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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ten Sabbati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听【随机波动 134：一边做官一边自省是可能的吗】，来宾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作者杨素秋，作为陕西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在某种政府轮值体系下，到西安市碑林区做了一年的文旅副局长，在这一年间，创建了碑林区的第一座图书馆。在布置图书馆，尤其是选书的过程中，坚持品味，拒绝了各种以回扣为主的劣质书商。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她在建馆过程中，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吐槽。
听播客的时候，我一直在走神。思考的东西和播客内容关系不大：关于在体制内生存，同时还有「良知」的人，我对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态度有什么变化？他们和我，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 or 距离呢？
随着进入体制成为一种，在利己乃至求生的维度上，越来越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它太普及了，于是，它所伴随的（在我的同温层面上的）罪孽感、耻辱感，反而没有多年前那么重了。一些三观基本靠谱的人，也选择了进入体制工作。他们或者听家里安排、随波逐流，或者也有一些鸡贼谋利的心思，或者……在其它层面烦扰的事情太多了，在这一方面也就无所谓怎样了。然后，这群人在日常工作环境中，一方面确实承受了体制环境的痛苦；另一方面，会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和视角，对体制进行更多的观察和感受。就像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吐槽，就像播客里对《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评价：一本难得的，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描绘官僚系统的田野笔记。
作者谈到自己在文旅局挂靠一年时的心态，和我的一些工作经历有点像，——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于是和那些必须依赖这个系统而生存的人，心态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在很多地方，我是抱着「围观顺便领一份薪水」的态度工作的，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辞职离开，我不会迫于，为了让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长久待下去，而去做一些更深的改变。于是我无所谓会哟一些个性张扬、或者相对于环境出格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会获得那些在体制内生存而三观还 ok 的人的欣赏、赞扬、甚至共鸣。于是我们日常的聊天内容，也可以更多彩一些，即使在国委办公室里，也能找到这样的人。某种意义上讲，体制内这样的人多了，可能体制也会随之而改变吧？——打住！最后这句属于过分意淫了，不可能的。
然而，其实和这样的人，还是能够感到一种隔阂的。我不是在说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是（人生历险 vs 稳妥过日子）这样的方面。他们可能刚毕业就结婚，可能是妈宝男，或者老公家里有钱……虽然对方也会口头上感慨，说羡慕我的生活方式，但我能看出，那显然不会是对方的选择。——这些当然也不会影响我们在办公室日常闲侃，但有时遇到一些，不涉及立场，却展现出（激情 vs 保守）的小事时，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
二三十年前，还没那么多被互联网揭露出的社会事件，大家还不怎么谈政治的时候，我和他们的各种生活方式上的分歧，就始终存在，渐行渐远。而这些年，只是在政治、性别意识……等方面，又新加了一层层滤网。大多数人，连这些新滤网都无法通过，于是，能够体会生活方式分歧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我最近反思后发觉，自己似乎把政治、性别等这些方面的同温层，看得过于决定性了？这些确实很重要，是做朋友，不，是做人的基本标准，但满足了这些维度的人，也未必就能快乐地玩耍到一起。那些几十年间被掩盖的分歧，没什么机会去触碰的分歧，其实都还在。
上面的想法，是我听播客时就有了的。但我坚持等到，把那本《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读过，再来整理确认那些文字。不然，只凭播客里的访谈，就说和作者有共鸣，或者匆匆标榜出距离，感觉都很奇怪。因为我在听播客时，也能感觉出，作者和《随机波动》的主播们，有些微妙的频道差异，经常是这一方兴高采烈提起某个话题，另一方不感兴趣就岔开了。总之经常有不对劲的地方。
书写的不错。后半段塞了很多文化随笔，和主题关系不大，但前面那些吐槽官僚，和筹划图书馆的部分，很好看的，推荐去读。但我意识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了。作者经常反思，对于自己占据权力高位，是否会迷失的自省或自嘲。在遵照上级指示，去各种店面视察时，一边吐槽，一边也尽量应付了事。但在新冠疫情期间，检查酒店是否非法采买海外生鲜时，格外严格、敏锐，文中隐隐为自己能揪出不法商贩而自矜。大概作者是按部就班，家庭美满，于是比较惜命的人，遇到真正在乎的场合，潜意识就直接站在了权力的那一边。——我可以选择不使用手里的权力，但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把它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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