍片段显示，由于俄军的猛烈轰炸，该城中几乎已没有完好的建筑。

该城位于方圆几百公里范围的至高点，且有运河保护，极难进攻。然而一旦俄军将其拿下，就获得了通向顿涅茨克州其余地区的钥匙。城西、北部低地处就是由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乌控顿涅茨克州的临时州府）等四座城市组成的大型城市群，战前有近40万人口。

2024年2月要塞城镇阿夫季伊夫卡（Avdiivka）陷落后，乌军始终未能在城西建立牢固的防御阵地，不断败退。4月中旬，正当前线看来逐渐稳固时，俄军又意外突破乌军防线，沿铁路长驱直入数公里，迅速拿下位于高地的防御重镇奥彻莱特内（Ocheretyne）。幸而俄军本身资源亦有限，也不足以将这次战术级突破扩大为作战级胜利。

拿下奥彻莱特内高地后，俄军在这一地区完全掌握主动。向东可包围乌军要塞托莱茨克（Toretsk）城市群，向西可进逼基辅通往顿巴斯的门户、枢纽城市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更重要的是，向北推进不到10公里，即可切断外界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动脉公路。

再往南不远处，俄军攻入了乌军已固守十年的要塞城镇克拉斯诺霍里夫卡（Krasnohorivka），乌军在这一地区的防线亦面临崩溃。再向西15公里，俄军即可抵达枢纽城镇库拉霍韦（Kurakhove），切断通往武赫莱达尔（Vuhledar）的唯一道路。后者是乌军防线最东南角的支点，自2022年秋天起，俄军对这座小城发起多次猛攻，遭受惨重损失后仍无法接近。

简而言之，乌军在整个顿涅茨克州剩余的防线都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崩盘。当然，俄军不计损失的作战风格或许也让他们自己的资源日益捉襟见肘，能否持续这样的高强度进攻也是未知数。（延伸阅读：《为免全面动员影响民众支持，普京利用全球人口贩运网络招募兵源》）

造成乌军目前不利处境的，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欧美援助拖延导致的弹药短缺。在前线的不同区段，乌军的炮弹发射量往往只有俄军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对这样一场首先是火炮对决的战争而言，这样的差距可谓致命。

防空弹药的短缺也造成了严重后果。自2023年冬天起，俄军开始大规模将传统的航空炸弹改装为远程投放的滑翔制导炸弹（UMPK）。这种炸弹的投放距离超过乌军在前线拥有的便携防空射程，因而俄军战机可以不受威胁地用这种廉价而威力巨大的炸弹将乌军防御工事摧毁。这也被认为是1月以后阿夫季伊夫卡局势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到4月，开始流传出俄军飞机直接飞临乌军阵地轰炸的视频，表明部分乌军单位甚至连便携防空导弹都已耗尽。

此外，俄军重新开始大规模轰炸乌后方的民用基础设施。与2022年冬天的轰炸不同的是，2024年俄军开始用大量导弹对准同一个目标，耗尽当地防空，随后将目标彻底摧毁。根据乌外交部长库莱巴不久前的说法，乌克兰半数能源基础设施已受损。在更靠近俄罗斯的哈尔科夫，全城所有的发电厂都已被炸毁。

防空的耗尽也导致了平民伤亡明显上升。联合国人权官员在4月初表示，3月乌克兰平民丧生人数比2月高出了20%，其中儿童遇难人数更是翻倍。

第二个原因是动员的迟缓导致乌军士兵极为短缺。乌军前线官兵在访谈中普遍抱怨人员匮乏。例如在阿夫季伊夫卡以西，俄军投入了12个旅，而乌军只剩下5个残缺不全的旅，因此，当乌军115旅被指临阵脱逃导致防线崩溃，随后回应称俄军数量是自己的10-15倍时，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是在为自己开脱。

这两者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方盟友见乌克兰没有动员意愿，就更不愿提供武器；武器迟迟不到，即使有了新兵也无法武装，上战场的风险就更高，民众也就更抵触动员，因而政府也就更不愿动员。（延伸阅读：《专访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比林：乌克兰人最深的恐惧是被世人遗忘》）

第三个原因是乌军并没有在长期经营的第一道防线和要塞化城镇之后大规模挖掘第二、第三道防线，因而当第一道防线被俄军攻破，后续就很难立足于稳固的新防线中，只能不断撤退。这一点在阿夫季伊夫卡失守后尤为明显。

2024年4月1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讨论已久的新版动员法案，并由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案将于5月16日生效。4月20日，美国众议院也终于通过了被拖延数月之久的610亿美元新乌克兰援助法案，随后参议院和拜登迅速跟进，这项对乌克兰而言生死攸关的援助才终于尘埃落定。4月下旬，开源情报调查者发现，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州已经基本建成了两道防御工事线，但顿涅茨克州的工事仍非常不成体系。

在610亿的美援中，有120亿美元属于乌克兰能快速从美国国防部仓库获得的武器，与2023年的数字基本持平。但考虑到西方盟友的炮弹储备已所剩无几，产量要在2025年底才能基本与前线需求量持平，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这笔援助远不能让乌克兰转向反攻，甚至不能达成实力均势。即使在及时送达的情况下，它也只能帮助乌克兰免于防线崩溃。（延伸阅读：《专访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索博列夫：乌克兰的战时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而仓促出台的新动员方案在乌克兰政界、军界和社会都引起不满。乌驻外使领馆停止对未进行兵役信息登记的男性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的消息，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乌当局是否会渐渐逼迫大量身处国外的公民回国服役。即使之后动员进行得顺利，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让新兵得到恰如其分的训练和武装，并形成战斗力。多数军事专家据此认为，乌军很可能要在2024年年底才能逐渐走出目前的危机处境，并在2025年重新建立起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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