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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当下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其中的关键是帮助他们（再）就业。
近年来经济风云变幻，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年轻人遇到的困难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时间，某投资银行员工跳楼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位员工拥有高学历，上的又是顶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着高薪，实际上已经冲进了金字塔的顶端了，完全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成功榜样”，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近期其他类似事件中的当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岁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曾经拥有过薪酬相当丰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业和投资失败等原因导致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后，却成了受挫感最强的一个群体，甚至在巨大压力下崩溃。
这些名校毕业、原本拿着高薪的年轻人的悲剧，之所以特别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是因为这种现象让人产生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底层人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预期破灭的唏嘘。
以往，这些优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并定居在大城市，说明还是有可能不凭出身、不靠关系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头的。
但是连这么优秀的人也陷入困顿，更何况其他年轻人呢？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要么拼命考公（考编）求一份安稳工作，要么躺平甚至啃老。
当然，这与时代变迁有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年轻人只要肯努力并能够抓住机会，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变阶层。现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实现阶层跃迁也难上加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低谷也有可能孕育着新机遇并倒逼创新，因此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
这几年来，社会对年轻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这尤其表现为婴儿出生率的腰斩式下降），可能是他们一种无声的反抗。如何对年轻人“友好”一点？本文试图从社保制度的一个细节入手分析。不过，在讨论之前，为了聚焦问题，可能还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轻人”。
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只用“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事，许多人实际上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都称为“年轻人”。
但是严格来说，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出生的人，是属于不同世代的。王明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这几年虽然人们普遍感觉到过日子都难了，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难的程度不一样。退休一代受影响最小，他们旱涝保收拿着养老金，依然逍遥快活地旅游、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数都有了一定积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时代红利，即使行业不景气，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后的起步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尚年轻，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机遇。
受打击最严重的其实是80后和90后。他们积累少，抗打击能力弱。他们要么面临结婚生子，要么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最重。他们处于事业关键期，如果一个下行周期维持十来年，可能事业黄金期就过去了。
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但是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80后与90后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经44周岁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岁了，而35岁在中国具有众所周知的特别含义。因此尽管80后仍然可以说还是年轻人，但他们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属于最典型的“压力世代”。相比之下，90后（特别是95后）中有一些人还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顶梁柱，因为他们的父母有不少还是壮年，因此90后万一失业了，如果放得下身段，还是有后盾支持的。
第二，00后也没有那么“从容”。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更难的，因为80后、90后毕竟仍有机会抓住时代的部分红利（或至少是红利的尾巴），而00后则更有可能落入类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能跻身精英阶层的，是为数不多的、经过激烈竞争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保持父辈的阶层地位。
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应届毕业生集中招聘”，即企业每年统一招聘应届毕业生、并集中开展职业培训的雇佣传统，导致“应届毕业生”身份成了求职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年轻人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便很难再找到正式工作。
这种“往届生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
如果不能以应届生的身份正式就业，那么以后再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无法在毕业之后立即就业，雇主可能会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他又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雇主可能会觉得他不如应届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国的考公（编）、考研热，也与此相关。
因此，一个制度是不是对“年轻人友好”，也许最集中体现在了它对年轻人中头尾两个群体的“态度”上面：一是未能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的“头部年轻人”，二是35岁之后失业的“尾部年轻人”。
上面讨论了，“往届生歧视”和“35岁歧视”的存在，使年轻人中一头一尾两个群体的（再）就业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本节将讨论，现有的社保制度，对这两个年轻人群体的（再）就业可能也不是特别友好的。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增长5.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余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应数据，例如2023年，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7.18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9.42万元。
社会平均工资是税前工资，将其换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1.43万元，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7800元。
社会平均工资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是：国家规定，各省份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对于这个指标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平均工资只是在职人员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失业人员是不统计在内的。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低薪员工大量失业，同时保住工作的高薪员工也降薪，但是最终根据仍然在职的人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反而会上升。因此，平均工资的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资核定社保基数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就业。以某直辖市为例，从2023年7月1日起，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定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设一个年轻人为了就业，愿意接受最低工资，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该市的政策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由雇主承担包括由员工支付的部分在内的全部社保费用，雇主和个人都必须支付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用，雇主还需要支付工伤保险（费率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计），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全部社保费用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这就是说，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与员工的工资基本相当。
社保费用占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难鼓励雇主雇佣更多员工。
更一般地说，社保费用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种工薪税，根据平均工资来划定缴费基数，并要求实际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雇主也必须至少按最低基数缴费，相当于对收入较低的人反而要多征税，这也许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友好的，对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年轻人最大的帮助可能是帮助他们（再）就业。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稳定就业上，对稳定中国经济、帮助年轻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许，通过提供财政补助、让社保对年轻人更友好一点来促进就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
最近好几次在对话里，见到类似的思路。譬如
：你不用担心瓶盖的密封是不是靠谱，泡在洪水里是否受污染。这个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制造商都在卷。如果某一家做的不靠谱，被人发现了，它家自然会倒闭的。所以大家都会靠谱的。
又或者
：手游公司肯定会出这个角色的，毕竟很多人想要。公司要赚钱的啊。
这样的思路并不难反驳，譬如
但我更关心的，不是这些话题本身是什么答案，而是，说话的人，是怎样不暇思索地，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的？——或者说，潜意识里以为祭起了这个思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毕竟，在这种思路的对话里，近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在上海疫情封城期间）过的很好啊。毕竟，只要小区物业想赚钱，他们终归会想方设法提供各种服务，把我们照顾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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